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杉溪六桥
作者介绍:杉溪六桥:一称杉谷六桥,山科言绳之子,四岁时过继杉溪家,名言长,字信卿,号六桥、子久、深柳堂。京都生人。早稻田大学毕业,从师重春塘学南宗画。日本美术协会会员。1884年授男爵,1890年任贵族院议员、正四位、勋四等。工山水花鸟,亦工书法
平野 五岳
【ひらの ごがく】
1814年~1907年
【生年月日】 文化6年3月26日
【幼名 】 聞恵(もんけい)のち岳
【号 】 五岳(ごがく)
【別号 】 竹村外史?古竹園?古竹村舎
文化6年、日田郡渡里村(現大分県日田市吹上町)長善寺の
前房正念寺の小松恵禅の子として生まれる。
8才の時、日田専念寺の平野恵了の養子となり、平野姓を継いだ。
五岳は幼くして儒者の広瀬淡窓の塾、咸宜園(かんぎえん)へ入門する。
しかし五岳は寺務が多忙の為に勉学の時間が取れず、咸宜園在塾中は才能を
十分発揮することが出来ず二十歳で除名となるものの、
広瀬淡窓は五岳の才能を見抜いており、師友は無くとも独り進むであろうと言った。
事実、五岳のまわりには当時の日田文化を支えていた一級の文化人達が
生きており、五岳はその中にあって存分に才能を伸ばしていった。
詩は白楽天(中国の儒者)に私淑し、画は田能村竹田の画風に学び、
書は独学であったが後日、
詩?画?書の三分野に傑出した三絶僧と呼ばれるほどになり、
日田文化を成熟へと導いた。
五岳の画が中央に知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のは、当時日田知事の松方正義(第4代、
第6代内閣総理大臣。大蔵大臣、内大臣,公爵,元老)が
明治二年、内務卿大久保利通に五岳の画幅を送ってから後のことである。
大久保利通は、その画を気に入り五岳を敬愛し、その画幅を珍重するようになる。
又、明治天皇が大久保邸に御臨幸の折、その五岳の画幅が気に入ったので
利通は其の二幅を明治天皇に献上したといわれている。
そして帆足杏雨も出品したウィ-ン万国博覧会に五岳の南画が出品されるに及んで
五岳の名声は更に高まったのである。
松方県知事、大久保利通らに上京などを求められたがそれに応じることは無かった。
囲碁と酒が好きで85才で没するまで、生涯楽しんだそう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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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介 [清]原名鉴,字石如,浙江杭州人。官广文。初习画,工写人物,气格高古似陈洪绶。后弃去,专事花卉,从陈淳入手,而上窥宋、元,隽逸疎澹,逈绝常蹊。书法欧阳询,妙于波磔,有清峭出尘之概。勾勒花瓣用笔亦如之。间作山水,亦得元人闲冷之趣。梁同书(一七二三―一八一五)推重之。弱冠时所作楷,斩钉截铁,逼近金农,后乃化为輭美,仍是老辣,其入手不凡也。生平好藏王莽货布,及宋大观、崇宁诸品泉,积至数百,而又未尝蓄他品。盖崇宁、大观取其瘦金书,极有姿态。莽布取其悬鍼书,极为挺拔耳。工篆刻,与钱塘赵之琛抗手。嘉庆十六年(一八一一)作菊花图,二十五年(一八二O)作梅图。《墨林今话》、《畊砚田斋笔记》、《广印人传》。
翁小海,(1790-1849)名雒,翁广平之子。江苏吴江人.中年后专攻花鸟、草虫、水族,尝被秦祖永评曰:“草虫水族最不易写,小海笔精墨妙,生动尽致,可称能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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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权先生是我敬佩的学者之一,常往来于白云书院,得松斋张本义先生教诲,竹斋(与权先生别号)与松斋先生又是学术上的同道,故常能接触与权先生,初与先生游,只觉得其人不甚好接近,先生常以一腔热血,针砭时弊流俗,有时过于犀利。本人疏于学问,于过去的事总认为搞也搞不清楚,于当前的事,总以为什么事情早晚都会成为过去,所以不仅于学问还是于时事,都懒得打点,作为机关干部,连市长换了几个月都不知道。故与先生面前每每不敢多言。先生精于罗振玉研究整理,为海内所共知,又雅好诗琴书画,为近世难得之有担当的真文人,接触多了,也就习惯了它的风格,也多了许多交流的便利,先生能在百忙中驾临我的“兰舍”,小坐听琴,也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更没想到能一下得到先生三首题咏,也实在是一件难忘的事情。
雪夜蘭舍讀曲賦示琴堪兄
蕭文立
萬派濤聲立海潮。慨慷嗚咽破岑寥。風流豈作南兒媚,裂帛直沖摶九霄。
雪夜風雲會,蘭齋春意融。酒狂悲抑塞,流水景崇嵩。慷慨華聲正,清新北馬空。感君無限意,聆罷送飛鴻。
泠泠蒼柏韻,藹藹素雲襟。操縵託流水,風懷蘊美金。海濤天地境,仁智士人心。夜雪飄零後,鏗然劍氣侵。
是夜琴堪兄先後爲拂《欸乃》《空山憶故人》《酒狂》《流水》多曲,凝神瀟灑,揮放自如,慷慨悲涼,激越縱逸。余頗嗜讀古琴曲,而平素所聆,多爲南方曲派,於琴堪乃得中夏琴韻之正,劍膽琴心,庶乎此哉。
肖与权先生来兰舍小坐
与权与菊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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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寻山房新修了柴门,门板是拥戴树叶的枝条编的,门墩是用废弃的磨盘,很有创意。
几乎每个人都向往山居生活,但是能真正做到的并没有几人,博寻老友过着这种田园生活已经好多年了,也着实令我羡慕不已,先生是个勤快手巧的人`,一切事务全部自己打点,不管是设计还是施工,几乎都靠自己一个人来完成,这种隐居是真正的自得其乐,不带半点矫饰,也没有丝毫的炫耀,更不是靠资金的堆积,他的生活来得直接,来得纯朴,并不是要装扮成引人注目的外表,一切来得平实自然。
博寻先生的房子既是他的工作室也是他的家,先生整日隐没其中,自得其乐,街上发生的事情好像一切与他无关,在他眼里,自己有他亲手经营的这个世界才是最最真实的,它能说出每一棵树木或石头的来历,听他讲这些花木石竹仿佛就是再说他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一样,充满感情色彩。
这些来自山野的平凡植物在这里成了装饰品,如同利休居士一样把鱼篓作为花道器具,生活中的美无所不在,看你能不能去发现,师造化比师古人更有乐趣。在博寻先生处总能寻找的新鲜的灵感。
写字画画,弹琴吹箫,侍弄花草,这些都是博寻先生的爱好,我么爱好相近,却情趣不同,前年在上海龙华古寺,照诚大和尚亲手给我挖的钟楼旁边芭蕉灵苗在我家里长势很好,去年春天,分出一株小庙宇博寻先生同享,有好东西与朋友分享也是一种乐趣,今年在先生手里又生出两株小苗,真是子孙满堂不亦乐乎。
心情好坏跟学问高低没有关系,艺术上的感觉有时还真不是从书本里面来得,这种感觉只有自信的人人才会具备,于博寻先生交往,就是感受到他无时不在的自信,随这种自信是天性使然,作为朋友从他身上我能够看到我自己无法实现的另一面,也实在是一件欣慰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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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州博物馆藏罗振玉书法
金州博物馆简介:
金州博物馆始建于1958年,是东北地区最早的县级博物馆之一,1962年,郭沫若先生为金州博物馆题写馆名。2009年10月新馆开馆,展览面积3500平方米,综合运用了多种展览手段展现地方历史文化。建馆50年来,金州博物馆集中了一大批丰富多彩的珍贵文物,现有馆藏文物六千余件,其中三级以上文物800余件。其中馆藏书画近千件,有很多是难得一见的艺术珍品,如明代陈老莲《高士品菊图》、明代蓝瑛《青绿山水四屏》等都是难得一见书画精品。2008年?月,原故宫博物院常务副院长杨新先生对金州博物馆近百幅书画精品进行的鉴定,从学术上肯定了这批书画珍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金州博物馆现收藏有罗振玉书法作品6件:《临西狭颂》一件、《临金文》一件、《书元好问诗轴》一件、《赠菱刈隆诗轴》一件、《甲骨对联》两件;罗振玉收藏题签书画作品四件:清代康熙《松风图》、康熙书《石钟山记》、乾隆书《三官颂》、成亲王《书法手卷》。本文针对不同书体着重对馆藏的四幅罗振玉作品进行介绍。
一、〈临西狭颂〉
这幅作品是罗振玉节临的《西狭颂》碑文,全篇62字。罗振玉的书法艺术得力于深厚的传统文化的修养和长期坚持的临古经验,他把临古作为修订文献,学术研究的重要手段和重要内容,贯穿于他毕生的学术生涯。临摹多雪堂来说不仅仅是简得的学习古人的笔法、字法,更重要的是为了保存文字史料,考察文字演变,辨析版本异同,它的临摹其实是与书法创作并行不悖的。有的时候他又把这种临摹作为再创造的手段,在取原作神韵的同时融入个人切实感受,这一点我们在他临摹的〈西狭颂〉,充分反映出来。
《西狭颂》全称(汉武都太守汉阳阿阳李翕西狭颂),亦称《李翕颂》、《黄龙碑》。在甘肃成县天井山。东汉建宁四年(公元171年)六月刻。距今已有1800多年历史。《西狭颂》与陕西汉中的《石门颂》、略阳的《郙阁颂》同列为汉代书法“三颂”。它刻在一块崖体凹进,表面平整的石壁上,宽340厘米,高220厘米,上有“惠安西表”四字篆额,正文阴刻20行,385字。每字约4厘米见方。碑文除记述东汉武都太守李翕的生平和屡任地方行政长官之卓越政绩,主要颂扬了他率领民众开通西狭道路、为民造福之德政。除了正文之外,碑上阳刻小字题名12行,142字,与正文书法风格相同。此碑由当时的成县人仇靖所书丹镌刻。仇靖字汉德,是地位很低的官府书吏,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为我们留下了一部旷世绝代的书法宝典。《西狭颂》是三大颂碑中保存最完整的一座摩崖刻石。因为碑体凹进崖壁几米深,上凸下凹,即不被日晒,又避免雨淋。碑刻位于半崖,曾被藤萝遮蔽,一般人很难接近,所以保存完好。后来被樵夫所发现,举世闻名的《西峡颂》才重新呈现在世人面前。逐渐为世人所瞩目,特别到了清代,书法开始兴起碑学,书写篆隶的书家越来越多,清代以后很多篆隶名家无不临习此碑。康有为《广艺舟双辑》赞其“疏宕”;杨守敬《评碑记》誉其“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徐树钧《保鸭斋题跋》叹其“疏散俊逸,如风吹仙袂飘飘云中,非寻常蹊径探者,在汉隶中别饶意趣”;梁启超《碑帖跋》颂其:“雄迈而静穆,汉隶正则也”;日本著名书法家牛丸好一则认为:“《西狭颂》,汉代摩崖的最高杰作”。此碑字体清晰,简洁古质,刀法有力,是书法艺术的瑰宝。在金石学、文化史、书法史和交通史上均占有重要位置。
第二幅作于庚午年,(1930年,见大连图书馆编《罗振玉书法篆刻选》109页),这时雪堂已经六十五岁,又重新临写《西狭颂》与前一片临作相隔十三年,风格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字势由原先的宽扁而略微变得高耸,用笔更浑厚,也有原先比较明显的蚕头燕尾变得更见注重内力,藏头护尾,此时雪堂在临写大量汉碑的基础上,对隶书的造型和用笔又作了重新的整理,笔意更加敦厚,金石气更加浓郁。这一年罗振玉应当时旅大中日文化协会的邀请,讲授《清朝学术概略》。又在金州以曹世科为首的开明绅士的邀请下,到金州文庙明伦堂(清时的南金书院旧址)讲授,《论语》,为期三个月,一月两次。金州士绅很多都收藏有罗振玉的书法作品,很大关系也与这次罗氏金州讲学有关。金州博物馆收藏的这件罗氏所临《西狭颂》,与前一件《西狭颂》临本,风格极为近似,且书写内容也极为相似,都有“先之以博愛,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不肅而成,不嚴而治。朝中惟靜,威儀抑抑。督郵部職,不出府門,政約令行,”这段文字,在字形,笔法上,包括很多细小的微妙之处都极为近似,如出一辙,两幅作品的书写时间很接近。也很可能就是在当时到金州讲学的背景下书写的。这幅临作是雪堂隶书书风成熟阶段的作品,此时雪堂除在大量临习古帖的同时,渐渐将篆隶笔意融为一体,逐渐脱离极力追求与原碑的形似而直取其神韵,又将金文笔法融入其中,这种变化极为微妙,既反映了他书写时一贯坚持的严谨,沉稳的态度,又可以看出雪堂那种一以贯之的平常心,并不是刻意追求变化,而是习以为常般的坚持,这种坚持发为笔墨就是一种韧性,一种坚韧不拔的耐力。这种美感稍有不慎便会成为输家所贬斥的习气,可是雪堂却把握得恰到好处。这种美感,来自于他深厚的国学修养。他的书法重传达,轻表现,这种传达不是简单的重复再现,而是一种内心世界的传递,不是疯狂的张扬而是含蓄得春风化雨般的流露。这种美,光洁如玉,坚如磐石,温文尔雅,不适张扬。雪堂的书法美感如同他的名字一样,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玉的赞美和崇拜。孔子论玉'十德':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玉而贱珉,何也?为玉之寡而珉之多欤?」孔子曰:「非为玉之寡,故贵之;珉之多,故贱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智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而长,其终则诎然乐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珪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孔子家语·问玉第三十六》。从此玉又成为封建社会对人们道德规范的标准。雪堂以玉为名,以玉为好,又以玉为书,所以纵观,雪堂的书法作品,看不到半点的笔墨狼藉,散漫不羁,他的笔锋所到之处,呈现出来的是那种温文尔雅,光洁润泽,沉稳敦厚的玉一般的美感。
二、《书元好问行书轴》
《书元好问行书轴》这幅书法作品是罗书中典型的行书作品。全篇44字,各个独立,笔笔有力。在这幅书法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典型的罗振玉行书的特征。他的行书温厚敦实,行笔舒缓,节奏清越,既有王字的流美,又有颜书的高古,中国书法中碑与帖两种截然不同的特点在他的笔下取得了完美的统一,变化自如。在罗振玉的书法生涯中,颜真卿对他的影响极为重要。颜真卿是一个名垂青史的忠烈之臣,他在安史之乱中不屈不挠,天宝十四年(755年),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发动叛乱,他联络从兄颜杲卿起兵抵抗,附近十七郡相应,被推为盟主,合兵二十万,使安禄山不敢急攻潼关。德宗兴元元年(784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叛乱,奸相卢杞趁机借李希烈之手杀害他,派其前往劝谕,被李希烈缢死。闻听颜真卿遇害,三军将士纷纷痛哭失声。德宗亲颁诏文,追念颜真卿的一生是“才优匡国,忠至灭身,器质天资,公忠杰出,出入四朝,坚贞一志,拘胁累岁,死而不挠,稽其盛节,实谓犹生”。他秉性正直,笃实纯厚,有正义感,从不阿于权贵,屈意媚上,以义烈名于时。欧阳修曾说:“颜公书如忠臣烈士,道德君子,其端严尊重,人初见而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其见宝于世者有必多,然虽多而不厌也。”朱长文赞其书:“点如坠石,画如夏云,钩如屈金,戈如发弩,纵横有象,低昂有志,自羲、献以来,未有如公者也。”颜体书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唐以后很多名家,都从颜真卿变法成功中汲取经验。尤其是行草,唐以后一些名家在学习二王的基础之上再学习颜真卿而建树起自己的风格。苏轼曾云:“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书至于颜鲁公,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尽矣。”(《东坡题跋》)他创立的“颜体”楷书与赵孟頫、柳公权、欧阳询并称“楷书四大家”。和柳公权并称:“颜筋柳骨”。
罗振玉对颜真卿书法的研究极深,他的楷书功底基本上得力于颜真卿,行书在学习圣教序的基础上也参入了诸多颜书的笔意,这幅行书,行气疏朗,用笔舒缓,字势高耸,一种独立独行的姿态,微妙处可以看到他对颜真卿书法的用工之处。
三、《赠菱刈隆诗轴》
这幅作品是罗振玉晚年草书作品的代表作,字势流畅,风格独具。作品落款为“康德改元冬赠菱刈大使还朝报残老人稿”。钤印:上虞罗振玉印,岁寒退叟。康德改元,应为1934年。
1931年到932年这两年对于中国来说是灾难的两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失去了富饶的东北领土,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疯狂的在东北地区扩张起来,并积极策划伪满洲国的建立。怀着皇帝梦的溥仪和一大批追随者也来到东北开始活动,先是在大连旅顺后是在长春等地,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积极筹建伪满洲国。此时已经定居旅顺的罗振玉怀着对封建帝制的梦想,仿佛看到了希望,积极加入到伪满洲国的筹建中来。早在1931年日本侵占东北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便开始策划建立傀儡政权---伪满洲国,1932年3月在长春成立,扶清朝废帝溥仪为执政,年号 “大同 ”。1934年3月1日,溥仪由 “执政 ”改称 “皇帝 ”,年号 “康德 ”。这一年经过长期策划的伪满洲国终于完成了由“执政”到“帝制”的转变,尽管傀儡政权的性质没有什么实际改变,但是皇帝的称号可是废帝溥仪为之梦想和追求多年的名分,所以这个帝制的到来对于溥仪和怀着各种目的来到溥仪身边的人来说不可能不算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而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菱刈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的重要的作用。
但是这个所谓的帝制政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傀儡政权,所谓的皇帝不具有任何实际权力,所有的权力都掌控在关东军手中。据《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记载溥仪当年受审的供词是这样描述所谓的满洲国政府的:“最初,关东军司令官武滕元帅说,将来可改为王政;过了一年,菱刈大将又说将变为帝政。他说日本尊重‘满洲’的独立,完全没有领土野心,因此希望改成像日本那样的帝政,使‘满洲国’皇帝的地位和日本天皇的地位完全平等。”“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也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在此,我愿就‘满洲国’的行政试作说明。在关东军司令部里有司令官,一切事情由参谋长通过司令官办理;在参谋部里有个第四课,它是专门管理满洲事情的。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课课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这个会议以后,各部次长便分别起草与其有关的工作计划,一经关东军队可便决不更动一字。然后就把这种议决案送到国务院去,以取得皇帝或国务总理“批准”的名义。至于小事则由日人次长随便办理了。在‘火曜会议’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怀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在省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
菱刈隆(1871.12.27-1952.7.31) 鹿儿岛人,日本陆军大将,九一八事变前后两次出任关东军司令。1933年7月29日任第11任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大使,军事参议官。后曾任大日本忠灵显彰会会长、日本剑道会会长。1952年7月31日去世。也正是在菱刈任上,伪满的领土扩大到热河,同时完成了向帝制的转变。为了筹备登基大典,整个伪满洲国政府上下全体动员,为此成立了大典筹备委员会。“正月,改行帝制,乡人充大典筹备委员,福葆任尚书府秘书官”(《永丰乡人行年录》)。作为一向效忠于皇权罗振玉,也在此次大典中被列为大典筹备委员。尽管此时的罗振玉早已看出自己在政治上的梦想和抱负已经没有了什么希望,并在此前已多次向溥仪提出辞职,溥仪也考虑情面再三挽留,此时的罗振玉在郑孝胥为首的实权派的排挤下并不是很开心,他逐渐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学术事业之中,他把剩余的时间基本上都用在的学术研究上。这一年罗振玉开始组织人力在旅顺原肃亲王府设立库籍整理处,整理故宫内阁大库档案,并一直坚持学术活动。 “两年来,乡人虽仆仆道途,未尝废书,每披览新出石刻墨本,辄事钩考为之跋。”在奔波世路的同时,不断增订旧著与新著,1932年“二月,检篑中《经义考补目》旧稿,重加校(?),于原书(?)误处,随笔记注,录为《校记>一卷。端阳,儿孙编已巳以后文字成(),凡四十四首,中列未收旧作四首,”与《汉石经集录续补》、《增订(巈)氏年表》、《高昌砖录》、《增订唐折冲府考补》、《辽帝后哀册文录》、《雪堂所藏古器物图附说》、《上虞罗氏枝分谱》、《本朝学术源流概略》、《金州讲习会论语讲义》共十种,汇为《辽居杂著乙编》印行之。编成《殷墟书契续编》六卷,寄日本精印,又成<集古逸文续编〉三卷(《永丰乡人行年录》)。
在满洲国里面,罗振玉始终遭到郑孝胥等人的排挤,渐渐使他对政治失去了信心。但是对这样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溥仪也经常表现出一番“爱惜贤人”的姿态。1933年6月,罗振玉任伪满洲国检察院长。行年录是这样记载的:“六月,检察院院长缺员,逊帝以命乡人,辞,传谕不许,且趣视事,不得已就职。有〈就职宣言〉及〈申告本院僚属文〉。”实际上检察院长只是一个摆设,没有任何权力,满洲国的权利全部把持在关东军手上。这是的罗振玉早已看到了这场政治泡影必将破灭,但内心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矛盾,但溥仪的登基大典对于他来说,也同样算是一件天大的喜事。而对于在策划帝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关东军司令兼驻满大使菱刈隆的关系就越发的微妙复杂。这幅书法就是当时罗振玉写给当时的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的诗作。
对于这样一个一个由菱刈大将炮制的政治骗局,起初的溥仪和当时的所谓满洲国政要,可能还存有种种幻想,包括罗振玉在内还被这位早有预谋的菱刈大将蒙在鼓里,还以为是在他的推动下实现了大清国的复兴,所以当时,罗振玉很可能是对这个菱刈大将身怀感激之情,把它看作了救命的恩人。所以就在溥仪登基不久,菱刈大将便被召回日本国内,就在离别时,罗振玉写了这首诗赠送给他,大大抒发了一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内心感受。诗中把菱刈的功绩大大赞扬一番,并怀念一起共事的时光,进而对他的离去表达了一种恋恋不舍的情怀。诗写得不错,字写得也很好,可惜用错了地方,雪堂一生在政治上干了不少愚蠢的荒唐事,这也正是他的可悲、可怜、可恨之处。菱刈回国后,加官晋爵,对所谓的满洲国不再兑现任何诺言。但是这种幻想很快就在事实面前破灭了。就如溥仪在供词中交代的那样:“他们表里不一。宣传与事实是两样的。正像他们宣传说‘满洲是独立的国家’,而看看它10几年的历史完全不是那码事。”(《末代皇帝溥仪改造全纪录》)
抛开这件诗作的内容不论,但就书法成就上来看,此作堪称雪堂晚年草书的精品之作。雪堂的书法即使是行草书也大多是字字独立,峭拔独行,字与字之间,很少连缀,笔画之间相映成趣,笔断而意连,很少有纠缠不清的牵丝,给人一种简约大方,朴实无华的美感。这幅书法写得气韵连绵,具有雪堂成熟时期的草书特点。雪堂的草书,主攻晋唐,它的行草书以右军为用,以鲁公为骨,笔意间又有饱满圆和的金石之气,特点突出,别具一格。字里行间又夹杂部分行书字体,繁简得益,繁者令其简,简者使之繁,不偏不倚。在章法布局上,字与字之间笔断意连,较少出现两字以上连缀,字字独立,笔笔到位,形体高耸,用笔简远,直截了当,不做过多雕饰,即得右军留美之韵,又具鲁公迟涩之气,较之雪堂的其他书体,显得轻盈而不失厚重,金石之气跃然纸上,是难得的雪堂行草佳作。
四、《临金文轴》
这是一幅罗振玉临习的金文书法作品,书于1918年,时年罗振玉53岁。
罗振玉在金文大篆上用工最深,而且在他书写的其他书体包括甲骨、楷书、行草上我们也总能感受到那种来自于金文大篆的金石气息。这种以金文来贯穿各种书体中国历史上使用金文的时间很漫长,在中国整个文字演化史上金文占有重要的承前启后的作用。金文大篆上接甲骨,下启小篆、隶书,而且金文的历史比小篆和隶书都要长久。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因铸刻于钟鼎之上,有时也称为钟鼎文。金文上承甲骨文,下启秦代小篆, 清代吴式芬把商周铜器铭文编成《捃古录金文》一书,收集的资料多,考释严谨,影响颇大,金文一词遂有了界说。1925年容庚编《金文编》把商周铜器铭文中的字按照《说文解字》的顺序编为字典,从此金文成为一种书体名称。金文出现在商代中期,资料虽不多,年代都比殷墟甲骨文早。金文下限断在秦灭六国,也就是秦用小篆统一中国文字时。宋代人收藏铜器极重视铭文,如吕大临《考古图》等;也有专门摹刻铭文的,如王俅《啸堂集古录》等;把铭文中的字编为字典则有王楚和薛尚功《钟鼎篆韵》。清代由于《说文》之学兴盛、声韵训诂研讨日深,在这种学风的影响下,铭文研究进步较快,不断出现专家,如吴大䏝《
字说》、《说文古籀补》,孙诒让《 古籀拾遗
》、《古籀馀论》、《名原》等,皆有创见,突过前人。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序》对时间地点观念很清楚。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序文》说:“当以年代与国别为之条贯,……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征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其依据国别者,于国别之中亦贯以年代,得列国之文凡一百六十又一器。”这在金文研究中是划时代的创举。1985年容庚《金文编》修订第四版采用铭文3902件,收正文(可识的字)2420字,附录(
还不能确定的字
)1352字,共计3772字。这是今日可见金文的总数。金文是中国文字演变的重要阶段,中国的文字由甲骨时期的象形为主过渡到金文时期的六书具备,金文的出现成就了中国表意文字的后来。
小篆是秦国李斯在同一六国文字后以秦国文字为主干创造的新的书体,作为官方文字使用时间极短,仅仅覆盖了秦代的历史,便迅速被隶书取代,而中国使用大篆的历史有1200多年,几乎占据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三分之一的时间。所以在文字史上有着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大篆既是小篆的母体,又是甲骨等早期文字发展成熟后的产物,特别是甲骨文的发现后,金文更加成为后人破译甲骨文的重要媒介。
我们眼中的罗振玉,习惯上认为他是一个甲骨专家,很少在意他在金文上的成就,实际上在罗振玉的书法生涯中,研究书写金文占据了他大部分时光,包括收集青铜器,整理铭文,临习、创作等各方面。他收藏的三代青铜器为数众多,品类丰富,很多都是带有大量铭文的瑰宝,他临习的钟鼎彝器的铭文、石鼓文等毫厘不差,一丝不苟,如金似玉,光洁高古。也正是在金文上的研究成就,大大方便了他研究当时学术界最为热衷甲骨文,金文的研究水平使他在研究甲骨上具备了得天独厚的内在条件。有了金文这把破译甲骨的金钥匙,罗振玉终于开启了甲骨文的神秘大门。对于文字的演化史,雪堂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对金文的研究不仅成就了他的学术地位,也是这种来自钟鼎铭文的金石之气,深深融入到他的血液之中,那种气息高古,沉雄简约,光洁如玉的美感已经与雪堂的内心世界融为一体,这种气息统领了他所有的书法创作,雪堂的书法虽然众体兼善,体貌各殊,但这种金石气贯穿始终,在字势和笔意上总能够看到他在金文上所积的功力,各种书体字势上几乎一直趋向金文字势的高耸、峭立,笔意上也如同金文般的沉着安静,在神韵上取得了完美的统一。即使在甲骨这种变化极大的书体上,雪堂写来,也完全以金文的体势加以重整,再用笔上也改变了甲骨文那种刀锋四出,尖细刺骨的原状,而加以金文笔意那种圆转敦厚,沉静委婉特性,赋予了甲骨文全新的面貌,他笔下的甲骨文书法看起来象金文,却又字字规范,不离甲骨体势,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
雪堂一生的书法大多是临习之作,他不是将临摹与创作分离,而是融为一体,临摹对他来说同时也是创作。他临习古人书作,不像现在多数书法家那种所谓意临般的浅尝则止,而是以一种以一贯之的平常心,反复临写,直到在形神上取得与原作的一致才善罢甘休。对于古人的书法经典,他是毕恭毕敬,如对圣贤,毫不马虎,这种对古代文化的敬意,变成一种动力,一种坚韧不拔的平常心,养成了一向严谨细致的治学态度,他对古人书法,辨别异同,考订详尽,并临摹传播,它把临摹及当成学术研究,又当成一种消遣,自得其乐,稳健而不紧张,凝重而不板刻,沉厚而不污浊,舒缓而不郁结,真正达到了运用自如,随心所欲的境界。这种美,来自于他对金石气息的一向追求,来自于他大量的临摹经验。他在临习题跋中写道:“临弟三过,渐能心手相应,书虽小技,也不可以燥心求之。”这种不事张扬,如同老僧坐禅般淡定态度,不正是由渐悟到顿悟后,见山仍是山,见水仍是水般的平常之道么?
这种淡定,贯穿于他几乎全部的书法作品。就像把大山人、弘一法师的书法一样,不求乖张,平静如水,坚韧朴茂,虽然他们形迹不同,但神韵上却有着极似之处,这种淡定如意的平常之心正是时下书风所缺少的。
除了以上介绍的四幅雪堂的书法作品之外,金州博物馆还藏有雪堂甲骨书体对联两幅。因为雪堂甲骨书体的作品流传较多,且前人论之详尽,就不再着重介绍了。值得一提的是,金州博物馆还藏有四件雪堂生前收藏的清代皇族书法手卷四件:康熙〈松风图〉、康熙〈石钟山记〉、乾隆〈三官颂〉、成亲王〈书法卷〉。都是难得一见的书画瑰宝,除〈为清代大学者、金石书法家阮元题签外〉,其余三件皆有雪堂亲笔题签,其中康熙〈松风图〉、乾隆〈三官颂〉入编雪堂的〈宸翰楼所藏书画录〉之中,是流传有绪的名作。
对于这些书画作品为何能够流传金州,分析主要有以下的原因:一是金州一直是辽南地区的古城,特别是1843年清政府于金州设立副都统衙门以后,这里成为辽南地区的行政、文化、经济中心,很多富有的士绅雅好文艺、收藏,民间藏品丰富,雪堂一生经常把所收藏的书画经过研究著录之后,便拿去出售,金州和旅顺毗邻,所以很多金州当地爱好收藏的富户有机会得到雪堂的藏品不足为奇;二是罗振玉曾于1930年,罗振玉应金州绅士曹世科之邀,赴金州讲习《论语》,为期三月,当时在金州也书写了很多的书法作品。三是伪满洲国时期金州有多个在伪满政府里面担任要职的任务,如韩云阶(经济部大臣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伪满洲国经济部大臣)、阎传绂(司法大臣)、卢元善(文教部大臣)等,因为罗振玉和儿子罗福葆都在伪满宫中任职,在很多个人利益上也需要这些来自大连地区的政要的支持,把一些珍贵文物作为礼品赠予他们也是可能的事情,后来这些汉奸有的被镇压,有的逃往,他们的家产多被查抄,藏品流入博物馆也有可能。以上只是对这些珍贵文物来历的一些简单的推测,至于确切来由和具体细节还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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