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右看齐

                             移动的空间权力

                             ——来自对和谐号与绿皮车两种典型移动空间的对比观察

                        鱼尾十二

火车，对于很多国人来讲，是极其寻常的出行工具。当然，这“寻常”二字之中，也蕴藏着对寻常的不同理解。有的人只是提着公文包，行走在沪宁、京津、广深等城际快速通道上，他们将地面滑行当做飞行的一种可替代选择。另有些人，行走于各种在教科书上被称作祖国大动脉的漫长铁轨上，京广、京九、陇海等。每一条铁路都从京上广三个城市做辐射状展开，盘亘在国家身体的表面，供候鸟般的国民来往迁徙。他们的行李千篇一律，体积大、质量重、包装呆板等等，比如蛇皮袋和塑料防雨拉杆箱。

其实，关于旅行者的社会学考察，就是关于这个国度的社会结构、社会阶层及社会流动的严肃考察。此外，由于中国的铁路或者说火车承载了许许多多关于民族血泪和族群命运的故事，尤其是在面对接踵而来的陌生屈辱的时候，所以历史学家也会在中国铁路史中找寻社会变迁的逻辑。还有，由于它也记录了安静和善良的国民们在迁徙中寻求安身立命时的迷茫和苦痛而早已融入了每个人的生活里，所以火车成了文艺作品中可塑性最强的生活场景之一，它被无休止地演绎着、戏说着、调侃着。它是取之不尽的文学素材，它也总能给热衷现实主义题材的编剧和导演带来无尽的创作灵感。

但人们对承载旅行者的金属构造——火车，却鲜有关照。作为经常乘坐火车出行的人，无论是回家、求学或者旅行，无论是根据路程的远近与荷包的鼓瘪而刻意选择乘坐的和谐号或者绿皮车，笔者都有过深切的观察和体认。在两种的金属利维坦中，上演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体验，恰恰也表征着社会中完全不同的权力模式。当然，除了和谐号动车组，并不都是绿皮车，而且现在严格意义上的绿皮车已经不存在了，已被红皮车（快速）、蓝皮车（特快）和白皮车（直达特快）所替代，为了行文的方便，以下统称为绿皮车。

笔者经过观察总结发现，绿皮车的列车工作人员多为男性，有列车长、安全员、乘警、列车员、售货员，角色众多，职能多样，与现实生活中一个小型的政权模式相同。如列车长，他是政权的首领，负责封闭空间里的所有事宜；乘警是政权里的暴力机器，负责秩序的稳定等等。在服装上，绿皮车的工作服承袭了一切国家机关的服装特征：冷色调，大圆帽，徽章。（“大圆帽”在很多人的记忆里就是国家权力的街头象征）。此外，每个巡查的乘警还会佩带金属探测仪和电棍，用以检测出管制刀具或者制伏“不法分子”，塑造出一种庄严感和距离感，使得乘客在下意识中，将列车工作人员放置在同公安、工商等具有行政执法能力的公务人员行列中，从而将自己放置在自愿被奴役的状态。

和谐号上，工作人员多以女性为主，服装不再是具有统制色彩的“执法服”，而是看起来更具亲和力、更具时代设计感，暖色调、贝雷帽、领结、衬衫、马甲，穿着整洁，面带职业微笑，消解了绿皮车中的管制色彩在和谐号中，车票真正实现了契约意义的回归。双方在契约的规训下，展开对话，这种对话是平等的，更是现代商业伦理的对话，比如，和谐号上的乘客要求列车员提供某项服务，工作人员会像所有星级酒店中的服务人员那样贴切，其语言和姿态，都是对绿皮车的颠覆和超越。

那，为什么会有如此反差呢？这是精英与群氓的二元划分在铁轨上的展现，当然“精英”与“群氓”，这两个词汇，已经由于某种“政治正确”而消失在当今讨论的范畴里，但它的解释力却是持久和强大的。

    不可置否的是，在一定程度上，票价的高低代表着财产的多寡。由此，又在一定的程度上，代表着社会地位的高下。因为在多数社会学家看来，财产作为经济资源（收入），与组织资源（权力）和文化资源（声望）一并构成了社会分层的主要指标。所以，绿皮车上的乘客倾向于是穷苦的，他们素质是低下的，同样的，也是亟需教化的。相应的，他们较少提出服务要求，就算有，也是最低端的，比如仅仅是热水的供应。他们不会提出很多服务上的需求，仅仅将需求停留在马斯洛所言的“需求层次说”的最低等级上。正如在现实生活中，欠发达地区的居民，在传统思维统摄下，很少提出政治诉求，只要不突破来自“底线正义”的最低限度的生存逻辑，他们是不会怨恨的，遑论造反亦或是革命？他们反而只会嗔怪自己“无钱无势无权”，所以很多绿皮车的乘客不敢提出服务要求，他们反而会觉得“谁让自己没钱坐动车呢”。或者他们害怕，当他向列车工作人员提出要求时，会听到这样的话：“有本事去坐动车啊”。

男性工作人员的较大比重正是说明，他们要时时做好准备以应付列车上会突发的各种治安或者刑事事件。从珠三角、京津唐或者长三角开出的长途列车，俨然是一个移动的封闭城堡。在长达几天几夜的生活中，移动生活的每个细节在地面生活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点。首先从概率论上讲，发生治安和犯罪事件便是不可避免的了。其次，在绿皮车上，尤其是在“春运”和“暑运”这种最具中国特色的人口流动中，发生盗窃的可能性大大超出任何一个地面辖区。每一节车厢是荷重120人左右，春运期间，每节车厢可容纳几百人。平均20节车厢的话，一共可承载近5000左右。这是一个人口数目多么巨大的“微型聚落”！加上，途径站点较多，乘客进出频繁，加大了治安的难度。正如现实生活中，流动性较大的地区，治安状况都比较差，而警察等公务人员的服务态度也相应要恶劣得多。正是如此，在电影这种文本中，绿皮车是最常见的现实场景，其故事的可读性以及亲和力都较其他场景更能引起观者的共鸣。

如果给两种空间做一次定格处理的话，我们更能得出一些结论，因此笔者选取列车的横截面，并将车厢内所有要素静止化。请看，绿皮车中，行李架上多以蛇皮袋、大布包为主，更有甚者，是肩挑两个用被单扎起来的包裹和塑料油桶———上面写着中石油或者中石化，因为它有一个好处，就是，盖上盖子便是一个很好的座椅，尤其是在春运回家根本买不到座票的情况下。果然，一个胡子茂盛的五十岁中年人坐在油桶上躲在车厢连接出抽着廉价的纸卷烟；从座椅上看，折叠板凳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那个体态稍有些瘦弱的中年妇女坐在一个塑料折叠椅上目光呆滞，不知道想着什么；最逊色的要数随意在走道上铺起的《XX晚报》《XX快报》了，那个年轻小伙一屁股坐在报纸上，听着凤凰传奇的新歌；那个带孩子的妇女用几根布条将孩子紧紧捆扎在后背，在孩子身上勒出深深的凹痕，穿过拥挤的人行道来到热水处给孩子冲那个不知名品牌的奶粉喝；毫无节制的聊天声、咳嗽声让旁边的那个年轻人眉头紧锁；有个微胖的大叔想上厕所，正在小心翼翼地抬脚和落脚，以防踩到任何一个熟睡的人。打鼾声，脚臭，小孩的哭声，打扑克的欢叫声，泡面的香味，小孩随地大小便的恶臭...

当然更多的时候，令人生厌的是列车员。比如，他们往往会将你丢失物品的控诉归咎于本人的保管不善。正如现实生活中，警察会对穷人的出警要求置之不理，或者随意应付；比如，他们会推着那辆装满食物的小车行走在狭窄的过道里叫卖着，正如现实生活中，每天都会遇到的街头官僚们会利用职务之便赚取外快，将利润捆绑在权力的单向运作上。价格昂贵的饮料和方便面总是让饥肠辘辘的人们内心纠结，当然纠结的结果大多都是接受宰割。这便是权力的强制性和野蛮性，不愿意接受宰割的方法只有两个，饿着或者跳窗而出。

传统的绿皮车思维中，乘客与列车员之间，并不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这一流动的政权有极其严格的制度、规则和组织结构。车厢连接处出悬挂着的《铁路旅客须知》详细规定了“几要几不要”，最后还不忘注明，最终解释权属“铁道部”——这个庞大帝国的中心，它的疆土上均匀地分布着七大分中心——那个叫做铁路局的奇怪设置。而且它在制度上，阻塞了用手投票的可能，在物理上阻塞了用脚投票的可能。

    而在和谐号上，一切都显得很和谐。和谐号上的乘客，他们的衣着打扮会更得体，斯文而体面，因此也就具备更强的消费能力和丰富的社会资本，政治素养和技能养成较为成功，更是社会自治的中坚力量。我们同样可以将场景定格，做一个观察。那个穿着冲锋衣的乘客坐在舒服的座椅上，把玩着单反，欣赏着刚从西藏拍到的美景；那个年轻的女子在用iPad玩着那个叫做连连看的游戏；那对热恋的情侣正对着手机玩自拍，似是要更新微博，记录这一路的甜蜜；那个看上去颇为成功的男士，正从高档皮制公文包拿出文件，准备审阅；面带微笑的、漂亮的、身材姣好的列车员会走过来，看看哪位乘客需要服务...一切都显得有秩序，而和谐号给出的治理思路也是温和的和服务型的。正如在现实生活中，在发达地区，居民更倾向于提出超过经济需求的政治诉求，当局必须予以重视，否则就会面临治理危机，因为在社会分层中，他们是中产阶级——政治稳定的关键。

所以，说到底，它们之所以凸显着全然不同的生活样态，是因为其乘客内在规定性的差别，才决定了列车管理喝服务思维的截然对立。投射到现实生活中，绿皮车和和谐号也分别对应着无数对反义词——城与乡、富与穷、开放与闭塞、开化与蒙昧...当然，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结构与分层、政治学意义上的治理话语和现代化层次，也因此出现了两种对应模式。

当然,不管是绿皮车还是和谐号列车，沿线的风景终究是一样的。沿途，无论是隧道和还是桥梁，还是城市与乡村，远处的巨大广告语上无非还是那句“努力建设和谐社会”的口号，或者是用颜料粉刷的巨型广告——国家电网或是中国移动。毕竟，谁也逃不了资本与权力编织的万维之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