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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老辈子二胡制作师的说法,北琴过不了长江,南琴过不了黄河。也就形成了现在的北琴北用,南琴南用的说法。我曾经对这个说法深恶痛绝,也曾心高气盛的买了几把苏州二胡带回山东,但是时间不长,就出了这样那样的毛病。常见的是烧丝。烧丝还算是好的,还有的是2-3月后皮子坍陷,声音发闷,令我百思不得其解。到底老辈子的说法就像一道不可逾越的魔咒?
通过对二胡制作工艺的不断探索,我终于发现了为什么以苏州二胡为代表的南方琴大部分来到北方就死掉的原因。
1、气候的原因。同样是年代比较久远的地木料,苏浙一代的气候是湿润的,木材的含水率在16%左右,而北方的木材含水率在11%以内。不要小看这5%的差别,这就是导致木料烧丝的主要原因之一。苏浙一代的气候特点是一年四季温润潮湿,春末夏初的40天“黄梅季”更是要命。在这段时间做的二胡,木材含水率尤其高,做出来的二胡隐患更大。
2、理念错误导致手法错误。苏州的很多制琴师都在说蒙皮不敢蒙紧,说声音来到北方会发紧,这个说法确实很片面,因为苏州二胡来到北方的变化是一个长久的过程,不是3-5月就可以完成的。苏州二胡来到北方后,皮子确实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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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富仁
鲁迅在《趋时和复古》一文中,曾说章太炎、康有为、严复、刘半农等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后来则成了“拉车屁股向后”的人物鲁迅:《趋时与复古》。《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卷,第535~536页。。实际上,林纾也是这样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
鲁迅的这篇文章,是在刘半农逝世之后所作,其意不在批评,倒有为他们鸣不平的意思。在平时,我们总认为鲁迅的评人,过于苛刻,实际上,一当涉及一个人一生的功过,鲁迅总是突出一个人的历史贡献,而将其不足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的。这种评人的态度,是不难理解的。人类的历史,是一个过于沉重的负担,特别是中国近现代的文化史,就更不是哪一个知识分子或哪一类知识分子所能够独立承担的。一个有着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家,突然遇到了另外一种强势文化的狙击,必须应对,必须有新的变化。但是,如何应对,如何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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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琴南 辛亥国变将兆,京城达官迁徙垂空。京师陶然亭,游客绝 稀。有荆生者,汉中之南郑人.薄游京师,下榻陶然亭之西厢, 书一簏,铜简一具,重十八斤,悬之壁间。寺僧不敢问其能运 此简与否,然须眉伟然,知为健男子也。亭当同光间,京僚恒 置酒延凉于是,以乱故,寂然无复游客。时为五月十八日,山 下有小奚奴,肩蛮榼,载酒,其后辘辘三车,载三少年。一为皖 入田其美,一为浙人金心异,一则狄莫,不知其何许人,悉新归 自美洲,能哲学,而田生尤颖异,能发人所不敢发之议论,金生 则能《说文》。三人称莫逆,相约为山游。既至,窥荆生室,颇 轻蔑,以为武夫不知风雅,漠然不置念。呼僧扫榻,温酒陈肴, 坐而笑语,与荆生居处,但隔一窗。田生中坐,叹曰:“中国亡 矣,误者均孔氏之学。何由坚言伦纪,且何谓伦纪者?外国且 妻其从妹,何以能强?天下有人种,即有父母。父母于我又何 恩者?”狄莫大笑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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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焯然
(新加坡国立大学)
林纾(琴南,1852-1924)是中国近代文坛上著名的古文家,他也是近代中国以文言翻译外国小说的第一人,虽然不懂外文,曾经靠他人口述,翻译外国作品二百多种,其中有世界名著四十种,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的兴起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也是引进西方思想的先驱人物。民国初年,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中国的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的道德及文学加以怀疑并大肆攻击,林纾却尽力为旧的礼教和文学辩护,反对新的运动,所以被认为是旧的传统的代表,受到否定。
近年林纾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已经重新受到肯定,但却很少人注意到林纾其实在史论方面也有他独特的见解。《评选船山史论》写于宣统元年(1909),是林纾担任学堂教习时的讲稿。全书分两卷,上卷收史论三十九则,下卷收史论三十四则。书中所收船山史论,是来自王船山的《读通鉴论》。《读通鉴论》是王夫之读司马光《资治通鉴》的个人评论,而《评选船山史论》则是林纾读《读通鉴论》的个人心得,故林氏于每则史论之后,都加上“林纾曰”的评语。
本文尝试通过《评选船山史论》去追溯《资治通鉴》、《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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