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燕成，苗族，中共党员，2004年7月于贵州大学管理系农林经济管理专业毕业，本科学历。作品散见《青年时代》《岁月》《山花》《西部散文家》《中国水利报》《黄河报》《贵州日报》《山东侨报》《黔南日报》等刊物，曾获“首届中国西部散文奖”等奖项，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居贵阳和遵义桐梓两地。现供职于水利部门。
地址：贵阳市西湖巷29号
邮编：55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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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食味》载2008年《岁月》第3期、选《油茶》载2008.1.9《太原日报》
■《乡村儿戏》载2008年《凤岗文艺》第1期
■《乡村草木》载2009年《岁月》第1期（发表时改名《人名草木》）、选《白头婆》载2009.6.18《黔南日报》
■《乡村雨具》选《桐油红伞》《苦蔑斗笠》载2009.11《黄河报》
■《乡村旧俗》选《刨汤》载2009.1.23《贵州日报》、选《赶大戊》载2009年《文化广角》第9期、《风雨桥》（2009夏季卷）、2009年《锦屏文艺》第2期
■《村庄的隐私》载2009年《长河》第6期
■《村庄的物件》选《老枫》和《埂溪》载2009年《高原风》（创刊号）、选《埂溪》载2009.7.25《黄河报》、2009.3.14《黔南日报》（发表时改名《埂溪情思》内容为最初原始稿）、选《草标》载2009.5.22《贵州日报》
……
祭奠那片光明的墓地
——好友JiangYingHui共勉
■刘燕成
今夜的唐朝依然盛开着辉煌的月华
滚滚的流光依然擦过心灵的苍穹
可是，在那遥远的时光流内
你到底为谁在扑捉着什么
清水江今朝的千里白浪
不就是千年前的那朵水花么
在没有凋谢的旧伤里
你到底是要遇见哪片光明的墓地
只要黑夜不死
光明就不可能灭亡
到时光的下一个渡口
祭奠那片光明的墓地吧
心的亮火，安静地插在夜的黑土
血的赤诚，照暖一切仇视暖阳的冷风
让全部黑色的光
兀自洗白天空
（2009.11.9 凌晨 于南明河畔省水利厅旧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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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我手写我心 方能出精品——评《遥远的星空》（第四部）》
作者：何天洋
地址：http://dahetianyang.blog.163.com/blog/static/4958539200932692651428/
《父亲在贵阳》阅读地址：http://www.gz-travel.net/gzxzxh/article.asp?id=469
插曲：2006年10月，《父亲在贵阳》获贵州省首届省直机关青年文艺作品大赛文学类优秀奖
刘燕成的《父亲在贵阳》真实得就像一幅现代浮世绘。文章最值得称道的是它的视角，它包含了“我”作为亲历者的第一人称视角，“我父亲”作为故事主人公的第三人称视角，还有作者刻意设置的一种“陌生化”的视角——被现代都市和所谓主流生活排斥在外的、来自于弱势群体的“他者”的反观视角。正是这种独特的视角，让我们在作者的描述中对早已习以为常、熟视无睹的许多生活场景产生出一种似曾相识又颇觉新鲜的“陌生化”效果。像文中提到的体育馆接人、河滨公园旁住招待所、街头吃稀饭、省医看病、中医学院寻友问诊等等这些地方和场景，都是许多人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但我们也许从来没有认真地去观察过，更没有萌发过描写它的兴致。然而，在此间业已生活多年的作者却像一个初来乍到的访客，用摄像机式的眼睛和笔头，“记录”了父亲到达贵阳后，在这里看病直至离开这整个过程中发生的印象至深的点点滴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貌似流水帐式的叙述中并非盲目的、毫无取舍的客观记录，而是将自己的好恶和观点隐藏于“客观的”叙述之后，用一种伪装出来的“零度叙述”冷静地刻写出父亲的勤劳、节俭和本分，还有代表着遥远乡村的父亲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都市之间的隔膜甚至对立。文章的高潮也是文章笔透纸背之处就在到中医学院寻友问诊一段，它将现在那些不学无术、故作姿态、唯利是图、草菅人命的“医学专家”们的内幕和丑态，彻底地暴露在读者的面前。而文章随即提到了《本草纲目》，更使作者隐含的针砭态度呼之欲出。
尽管文章在语言上平淡无奇，叙事上也可谓平铺直叙，但文章并不难读，相反，读过之后还颇有感触。这是为什么呢？除了上面提到的视角而外，最重要的就在于它无与伦比的真实，那种和贾樟柯早期地下电影一样的、摄像机式的忠实的记录风格，还有字里行间那种《儒林外史》式的辛辣讽刺，它不仅显示了作者观察生活的细致和描摹现实世界的功力，还显露出作者那颗还未完全被现代都市同化和麻木的心！
补记：很有幸得我的水利好友李锟作家的关注和推荐，散文《乡村雨具》（没有修改前的原始稿）之《桐油红伞》和《苦蔑斗笠》以《桐油红伞（外一篇）》为题发表在2009-11《黄河报》。《桐油红伞（外一篇）》阅读地址：http://www.yrcc.gov.cn/wenhua/wxyc/200911/t20091103_68041.htm
题目：《在泥泞中爬涉 在寒夜里进步》——读巴佬散文集《心痕》
作者：凝心
刊登：《杉乡文学》（2009第4期）[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2-1272 国内统一刊号：CN 52-1041/I]
题目：《金凤出嫁》
作者：刘燕成
刊登：《中国水利报》（2009-9-24）
题目：《父亲》
作者：刘燕成
刊登：《三省坡》（2009第？期，已收到稿费）
难忘锦里
文/刘燕成
回到贵阳快一个月了，但在成都锦里古街所看到的美丽景象，依旧浮现在眼前，抹之不去。我还“困”在这条被世人称为“西南第一街”的石道里，我的思绪一直停留在锦里古街的茶坊、客栈、酒楼、戏台，那些隐藏在木楼里的琳琅满目的工艺品或民族服饰，那些穿梭在茶楼内的倾城倾国的蓉城姑娘……我的灵魂就这样被一条街勾了去。
这条叫我一见钟情的古街只不过350来米长，位于四川省成都市武侯祠旁，是成都市首座以传统川西古镇为建筑风格的旅游休闲街区。街边也尽是些茶坊、客栈、酒楼、酒吧、戏台、各种风味小吃、工艺品、土特产等等。听说那古戏台将定期上演川戏的经典剧目，戏台前会定期放映坝坝电影、或者以特色小摊的方式举行民间艺人的展演（如糖画、捏泥人、剪纸表演、皮影表演、西洋镜等）。那天，在那古老的石墙下，我看见一位黄头发老外，在为游客作画。他画的是漫画，现场绘制，只可惜我英语学得不好，至今已记不得他的大名了，只是听导游介绍说，他是克林顿总统亲自签名授予过美誉的民族漫画家，这样一个有名的艺人，却钟情于中国，痴迷于蓉城，在锦里古街一隅，用他的巧手，绘制着中国人的笑脸，可想，对于锦里古街的留恋，他算得是真的。
去了成都，是不可不谈小吃的，不过锦里古街那品目繁多的小吃，我惟独喜欢肥肠粉，热腾腾的，端上桌面来，和着先前淌在嘴里的口水一起吞下去，那才叫爽得来劲呢。当然，锦里的三大炮、军屯锅魁、糖油果子、张飞牛肉也蛮不错的，只可惜我的肚子已经实在撑不下去了，于是盘算着下次再去吃个够。
在成都锦里古镇，可以看见川西仿古建筑，青石板小路，大红的灯笼，黑瓦、灰墙、青苔、翠竹、酒肆、戏楼、鸡公车、雕花栏，于是在锦里的古街巷，我们感受得到川西悠久的古风民情，以及遮盖在历史烙印下的无声无息的青石板。那时的金戈铁马早已不在了，惟独这些沉积着历史和岁月的青石板犹如历经沧的老者，沉入静默，守望着这片古老的家园，守望着那如诗如画的锦里。
写给姑父乔迁新居的字（2008年），2009年国庆拍照。
亲人书
□刘燕成（苗族）
盲人祖父
我喜欢把祖父那一辈算作家史的开端，毕竟祖父以上的祖先我无缘见识。甚至我的祖父也是在我刚刚滋长记忆的年龄时去世的。那大概是在一九八五年腊月的某个夜半，祖母慌慌张张地将病重的祖父搂出了堂屋，悲天唤地地呼喊着祖父的外名，可祖父再也听不见别人的哭泣。母亲和我的二娘急忙将还沉睡在梦里的我们几个小孩叫起了床，然后来到堂屋哭祖父，隔壁和寨子上的人闻得哭声，便陆陆续续赶到我家。记得那时我缠着母亲的衣角，惊恐得死死抱住母亲的腿，只敢斜眼打探祖父。
很小的时候就听到父亲酒后零零星星吐出一些关于家史的故事，长大了才渐渐地将这些故事整理成记忆，使得今天从我记忆中走来的家史方有血有肉，可惜的是这些记忆断断续续地，难以成章成节。在我的这些记忆里，关于高曾祖父的故事，已经近乎为零了，只是依稀记得别人说过，我家在我的高曾祖父那个时代是大富人家，可惜没有传后的男丁。曾祖父是八个月大的时候从家族中的另一条血脉抱养过来的，他依仗高曾祖父雄厚的家底，从不愿意参加苦力劳动，然而却生得有一个善于敛财的头脑，他常常将手里节余下来的银子拿去购置田产或土地，于便家业越来越雄旺了，直至后来害怕被扣上地主的帽子，向亲戚和朋友到处赠送田产和土地，却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里终究是被扣上了富农的高帽子。在那个宽裕的家境里，曾祖父是不参加劳动的，他整日把玩猎枪和弓箭，甚为潇洒。
祖父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里长大的，但是这个宽裕的家境在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开始败落。那时祖父十四岁，贪玩的他不顾身上患有重疾（听说是中了“油麻病”），逃到村口的小溪里游泳，回家后浑身长出油豆来，直到油豆长到了眼皮上，殃及了他的双眼，祖父由是成了盲人。似若一只臭虫打脏了一锅汤，祖父开始搅浑了那个美好的大家庭。
紧接着便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了。
我从历史课本里依旧看得出那时作为社会负面人物的祖父是怎样的经受了时代和世道的摧残，在那个“打富济贫”的艰难岁月，我不知道那个富裕以后从来不参加苦力劳动的曾祖父是怎样被别人指着鼻子辱骂甚至是拳打脚踢的，我更不敢深入地想象那个双目失明的祖父是如何经历着降临在他头上的那些风雨。隐隐约约地，那些大多来自祖母和父亲关于家史的闲谈里的故事渐渐清晰起来。在一年中秋月圆之际，祖母递给我一圆月饼而被我丢弃在了屋檐沟的水泥塘里，满以为那个举家团聚的中秋，可以听到更多关于祖父的故事，谁知道祖母却用一圆月饼来打发我早点入睡，我哭闹着怎么也不愿意睡去，我对于家史的那种好奇和对于祖辈的认知欲望使我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吃惊。作为一个毛小孩，我干吗要去问那么多关于祖先的故事呢。恰恰因为这样，父亲很看重我的脑瓜子，每次，只要父亲喝了一小点酒，微微有些醉意之际，他便会和我谈起过去的祖先，并且极富深情！
祖父一共讨了两个老婆，祖父的大老婆没有与祖父生养有后人，她是因为忍受不了政治运动中的打压和批斗，愤愤然离开了我家的，最后还加入了政治热潮中去，成为批斗和打压祖父的“英雄”。祖父因为双目失明而得到不少人同情，加上批斗归批斗，那个富裕的家底到底还是存在的，所以才有了祖母的到来，才有了我们这一家子人！
在我那朦朦胧胧的记忆里，我依然记得有一个矮墩墩的老太婆常常在我家进进出出，而且每次她到我家都要住上三五日方才离去，我还常常听得我的二叔、三叔和我的大满（大姑）他们唤那老太婆做“娘”，更加让我坚信祖父有一个大老婆的事是在那个放晚学回家的傍晚，一位家族堂叔急匆匆地跑进我家，他告诉父亲我的大祖母因为上老家对面的龙凤山敬菩萨时不小心从山梁悬崖落入峡谷而身亡，叫父亲赶紧过去收尸，父亲拔腿便冲出了家门，邀上我的二叔和三叔直奔龙凤山。
其实，关于那个矮敦敦的老太婆，最初我是不打算用太多的笔墨来描述她的，毕竟她对于祖父而言，是一个背信弃义的女子，更可恨的是她曾经狠下心来整治和打压过我的祖父和祖母，只是祖父和祖母一生善良，没有去计较过去那些太多的苦痛和不快，而且那老太婆离开祖父后，也未曾生过小孩，她的男人又因为酗酒成瘾而过早地死在了酒上，她孤零零地过着她的后半辈子。再说那个社会背景是那样的污浊，一切都是一刀切，一切都以阶级斗争为纲，大潮流若此，也不能全怪罪在一个老太婆身上。这样说去，我倒也同情起那个记忆里矮墩墩的老太婆来了。
待到我长大一点后，祖母常常喜欢伸出她那双粗若松皮的手，一揽手便将我抱入了怀里，我也常常趁祖母闲空无事的时候打探关于她和祖父以及祖父另外的那个女人。童言无忌，祖母倒也没觉得什么地方不高兴的，她反而口若悬河般滔滔不绝地向我侃起那些久远的往事来。祖母曾经毫不掩饰地说，在那个饥荒成灾的年代，她们根本就不敢有什么多余的贪图欲念，有粮食来填饱肚子便是最大的奢望，于是，她义无反顾地从一个贫农家庭走向了富农之子的祖父，做了祖父的二妻，却未曾想到，那时的政治运动是多么的恶劣，作为贫农的祖母“享受”到的却是富农的灾难，说着说着，祖母便泪如泉涌，泣不成声。
祖母的苦痛，我的盲人祖父从未曾帮她分担过，双目失明的祖父，他到底能帮助祖母干些什么呢，恐怕祖母从下定决心嫁给他的那天起都未曾奢望过。我以为祖父的最大功劳仅仅是让我们那个大家庭有了血脉相传的炉火，其余，祖父便没别的可以让我记忆的了。
不过，到了我上小学的时候，祖母常常指着我左手臂的一枚伤疤说，“那就是你瞎子爷爷留给你的”。这么一说，关于祖父的记忆似乎更加清晰起来了，记得那时候我是最惹人厌的家伙，不光脸上患有一种被当地老百姓称为“观音虫”的孽疾，还常常在左邻右舍的菜园里犯事，偷吃人家的黄瓜或红苕。那时候我以为祖父是看不见我们的，常常趁他烤糍粑作餐时，溜进他的屋子里将他烤熟的糍粑塞进自己的馋嘴里，这便惹火了祖父，他抽出烧得通红的铁夹追打我，由是而给我烙下了一枚永远的伤痕。我以为，这枚疤痕是祖父留给我永生的记忆，直到现在，每每当我看见别人的幸福而眼红之际，我便抬起自己的左手，看一眼祖父烙下的疤痕，我就记起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捉”的古训。
其实我应感激祖父，感激他为我们留下了一家血浓于水的亲人，感激他留给我一枚永远的疤印！
祖母的故事
我一直认为祖母是存在于传说中的，她首先放弃了她那个特定时代背景下的贫农身份，去替代本应该属于另外一个女人所应该承担的富农的“恶果”，她把她传奇的一生献给了一个双目失明的男人，并且，她一手顶着“打富济贫”的“时代主题”对她的无辜灾难，她奇迹般地在饥荒成灾的岁月里传承了我那风雨飘摇的一家子亲人，我一直以为，祖母是我心里面的一个伟大的女人！
祖母姓潘，名丙妹，或者根本就没有名，祖母说，她出生的时候恰好是丙时，于是我那以道士法师闻名于湘黔“四十八寨”的外曾祖父便给她取了这个直截了当的名字，在老家，从古至今，都有对女性统称为妹的习惯，丙时出生的祖母，因此而唤作丙妹。无奈的是尽管当时外曾祖父手里有一门“讨饭”的手艺，却因为祖母兄弟姊妹多，家境频频告急，紧接着便是大外祖父跟随了曾外祖父去学艺，他们父子俩常常寻着别人的白喜而揽来生意，以帮别人做道场换来的银子或谷米养糊着一家人，终于因为操劳过度，外曾祖父又过早地离开了我的祖母，离开了他眷眷不舍的道士门路和那个世界。祖母的那个家更加贫贱起来了，直到祖母下嫁到了我家，得了我的祖父救济，日子过得稍微好了一些。幺外祖父那时也长大，跟随国民政府的军队，做了“壮丁”，后来又成了正儿八经的国民军和援朝志愿军。这是我一直很纳闷的心结，关于幺外祖父如何从壮丁到国民军再到志愿军的过程，似乎没有一个可以教我信服的证据。因为历史课本里关于壮丁的叙说几乎可以忽略，倒是反面意义上的国民军占去了大半个史册，这大概就是使得我们打小就憎恨国民军的缘故，从小我们便认为国民党就是反动派，反动派就是国民党。
我常常“引诱”祖母和我摆谈幺外祖父当兵的故事，但祖母似乎心里隐忍着某种疼痛，她总是不愿过多地提及幺外祖父，甚至是回避幺外祖父当兵的那段历史，她只是告诉过我，幺外祖父常常会在夜半三更陪伴着她一起来我家，那时候阶级斗争已经闹得沸沸扬扬的了，整个社会几乎乌烟瘴气。祖母的娘家属于贫农，我家属于富农，两个阶层简直天壤之别，祖母害怕别人半路将她拦截回去，只好半夜三更夜清人静之时出门。幺外祖父虽然当时还是个壮丁，但手里有猎枪，且他胆子大，枪法准，行夜路有他作陪最安全，祖母说他们常常在夜里遇到狮子和老虎，但只要幺外祖父一抬枪，那些凶猛的野货便吓得魂飞胆散，四处逃窜。很多时候，我以为祖母说的都像是编造的故事，直到那个偶然的夜晚，我躲在幺外祖父的身后抚弄他一向喜欢挂在身边的猎枪，幺外祖父便转过脸，对着我说，“宝崽，看，我脚板心那个洞就事美国佬打的”。只见幺外祖父抬起了脚杆，在灯光下扬了几下，我真发现他脚板心有一个圆形洞口，灯光正从脚板背面穿射而来，刹那间，我似若看见那浓烟滚滚的战场，刀枪血雨正从身边滑落，那些教人心惊胆寒的战斗机震耳欲聋。
原来，祖母决口不提的是因为幺外祖父脚板心得那个枪洞，那个神秘的洞口留给我许多疑神疑鬼的想象。我曾经无数次好奇的盘问祖母，既然幺外祖父当过兵打过仗，那为何没有像刘伯承那样当将军呢。小学课本里还有一个叫刘胡兰的名字教我感到无限温暖，那时候我恨崇拜当战士的刘家人，或者说我很崇拜战争，课本里那些从战场上站起来的英雄或者倒下去的烈士常常教我无比的崇敬，这些英雄们很容易激荡起我幼小的心灵，所以在我们玩迷藏的时候我常常扮演的是英雄的形象。学完王二小那课后，我曾无数次不厌其烦地向祖母说起课本里的王二小是如何放牛如何给敌人带路，然后如何壮烈地牺牲，祖母似乎也听得认真，她卷起身上的围裙，拍拍手上的黄土，伸出双手一揽便将我抱到了怀里，还一个劲地吮吸我脸上横七竖八的鼻涕，直夸我会讲故事，聪颖，长大了不得了。
后来我才明白幺外祖父那个脚板心里的枪洞是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留下来的，但幺外祖父并未若此而受到过任何恩待，他转业回家后，没有领过任何工资或补贴。那时候，祖母看见幺外祖父一个大活人从战场上回来，高兴得无以言喻，姐弟俩久久地抱成一团哭了好一阵，祖母劝幺外祖父，回来了就好，不要再贪求什么，好好做个农民，若此，幺外祖父直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向政府伸过手，以至于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幺外祖父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英雄。
呜呼，英雄已去矣，在无数次想起祖母的时候，我并一同想起了幺外祖父，只是我对于祖母的回忆要比幺外祖父多，毕竟祖母在我生命中呈现的时间要比幺外祖父更多一些，甚至，在我那挚爱的母亲离我而去之后的七年里，祖母都一直陪伴在我身边，她目睹着我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孩到一个让她引以为傲的大学生。祖母认为那是多么传奇的一件事。
那已经是2000年9月10日的往事了，家族中的人得知我考上了大学，都纷纷自发地前来祝贺，几个堂叔从乡场上买来炮火，从村口一直鸣炮到我家门口，在那个生我养我的村庄，没有哪一家的哪一次酒席搞得若此隆重壮观的。我看见祖母心里乐呵呵的，她整天露着笑容，逢人便说她的“河河”（我的乳名）考上大学了，那样子，乐滋滋地，似乎有说不完的喜悦。那天晚上，祖母被客人推上了挨神龛的上席，她依旧乐滋滋地接过别人敬来的米酒，豪迈地一口饮尽，那模样根本就不像一个接近八十高龄的老人，倒更像一个幼稚的小孩来了。祖母乐呵呵地语无伦次地说起了一些过往的旧事，说到高兴处便哈哈长笑，言及伤心处便泣不成声。祖母还谈到了我的母亲，祖母说要是母亲还在，肯定会比她更高兴的，然而那只不过是一个假想而已，母亲早已远远地去了。不幸的人们，总是在遇到幸福时便情不自禁地想起以往的悲伤来。
可是，就在我进入大学不到两个月之际，我便在遥远的城市闻到了祖母去世的噩耗。我爱我的祖母，我不知道用什么词语来形容我对祖母的不舍，尽管祖母已经很老了。匆匆忙忙地，我赶回了家，而在家里等候我的已经不再是从前的祖母，祖母已经静静躺在了另外一个世界。人世间，最大的悲痛莫过于在你刚刚踏入幸福之门时，却又被凡尘里的不测重重地摔出了幸福之外。
时光似箭，日月如梭，时至今日，祖母已远远地离我而去足足九年之久了，但我一直以为祖母还在我身边，我还以为那传说中的祖母似乎未曾离开过我。当中秋圆月再次升起，我似乎又回到了和祖母在一起的童年时光！
慈母祭
关于母亲的记忆，我越来越模糊了，我害怕哪一天，如果残留着的这些记忆从我梦里流失，我便再也寻不到母亲了，那时候我便成了真正的孤儿，我越发感觉到了孤儿的无奈逼上心际。
母亲一生多病，孱弱的身子被各种各样的草根和树皮浸泡着，家里穷，母亲只得喝一些中草药，草药的方子是村子里的赤脚医生配的，有一些是从别人的口里偷听来的，母亲常常给我的大姐和大哥吩咐了药方子，便嘱托我们上山挖药，有些方子里的药，我们是没见过的，母亲便寻来样草，教我们仔细看清楚，记好了再去挖。
我当然是没挖药的份的，那时我还年幼，认不全那些草药，我只是好奇，便跟在大姐和大哥屁股后面，屁颠屁颠地，装着挖药的样子。大山里百草是药，我们用不着走多远，便可以寻到药了的，只是有一种唤作益母草的药，得到很远的麻婆岭找，麻婆岭峰高路陡，林密草深，常常听得有人说起麻婆岭阴森森的故事。老家那地方，因凶而死的人便往麻婆岭上埋，弄得那山岭里到处都是孤魂野鬼似的。大姐和大哥巴不得我跟了他们去麻婆岭，多一个人多一张胆，可是那次我在麻婆岭遭遇大马蜂“枪”（蜇）了两口之后，我再也不跟他们上山采药了。那天，几只大马蜂盘旋在我头顶好半天，吓得我卷成一团，抱着头冲出草丛，不料，其中的两只大马蜂缠在了我头上，瞬即给我枪了两口，疼得我直打滚，姐姐和哥哥采来一卷枫叶，教我将枫叶揉碎了缚在伤口上擦，可是枫叶止不住我的疼痛，我一路哭着奔跑回家，母亲见了急得团团转，最后从村子里请来一位赤脚医生，医生教我喝一泡自己刚刚拉的尿，我憋了半天，挤出几滴尿来，喝了下去，果不然，肿得通圆的脑袋渐渐地消了肿。母亲却在一边唠唠叨叨地说，幸好只被枪了两口，要是再遭一口，就没人了的，牛遭了四口都要死的。母亲一边说一边掉眼泪。
记得母亲是不轻易哭得，那年她的病疼得厉害，浑身都在浮肿，连眼皮都浮肿了起来，最后罩住了整双眼睛，母亲什么也看不见了，但她躺在床上忍耐着没有呻吟，偶尔趁着她一个人在家的时候，方无奈地呻吟几声，叹几口气。幸得父亲手艺多，他一人扛着那个风雨飘摇的家，到处招揽活路干。父亲是盛名湘黔“四十八寨”的唢呐匠和盖板匠，还唱得一口麻利的祝酒歌和玩山歌，写得一手漂亮工整的毛笔字，常年奔忙在外。却因为母亲身体常年有疾，断不得药，日日都得请医生给母亲治病，这笔费用日渐使那个原本单薄的家底败落了下去，但父亲一直没有放弃，对于母亲的病，父亲一直相信会得到根治的，他到处借钱，到处赊账，凡是能借到钱的亲戚他都跑光了，直到后来，有些亲戚见到父亲便关了门远远地躲藏起来，让父亲吃闭门羹。
很多个夜晚，我听见母亲劝慰父亲说，这病不治也罢，何况我们没有钱。于是父亲便瞪圆了双眼，向母亲吼将几句。我一直以为，世上的好男人莫过于我的父亲，父亲处处给母亲以安慰和宽容，他再苦再累都没有发脾气的。而母亲呢，更多的是把心思放在那些细碎的家务活上。母亲尽管身体多病，那些家务活却是她一手包揽了的，并且她还将我们兄弟姐妹打整得规规矩矩的。记得小时候母亲最喜欢给我们剃“广播”（光头），只见她抽出那把粗壮的剃刀，在她的衣袖上来回轻轻地刮擦几次，便教我们坐在她的膝盖上，只听得嚓嚓嚓的剃刀声，头发和虱子并一起纷纷坠到地面。小时候我是最邋遢的，因为我从小脸上就患有一种被当地老百姓唤作“观音虫”的脏兮兮的病，一种叫“观音虫”的病菌将我的脸啃得血肉外翻，我的那两条金灿灿的鼻涕也常常挂翻了下巴，看上去无不使人大倒胃口的。村子里的小伙伴没有一个愿意和我玩，惟独有一个叫“阿河”的瘸子，因为身体残疾，去不了远处，只好找我玩耍，但阿河经常发羊癫风病，阿河发羊癫风怪怕人又怪可怜的，只见他滚在地上翻来覆去的，浑身颤抖着，一双残疾卷曲的手不断地抓扯着头发和耳朵，翻着白眼，口吐白沫。那一次我怯颤颤地伸出双手想去救他，谁知道他发起羊癫风来便认不得我了，他一脚便把我蹲下了四米多高的老坎脚下，我重重地摔在了一块锋利若刀的岩石上。至今，我的脸上依然横着一块疤痕，那是阿河留给我永生的记忆。我记得当时母亲见了我那血淋淋的伤口，很是生阿河的气，站在堂屋门口对着阿河家住着的那个坡岭破口大骂，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母亲骂过人了。
母亲是寨子里出了名的纳鞋匠，母亲绣的花边苗鞋（老家称“勾鞋”）纳得特别精细，整只鞋子都绣满了大朵大朵的红菊花，花瓣重叠有致，花色深浅相宜，一双花边苗鞋要穿上十来年都不掉色的，我和几个兄弟姐妹幼时的衣鞋帽全部都是母亲一手一针一线地缝制而成的，由是，母亲便为家里节约了不少开支。
母亲总是闲不住的，她常常不顾身疾，风里来雨里去的，在田地里奔忙着。母亲的菜园子一年四季都开花结果，幼时我又特别粘母亲，常常跟在母亲的粪担后面，和母亲一起下地，尽管那粪味是多么的熏人和难闻，但我很是喜欢在母亲的菜园子里窜来窜去的，秋天来了，菜园子里的冬瓜竟然长过了我，像一根粗壮的圆柱，从菜地里窜翻到了瓜棚上。那阵子村子里小偷多，经常有人家被偷盗东西，包括母亲的菜园子里的冬瓜，也没有逃脱小偷的贪欲。被偷了瓜的母亲倒像没事一样，她默默地站在菜地里，数了数被偷去的冬瓜落下的瓜坑，只是笑了笑，“反正偷不完的，这瓜藤很快又会长出瓜来的”，母亲说。
母亲就是以这样仁慈的心态来看待这个世界的，她未曾打骂过我和几个兄弟姐妹，偶尔，遇到我们淘气至极的时候，她也只是轻声细语地朝你吼上几句，倒是很少在家的父亲对我们倍加严格。每个学期取成绩单的那一天，我们是最害怕面对父亲的，父亲一回家便会将我们兄弟姐妹纠集在一起，逐个逐个地查问成绩情况，每每这时，我便被吓得浑身颤抖，嘴唇哆嗦，那受惊的样子，恐怕和刑场上的囚犯没有两样。此时，母亲总是会庇护着我们的。母亲将我们从父亲身边逐个拉开，教我们藏到了她的房间里，我们被吓得不敢作声，也不敢出到火炕上吃饭，母亲便将饭菜端到了房间里来，嘱我们定下心来好好吃个饱。
然而，那深爱着土地、深爱着她的孩子的母亲却在那年初冬刚刚来临之时，远远地丢下了我和我的兄弟姐妹。母亲去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留给我们，或许她认为我们都还小，不懂事，不说也罢，只是在母亲病入膏盲的前一天，母亲偷偷地叮嘱了父亲几句话，大概是交待父亲要好好照料我们的那个家和家里幼小的我们这群孩子，但父亲做梦也不曾想到那就是母亲留下的遗言，父亲一直以为母亲会抗过去的。在母亲去世后的这十多年里，父亲常常把母亲叮嘱他的那些话翻出来念给我们听，只是此时我们都已经长大了。大姐和大哥还都圆了父亲做外公做祖父的梦，那时最让母亲放心不下的我那最年幼的小妹，也都做了人妻人母了，如果母亲地下有知，她一定会是感到无比欣慰的罢！
永远的父亲
父亲生于1947年农历十一月二十八日，那是一个旧社会大家庭，父亲和祖母后来被套上了“富农”的帽子。父亲天生聪颖，从小就长心眼，他曾经偷偷地观摩老家上坎的吴进士写过不少字，吴进士是旧社会的文化人，写得一手好字，后来在阶级斗争的政治风波里被批斗致死。父亲凭借着偷来的一手好字帮别人誊写过不少酒歌和山歌。父亲记忆力极强，被他抄写过的酒歌和山歌差不多全记在了心里。
玩山是父亲的唯一的爱好，只有在玩山的时候，父亲才不遗余力地将他的山歌和才华展示出来。父亲嗓门大，音脆，有磁性，他的山歌一唱出口，好几个山坳外都听得见。那阵子，玩山是老家最流行的一种乡民聚会活动，男女老少无一不喜欢玩山。父亲不但山歌唱得好，他还能临时应阵，待得别人的歌声还未落下，他的对唱便脱口而来了，一时名播“四十八寨”。却不知为何，一位经常犯“眼红病”的公社领导，见不得别人好，他决定要整治父亲一番，便放言，不整治父亲，他下台了也不甘心。于是莫名地，父亲被别人捆着拉到了公社，公社里的领导也拿父亲没办法，不知道给父亲定个什么罪名。父亲被关押两天之后，一个“玩山头子”的罪名便落到了他头上。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顶过了这一次荒唐无比的侮辱的，父亲后来很少提及玩山的事了，而玩山这一活动一直延续至今。
那年，老家的父母官爷们决心将玩山这一活动闹大闹红，派了几伙人来请父亲出山唱歌，父亲一口回绝了他们。但我却看见父亲横着热泪不断地翻阅他的那几册手抄歌本，他一边翻，一边轻轻地哼了起来。
一直以来，我不知道父亲是从哪里来的决心，仅仅上过小学五年级的他，怎么都想把我送进大学的殿堂。那时，家里早已贫贱若洗，长年患病的母亲又过早地离开了我们，整个担子都落在父亲肩上。我刚上高中那年，年过半百的父亲常常从百里外的老家挑着米去挤过路客车，把生活费和米送到我上学的县城。那一年寒冬，天气冷得特别早，父亲担心我在学校受寒受饿，连夜碾了一担米，另外还抓了他的几件棉衣，送到了学校来。父亲到学校的时候我还没放学，于是他便等在学校门口，他找来一张报纸垫在屁股下，一直坐在学校的铁门外等到我放学。我去校门口接他的时候，我发现父亲乌黑的嘴唇不断地哆嗦着，眼光凝滞，脸色青乌成一片。我知道父亲为了给我碾米，准是熬了夜了。我劝父亲到我的寝室休息一会儿，可是他塞给我一叠皱巴巴的纸钱，便回了家。那时天空已经扬起了雪花，白茫茫一片。望着父亲渐渐淹没于雪花之中的稍稍弯曲的背影，我禁不住眼泪夺眶而涌。我到了省城念大学后，父亲更是倍加关心和思念着我，他常常夜半三更难以入寐之际便向我写信，他的信依旧是用他那一手漂亮的毛笔字写就的。他逐字逐句地向我倾诉他独自守在老家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有时候他竟然像做报告一样，向我汇报家里的禾苗长势。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常常跑到五里外的乡场给我打电话，他忧心忡忡地对我说，“你倒哪里找人去呢？我们祖祖辈辈都是农民。”在这毕业便失业的社会现象越加突出的当下，父亲担忧我托不着熟人，寻不到工作。我告诉父亲，我已经有工作了，我便听见电话那端，父亲格格的笑声。然而，父亲上了点年纪后，身体每况愈下，原来那个胖敦敦的圆脸，渐渐地被岁月和病魔削减成瓜子脸了，手和脚竟然都长出了老年斑。父亲很相信命相，他说他活到七十来岁应该是没问题的，突然间竟长出那孽疾来，他自己也无法预料得到。父亲满以为，只要病好了，他一定可以活到命相里说的那个岁数。
那日父亲使尽力气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要我尽快赶回老家。那时我正在遥远的水库工地上，几只乌鸦紧鸣着从我头顶飞过，一股极不吉祥的预兆涌上心来。我连忙跑回水库工地的工棚里，脱掉齐膝的水胶鞋，换了衣服便赶往省城搭回老家的客车。赶到家的时候，父亲已经躺在了火炕上，不停地呻吟着。可他一见了我和我的未婚妻，便立即钻出了棉被，伸出一双枯瘦泛黑的手在火炕上的木楼板上努力地撑了好几次，他想站立起来和我们打招一个照应。夜里，家里来了许多客人，大多都是来看望父亲的，父亲于是劝着我陪客人喝点酒，父亲知道我喜欢喝酒，可是我怎么都提不起胃口来了。我安慰着父亲再去住院试试看，父亲没有答应。父亲说，这病恐怕是得这样折腾一下子的，过了这阵子就会好的。父亲反过来安慰着我。就在二00七年四月十日凌晨，当我踏上炕上抱起父亲的身子，我看见他凝滞的眼神里挤出了几滴泪水，我拼命地呼喊着父亲，可是他再也不能回答我了。
此后的许多黑夜里，我一次次取出从老家带来的父亲的手抄歌本，慢慢地翻开那一页页山歌，我便似若看见了昔日的父亲。
乡村雨具
刘燕成（苗族）
桐油红伞
事实上，桐油红伞并不是用来遮雨的。苗家姑娘出嫁时，就用桐油红伞，遮天。那一日，出嫁的姑娘是一身的红：红头绳、红嫁衣、红手帕、红腰带、红勾鞋、红棉袜，以及桐油红伞。这红娘实在是漂亮极了。
都说命里的一切，是天注定的。所以，命里的那把桐油红伞，固然也就是上天早已安排好的。村庄里的女人，是十分信奉命相的。接过了男人的桐油红伞，就是接下了这一生的诺言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没有谁，是要想给自己的命运造反的。
这伞，当然是男方家在女人出嫁前就做好了的。用染透了桐油的篾片和油纸做成伞叶，伞轴，却是用事先就放干了的香木做的，照例染上清亮的桐油，手柄处用一咎红头绳绑着，像枝上盛开的红花。择了吉日，由媒婆将伞送到女方家去。女方要是对男方有什么新的看法，在送伞的这一日，是可以打开窗子说亮话的。比如男方的年龄、身高长相、好恶习性等，都可以向媒婆打听的。接过了这桐油红伞，就意味着这桩亲事有了端倪了。此后，这待嫁的姑娘就要约伴到男方家“看屋”，要是这屋看得中女方的意，这伞，就被留下了，接着就只是等着良辰出嫁了，可要是看屋看得不中女方的意，这桐油红伞是当日就要退还给男方家的，亲事也就到此结束。看屋，除开包含看男方家的居住条件外，更重要的，是去看那男人到底是不是合符自己的意，是不是自己心中期待已久的那个如意 郎君。
某某家送出去了一把桐油红伞，或者说，某某家接下了一把桐油红伞，在村庄里，是最暖心的新闻的。人们总在私下里议论纷纷的，三两个人，闲了就围在木楼里，有说送伞的男人的，也有说接伞的女人的，有说好话的，也有说闲话的，而末了总是灿烂着笑成一堆，似乎是因为这一把桐油红伞，整个村庄都多起了话语来，都快活了起来。
村庄里的一家吴姓美人，漂亮，丰满，能说会唱，我打小就特别喜欢她，心里还隐隐地做着一些梦，梦想着有一日要是她愿意接下自己的桐油红伞，那该多好。可是不久我就听到了她已经接下了别人的桐油红伞的消息，接着我又听到了她即将出嫁的传言，最后我目睹了她做了别人的女人。我那年大概12岁，是一个刚刚学着做青春梦的小孩，而她已经是18岁的妙龄姑娘，因为家境贫寒而没有得读什么书，却是懂得书里的许多道理，贤惠、能干。许多年后的一个春节，我回村庄里探看父亲，半途上我遇见了她，垮拉着一身沉薄的身影，枯黄的圆脸明显不若当年那般漂亮，原来那漂亮的长发没了，那丰韵的气质也没了，我看不到往日那美丽的她了。父亲说她的男人死了，她守了寡。那一刻，我想着她接下的那把桐油红伞，此后再也不能为她遮风挡雨了，心里油然横生出一种戚戚的痛。
现在，我总是会在夜深人寂的时候想起生我养我的那个乡村，我会情不自禁想起村庄里的那些女人，想起女人与桐油红伞的那些事。女人有时候会愤愤地这样骂她们男人：我瞎了眼了，看不清你的伞，看不清你的人，做你的女人，倒霉了我一辈子。事实上女人的心里，却是暖暖地爱着自己的男人的。村庄里的女人，这样骂着，也这样爱着。
棕皮蓑衣
我打小就特别喜欢穿棕皮蓑衣，是因为，穿着棕皮蓑衣的样子，特别的像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那些战马上的英雄，像那披着风衣四处自由流浪的汉子。所以，棕皮蓑衣，最先留在我脑海里的印象，不是一件避雨的雨具，而是英雄和自由的影子。
母亲是村庄里为数不多的懂得编织蓑衣的女人之一，据母亲说，那是母亲的父亲在母亲14岁那年去世时留给母亲的唯一遗产。母亲很小就没有了母亲，没有兄长，没有自己的土地，她靠外公教会的那一手手艺编织蓑衣维持生计。母亲嫁给父亲后，依然编了不少蓑衣，一些送了人，一些，我们自己留着，在寒冷的冬天，当棉被用。在冬季的雨天，母亲去坡上做农活时，就喜欢用蓑衣裹着我，放在平坦的大树脚下，教我兀自玩乐。
这棕皮蓑衣，编织起来，是要有点耐心才可以的。每年农历八、九月，就得提前从棕榈树上割来那网状的棕皮（事实上那更像毛，一丝织着一丝，坚韧，耐用），一叶一叶地摊在太阳底下，晒干。第二年一开春，就到了编织蓑衣的好时节了。开春了，村庄里常常是天无三日晴的，没有蓑衣，是干不成农活的。母亲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忙碌了起来，她先是将棕皮平展好，用木板，压直，然后就是准备削来长长的竹针，用清亮的桐油打个光滑，接着就要搓棕线了，用手捏着打散了的棕皮，在大腿上轻轻地揉搓，手心搓干了，就打上一些口水，继续接着搓。然而这棕线，是不宜太粗，也不宜太细的，做领口的棕线，就要稍微搓得细一些，做蓑裙的，则得粗一些，大一些。惟有每一道工序都历经这般讲究，织出来的蓑衣，方才灵巧，秀气，合身。这些工序都做完后，就要真正的开始编织蓑衣了。先织蓑披，是蓑衣的上半部分，样子颇像古代妇女穿的坎肩儿，圆圆的领口，前开襟，用尖细光滑的竹针挑着细细的棕线将领口系个结实；接着就是织蓑裙，这是蓑衣的下半部分，编起来要费时费事许多。蓑裙的腰，得编织得宽松一些，这样，穿上的时候方好大踏步走路，好攒足劲儿使力。蓑裙的末端，是用打散的棕皮做的，不必很密，随意地散披着，为的是好让雨水迅速坠落，滴干。一件蓑衣的好坏，关键在蓑裙，蓑裙编得不好，蓑衣就要透风渗水，起不到遮雨生暖的作用。
儿时在山岭间放牛，总是要带一件蓑衣在身上的，“饱时想到饿时饥，晴时想到雨时淋”，母亲常常这样叮嘱我们。在大西南苗岭山区，雨似乎特别的多，且往往是这边下，那边晴的，“雨不过沟，雨不翻牛背”，就是很形象又很真实的写照。不过我是相当喜欢故乡的雨的，我喜欢披着蓑衣在雨里一边放牛一边看书，喜欢看那不经意间坠落到蓑衣上的红艳艳的桃花瓣，甚至，我特别的期盼可以日日见得那斜风细雨里的田埂上站立着的一个又一个身披蓑衣不断忙碌着的人影，我以为那个场景才是村庄里最美丽的景象。
此时此刻，我情不自禁地又想起了前人那句关于蓑衣的句子：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当然，我还想起了我的母亲，那个曾经用蓑衣裹着我给我温暖的人，那个生怕我被雨打风吹而千万遍地叮嘱我出门时要记得带好蓑衣的人，已经十六年我不曾看见她了，每每在夜半里想起她和她的话，我的心，就痛软成了泪水。
苦篾斗笠
苦竹剖开而得苦篾，用苦篾编制而成的斗笠就叫苦篾斗笠。
老屋对面的那个凹湾里，原先是被父亲栽了一湾的苦竹的，一年四季，那凹湾都是翠翠的，青青的，茂密得见不到天，有许多唤不出名字的山鸟，喜欢在那里筑巢，栖居，繁衍后代。冬天一到，就是砍伐苦竹来做苦篾斗笠的最佳时节，因为这个时候的苦竹，剖得的篾要比平时更坚韧和柔糯一些，由此编织而成的苦篾斗笠，当然也就更要耐得住多用一些年月。
唐人储光羲的《牧童词》曰：圆笠覆我首，长蓑披我襟。这笠，这蓑，说的就是苦篾斗笠和棕皮蓑衣。一般的苦篾斗笠，只要有苦竹篾、箭竹叶，就够了的。而那些细心的老篾师做的苦篾斗笠，是要以苦竹细篾加藤片扎顶滚边的，竹编而成的菱形网眼里，往往还要夹一层油纸、笋叶或者荷叶，并在油纸、笋叶或者荷叶上绘上一些花鸟的美图，或者写一些类似“风调雨顺”表示吉祥的词语，最后还要在笠面涂上一层清亮的桐油。父亲算得是一个老篾师，他10岁时就跟着我的盲人祖父学着编织苦篾斗笠，12岁就出了师，可以闭着眼也能编织苦篾斗笠来。村庄里的人，莫不佩服他们爷儿俩的。
我小时候几乎没有风打雨淋的经历，这无不是得福于母亲编织的棕皮蓑衣和父亲编织的苦篾斗笠，每次跟着父母到坡岭间学做农活，身上总是要带上一领蓑衣和斗笠，累了就躺在蓑衣里休息，雨来了就戴上斗笠披好蓑衣，这个时候，我看着风雨里依然不停地劳作的父母亲，看着天空的雨滴像无数条河流从他们头上的斗笠淌到身上的蓑衣，然后坠落入大地，内心深处油然升腾出一股酸酸的感触。所以，从小，我对父亲和母亲是无比的依恋和崇敬，我爱他们，不仅仅因为他们给予了我一个活生生的躯体，更在于他们给我撑起的那方干洁而温暖的天宇。
然而那些美好的日子实在是太短暂了。母亲在我上初中二年级的那年就去世了。母亲闭气的那一刻，我看见父亲横着满脸的泪水，用一顶苦篾斗笠将堂屋神龛上的香炉盖了下去。许多年我都读不懂父亲在那一刻所做的举动，直到母亲去世14年后的那一年四月十日，父亲也再也熬不过了病疾的苦痛而永远地离开了我的那一刻，我依然发现我的一个堂叔像当年的父亲那样，迅速用一顶苦篾斗笠将堂屋神龛上的香炉盖了下去。此时，我在我人生这莫大的悲痛里读懂了那苦篾斗笠盖下去的是悲伤。在那一刻，是一顶苦篾斗笠把我们祖先挡在了悲伤的河流对岸，是一顶苦篾斗笠和我们悲伤着这人间里没有回头的分别。
面对那无边的苦痛，面对一顶苦篾斗笠，我更宁愿以这样的理由去解救我悲伤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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