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个楚人的博客

半年多没有上博客，原因是把精力放到了水彩画上。年纪大，精力真的有限。为给朋友们一个交代，送上这段时间的一些习作。

东湖晨曦中的舢板

09年阴历9月9日登高摘桔

武汉是座美丽古老的城市。在中国，长江边的城市不少，但或在江南、或在江北，像武汉这样大江横穿市区，长江最大支流汉水在市中心与长江交汇，把一市隔成三镇的，只有武汉。中国对城市的称呼前加上一个“大”字的，除了大上海，只有大武汉。抗战时，“保卫大武汉”，谱写了国共合作下中国人民的热血篇章。武汉三镇最繁华热闹的是汉口。古代名满天下的四大名镇，汉口为首（其它三镇为：景德镇、佛山镇、朱仙镇——今天都不能与武汉同日而语）。

外地人初到汉口，尤其是北方人，往往摸不清东西南北，认为街道挺乱。其实汉口的街道很有规律——起码汉口老城区是这样。在汉口，凡与长江平行的，命名为道，比如沿江大道、中山大道、京汉大道、解放大道等等；称为街的，如胜利街、洞庭街、黄陂街等，比大道短，也与长江平行。叫路的，就与长江垂直，比如江汉路、南京路、北京路、兰陵路、黎黄陂路等等。

在这与长江垂直的路中，有六条路的命名最美、最有中国文化底蕴，从上

3.就喝茅台！

    90年代初，跟朋友下海，在一家进口医疗设备的代理销售公司打工。毛主席曾经教导我们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可我们这工作，有一多半，就是请客吃饭。请客吃饭关系生意的成败，学问很大。我们虽然生在解放前，可长在红旗下。受党教育多年，“勤俭办一切事业”的教导虽不说融化在血液中，却早已是铭刻在心坎上了。就是花老板的钱，也绝不大手大脚。不像现在极少数官员，除了自己的钱，不论谁的钱他们都敢滥花。

    一次，一个县级市医院要买CT。我的朋友X主任上门介绍机器性能，外国厂家技术专家上门举办讲座。医院提出去北京考察机器，外国厂家一口答应，安排他们一行在北京的活动。去北京前，他们院长、副院长、主任、科长一行四人来拜访，我们请客为他们饯行。

    大宾馆的餐厅包间，名字不是凡尔赛宫，就是罗浮宫——真是天下名宫都为国人所用。巴洛克风格的桌椅在水晶吊灯的照耀

2.绍兴

     82年夏。与妻子有有从杭州去绍兴。火车硬座慢车，车上尽是农民兄弟姐妹。到绍兴，首先奔鲁迅故居。百草园里已见不到轻捷的叫天子，三昧书屋里肥胖的梅花鹿还在堂屋正面悬挂的中堂里卧着。到徐渭故居，瞻仰“几间东倒西歪屋，一个南腔北调人”的风采。去市中心古轩亭口拜谒秋瑾女士纪念碑。走在古纤道上想起谢晋的《舞台姐妹》里，戏班游走江湖的画面。

    中饭在咸亨酒店。本来没有什么咸亨酒店，鲁迅的《孔乙己》里虚构这咸亨酒店。绍兴人得时代风气之先，充分发掘老祖宗留下的人文资源。倒是建新如旧，朴素地与周边融为一体。仍旧是曲尺样的柜台，如同鲁迅小说里描写。柜台边一玻璃橱里有几样下酒的卤菜，搁在放倒板凳上的大笸箩里面，全是茴香豆。酒有花雕、元红、土绍，还有冰汽酒。店堂里墙上一幅《李白饮酒图》，矮桌、板凳。吃酒的人除了各地的游客外，也有当地引车贩浆者——鲁迅小说里说的“短衣帮”。有趣的

1.上海

    80年公审四人帮，是那一年的大事。我当时在上海轻专美术系进修，住学生宿舍。学生全是上海本地人。同寝室有学生考取西安交大，舍弃，宁愿读上海本地大专——为的是毕业留上海。这样的学生还不少。他们戏称：不去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要去天南海北（天津、南京、上海、北京）。到周末，下午三节课后，学生们都回家，偌大的喧闹校园一忽儿静下来。周末一天半食堂没饭，何况寂寞永夜难消，我就到市中心去。

    外滩附近街边的酒馆，明亮的玻璃橱柜，几样凉菜——糟鸭头、茴香豆、卤香干之类。我要了光明牌啤酒，香干子，且酌且饮。矮桌对面一中年人，整齐的中山装，身边一公文包，头发光顺，戴眼镜，一碟茴香豆，一壶酒，独饮。他看了我一会，开口：侬是外地人吧？我说：没错，何以见得？他道：啤酒本地人不大吃的（那是80年）。我问：那么上海人喜欢喝什么酒？他答道：老酒呀！花雕、加饭、女儿红，醇香、温厚、平和、又养人。我问：不喝白酒吗？他摇头：白酒

    在外科工作，常常有术后病人问医生：饮食该注意什么？医生就会根据各个病人的不同情况，少吃多餐呀、少吃刺激性的辛辣东西呀、低脂饮食呀、糖尿病注意控制热量呀等等，告诉病人。病人往往还会问：什么东西不能吃？我们主任就说：除了“闹药”不能吃，什么都能吃。自然，外科主任是西医。中医就不这样看。

    那时医院有农场，轮流派人去劳动、锻炼。我去的时候是热天，薅花——就是给棉田锄草。江汉平原，一晌地望不到头，没有云彩，太阳总也不落。保健科杨大夫就讲笑话：你们认识X老中医吗？他给人看病，开出药方，总说：吃下我这几服药，包好！就有病人找他：先生，吃了你的这几服药，一点不见好呀！？

    X老中医做沉思状：你吃了鱼没有？没有！你吃了公鸡没有？没有！你吃了萝卜没有？没有!......你吃了白菜没有？白菜？吃过！我说吧！我说吧！难怪病好不了，你看、你看，怎么能吃白菜呢？食物相克！我们大笑。疲劳也缓过劲来。在农场时，我们一见杨大夫就喊：吃了白菜没有？他报以会心

星期日，天已亮了，冷。在中北路煤店的空场里围着篝火，搓手、跺脚。柴禾是武重的工人拆废板条箱，点燃的——取暖。午夜前买煤的人陆续来，排队。天亮后再来，就买不到蜂窝煤了。我和好友X君借辆三轮车，半夜就来。这里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机床厂区，50年代中苏友好的果实。买煤的多是工人，彼此互相打招呼：“你个婊子养的！”——在武汉，这相当于英语里的：Hello!听的也十分快活，彼此都不见外。听他们聊天有趣极了。粗口不断，变幻莫测。那时讲爱厂如家，既然是家里的东西就谁也不见外。人人都是加拿大，拿大家，大家拿。相互炫耀谁谁用厂里的角钢给自己焊了个金鱼缸架、谁谁用厂里的钢管给自己做了个站灯等等。一派共产主义各取所需的欢乐气氛。X君小声对我说：把三轮车看紧了，别让他们给共产了。

看看表，马上7点，我赶紧先去马路对面的菜场——我们定点的菜场。在卖肉的案子前排队。轮到我：称一斤肉。售货员持刀而立，验明肉票，割下一刀肉放在秤盘，又顺手在案板上拿一块槽头肉甩到称盘中。我不要槽头肉，能不能不搭？她手往墙上一

    知青招工回城。进省直一家大医院。除了不穿军装，一切军事化。医院叫县团级。我们卫训队应该是正连级——下设三个排，队设指导员，队长，副队长。指导员是女政工干部，一脸的正气，不苟言笑。队长负责业务训练，他是本省赫赫有名的肿瘤手术专家，也是我们的好老师。刚到医院，什么也不懂。指导员让我负责办黑板报。我给起了个名：“接班人”。指导员一看，眉头一皱：“接班人”不行，接什么班？！我立刻明白，可不是要我们这帮刚洗脚上田的“农民”来医院接班的，充其量——接卫生员的班。

    分到科室，果然从卫生员手中接班。我们之前的卫生员，都是没文化的老大娘。她们喜滋滋地把扫帚洗把（或称拖把、墩布）塞到我们手中。她们去干些轻点的活——比如药厂、库房、食堂之类等等——也难为人家，干了半辈子卫生员，都是苦出身，三代老贫农之类。头一年，每月18元，扫帚、洗把在我们手中翻飞，从农村抽回城的兴奋劲还在发酵，高兴。近40年过去，现在拖起地板，仍是行家——多亏那时打下扎实的基本功。

    2008年7月，武汉大学医学院五官科教授邓德光以88岁高龄安静地走完他的人生道路。惊世骇俗的是，他在生前要求把遗体献给医学教学事业。邓教授是《武汉市遗体捐献法》颁布以来，第一个捐献遗体的武汉市医务工作者。

    有有（我的妻子）第一次看到邓教授是在门诊的卫生间，一身白大褂，也就50岁吧，用手拿刷子在便池里仔细地刷。白大褂里是毛呢外套和羊毛围巾，弯曲着身子，不说话。有有回急诊科问护士长：那清洁工好过细，好认真，好卖力！护士长笑：他不是清洁工，是五官科的大教授。后来知道，一个有点来头的病人手术出了问题。手术不是邓教授作。但他是上级医生，让他承担责任，受处罚，代人受过。再后来知道，解放前他毕业于上海的国防医学院——也就是解放后的二军大前身，这注定使他受歧视。——当时是1970年，知识分子算臭老九的年代。

    邓教授对病人极其负责，给病人开完滴鼻药水后，反复交代要仰头、滴进、捏鼻、不要流入口咽。一个大教授，湖北省五官科的开创者

   这里说的夜半歌声，不是30年代那首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电影主题曲：空庭飞着流萤，高台走着狸鼪。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那是我小时常听母亲哼唱的歌曲——文革前。

   上世纪70年代前后——响彻中国大地的歌声是《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前者告诉我们，毛主席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后者告诉我们，掌握中国命运航向的是毛主席。——正是我们上山下乡的时候。

   我带一架六灯晶体管收音机下乡。早晨开机，必是交响演奏，配器雄伟的《东方红》。一天里如果连续听下去，八个样板戏轮番儿轰炸。我们私下戏称：全是些鳏、寡、孤、独在引吭高唱，好不容易李玉和总算有个家，还是异姓三人。冲突对立面都是阶级敌人。《海港》里钱守维本来只是思想落后，改编后成了暗藏的反革命。ZY君说：又把一个人推向阶级敌人怀抱——令人痛心。再好听，也架不住天天听。克雷洛夫寓言里杰米杨的汤，谁愿餐餐喝？有如不速之客，赖在你家不走，喋喋不休，还要颐指气使，让你有被强暴的感觉。表面轰轰烈烈，热热闹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