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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好屡败屡战的心理准备了吗？
“我是学校里的尖子生，我能去你那里做研究吗？”这是很多学生在毛遂自荐时时常提到的问题。我觉得两者之间既不充分也不必要。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意思上的尖子生不一定适合做研究；反之，适合做研究的，也不一定是要尖子生。我所认识的一些著名的研究员，他们的成功更多的是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加勤奋，他们在其研究领域所花的时间和努力更多。
如果你还不知道自己有多糟糕，那是因为你受的挫折太少！我本科是在清华大学读的，那时候的每门考试，一般都是90分以上，心理上也觉得自己还不错。然而，当我后来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时，第一次数学考试，就给了我当头一棒——才考了37分。那真的是很大的落差和打击，从来没有“领”过这么低的分数，仿佛直接从“天堂”掉入了“地狱”。后来，才知道班级的最高分数也就42分，我还是第三名。数学老师对着一班“惨败”的学生揭开了底牌：你们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了么？不，认识自己的“无知”才是能做好研究的开始，这就是你们来到这个课堂，来到伯克利所要做的。
你会发现这与中国大学里的考试目的完全不同，一般中国的考试，都会让你知道自己对课本知识掌握得有多好；而国外大学的考试，更侧重于锻炼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之外，同时还让学生知道自己知识上的不足和提高承受失败的心理素质。在研究道路上，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你既要有谦虚前行的态度，也要具备愈挫愈勇的心理。
微软亚洲研究院前院长沈向洋博士关于研究有个著名的“足球理论”——要不断的射门。一场比赛的射门次数肯定会远远多于进球数。但你唯一需要做的，就是不断射门，不断尝试。射门并不一定得分，但不射门是一定得不了分的。在研究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很多挫折，但是最需要的就是斗志与激情。在美国，买房地产讲求的三大要素是：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做研究也有相应的三大要素：Passion!Passion!Passion!
研究的不同层次
研究不同于作业。作业中有具体的问题，所以你知道具体要干什么，而且往往都存在正确答案。而研究没有明确的问题描述，也不一定存在正确答案。事实上，寻找一个好的问题，正是研究过程中至关重要一部分。你也可以把研究看成是一种游戏，规则由你来制定，但这些规则和结果必须有意义。这也正是研究的魅力所在。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引用中国的古典诗词描述人生的三种境界，我觉得研究也有三个不同的层次：
层次一：辅助研究。跟随专家一起研究，从中学到一些研究所需要的技巧和知识。
层次二：独立研究。确立自己的研究问题并加以解决，同时树立个人的学术风格。
层次三：开创研究。开风气之先，提出新问题，新方向，让大家一起努力解决。
什么是优秀的研究
我觉得优秀的研究应具备三个特点：新颖、简单、通用。
首先，优秀的研究应该是新颖的。历史上有很多优秀的研究，由于其思想出奇且新颖，很少能被顶级的期刊一眼相中而发表，但是因为其独辟蹊径，最终都会被世人所发现和认可。
其次，优秀的研究是简单的。有时简单到甚至连你的导师都认为不值得颁给你学位。比如美国数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动态规划的创始人贝尔曼，他在博士阶段，没有按照其导师安排的课题做研究，而是自己提出了动态规划。他的导师觉得这个结果太简单、没有价值，给予的评价是“我不会把博士学位颁给类似于高中数学的工作”。但是，贝尔曼最终因为动态规划理论而闻名于世。
再次，优秀的研究是通用的，甚至某些人一开始都认为其价值不高，因为它并不一定解决某一具体问题。但是，仔细思考，才发现这项研究的价值，因为其原理可以帮助解决不同领域、各个层次的问题——虽看似简单，却放之四海皆准。约翰·纳什发明的对策理论便是最好的例子：一篇差一点没被接受的二十几页的数学博士论文，以后却对经济、政治，甚至于生物学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纳什最终也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为了热爱而“悬梁刺股”
做研究并不是天才才能做的事情，同时也不要把自己当作天才。在我一生所遇到的成功的人里，有无天才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们都比一般人勤奋得多。我在国外读书与教学的十来年里，有一个现象让我很震惊——之前在我的印象里，中国学生那种“悬梁刺股”的勤奋劲是出了名的，但是我觉得外国学生一旦勤奋起来更让人肃然起敬，因为那是源自于骨子里对研究的喜爱、狂热和执着。与我一起来研究院工作的John
Wright在上学时，为做一个数学模型，有几周索性就在实验室搭行军床睡觉，劝他回去休息也不愿意。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外国学生拼搏起来的忘我精神——决定做一件事情，就会全力以赴，并以此为乐趣。这样的情况在国外研究机构里的确屡见不鲜。还有一点，中国学生习惯于按部就班地做事情。我布置给他们什么任务，他们就做什么，当然他们会把事情一步一步地做得很好，但仅限于执行我的建议。而国外的学生，他们就会把我布置的任务，当成他们自己的任务，思考怎么解决，怎么做会更好，然后一件件事情有条不紊地完成。这样，最后我倒成了他们的助手了。能带出这样的学生，才是老师最大的欣慰。
当然，源于做研究的特殊性，不需要把每一步都提前准备好，而是要边做边学。这一点在中国和美国学生身上也存在着差异：当我布置一个任务，中国学生会把相关的文献都看个遍，然后再去做；而美国学生，是拿来就做，然后等发现不懂的地方，再去查资料，学以致用。
做研究，归根究底，还是要从点滴开始，不要一直等着重要问题出现了再下手。同时，对于研究，自己应该是最先怀疑自己研究结果的人，不能轻易认为自己找不到错误，结果就一定是正确的。做研究，需要拥有自信、谦卑、合作的心境和胸怀。而研究的过程，则是一个无止境的循环——在兴奋与失落之间，在自信与自我怀疑之间，在成功与失败之间循环往复，带给你探索未知的无穷无尽的乐趣。
而让我如此执着于这个循环过程的，则是我对科学研究的信念：相信在科学世界里，始终都存在着值得你去发现的新事物；相信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和研究成果，世界真的会变得更美好。
（作者简介：马毅，微软亚洲研究院视觉计算组高级研究员）
(2012-05-13 07:32)
和国际歌的作曲者住在一条街
精神食粮
二手书展
二手书
快两年了
武器
看看书
我的比利时学生
文具节
曾经的花枝招展
打折
办公室速写
绿色食物节
保姆时间
一见钟情
冰激凌
Namur
社科中国人
所谓洋气
去年的欧盟开放日
两小无猜
旧金山的postcard
学校生活
婆婆的姐妹行
dinner
我的外公 小时候偷偷给我两毛钱买藕片的人
今天是5.12汶川地震四周年，国际护士节一百周年的纪念日。
但是，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今天是我父亲的祭日，时间过得真快，他离开我们二十年了，我们无时无刻不想念他，他一辈子为子女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无怨无悔。
56年公私合营后，我父亲加入了百货国有企业，负责业务工作，销售进货财务一条龙都熟悉，60岁退休后在私人企业工作至70多岁，在我们的坚持下才回家休息，带带孙子，做做家务，吟吟诗歌。
父亲91年查出脑癌，手术后一直坚持锻炼，80来岁了医生都说恢复这样好，真是奇迹，后来转移骨癌，全身任何地方一碰都疼痛不已，大汗淋漓，每天全靠杜冷丁维持，就是这样的严重的病状，半年多来从不给我们添加任何麻烦，总是嘱咐我们要好好休息，不要太劳累，尽管我们全家人都努力的投入，还是没有挽留住他的生命，一九九二年五月十二日终于离开了我们，“生离死别”这个词第一次那么震撼悲催的让我强烈感受，现在回忆当时的情景，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如果不是病痛的折磨，他是可以再活好多好多年的，因为他够坚强。
我父亲解放初期，因为拥有资产折合人民币3000元，评为“资本家”，就是这个资本家，在26年的时候，有同事介绍他加入了共产党，27年马日事变发生（长沙的一场兵变），那位同事叛变，由于当时是单线联系，那位同事没有出卖我父亲，我父亲也和党失去了联系，文化大革命我父亲被定性为自动脱党，受了些罪，挨了些斗，带了些高帽子，受尽了屈辱，后来一辈子都是夹起尾巴做人，没有过上一天，我认为很舒心很自如的日子，我父亲是好人没有好命，这，我一辈子都不能释怀的。
父亲小时候是在湖南农村出生，家庭很贫困，父母去世很早，或许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吧，11岁的他来到湖南长沙合作社学习裁缝手艺，后来没有从事该职业，但是那个时代的人学得认真，而且我父亲够聪明，我们子女享用了一辈子，一年四季的衣服都是他给做，并且是使用很正规的做法，总是尽量做出最新最时髦的样式，他做衣服的流程是：裁剪后，用手工缝制试穿合适，才上缝纫机完成，就是在他80岁高龄时，还给我们做毛呢大衣，本来一直珍藏着给老冒做的一件毛呢大衣，前几年回知青地，送给了队长家人。
我父亲一直比较喜欢我，因为他觉得我懂事也明事，灾荒年没有饭吃，记得我弟弟正长身体，常常饿得不行，我尽量少吃就谎说不饿；当知青的时候，我要背10几个鸡鸭，几十斤糯米，好多斤蜂糖（我爸爸原来有哮喘，就是吃了我带的谷蜂糖和菜蜂糖治好的），还有几十个鸡蛋，好多斤白糖，反正哪次回家都是3个贫下中农送我上船，父亲都要到码头亲自来接我的。
我还记得有一次，我说想吃桂圆，我父亲就去买了一斤，看到我一口气吃完，他一颗都没有尝，现在想起当时的我好不懂事哟。
我生了小孩，我父亲每天从渝中区背或挑，送东西过江北嘴我婆婆家，有次在门口坐了3个小时，我真不知道我要怎么才能表达我的感激，当然现在一切都没有可能……
我和父亲在一起生活几十年的岁月中，有太多太多的回忆……，我想他一定在天堂祝福我们，保佑我们！所以我们一定会珍惜当今，健康快乐幸福的活着！！！
谢谢，生我育我的父亲，愿您和母亲在天堂健康快乐幸福！
2012/5/12
我如果写写我的青春期 也是一部阳光灿烂的日子
新浪编辑一直催促交一篇关于青春回忆的文章以纪念五四青年节。我想，这样的文章是要说实话的，人什么都可以撒谎，就是不能对青春撒谎。我的十八岁一点都没有青葱的感受，从生理和心理都混乱迷茫。就写一些人和事吧，他们都是好男好女……
我是和敏君相处三个月后才知道她爸是判了十年的重刑犯。这让我有些害怕。我问过自己多次，要是三个月前知道她爸的事，还会不会追她。我站在大街上观察了很多女孩子，决定还是要追。因为敏君长得实在好看。
人人都说敏君长得好看，就像彭丽嫒。那时人们对美女的评判大多是根据上电视的次数来定的。比如觉得奚秀兰长得很漂亮，赵忠祥长得也很帅……多年以后，我才发现敏君长得其实很像袁立，有一股突如其来的劲儿，就是大热天谁给你嘴里塞了一根桔子味的冰棍。对于桔子味儿冰棍这个形容敏君一直很不同意，有点生气。可是十几年后我俩在一家餐吧相遇，她已苍老了很多，有了鱼尾纹，她呵呵回忆起当年我狂追她的情景，说现在想通了桔子味冰棍其实是表扬她……我假装深情地述说我们之间纯洁的友谊，可我知道，我一点都不纯洁，当时我在烈日下追她，其实只是想把她骗上床。
我发现新浪名博们的青春回忆都很纯洁，可我一点都不纯洁。不仅我不纯洁，我的同伴们也不纯洁。我们整天满脑子想的就是怎样人生第一次把某个女孩骗上床，从而真正成为一个男人。这件事情非常重大，也非常隐秘，我们常常趁老师不注意就大肆谈论关于女人的种种常识，把从更大的孩子那儿听来的传闻添油加醋，以获取谈话中较为受重视的地位。容斌常给我们传看一些手抄本，告诉我们怎样识别一个女孩已不是处女，走路两腿岔开，屁股很翘。我们很尊重他，后来见到古巴女排打比赛时，大家就认为古巴是个性解放的国家，人人都不是处女。
那时我离十八岁还有五个月，我们天天总结中心思想、分析段落大意、做着高深莫测的数学题。女老师进入了更年期，常常发火，用粉笔掷我们，势如闪电，准如许海峰射击。关于备战高考的情景我不用多说了，总之我们像一群少年犯天天被关在教室里做功课，互相闻着汗味、屁味和其它一些奇怪的味道。有同学病了，又爬起来继续备战，老师说这才是好学生，才能成为跨世纪的人才。而我们唯一念想，就是在高考结束之后搞上一个女孩，上床。容斌有天发狂，在上自习课时大叫一声：我要日女娃儿。他被罚请家长来学校，快哭了。我其实很佩服他，因为大家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有点跑题，我只是想说明当初我们是多么的不纯洁，追女孩子的目的不是为了爱情而是为了上床，能和女孩子上床是很有面子的一件事。
入学之前体检。女医生让我们脱光了裤子往前蹲跳以检查有无脱肛，我们一字排开噼哩啪啦往前跳，有人惊呼，脱肛了……大家扭头去看，一个同学胯下长吊吊地翘着一根。女医生红着脸说小小年纪，思想太复杂了，递给一张手纸让他擦干净。这一幕让我胸口犹如重锤，痛不欲生，发誓要完成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
关于我和敏君的很多记忆都很模糊了，可下面的事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在成都一个叫猛追湾的地方约敏君的，那地方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游泳场。那天出奇的热，我穿了件自以为最好看的长袖衬衫，因为很厚，所以汗流浃背。我还骑一辆借来的自行车，为了显得潇洒，瘦小的我甚至采用了以单脚跨台阶这个较为冒险的姿势，几次差点摔下来。天白晃晃的，我眨着眼，终于见她施施然走来。我说，给你介绍一个男朋友怎么样……她无邪地看着我，问哪一个男生……我鼻尖出汗，为了让形象更雅观，我使劲揩了一下鼻尖，说你到底想不想交男朋友……她看着我，大声问我怎么啦。我并不察觉，还一个劲催问，直到嘴里咸咸的，才知道我其实是流了鼻血。
她赶紧让我仰头看天，我仰头看天。她说举起手可以阻止鼻血，我举起手。她问是哪一个男生。我一指自己，说就是我噻！我偷偷瞄了一眼，她双手捂住自己的脸，羞了。我有些不耐烦，说你到底干不干。
你到底干不干，干不干……这句话其实问得很差，很没风度。可以想像当时情景，正值下班高峰，车水马龙，一个鼻血男一边仰头看天，一边大声问女生“到底干不干”。而女生低头捂着脸，并不做答。现在想来很危险，要是特别有正义感的老头误以为这是一个流氓在引诱女生，我流血的地方就不止鼻子了。
她一直不答。我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耍流氓一个劲问下去……这样做虽无结果，但可取得一些心理优势，回去也好给同伴们一些交待。没想到她捂了很久之后，点头说好嘛，我干。等确认我不会再流鼻血后，我俩就慢慢往她家走。需要交待的是，那辆破自行车连后架都没有，不能搭着她走。她又穿了她姐的一条红裤子，她姐是省歌舞团演员，比她高出半头。所以她一直用双手拎着裤腿慢慢走，以免不小心踩到裤腿……总之那天我俩走得很慢，我心中焦躁，深觉贻误了战机。
到她家，她妈已经下班，警惕看着我。又才知道她之所以穿着她姐的红长裤，是因为来例假。终于没机会了。
时光匆匆过去三个多月，一直没机会。现在我也不确定是真没机会，还是我没胆子干那件事情。那三个月，我俩常去成都一个叫“广场冰室”的地方喝冷饮，喝一种叫“泗瓜泗”的饮料，两块一杯，是当时成都最时尚的饮料，其实就是桔子汁加几片水果切片。广场冰室有很多男男女女，放着西城秀树的歌。西城秀树是当时日本最火的歌手，类似现在的周杰伦——反正一句歌词都听不清，但必须听，否则就落伍了。
到深秋，我才知道她爸关在监狱里，因为投机倒把罪。现在没有这个罪名了，你从一个厂家买来一批货物再加个一两百元出售，属于市场行为，但当时这就是犯罪。我看过她爸的材料，投机倒把获利五千元人民币，判十年。
她妈让我负责写一份申诉状希望减刑，这是因为我是中文系的，有文化；另外一层意思，我表哥在省政府当小公务员，或许可以帮上忙。对此我很用心，经常和敏君趴在猛追湾的桥墩上研究申诉状。可中文系的排比句和形容词都派不上用场，我表哥也不愿意帮忙，并秘密通知我妈这样一件严重的事情发生了，她儿子跟一个重刑犯的女儿好了。我妈自小参军成为一名文艺兵，由于她爸是反革命的原因，弄得命运很不好。她坚决反对我和敏君交往。
我阳奉阴违，坚持和敏君约会，她也坚持。其实她妈也反对我和她交往，我长得不帅，没钱也没前途。我们坚持了好长时间，还约了一长两短的口哨作为暗号，听到这个口哨，她就会从楼上跑下来，一前一后到楼下灌木林里约会。有一次，我俩刚刚迂回到灌木林附近，就见联防队员挡获一对正在里面乱搞的男女。她很是担心。
有一天她突然问我，爱情重要，还是金钱重要。当时全中国还没几套商品房，深沪两市都没开，所以这句话是很震撼的。我不知如何回答，自以为浪漫说了一句：你最重要。当时我并不知道，这其实是我俩结束的信号。
到了冬天，有天晚上她妈突然惊醒，看到有个男人猫着身体从窗台下经过，一会儿又有几个男人猫着身体经过，不一会儿，都走了……后来才知道，前头一个男人是偷偷逃出来的她爸，后面的几个男人是追捕队的。她爸在楼下灌木林里被抓捕的，就是我俩常约会的地方。
我和敏君又坚持了一段时间，终于断了。什么理由断的，已记不得，只记得当时她怒气冲冲从我家离去，我还想了一会儿到底要不要跑到阳台上大声挽留她，终于没有挽留。很快，她找了一个男朋友，我也找了一个女朋友。再后来，听说她爸落实政策从监狱里出来了，出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上街给全家每人买了一套最贵的衣服。他爸是一个帅气的中年人，很聪明，很快成为成都有名的大亨。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记忆好点的人，会想起有人花12万现金拍下一个车牌号，那是一件极轰动的事，当时12万可以买两套房。这个买家，正是她爸。
我飞快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像坐着充足了气的皮筏子冲过布满石头的宝瓶口峡谷。激流打在身上，时而疼痛，时而兴奋。也许并没那么激越，不过是午后醒来，玻璃窗反照的一抹纹光，清晰可鉴，未可琢磨。
十几年后我在成都商报上班。有天来了一群穿着整齐的税务局人员来报社例行检查，为首一个被称作“科长”的大沿帽，居然是她。我俩试图约会一下，就是开头提到的餐吧，我说出桔子味冰棍的比喻，她呵呵笑的时候，仪态万方，耳坠熠熠发光……我试图回忆当初为什么分手。她反问我又是为什么。我说，可能因为我没钱吧，你呢。她忽然就说起老公在证券公司做事，很有钱也很爱她。我俩心照不宣，畅谈了一些国际时事、西城秀树，就地解散了……
有天，一个叫严小文高中同学给我打来电话，让我去看一下。我去了。去时她正在拘留室里，因为打麻将，她已是第二次被我这个当警察的同学抓了。这同学问我帮不帮她，我说当然要帮。我带她出来，她对我嫣然一笑，仪态万方，还说哪天要请老同学吃个饭，打车径直走了。这时我才听说，因为得罪政府，她家已破产，正在投资万豪酒店的她爸欠了很多的钱，已跑到雅安的一个小县里改做榨菜了。
后来她又进去过一回，我又捞过她一回。警察同学警惕地盯着我，说这女人沾不得。我大声地说，老子当然晓得她沾不得，所以当年才果断把她甩了的。那同学狐疑地嘀咕，当年是你甩的她么……我坚定地点点头。有段时间她特别爱给我打电话，聊一些足球的事情。她还说，当初不跟我在一起不是因为我没钱，而是当初我不能把她爸从监狱里捞出来，让她很没安全感，现在不同了，我几次能把她从拘留室里捞出来。这种说法，让我很怅然，觉得她真该去找那个当警察的严小文。
我俩最后一次见面是非典。那天太阳白晃晃的，空气中全是消毒水的味道，我们在紫荆路口一处露天咖啡吧见面，她捂着脸，就像那天在猛追湾害羞的样子，说有件事想对我说。我心中砰然动着，让她说……好久，她才说要向我借一万块钱，还一个劲儿地问我，借不借，借不借嘛。我有些恍惚，似乎鼻血又流下来了。
后来再也没见过面，偶尔她会给我打电话借钱，从一万到五千最后连四百块，有天她急急地在电话里说，就借一百、一百……我才知道她迷上赌球，正被庄家追杀。后来再也联系不上她了。后来又听说她从单位辞职了。再后来，竟听说她去了美国。
也有人说她其实在附近一个叫遂宁的县城，做着小生意。但不确定。
我一直没有和她做过任何事，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喜欢过她，她是否喜欢过我。但我始终觉得，我人生的一切始于十八岁那年的猛追湾门口，一个鼻血男，手臂上举，仰面朝天……一切被这个镜头注定，包括因天天带她出去玩而补考两门，后来因此虽本科毕业却没拿到学士证，包括现在写文章为生，以及所有小说主人公都是没钱而疯狂泡妞的青年，以及爱流鼻血。
那时我和我的同伴们疯狂的要找女朋友，觉得这事实在重要。没有人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大人们讳莫如深，老师们深恶痛绝，社会又很诡异，搞得我们个个都像神经病。
才想起，我十八岁的记忆其实很多发生在十八岁之后的。十八岁有条长长的尾巴，长长地把我们带到极老迈的时候，那时我们形容槁木、行动不便，门牙都没了，上厕所也颤颤微微，看到厕所墙上一些很拉风的照片就会莫名激动想起十八岁某件小事……蓦然发现，尿到了鞋面。
最后一个故事。严小文有一个在北大读书的亲姐姐，长得白白净净，爱梳一个齐刘海，穿白衣黑裙，很像五四时候的青年。她冰雪聪明，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大二就修完大四的课程，来年要去美国留学。我们很崇拜她，崇拜到凡遇到争论就要以“看姐怎么说”来定夺，泡妞的事情也向她请教。姐总是慢条斯理地帮我们分析，思路清晰、不容置疑……那年暑假，她按例回家，还带回来一个女同学，样子记不清了。总之俩人关系很要好，说说笑笑地好像要一起去旅行。
那天中午特别热，热得蝉都不想叫了。姐的房里发出两声闷响，人们冲进去一看，蚊帐上溅开好大一滩鲜血，像盛开的莲花。她和女同学裸体相拥倒在床上，面色安祥，是两个初生的婴儿，只是刚出生，便没了呼吸。
旁边是她父亲的六四式警用手枪。
那个情景挥之不去。可是我从未想过要揭开谜底，无需揭开，姐在我们心中永远是最美好的形象。
这样的青春实在让人忧伤，当初以为对的事情，现在看来是错的，当时以为是正确的，现在其实很谬误，就是这样，这几十年来的青春教育，我们是被骗了……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青春如吐着舌头的柴狗飞快地跑过，所以60后、70后、80后是没什么区别的，我们有的是青春期，但没有青春。
就是，莲花绽放，青春无处绽放。
(2012-05-05 20:43)
伊朗影片Nader and Simin: A
Separation，中文大都译为《一次别离》或《分居风暴》，似乎未能反映影片的丰富内涵和尖锐主题：以信仰为支撑的生活方式在隐含着巨大变迁的时代和现实面前，显得摇摇欲坠。人心思变，却又不知心向何处。不同人的抉择之间相互冲突、碰撞和撕扯。所以，片名翻译为《裂痕》或《隔阂》，或许更加准确。
在电影一开头，一心想带着女儿出国的妻子就表明：她承认丈夫为人正派，是个好丈夫，好父亲，好儿子，但她不得不提出离婚。西敏给出的理由充满了世俗的正当性：为了女儿的成长，需要换一个更好的环境；你那老年痴呆的父亲并不认识你，把生命耗费在照顾他身上没有意义。她的理由显得刚硬甚至绝情。然而，痴呆的父亲虽然不认识自己的儿子，却只认得西敏。当西敏决定回娘家时，老人紧紧握住她的手不放；当老人小便失禁，需要换裤子时，他一遍遍喃喃自语：“西敏，西敏”。
妻子西敏作为一个有独立经济能力的中产阶级妇女，其性格是坚强的，不服输的。从老人对她的不舍来看，她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儿媳。但也从老人的这种依恋中，我们看到了她不堪忍受这样的苦闷生活。以流俗的标准来看，她做出的选择无疑是清醒而正确的。西敏处理问题的一贯方式就是删繁就减（包括尽量用钱解决纠纷难题），丈夫却认定她在逃避生活本身的复杂性。她渴望新的自主的生活，并因此视传统的家庭女性身份为一种桎梏，可她其实又是脆弱的。她渴望爱，并因此计较丈夫不像自己所需要的那样关爱自己；她虽然意志坚定，但显然对未来缺乏信心。
丈夫纳德无疑是一个真诚的、富有责任感的男人，他安于固定的婚姻家庭生活，知道这种生活本身属于传统信仰不可分割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他对信仰的神圣性并不那么感同身受，因此显得不那么严肃，甚至如同儿戏。所以，他会对发誓采取机会主义的态度；他会用现代权利的观念来看待自己和保姆之间冲突的症结；他会通过实地验证门口与楼梯之间的角度和距离，来证明自己的行为并非保姆流产的原因。总之，他可以因为爱女儿爱家庭这个真情实感，而违背“不得撒谎”这一宗教的信条。
纳德的困境其实是一种理性自负的困境。他期待现实的正义，对生活有积极的担当，也懂得平等和尊重的教育原理，然而，在具体的生活实践中，他仍然会陷入一个个无法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难题。他告诉女儿，“错的就是错的，不管是谁说的”，但他自己却没有把对错作为生活的原则，而仅仅视为生活的手段。结果，纳德因为这样的人生哲学而陷入了颇为委屈的处境当中。一个如此尽心尽力的好男人，生活却搞得一团糟，不仅自己受到伤害，而且连带所爱的父亲、妻子和女儿也都受到伤害。自己到底错在哪里？纳德无法明白。
那么，纳德和西敏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也许就在于，当他们执着奔忙于充满重压的生活时，他们已经遗忘了对支撑生命的信仰本身的体认。信仰和现实分裂了，现实的重要性取代了信仰的重要性，却反而导致信仰和现实都有了落空的危险。
相对于他们的困境而言，那个底层的保姆瑞茨，倒显得更加幸运。她一生忍辱负重，充满谦卑和敬畏（恐惧），却在虔诚信靠的过程中赢得了生命的充实和尊严。她遇到生活的难题（比如是否应该帮小便失禁的老人清洗），唯一的求助标准就是信仰；她害怕因为收受不义之财而使女儿遭到报应，最终又因害怕神的责罚而不敢对着《古兰经》发誓，从而失去了获得金钱补偿的机会。信仰就这样无比真切地灌注于她的生命，尽管她满是艰辛眼泪，如此柔弱无助，但她舍弃了应该舍弃的，抓住了应该抓住的。这个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运的？瑞茨比许多社会地位更高的人更知道生命的重要性何在，在她那里，信仰和现实不会分裂，因为信仰就是最大的现实。
而瑞茨的丈夫，那个似乎缺乏责任感的，对不起妻子女儿的混混男人，对我们认识信仰与抉择而言，则更是一个有价值的见证和提醒。他因为不务正业，被逼债和坐牢；他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都是一个败坏的罪人。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于体制化的无情生活有更清醒明确的观察和体验。他对于来自上层的压迫，敏感、怀疑、不甘心、不屈从。他的维权方式是简单直接甚至粗暴的，但他提出的质问却是掷地有声的：“你凭什么认为我们就是毒打老婆孩子的人？我对着《古兰经》起誓，我们也是和你们一样的人。”无论他多么败坏不堪，但在关键的时刻，他仍然以信仰的本分和本能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此来评判世间的不公以及自身的罪恶。比起社会地位更高的纳德和西敏，他的内心和行动更加统一，更可能找到自我救赎的出路。谁能说他会觉醒得更晚？谁能说他没有保护受欺侮的妻子？谁又能说他们不会很快找到真正的幸福？
影片就这样用一种冷静从容却并不冷漠超然的视角，为我们展现了每个人的挣扎，展现了不同人生的张力，引导我们去追问决定这一切生活面貌的复杂的体制化环境。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不希望女儿在这种环境中长大的西敏，其行事逻辑也完全是语境化的。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法官虽然同情当事人的遭遇，却只能说：“这是法律，我也无能为力”。在这种无形的背景之下，纳德要证明自己的无罪，要么撒谎（谎称不知道对方怀孕），要么回避罪的实质，去计较自己那一推的后果并不会导致对方流产。
更为吊诡和反讽的是，就是这样一位认真对待法律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法律与生命之间的鸿沟，因为他发现，真相无法通过法律来呈现：“我知道她怀孕，但（争吵）那一刻我搞忘了”，他说的当然是大实话，可面对女儿要他向法庭坦陈这一事实的建议，他只能苦笑：“法律不关心这些（理由），只管我是不是知道（怀孕）”。纳德终于发现，法律在表面的精确性（分类、质证、解释等技术），往往掩盖或模糊了一些更为根本和重要的问题。然而，问题在于，离开了他已经惯常依赖的这种思考方式，他不知道真正的帮助在哪里。他不知道没有更高更神圣的信仰作为支撑，真相和正义，往往会沦为与人类深沉的情感绝缘的相对的东西。一旦离开这种对信仰的真诚信靠，他注定只能成为逼着对方向《古兰经》发誓的无情的审判官，最终使自己和他人两败俱伤。
所以，这部影片反映的真正裂痕，在于信仰和现实之间的冲突取舍。你相信什么，你就会做出怎样的抉择。相信现实而不相信眼泪的纳德西敏夫妇，经历了一番波折，仍然无法走出心灵的困境，他们不知如何面对未来两人在一起的生活，只得选择离婚。影片把女儿愿意跟谁在一起的这一选择，留给了女儿特梅本人。这一开放式的结局意义重大：无论是十一岁的特梅还是保姆瑞茨更小的女儿，她们都因这场变故而遭到巨大的伤害。她们那不安、惊恐、探寻的眼光令人心碎。然而，挫折与创伤是任何人在成长过程中都无法逃避的既定事实，重要的不是受伤，而是如何从受伤中受造就。
人心的隔膜暂时中断了两个女孩之间纯真的欢笑，但是，有疑惑就有未来，这才是信仰与生活的最大的奥妙。特梅到底作出了怎样的抉择，我们不知道，重要的是她已经从父母的悲剧中学到了教训，重要的是她已经知道必须自己作出抉择，重要的是她要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敢承受自己的抉择。这一抉择的基础，不在于停留过去，也不在于告别过去，它植根于肉身的生活，却深深指向灵魂的归宿。孩子长大了，要离开父母，要颤抖哭泣，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生活本来就没有容易的事情，然而，生活因为这份不易，又显得何其珍贵，何其值得赞赏和欣慰。
《裂痕》这部影片讲述了信仰如何不断考验生活，现实又将如何不断充实信仰的故事。导演用平心静气的眼光描绘了生活本身的波澜壮阔。在真相与谎言、道德与法律、过去与未来、责任与判断之间，我们看到的是信仰与现实之间不断的权衡和抉择。信仰本身不是教条，而是活生生的生命实践。在历史的洪流中，信仰和生命将一道更新，开辟新的幸福生活。它们共同塑造了一个人，一个家，一个族，一个国。有了这种对平凡生命的丰富和严肃的思考，再宏大的历史沟坎，也都没有翻越不过的道理。因为信仰，就是那飞跃的翅膀。
从电影回到我们身处的现实，反躬自问，我们的抉择又是什么？我们又将靠什么来进行未来的抉择？当信仰早已成为他们抉择的起点，我们却仍然茫然不知传统何在，出路何在。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似乎永远都是我们的宿命。我的眼光不得不从一个国，一个族，一个家，转向一个人，转向我自己，我只知道我应该谦卑下来，老实一点。也许，在每个个体走向信仰之真的过程中，我们能够看到秋菊式的困惑之外的盼望。
(2012-04-28 23:38)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the world is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phenomena today. Many have called the 21st Century the “China
century” and regardless of what aspects of society you are
interested in: scientific, cultural, ethical, economic, industrial,
environmental, etc. China wil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变化的角色，是当今世界最有趣的现象之一。很多人称21世纪为“中国世纪”，不管是您感兴趣的哪一方面：科学、文化、道德、经济、工业、环保…中国都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In many areas humanity will be faced
with difficult choices and often there will be disagreement. What
is clear regardless of what the different opinions are is that
dialogue is crucial. For a good dialogue regarding global
challenges it is crucial to assess what available resources for
action, and what the histor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 problems
today, different countries have..
在许多领域，人类都将面临着艰难抉择和意见分歧。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无论存在什么样的不同意见，对话都至关重要的。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中国仍然是重新崛起的新兴国家。应该讨论的是全世界如何应对全球性挑战，尤其当各国人均资源不同，且历史责任并不归咎于中国。
To support global dialogue an
international initiative to explore how China is portrayed in
global media is launched today. As a part of this launch a paper
about how China is portrayed based on 100 covers of leading global
magazines, such as The Economist, TIME, Newsweek and Der Spiegel is
presented.
为支持全球对话，探讨“中国全球媒体形象”这一项目在今天正式发布。作为发布仪式的一部分，将发布一篇论文。该论文是基于全球领先杂志中的100个关于中国封面图片分析的结果撰写而成。选取的封面来自包括《经济学家》、《时代》、《新闻周刊》和德国《明镜周刊》。
The main result of this paper is
striking, almost half of the global media covers portray China as
hostile towards dialogue and only six percent portray China as very
open to dialogue.
本论文的主要结果非常惊人，几乎一半的封面将中国描绘成“敌视对话”，只有6％的封面将中国描绘成对“非常愿意对话”
Other findings
include:
调查结果显示：
-
Of the 100 covers analyzed 44% portray
China as “hostile”, 16% portray China as “not open to dialogue”.
19% portray China as “neutral”. Finally, 16% portray China as “open
to dialogue” and only 6% portray China as “very open to
dialogue”.
100个封面中，44％的杂志封面图片将中国描绘为“敌视对话”，16％将中国描绘为“排斥对话”，19％为“中性”，16％为“愿意对话”，只有6％为“非常愿意对话”。
-
Two different kinds of dragons are
used to symbolize China. The western dragon is almost always used
to portray China as hostile/aggressive, but the Chinese dragon, the
Lóng, is often used to portray China in a neutral
way.
两种龙被用来象征着中国：西方龙和中国龙。西方龙，几乎总是被用来描绘中国作为“敌视对话”形象，或是具有攻击性、挑衅性的；但中国龙，则经常被用作相对比较中立的方式来描绘中国。
-
Of the covers with a power relation
China is portrayed as the stronger in relation to the other country
in 57%, equal in 27% and in 16% the other country is portrayed as
stronger.
在描述中国与他国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有57％的杂志封面图片将中国描绘成比其他国家加更强势，
27％双方“力量对等”，16％将中国描绘成比其他国家更加弱势。
The current way of portraying China as
hostile to dialogue could present a challenge in the futur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f it is not addressed. The good news is that the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reason for portraying China as hostile
to a large extent is based on two factors, lack of knowledge
regarding China and lack of focus on Chinese readers. As Chinese
readers of global magazine’s are already increasing rapidly and
knowledge is available the current situation can be seen as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constructive meetings and discussions
before frustrations becomes a problem.
如果不明确地提出以供讨论，那么目前中国被描绘成“敌视对话”的做法，可能会给当前和将来都带来挑战。该研究表明：中国之所以被描绘成“敌视对话”形象，通常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缺乏对中国的了解，另一方面缺乏对中国读者的关注。随着全球性杂志的中国读者越来越多，可获得知识信息越来越多，当前的情景可以看做是进行建设性会议和讨论的大好机会。
Some of the ideas for further research
that we hope can be discussed include: 为进一步研究，我们希望可以继续讨论以下一些构想：
-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A more systematic and comprehensive exchange programmed could be
encouraged where journalist and media students from China work
abroad for a while and vice versa in order to promote communication
between experts in media. International meetings for journalist
could also spend more time discussing how emerging countries, like
China, are portrayed and how dialogue can be encouraged where
relevant.
．加强沟通与对话积极鼓励构建一个更加系统的、全面的交流机制，中国的记者和新闻专业的学生出国工作一段时间，或国外的记者和新闻专业的学生到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国际新闻界会议也可花更多的时间探讨如何描绘或呈现新兴国家，如中国等，以及如何鼓励对话。
-
To Advocate Positive
Dialogue
There is a tendency to focus more on problems and conflict than
opportunities and dialogue in many cases. To encourage interesting
articles, including illustrations, that portray dialogue and
collaboration a global competition could be initiated by leading
media stakeholders. Of particular interest would be to show that
dialogue is possible even when there is a significant disagreement
as it is in such situation when dialogue is as most
important.
倡导积极对话
在许多情况下，都出现这样一种倾向，即更加关注问题和冲突，而忽视机遇和对话。为鼓励更多旨在促进对话与合作的精彩报道，可以通过世界领先的媒体利益相关者率先发起的一个全球性的竞争。尤其重要的是：即使是存在重大分歧时，对话仍然是可能的。
-
To Differentiate Lóng and Western
Dragon This is the year of the dragon and there is a unique
opportunity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to help more people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western – fire breathing and destructive –
dragon and the Chinese Lóng. The Chinese dragon, the Lóng, brings
luck and as we need dialogue maybe if we are lucky the Lóng could
become a symbol for collaboration around important issues in the
21st century.
区别中国龙和西方（中国龙和西方龙）
今年是中国农历龙年，借此契机，我们可以帮助更多的人们区分西方喷火的、破坏性的龙和中国龙。中国龙，往往带来好运。我们需要对话，如果幸运的话，希望中国龙能够在21世纪成为重要问题中实现合作的一个象征。
Just to be clear. We are not
suggesting that difficult issues should not be discussed and that
there should not be hard criticism, on the contrary. A dialogue
perspective encourage both strong criticism and disagreement, it
should not be seen as an attempt to avoid difficult discussions
where conflicting perspectives exist. On the contrary, we highlight
the need for a dialogue perspective because solving important
challenges, including those where disagreement exists, require an
open exchange of ideas.
要明确的是：我们并不是说棘手的问题不应该被讨论，抑或是不应该存在尖刻的批评。从对话角度来说，应当鼓励批评和分歧。这不应该被看作是用来避免存在冲突的艰难讨论。相反，我们强调从对话角度出发看待问题的重要性，因为解决重大挑战，尤其是那些存在分歧的问题，更需要思想的开放交流。
To facilitate a dialogue we have also
launched a webpage with focus on how China is portrayed in relation
to dialogue on global media covers. This page allows anyone to view
and rate different covers in order to encourage interaction and an
open dialogue.
为了促进对话，我们也推出了一个网页，聚焦于全球性媒体的封面中所呈现的对话关系中的中国形象。此页面允许任何人查看和评估不同的封面，以此鼓励互动和开放的对话。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we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establish a culture of dialogue in order to better
address the challenges ahead of us, hopefully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take this opportunity.
在这个中国农历龙年，我们借此契机，也希望世界各地的人将以此为契机，构建一次文化对话，以更好地应对未来的挑战。
We look forward to an interesting
dialogue.
我们期待积极精彩的对话。
The authors
are:
Zheng Baowei (郑保卫), Professor,
Research Center of Journalism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t Renmin
university
&
Dennis Pamlin, CEO/Founder
21st Century Frontiers
作者：郑保卫，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中心
Dennis Pamlin，21世纪新前线创始人，CEO
(2012-04-25 22:16)
原文链接 http://www.macaodaily.com/html/2012-04/25/content_692814.htm
詩化人生文以載道
——專訪詩人凌谷
凌谷，原名禤廣瑜，澳門詩人及專欄作家，一九七六年生於廣東三水，一九八八年定居澳門。中學時期便積極參與文學創作，大學時期開始寫現代詩，參與創辦“如一詩社”。現為編輯。主要著作有詩集《新悅集》等；作品《尋貓記》獲第二屆澳門文學奬小說組優異奬。
在澳門文學界，凌谷並非一個活躍分子，按他自己的說法是，因沒有“出來行走江湖”，故給人的印象一貫比較低調。人如其名，其人其詩都給人一種空靈、神秘和禪的感覺，而他近期的專欄文章漸漸體現出對世間疾苦和大自然的終極關懷，加上他是“戒律森嚴”的素食者，不認識他的人，可能會以為他是一個整日愁眉深鎖的苦行僧般人物。凌谷雖然愛沉思、愛獨處，愛跟自己的內心和大自然交流，但他同時有來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有面向讀者的專欄，他其實是一個樂於跟人接觸的謙謙君子，而為人為文都保持着一個宗旨——“愛”。
受郁達夫感染愛上文學
凌谷小時候已喜歡閱讀武俠小說，《三國演義》和《水滸傳》等男孩子較喜愛的文藝作品，只算他的娛樂讀物，眞正令他對文學產生熱烈興趣的，是現代文學家郁達夫一篇著名小說《春風沉醉的晩上》。“讀完這篇小說之後，我完全被其征服，原來文章可以寫得如此優美，如此令人陶醉！那時我才眞正喜歡上文學，並開始有系統地閱讀文學作品，幾乎是照着中國文學史的脈絡逐批逐批地看……中學二年級的時候更加瘋狂，有時早上特意六點鐘就起床看書，更試過四點就爬起來背唐詩、讀古文，深深沉醉其中，是一種精神享受。”
凌谷自言看了很多郁達夫作品，有幾年時間，他受到那位在新加坡被日本憲兵刺殺的偉大作家的影響，精神狀態比較憂鬱，同時又喜歡親近大自然，常一個人跑到海邊去體會人生，以內省的方式尋求大自然與心境之間的關係，沉浸在一種“中國式審美觀”的狀態裡。於是他開始寫作和投稿，《華僑報》的華靑版、《澳門日報》的鏡海版及小小說版，都留下他早期文章的足跡。
大學才讀懂現代詩
寫現代詩，是凌谷上大學之後的事。不了解現代詩的人，總認為這些東西故弄玄虛，詩人生堆硬砌來製造所謂的陌生化語言，產生令人摸不着頭腦的效果。已經出版了個人詩集的凌谷，原來最初也對現代詩充滿誤解：“上大學之前，我鍾情寫格律詩和塡詞，根本看不明白現代詩，經常以為這班人‘發神經’，後來在摯友毛燕斌的推介下，讀懂了鄭愁予的詩，發現現代詩原來‘有料到’，那時開始，我對現代詩的熱愛就一發不可收拾。”
凌谷仍然十分嚮往當年在四川大學求學時，與那位好友每晩在出租屋裡徹夜讀詩、交流閱讀心得和切磋詩藝的日子。那時在成都城裡可找到可讀到的詩他都幾乎讀遍了，連地攤上落拓詩人的作品也得到過他的眷顧，開始認為無詩可讀的他，便執起筆來，自己創作現代詩，甚至與毛燕斌創辦了“如一詩社”。
愛的最深處是一種宗敎
凌谷的詩大多短小精悍，富含哲理，一般人不易讀懂，在我看來，與其去拆解其作品字面上的意義，倒不如代入作者的感受裡，與他一起在詩意裡縱橫馳騁。凌谷詩作中，“愛”一字出現的頻率極多，不少作品都給人情詩的感覺。例如他的詩《問》：“今日的寒灰／昨夜的烈火／／你要忘記的是／哪一夜的／哪一次的／哪一種溫度的／愛”，很能體現他那種在哲理中蘊藏愛，在愛意中蘊含哲思的詩風。
“以前寫詩，”凌谷笑言，“主要是因為戀愛或失戀才會有特別強烈的感覺，當愛的感覺成為你某種詩的境界時，你寫出來的東西別人都會覺得是情詩。”他提到一首叫《去年的綠》的詩，對象是寫給男性，別人看了也認為是他寫給戀人。
對於詩中的愛所表現的境界，他有更深入的見解：“其實所有人的感覺都是一樣的。愛的感覺，你深入之後，就會發現並非愛那麼簡單，那是一種更神秘、更內在的感覺，達到一種宗敎體驗的程度。比如中東文學裡面，蘇菲敎（伊斯蘭敎的一支）當中不少大師級詩人的作品，乍看之下似情詩，但叙說的是人與上帝之間的愛，只是用戀人的關係來比喩。他們在修煉時會感受到來自宇宙間的愛，讓你變得很溫柔、很和諧，從而不停地進入更內在的境界，獲得更強大的來自上帝的愛。”他認為蘇菲敎詩人魯米（Rumi）是地球有史以來最偉大的詩人，他的詩看似是情詩，但其實都是宗敎詩，所描寫都是宗敎的境界，“意境靚到不得了。”
詩的境界都由上帝創造
凌谷引用英國詩人威廉·布萊克（William Blake）曾說過的話：“所有的詩都來自上帝。”布萊克用大寫英語“Poetic Genius”（詩意創造者）來表示上帝，並認為一切宗敎都是Poetic Genius的創造，只有上帝才是“True Man”。凌谷引伸說，詩的境界由上帝所創造，由祂的愛力所推動出來，任何人在戀愛中最沉迷、最陶醉的時候都在詩的境界裡，只不過不是所有人都會用語言表達出來，有些人會用繪畫、用音樂等其他藝術形式。
“眞正感人的詩一定達到這個境界，否則不能幾百年、過千年都能打動人……就像杜甫的詩，你一讀就能進入那個很高的層次，例如他有兩句‘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江亭》）所表現的那種境界就很類似禪宗的境界，杜甫實在了不起！雖然他不會用禪的語言，但實有那種境界。”凌谷認為，魯米、泰戈爾及一些神秘主義的詩作都接近這種境界。
“眞正可以打動人的詩，是你計劃不到的，有些力量逼着你要爆發出來，作品才可感動人和流傳後世，而計劃出來的詩，過了一段時間就無人記得。”也許，這就是他所說與上帝交流的結果，“任何感人的詩，都有一種講不出的、令人舒服的感覺，只有擁有這個狀態的人才能寫出好詩。”
現在還需不需要詩歌？
自從詩集《新悅集》出版後，凌谷較長時間在詩歌創作上沉寂下來，為何會這樣？他解釋，一來覺得自己寫出來的跟過去差不多，二來感到自己的詩作沒人讀，他常詢問自己，社會到底還需不需要詩歌？現在，他又重新開始寫詩了，除了是因為生活經歷與心態不同而寫出來的作品境界有別以往，同時認為，自己的作品也不需別人來肯定，自己認為有需要就寫。
“我喜歡將現代詩向神秘主義的方向發展，我的詩會繼續探討一些精神性的境界，甚至是一些歷來沒人踏足過或現代人已很少踏足的領域，就像魯米的詩所表現的那種境界。”
做文人要有骨氣
如果說詩歌是凌谷一種內延的精神探求，那麼他每周在本報《新園地》“筆成氣候”撰寫的專欄文章，就是一種外延的對社會有積極影響的產物。他不諱言寫專欄對他來說，更像是一種責任、一種工作。早期，他的專欄文章免不了風花雪月，寫自己如何喜愛吃榴槤讓讀者垂涎，甚至將詩意化成專欄文字，寫出來的東西頗堪咀嚼。
現在，他專欄的文章慢慢向更實在的方向轉型，按我分析，主要包含兩類，第一類是作為一個知識分子的自覺，主動就社會一些不公平現象發聲，並非欲言又止、大而化之，而是有時會指名道姓，不避敏感議題，正如他所說的文人“要有骨氣”。當年他曾寫文章反映郵政局職員在市民領取掛號信時態度傲慢，導致大排長龍，又不增加人手，文章發表後，社會反響極大，結果郵政局服務有所改善，間接造福市民；第二類，是一些科學性較強、具全球視野的文章，例如談論素食、討論全球暖化、宣傳環保等等，在在都讓人感受到他那種對世人的熱忱，貫徹他“大愛”的精神。
寫專欄是一種社會責任
關於專欄風格的變化，背後原來有一段故事。“在我仍在報館工作時，有一段時間很忙碌，寫專欄的時間越來越少，又不想胡亂交稿，已多次向編輯表明不想再寫，但每一次，坐在我對面的陳艷華都叫我寫下去，更說‘這是你的社會責任’，我就想啦，這可能眞的是我應該要肩負的責任吧！於是我就堅持下來……旣然已是責任，我就有‘文以載道’的心態。作為知識分子，我覺得這個世界有很多東西很値得關注，上天給我一支筆，一個方塊，我就要盡一些力量，在言論上讓這個社會向更好的方向發展，幫助弱勢，將不平事寫出來。‘社會責任’這四個字，每當在我想放棄時，就給我繼續堅持的力量。”
基於一種“文以載道”的熱情，在近年世人關注全球暖化問題的時候，他主動查閱了很多相關資料，撰寫了不少專欄文章，希望讀者有所獲益；矢志作為終身素食者的他，更參與了一些國際素食推廣和環保組織，進行義務工作，有時替人翻譯時，接觸到大量不為人知的資料。那些資料是科學家們經硏究後得出的無可爭議的結論，但聯合國等官方組織最後發佈出來的訊息，卻因受到財團和政治的壓力，而變了樣。他笑言：“雖然我寫這些東西，但我當作為一種工作、一種責任去看待，我天性是一個詩人，我不喜歡去叫人吃素，因為素食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他說，旣然上天讓他接觸到那些資料，他就有責任發佈出來，至於朋友吃肉，那是個人選擇，他不會因此而對吃肉的人“嫉惡如仇”。
唐朝詩人王維、現代詩人鄭愁予、英國詩人布萊克、波斯詩人魯米、美國詩人W·S·默溫及以色列詩人耶胡達·阿米亥都對他的詩歌創作有影響；而文章方面，除了郁達夫之外，凌谷並沒說明甚麼作家對他的影響較大，但就表示較喜歡米蘭·昆德拉的作品。他說：“昆德拉有意無意間將當代文學推向神秘主義，他對人類情感的分析來自神秘主義，但又將之推向虛無主義。”米蘭·昆德拉很喜愛尼采，而凌谷的詩，也體現了一種尼采“永劫回歸”的感覺，像他的詩《空》、《果》和《疲倦》等，而這些也正正是他自己最喜歡的作品。
後記
最近，凌谷已放下了他曾一度狂熱地迷戀的攝影，目的就是為了重新寫詩。“因攝影會令我分心，一旦為攝影人，我難以從視覺語言中抽離出來，只有抽離了，我的文學思維才會完整地回歸。”目前，他除了寫詩和寫專欄外，由於正職工作是一名編輯，同時需要編撰刋物，因此，他有大部分創作的熱情，已投入到工作上。不過，曾憑《尋貓記》獲得第二屆澳門文學奬小說組優異奬的凌谷透露，他正在構思一部類似《魔戒》或《達文西密碼》的小說，他笑說：“其實我最想寫的是小說，我一直在醞釀之中。”
(2012-04-22 01:43)
Language is
Identity.
Mother Tongue, by Amy Tan
I
am not a scholar of English or literature. I cannot give you much
more than personal opinions on the English
language and its variations in this country or
others.
I
am a writer. And by that definition, I am someone who has always
loved language. I am fascinated by language
in daily life. I spend a great deal of my time thinking about the
power of language -- the way it can evoke
an emotion, a visual image, a complex idea, or a simple truth.
Language is the tool of my trade. And I use
them all -- all the Englishes I grew up
with.
Recently,
I was made keenly aware of the different Englishes I do use. I was
giving a talk to a large group of people,
the same talk I had already given to half a dozen other groups. The
nature of the talk was about my writing, my
life, and my book, The Joy Luck Club. The talk was going along well
enough, until I remembered one major
difference that made the whole talk sound wrong. My mother was in
the room. And it was perhaps the first time
she had heard me give a lengthy speech, using the kind of English I
have never used with her. I was saying
things like, "The intersection of memory upon imagination" and
"There is an aspect of my fiction that
relates to thus-and-thus'--a speech filled with carefully wrought
grammatical phrases, burdened, it suddenly
seemed to me, with nominalized forms, past perfect tenses,
conditional phrases, all the forms of
standard English that I had learned in school and through books,
the forms of English I did not use at home
with my mother.
Just
last week, I was walking down the street with my mother, and I
again found myself conscious of the English
I was using, the English I do use with her. We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rice of new and used furniture and I
heard myself saying this: "Not waste money that way." My husband
was with us as well, and he didn't notice
any switch in my English. And then I realized why. It's because
over the twenty years we've been together
I've often used that same kind of English with him, and sometimes
he even uses it with me. It has become our
language of intimacy, a different sort of English that relates to
family talk, the language I grew up
with.
So
you'll have some idea of what this family talk I heard sounds like,
I'11 quote what my mother said during a
recent conversation which I videotaped and then transcribed. During
this conversation, my mother was talking
about a political gangster in Shanghai who had the same last name
as her family's, Du, and how the gangster
in his early years wanted to be adopted by her family, which was
rich by comparison. Later, the gangster
became more powerful, far richer than my mother's family, and one
day showed up at my mother's wedding to pay
his respects. Here's what she said in part: "Du Yusong having
business like fruit stand. Like off the
street kind. He is Du like Du Zong -- but not Tsung-ming Island
people. The local people call putong, the
river east side, he belong to that side local people. That man want
to ask Du Zong father take him in like
become own family. Du Zong father wasn't look down on him, but
didn't take seriously, until that man big
like become a mafia. Now important person, very hard to inviting
him. Chinese way, came only to show
respect, don't stay for dinner. Respect for making big celebration,
he shows up. Mean gives lots of respect.
Chinese custom. Chinese social life that way. If too important
won't have to stay too long. He come to my
wedding. I didn't see, I heard it. I gone to boy's side, they have
YMCA dinner. Chinese age I was
nineteen."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other's expressive command of English belies
how much she actually understands. She
reads the Forbes report, listens to Wall Street Week, converses
daily with her stockbroker, reads all of
Shirley MacLaine's books with ease--all kinds of things I can't
begin to understand. Yet some of my friends
tell me they understand 50 percent of what my mother says. Some say
they understand 80 to 90percent. Some say they understand none of
it, as if she were speaking pure Chinese. But to me, my
mother's English is perfectly clear,
perfectly natural. It's my mother tongue. Her language, as I hear
it, is vivid, direct, full of observation
and imagery. That was the language that helped shape the way I saw
things, expressed things, made sense of the
world. Lately, I've been giving more thought to the kind of English
my mother speaks. Like others, I
have described it to people as 'broken" or
"fractured" English. But I wince when I say that. It has
always bothered me that I can think of no
way to describe it other than "broken," as if it were damaged and
needed to be fixed, as if it lacked a
certain wholeness and soundness. I've heard other terms used,
"limited English," for example. But they
seem just as bad, as if everything is limited, including people's
perceptions of the limited English speaker.
I
know this for a fact, because when I was growing up, my mother's
"limited" English limited my perception of
her. I was ashamed of her English. I believed that her English
reflected the quality of what she had to
say That is, because she expressed them imperfectly her thoughts
were imperfect. And I had plenty of
empirical evidence to support me: the fact that people in
department stores, at banks, and
at restaurants did not take her seriously,
did not give her good service, pretended not to understand her,
or even acted as if they did not hear
her.
My
mother has long realized the limitations of her English as well.
When I was fifteen, she used to have
me call people on the phone to pretend I
was she. In this guise, I was forced to ask for information or even
to complain and yell at people who had been
rude to her. One time it was a call to her stockbroker in
New York. She had cashed out her small
portfolio and it just so happened we were going to go to New York
the next week, our very first trip outside
California. I had to get on the phone and say in an adolescent
voice that was not very convincing, "This
is Mrs. Tan."
And
my mother was standing in the back whispering loudly, "Why he don't
send me check, already two weeks late. So
mad he lie to me, losing me money.
And
then I said in perfect English, "Yes, I'm getting rather concerned.
You had agreed to send the check two weeks
ago, but it hasn't arrived."
Then
she began to talk more loudly. "What he want, I come to New York
tell him front of his boss, you cheating
me?" And I was trying to calm her down, make her be quiet, while
telling the stockbroker, "I can't tolerate
any more excuses. If I don't receive the check immediately, I am
going to have to speak to your manager when
I'm in New York next week." And sure enough, the following week
there we were in front of this astonished
stockbroker, and I was sitting there red-faced and quiet, and my
mother, the real Mrs. Tan, was shouting at
his boss in her impeccable broken
English.
We
used a similar routine just five days ago, for a situation that was
far less humorous. My mother had gone to
the hospital for an appointment, to find out about a benign brain
tumor a CAT scan had revealed a month ago.
She said she had spoken very good English, her best English, no
mistakes. Still, she said, the hospital did
not apologize when they said they had lost the CAT scan and she had
come for nothing. She said they did not
seem to have any sympathy when she told them she was anxious to
know the exact diagnosis, since her husband
and son had both died of brain tumors. She said they would not give
her any more information until the next
time and she would have to make another appointment for that. So
she said she would not leave until the
doctor called her daughter. She wouldn't budge. And when the doctor
finally called her daughter, me, who spoke
in perfect English -- lo and behold -- we had assurances the CAT
scan would be found, promises that a
conference call on Monday would be held, and apologies for any
suffering my mother had gone through for a
most regrettable mistake.
I
think my mother's English almost had an effect on limiting my
possibilities in life as well.
Sociologists and linguists probably will
tell you that a person's developing language skills are more
influenced by peers.But I do think that the language spoken in the
family, especially in immigrant families which are
more insular, plays a large role in shaping
the language of the child. And I believe that it affected my
results on achievement tests, I.Q. tests,
and the SAT. While my English skills were never judged as poor,
compared to math, English could not be
considered my strong suit. In grade school I did moderately well,
getting perhaps B's, sometimes B-pluses, in
English and scoring perhaps in the sixtieth or seventieth
percentile on achievement tests. But those scores were not good
enough to override the opinion that my true abilities
lay in math and science, because in those
areas I achieved A's and scored in the ninetieth percentile or
higher.
This
was understandable. Math is precise; there is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Whereas, for me at least,
the answers on English tests were always a
judgment call, a matter of opinion and personal experience.
Those tests were constructed around items
like fill-in-the-blank sentence completion, such as, "Even though
Tom was, Mary thought he was --." And the
correct answer always seemed to be the most bland combinations
of thoughts, for example, "Even though Tom
was shy, Mary thought he was charming:' with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even though"
limiting the correct answer to some sort of semantic opposites, so
you wouldn't get answers like, "Even though
Tom was foolish, Mary thought he was ridiculous:' Well, according
to my mother, there were very few
limitations as to what Tom could have been and what Mary might
have thought of him. So I never did well on
tests like that.
The
same was true with word analogies, pairs of words in which you were
supposed to find some sort of logical,
semantic relationship -- for example, "Sunset is to nightfall as is
to ." And here you would be presented with
a list of four possible pairs, one of which showed the same kind of
relationship: red is to stoplight, bus is
to arrival, chills is to fever, yawn is to boring: Well, I could
never think that way. I knew what the tests
were asking, but I could not block out of my mind the images
already created by the first pair, "sunset
is to nightfall"--and I would see a burst of colors against a
darkening sky, the moon rising,
the lowering of a curtain of stars. And all
the other pairs of words --red, bus, stoplight, boring--just threw
up a mass of confusing image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me to sort out something as logical as saying:
"A sunset precedes nightfall" is the same
as "a chill precedes a fever." The only way I would have gotten
that answer right would have been to
imagine an associative situation, for example, my being disobedient
and staying out past sunset, catching a
chill at night, which turns into feverish pneumonia as punishment,
which indeed did happen to me. I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all this lately, about my mother's English, about
achievement tests. Because lately I've been
asked, as a writer, why there are not more Asian Americans
represented in American literature. Why are
there few Asian Americans enrolled in creative writing programs?
Why do so many Chinese students go into
engineering! Well, these are broad sociological questions I can't
begin to answer. But I have noticed in
surveys -- in fact, just last week -- that Asian students, as a
whole, always do significantly better on
math achievement tests than in English. And this makes me think
that there are other Asian-American
students whose English spoken in the home might also be described
as "broken" or "limited." And perhaps they
also have teachers who are steering them away from writing and into
math and science, which is what happened to
me.
Fortunately,
I happen to be rebellious in nature and enjoy the challenge of
disproving assumptions made about me. I
became an English major my first year in college, after being
enrolled as pre-med. I started writing
nonfiction as a freelancer the week after I was told by my former
boss that writing was my worst skill and I
should hone my talents toward account management.
But
it wasn't until 1985 that I finally began to write fiction. And at
first I wrote using what I thought to
be wittily crafted sentences, sentences
that would finally prove I had mastery over the English
language. Here's an example from the first
draft of a story that later made its way into The Joy Luck Club,
but without this line: "That was my mental
quandary in its nascent state." A terrible line, which I can barely
pronounce. Fortunately, for reasons I won't get into today, I later
decided I should envision a reader for the stories
I would write. And the reader I decided
upon was my mother, because these were stories about mothers.
So with this reader in mind -- and in fact
she did read my early drafts--I began to write stories using all
the Englishes I grew up with: the English I
spoke to my mother, which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might
be described as "simple"; the English she
used with me, which for lack of a better term might be described
as "broken"; my translation of her Chinese,
which could certainly be described as "watered down"; and what
I imagined to be her translation of her
Chinese if she could speak in perfect English, her internal
language, and for that I sought to preserve
the essence, but neither an English nor a Chinese structure. I
wanted to capture what language ability tests can never reveal: her
intent, her passion, her imagery, the rhythms of
her speech and the nature of her
thoughts.
Apart
from what any critic had to say about my writing, I knew I had
succeeded where it counted when my mother
finished reading my book and gave me her verdict: "So easy to
read."
(2012-04-21 20:57)
A perfect day for
M
法国老板的Brunch从1点开始，吃到下午5点，西班牙菜为主打。
朱老师老板的创意和相机都很好
早8点我就悲催地开始做职业测试题，阳光明媚我却在修道院被大学雇佣的猎头公司Hudson进行培训。性格测试结果:
很有交流技巧，适合领导创造性团队;为人真诚，迫不得已会关注细节。喜欢给职员空间，对职业没有野心(因为有小孩的缘故)。逻辑部分中等水平，好久没有操练。
是不是我过于敏感，总觉得她心思要多些没有这么灿烂？
我们觉着吧，玛雅算不上漂亮，笑起来有点味道，那个发型经常不注意，有点凌乱而不媚。
两个月就把瑞典记者Larsson一千多页的三部曲看完，据说是他个人的半自传，他的书从另个侧面给我启发：调查性新闻和记者的功能角色以及道德准则。同时他也涉及了欧洲的反纳粹，妓女，同性恋，东欧犯罪集团和制度化等严峻的社会问题。
寄养的鼹鼠
表兄妹
Smak的明信片
度假
素食馆
灵魂的药
商业会议和拉面
涂鸦
修车
根特的马耳他餐馆
公园
朱老师不一定喜欢他的工作 但是肯定喜欢给他的移民学生展示中国普洱茶
根特人民太热情了，作为Leonard
Cohen全球巡回第一站，电话打爆，网页在第一个小时瘫痪。终于在朱老师生日当天可以去看看传奇老头子的演唱会。去年的夏天他在根特街头对玛雅说：It's
a beautiful child!冲这句话也要捧场！
周末时分
我爱根特
为二手图书标价
购得的新书
布鲁日
博物馆
比利时的海无看头
复活节手工
(2012-04-05 22:21)
时政
·最近觉着我的博帖政治评论多了些，反思一下，是我研究传媒不小心隶属了政治社会学院，学院还不小心请Ai某某当了荣誉教授。我研究的国际记者都是做硬新闻Hard
News，常在布鲁塞尔这欧洲的中心厮混，难免听到一些重大决策，在国外看到的东西还特别多，因为没有新闻管制。不过我要时时警醒，中文语境下，要防祸从博入。
·在一个国家是否感觉安全要看你接触的层面,几次在布鲁塞尔的部分小区我感觉很不好,布鲁塞尔现在越来越穷。比利时的问题是对移民和难民政策过宽,
一个月有注册的400个难民通过审核,
每个月有2000人申请。应该学习加拿大，移民要会语言和有一个职业。另外比利时因为监狱不够，很多罪犯在家中服刑，造成不稳定因素。
·最近川大都在议论英语系学生在英国自杀的事情，初步估计是学习压力大。我想起十年前马耳他大学就给中国学生配置了学生辅导员，事实证明是重要的。中国学生到了国外，学业上会发现思维和考察方法很不一样，在生活上会非常孤独。加上如今的独生子女很多生活自理差，在国外很容易迷失。
·有时候我想想，我要多和自己人接触。昨天参加项目组活动，一中年男同学广而告之，谁双喜临门在这儿生了第二胎，还拿到了助教三年的合同，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他妻子早早而来和在社交场合的握手寒暄。我问，那符合独生子女政策吗？中年男同学沉默不语，那扭捏劲就像我对海外中国人的扭捏，包括对我自己。
·今天工作量比较小。1是我采访的第一位北欧记者，这位瑞典的记者英语表达不是很流畅，但是不妨碍她的思想深度。临走前我问了一下她穿的牌子，太是我的风格了，上网一看好贵，她还轻描淡写地说在瑞典是普通品牌。2是匈牙利的优质有志青年，怀疑某社在这驻扎了很多间谍。
·审一学生做的采访稿，重温英国记者提到的十年前发生在弗莱芒地区的丑闻。Lernout &
Hauspie公司当年发明了模拟人声的软件，曾不可一世，在比利时和美国修建了超impressive的王国。弗莱芒政府特批银行贷款，比利时人把自己的积蓄都投入进去，破产后因为监狱太挤他们就在家休息。我认识的一英国记者当时不熟悉上网购买股票的操作没有购买股权幸免。
·采访间隙在Cafe
Naturel坐下，看到旁边的Times，拿过来读了俩故事。13岁的非洲女孩被当地的部落劫持做了部落首领的妻子，受尽虐待，治病期间在保镖的帮助下逃离。亮点是联合国组织专门为这种女孩发展了快速学习计划。令一个故事是在英国的俩穆斯林学生本是好朋友，男强奸女未遂后被女引诱到家谋杀。
·好像年年我过生，根特大学都有点特别的活动，去年组织中国学生参观了社会运动的聚集点Vooruit，今年大学在这一天倡议了一系列的公益活动，包括在修道院的早餐，在行政楼的二手市场。校长大人设立了一个透明厕所间，说如果24小时以内不停有学生在那个马桶上蹲着，他就捐献5000欧给尼泊尔患痢疾的小孩们。
·英国大学也学聪明了，专门给中国学生开班对他们的学习不负责任只管收钱，所以现在英国大学给人整体印象是下降了，来英国留学的华人留学生中，只有很小一部分学子是来求学，其他是以学生身份申请来英，却不遵守学生签证下应该遵守的条款。
·埃利奥·迪吕波是意大利移民的孩子，他1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要照顾7个孩子。由于经济原因，3个孩子被送到离家庭1公里处的莫尔朗韦的孤儿院。后来他从蒙斯-埃诺大学（UMH）毕业，并获得化学博士学位，之后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12时一男子在比利时列日的中心公共汽车候车亭投掷手榴弹。有两人死亡，数十人受伤。当地政府启动了医疗应急计划，警方已经关闭了列日的中心。
·根特除了是一个推崇素食的城市(每周四你在大学食堂点一份素食，可以得到一个免费的水果)，它还是bike-friendly的城市。大学有专门的自行车点，学生租用自行车很便宜，两年之后可低价购买。修理你的自行车如果自助，也就是在师傅的辅导下换胎什么的，价格便宜很多。钱是小事，大学鼓励学生自己动手。
生活
·盆友说：在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在电影院睡着后，我不再看张艺谋，甚至由于资深天蝎座的本能，我一度连喜欢看张艺谋现在电影的人，我都不想多跟他/她说话。结果我因为“严歌苓”这个名字去看了金陵,我只能说：自作孽，不可活。怎么就不长记性呐!关键是：全国上下好评如潮啊，票房那是比徐克一个高啊。我的天。
·飞机降落在马耳他机场的时候，大家热烈鼓掌。这个只有在地中海和东欧的传统让我很是高兴，是哈我们都有可能直接high上了天堂。
·先说Gozo的渡船因为风大停运，三小时颠簸到小岛；然后比利时同事说，机场今天罢工，几次打电话确定了航班，准时起飞准时到达，却没有火车回家。和一罗马尼亚的女孩共享出租到首都，她出了大头，因为可以报销，沦落到朱老师老板家。柳暗花明，一根特同事的男友就在附近，折腾到午夜终于到家，共12小时。
· 导师说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给你一个deadline，一种是不给deadling，我说我是需要的那种人。
· 我传媒系每年有两顿新年大餐，一顿自己给钱，一顿学校给钱。今年在聚餐之前加了一个项目，就是选择一个人，为他/她做一件窝心的事不留名，聚餐的时候再揭晓名单。我的partner今天给我送了两个cupcakes，结果我一猜就猜到她了，我英语课的同学美雨！
· 谢谢大家的祝福，生日过了两天，昨晚是在薯条和电影中结束的。今天是在修道院的Brunch开始的。
·
早9点到布鲁塞尔火车站，一看，星巴克的门口的长队阵式赶超春熙路！自从你问了，我一直在观察和思考。我想，星巴克的成功除了它的噱头多外，还有它标榜的文化。前天去一个当地的咖啡馆，咖啡和甜点都不错，服务极差，阶级压力明显，我在星巴克曾经听完了它播放的整整一张电影原声碟。
· 回家收到一封信:€173。交款习惯了的我一下就懵了,啥时候欠下了这笔债，结果是政府发给玛雅两个月的钱，改用支票发给妈妈了。正乐，老领导发信息到我的中国手机上:财务处来找我说你贷款已到还款期，每月还387元，也可每年一次累计还。因你不在就找到我，担保人的吗，想想要不用玛雅的钱去还川大。
·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 干扰我的新浪博客音乐和虾米!
·朱老师拿回来一些小额购物券，说是单位过年的奖励，让我想起中国的亲戚原来发油发米还发回锅肉这世界上的公务员都是一样的福利嗦！
·车坏了，自行车气门芯不给力了，电梯在整修电路。在异乡的无家庭援助的中年夫妇表示很累。有时候想想日本人说‘中国的下一代不行，因为你们受教育的年轻女人都不自己教育孩子，给文化水平低的保姆教育’。我是不是该做家庭主妇呢?每次看到我的日本女朋友经营的家庭生活我就惭愧。
·我又受到安慰了，我们的二手车发动不起了，才半年，换新的要2000欧，和车价差不多了，我们决定买个二手零件，法国公公发话了：“他赞助”。
·那我还是可以，我基本要一周炖一次汤
，做三顿，包括凉拌菜炒菜和炖菜，一切下班后搞定。你们太远了，我下班比较机动，接娃儿和回家半个小时搞定，然后做菜一小时，还可以。
·谢谢你的建议和品味，你开始说买绿色，我觉得对我来说太跳跃，事实证明我越来越喜欢它，很适合我的个性，上周我的学生全部问我，老师你的包哪里买的？昨天火车上一40多岁中年妇女，也忍不住问了店铺的地址，不过这边的人都不晓得Cambridge
Satchel哟。
·师从台湾木偶大师的法国表兄的木偶戏，我认为很有技术和艺术 。
·老公还有一件衣服，公公给我的新年礼物全部是精神食粮，可悲的女博士被定性了，看看第一本 Les couples
mythiques de l'art和 Rob Hopkins的书，很有意思。
· 每年的圣诞节我都会病倒,可能是平日生活太紧张,突然懈怠,身体反而不适.西方的圣诞节就象中国的春节,也是嗨吃,肠胃肯定不适.昨晚我就偷偷煮了稀饭，下麻辣海带温暖我的中国胃，今年更是刚刚从马耳他回来,各种情绪还没来得及消化, @luhart 说,时间会治愈一切.
感悟
·我原来有这种精神困境的时候牧师导师说不是说你可怜别人，你就不买车，但是买车你可以不买奢侈的车，你自己的生活有一定的保障后，就可以力所能及地帮助别人现在全球的问题就是，富的人不愿分享财富，不过天哥除了当年没有看出你是大学生之外，还没有看出你中年后会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其实你不用紧张，我来马耳他不是来看你的。我就是想在那个小岛上盆友的老房子的阳台上坐一坐，晒晒太阳，看看海，当年你的决定美其名曰是我还年轻，事实是你不敢，八年没见，不见也罢。
·第一夜是黑暗中的穿行，今晨则是阳光下的漫步，我们到了Boat
Restaurant，在喧闹中静静的对话，我竟然不觉难过，似乎一切都没有发生，我还是那个向所有的可能性开放的我，你也还是任我自由的你，这次的记忆仍然如同你着的一抹蓝 。
·你说，在这样的时刻，请让我分享我的爱，无论你怎么定义它，就让我陪你走到闸口，这一分离，不知又是何时再见了，这一别离你回到你的世界，我回到我的世界，天各一方。
·你说，其实那天你到了机场，没有告诉我，在出口处走来走去，我其实就在对面喝咖啡。于是我们一起去了熟悉的咖啡店，点了甜点，我还是那么多的问题，关于人生，关于死亡。然后在漆黑里，你驱车1个小时送我到港口，这么多年我记得好像你是第一次送我礼物，还是中国红，好像这么多年什么都没有变，什么都没有发生。
· 有些人羡慕拿干巴巴的奖学金读博的，你要他她放下在国内的教授副教授的姿态，稳定的工作和休闲的生活到异乡打拼，他/她不会干的。原来我想，明年要抽空拿驾照；如果玛雅继续在荷兰语学校，那我要跟着学。想想脑袋都大了。今天来的俄国妈妈不以为然，孩子学钢琴/芭蕾/荷兰语她跟着学，孩子是母亲的动力呀。
·外国婆婆是不念你也，但是她来你家，还单独给她儿在炉子里面留一个菜，儿女有经济困难装作没听到，自己和男友看电影/旅游/买车/唱诗，给你们过年钱，说好是给她儿子买电脑的，给孙辈买东西也有区别。亲家去作客三天两天晚上没有吃饱，不好评价。
·所以我一直觉得法国小资，下面是自私和个人主义。那天碰到一个嫁给法国人的俄罗斯人，也是对法国婆婆抱怨不已，他们有次请婆婆看管小孩2个小时，婆婆说
：那等她睡觉的时候再送过来，不然工作量太大了。。
·自从有了娃，俺就更明白了Hours中那个抛子离家到世界的角落作图书管理员的妈，我也更明白了Frida不能得子的痛苦。十多年前采访一对艺术姐妹，姐姐说小时候她们不理解，妈妈为什么不能象别人家的缝缝补补，给她们最基本的快乐。长大后她明白这跟男人和小孩无关，跟自己想要的生活有关，她妈后来抑郁而死。
· 清早出门在旁边的咖啡馆来了个Brunch，然后慢赶火车到首都，坐电车到一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移民区，移民甚至都不是说法语的。被迫落座一家巴西餐馆，因为路人说另外一家比萨店不安全。玛雅穷吃恶吃了巴西自助餐的一半，幸好别个只收了一个人的钱。母女俩共同看了医生后吃了薯条，最后结束在理发店里。和玛雅又厮混了一天。
· 最近看病有点深沉。Kinesiotherapy是应用以科学为基础的运动适应原则，加强与那些需要延长的生理调节功能限制个人的力量，耐力，流动。医生通过穴位区域和病史来探讨疾病和记忆的关系。结论是玛雅因剖腹产，害怕分离而不是改变，过程会循环。我家祖传对不熟悉的事情感到恐惧，对自己的领地看得很重。
· 饭后探望牙医邻居的新生宝宝 回来感叹人出生是不平等的 他们太有钱了 。
.那天看了牙医的房子，我就深度怀念自己在中国的两套居室，起码家具是新的，风格是我想要的。这里租住的房子什么都不敢动，家具也不好买，不晓得明天会在哪里。朱老师说目标是修一个自己的房子Eco。
玛雅
·我八点就起来了，经优玛雅小姐吃饭穿衣洗漱，然后在倾盆大雨中前行至电车站，被告知电车轨道坏了，等了很久坐电车，然后步行一段到学校都10点半了，回来继续等电车，准点的时候没车，我有些气馁的离开了
，隐约听见电车的声音，回头探望对面等车的中年帅哥放下矜持，对我大喊，回来--电车来了，我就笑了。
·旧年未逝，本想给玛雅添几件衣裳，结果她法国人英语不说就算了，没有会员卡喊她借一张，她说不行是实名制；这种方脑筋郎个不经济衰退吗！
·曾几何时，我的生活分裂成玛雅生病的日子和玛雅没生病的日子，昨天给她穿少了点，裤子短了点，风大了点，水壶的水从书包漏出，打湿了衣服裤儿，老师也没管，昨晚发烧，今天我就只有陪她在家里昏睡，晚上炒了几个菜，吃了猪耳朵才缓过神，自己的事情一点没摸
，心里是慌的，这里缺乏热闹，期待两周后的假期。
·Maya你悲催了，肯定遭病毒了，昨晚38c多，还吐了一地，你造孽，今天连骚扰你妈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妈也造孽，三天没睡好，周末又要加班了。这个沙发造型不错，背景还是爵士音乐。
·昨天晚上闺女继续发烧，今天我就继续留守，今天的记者采访不得不取消，幸好两个记者都是有儿女的，充分表示理解，中午应她要求：给她做的白菜猪耳金针菇麻油小面，她说：“妈妈黑好吃哟”！
·在低烧高烧四天后，终于带玛雅桑去看了医生，老医生检查后说无大碍，想用抗生素也可以，但是我不主张，就是病毒感冒，继续在家休养2-3天（意思是我又不能上班而玛雅要错过精彩的圣尼古拉节）喝水，
38.5才用降烧药，不然你让她温度降下来，她黑high病还是没好，出了医院，朱老师的车坏了，大冷天走路回家，真是祸不单行。
·Maya大病初愈，一觉睡到中午，我迫不及待地带她出去，我喝了咖啡吃了Crepes可麗餅，她喝了热巧。咖啡馆是老俩口经营，那种来喝咖啡还要带珍珠项链的地儿，就这种比星巴克还便宜。然后去我们喜欢的童装店逛了逛，给她买了打折的Ewers和Catwalk打折的袜子保暖。说是带她出去放风，是她妈遭不住了！
·红眼母女，玛雅的红眼病给我了，下午同看医生，今天也开始用抗生素了，她还有轻度中耳炎。
·Maya渡过了红眼病高峰期，高高兴兴出去看大象了，她妈痛苦地留守中，这年过的。
·Maya的摄影作品，Maya新年的精神食粮，丫头让我分享你的物质童年，圣诞老人都来过好多次了 。
·Maya，女娃儿的发型很重要。
·Maya终于去参加了尼古拉派对， Les enfants sages reçoivent des cadeaux, et
les méchants reçoivent une trique donnée par le Père Fouettard.
12月6日这天，圣尼古拉会挨家挨户问孩子们乖不乖，好孩子有礼物，坏孩子要被鞭子老人打一顿。~~
·玛雅的第一次一对一家长会，老师总结，玛雅的好朋友是C和两男孩A和B
，她对熟悉的同学很放得开，但是对陌生人的社交，是由更社交的C带领完成的。玛雅在经过一个月的过渡期之后，很喜欢学校生活，生活独立，明确自己要什么，
无暴力倾向，荷兰语和同龄人同步，就是有时候和C吹牛太忘我 ，不听老师讲什么，遗传她妈。
·玛雅和她的好友 ，我觉得她是视觉系的。
·玛雅律己律人，我上个厕所，她说：“
妈妈记到揩屁股”，下午拿巧克力诱惑她起床，她说我生病了不吃巧克力，本来她说她生病了也不坐旋转木马 ，后来还是没有把持住。
·在这里如果我们要过马路 ，哪个汽车没有停下来 ，一般是司机没有看到，玛雅桑会说，这个车车没有礼貌。
·今天终于结束了我当老师的研究课程和我当学生的英语写作课。我想，大多数人还是好为人师的，玛雅现在就经常在家扮演她的班主任，指着她的洋娃娃们说，诶，郎各给你们说不听呢，安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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