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

十分感谢周濂、唐文明、杜楷廷(David Elstein)和安靖如(Steve Angle)富有洞见的评论。事实上，我同意其中的大多数评议，但我要讨论一个重要的争辩焦点：民族主义的风险，以及儒家民族主义是否能在减轻那些风险上胜任其职。周、杜和安三位认为，我对儒家民族主义的解释过弱，乃至不能抵御在中国和其他没有自由—民主宪政框架的国家中的危险型民族主义，他们还认为，对诸如言论自由之类的自由权利，需要作出更为有力的捍卫。唐的观点则相反，他认为中国“当下的”民族主义根本不是此类担忧的原因，担忧与其归于现实，不如归于西方对中国的误识。唐更忧虑美国式霸权民族主义：当中国在全球舞台变得更强大，就会以类似的方式做事，他由此建议，儒家民族主义也许更有利于挑战中国和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形式。下面我尝试回答这些批评，并希望能够锻造更大共识的“中间路线”得以出现。

周濂提醒我们，儒家不能仅仅由其理想来评判，而应审核理想在历史上是如何表明自身的。而儒家的政绩离完美相去甚远。周认识到，以儒家名义所行的，并非总能归于儒家理想，但他也警惕这样一种回应方式：“好的全是儒家的，不好的全是别人家的”。那是难以令人信服的，所以，我们必须尝试理

从为苹果公司代工的富士康工人连续自杀，一直延伸到苹果在华供应链中众多不知名企业存在的环境污染、职业健康等问题，再到处理结果未有定论的康菲石油泄漏，一时间，舆论矛头纷纷指向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政策及其载体——跨国公司。要求检讨中国的外资开放政策、加强对跨国公司在华运营监管的声音自不可少，将“跨国公司”批评与反全球化、反击西方霸权联系在一起的亢奋呼吁也时有可闻。某财经“名嘴”就畅谈起了“新帝国主义在中国”。

另一方面，近年来欧美商界也打破沉默，直接对中国的投资环境和政府管控发出不满指责，认为中国对外来投资的歧视性政策和监管障碍愈发严苛，司法体系缺乏对知识产权的应有保护，存在大量强迫技术转移和市场合作换取市场准入的现象，对其中国竞争对手给予大量补贴，并在采购中带有偏向性。

在当下的讨论中，对于跨国公司的历史考察和从政治、法律与经济层面的批评已有不少高见。笔者在检阅相关文献时，发现其中不乏夸大之词。本文一则为提醒，在考察跨国公司的影响时，固然有理由常抱批评意识，但亦需谨防单从主观印象出发妄下危言；二则试图从另一角度描述跨国公司和投资自由化政策对于后发国家发展战略的影响，以

“我为什么要建一个小剧场”

蓬蒿剧场毗邻北京著名的文化旅游胡同南锣鼓巷，介于北兵马司和东棉花两条胡同之间。一条狭窄的小路从剧场门口穿过，路边的墙上有些简洁的人物造型，提醒着过往的人们这里是个文化场所。这里四周有很多区级、市级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的是那些古朴的大杂院以及与此相关的生活方式。大概十年前，有人把蓬蒿剧场现在所在地的一个大约300平米左右的小院子改造成了咖啡馆。2007年，这个名叫“棉花塘”的咖啡厅要转让出去。一位牙医，一位经常会去北兵马司胡同的北兵马司剧场，或者去东棉花胡同的中央戏剧学院看戏的牙医——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开着三个牙医诊所的牙医——王翔，接过了“棉花塘”，把这里改造成了一个咖啡厅和一个剧场。从此，一个非常小的剧场，蓬蒿剧场，就在南锣鼓巷的纵深处出现了。

蓬蒿剧场真是非常小。蓬蒿剧场的占地大约只有300多平米，咖啡厅占了一半，剧场只有140多米，核定座位86个。王翔把这个地方租下来做剧场是在2007年12月31日。在那之后漫长的8个月时间内，是复杂的整修、改造，以及更为复杂的要让这个地方能有作为剧场的演出资格。剧场，涉及消防、演艺等更多环节，想想就知道很难

近年来，有关跨国公司的负面新闻颇能吸引人的“眼球”，前有西门子的“贿赂门”和力拓的“间谍门”，后有康菲石油的“渗油门”和重庆沃尔玛的“猪肉门”。可以肯定的是，还将会有与跨国公司有关的事件不时出现；还可以肯定的是，不管哪个“门”打开，都必定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搅动国人的神经和情绪。人们如此地不“淡定”，一方面肯定是基于对跨国公司无良行为的义愤填膺，另一方面则可能是来源于与跨国公司“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发酵。因为，在今天这个跨国公司的时代，谁也很难说自己与跨国公司完全无关。

跨国公司时代早已降临人间，在生活的每个角落，哪里看不见跨国公司的影子？甚而，在那高高的庙堂之上，你又怎能看不到跨国公司“挥斥方遒，指点江山”？从阿富汗到伊拉克，再到“阿拉伯之春”，打得是血雨腥风，留下的却是跨国资本的开疆辟土。跨国公司时代自有跨国公司时代的政治逻辑。

跨国公司：天生的政治动物

借用马克思的话说，跨国公司自产生之日起，血管里就流淌着利益的欲望和权力的梦想，它们天生就是一群政治动物。

跨国公司起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殖民扩张需要而设立的特许股

 1947年，费孝通先生在《生育制度》中提出，虽然婚姻在时间上先于生育，但在逻辑上，生育却先于婚姻，“婚姻的意义”，“是在确立双系抚育”。（《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人类生物性的抚育只有母亲也可以完成，但要把生物性的人培养成社会性的人，却需要父母共同的参与，这就是双系抚育。为了持久地维系双系抚育，最好是生物上的父母结成社会性的夫妻。

费孝通的理论，虽然和“五四”以来对婚姻的浪漫主义想象格格不入，却符合儒家对婚姻功能的理解：“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故君子重之。”（《礼记·昏义》）

然而，比较起来，儒家对婚姻意义的理解比费孝通更为全面。在儒家看来，婚姻除了费孝通所强调的“种族绵延”、“社会继替”的生物学、社会学功能，还有重要的“文化传承”的作用。上事宗庙、下继后世，除了生物学、社会学上的继替意义，更重要是把一个有限的、必死的自我植入到一个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的统绪中去。所以，儒家强调抚育不仅是物质性的“养”，更重要是文化性的“教”，所谓“养不教，父之过”（《三字经》）；同样，对于赡养，儒家的看法也是不光物质上要“养”，而且

在以往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谱系的叙述中，其脉络和阶段的设定往往与政治领袖人物相关联。由此，一般学者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往往隐而不彰。这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要求，即官方会尽量垄断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并对那些不相一致的解读不予承认，甚至进行批判。

因此，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要在学术界不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往往是一种政治性或政策性的言说。因此，一些重要的学者比如张岱年、冯契等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少有人关注。

然而，如果回溯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论域的发展，李泽厚的贡献尤其值得关注。首先，李泽厚通过对康德哲学的“迂回”而对主体性和能动性的强调，使得基于历史唯物论基础上的社会发展模式与个人的主动选择之间得到了新的结合，这样既支持了经济建设为主的国家策略的确立，同时，也通过倡导对于主体性的阐扬，凸显了个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其次，李泽厚通过对社会文化心理因素的强调，肯定生活世界中中国传统思想的意义，因此，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必须与中国国情、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从而，从理论上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了一种哲学和理论上的支撑。因此，我们认为

儒家文化认为，美好社会是一个以家庭为取向、以美德为指导的社会。这种观念不同于现代西方社会所支持的美好社会观念。现代西方所宣扬的美好社会是以个人为取向、以权利为指导的社会。这两种美好社会观念形成了明确的对比和不同。中国政府应当制定适宜的公共政策，以协助国人追求自己的美好社会观念，实现美好生活。本文的重点在于指明两种美好社会观念之间的重要区别：尽管两者均在追求理想生活，现代西方观念旨在保护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儒家文化观念则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以家庭为取向的幸福内容；前者是义务论的、个人主义的，后者则是目的论的、家庭主义的。儒家文化观念对于当前中国政府的公共政策及行政措施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家庭在儒家文化中的价值

家庭是由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所组成的社会的基本单位。从这个意义上说，东西方社会都以家庭为基础。家庭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承担十分重要的使命，具有诸如性关系控制、养育儿童、赡养老人、经济合作，以及休闲与娱乐等功能。然而，在儒家文化看来，家庭不仅是具有这些工具主义价值的所谓社会的细胞，而且是具有内在价值的生命共同体。这就是笔者为什么把

——福利国家的困境与社会治理新出路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穷兵黩武、债台高筑的美国越来越像古罗马帝国，欧洲也深陷史无前例的主权债务财政危机，中国人口的再生产则实现了从“两高一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模式向“三低”（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身处时局巨变之中的我们，是时候根据我们的人口模式转变和将来可能出现的财政压力，从长计议一种“家庭友好型”的社会治理了。

人口再生产的“三低模式”

在很大程度上，欧洲财政危机正是始于其人口再生产向“三低模式”的历史性转变。“三低模式”当然意味着社会安全程度更高，公共卫生水平更好，人民生活更有质量；但同时，人均寿命大幅提高，生育率持续下降，低死亡与低出生叠加在一起，导致人口的低增长甚至负增长。

一百多年前，即将完成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列强们还在充分享受人口红利的发展优势，当时老龄人口的比例平均为8.7%，美国只有6.4%，英国略高7.4%，法国最高12.7%，意大利9.6%，北欧国家中瑞典也非常高12%。但总体而言，此时的西方还是一个年轻的世界。

1990年，西方世

在电影《阿凡达》中，未来主义导演詹姆斯·卡梅隆向我们呈现了人类无限的贪欲所驱动的单维经济发展的悲观前景。剧情离我们或许并不遥远：在耗尽了地球上所有的资源之后，人类开始到其他星球上搞开发。故事发生在2154年。RDA公司在阿尔法半人马星系的潘多拉星球上开采一种珍贵的常温超导矿石。这个星球的大气对地球人来说是有毒的，但对于其原住民纳美人来说却是甜美怡人的。这种身长三米、肤色幽蓝的类人生物虔信膜拜艾娃女神的宗教，视家园树为神树。而潘多拉星球上超导矿石储量最丰富的地方恰是家园树下。为了开采矿石，RDA公司先是试图劝说居住在家园树所在地的奥玛地卡雅族纳美人搬迁。劝说无效之后，该公司动用武力强拆，砍倒了家园树，杀害了许多纳美人。抛开美国退伍兵带领纳美人反压迫求解放的好莱坞俗套不说，整个故事触动了后现代人的心弦：厌倦了城市里恶浊的空气、拥塞的交通、搏命的时间表、冷漠的人情、没有景观的蜗居，渴求香格里拉、田园牧歌、心灵鸡汤。

在已经进入后工业社会、开始对现代性的毁灭性副作用进行反思的西方人看来，包括中国藏族在内的许多少数民族正是地球上的纳美人。西藏、新疆、内蒙古独特的雪山、草原、湖泊、经幡、寺庙等等

对于大国而言，边疆是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其根源在于，国家疆域较大，则内部在次区域上的多样性便是必然的事实。对于一个统一的政治体而言，如何处理这种多样性，使各部分可以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是个大洲级的国家，边疆始终是中国的政治叙事与国体建构中所必须要处理的问题。在传统帝国时代，我们有着丰富的处理边疆问题的办法；但是随着时代的转换，传统手段遇到了严重的挑战，我们便循着现代性的路径重构了国体以化解边疆问题。然而实践表明，既有的努力存在很多问题，挑战仍然存在。

古典与现代的冲突始自西方，为了理解我们今天所要解决的问题，有必要回溯历史，看一下西方在这方面的经验。

一、边疆是一个从属于帝国的概念

边疆的存在，是帝国空间观之表达，而帝国是古典时代各种文明的基本政治构造形式。对古人而言，其精神世界并不像现代人一样是效率导向的，他们首先关注的是在一个堕落的凡俗世界中个体如何可能获得灵魂的拯救。政治的意义在于帮助人在得救的道路上走得更顺畅，只有证明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政治体的存在才有意义。灵魂的拯救必定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