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一个朋友护送她老公来京学习，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们聊到了信仰。朋友的老公与我同岁，已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但似乎由于朋友并不信佛，还常常拿老公的信仰开玩笑，他对于佛学表达的审慎是我接触过的信教群体中少见的。与他不同，前些日子一个朋友带着她的教内姊妹来看望即将毕业的我，交谈之中，朋友仍不忘游说我随她去教堂走走。一个哥们开玩笑说，“我和主不熟”，使得朋友的兴致大打折扣。也许她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圈外人的不解与玩笑，也许她们有着自己独特地理解世界的方式，也许这种方式使得她们的生活态度与我杰然不同。
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会相信宗教的，因为宗教本身会使人失去自
晚上去问楼管，什么时候清楼。老师傅面无表情地说，明早上起床。与女生的C座相比，我们A座更人性化一点。毕竟，还留给了大伙一个空荡荡的夜。昨天晚上和锐子夫妇吃饭，锐子说，他一毕业就兴奋。我似乎既不兴奋也不伤感，基本上没有情绪波动。
同样是晚上，同门请吃饭，那个地方是我们这样的消费人群望而却步的，那个美丽的服务员的巧舌更是让我们很开心，她简直太会说了，太会劝酒了。原来，我们辛苦读书二十载，却丧失了一些更能让我们生存于这个社会的东西，比如，劝酒、祝福。至少，我丧失了这种能力。而这位我们一致认为可以做空姐的服务员，却几次让我觉得那种祝福是我梦想的，是我期待的。她是如何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抓到我的心理的？这种人不做质化研究，简直太浪费了。几个朋友在席间笑我三句话不离本行，不是解释学就是社会学。也许，三年的硕士生活，留给我的，也就是这种怪异的思维方式了。而事实上，我什么也不懂。
今晚上住进地下室的第一晚，凉爽得有些过头，蚊子极多，七个同班男生居然有四个住进了这个地下迷宫，有一种FRIENDS的感觉。年轻的时候，我们以朋友
文/ 董 轩
尊敬的各位老师、同学：大家好，
首先非常荣幸有此机会代表毕业班全体同学诉说此时、表达此刻。在准备这个发言的时候，我就在想，什么是毕业？毕业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是一个研究问题，那么我们又该用怎样的研究方法去论证它？在过去的三年中，我们自己又用了何种方法完成着这个事关自我的命题？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种哲学；也许，正是这种游走于意识与潜意识之间的哲学，决定着我们对方法的选择，决定着我们对生活的选择，决定着我们对过往与未来的选择。
三年前，我们与梦想携手至此。在这个生产快乐、锻造精英的学院，你我举目，一起眺望思想的版图；在这个团结、鲜活的学术共同体，你我联手，一起聆听书山之巅的悦然清风；在这个浸润百年沧桑的木铎前，你我并肩，共舞一曲追梦伦巴。
三年来，我们与幸福相伴至今。至今记得，奔赴香山，体味秋意的第一次集体出游；至今记得，
来源：许知远《金融时报》专栏
星期天的下午，我在樱园旁的戈雅咖啡再次遇到到这个圆圆脸、笑容甜美的姑娘，与她的几个同学。两天前的夜晚，演讲结束时，她将几份报纸塞进我的手中：“这是我们编的报纸，想和您谈谈。”
他们不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来自不远处的中国地质大学。报纸的名字充满了他们认定的青春情绪——激扬。在入睡前随手翻阅时，我发现它比我想象的有趣得多。从14年前进入大学到现在，我早已习惯了校园报纸与刊物的幼稚和软弱，它们与大学内公共生活的不断劣质化紧密相关。教育者有意让实用主义和娱乐化大行其道，以削弱青年的精神力量，完成非政治化的过程。历史充满了嘲讽，曾经作为主要的变革力量出现在20世纪舞台上的青年学生，到了21世纪彻底退出了公共舞台，他们沦为社会新闻和经济新闻的一个注脚，他们找不到工作，他们去卖猪肉，他们集体开网店，他们出卖青春……武汉大学内的信息公告栏说明了这种转变，在一个岔路口的公告栏上是关于“新闻小姐”与“新闻先生”的评选活动，青年人把自己塞进西
几次想写点什么，几次不知道该写什么，也许这就是词语破碎处，无物可存在。
夜不用熬了，也已经如中药般乌黑油亮。书不用读了，也没法读了，装箱，又不忍，封上又想拆开，在大脑硬盘的深处，闪烁着模糊的名字与页码，我想努力再看得清晰一些，却无奈曲终时刻已然到来。晚上坐在电脑前发呆，空想出许多题目，那是我喜欢的书写方式，用一个玄妙的短语去统领一篇枯涩的深沉。然而，留给我的还有多少时间，去用这种我熟悉的表达铺陈我的思索。也许，屏幕已淡入黑场。
收拾了一上午，满满的书架、铁柜都空了，剩下几本孤独的读物，以及我的满头大汗。“老了”，已不属于我的语言，毕竟这个时代的表达充满了反语。真的老了，就该装年轻去掩饰。如同新周刊的最新策划：无法成长。多年前他们的策划《成人儿童主义》仍让我印象深刻，如今，这些媒体精英，真正的才子们又来书写成长的无奈，的确是一件令人感慨的事情。
毕业是一个吃饭的季节，饭局不断，却已然无酒。这也是老去的表征。如同前些日在蛋蛋网上我回过的一个帖子，“本科不喝酒，能叫读本
节选自《南方人物周刊》
“就你一人啊？” “啊，就我一人，怎么了？” 就这样，百亿富豪丁磊先生穿着黑T恤和牛仔裤，大咧咧地从机场的通道口溜达了出来，背着一个双肩的电脑包，拖着一个黑色拉杆箱。没有墨镜，没有随从，也没有保镖，很酷很阳光。周围的人们看起来谁也不认识这个还很年轻的财富英雄。
他始终是笑眯眯的，一出机场看见中国电信3G的巨幅户外广告，大叫一声：“我靠，这么大。” 户外广告上他在中间，两边是都穿着西装的李开复（Google大中华区总裁）和庄毅礼(Eric Johnson，MSN中国区总裁)。电视广告里丁磊穿着登山服，在一片茶园中，高举一个手机，说：“随时收发邮件、处理公务，3G让手机办公轻松自如。”然后右臂向下一顿，一个yeah的动作。
民国的大学
肖知兴／文
民国的大学离我们这一代人一般都很遥远，偶尔看到有人提起那时代的一些故事，几乎是一种“白头宫女说玄宗”的感觉。民国大学离我个人生活最近的一次是我刚进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博士班的时候。作为班上唯一的华人，唯一的本科毕业生，唯一的上个月还在公司上班的学生，生活、社交的压力之外，我当时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上课听天书，几乎完全不懂！因为入门的几门的好几门必修课都是关于数理分析、定量分析的课程，我十几年前大学打下的那点数学底子，完全不够用。
绝望之中，一个好心的过来人告诉我，要找一个叫Alpha Chiang的人写的Fundamental Methods of
Mathematical Economics
(《数理经济基础方法》)。终于找到这本书，这个不知何方神圣的作者英文表达能力着实了得，抽象、深奥的数学居然被他讲得象故事一样娓娓动听。后来发现，作者竟然是中国人，1927年生，1946年毕业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的蒋中一，哥伦比亚大学博士毕业后，先后在俄州的Denison大学、康州大学教书，现在如果还在世，应该也早已退休了吧。所以，某种意义上讲，蒋中一算是我进入学术行业的第一个领路人。世界上这么多人研
本文全文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9年6月10日19版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教育报》2009年6月
无法盗版的青春
文/ 董 轩
《高考1977》首映的那天，我正在北大校门外闲逛。朋友打电话说，她有两张在北大百年讲堂的首映票，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犹豫再三，我还是婉拒了朋友的好意。大概一周以后，一个同样偶然的机会，我再次与这部电影相遇，这一次，我是坐在空荡荡的礼堂里去努力与电影中的角色“感同身受”的，但是，那一代人的辛酸在我这里终归是一段他人的故事。
2007年是恢复
本文发表于《出版人》专栏
作者简介：董轩，非典型学术民工，资深码字工匠。曾混迹多家媒体，染指社会、文教、财经多个报道领域。其后喜旧厌“新”，投教育社会学门下，研读经典未有成，怀抱理想未见行，遂重操旧业，码字为生，窃喜为转型成功——转一圈回到原型。
文/ 董 轩
我是看了丹尼斯·史密斯的《历史社会学的兴起》之后，才知道埃利亚斯原来更多的是一位历史社会学家。这一认识在王铭铭的《西学中国化的困境》中得到了再次印证。于是，埃利亚斯不再是那个
本文发表于2009年5月20日《中华读书报》第8版
他者眼中的思想群像
文/ 董 轩
前些日子，在北京朝阳区的798艺术工厂，我读到了一群青年艺术家的“个体叙事”。在展区的醒目位置，一个裸体男子若有所思地蹲在一棵苹果树下，在他周围的地上，散落着熟透的苹果。我就站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凝视着他，也被他凝视。在这个名为“个体叙事”的展览中，这种随处可见的艺术张力常常将我撕扯得难于呼吸。一个褪尽文明浮华的男人，在成熟的意象中思考着什么？是对自我的热切求索，还是对过眼云烟的冷峻漠然？也许，作者的构思带有某种解构主义色彩，正如德里达提出的著名问题：是我看着裸体的猫还是猫看着裸体的我？也许，个体叙事即是在客体与主体的界限模糊中被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