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严葭淇 北京报道
5月23日,当记者在喜多瑞公司见到汪海林时,他正在打电话;采访进行中,他也不停地接电话,内容都是与《中国1921》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的侵权纠纷。而我们的采访,又远不止这场纠纷官司……
他们连“联合摄制”
都赖了
《华夏时报》:喜多瑞和《中国1921》制片方浙江影视集团的纠纷,目前进展到什么程度?
汪海林:目前还在起诉阶段。具体诉讼理由是:告他们侵权。按照合同,如果是稿费,他们去年10月开机前应该全部支付,但因为中间他们超支了,所以希望把我们的稿费折算成投资,所以稿费就一直没付。另外我们公司本身对这个剧也有投资。到后来他们把剧卖给央视了,突然反悔不算投资了,就变成稿费了。
《华夏时报》:就是口头约定不算数了?
汪海林:对,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这是欺诈行为。现在就是他们把稿费全部付给我们,他们依然违约。因为根据我们签订的合同,超过14天未付稿费,合同就作废了,那么他们就没有得到我们的拍摄授权。所以,从著作权角度来说,他们拍摄这个剧就是非法的。
那么,就算我们的稿费不算投资,他们也已经违约了。也就是他们
(2011-05-27 01:20)
我跟浙江影视集团相识是2006年,费明、吴海燕、费琦盛与我被邀请去二十一世纪酒店,向刚入行的浙江影视集团领导讲解电视剧生产规律,如何找项目,如何找编剧约稿,记得当时是倪政伟带队。之后断断续续有联系,我还给他们介绍过编剧,包括高大勇等。
2009年,浙江影视集团召开首届塘溪雅集编剧聚会,向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请求帮助,本公司拥有国内一线编剧20人,另有签约编剧数十人,在编剧界影响颇大,本公司对这项活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多名编剧参与这次活动,活动期间,与浙江影视集团达成合作意向,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浙江影视集团的制片人杜闻玮提出拍摄建党题材电视剧,双方在浙江、北京多次商洽,同意联合摄制、出品这部剧,参照战略合作协议的内容进行合作。同年12月,以浙江影视集团(甲方)和北京喜多瑞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乙方)为主体签署了剧本创作协议,这种剧本协议是绝无仅有的,乙方不是编剧个人,而是公司。之后,喜多瑞承担了创作工作,并出面邀请了刘恒老师担任文学策划,刘恒的协议是与喜多瑞签署的,因为按照约定,喜多瑞也是出品方之一。之后,浙江影视集团为了保证在央视播出,邀请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加入该项目,并隐瞒了与北京
(2011-01-17 23:05)

应各界群众的要求,张贴一张女儿的照片,猫猫七个月了,每天幸福快乐,也会对着镜头做表情了。
今天在现代城的赛客咖啡开剧本会,开完会出来,是中空的大过道,通向四个方向,地上是斜着的横纹,李辉转向了,说:这里太盗梦空间了!
可不是嘛,我一到这里就晕菜,很恍惚。如果要拍中国版盗梦,强烈建议去大望路现代城,现成的。
新版红楼让李辉很崩溃,上一次开会时,李辉由衷地说:我看得吓坏了,不敢再看。
李辉胆子小。
迅速地,新版红楼超越了流星雨,成为了网络上的“红雷”。第一次看到这个词,我以为是孙红雷干嘛了。
大导演也遭遇万炮齐轰了,不知心情如何,其实,就被骂的程度,还是比流星雨差远了。雷人程度,据说不在流星雨之下。不过,这事儿怎么算也算不到曹雪芹头上。看见没,只有这部戏,被骂的时候,没有编剧什么事儿。所以,曹雪芹还算幸福的,知足吧。
教师节,请黄维若老师吃饭,在妇女活动中心的唐宫海鲜坊,为什么去妇女活动中心?因为觉得离中戏近一些,也算是东城区。妇女活动中心也叫建国好苑,我开车拉着阎刚、老郎鬼使神差地去了建国饭店,停好车发现走错了酒店,忙又赶往东单,进了包房,黄老师已经先行赶到了,我等很是懊恼。发现黄南南还没有到,遂打电话问她到哪儿了,黄南南淡定地说:我
作者 汪海林 费明 刘毅
十月在江阴市举办的第30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没有编剧的奖项,将编剧整体排除掉,这是一次集体的忘恩负义,一个业界的过河拆桥,一次违背科学发展观的评价,一次对百花奖历史的背叛!
从历史上看,第一届百花奖(1962年)就把最佳编剧奖授予了夏衍、水华,获奖剧作是《革命家庭》;第二届最佳编剧奖授予李凖先生的《李双双》。“文革”后1980年百花奖得以恢复,第三届最佳编剧奖授予陈立德的《吉鸿昌》。这说明大众电影百花奖在创建之初,就肯定了首创的价值和原创的地位
(2010-08-07 14:33)
自从写了流星雨,就老有小朋友问我,叔叔,流星二写完了吗?我从来没有如此被少年儿童关心过。
说实话,有一段时间,我是希望做一个儿童文学作家的。
现在,儿童文学有一个新的叫法,就是青春偶像剧。
我喜欢青春偶像,甚于古装装逼剧。写帅哥靓妹比宫廷阴谋要轻松愉快多了。
流星二即将播出,名为《一起又看流星雨》。
想起流星一,对不起一个人,就是俞灏明。虽说发型的事跟我们编剧无关,但是,端木这个人物,最终在观众那儿没有预想的受欢迎,这跟剧本是有关系的。当时,制片人、编剧、导演最紧张的是云海和雨荨,全部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身上,对于端木这条线,认为问题不大,没有太操心,播映时,俞灏明被骂,也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选角的时候,听到姚嘉提及俞灏明,我对不上号,快男谁是谁我有点分不清。正好天娱有个仪式,我和尹廉和去参加,顺便约见一位导演,在仪式上,看到了俞灏明,还有陈楚生,之后没几天,陈楚生就“失踪”了,最后就“叛逃”到另一家公司去也。现在想来,当时陈楚生就有“失踪”前兆,因为他戴着一顶棒球帽,帽檐压得低低的,始终看不清长什么样,很神秘的。俞灏明给我的印象很深,活泼而不失稳
体育比赛中,误判是不可避免的。裁判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
我不认为误判是足球的魅力之一。
但我也反对以电视技术或者机器取代人。
专业裁判说了,借助电视技术,会影响比赛的连续性,比如越位,每一次都要看重放,这场比赛就别干别的了。
这是从技术角度来否定电视手段的。
从伦理学的角度看,用机器取代人,用机器的判断取代人的判断,必将造成体育比赛的某种异化。
体育竞技,为体现公平性,有固定的规则,裁判负责依据规则进行裁决。这个裁决,是属于人的行为。虽然裁决中不可避免会带有主观色彩,在现实中,有些裁判还会被收买,故意进行错判。
借助科技手段,尤其是电视技术和感应、扫描等技术,必然会增加公正性,并提高准确性。
但是,这是一个机器做出的裁决,如果最终由机器完全取代人,我认为在技术上是可能做到的,误判的比例会无限接近零。
问题是:这意味着,我们宁愿相信机器,而不愿相信人,不愿相信自己。
这个困境的纠结之处在于,人类是否有信心在道德上相信自己?人类是否有信心在判断力上相信自己?人类是否应该把发生在人与人之间的竞技,交给非人类去裁决。
人
(注:在博客中国首发后,好像被封了,在这里试试)
沈安娜女士去世,一个世纪之谜也许就这样尘封了,随之而去的,是太多的隐情和重重迷雾。
沈安娜的故事第
(2010-05-20 06:26)
表弟说定了凯尔特人主场对阵骑士的票,249美刀一张,位置极佳,我们带上gps,开着车上了91号高速,转87号,然后再转,在傍晚时分抵达波士顿。
因为错过一个路牌,我们在波士顿城里四处乱转,gps完全不工作,始终在更新中。在一家加油站前,我们抬头一看,哇塞,巨大的体育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为什么体育场上画了只红色的袜子?表弟说:哦,这是波士顿红袜队主场,棒球!
我们继续乱转,见一美国大叔,表弟下车去问路,美国大叔热情指路,左,右,左……没听明白,总之,我们方向不对,调整方向走了几米,美国大爷追上来,叮嘱说千万不要上高速。ok!
随后,我们转了几个弯以后,上了高速,没错,上高速了!
向着出城的方向去也,表弟突然惊呼:DT!球场就在我们右边。
我们掠过球场,向着城外驶去。表弟沮丧之极,我说没关系,我们可以调头。尽管我心里一点把握也没有,谁知道有没有调头的出口。
不错,有个出口,顺利调头了,还好,没走出太远。
旁边有辆奔驰S系的新车,居然是S430,这个在中国没有,我禁不住仔细打这车,一看车里,哇塞,一个老爸西装笔挺,后座俩儿子全部穿着凯尔特人的绿色球衣,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