嗨，钟蓓~

马克·丹纳 （Mark Danner）《纽约客》杂志和《纽约书评》杂志的撰稿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学、外交事务和政治学”教授，作品曾获得美国国家杂志奖、曾三次获得海外新闻奖。

从9·11的政府黑幕，到美国虐囚事件，从援助海地，到阿拉伯之春——他关注脱去政治表象的社会运行机制。《周末画报》独家采访《纽约客》著名撰稿人马克.丹纳，著名的“反美”“揭露派”新闻人。

Q＝马克·丹纳
A＝《周末画报》

采访、撰文：钟 蓓、李钊

Q: 你撰写书籍《虐囚与真实：美国、阿布格莱布与反恐战争》，以及文章《美国虐囚：黑网站的消息》、《红十字会报告：意义是什么？》，对全世界的读者来说都非常重要。你让我们知道了阿布格莱布的虐囚、美国所谓“人权至上”的谎言，你用的词汇是“合乎宪法的独裁政治”。在你发表这些文章和书籍之后，“国家阴谋论”这个理论应运而生，如何看待在你的资料之上发展出来的这个理论？
A：阿布格莱布的事情，从任何角度，国家都要为之负责，无论是军队还是行政机构——白宫——都曾有意识地参与了一项决定：为了得到“足够”的信息，可以

撰文：钟蓓 采访：钟蓓、李钊

见到史景迁时，我试图找出他的复杂性。一位写过中国皇帝康熙、雍正，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清代臣仆曹寅、明末文人张岱、名不见经传的妇人王氏的作者，不应是个圣诞老人般的白胡子爷爷。可史景迁几乎就是以这样的形象出现，坐在一群各界精英中，安静讲他的历史故事。

作为受邀嘉宾，史景迁出现在首届“中美文化艺术论坛”的会场。该论坛由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阿斯彭学会艺术项目，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以及美国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天时间，6场跨界专题讨论、1场音乐会、两部电影的特别放映。最后一天，在亚洲协会的夏伟主持下，史景迁和女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就电影《铁娘子》对谈——真是对奇妙的组合！

讲述中国故事才是史景迁的专长，汉学家的中文名足够透露出这一点——景仰中国史学家司马迁，以司马迁为楷模。按照他的学生郑培凯的说法“（史景迁）研究晚明以迄当代的中国历史，叙事的方法与文体循着《史记》的精神 ，的确当得起‘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赞誉。”

老先生健谈地有些絮叨。假如一个问题不被打断，恐怕他能自言自语说上2小时：“两周前，在印度

口述：路内，整理：钟蓓

    年轻时,只会为找不到工作的发愁，不会因为总是换工作内疚。现在这个年纪，一个月换一次工作就不太对了。当然，今天我可以没有所谓的工作，因为我已经出了几本小说，只要不断写下去，我就一直能有个“作家”的职业身份。

    我妈知道我写东西还可以，小时候写作文永远全年级第一。不过我数学不怎么样，她希望我数学也能好点。老人家去世5周年时，我写完了《云中人》，终于可以向她交一篇像样的东西。之前没写什么，这次算是证明。

    像“追随三部曲”一样，这也是个三部曲。《云中人》是第一部，《雾行者》是第二部，《救世军》是第三部。《云中人》已经在《收获》杂志上全文刊发，很快会出单行本。很多朋友问我“云中人”是什么意思？我想有3个层面的解释。第一，主人公在调查案件的过程中，人醉云中。看不清真相，有一种在天上的感觉。这个人是脱离现实的，他跟现实永远对接不起来，脚不着地；第二，小说并不仅仅写主人公自身的经历，也牵扯了很多人，所有人的精神面貌组成了云一

      马可·贝洛奇奥安静地坐在一角，不动声色地吃着盘子里的食物。这场本应由意大利人唱主角的小型聚会上，身为意大利知名导演的贝洛奇奥却沉默地让人以为他是路人甲乙。但这个安静的人目光深远、神情坚定，从他身旁走过的人禁不住都会看他两眼。看来，气场的强弱和说话的多寡是没有太多关系的。

    “人如其文”适用于贝洛奇奥，他的“文”是电影，他的电影就是他这个人。

       1939年，贝洛奇奥出生在一个信仰天主教的意大利中产阶级家庭。凭借电影《口袋里的拳头》（1965年），他获得了最初的名声。电影里，主人公桑德罗反抗家庭、反抗正常秩序，主人公的精神与意大利所处的转型期契合。反抗、革命，是彼时社会的最好注脚。于年轻的贝洛奇奥而言，讲一个反抗的故事是他最佳抒情明志的方式！

    为了贯彻自己的革命主张，贝洛奇奥一度离开电影工业，投身意大利左派纪录片拍摄，而他的早期电影也如同意大利的国内局势。《中国在接近》

    这一回，戛纳电影节没有放弃女性！2011年第64届戛纳电影节20部主竞赛单元影片中有4部是女性导演的作品，本届电影节的“评委会奖”也颁发给法国女导演麦温·勒·贝斯柯。德国女导演Doroteya Droumeva执导的短片电影《信》则获得本届电影节“电影基石”单元一等奖。较之2010年没有女导演作品入围主竞赛单元的尴尬局面，今年的戛纳电影节绝对有“女人味”。

    2010年戛纳电影节，时任电影节评委会主席的蒂姆·伯顿在被问到为何没有女性导演作品参赛时，他说：“我接触的女性导演的确很少，但是电影公司的审片人几乎都是女性。”话还没说完几天，英国女导演罗斯·托尤森就征集了近千人的请愿书，抗议电影节的性别歧视。这一举动，引来了众人的声援。但是声援更像是道义的，无法落实到实际行动。

    纵观戛纳电影节的历史，2000年~2010年，主竞赛单元212部电影，只有17部出自女性导演之手。而最终真正获得金棕榈大奖的只有1993年由澳洲女导演简·坎皮恩执导的《钢琴课》。

    上一届女性导演作品的零入选所招致的抗议，使得本届戛纳电影节20部参加主竞赛单元的电影中，由4部由女性导

    在戛纳，没什么比看电影更重要的事。早晨6点在卢米埃尔剧院前排大队是常态，被保安拦在栅栏外也是常态。某些特别时刻，我真恨脖子上的蓝卡片！在等级森严的戛纳电影节，蓝卡片就像赫丝特·普林的袖标：“我是三等公民，瞧瞧这蓝色！”比蓝卡好用的是粉红卡、黑卡。媒体中，周刊、旬刊、半月刊、月刊，领的都是蓝卡，日报、网站领的都是粉卡。按同行的说法，“戛纳电影节知道你为它做事的速度、效率。”热门电影的发布会，小蓝不如小粉，小粉要是没张印着“邀请”（Invitation）的通行证，可能也会被挡在门外。不过早起的鸟儿肯定有食吃，排队早，进场的可能性更大；早申请，批复采访的可能性更大。在电影节期间，看电影、申请采访也是体力活。

    成熟的国际电影节，组织严密、规划严谨、统筹周详。开幕前半个月，用注册码登陆就能从官网下载排片表、影片基本资料。电影首映、发布会、周边采访、版权交易市场全都被协调地井然有序。

    想起一个月前我参加的另一个所谓国际电影……

    跟着影评人刘敏“混进”德彪西剧场（Debussy Theatre）是个意外。5月17日晚7点，剧场外的道

采访、撰文： 钟蓓

    达伦·阿罗诺夫斯基（Darren Aronofsky）看上去不像导演，倒像个来中国观光的度假客，黑T恤外套了件灰褐色的衬衣，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间会议室，中央的椭圆桌坐满了记者，达伦坐在蓝色的背景板前，正对着他的桌子另一头驾了若干摄像机。靠墙坐着、站着的还有些记者、工作人员，整个屋子基本被塞满。

    去年一整年，达伦带着他的电影《黑天鹅》和主创们在世界各地参加各种电影节。他穿着笔挺的小西服、把头发梳理得锃亮，甚至在很多场合摘掉了他的黑框眼镜。行头和外表是一个人对事物重视程度的指标之一。好吧，你可以说，围观者的掌声和尖叫都是为了娜塔莉·波特曼，《黑天鹅》女主角，2011年奥斯卡的新晋影后。导演，制作团队，都是星光熠熠背后的制造者，本身和闪亮无关。可此时此刻我们只能“围攻”达伦，对于一场没有星星的聚会，还能指望什么？

1.

    这不是最好的新闻发布会，也不会是最坏的新闻发布会。2010年一整年，从德国柏林、法国戛纳、意大利威尼斯……直至美国奥斯卡，达伦带着《黑天鹅》一路过关斩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