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早

近日来，面对相似的交通案件：飙车、酒驾，从杭州的胡斌到魏志刚，从南京的张宝明到成都的孙伟铭，公众对类似事件的反应大致在几块场域游动：一是针对名车、“富二代”的仇富心态，为弱势群体代言；一是关于飙车、酒驾究竟该属于“交通肇事罪”还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法理争论；一是司法机关是否“徇情”，是否隐瞒真相，肇事者是否“拿钱买命”的正义质询。

应该说，在各自的领域（法学、社会学、政治学），这些讨论都具备相当的推动意义。需要指出的是，这几大场域的讨论，是各自孤立的，就像8月15日开始的为期两个月的全国“严厉整治酒后驾驶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一样，都带有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世俗社会的精神生活

                                    陈泳超

198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庙会活动逐渐复兴。到今天，大大小小的庙会活动，遍布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即使是专业的研究者，恐怕也很难统计清楚那些在不同地域、不同城市出现的不同类型、不同功能的一场场热闹的庙会到底有多少。

如今，有一些著名的庙会活动，也已经被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一成为“遗产”，似乎就该和诸多传统一样，进入博物馆保护起来，从人们的日常生活

                                            祝东力

“人民中国”的内涵，最早在延安时代提出，由《共同纲领》表述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这部1949年9月出台的“临时宪法”这样说：“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这四个阶级，组成“人民”的内涵；而这个意义上的“人民中国”，也同样反映在同期诞生的五星红旗上。

五星红旗的内涵

自诞生之日起，国旗就是最具政治象征含义的国家符号

                                        吴铭

目前，垄断国企在社会舆论中人人喊打，几乎成了社会不公正的根源。比如说，国企领导和员工的高薪酬，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就显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以至于人们为此还创造出了“黑领”这个词。创办国有企业的一大目的，本来是为了分配更公正，而在目的和现实之间形成的落差，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讽刺。现在流行于媒体评论的一种看法是：垄断国企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也是社会不公正的主要原因；反国企垄断以及促成垄断国企的产权改革，是目前中国实现社会公正和完成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一步。这一看法形成了目前有关垄断国企问题的重要论述模式。

1990年代，在国企改制浪潮中，舆论主要引用产权理论等西方经济学理论论述国企改制，从产权改革和市场效率等角度论证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编者按

1970年代末—1980年代，“文史哲话语”是当时公共讨论的主力。对文革的批判，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否定，对未来世界的憧憬，集中运用了文学、哲学和政治学的话语，当时的学界名流多是美学家、哲学家、文艺理论家、文学家等，极少有经济学家在内。而从1980年代末到整个1990年代，经济学话语在否定计划经济的斗争中逐渐形成，在捍卫个人利益和权利的斗争中壮大。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在整个社会追求财富的大氛围中逐渐发展，并彻底取代了文革时期和改革初期的“文史哲话语”。学界名流中，经济学家的人数迅速上升，而哲学家、美学家、政治学家则从社会焦点中渐渐消失。2001年中国入世，更是将经济学话语推向媒体舆论的顶峰。经济学的人性假设、概念框架、运思技艺，几乎成为人们讨论公共问题的出发点和终极依据。某种程度上，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一场运动，是一种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它深入乃至统治着我们的人心，影响乃至重塑着我们的民情。经济学的地位和作用已经远远不止是一门单纯的社会科学。

30年经济变革

                                     秋风

199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社会迅速商业化，经济学成为中国学术界的皇冠。经济学的思考方式渗透到各门社会与人文学科，有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之说；透过经济学家在大众媒体上的通俗写作，经济学常识逐渐影响到普通人的思考方式；政府官员也深受其影响：很多官员以拥有经济学、经济管理等学科的学位而自豪。

不过，说中国自1990年代以来是经济学的时代，并不准确。在此之前，中国社会的主流思考方式就是经济学的，虽然那是另外一种经济学。在经济学界内外，迄今仍能听到两个名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1990年代后盛行的是后者，并在学术界大体上替代了前者，但前者在学术圈之外仍拥有自己广泛的世界。因此，中国早

                                莫之许

经济学话语在公共领域中的强势始于1992年，这并非偶然。就在这一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被执政党正式确立为工作中心。经济学鼓吹通过市场配置资源以提高效率，“把饼做大”，这符合了官方意识形态中关于中国社会发展核心问题的描述，也就是“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而主流经济学所倡导的产权改革、市场开放，又与官方所着力推动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多种经济成分以及大力引入外资相匹配。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经济学话语走进公共领域，充当了新的官方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被冠名为“主流经济学”，其义在此。

1990年代初期的中国，仍处在现代化起飞的前期。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普遍的匮乏已经缓解，但大多

                                      皖河

英国著名政治家、政治哲学家埃德蒙·柏克曾说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标志着欧洲骑士时代的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学家和人类计算者的时代”。在中国，以改革开放为标志，宣告了中国经济学家时代的到来。因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是与市场经济制度与生俱来的，而经济学的繁荣，也是经济学家在市场制度运行过程中受到各种问题的挑战不断应战的结果。也正因此，奠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基础的法国大革命，自然就成为经济学家时代到来的标志。

反观中国几千年经济制度史，中国先是经历了漫长的自然经济制度时代，自然也就产生不了经济学与经济学家。自然经济制度半瓦解后，中国又引进了计划经济制度，于是中国进行经济计划与管理计划

                            张晓晶

经济学的繁荣与萧条

经济学成为显学似乎很久了。但真的算起来，在中国恐怕也不过30来年的时间。这和改革开放的时间基本一致。这不是巧合。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中国才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正是因为改革开放，人们才可以公开地关心所谓利益的问题，甚至是一己的私利。由此，从上到下，中国对于经济学(家)的关注开始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然而，经济学的时兴也并不是没有曲折，就像很多当红的明星也会遭遇负面消息困扰一样，经济学在其红火的同时，也不断受到挑战。如果说经济有繁荣和萧条，那么经济学也一样，此一时彼一时。有一个时

                                          刘苏里

一位俄国研究专家跟我说，国内的俄罗斯研究，专注情报，着力对策，宏观、战略层面的东西殊少，历史、文化、思想－哲学背景研究，有，但水平有待提高。这一总体评价，与我卖书买书的观察，颇为一致。

对于中国人，“认识俄国”之意义，无须赘言。

但认识俄国颇不易。这一点，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的命运》中有相当生动的描述（尤其第一章）。有识者言，白银时代神学家的持续讨论，对认识俄国，颇为关键，所以应重视索罗维约夫、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梅列日克夫斯基等。有人持对立意见，认

                       ——一部关于康藏地区的百科全书  燕舞

作家阿来新近出版了他重述藏族神话的小说《格萨尔王》，我参加了8月15日～8月23日的“寻访格萨尔王踪迹，和阿来一起游康藏”活动。随车队从成都、雅安、二郎山、康定、甘孜、玛尼干戈去阿须草原的路上，我未能免俗，带上了《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下称《雪域求法记》）的修订本。

也不完全是一时兴起“带一本书去康藏”，因为行前就已经开始看《雪域求法记》。它的初版，早在2003年1月就已由历史学家杨念群教授和旅美学者张健飞整理出版。

传主邢肃芝系1916年生人，16岁时进入四川重庆汉藏教理院学习西藏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