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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纪录片栏目《发现长春》系列丛书(第二辑)现已出版。首度披露长春厅时期的珍贵历史文献,深入探寻城市母亲河伊通河之源的无声细流,揭秘净月潭沉寂千年的金墓疑云,寻访农安黄龙戏的前世今生,追忆收藏大家张伯驹的长春情缘、评剧名家王曼苓的戏曲人生。《发现长春》(第一辑)、《发现长春》(第二辑)已在长春联合书城、学人书店新书上架,与读者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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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条看不见的隐蔽战线,
一场殊死较量正在展开。
光明与黑暗,
正义与邪恶,
一个又一个惊天阴谋被阳光摧毁:
保卫专列、寂静山林、谍踪秘影。
回首燃情岁月,
有多少历史大案,英雄无名?
有几多传奇人物,亮剑无声?
拨开历史迷雾,重现真实案件,
披露珍贵档案,还原跌宕斗争。
长春电视台《发现长春》首次独家呈现新中国建立之初发生在长春的重大反特案件。
三集系列纪录片《破晓无声》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长春电视台《发现长春》本周特别推出系列纪录片《破晓无声》第二集《山林不寂静》
并于近期推出该纪录片完整版 敬请关注
本周播出:
系列纪录片《破晓无声》第二集《山林不寂静》
文集:发现长春【探索者图集】【探索者文集】
喜讯:NEW
《发现长春》播出频次增加了
综合频道CTV-1 周六
16:25
21:50
新知频道CTV-5 周六
21:00 周日
8:50(上周内容)
新知频道CTV-5
周日
21:00 周一
8:50(本周内容)
敬请关注
2010年度吉林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中,系列纪录片《长春厅》荣获电视社教系列片一等奖。
2010年度吉林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中,系列纪录片《发现伊通河》荣获电视社教系列片一等奖。
2010年度吉林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中,系列纪录片《曼苓往事》荣获电视社教系列片一等奖。
2010年度吉林省广播电视节目评奖中,系列纪录片《古城龙吟》荣获电视社教系列片一等奖。
《发现长春》在2010年度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中喜获“创新奖”
《发现长春》国际域名备案成功,欢迎使用:faxianchangchun.com
系列纪录片《破晓无声》第二集

探索者:王铭齐
正文:
1957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寂静的山林》在全国上映。
影片讲述了新中国建立初期,美国情报组织准备向东北某地空投一批特务,用以搜集我方重要军事情报。为此,女特务李文英借口回乡照顾子女,从香港潜入东北,接应空投特务。我公安特情人员史永光冒充商人,与李文英周旋,并通过她的关系打入敌特组织内部,历经种种考验,终于掌握了敌人的全部阴谋。
这部反特题材的电影一经上映,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然而,很少有人知道,电影《寂静的山林》竟是根据一起发生在长春市的真实案件改编而成。
眼前这些档案已经尘封了半个多世纪。照片里的这个女人名叫吴文蘅,是电影《寂静的山林》中女特务李文英的人物原型。1913年,吴文蘅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日伪时期曾在长春当过助产士,后因贩卖违禁药品被关进大牢,出狱后辗转去往台湾。
袁长华(时任吉林省公安厅预审科
科长):吴文衡在台湾参加了特务组织,后来他回大陆路过朝鲜,在朝鲜,挺乱的,把电台丢了,丢了以后他又返回香港,在香港他又参加了中国自由运动特务组织。当时新成立的。这样子,他就接受了两个组织的派遣又返回大陆来了。
吴文蘅的丈夫名叫郭长升,他们同为美国“自由中国运动”组织和台湾“内政部”调查局的双重间谍。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曾大力培植反共特务组织“自由中国运动”。负责人是原国民党中将蔡文治。这一组织既反共反苏,又独立于败逃台湾的国民党政权,因而被称为“第三种势力”。
郭航(时任长春市公安局侦查一处
科长):“自由中国运动”是新成立的,我们没跟他们打过交道,咱们这回利用侦查郭长升,吴文蘅这两个间谍,熟悉熟悉美国这个间谍组织的情况。
1952年,长春市公安局收到东北公安部发来得绝密通报:吴文蘅将潜回大陆。
对于当时的政保工作来说,吴文蘅是打入“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的最佳“突破口”,为此,长春市公安局一直留意着吴文蘅的动向。
眼前的这位老人名叫陈树芳,如今已有80岁高龄。很少有人知道,老人年轻时曾是一名优秀的侦查员,大半生都在从事反特工作。
55年前,陈树芳从境外信件中发现了关于吴文蘅的重要信息。
陈树芳(时任长春市公安局侦查一处侦查员):(吴文蘅)要回长春,她家住在东三马路陶家胡同11号。经过调查核实,最后确实符合这个敌情,然后领导成立专案组,陶家胡同11号那是他具体门牌号,根据它的门牌号,就是案子代号。
后来,这一案件被定为“甲级11号案”。
然而当时,吴文蘅回到长春后是否会落脚在东三马路陶家胡同11号,还需要进一步调查。
在这份档案中,记录了当时的调查结果。吴文蘅曾在长春结过婚,前夫名叫唐玉书。唐玉书出身富裕家庭,在位于东三马路陶家胡同11号的唐家大院拥有房屋32间。
袁长华(时任吉林省公安厅预审科
科长):吴文衡和郭长升跑了,留下了两个儿子,她前夫的女儿不忍心两个弟弟没人照顾,后来提出搬回她原来的大院,当时生活比较困难,没有挣钱,用这个租出去,租点儿钱维持生活。
侦查人员认为,唐家大院是吴文蘅回到长春后最有可能落脚的地方,而唐家大院出租的房子,便是接近吴文蘅的绝佳地点。于是,长春市公安局决定,先派遣一名特情人员,以租客的身份进入唐家大院,等待机会接近吴文蘅。
这名特情人员名叫姜旭,他正是电影中史永光的人物原形。
当时,负责与姜旭直接联系的是长春市公安局侦察科科长赵鼎。
赵吉(赵鼎之子):这个我都有印象。(特情人员)你得考察他能力,这个人能不能承担大任,一个必须有一种忠诚,不是假的。那你要是双面的特务坏了。
姜旭,辽宁省海城县人,曾是哈尔滨市地工人员,两次打入国民党特务组织,并取得重要情报,后经东北公安部介绍,成为长春市公安局政保处反间谍专案组的特情人员。
就在姜旭搬进唐家大院不久,吴文蘅前夫的女儿便收到了吴文蘅的来信,说她马上就要回到长春。
陈树芳(时任长春市公安局侦查一处侦查员):吴文衡要回来的时候得办回乡证,回家探亲,她前夫的姑娘,和她也没大关系,不太愿意让她回来,也不太愿意给她办这事,但是这时候姜旭在那,姜旭知道这个事儿之后,主动的,就从他儿子那个角度帮着她把这个事儿办回乡证,就给她办手续。
1952年10月25日,吴文蘅从香港回到长春。
在长春市公安局的档案中,记录了姜旭和吴文蘅第一次见面时的情景。
在长春,吴文蘅多次企图发展特务,却没能成功。
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姜旭开始与吴文蘅进行更多接触。交谈中,姜旭流露出自己是个失败的商人,并且对社会现状极为不满。
姜旭的表现吸引了吴文蘅的注意。
档案中,我们看到了一封吴文蘅写给上级特务组织的信,信的内容是介绍姜旭为人老实,让他从事跑行商工作,方便往返于香港、长春两地,请求让姜旭加入组织。
通过吴文蘅的引荐,姜旭成为了“自由中国运动”组织的成员。此时,对于姜旭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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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破晓无声》第一集

探索者:王铭齐
正文:
1949年12月16日,莫斯科雅罗斯拉夫火车站,毛泽东抵达莫斯科。
瑟瑟寒风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乘坐的专列“东方红号”抵达莫斯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高层出访。
此刻,在中国东北,一座同样寒冷的城市——长春——有人正密切关注着毛泽东的一举一动,此人名叫于志洋。
在这家名为永兴茂弹棉社的二层小楼上,黑漆漆的屋子里只有收音机上的指示灯闪着微光,里面正在播送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的消息,一个男人专注地听着,他就是于志洋,也是这家棉花社的老板。
当时,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是高度保密的,没有对外公开,但于志洋还是通过台湾的电台收听到了一些信息。
些目光集中到了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出访苏联的消息对蒋介石而言,意味着国民党和苏联将会终止之前达成的“友好条约”。于是,蒋介石命令毛人凤:要不计一切代价,阻止此次出访。毛人凤决心制造第二次皇姑屯事件,炸毁毛泽东专列,设计了多种的破坏方案,然而,这些暗杀计划均以失败告终。于是,潜伏在各地的特务又将目光集中到了毛泽东访苏回国的路上。
于志洋的另一个身份正是国民党中统局的潜伏人员。
出生在山东的于志洋曾在家乡参加过八路军,却因为贪污腐化而畏罪潜逃到伪满洲国。在成为国民党特务后,于志洋便在长春开了家棉花社,用来掩饰身份,但他的异常举行还是引起了身边人的注意。
雇工:我是永兴棉花社的雇工,我那个老板很有问题。他白天不干活,晚上就约一群狐朋狗友,还不让我们靠近,但我能听见他们总是说一些反对共产党的话,我觉得不对劲。
警察:你的老板叫什么?
雇工:于志洋!
郭航(长春市公安局侦查一处
科长):完了咱们就查于志洋的历史和他接触这些人,纠合到一起的这些人都是不三不四的人。于志洋又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这才开始觉得他这里头可疑,备不住有其他的阴谋活动。
这是当时长春市公安局针对于志洋所做的调查报告。
侦查员1:我们从这份报告中可以发现三个重要的信息。一是于志洋的真实身份,他原来在山东参加过八路军,后来因为贪污腐化畏罪潜逃到长春混日子。光复后他就勾结敌伪残渣余孽搞建军,打家劫舍。他自己自认建军司令。后来他就参加了国名党的总统特务组织,担任潜伏组组长。
侦查员2:于志洋这个人确实有问题。他开的棉花厂实际营业状况很不好,例如五月份他赚了百十万元,而房租就要83万,明摆着赔本的买卖还要做。还有一个重要信息,他最近常接触的人有一些都在铁路工作,尤其是这个刘金鹏,接触很频繁。
领导:同志们,现在看来这个于志洋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即将从苏联回国的毛主席。但他的具体计划我们还不清楚,为了不打草惊蛇,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时刻关注于志洋,根据他的行动确定下一步动作,确保主席安全。
连续数天,于志洋都没有任何行动,侦查工作陷入僵局,但侦查人员不敢有丝毫的放松。终于,一天清晨,于志洋溜出家门,匆忙来到刘金鹏家。这一举动让侦查工作出现了转机。
郭航(长春市公安局侦查一处
科长):(于志洋)按照他俩约定的暗号他先敲三下门,停一会儿再敲三下。此时刘金鹏正躺在被窝里听北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他这一听敲门声就意识到于志洋来了。
刘金鹏:“刚才广播里才说毛泽东访问苏联就要回国了”
于志洋:“哼,多亏咱们提前就收到了消息,要不可就来不及了。
刘金鹏:对,咱们现在就去看看地形。
郭航:他俩走天刚刚亮,就踩着大雪,踏着雪地就到长春站了。当时铁路职工有专门出入的闸口。通过职工出入口进到站台。他一看纵横交错的铁道他挺感兴趣,在这做点准备。
于志洋:你先回去我在自己看看,千万别和别人说我来过,晚上十点棉花社见有要事商量。
刘金鹏:好的。
于志阳在铁路线上观察了很长时间,并告诉刘金鹏晚上十点在棉花社碰面,商量进一步的行动计划。
刘金鹏:我说司令啊,怎么样,心里有没有谱儿啊?
于志洋:差不多了。今天晚间咱俩先合计一下,明天就得开始落实了。
郭航:今天合计什么呢?于志阳跟他讲,第一咱们得准备炸药。准备炸药到时候咱们把这个炸药用盒儿伪装上送到铁路交叉口的这个地方。第二准备石头、石块儿,到时候把这个石头垫到,铺到铁道上。专列一过容易颠覆,把火车容易颠覆了。第三个准备工具,雷管。
接下来的几天晚上,棉花社里更加热闹了,于志洋给每个人分了工,自己担任总指挥。
只是,此时的于志洋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长春市公安局的监控之下。
侦查员甲:据我们分析,于志洋应该是要在主席途径长春时,在铁路上动手脚,现在时间紧迫,我们必须马上行动。
侦查员乙:但是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具体的计划是什么,还有没有其他人参与。为了保证万无一失,最重要的就是了解于志洋的全部计划。现在时间紧张,我们已经来不及安插内线了,看来,我们只能找出一个突破口!
那么,什么才是破案的突破口呢?
,查口失局的花舍播光复起来不知道案情,说他思想反动,完了咱们就差经过调查,公安人员选定了于志洋身边,一个叫于甦生的人。于甦生在长春青年团工作,经常出差,秘密逮捕他不会引起于志洋的怀疑。然后再从他口中得知于志洋的全部计划就可以顺利破案。
只是,公安人员该如何攻破于甦生的心理防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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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风雨长春府》第三集

探索者:王宇
引言:
这里曾是长春府衙署所在地,见证了长春府时期,这片土地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初一,数九寒天,长春府衙署内却异常热闹,不仅聚集了东北地区的政界高官、商民代表,甚至连外国使节也纷纷到场。这一天是公元1907年1月14日,吉林、长春、哈尔滨三座城市奉命“开埠通商”。
商埠地设在了长春府旧城和日本人的满铁附属地之间。从此,这里成为长春近代化发展的“先行地”:改造老城区、开发商业、发展公共事业、创建市政管理体系……一系列城市近代化运动兴起于长春府末期。
反而,长春开埠并非一帆风顺。肆虐的鼠疫,观念的革新,各方势力的角逐……风起云涌的变革中,长春开始了新的历史……
正文:
这里就是长春人口中常说的“道台衙门”。
1907年,长春开埠后,东北也实行了官职改革,废除将军,改设行省,省下设道。
“道”是行省和府州之间的一级机构,长官叫作道员,俗称道台。
1908年,清政府就设立了吉林西路兵备道,首任道台名为陈希贤,驻守长春。当时的道台衙门设在了长春府旧城内的东四道街上。而后一年,吉林西路兵备道改为吉林西南路分巡兵备道,道台作为吉林巡抚派出的官员,分巡吉林省西南一带的行政事务,兼管长春关税、开埠及对外交涉事宜。此时,道台的衙署也迁出了长春府旧城,由第二任道台颜世清在商埠地的最北端兴建了这座道台衙门。
开埠后,长春地区的长官既有知府,又有道台,这二者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呢?
从行政职责上来看,商埠地的发展似乎与长春知府脱离了干系。但是,纵观史料,我们却又发现,商埠地的发展建设与长春府官民的推动有着直接关系。
开埠之初,长春知府章绍洙就将修路一事提了出来。当时,长春府旧城及商埠地城区大部分街道破败不堪,“晴则尘土飞扬,雨则满街泥泞,甚至车马倾陷、阻塞行人,中外商民同深诟病。日俄领事不但在大庭广众屡肆讥评长春不修路政,日领事甚至谋求,代行开筑或合股共修。”
如果让日本人参与修路,那么后果不堪设想。为此,长春府知府章绍洙决定“及早兴办,以壮观瞻而免垂涎”。
虽然有长春知府的协助,但长春商埠地在开埠之初的建设并不顺利,最初规划为商埠地的大片土地甚至被日本人购买,使得商埠地的建设陷入被动局面。
为了扭转局面,第二任道台颜世清在1908年走马上任,对长春商埠地进行重新规划。
颜世清雄心勃勃,上任后马上成立长春商埠局,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
《长春自开商埠租建章程》是商埠局出台的长春城市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其中可以看出政府改善长春交通路况的意图。事实上,长春在开埠之初便投入了12万元改善主干道路,到民国初年,商埠地共建有16条马路和34条街巷。
除修路外,商埠局还制定了《管理马路规则》,要求每日清晨,沿路的店铺应自行对门前进行打扫洁净,春夏秋三季每日须泼洒清水三次。管理规则上还明确提出,马路上禁止通行过重的大车;车马穿行马路须由过沟石上行走,不准通过明沟;马路及便道不准摆列各项贸易小摊,马路及两旁便道不准抛弃秽物;车马往来须靠左边行走等诸多要求。如果违反管理规则,则进行罚款,甚至会处以5日以下1日以上的拘留。
商埠局的一系列管理章程涉及面极广,例如《管理官立市场规则》,《管理中外当铺规则》《管理旅店规则》《保护马路树木规则》等等,内容十分详尽。
这些在今天看来十分简单的管理条例对于刚刚开始城市化发展的长春来说,是城市近代文明的体现,因此意义重大。
对于长春商埠地的建设,颜世清有着清晰的思路。然而,困难还是接踵而至,这其中,最大的难题就是经费不足。
虽然清政府为长春商埠地拨了专用款,但由于建造道台衙门、接待上级官员等耗费了大量资金,再加上各级官员贪污舞弊,使得专用款几乎消耗殆尽。因此,商埠地的建设十分缓慢。
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长春开埠通商的第四个年头。颜世清被调离长春,他的继任者名为李澍恩,其父是晚清名臣,也是长春厅时期最著名的通判——李金镛。
李澍恩与颜世清一样,对长春商埠地的经营给予了很大的热情。然而,一场灾难突然而至,打乱了一切。
宣统二年(1910年)十二月初三,深夜,长春府城内福增兴商号的一个伙计突然暴病而忘。消息传到长春府衙,一丝不祥的预感爬上了长春知府何厚琦的心头。他知道,哈尔滨正在暴发鼠疫,而这个暴毙的伙计正是刚刚从哈尔滨回到长春。
接下来几天,福增兴商号里另外几个从哈尔冰回来的伙计相继死亡。不仅如此,城外商埠地客栈入住的多名苦力也陆续暴病,不久便相继死去,而这些苦力也都是刚刚从哈尔冰来到长春。
这些都印证了何厚琦的担心:横行于哈尔滨的鼠疫已经南下至长春。一场浩劫即将席卷长春府。
不久,《盛京时报》相继刊登了这样的消息:
“东四道街万兴铁炉柜伙九人相继染疫弊命。万福杂货铺柜伙八人,病中同归于尽。”
“天德堂药铺柜伙九人,堂医染疫,柜伙相继感染弊命,无一幸免。”
“城北六十里许夏家屯共十余户,被疫疠所传播,全村男女老幼无一生存,邻近村人莫敢前往,所遗牲畜亦饥渴就弊,呜呼惨矣”。
一时间,整个长春城笼罩在一片慌恐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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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集纪录片《畅想园林》第一集《胜利公园.水木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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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集纪录片《畅想园林》第七集《春满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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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守望黑精灵》上集《瑰宝寻踪》
纪录片《守望黑精灵》中集《古技新生》
纪录片《守望黑精灵》下集《珍藏传世》
纪录片《赵氏古筝》
系列纪录片《风雨长春府》第二集

探索者:王宇
引言:
公元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
四月,长春府候补知府王昌炽踏上了去往珲春的路途。他此行的目的,是协同俄国工程人员勘测修筑中东铁路的线路。中东铁路是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的铁路,也被称为东清铁路。
四年后,王昌炽成为长春府的第十二任知府。此时,中东铁路已经延伸到了长春。原本只是宣读国家政令,审决讼案,治理百姓的长春府知府的处境也愈发尴尬。
“俄国人在长春修建铁路”将长春府平淡的政事民生击起了波澜。
只是,当时生活长春府的人们不会料到,这条铁路将给自己生活的这篇土地,甚至是这个国家带来怎样巨大的影响。
一列列轰鸣的火车,呼啸而过,将长春府拉上了近代化发展的轨道,却也为这座城市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屈辱记忆。
正文:
照片中的这座火车站就是老长春人口中的“宽城子火车站”,由俄国人在1889年兴建,是长春历史上的第一座火车站。
宽城子火车站是中东铁路线上的一点。围绕这条俄国人修建的铁路,中国东北开始了它的近代史。
疾驰的列车,正以120公里的时速,行驶在西伯利亚的丛林间。西伯利亚大铁路,全长9332公里,全程复线,全程电气化,为世界之最。
1895年,俄国人兴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第五个年头,铁路已经修到了外贝加尔。而此时,围绕这条铁路的走向问题,沙俄统治集团内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
最终,俄国远东政策的策划者和积极推行者——财政大臣维特——提出的新计划,得到了尼古拉二世的批准,这就是让铁路横穿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吉林两省。
这个一箭双雕的新计划,把原西伯利亚铁路线路缩短了1038公里,避开了施工的困难地段。更重要的是,它把“满洲永远保持在俄国手中”。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得意的表示:“以后在中国北部任何铁路线路或支线,在未得到俄国同意前便不得修筑”。
把俄国的铁路伸进中国,这样的如意算盘原本不容易得逞。然而,1895年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及中国的惨败还是为俄国人带来了机会。
为了寻求外援抵御日本,清廷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邻邦——沙俄。
清光绪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96年,清政府特使李鸿章赴俄祝贺沙皇加冕典礼,与沙俄签订了《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简称《中俄密约》,允许俄国在中国境内修筑中东铁路。
1897年4月,遵照《中俄密约》的约定,俄方派工作人员到中国境内勘测路基。吉林将军延茂派候补长春府知府王昌炽赴珲春,同知戴鸿钧赴三岔口偕同俄方人员工作。
同年7月,延茂奏准在吉林省城设立铁路交涉总局,任命王昌炽为局务总办,长春府知府谢汝钦为会办。
这一年8月28日,黑龙江省东宁县三岔口镇,中东铁路破土动工,并渐渐向南推进,逼近长春府。
公元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从这一年的5月开始,一栋栋尖塔穹顶、雕花浮饰的俄罗斯建筑开始在长春城西矗立。这就是俄国人以宽城子火车站为中心,规划出的“中东铁路附属地”。附属地占地5.7平方米,与当时的长春府城区不相上下。附属地内建起了铁路站房、警务段、兵营和员工住宅等设施,后来又相继开设俱乐部、邮局、教会、学校和商业设施等,逐步形成了一个俄式风格的小镇。
强邻虎视眈眈,日谋侵夺。大好河山供人蚕食,不亦悲乎。
19世纪末,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在各地兴起,开始大规模拆毁铁路,
“毁路所以阻兵,烧站而死西人,更可图快。”(《拳事杂记》)。
1900年7月12日,长春义和团烧毁城西小孤榆树俄国人的住房,被惊吓的俄国人逃到宽城子火车站临时居住。
在城里,义和团烧毁英国基督教开办的“施医院”和医士住宅,熊熊大火烧至午夜。
1900年7月14日,义和团扑向宽城子火车站,俄国人纷纷溃逃。义和团随即放火,烧毁了站房及站内的物资。
长春义和团驱赶西人的举动,极大地鼓舞了铁路沿线的村民。他们也自发行动起来,拆毁了刚刚铺轨的铁路,切断电线、砍倒电线杆,使俄国人的交通和通信陷入瘫痪。
但是,让长春知府谢汝钦始料不及的是,给义和团的军资发放不久,一个更大麻烦就来了。
1901年9月,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惨遭列强与清王朝的联合镇压后,一度停工的中东铁路和宽城子站区工程再度按原计划施工。
1903年7月14日,宽城子火车站正式通车。但很快,俄国人就迎来了他的劲敌,长春府也将被新的势力所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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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
农历四月十二,正午。长春府西北,农安县裕通福商号里的枪炮和厮杀声,终于停了下来。
冲突的双方是群情激愤的佃户和受命前来镇压的大清官兵。很快,佃户的反抗被镇压下去,商号里血流成河。
这一事件被称为“西夹荒抗丈之变”,是东北地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流血惨案。而冲突源于长春城市发展史上一个最初的矛盾。
有清一代,长春本是关外蒙古王公的领地,用于游牧,禁止内地汉人进入。然而,封禁政策无法阻止汉人对生存的渴望,他们涌入关外,开荒种地。蒙古王公这才发现地租远比放牧挣钱,于是,汉人在关外落户安家。清政府默认这一切,并在长春等地建立衙署。然而,本来互相依存的蒙古王公和汉人佃户,在地租的高低上始终存在矛盾。这一矛盾,在长春府设立后的第七年,突然恶化,演变为流血冲突。
那么,长春城为何由厅升府?驻守一方的官员又为何难以化解矛盾?
风雨长春府,动荡的24年,将从何开始?
正文:
清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农历七月初七,当时的吉林将军希元向光绪皇帝上书,奏请将长春厅改升长春府。奏折中希元阐述了他的理由:“该厅居民虽非土著,然休养生息已百余年,当时所称为荒甸者,今则屋宇栉比,鸡犬相闻,三里一小屯,五里一大屯。而省东一带,无如是之稠密也。其生聚之繁庶如此。”
从1800年设立长春厅以来,这片土地得以迅速发展,人口集聚,开荒垦种,贸易繁荣,数十年里,长春由游牧之地蜕变成一座充满生机的城市。
因此,清政府很快就批准了希元的奏折。清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的夏天,长春府正式揭牌,宣告成立,领辖农安县,原厅署改为知府衙署。内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房。
长春城由厅升府,意义重大。因为长春厅具有临时和过渡的性质,而升级后的长春府则是正式的地方行政机构,长春的城市化进程因此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就在长春城经历变革的同时,新上任的吉林将军长顺已经抵达吉林。
长顺,满洲正白旗人,大清三朝重臣,末代皇后婉容的曾祖父。
吉林将军是清代吉林地区的最高军政长官,政务繁重。长顺到任后,整顿货币,澄清吏治,清除盗贼,整顿旗务,赈济灾民,得到了朝廷上下的一致认可。
在长顺繁杂的工作中,就包括落实长春厅升府的具体事项。
觉罗同勋,满洲正蓝旗人,曾任湖北安陆知府。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外放吉林,曾任松源厅通判。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长春厅升府后,由长顺推荐出任首任知府。
青金石顶戴,八蟒四爪蟒袍,雪雁补服,此时的觉罗同勋官从四品,已独立掌管长春府内国家政令的宣布,考核属下官吏,审决讼案,治理百姓。
这一次召见是在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的初冬,而此前,长春知府觉罗同勋与吉林将军长顺大多是文书来往,即使在五月份大水肆虐的时候,他们也只不过是详文往来。因此,这次的召见多少让觉罗同勋有些纳闷,究竟有什么样棘手的事情,让将军主动召见,非要和自己面谈呢?
长顺提到的“西夹荒土地之争”,曾经是长春厅时期一件不小的事件。
西夹荒,是指当时长春厅西北、农安乡西南部的荒地,由于这些荒地横亘在早已开放的长春厅恒裕乡和农安乡之间,故称“夹荒”,面积达24.16万垧。
道光七年(公元1827年),这片土地的所有者——郭尔罗斯前旗扎萨克——决定开放西夹荒,租给佃户耕种。
转眼间,到了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蒙古王公却不再信守约定,他们呈请理藩院,要求长春地方官员对西夹荒土地进行再次丈量。
暂时被压制的矛盾并没有彻底消失,就在长春城由厅升府的第一年,土地之争就再次摆在了首任知府面前。
西夹荒的争执由来已久,一边是千余名长春佃户,一边是与满清渊源颇深的蒙古王公,怎样处理才算稳妥?觉罗同勋不敢轻易言语,只等长顺发话。
觉罗同勋意识到,在这场争执中,长顺心里的天平已经偏向了蒙古王公。
从将军府刚回到衙门,觉罗同勋就收到了佃户联名的呈文,拒绝官府违背约定,再次对西夹荒进行清丈。然而此时,吉林将军长顺委派的勘丈人员已经在向长春府进发。
依据《农安县志》的记载: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冬天,当时有佃民首领刘永依据前约,凭据咸丰七年的双方协议“印文”,与官府人员据理力争,呈清免丈。全福等官员不准,佃户千余人起而抗丈。抢夺量地弓绳,同时把全福等官员驱逐出西夹荒。
就这样,在长春府设立初期,蒙古王公和佃户的夹荒之争被暂时搁置,但这终究不能阻挡蒙古王公对土地地租日益膨胀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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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影人袁乃晨》下集

探索者:周宓
引言:
新中国第一部纪录片,铭刻着他的声音,新中国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了他的身影,新中国第一部科教片,凝结着他的智慧,新中国第一部译制片,倾注了他的心血。然而,多年之后,在他的身上,体现最多的,并不是来自艺术的浪漫飘逸,而是属于战士的深沉与坚毅。他就是袁乃晨。艰难险阻,惊涛回澜,岁月沧桑,创业艰难,回顾一路走来的坎坷,袁乃晨用一句话抒发了自己的情怀:完成任务,是军人的职责。
正文:
这是东北电影制片厂在1947年拍摄的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
影片取材自当时的一则新闻报道:一个刚入伍的小战士在休息时不慎步枪走火,打死了一个老农的儿子。当部队准备让小战士偿命时,老农爬上行刑台,要求部队“不要处死小鬼,留下他打老蒋...
《留下他打老蒋》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短故事片。影片中这位营长的饰演者,就是袁乃晨。
当时,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前身—东北电影制片厂刚刚成立一年,有经验的电影演员并不多,于是有过话剧表演经验的袁乃晨,在厂长袁牧之的安排下,出演了影片中的一个主要角色。
虽然有过话剧表演的经历,但袁乃晨还是感觉到,电影表演是与话剧表演显然不是一回事。
同样是戏剧表演,舞台要求与屏幕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尽管袁乃晨认识到了其中的区别,但由于多年的舞台表演形成的习惯,他还是在影片拍摄的过程中闹了不少的笑话。
最初,袁乃晨是以演员的身份加入到东北电影制片厂的,但厂长袁牧之多次强调,“编导干部培养要大胆放手,先着手试拍小片或搞纪录片,或先当一二次演员,从中熟悉整个制作过程,摸索电影表现技巧,往后就试行单独导演”。参加拍摄《留下他打老蒋》后,面对电影这个全新的艺术领域,演员袁乃晨开始尝试向导演方向转变。
然而,这个角色的转变,却并非轻而易举。
虽然在理论上对电影的认识有所提高,但这门艺术更需要的是在实践中摸索。不久,袁乃晨接到了一个导演任务,厂里要他拍摄一部预防鼠疫的科教片,时间是一个月。
厂领导交待,这是一部向人民进行常识讲解的片子,镜头语言和解说词一定要通俗易懂。对于此前没有一点电影导演经验的袁乃晨来说,这显然是一次严峻挑战。
军人出身的袁乃晨把第一次当导演的任务看做是一场攻坚战。
经过一个月的艰苦奋战,1948年夏季,长度为20分钟的《预防鼠疫》拍摄完成了,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部科教片,也是袁乃晨的导演处女作。遗憾的是,该片的影像资料目前难以找到,所以,我们只能从袁乃晨老先生的回忆中来感受当年创作的艰难。
袁乃晨回忆说,当初为了撰写分镜头剧本,自己熬了三个通宵,用掉五瓶墨水,草稿写了三百多页。为了力求直观生动,《预防鼠疫》还创新性地运用了动画手段。
科教片《预防鼠疫》先是得到了电影厂领导们的一致肯定,电影公映后,老百姓更是好评如潮,称赞东北电影制片厂为群众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初出茅庐,就拿出这样的作品,导演袁乃晨并没有流露出太多的喜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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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纪录片《影人袁乃晨》上集

探索者:周宓
引言:
2008年9月13日,第1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颁奖典礼在大连举行,“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是一位89岁高龄的老电影人——袁乃晨。这是老人人生中的第一座奖杯,人们起立、鼓掌、致敬,这个并不为大众所熟知的名字连同他一生的成就,从此被镌刻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史册上。
这是一个塑造过经典、见证了传奇的老一代优秀电影工作者,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的建厂元勋、新中国电影“四个第一”的创造者、中国“译制片之父”,当人们再次提起这一段段激扬的历史,这位钟爱电影一生的老人说: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他都感觉到,这些荣誉和成就只是他的工作和一份电影人的责任。
正文:
1935年,这首用血泪写成的抗日救亡歌曲,回荡在北平的大街小巷和进步学生中间。
正在北平第一中学读书的袁乃晨,时年十六岁。面对家国沦丧、同胞屈辱,年少的袁乃晨感觉到,在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些东西正在被唤醒。
袁乃晨,1919年出生在河北雄县的一个普通家庭,原名高润才。1935年,他只身来到北平读书,虽然还只是一个对时事政治懵懵懂懂的少年,但在“一二九”运动后,在国家危难和新思想的影响下,这个只知埋头用功的读书郎,开始跟同学们一起,关注教室外的国家大事。
1936年,国民党当局的一次调兵行动让袁乃晨和同学们兴奋了好一阵子。学生们认为,抗击外敌的战役就要打响。
就在大家为山河光复指日可待而奔走相告之际,同学中一个叫高铁生的人发出了质疑国民党当局的声音。
时至今日,袁乃晨依然清晰记得这位同班同学,一个受过共产主义思想熏陶的进步学生--高铁生。
时局的发展果然如高铁生所言,袁乃晨很是钦佩。渐渐地,袁乃晨与高铁生走得越来越近,并时不时地发表一些赞同中国共产党的言论。校方开始将思想发生转变的袁乃晨视为洪水猛兽。为了以儆效尤,在1937年夏天,袁乃晨被学校开除。
不满18岁的袁乃晨意识到,北平已经不再是他的容身之地。
1937年秋天,袁乃晨回到河北老家。这一年,袁乃晨四处探听消息并很快得知,离家不远的一个村子里组成了队伍抗日,领头的是共产党。国家兴亡,匹夫有则。1938年6月,袁乃晨投奔了这支抗日队伍。不久,袁乃晨所在的部队被贺龙的120师收编,晋升为八路军的正规部队。经过培训与锻炼后,年轻的袁乃晨迅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并成为联队的政治辅导员。
在战士们的眼中,这位不满18岁的小指导员虽然不擅长表达,但是拉练出操时的拼劲儿和教大伙唱歌时的热情,已经传递给每个战士。袁乃晨用歌声和身上那股蓬勃向上的力量,把整个连队的士气大大地提升起来。
袁乃晨的想法很简单,在剧团可以补充文化知识,再回到连里做思想政治工作就能更加顺手。没想到,袁乃晨到了剧团后,很快便成了骨干演员,团领导说什么也不肯放他再回连队。正是这样一次偶然的机遇,让袁乃晨从弥漫的硝烟中走向了另外一个特殊的战场--为新中国电影开创基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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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
系列纪录片《影人常彦》下集

探索者:周宓
引言:
在长影的历史上,
有两部影片的发行,
是根据党中央最高首长的指示,才得以顺利通过。
常彦的作品《在被告后面》便是其中的一部。
影片究竟涉及到怎样的话题领域,
才需要“尚方宝剑”“保驾护航”?
常彦为此,又承受过怎样的压力?
位卑未敢忘忧国的赤诚情怀,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敏感世局,
煎熬中能否秉持信念?
绝望处如何等待曙光?
“没有打垮我们的东西,
磨难让我们变得坚强。”
多年后,再回首,
昔日的创作感悟,过往的岁月艰辛,
已然春风化雨,铸成生命印记。
正文:
作为新中国电影摇篮的长春电影制片厂,值得长影人深刻记忆的事情数不胜数,其中一件就是,在不到十年间,有两部电影作品惊动了国家最高领导人。
1974年,长影拍摄了电影《创业》。影片主人公的原型为中国石油战线著名劳模、铁人王进喜,故事背景是大庆石油大会战。
由于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石油工业所取得的成就,影片拍出后,立刻遭到了江青的责难,江青罗织了10条罪状后将其打入冷宫。
作者张天民无法接受,便上书毛泽东主席。
毛泽东于1975年7月25日对张天民的来信做出了批示:
“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
由此,电影《创业》获得了解禁,成为“铁人精神”的颂歌。
七年之后,同样的苦难与荣耀,属于常彦的电影《在被告后面》。
(影片转场)
1982年初冬,长影的领导找到常彦,交给他一部剧本,并告诉他,这个片子拍好了,将是中国电影界的一颗“原子弹”。
剧本《阴转多云》塑造的是一位国企领导,要为国家创造利润,不能在国际贸易上失信于民,因此,在某些工作环节上必须拉关系走后门。
违背党性和原则的痛苦,让这名干部痛定思痛,毅然向纪检部门写信,揭发检举自己的错误行为。
上世纪80年代,在一些文艺作品还在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这个剧本却直指当下。
本以为改了名字会顺利通过审查,但常彦把这一切想得过于简单了。
现实主义的题材,往往会引发激烈论战。影片《在被告后面》的男主角一腔热血,却不得不为了大目标而暂时从权,而影片中反面人物的最大错误也不过是消极怠工。常彦选择尊重现实,不夸张,不扭曲。他认为,电影不是教科书,不能一板一眼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所以,“关注社会风气中的隐患并如实展现”,是电影作品的现实意义。
影片主人公李江川的辛酸就在于,为了整体利益,在各个环节的阻力之下,一个有多年党龄的老党员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搞不正之风。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生活有感受的人,都会品味出,在计划经济中与影片情节类似的种种无奈与尴尬。
苍茫大地,路在何方?电影的结尾,纪检人员拿着男主人公揭发自己的举报信,若有所思地走向上级主管的办公室。
这样一个开放式结局,寄托了作者无限的沉思,也引发了观众的感叹:“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影片拍完了之后,起初得到不少好评,在电影局的审查中也顺利通过。正在长影大量印制拷贝,准备在元旦和春节档期上映的时候,厂里突然接到来到中宣部的电报,
要求长影对这部影片停印拷贝、禁止发行。
与《在被告后面》一起被批判的,还有广西电影制片厂的《一个和八个》。
1983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故事片厂长会议上,《一个和八个》和《在被告后面》被当成“精神污染”的活靶子重点批判。
在长影,常彦的倔强是出了名的。当年,也正是因为这份“倔强”,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青年,硬是攻读完成大学专业课程,成为了一名职业摄影师。
1952年,20岁的常彦被推荐进入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摄影专修科,对于一个只有小学六年级文化程度的人,要和高中毕业生一起接受大学教育,其困难是可想而知的。
倔强的常彦不甘心就这样放弃自己,他开始通宵达旦地看书做题,遇到不懂的就到处请教,最后竟累出了肺炎。常彦的这股子钻研劲让所有的同学感动,有一段时期,大家甚至成立了专门的辅导小组来帮助他。
在电影的审查问题上,常彦的“倔强”再一次发作。他认定,影片《在被告后面》在政治上没有问题,一定可以得到公正的评价。
但倔强不能慰济煎熬,常彦自嘲说:“在那段等待‘宣判’的过程里,懂得了什么叫‘惶惶不可终日’”。
当时,在厂里,不抽烟的导演很少,常彦就是其中之一。但在那段艰难等待的日子里,他偶尔也会喷云吐雾,用他的话说这是被动深呼吸,缓解压力。
幸运的是,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事情很快就有了转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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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周宓
引言:
一个中国人,创造了世界观影史上的奇迹,
一部黑白电影,上座率达六亿人次之多。
业内同行对他的名字肃然起敬。
他的电影在整整一代中国人心中,留下无法抹灭的印记。
他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传奇人物,长春电影制片厂导演,常彦。
人们用“天分高,肯用功”来归纳他成功的原因。
而他却引用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言来解读自己的创作生涯:
创作是一种孤寂的生活。
创作者如果不甘平庸,
就必须面对永恒或者面对缺乏永恒的每一天。
他应该永远尝试去做那些,
从来没有人做过,或者他人做过,但却已经失败的事。
这样他就会有幸获得成功。
回首云山深处,
追忆似水年华,
那是一段用光影缔造奇迹的流金岁月。
正文:
1979
年的夏天,《参考消息》上转载了一篇外国记者的通讯,文中说:成百上千的北京人挤在闷热的电影院里,观看一部动作激烈的电影……
在北京,这部“动作激烈的电影”几乎是通宵放映,既便如此,还是有许多人因为没有座位,而焦急地等在电影院的门外。
这部受到亿万中国人热捧的电影,名叫《保密局的枪声》。
1979年,《保密局的枪声》创造了中国电影史上6亿人次的观影奇迹,按照每张电影票3毛钱计算,当时票房达到1亿8千万。
中国电影突然显露出令人为之一振的态势,该片的导演常彦也迅速进入中国观众的视野。
《保密局的枪声》讲述的是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员在敌人内部殊死斗争的故事。共产党联络员史秀英与打入敌方保密局内部的地下工作者刘啸尘、老三联手,数次挫败敌人阴谋,最后终于得到了敌人的潜伏计划,从而为解放上海创造了有利条件。
1979年的夏天,这部风靡全中国的电影,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创造了票房神话和谍战片的清晰形态,还在于它的电影语言令人耳目一新,为当时的中国电影闯出了一条新路。
《保密局的枪声》上映这一年,中国国内的意识形态领域正在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这一年,著名的思想文化评论杂志《读书》创刊,第一篇文章就是《读书无禁区》,这句话点亮无数心灵,也一度引起轩然大波。
这一年,《大众电影》在封面刊登了一张国外电影中男女主角接吻的照片,立即有读者写信谴责,一场大规模讨论也随之展开。
在经历了十多年的思想禁锢后,人们亟待新鲜的作品填补精神世界的空白,而创作者们也在思考,该对这个时代和社会,大声说点什么?
在长春电影制片厂,常彦正是这些思考者中的一位。
与“文革”中的电影决然不同,人们在《保密局的枪声》中看到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人物性格:共产党员信仰坚定,但有时也潸然泪下,反面人物笑容可掬,却暗藏杀机。影片的动作场面扣人心弦,最终结局峰回路转但仍暗潮涌动。如今,这类惊险谍战题材令许多导演趋之如骛,但就电影的框架结构而言,却始终无法超越《保密局的枪声》。
在当时的几期《大众电影》上,不断有评论家和观众为《保密局的枪声》喝彩。然而出于时代的限制,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家,都回避了这样一个内容,那就是导演常彦在这部电影的拍摄和剪辑中,师承了美国惊悚片大师希区柯克的创作理念和手法。
在电影领域,“希区柯克”就是悬疑惊悚的代名词。常彦之所以能接触到希区柯克的影片,源自于他的特殊经历。
1955年7月,从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中央电影局电影学校毕业不到一年,正在长影担任摄像助理的常彦接到上级通知,选派他出国深造。
负笈千里,异乡求学,其中多少艰辛。
有人感慨,少年时经历,犹如水漫金山,待大水退去,看清来路,方觉后怕,有多少死路,竟然在不经意间一跨而过。
常彦要跨过的这道急流险滩,其实是一道人为建立的壁垒。这是东西方长达40年冷战的“铁幕”。
1946年3月,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发表演说,
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铁幕”从此便成为战后国际关系中有关东西方对抗的专有名词。同时它也意味着指阻碍思想、信息和人员交流的无形障碍。
常彦一行前往的求学之处,就是冷战铁幕中的超级敏感地带——柏林。
这个时候柏林墙还没有建起来,但冷战的气氛已经弥散在城市的每个角落。在井水不犯河水的平静之下,危机四伏。一旦行差踏错,不但个人会有危险,国与国之间的摩擦也有可能增加。
在这样的环境中,身在东柏林的常彦却常到西柏林的电影院去欣赏好莱坞的影片,这在当时是相当危险的。虽然他每次都小心翼翼,但还是差点出事。
有一次,他看完美国歌舞片《雨中曲》,回来后情不自禁的按照影片主题曲的旋律吹起了口哨,被一旁的东德同学听到了。
在留德学习的三年,常彦观摩了不少好莱坞经典影片。而看得最多的,就是希区柯克的作品。
在这样惊险的环境中,观看惊险影片,双重的感受使得希区柯克的风格在日后《保密局的枪声》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个接一个的悬念,节奏十足的镜头剪接,扣人心弦的音乐效果,这一切,为当时的中国观众展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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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者:董黎明
引言:
这一张张卡片散发着陈年的油墨味道,上面的符号依旧清晰,默默传承着一个时代的印记。渐渐地,这些卡片被取而代之,图书馆已然走上了历史的转折点。
从“藏书”到“阅读”,从“阅读”到“传播”,信息化时代来临,实体图书馆在信息开放和数字化的浪潮中面临着自我淘汰的巨大考验。然而,与考验相伴相生,图书馆也迎来了史无前例的“春天”。图书馆人要如何抓住机遇、推陈出新?翰墨新生后又会是怎样一番光景?
正文:
这些编排整齐的卡片,沉默的静卧在一个个狭长的匣子里,一张挨着一张,略显拥挤。泛黄的纸色,工整清秀的钢笔手书,微微晕开的油墨,都散发着与当下这个时代不大相称的陈旧气质。
在吉林省图书馆,安装了电子图书检索系统。但是,仍有一些读者会选择利用这些小卡片来检索图书。
索书卡在吉林省图书馆的应用开始于1976年,数十年里,无数读者用这些卡片在浩如烟海的书籍中找到自己的阅读目标。
长12.5厘米、宽7.5厘米的卡片包含着专业的学问,也有着悠久的历史。
1861年,卡片目录由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首创并应用。在中国,最早的卡片目录则是跟随着一个学习图书馆学的留学生远渡重洋归来,这个留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的馆长,他就是袁同礼。随后,卡片目录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渐渐应用开来。
采编部是图书到达图书馆的第一站,而这个部门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给新来的书籍制作索书卡。
李博昭,50岁,1983年进入吉林省图书馆,被分配到采编部。入馆的第二年,她便开始参与索书卡的制作工作。
在图书馆,索书号就相当于人类的身份证号码,一书一号,绝无重复。在跨越世纪的时光中,这些卡片成为图书馆、书籍和读者之间沟通的桥梁。
然而,在历史的风烟中,总是有一些巧合让人喟叹不已。
1976年,就在吉林省图书馆刚刚开始使用卡片目录检索书籍时,远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家名叫“苹果”的计算机公司正式成立,当时,正在图书馆里翻阅图书卡片的人们不会意识到,一种被叫作“PC”的个人微型计算机,会在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场信息风暴,更没有人会想到,这场信息风暴也将给图书馆的发展带来新的挑战。
在使用“卡片目录”19年后,1995年,吉林省图书馆引进了第一批计算机。当时,计算机对于国人来说还比较陌生。吉林省图书馆特意抽调几名骨干到北京,跟随国家图书馆的同行学习如何用计算机制定索书目录。
1997年,吉林省图书馆第一批计算机目录开始正式使用。
计算机目录在吉林省图书馆一经使用,许多年轻读者在很短的时间内便接受了这项“先进技术”,而对于一些很难学会计算机操作的老年人来说,省图的工作人员也做了细致的准备,设立了专门的咨询人员,随时帮助读者查询和检索。
从2000年开始,吉林省图书馆停止了卡片目录的编排工作,只是,为了满足一些读者的查阅习惯,这些卡片仍在使用。
虽然使用卡片检索书籍的读者越来越少,但它已然成为了一代人心中抹不去、放不下的时代记忆……
从结绳记事到文字记载,再到数字化技术,知识传播方式的改变推动着人类文明不断前进。在图书馆,数字技术不仅改变了图书检索方式,更颠覆了传统的阅读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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