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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陈梦麟赠朱东临的画大哥的画在90年代初就为《文艺报》介绍过，卖出过五万美元一幅的价钱。他担任过浙江书画研究会副会长，专门以书画谋生二十几年，后来被《美术报》等多种美术报刊介绍过，还收入过文化部文化艺术中心编著的《中国艺术大家》。但在美术市场轰轰烈烈的近几年，却“转行”去搞国学，担任了“浙江复兴国学院”执行院长。
国学院名誉院长是浙江大学党委书记张浚生。国学院办报纸开网站，又是到社区举办免费的国学讲座，又是拍国学电视专题片，又是办国学幼儿园。大概事情做得挺多，去年还被省社联评为年度工作先进单位。大哥说自己很有成就感。可是，好像是因为国学幼儿园基建项目及其经费方面的困难，近来又很有些忧心。
我们很少到杭州，我们到了，大哥的儿子即我的侄子一家三口就都来了。他们询问大哥办国学院的收入情况，大哥告曰：“办国学不是为赚钱，赚钱干么用！”这个话我听来并不新鲜，因为我早就私下问过他办国学院的经济效益问题，他非常认真地跟我这样说过，还说“钱，只要日子过得去就行了；办国学院确实是不赚钱的，就是办公益。”
我理解大哥的古道热肠。
大哥不是没赚过钱，上世纪80年代他是杭州最早下海的大学毕业生之一，下海时还得到当时市委书记厉德馨的批字赞赏。他们的公司从卖大客车到卖自行车，生意做得遍及全国。他自己作为总经理长年包住西湖边的望湖宾馆大套间。1987年，公司分裂了，他又组建了自己的“钱塘科技服务公司”，研发当时紧缺的一种化学药品，同时举办技术培训。结果是培训那块出了事，分管培训学校的人与我当时的嫂子因利益不均而闹矛盾，正值全国性的公司整顿，两人都被抓了起来。大哥为把老婆保出来，赔了40几万。如果按后来的政策，个人办培训的收入是没有理由没收的，但历史就是这样，没道理可说。
大哥本来就是缺乏金钱和利益计较的人。此后，大哥似乎就没有了赚钱的兴趣。离了婚，他专心于他喜欢的书画和文史，写字、画画、读书，随兴之所至，一忽儿研究文字学，一忽儿研究中国画，一忽儿研究马一浮。一直这样过了二十几年。其间他几乎写遍了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所有老一辈名家的画论，发在香港报刊上（因当时国内还很少美术理论园地）；在《浙大学报》上发表过文字学论文；至今还担任着“吴昌硕研究会会长”。近些年与他见面时，他的话题总是不离当前社会的道德缺失，不离当前体制内教育的失败，每每痛心疾首。他之所以去从事“不赚钱”的国学复兴活动，其心迹其实是清楚的。
多年前大哥曾说过：“赚钱是容易的事，就是太没意思。”我非常赞同他的后半句；对前半句，我虽然不认同，但我理解大哥说这话的特定的准确性——他赚过钱（在80年代末几十万不是小钱），他说的“容易”是把赚钱与搞学术，与实现他“济世”的理想相比较的容易。可在越来越“唯富是从”的今天，我的亲朋们也普遍不能理解他的内心追求，特别是下一辈，也都只把他的话看做“书生式的”清高和奇谈怪论，甚至可能看做“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欺欺人。
……这次，我的女儿和侄子就不能接受他“办国学不是为赚钱”“赚钱干么用”之类说法了。我们家庭里的上下辈相处本来都是很民主开明的，他们就全都发言驳大哥了：
“没钱什么事办得成？”
“钱没用，你为办国学幼儿园愁的是什么？”
……
我的妻女和侄子一家刚回北岸去住，我约见的住在近处的朱东临书记就来了。朱书记为人热忱而实在、真诚，领导工作做得好，歌又唱得好，在台州的博客群里是人气极高的“牛哥”。他调到省公司担任书记几年了，多次信息相邀，互相却没再见过一次面。久别重逢，一聊就聊到夜十二点。其间，再次聊起大哥的国学院，我和朱书记也都劝他务实一点。
第二天早上八点起来，大哥说给朱东临画了一张画，让我看看。我先看题字：
辛卯十一晚与祥弟、东临清谈国学院事，夜阑难寐，作此：
高谈阔论恣猖狂，不可为时为亦伤。
每到人间烦恼处，辄提秃笔写倪黄。
我忽然意识到，昨晚我们主张“务实”的一切说法，在我们不过都是闲聊，说过也就说过，但在怀抱“济世”理想、执拗着精神生活追求的大哥，却一定是触动了他内心深处的寂寞和无奈！
我心中忽地一阵感动。想起自己昨晚说过“我们不可能改变时势，我们只能适应时势而生活”，不免深觉自己灵魂的卑下。这样想着时，再去看画中那些湖山、渔舟，满目无不是大哥清明和谐的社会理想；看满纸草草的勾勒皴擦，笔笔无不充盈着大哥内心的忧伤怨愤！杜甫的一句诗忽地涌上心头——
“天下何曾有山水”！注
我忽然就特别地珍惜起这幅画。大哥说是送给朱书记的，我自然不好掠美。为了留个纪念，我就把它带回了台州，特地裱过之后拍下照片来存档。禁不住又写下这篇记事。越写到后面，我心里那个一身诗人气质而怀抱济世宏愿不放的大哥形象就越是清晰，某种滞涩而沉重的声音在我耳边萦回，我脑海里反复出现的只是一句：
呵，大哥大哥，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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