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研究得出的另一个结论,更有意思,颇值得人们琢磨,那就是企业领导的外部表现出来的管理风格,和他们的内在取向——深受其固有的个人性向影响的思维风格,并非一回事。这里所说的思维风格和上文所说的荣格的性向类型相当接近。调查研究的深入分析发现,最高的总裁级主管,思维风格和其管理风格是不同的,很少是悟空型的,而是偏重于沙僧型和八戒型。又如,一线经理的外部表现和他们的内在取向也有着显著的差异,与这类人在管理工作的最常表现出来的八戒型不同,在思维风格上他们却表现出很高的悟空型和沙僧型,
八戒型的可能性反倒是最低的。
对于该项研究调查的结果,经过我们以《西游记》的经典性格为线索的“中华文化诠释”,择要列表如下:
在期待能提供现实指导,帮助选择交易型领导,或培养自己的交易型领导力的书籍的同时,我们不妨来探寻其中的一些要素。
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模型来增进了解。依照上世纪初的精神分析大师荣格(Carl Jung)
的分类法,人的性向可以按临事决定的果决程度和感情用事的程度这两个维度粗粗地分为四个基本类型。在第一个维度上,假如我们以临事抉择很果决的为
1,不果决的为 0;而在第二个维度上,以偏重于感情直觉的为 1,而偏重于理性分析的为
0,则得到四种典型性格。为了便于记忆,我套用西游记中的四大人物来命名它们:
1
1,八戒型,决断奇快而凭感情率性用事者;
0
0,沙僧型,决断粘乎而依赖理性的分析者;
紧密层之外不到五十个对你有影响力的人当中,紧要而又有可能由你选择的,恐怕是你的“老板”。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所关切的,是怎样才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和在一个合适的领导手下工作。这里的领导显然不是什么历史伟人,而是交易型的领导。在市场里就业,多半是这种关系,当人们为了增进自己的价值而主动进入交易,以劳务换取薪酬,还经常需要讨价还价,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就建立了起来,并在(明确或默示的)聘任和雇佣的合同期间内持续着。和追随英雄型领袖不同,这类领导及被领导的工作关系的目标相当实际而具体,鲜少信仰和道德的涵义。
选择老板的自由,如前所说,在国内还是相当晚近的新事物。和传统社会不同,那时人们常常终身从事一种职业,在一个“单位”里替一个头儿打工,很少会有机会改变。在那种年代,老板的重要性应当列于紧密层里。市场化要求人的流动,要求人们不断改变工作,更换领导,于是选择领导就成了追随者经常性的需要。可惜的是,关于领导力的书籍没有跟上
随着市场化的深入,“励志”的书籍也热门了起来。人们发觉在一个高速流动的社会里,怎样与人相处,如何调适工作环境,要比你原来是什么,原本有多大能耐,比如学识或学历之类的,要管用得多。励志书籍的一大门类是讨论如何获得“领导力”(Leadership)。成为领袖人物,无论在政界、商界、学界、娱乐文体界,都是人们所向往和渴求的,“领导力”书籍因而热销起来。这类书籍常常以成功人士的生平事故和逸闻为脉络,讨论领袖之所以为领袖的种种因素和秘诀,比如家庭背景、本身禀赋、童年遭遇、风云际会等等,这不奇怪,英国史学家卡莱尔早已指出,对英雄的崇拜乃是人类的天然倾向。
然而,这些书至少有两方面的缺失。其一,对领导力尽管有各种模型和理论,大多是事后的追认,并不能分析出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日后的领袖人物,甚至连怎样的行为才能够被界定为“领导艺术”,都莫衷一是。读者对挖掘自己身上的领导潜力所寄予的厚望,于是大打折扣。难怪管理大师德鲁克就痛痛快快地指出,所谓有“领导力”者,就是吸引追随者的能力。
3. 阴型城市化
一月十六日发布的国家统计数据值得大书特书,它标志了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又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城镇居民有史以来第一次超过了人口的一半,在2011年底六亿九千一百万,而农村人口则为六亿五千六百万,城市化率达到了51.3%。这个数字超过了建国之初我们的总人口。与之相伴随的,是我国社会的多元繁荣。1949年中国的城市化率非常低下,仅及10.64%;到1979年的三十年间进展缓慢,只达到了19%。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展增速了三倍,其间把四亿多民众移居到城市,使其中两亿五千万脱离了贫困,而经济迅猛发展了九十倍!
为什么工业革命发生在1750-1800年间的欧陆?这个问题可能是人们最希望透彻了解的,因为十八世纪下半叶的这个飞跃的是人类最伟大的崛起,在此之前,中国领先了世界足有十六个世纪之久。在人类文明可考的一万年间,经济的年平均增长率非常低下,老在0.01%徘徊,而民众活
2.
剩女还是剩男?
今年初在上海,公车上和地铁站张贴的一则广告颇为醒目:徐静蕾笑容可掬地自称,“我非剩女,亦非财女”。老徐钱够不够多,只有她自己清楚,但她会担心自己变成“剩女”吗?未免太矫情了吧。这与上海需要的人才结构不符,起码同我们目前的人口性别结构不符。
十月三十一日诞生的一个婴儿,标志着人类世界迈过了又一个里程碑:人口突破了七十亿。1999年在塞尔维亚出生的玛维奇(Adnan
Mevic)成为人类的第六十亿名成员,她的中选纯属幸运,那年出生的婴儿有八千万之多。而人类第七十亿的幸运儿则是今年出生的七千八百万小孩中的一个,目前的地球平均每小时诞生一万人,每分钟150个。在地球是否还能承载如此庞大人群的担忧里,这可是个好的讯息:人口的增长速度正在放慢,十二年来人口的基数多了十亿,每年出生的新生儿反而减少了两千万。
(2012-05-03 11:38)
1.
阴阳须相得益彰
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分水岭,在它之前,社会濒于崩溃的边缘,赤贫中的人们在惶惑中探询,我们还能做点什么?而现在,受着谁都未曾预见的经济发展的鼓舞,人们似乎在问,我们还有什么做不到的?

(上海
1990年和2010年的对照)
在证券交易,投资和投机可谓密不可分。
按通常习用的语义,投资是正当和稳当的;投机则饱受各种各样的负面指责,包括道德上的不可取。且来看这个例子,杨某靠证券买卖来谋生和盈利。当他只是“杨十万”时,人们不屑地叫他为倒爷或赌徒;当他赚了点钱,成为“杨百万”时,人们称他投机客,有些酸溜溜的;要是他变成“杨亿万”时,人们就来恭维,把他誉为“投资(银行)家”,艳羡之余,甚至有可能邀请他当政治家,送上政协或人大委员之类的头衔。其实,一直以来杨先生干的是同样的事。
如果市场合规而个人合法的话,投资和投机的确难以分清,而分清两者的益处其实也不大。若一定得区分,笔者以为,还是凯恩斯的意见比较确切。凯恩斯认为,从收益的结构来看问题,投资者的主要着眼点是在股利分红,那是投资;要是他的主要着眼点是在股价波动,那就是投机,如是而已。
“免费(Free)!”任谁都会怦然心动。
“用晚餐送饮料”,你或许欣然领受,要是看到“买饮料送晚餐”或是“买装修送楼房”
之类,你会断定是忽悠: 哪有这等好事?
然而在营销这却是惯用的手法。不说吉列刮须器,买刀片送刀架,一百多年以来生意却越做越红火,近年来彩色镭射打印机,价格出奇的贱,其实也是送机器,然后期待你不断地消耗墨盒,把“免费”分期付回去,还得赔上利息。
大家熟知的广告是另一种经典的“免费”服务。象世界杯足球赛,广告费用惊人,每一秒钟要卖到五万美元以上。众人的眼球专注于比赛,不经意间受到广告的忽悠,便已付足了厂商而有余。不过要是吉列刀架可以兼容其他厂商的刀片,或者佳能打印机能用其他厂商的墨盒,而广告要不是插播在足球赛事中间,免费的模式就会垮台。
英国政治家常说“国家但有永久的利益,而无所谓永久的朋友或敌人”,每为世人所乐用。然而“国家的利益”究竟怎么来界定呢,和你我的利益的联系如何?和其他国民的利益又是怎样联系的?在国家的名义笼罩之下,你、我、他的利益都一致吗?本国和多个他国的关系的相对权重又需要如何界定,他国们的利益都是同等的吗?不论具体的答案是什么,我们至少明白,这些关系在事件发生前早就是得到界定了的。
相比之下,儒家的伦理倒显得比较实在,不够与时俱进或落伍的事尽管经常发生。儒家把“个人”界定在以宗法关系为基础的一系列圈子里,谓之“差序格局”,
人和事同我”的关系皆由此界定明晰。这类“亲亲疏疏的”复杂关系,我们可以从各种文化社会对家庭和亲属成员的称谓有个形象的理解。在汉语中,这类称谓最多,高达350个,
而其他的语言里平均只有20-25个。英国的文明传统大概比较久远吧,英语里这类称谓约莫有6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