黄崇森：温州历史上的两种特产（三）

三、温州精神中婊子味和汉奸气

在中国的这块土地上，从来不缺乏盲目地热爱家乡的人，因此我们的历史通常就是祖先的光荣史。我们的先人勤劳勇敢、聪明善良，我们的这个地方奇山秀水，曾经是“东南小邹鲁”，文明之邦。在很多地方，这是我们的自我表述。当然，从某一方面说，这也没错。只是如果做为一种客观、全面的认识，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如果真的有所谓的历史和文化的基因传承到我们的血液，就不仅仅是光荣的历史和文化，它肯定还包括一些我们平时不愿正视的东西。

因此，如果真的有什么“温州精神”的话，那么，我想这当中肯定也包含着相当份量的婊子味和汉奸气。

虽然婊子和汉奸是两种性质非常不同的事物或现象，但他们的背后有共同的“信仰基础”，像有牛顿的第一定律一样，这也可以说这是温州人的第一定理：“有奶便是娘”。婊子信仰的“奶”是钱，谁愿意出适当的价格我就把自己卖给谁；汉奸信仰的“奶”是拳头，谁他妈的拳头大我就给谁当奴才。而对于温州人来说最高的信仰就是钱和权力。金钱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权力的中心就是真理的中心。也许有人会说，其他地方的人也这样啊。是的，在权贵资本主义的洗礼下，现在没有几个人能逃得过这人类有史以来最无耻的“核心价值”的控制，但是也没有其他地方的人比温州人做得极致，做得这么赤裸裸，做得这么大义凛然！

因此在温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婊子味和汉奸气。在温州，政治的腐败人所众知，从几年前出逃的杨秀珠，到不久前出逃的杨湘洪，从“逃跑门”到“差价门”，这相当数量的腐败行为，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也可以说，杨秀珠和杨湘洪这“二杨”是温州婊子文化和汉奸文化的“优秀传人”。在一个单位或部门中，领导往往亲近那些有婊子味和汉奸气的人，一个人要升迁也往往要学一些婊子作风和汉奸作风。一个女性成为领导的婊子，一个男性成为领导的奴才，不但不觉得丢脸，并且还成为他们在社会上通行无阻的“特殊通行证”。

在商业上，婊子作风和汉奸作风就更不用说了，在温州，商业行为有时候说白了就是“如何服待权势并从中获得奖赏”的艺术。当然，我们也不能一棍子把所有的人打死，是有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发家致富的，但如果不遵从温州式的潜规则，要么你赚得是一些小钱，一些辛苦钱。而如果你要用这些小钱，这些辛苦钱换成大钱，你最终还是要学会如何服待权势，学会做婊子，学会当奴才。惟一的区别无非是有人勉为其难，有人乐此不疲。

文化人从事的是一些精神领域的生产，因此按道理说，也更应该看重精神价值，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温州一个文化人值不值得尊重，关键是他“混得好不好”，而“混得好不好”的标志就是他是不是当上了一官半职，赚得钱多不多。从没有人认真问一问这个文化人本行的“手艺”到底是不是值得我们尊重。或者说，有时候大家往往把混到一官半职的人，就当成是“手艺”好的人。也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温州“清高”变成了贬义词。在我看来，“清高”是一个文化人立身的基石。当然，“清高”不是与世隔绝，不是不理世务，更不是不管家人死活一个人逍遥。“清高”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清高”是君子爱荣誉也是取之有道。而我身边的文化人，时不时做出贿赂上面、欺骗朋友兄弟的行为，变成了文化领域的“奸商”和“掮客”。

在温州，这婊子味和汉奸气已渗透到每一个群体中，让朋友之间的关系畸形，亲戚之间的关系畸形，同学之间的关系畸形。最终形成一个极不健康的社会肌体，不但毒害我们自己的生活，也毒害我们自己的子孙后代。

这婊子味和汉奸气，给温州带来缺德的社会管理和社会关系，极大地促成了温州人道德的堕落。在这种婊子味和汉奸气的作风和统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没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洁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这种作风的治理下，除了极少数坚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们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数人都已趋于取巧、投机、幸进、不守信用、不负责任、不讲公道、强凶霸道、为劣作恶。在这种混乱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标，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结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会的风气愈来愈坏。

如果把这婊子味和汉奸气比喻成温州无所不在的空气，那么我们每一个人都在所难免多多少少沾上一些，当然也包括我在内。

——转自黄崇森（印第安人）博客，全文完

黄崇森：温州历史上的两种特产（二）

     二、有关温州汉奸的一些史实

    每当异族入侵时，总会出现一些真真假假的汉奸，这是党和人民都无办法的事，因为怕死也是正常的心理反应。但在温州的历史上，有一个时期汉奸可以说是大面积爆发，并且出现了几个“很顶尖”的角色，引起当时社会和后人的惊奇。

    那就是在民国的抗日战争时期，温州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一下子就“贡献”了三个响当当的汉奸：高宗武（后来反水）、梅思平和傅式说。

    现在让我们来年看看这三人的“光荣汉奸史”。

    高宗武是汪精卫伪政府早期的核心人物。他1906年出生于乐清，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历史系，可以说是个日本通，后进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1935年11月，汪精卫遇刺赴法国疗治，由张群接长外交部。高宗武办成平津与“满州国”通邮通车，协助宋哲元、秦德纯与日方交涉“华北增兵”，升为外交部亚洲司司长。1938年11月，高宗武、梅思平偕周隆庠（外交部情报司日本科科长），代表汪精卫到上海，在虹口公园附近的重光堂与日方今井武夫、伊藤芳男、犬养健等一干鸟人会谈，达成了《日支协议记录》、《日支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及《日支秘密协议记录》。这些狗屎文件的核心是缔结中日共同防共协定、中国承认伪满州国、中国承认日本在经济提携方面有优先特权等等内容，用现在的说法就是签定了卖国的协议。有关高宗武的这段历史，不少书有详尽的描写，我不在这里多说（不久前他还在国内出版了回忆录）。

    据说高宗武有个代号叫渡边，日本当局将策反汪精卫的工作就定名为“渡边工作”，于是后来有历史学家称：他是汪精卫叛国降日的经纪人。由于高宗武的“杰出贡献”，汪兆铭钦定他为“首义”同志（开朝勋臣），享受特殊津贴。1939年9月，在汪记国民党六大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执委常务委员。

    但后来高宗武没有一路走到黑，最终醒悟了过来，1940年1月与陶希圣脱离汪精卫集团，将汪精卫与日本政府秘密签订的卖国条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在媒体向世人公布，揭露了小日本的诱降阴谋，也把汪精卫集团的“猴屁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中一件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史称为“高陶事件”。

    虽然后来高宗武大胆“洗脚上岸”，但前期他的汉奸史还是不能抹杀的。

    再看看梅思平。梅思平是温州永嘉人，毕业于北京大学政治系。他的大学时代很辉煌，据说是五四运动的带头学生之一，火烧赵家楼的第一把火就是他放的。北大毕业后，梅思平任当时在上海最大、在世界也一流的商务印书馆的编辑，后任中央大学、中央政治学校的教授，又以中央政治学校政治系的主任身份充任江宁实验县县长（有点类似于现在的深圳特区，由此看来深圳特区也不是什么新发明），名操一时。1938年他和高宗武潜入上海，与日本代表商讨汪精卫投敌叛国的具体条件和办法，也成了汪伪政权的“开国功臣”。1940年，汪精卫成立了南京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分庭抗礼。梅思平在其间曾历任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组织部部长、工商部部长、实业部部长、浙江省省长、内政部部长等要职。1945年因汉奸罪被捕，1946年9月14日被枪决。

    再看看傅式说。他是温州乐清人，又作傅式悦。1905至1918年他两次赴日本留学，获东京帝国大学工学学士学位。1924年他在上海创办大厦大学，后在国民党政府交通部、财政部任职，1938年投靠汪精卫集团。

    1940年3月他任汪精卫国民政府铁道部部长、汪精卫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日文化协会常务理事兼总干事。1941年后任浙江省省长、清乡委员会驻浙江办事处主任、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浙江分会主任委员、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建设部部长等要职。策划日军在浙江省围剿抗日武装力量，推行保甲制度。1945年任敌产管理委员会委员（委员长周佛海），同年4月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六届指定委员（主席陈公博）。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被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以叛国罪逮捕。1947年与陈公博、褚民谊、王揖唐、梅思平等50余人被处决，终年56岁。

    温州人地方观念很重，这三位大汉奸在汪精卫政府中居高位，是不是也提携了不少温州老乡当小小汉奸？想来多多少少总有一些。而温州当地在抗战的日本占领时期，据说也出了相当不少的小汉奸。

    虽然我没有查过资料，不知道在温州的历史上，譬如在南宋、在宋末元初、在明末清初，温州出过多少汉奸，但光是民国的这三个“顶尖角色”，再加上他们的一大班徒子徒孙，也可以说是那一时期的温州一大“特产”了。

——转自黄崇森（印第安人）博客，未完待续

黄崇森：温州历史上的两种特产（一）

    现在的温州有两种特产：瓯柑和商人。当然，和温州的瓯柑相比，温州商人的名头要大得多，影响力也大得多。近年来，他们以巨额现金、不动产、美女及其它硬通货为敲门砖，无孔而不入，并且时不时还要“兴风作浪”一下，以吸引媒体、官员和大众的眼球，不久前大张旗鼓的“2009世界温商领袖(上海)论坛”就是一例。

    而在不远的过去，温州也有两种鼎鼎有名的特产，那就是婊子和汉奸。

    一、有关温州婊子的一些事实

    自从人类有了文明史以来，可能就有了婊子，但在婊子漫长的历史中，有关她们的记载并不丰富，印象中是在明末清初和民国时期，她们才大放异彩。不过那也是在野史、笔记和不太正统的文人诗文中。温州也同样，翻开不同时期各种温州的地方史专业史，她们的身影也虚无缥渺得很。但自从我懂事以来，温州在发展婊子事业上是一直走在全国前列的。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初，有一个和温州有关的词汇风靡全国，那就是“温州发廊”。有一段时间“温州发廊”差不多是遍布全国各地，而温州也输出了大量的青年女性劳动力。“发廊”，按照我们乡下的说法，就是剃头店，但当“发廊”和“温州”这两个字结合，就发生了质变，有很大一部分的“温州发廊”就是变相的妓院。为此，温州一位本土的小说家吴玄还写了一篇小说《发廊》，发表在一些挺有影响的文学刊物上（可以说该同志也为发展、宣传温州的婊子事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只是各级妇联并没有对他进行表彰，后来他就没有再写这方面题材的积极性了）。发展到最后，真正开剃头店的还不敢叫“发廊”，理发业的从业者，有冤无处伸，开店时只好请酸秀才另想新词。

    等温州外出的一部分青年女性，以这种相对低强度并可能有一定愉悦性的劳动获得丰厚的人民币，完成了她们的原始积累。全国其它地方的年轻女性才如梦初醒，逐步加入这一行列，因此，到了后期，很多“温州发廊”其实并不是温州人所开。而当“温州发廊”成为粗加工、低附加值、竞争激烈的低档次性品牌时，温州人又一次开始调整方向，带领一些贫穷山区的温州青年女性又开始向其他的更高级娱乐场所进军。

    在历史上，温州人一向有“绝处逢生”和“化神奇为腐朽”的功夫，“打擦边球”和“钻政策漏洞”都很内行，把“发廊”创新性地转化为妓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明目张胆地开妓院，官方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人民群众和非人民群众是非常需要妓院的，怎么办？碰到死脑筋的人，只有一头撞死算了。但碰到温州式的富有创造性的脑瓜，这不过是小小的脑筋急转弯。挂发廊之名行妓院之实，温州人可以说对中国历史上“挂羊头卖狗肉哲学”领悟得最好的一个族群。在温州人创造性思维的带领下，全国人民一通百通，婊子产业纷纷挂起了“茶座”、“按摩店”、“桑拿”和“美容”等等五花八门的招牌，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一起“起飞”。据说掌管国家语言文字规范化的国家语委最痛恨温州人，因为他们认为是温州人带头把这些词的词义搞乱。此事不知真假，目前待考。

    几年前，有一位温州青年作家到外省的一个省会城市公差，回来后写了一篇文章，大意是说那个地方的人在温州不是“做坏子”就是当婊子，于是这个省的在温人士大怒，有人喊出要花20万元买这位青年作家的一支手。其实，这个省的在温人士是不了解温州的历史，如果了解了，就知道温州在婊子这个行业上也是领先全国的，大可不必动肝火。诚然，现在的温州娱乐场所或者说欢场中，基本都是外省籍的“优秀女青年”，但这并不等于温州本地的“优秀女青年”已经没人从事这一行业，只不过她们的数量是否比以前减少了，现在都在那些地方“混饭”吃，行外人不太了解而已（当然，近两年来婊子行业的发展形势很快，据有些演员也是婊子的新变种，笔者也是不了解，因此不好瞎说）。并且现在一部分温州人已经是相当相当有钱了，谁敢得罪他们，说温州出婊子。但如果我们面对事实，鉴于温州人在这一行业的领先性和创造性，因此把它说成是温州曾经的一大特产，我想也不是太过分。

    当然，做为“特产”，要有一定的历史性，但前文我已说到，中国人是死要面子的，对有些事实往往视而不见。温州历史上虽然留下不少文献，但专说婊子产业的我还没有看到，有所涉及的文章我也没有看到，只有吴玄的那篇小说算是比较显眼的文献，但这也是在1980年之后的事。在这之前，我只能猜测在南宋和民国可能是温州婊子业繁荣昌盛的时期，因手头没有具体资料当然也就无从考证。

    现在不少温州人在大力收集温州的历史文献，但愿他们在这方面也有所收获，让后人多了解了解温州历史的真相。

    ——转自黄崇森（印第安人）博客，未完待续

6月22日，乌市儿童公园海狮表演馆，一名驯养员在海狮表演休息期间给它进行“特殊”降温。

6月22日，一市民戴着遮阳帽骑自行车行驶在吐鲁番市街头。当日，新疆吐鲁番气温高达41摄氏度，是入夏来的最高温度。

6月22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游览的游客撑伞避暑。

6月22日在阿克苏市多浪河畔孩子们在戏水纳凉。

6月22日中午，一些市民在吐鲁番市“葡萄长廊”下散步纳凉，躲避高温。

6月23日，一名武汉市民飞身跃入江中。

6月24日，河南洛阳王城动物园的猴子跳水降温。当日，洛阳市遭遇40度以上高温天气。

6月24日，旅客冒酷暑在天津站排队有序进站乘车。

6月24日，银川市街头，行人撑伞遮挡烈日。

6月24日，在银川市街头，一名行人用报纸遮挡烈日。

沈联涛：迎接“不可想象”时代

最近，我认真阅读了一本书，书名叫《难以想象的时代》（哈契特出版社，2009年），作者是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当我看到这本书时，立即想到了雷默2004年在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那篇著名文章——“北京共识：对中国力量的影响力的理解”。他写这篇文章时，正和约翰·桑顿共事，桑顿当时是高盛总裁，后来辞去总裁职务到清华大学执教，后来又担任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主席。

　　雷默可以称得上“神童”，他把物理和生物等不同学科的知识融会贯通，讲述了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他借用“华盛顿共识”的说法，创造了“北京共识”概念。雷默的文章引起了中国精英们的重视，他们想知道，这个年轻的外国人如何总结出这样的“共识”，而他们自己都还没有想到？不过，“北京共识”并没有得到广泛认可，因为还没有人提出一套公认的能够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

　　现在，雷默在基辛格顾问公司工作，每年在纽约和北京各待一段时间。基辛格被认为是自梅特涅（Metternich）以来最善于纵横捭阖的外交家，和他共事一定让雷默受益匪浅，因为他写的这本书跨越恐怖主义、硅谷、间谍、物理和任天堂，解释了这个时代为什么是不可想象的。他以颇具戏剧性的手法，讲述了一个生动的故事，以说明在这个时代，不可想象的事情是如何不可避免地发生的。

　　书中阐述的原理出奇地简单：最聪明的知识分子还在使用过时的工具，学习过去的思想。最糟糕的是，他们只对能够理解的问题感兴趣，而忽略不懂的东西。这里引用雷默书中的一段话：“我们的很多领导者缺乏表达能力、创造性和革命精神，而这些是时代需要的。在许多情况下，他们被权力、地位和威望严重腐蚀。换句话说，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把自己的未来交给了这些被眼前景象所迷惑的领导者。”

　　换言之，这并不单单是不可想象的时代，更主要的是一个不愿想象与信服的时代。

雷默这本书的中心思想是简单而不普通的常识，“在充满惊奇和创新的变革时代，你需要像一个革命者那样去思考和行动。”

　　西方的“婴儿潮”一代经历过1968年的街头示威，随后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至今不明白，互联网已彻底改变了这个世界。

　　在我们的父辈一代，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人上过大学。今天，已有20％－30％的人接受高等教育，那么，社会公众应该谴责教育质量下降吗？其实，这种下降无足深怪。每一代人中都会有相当数量的天才和傻瓜。“婴儿潮”一代虽然造就了极大的繁荣，但也创造了巨大的泡沫，这个泡沫的破灭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已经让一半的养老金灰飞烟灭。这要感谢格林斯潘先生。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互联网和手机极大方便了我们的沟通，使普通人也可以组建民间智库，其数量远远超过传统的权力中心，因为权力中心往往只是由少数精英构成。这是人际网络的效应。为了说明人际网络的重要性，雷默描述了黎巴嫩真主党如何使用人际关系网络，骗过了以色列最好的间谍卫星，让他们的地面进攻陷于停滞。他还使用了任天堂的例子，说明任天堂游戏机Wii是怎样击败索尼PS3和微软Xbox的，尽管后者拥有更先进的技术。任天堂成功的原因在于，他们在开发技术时，充分考虑了人们的心理需求。在消费时代，抓住消费者心理的商家才能是最后的赢家。

　　今天，大多数大公司和政府机构都还不明白这一点，他们并没有和公众保持紧密联系。日本公司制造出了非常先进的汽车和照相机，远远超过普通人的需要。但是，我只想要一个按按快门就可以照相的傻瓜式相机，不需要有6000种组合以及高速、变焦和高像素。知识精英还认为，报纸仍然对人们有很大影响，然而，现在大量的、最及时的消息是通过互联网和手机短信传播的。

　　雷默在书中提出了很多令人困惑的问题，这些问题显然都没有简单的答案。因为科学知识发展越来越专精，传播也越来越快，已经难以出现从前那样的百科全书式的巨匠，甚至某一领域的集大成者也越来越少。尽管每年都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没有人能拥有凯恩斯在经济学领域曾有的地位，他的思想在20世纪30年代曾经主导经济学界。

巨人的时代已经结束。迎接我们的是维基百科时代，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智慧超过其他人的总和，每个人都可以参与创造我们的社会。全球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以度过当前这个急剧演变而不可想象的时代。

作者为《财经》杂志特约经济学家，香港证监会前主席

温州市区，一企业4名员工因未完成业绩目标，竟在车站大道爬行，“自我惩罚”。围观群众叫他们别爬了，可他们怎么也不听，反叫大家不要管，他们是自愿受惩罚的。有路人说，就算是自愿受罚，也不能影响交通啊。于是有人报警。面对鹿城区公安分局绣山派出所民警的询问，“爬行者”说是履行对公司的承诺，算是一种励志行为吧。

温州市区荷花路工艺礼品街一家专卖店里，一名营业员正在摆弄一架老式的留声机，唱机里此时正播放着古典音乐。这种复古留声机主要使用老式黑胶片播放音乐，有些机型还加装了DVD、CD唱机功能。店主介绍，留声机售价在5000～15000元，老式的黑胶唱片要百余元一张。但黑胶片播出的音质更显原汁原味，迎合了一些人复古、怀旧的心理，摆在客厅也显得大气。

温州银泰百货盛时表行一名营业员正在展示一只表盘嵌满钻石的瑞士爱彼表，此表标价高达232.2万元，相当于市中心一套百余平方米的商品房售价。据商家反映，5月份瑞士名表展在银泰展出以来，这只表引起了不少人的关注，但暂时还无人出手购买。

盘旋而上

农田

在一水平线

和太阳一起发光

柔和的大地

农作物生生不息

这一出“楼兰姑娘”，才叫艺术。上还有一出“飞天”，惟妙惟肖。

主持人，长得不够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