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是著名的《经济学人》（Economist）对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介绍，翻译来自Eugene Chen。

    下面是克鲁格曼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中文翻译转自于Eugune Chen的翻译。

    现在说起来真叫人难以置信，但就是不久前，经济学家们还在为他们领域里取得的成就自行庆功摆好。这些成就——或者他们自己认为的成就——既有理论上的，也有实践上的，把经济学这个行当带进一个黄金时期。在理论方面，经济学家们认为他们已经摆平了内部的争纷。因此，在2008年一篇题为“宏观现状”的论文里，（宏观指的是宏观经济学，一门研究诸如经济衰退之类大尺度画面问题的学问），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布兰查德宣称：“宏观现状良好。” 他还说，昔日的论战已经休兵。经济学家们“观点普遍趋同。”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学家则认为他们已经对各种事情有把握控制。“防范经济萧条的核心问题，已告解决，” 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在美国经济协会2003年度会长报告中如此宣布。2004年，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现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伯南克，大举庆祝前此20年国家在经济表现上的大平稳，他把这个成就部分地归功于经济决策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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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我守株待兔，守在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等待发言人宣布诺奖的消息，尽管我未在网站上或赌场上打赌，但好奇心人皆有之。中国有，西方也一样。曾有同事说，他在德国时，德国老头、老太婆，看见车祸了，也成群结对，端起板凳，坐在户外看稀奇。

    发言人在北京时间10月12日晚上7点宣布，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是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加州贝克利分校的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 ）教授和印第安纳州立大学的埃莉诺 奥斯特罗姆（Elinor Ostrom ）教授。奥斯特罗姆也是第一位女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威廉姆森的获奖原因是因为其对经济治理的分析，特别是对厂商边界的分析（for his analysis of economic governance, especially the boundaries of the firm）在交易成本、企业理论的确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专著也在中国经济学界有重要影响。威廉姆森是科斯和西蒙的学生，他应该算是新制度经济学派的领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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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1日在哈佛的的桑德斯剧场（Sanders Theater）颁奖。下面是综合网上的材料和香港《文汇报》的总结。此次“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s）得主，得奖理由千奇百怪：

　　兽医学奖：英国纽卡斯尔大学的道格拉斯和罗林森。得奖原因：发现有名字的乳牛产奶量较高。

　　和平奖：瑞士伯尔尼大学的博林格及4名同僚。得奖原因：发现空啤酒瓶比盛满酒的瓶子打头更危险。

　　医学奖：美国加州的昂格尔医生。得奖原因：60多年来每天不断敲打左手指关节，跟右手对照，看看会否如母亲说的导

    在谈及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时，经济学者最基本的分析工具就是成本—收益分析，但人们谈及公众政策时，却往往重视看得见的收益，而忽视看不见的成本。原因可能是，成本往往被遮蔽，难以估量，也可能是学者们的偷懒，也有现实的利益作怪。本人曾参加一次大型城乡一体化政策会议，会上学者们大谈自己描述的光明蓝图，令人向往。但一位老先生的最后发言终于说了实话，他问道，你们的各种政策建议估计到真实的成本有多大，需要投入多大资金，财政能够承受吗？众人哑然。

    最近经济学者们谈及国企所向披靡的收购、兼并问题，真诚的回答很少，而最好的质疑的声音却来自一位政治学者，剑桥的刘瑜的一篇“看得见的与看不见的”文章。她引用了法国人巴斯提亚特的观点，衡量一个经济政策的好坏时，不能只用那些可见的、直接的、局部的后果来衡量它，还要去看它看不见的、间接的、整体的后果。

    如果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就该好好想想了。想想哪些闭门造车的政策设计，医改方案、学校的绩效工资、劳动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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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人欧阳江河说过，每年的诺贝尔奖评选都是那些潜在候选人的“月经”。但既然1年1次，那准确地讲应该是“年经”了。我在哈佛曾亲眼见到，那些最有可能的经济学获奖者在9至10月间惶惑不安的样子。而对于好事者而言，却平添了无常的乐趣。尽管我们没有曼昆所讲的下赌注的地方，但大可大胆地猜想一下。

    在雷曼兄弟倒闭1周年之际，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蒂娜罗默回顾和总结了本轮危机（Back from the Brink）。作为“大萧条”史的专家和本轮金融危机的决策亲历者，她应是本轮危机最合适的总结者。

    罗默认为，本轮危机之所以未重蹈大萧条长久、持续破坏的覆辙，原因在于政府迅速、大胆而有效的政策。这一评价是中肯的。伯南克大规模地扩张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向市场注入巨量流动性，世界主要大国的联合行动，史无前例的经济刺激计划都是走出本轮危机的重要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罗默提到，与三十年代的大萧条不同，三种因素还对经济的复苏起到了作用。

    首先是政府的“自动稳定器”的作用，自30年代以来，各国政府的税制和社会保障网的完善和建立，使得政府预算更能对经济的变化更灵敏；其次是通胀预期政策的改善，自沃尔克以来，美国的货币政策有效地稳定了物价水平，家庭和企业都对央行对物价的稳定更有信心，从而避免了大萧条时期物价下滑的破坏性作用

    奥巴马总统8月25日提名伯南克连任美联储主席。学术界和经济界人士普遍认同，在本轮金融危机和大衰退中，伯南克的作为是可圈可点的，特别是顶住了外界压力，化解了自大萧条以来最大的全球性衰退。伯南克是共和党的小布什提名为美联储主席的，奥巴马的决定从而排除了因党派之争而选择的民主党的候选人。而奥巴马选择伯南克的最重要的原因，正如Delong所言，是找到一位令金融市场有信心的人选。之前，人们普遍猜测奥巴马会提名具有民主党背景的其他候选人，其中包括克林顿的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克林顿的总统经济委员会主席耶伦女士，他也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的夫人，以及普林斯顿的布林德尔教授。

    在解释国家间贫富差异时，经济学家们往往将其归结为好的政策和体制。但人们也会反问，“最初的差异是怎样造成的？”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Gregory Clark在其著作，《永别了救济品：世界经济简史》中认为，劳动者的素质是经济增长背后最根本性原因。劳动力素质低劣将阻碍资本的流入，意味着贫困依旧，而好的制度也难有机会发展。因此，Clark教授对大多数经济发展政策和对贫困地区的援助持悲观态度。他认为，除非劳动者素质得到改善，才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之道。与近期非常有名的另一本书不同，Jared M. Diamond在《枪、细菌和钢铁》一书中强调地理的作用，例如，欧洲大陆远离热带病以及有大量可以驯化的动物等。我们在哈佛大学兰迪斯的名著《国富国穷》中，也读到类似的观点。

作为理性预期学派的领袖、内生增长理论的创立者，芝加哥大学教授卢卡斯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评价了经济思想史上的三位著名人物，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