耄耋少年的BLOG

龙年记忆

龙年记忆，当然忘不了1976那个难忘的龙年。那年三位巨人逝世，唐山遭遇地震，但人们更难忘那年发生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就是粉碎了四人帮，开始了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新篇章。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文化大革命带给中国的黑暗与不幸，龙年给人们带了好运，结束了历史上最残酷的年代，从此走向新的生活。

龙年记忆，是幸福的。地震虽然可怕，但比起四人帮的法西斯统治，后者更让人可怕。忘记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是不可能的。

因而龙年的记忆，是难忘的。

新春有感

昨天邹进短信贺年，引李渔对联：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净且停停。有所感，涂鸦回应：说不清，道不明，不知为啥心碌碌，过一年，又一年，一生何曾稍停停。

新春无事，和老伴闲聊，说到做过的一些事，细想起来，大都率性而为，没有什么深入思考。所谓三思而行，对于我是没有的。年青时脑子一热，就忘乎所以。年老了仍然浮想连翩，就发挥余热。到底追求的是什么？名乎，利乎，自己也糊涂。又缺少条件分析，想到就做，所以成事很少。好在也无计较，没心理负担。

生活就是这样，不是没有目标，而是很难具体化，所以才有了跟着感觉走的名言。

送兔迎龙

兔年就剩下一天了，昨天开了文库的碰头会，出版社，发行商和编委会共同讨论了文库出版的诸多要点，主要是做好版权委托事宜，难在多数作者已离世，家属情况不明，寻找实是不易。今天我就上网搜索，找到了一些线索。要全部找到很难。

家里事就老伴做得多了，我也帮不上。今天早晨我们转移到都市芳园，在这边过节了。可能有几个亲戚要来，但没定时间。正好利用安静的环境，把没处理好的事抓紧处理好。

每到年底就想着过了年就不干了，“金盆洗手”。朋友笑话我，没有金盆，何来洗手。这话说了10几年了，真的是白说。兔年本来有机会的，但朋友一鼓动就又干上了。原先以为软件方面的事少了，所以应了编书的事。后来软件研发又有了变故，要做的事多了起来，就有点力有不逮。感觉对自己估计不够，缺少自知之明。能力本来有限，身体也日益衰弱。许多事做不了了。

虽说龙年要龙腾虎跃，但我腾习不了，也跳不动了。需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已经定下的事要善终，

送别阿华

昨天上午张涵电话告，黄爱华走了。她是我和老伴的同班同学，虽然只比我大3岁，但她的成熟，显得我非常的年青幼稚。从1956年大学相识，以后又一起留校工作，直到我1984年离开北大，30多年共同经历了北大的风风雨雨，而且我们的小孩也是一起上小学、中学，相互往来很多。离开北大后，同学间还是常有聚会，直到前年她不好后，才见得少了。去年她报了一次病危，我去医院看望，她乐观地说，马克思还没要她去，还要继续生活下去。上个月见到张涵（与她邻居）说她还可以，不想这就走了。

我当即给她女儿石爽电话，说是11日上午10点走的，13日遗体告别。我说13日已安排会议了，可能去不了。石爽说没通知外边人，你不要来了。

随后我一面处理手头的事，心里总是不平静。50多年的友情，不去送一送，难以心安。于是和几位朋友商量，把今天的会推到下周，今天去八宝山给阿华送别。石爽爸也在住院，未来。她妹妹身体也不好，全是她一人操劳了。我也只有宽慰她几句，阿华有女如此，挺好的。

方正25岁了

今天下午，应邀参加北大方正集团的25周年庆典，诸位领导致词，方正领导报告，回顾了25年不平凡的历程。还赠送了《方正之道》与《王选院士画传》两种图书。其中《方正之道》谈及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时，收了我的两篇博文，也是一个历史记录。

科技在发展，历史在前进。25年只是弹指一挥间，只有继续拼搏，才能永葆青春，走在时代前列。面对激烈的国际竞争，方正任重道远。我期待方正的更大成就。

辞旧迎新

2011年快结束了，这一年对于我还是很有意义。1961年年底，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同仁为我和老伴举办了热闹的婚礼。那时不兴请客吃饭，而是大家坐在一起，喝茶，吃糖，领导与同事说点祝福的话，大都是革命化的内容。

弹指一挥间，50年过去了。当中风风雨雨，曲曲折折，总算平平安安地渡过了半个世纪。上次同学聚会，曾要我们请他们吃饭（大都是当年婚礼的参加者），但老伴低调对待，不愿张扬，孩子们又不在身边，就只是我们自己去个小饭馆吃了顿饭，以为纪念。同时到中国照相馆照了个相，准备寄给孩子们。

人生只能有一个50年了，今后的岁月，会越过越好。但年龄不饶人，做事大概是力不从心的了。但有些想法总是让自己欲罢不休，生命不止，就难以放手。好在只是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明天去天津，和四姨一家共迎新年的到来。

2011年又要过去了

时间最是无情，不经眼间2011年又要过去了。一到年底，总不免要想想这一年过得怎么样。本来我主要是致力于数字复合出版方面的事，但说不清楚是怎么会事，准备了好多年的事，就是动不了，我的想法和有些人又对不上，所以好长时间我就不知道做什么了。在这个空档里，被朋友拉着编一套《20世纪图书馆学文库》，这到成了我今年的主要活动。

但是到年底，数字复合出版技术的自我开发意识，又让我硬着头皮要尽力一搏，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于是又重点转移，又在复合出版技术上发力，又有了一些活动。但内心实在不是味，大好时光就不明不白地过去了，此时无语。

邓衍林先生在1957年关于应用计算机进行编目的探讨

在编辑《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时，不少专家提出，早期的学者，由于诸多原因，只有讲稿或内部文章传世，未能正式出版，但其中反映了我国图书馆学先贤的思想轨迹，需要注意搜集。因而到处寻找，在一堆旧资料中，发现了邓衍林先生1957年在南京省市图书馆工作人员进修斑的讲稿《参考工作与基本参考书讲授提纲》，在讲稿中，邓先生不仅阐述了参考工作的基本知识与所需要的主要工具，讲了他从事参考工作的丰富经验，特别介绍了国外刚刚开始的应用计算机进行图书编目的情况，并谈了他对此事的诸多思考。后来的发展，与他所述多相吻合。当时他就指出：“使用电子计算机是我们的远景，虽然远，但我们有信心，我们应该及早做好准备，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邓衍林先生1931年毕业于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1945年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深造，1946年到联合国秘书处出版司工作。1956年回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任教，并兼任全国联合目录编辑组组长，在他主持联合目录编辑工作期间，

我还是走自己的路

昨天下午去出版社看一个朋友，谈起数字出版的事。朋友说，有人认为，现在adobe等碎片化软件，将成为出版界应用软件的主流，中国原有的排版软件会被淘汰。我说，我不这么认为。所谓碎片化，也就是结构化。我们在2003年就进行了结构化排版处理软件的探索，那时还没碎片化概念呢。只是我们没抓住时机，所以拖延了时间。现在动起来，也还来得及。

2003年的探索，在出版界引进一定注意。2007年提出了数字复合出版工程，是更高的要求了。但事情的发展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四五年过去了，事情还在讨论中，但外部世界却快速前进，形成了一些成功的碎片化处理软件。想起来也是感叹不已，其中有多少可思考的教训呀。但我也不后悔，各人有各人的追求，成功与否，有诸多因素。何况，中国人的事，还是要中国人自己解决，外部的东西再好，有些地方不是好消化的。不管怎么中国化，和自身的文化渊源，总隔了一层。所以我还是走自己的路，探索我们自己能解决问题的方法，能做多少做多少。

悼念黄宗忠同志

昨天一早就收到兹恒邮件，告诉黄宗忠同志前天走了。我有点突然，因为前几天还和他通过电话，听取他对《20世纪中国图书馆学文库》拟选书目的意思，催促他把对这一时期图书馆学著作出版情况的研究尽快写出来。他答应年底前会交稿，让我放心。不想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通话，让人感叹不已。

我和黄宗忠同志相知甚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则有了较多的实际接触。由于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负责计算机的应用研究，而武汉大学图书馆学系在这方面做了许多工作，双方有密切交流。我多次到武大参加他们系内的项目论证和成果鉴定，他也常到北京出差。我到中宣部出版局图书馆处工作后，许多方面得到他的支持，共同参加了一些活动，相互关系很融洽。但和他在一起，不是谈他们系的工作，就是讨论学术上的问题，很少有业务以外的交谈。后来我们都离开工作岗位，联系也就不多。

今年为了编辑好文库，邀请他加入专家组活动，他虽已80高龄，但还是积极支持，说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要出点力。不仅欣然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