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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尚昆日记的背后
原来，重庆青年团二同志分别是廖伯康——共青团中央委员，重庆团市委书记兼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于克书——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他们在１９６２年６月到北京参加团中央三届七中全会。会议期间向团中央候补书记曾德林谈起四川饥荒严重，下情难于上达，曾德林随即向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作了反映。胡耀邦约谈了廖伯康以后，就又安排廖、于二人直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汇报。
杨尚昆首先说：你们省里李大章、廖志高我都同他们谈过。重庆的廖苏华我也找她谈过，不过她不了解情况，谈不出什么来。我也找任白戈谈过，他有顾虑不敢讲真情。最近我还找了一位你们四川来京开会的省委部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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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内参片
1895年，以法国人卢米埃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为标志，电影呱呱坠地，并成为２０世纪影响最大的综合艺术。电影进入中国并不晚，1903年就有电影放映，1905年，中国人就拍摄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电影艺术已经相当繁荣，鲁迅就把看电影作为日常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
然而，到了文革年代，电影却变成了公众生活的稀缺品。造成这一局面的也是一位曾经的电影演员蓝苹，她后来嫁给毛泽东，改名江青，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在文革发动过程中有一个重要的举动，就是1966年初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者座谈会。这个座谈会规模很小，参加者只有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总政文化部长谢镗忠、总政宣传部长李曼村、总政文化部副部长陈亚丁人。江青让他们陪着看了几十部电影和几出戏。她对大部分影片横挑鼻子竖挑眼，形成了一个座谈会纪要，把整个文艺界说成漆黑一团。这个纪要经过毛泽东精心修改，强调会议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出。这样，江青个人对电影的好恶，对文艺的好恶，就成为国家意志。此后，不论是国产电影，还是进口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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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弹功臣王秉璋
丁东
近日，朝鲜发射光明星三号失败，研制负责人的命运成了难以猜测的未知数，凶多吉少。
在导弹和航天技术领域，中国比朝鲜起步早，水平高，钱学森等专家也得到了国家的格外尊重。但不应忘记的是，在文革年代，导弹、卫星等尖端技术的研制，也受到严重的干扰，相关领域的负责人，也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文革发生时，我国主管导弹研制的是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由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中将兼任。文革初，七机部成为两派斗争最激烈的单位，身为部长的王秉璋，遭到揪斗、关押，得了肝炎，夫人无奈之中，只好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找叶群、林彪求助。林彪让叶群报告毛泽东，七机部是重要的机要部门，把王秉璋搞掉了，就无法维持七机部的工作。毛泽东要搞文化大革命，也要两弹一星。于是同意了林彪的意见，解放了王秉璋。王秉璋主持七机部工作期间，从“东风一号”短程导弹到“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陆续发射成功，还研制了多种型号的地空导弹和海航导弹，并在1970年4月，以“东风四号”为基础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
然而，被解放的王秉璋并不能仅仅承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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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湖南是中国出版界的一个亮点，出了不少颇受读者欢迎的高品味好书。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几位高水平学者出任了当地出版界领导。比如李冰封担任了省出版局局长，钟叔河担任了岳麓书社总编辑，朱正担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总编辑。但是，这种繁荣景象持续时间不长，便因一本外国文学名著的出版受到重挫，这就是《查太莱夫人的情人》。
《查太莱夫人的情人》是英国作家劳伦斯的代表作之一，女主人公康妮嫁给了贵族查泰莱先生，但新婚不久，查泰莱先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负伤，腰部以下瘫痪，丧失了性功能，性格也变得冷酷自私。康妮和庄园守林人梅勒斯在森林中一见倾心，性的美好唤起了他们走向生活的希望。劳伦斯通过这个故事，表达了对工业文明的批判和生态文明的向往，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这本小说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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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伏》、《悬崖》等电视剧热播以后，中共地下党员出生入死献身理想的艺术形象再度引起公众关注。然而，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是，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地下党员遭遇了更多的坎坷。近读胡少安的《项南传》、吴象的《好人一生不平安》等书，重温了二十年前福建地下党洗冤过程中的种种波澜。
最早提请胡耀邦重视这一问题的是一个名叫陈贵芳的老干部，他是福建人，一家三代七烈士，曾任中共闽浙赣省委常委、边区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福州市副市长等职，但直到1981年还被关在监狱里。中央派项南到福建主持省委工作以后，才得以保外就医。他走出监狱，就上书胡耀邦，申诉自己冤情的同时，提出了福建地下党的冤案问题。原来，建国后福建省领导班子主要是太行、太岳根据地成建制派去的南下干部掌权，地下党出身的干部在政治运动中屡屡挨整。直到1978年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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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的印象
——黄且圆访谈
时间：2011年12月6日
地点：中关村黄且圆家
采访人：丁东
在一个冬天的下午，黄且圆女士在家中向我们述说了长辈的往事。
2012年3月9日，黄且圆女士因癌症不治，与世长辞，现发表这篇访谈表达对她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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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辅先生长我十二岁，我认识他将近四十年了。１９７２年，我从一个插队知青被抽到山西省委政策调查研究室当干部，当时２１岁。那年李辅３３岁，已经是调研室副主任，副厅级干部，是我的单位领导。当时知道他在文革初期是省直机关群众组织七一公社的负责人，由此而当选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委员，中共山西省委候补委员。我在他领导下工作约一年时间，后下乡挂职锻炼。一年后李辅出任襄汾县委书记，我也转到襄汾工作队，两个月后我得了肝炎，回家养病，从此和李辅再无工作上的联系。但和他一直保持交往，成为朋友。他一生三起四落，我目睹了其中的两起三落，感到他一生很不平凡，所以一直建议他撰写回忆录。
之所以认为李辅的经历不平凡，因为他兼有造反派和清官两重身份。文革中因造反而登上政治舞台的人不算太少，但有机会出任一方首长，并在任上有出色政绩的并不多。文革中的干部政策虽然是老中青、军干群三结合，但青年干部和群众组织代表多任副职，难有大的作为。而李辅却两度担任县级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在七十年代中期担任襄份县委书记近四年，在八十年代初期担任平遥县委书记近三年。这六年左右的时间，给他提供了施展政治抱负和才能的机会。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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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年代的两次地震预报
上世纪70年代，中国实现过两次成功的地震预报。一次是营口海城地震，一次是松潘地震。
从1974年开始，辽宁营口、海城一带接连发生了一百多次小震，到1975年初，小震越来越频繁，震级逐渐升高。省地震办不断将情况上报，引起辽宁省委的警惕。1975年2月4日凌晨，营口、海城一带发生5级左右地震。省委常务书记李伯秋和书记毛远新立即查问情况。省委办公厅主任尹灿贞汇报：省地震办综合各方情况的预测意见是，近期在营口、海城一带很可能发生破坏性地震。李伯秋问：“破坏性地震具体指什么？”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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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上午，《炎黄春秋》2012春节联谊会在京举行。以下是主要发言内容：
张希清：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
首先，由于许嘉璐会长、沈仁干、赵德润常务副会长忙于其他公务，不能参加今天的炎黄春秋杂志社的新春联谊会，我和鲁谆副会长、王俊义、王才名誉副会长谨代表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向大家表示诚挚的新春祝贺，给大家拜一个晚年!
过去的一年，玉兔献瑞，《炎黄春秋》杂志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促进改革开放为宗旨，对中国历史尤其是现当代革命和建设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依据翔实史料，秉笔直书，力求客观公正，求实存真，以史资治，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还有一些这样那样的问题需要不断改进，但15万多份的发行量而且绝大部分为自费订阅，比2010年增加了2万多份的发行量，说明这份期刊是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新的一年，金龙呈祥，希望杂志社再接再厉，龙腾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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