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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甲马》写了八年多,它是我的生命之光,也是烦恼之源。


写下标题之后,我看了手机里的记录。第一稿始于2008年5月,第四稿最终定稿,是在2017年1月,这么说其实快九年了,但还是习惯说这部小说写了八年。因为当我再一次以为“终于写完”的时候,刚好八年多一点。


小说的名字是《甲马》。最初不是这个名字,八年时间里,标题有过自然演变,最后是理想国负责这本书的编辑说,就叫“甲马”吧。


《甲马》 2017.9出版

​


在《甲马》成形的过程中,有不止一个人说过一些在当事人可能是无心的话,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这部小说的走向。回想起来,十分奇妙。


但首先应该回顾的,还不是这些人和他们说过的话。甚至也不是2008年动笔(动键盘)写下第一行的心境——事实上我也回忆不起来了。要谈论这部和自己痴缠太久几乎可以算是孽缘的小说,得先回顾我最初的写作。


▼


1996年的上海,我在第一八佰伴商场五楼的文房四宝和中国字画柜当店员,十六岁的实习生,百无聊赖。不知道现在的商场轮班是怎样的,当时是所谓的“做一休一”,站十二个小时,第二天一整天都是自己的。


不上班的日子,我在学日语,看小说。当时村上春树远没有现在的声势,漓江版的五本书还是写信到读者服务部才买齐的。很多很多作家都还没进入我狭隘的视野,记得反复阅读的除了村上的小说,还有王小波和毛姆。学日语的契机是跟着同学报了一个暑期班,同学说,八佰伴嘛,日本人开的商场,总要用到的。暑期班结束,我买了《标准日本语》后面的几册书和磁带,不用去商场上班的日子,一篇篇课文就那么跟着磁带念和背诵——可以说也是相当的无聊才能促成如此乏味的学习方式。多年后常被人说“日语发音标准”,想必有几卷磁带的功劳。


那时候并没有野心,也不存目标。毕竟太年轻了,只觉得前途茫茫。同样的青春的茫然感,我在上一本书《姨婆的春夏秋冬》里写过,今后也许会再写一写。


第一篇小说就来自于某个看柜台的下午。彼时八佰伴的文房四宝柜除了偶尔接待书画爱好者和一波波的日本旅游团,基本空旷无人。神奇的是柜台里有上万元的好端砚,没人买,放着当镇柜之宝。还搞过西安碑林的拓片展,三十多平米的空间,四壁挂满黑底白字的拓片,我一个人站在那中间就是一整天。古人的书写越过时间变迁和物质消减,以另一种形式留存下来,无数纸上的碑,围拢在十六七岁的半大孩子周围,仿佛有无声的絮语,在不被听到的声波段里窃窃交谈。


在那样一个几乎是鬼气森森的环境里,我飞快地想出了一个科幻故事。热爱画画的女孩因意外摔成了残疾,托科学家将她的意识注入樱树,作为一棵树活下来。十足中二的少年臆想。还记得在写之前先趁着短暂的休息时间讲给同柜台的实习生听了,对方说,蛮有趣的呀,写吧。


投给《科幻世界》的第一则短篇六千字,据说超出了当时普遍的校园投稿的长度,幸运地获得了发表,并拿了一个“少年凡尔纳奖”。莫树清老师的回信字迹秀丽,带着鼓励。我后来又写了几个科幻,差不多一两年才一篇,可以说写得很慢。


▼


用了一年时间脱离柜台生涯,加上实习期,在商场站了差不多两年。然后我在一家奇怪的小公司做过所谓的策划。又当过短暂的记者,和同仁们一道发现,所谓记者站是个骗人的把戏。十八岁,我再一次站在了无处前行之地,带着更大的茫然。好在有个东西叫作“大专自考”,费了一番功夫说服了家长,去交通大学念书。


作为知青子女回沪之前,我对自己的家境没什么概念,云南的小城没什么钱也可以过得很开心,上海就不同了。现在想来,那时去读两年的大专自考,家里是捏了把汗的。也因为担心就业,读了个后来被证明是不适合自己的计算机专业,学编程。


做一下乏味的简历列举,包含了我从交大出来后的职业:日企翻译、日企IT、日文免费杂志编辑、自由译者(翻译日本小说)兼杂志撰稿人、出版社编辑。


谁又能想到,最后成为职业支撑的,若追根溯源,竟然还是十六七岁如同漫无尽头的日子打下的基础。中文书写和日文阅读,作为编辑基本功,也算充足。


2006年,离进入出版社尚有若干年,我离开在深圳的有趣然而超负荷的日文杂志的工作,回上海考研。杂志老总是个日本人,《周刊现代》前记者,他说,你还要去念日文?你有什么必要念日文?


我坦诚地说,我日语不够好呀。


毕竟是野路子出身,全靠后天在日企工作强化而成,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当时的工作经常要用日文写稿,写得备感艰难。怀着重新学习日语的决心,在虹口租了房,开始备考。


▼


写作几乎停滞。此前零碎写了些情感短篇,又曾在论坛作长篇连载,前者算是赚点零花钱,后者也只是一种个人心绪的纾解。从忙于生计到开始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念研究生的几年里,除了偶尔重读村上,只读了些当下热门的畅销书。不知怎的混起了豆瓣,在那里偶然撞见一个编辑的赠书征评帖子。


那是我和彭师傅(彭伦)相识的开端。不不,译有《天才的编辑》、他本人也是极好的编辑的彭师傅,不是《甲马》的编辑。但如果没有遇到做书人彭伦,我大概不会认认真真地开始写什么小说。后来有一段时间,我的阅读书单几乎都是彭师傅做的书,也是在他那里遇到了好几个我深深喜爱的作家,科尔姆·托宾,科伦·麦凯恩、菲利普·罗斯……写《甲马》第一稿,大概就在我去彭师傅当时工作的九久读书人实习的那段时间前后。起因是我请他看自己从前的不成熟作品,他有一天像是忽然想起来似的说,张悦然她们在做文学杂志,你要不要投稿。


因为对文学杂志毫无了解,我没什么心理压力,很快写了一个小中篇过去,《人字旁》,后来登在2009年的《鲤·真爱之名》。那个小说写得非常快,几乎是倾泻而出,仿佛是积存了太久的写作欲终于找到了出口。故事关于性别,带有奇幻色彩。写完后仍有未足之感,我便开始写一个仍然有着奇幻基调的“找人”的故事,男孩从云南来到上海,寻找曾在云南当知青、生下自己又抛下自己的母亲。名叫谢晔的男孩,是云南某地掌握甲马之力的家族的传人……


以第一人称写作的十万字的小长篇,便是《甲马》的雏形。写完后给段晓楣老师看了。段老师是一位爱书懂书的前辈,开过一家叫“一介书屋”的书店、后来从事选题策划。段老师很喜欢那个故事,但也毫不讳言,写得太简单了,还可以好好展开。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便说,哎我从来没改过自己写的小说呢。


到了2017年,《甲马》最终前后写了四稿,加起来六十四万字,成稿三十万字。一大半都废了,但也不能说是无用功。后来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改稿,正如托宾有一次在讲座上说:我写完一个小说,然后我rewrite and rewrite……


但凡写作者都会明白,改,很多时候就是重写。和雕刻的修整不同,更像是泥塑,一旦不对,只能推倒重来。


如果说第一稿继承了《人字旁》的气势,写得颇快,第二稿则是百般不情愿地磨出来的。当时还在写关于谷崎润一郎《细雪》的毕业论文,通常是早上起来写会儿小说,就投入看不到边的论文资料了。小说加论文,仿佛是左拥右抱,其实是左右为难。为了不让自己感觉在反复写同一个东西,小说这边先尝试手写,写了大概十万字才自己录入,又用电脑续写了后半。


二十四万字的第二稿,当然和第一稿有很大的不同。身边仅有几位朋友看过。有人说好,有人觉得有欠缺。没有很努力去寻求出版,是因为段老师的一句话。


“也许你现在出就出了,但这是个很珍贵的题材。有历史,有家族的命运在里面。一个写作者在一生中,其实遇不到多少这么好的题材。我还蛮想看看你以后再来写它的。”


▼


于是这个小说,或者说这件事,就搁浅了。其后我开始出书,《月光花》、《人字旁》、《姨婆的春夏秋冬》。作为非畅销作者,也有少量而坚定的拥趸。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甲马》的豆瓣简介才出来,就有人说,哎哟这不是《犹在梦中》(中篇集《人字旁》中的一则)里那个谢晔吗……


所有的小说都不是白写的,都是通向下一部小说的道路。把倒霉的第二稿搁置一旁后,我在其他小说的写作中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东西:长篇的架构,少年心事,1940年代的上海,等等。似乎每多写一点,就离那个最想写的主题更近了一些。家里关于西南联大和知青生活的书也在缓慢增加,渐渐地就聚了一格。那一格书我经常抽一本出来看,每次看的时候,用流行的话说,感觉到良心在痛。尚未成形的什么在不可见的虚空里翻涌搅扰,试图挣扎出一个形状。


某一天,我打开电脑,写起了《甲马》第三稿。从第一个句子,我便知道它会长成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前两稿的第一人称写法,不知何时变成了第三人称:


    谢晔在大学图书馆第一次读到《了不起的盖茨比》时,被开篇的句子搅得心神不宁。第一人称叙述者回忆父亲的话:“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
    尽管具体的说法不同,不过这番话正是爸在他离家前讲过的。爸说得比较隐晦,意思是,这世上的人没有甲马纸傍身,而你有。爸当然不至于像超级英雄电影那样煽情地说:力量越大,责任越大——谢晔觉得,差不多有点那个意思。
    事实上,谢晔在暑热未消的九月末的中午走进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多少“优越条件”。擦肩而过的年轻男女们向他投来的目光,从诧异到讪笑都有。谢晔即将满十九岁,还不懂得修饰自己。他的头发太短,个子太高,牛仔裤短了一截,吊在脚踝,身后半人高的蛇皮袋在一九九八年也显得乡气极了。
    总的来说,谢晔看起来更像一个进城务工人员。
   他对自己的形象毫无自知,只顾着好奇地打量学校从民国时代遗留的红砖墙老楼,两侧种了梧桐的甬道,还有偶尔三五成群经过的穿迷彩服的男生女生。军训已进入尾声,他这时候才出现在学校,不可能是新生。
   如果有人能以不带偏见的眼光多看一眼这个男孩,会从他的脸上看出几分书卷气。这一来他又有点像个新生了。


如果要在这里详细叙述第三稿之后为什么还有第四稿,未免太过冗长,我决定就此打住。不过致谢不可少。要感谢理想国编辑李恒嘉,没有恒嘉就没有这个书名,也正是恒嘉给出的(后来被其本人忘掉的)修改意见,使得第四稿破土成长。感谢设计师陆智昌老师,让这本书有了不俗的外貌呈现。感谢朋友韭老师,改稿途中和她有过诸多讨论。感谢路内和周嘉宁在稿件阶段就看了《甲马》,写来推荐语。还要感谢云南甲马传人张瑞龙师傅,在第二稿和第三稿之间的停滞期偶然邂逅了他家的整册甲马,使得后来的种种想象有了可以植根的土壤。


想说的是,在人世纷杂中,我还在写作,这得感谢一路遇到的师友们。而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历经跋涉总能抵达某个地点。只要你心怀目标,一直走下去。最终到达的,不一定是你当初预想的目标点,但在那一刻,也许偏移已经不重要了。


最后请出云南甲马传人张瑞龙师傅家的一幅甲马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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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这一款和其他甲马不同,不烧掉,一年一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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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虽然都是面,在日本,乌冬面与荞麦面的面馆有着迥异的气质。后者占一个“雅”字,且不提那种自带庭园的荞麦面馆,就算是普通的小馆,也有和风十足的挂轴,且提供日本酒。大白天吃一份笊篱冷面喝清酒的男子并不少见,吃货还会配一碟烤鱼鳍之类的小菜。

而乌冬面馆则是填肚子的地儿。冷面蘸汁或直接来碗热汤面,呼噜呼噜几口吃完,抹抹嘴出门,所谓的平民馆子概莫如此。

到四国的香川县必须吃一碗乌冬面,因为这里是日本最著名的乌冬县。随处可见乌冬面馆,拉面和荞麦面的生存空间被挤到了一角。香川古名讃岐,日本全境都有挂着“讃岐乌冬”名头的店铺,好比中国的福建小馄饨和桂林米粉。据说香川县幼儿断奶期的食物就是煮得软软的乌冬面,想必对香川居民来说,乌冬是刻在血脉里的食物。

我们在四国环游一周,临走时才去了最著名的乌冬面馆之一。为了吃这碗面,得从高松坐一个小时的JR到香川县金藏寺,所以我们直到从高松前往琴平温泉,才“顺路”过去。金藏寺站是个无人小站,下来后沿路有标识,指向附近的三处庙宇,金仓寺、甲山寺和善通寺。这几间寺庙都在四国遍路八十八所之中,路上偶尔看到背包行走胡子拉碴的外国游客,拿着遍路杖,可见作为信仰的遍路已经和当下流行的徒步运动融为一体。

“长田 香in香”在金藏寺站不远处的公路边,田野间孤零零一处店铺,门口是停车场。我们去的时候该店排名香川县第二,几个月后便攀升到第一名的宝座。店名源自另一间“长田乌冬”,“香in香”的创始人从那里拿来五十年的蘸汁开设新店,是在2004年,如今店里的蘸汁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和中国老字号的老卤一个意思。店里只做两种面,热的和凉的。小碗250日元,大碗350日元。我们来一趟不容易,三个人都点了冷热各一小碗。说是小碗,也有二两。服务员看我们是外国人,便热心地捧来九只杯子,教我们倒茶和蘸汁。原来桌上风格写意的陶瓶里是热汤面的蘸汁。把蘸汁倒入形态憨实的大杯子,加点葱花,热面蘸热汁,冷面蘸冷汁。在大锅里用硕大笊篱煮出来的面条有着滑润如玉的质感,裹上浓郁鱼汤味道的汁,入口的感触很妙。没有任何“浇头”的素面,吃的就是蘸汁和面的原味。热的略有点鱼腥味,冷的则鲜美无比,很快就两碗下肚。吃饱了环顾四周,发现不少客人独自吃一份硕大的笊篱冷乌冬,那是小碗三碗的量。

此时是下午两点,放在入口售卖的袋装面和蘸汁已经告罄。出门时服务员大婶追上前来,塞给我们一人一枚四国遍路的平安符。这举动和乌冬的滋味一样,朴实隽永,回味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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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24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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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文/默音

    以前不觉得樱花有多好看。昆明的樱花是重瓣深粉色,小时候和父母在樱花树下的合照,上半部分是云南格外蓝的天和浓重的花团锦簇,像假的背景。

    和国人热衷的花前留影有所不同,日本人对樱花的热爱离不开酒。所谓的“花见酒”,赏花喝酒之意。一群人在盛开的樱树下喝酒的场景,总有种醉后各分散的寂寥预感。印象最深的是高村薰的《李欧》,钢铁铸件厂的学徒爱在樱花的盛期和同伴们喝酒,他继承了工厂,娶了老板的女儿,生了儿子,却于每个春天怀想曾在宿舍短暂避难的李欧,神秘又不无妖异的中国男子。间谍故事的背后是暗涌的人类情感,电影版饰演李欧的是风华正茂的吴彦祖,可惜国内不曾上映。

    日本朋友老卫在中国晃荡了十年,重返日本担任编辑,由闲人重新变为大忙人,在网上感慨不知有没有空去喝花见酒。他曾反复将这时节的喝酒要诀讲给我听。首先要占座儿,东京的樱树是要抢的。占座儿还不是什么公园名胜,就是他们公司附近路旁的樱树底下。早起的朋友会预先铺上写有名号的塑料布,画地为聚众处。大家下班时间不一,从下午到傍晚陆续地去了,每个人都会带吃的和喝的。最受欢迎的当然是自家做的小菜,忙碌单身汉则买些熟菜。酒品众多,从啤酒、清酒到红酒和烈性酒。有一年老卫带了别人送的白兰地,吃喝正酣时发现另外一名酒友专攻那瓶白兰地,心知不妙,拿过来喝了一口才发现是极好的,顿时肉痛。花见酒总以大醉收场,醉得轻微的人负责收拾残局。第二天同样的地盘又会有别人占据吃喝。

    去年专程挑花季去了日本。在鹿儿岛市甲突川畔目睹大学生们准备酒宴的架势,不觉惊羡。人家干脆是用超市推车一车车推来吃的喝的,听装啤酒的箱子就有好几摞。地势开阔,场子也大,足有二十几人的规模。青春岁月的酣畅樱花酒,想必会在记忆中长久留存。

    直到和山口的朋友会合,我们才终于有了喝酒的机会。先是沿着一坂川溜达,坐下吃樱饼,喝自带的清酒。和果子大多甜腻,我爱的惟有两样:用盐渍樱树叶包裹的樱饼,以及鹿儿岛的白色“轻羹”。前者香气清幽,后者的原料是山药和米,质朴家常味。樱饼配清酒很妙,正场子还在后面。朋友带着我们去了一处小山坡,草地四周围了一圈樱树,远山上也开遍了,深深浅浅的粉与白。周围只有两对年轻情侣,一双老夫妇,一个拍照的男人。吃着便当喝着当地有名的生啤,景色静美得不像真的。我忽然懂得了赏花喝酒的真义。最好的,是每年都有同一群友人在树下,且吃且喝且聊,大家看着花说:呀,又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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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6-08 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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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听一档广播节目,日本著名DJ冈村隆史谈到他对退休的设想:要在五十五岁退(就是要在别人觉得你还能干几年的时候退哟,他用悠长的关西腔说,不然真的老胳膊老腿了退下来也玩不动了),到冲绳定居。那之后呢?在当地办一场盛大的八小时广播直播,把所有朋友喊来做嘉宾。

    听起来不像是退休,更像是新的起点。不过当他提到冲绳二字,心头微动。有间让我念念不忘的位于东京新宿的酒吧,老板据说去了冲绳。近十年前惟一一次到访那间酒吧,是被在日本做自由记者的朋友带去的。酒吧不大,桌子加吧台也就十来人的容积。收费标准是男客三千日元,女客两千日元,忘了是否有时间限制。酒吧提供随手搅拌型的鸡尾酒,金汤力威士忌苏打之类,配有下酒坚果。反正来这里的人重点不在喝酒,而是为了和朋友碰面聊天。

    带我去的那位在抵达前打了一圈电话,落座后陆续有人加入。一个娇小的女生是和服杂志季刊的编辑,据说整本杂志全由她和另一个女生加摄影师完成。在日本,极少量的人员做一本杂志并非鲜见,有很多独立编辑不属于杂志社,接单干活。另一位蓄着小胡子、模样稳重的犯罪杂志编辑,以国内的概念看,大概类似于《案件聚焦》的制作人。还有从小钢珠店直接过来的似乎颇闲散的记者。如今回想,彼岸纸媒的衰落,比我们要早若干年。

    店主是两名四五十岁的男子,一人沉默地调酒,另一人待客从容。这家酒吧最初开张时的定位是同志吧,因地利被记者们亲睐,不觉间成了媒体人酒吧,就算独自过来,也很容易碰上圈内的熟脸。

    一直觉得喝酒的店是有其气场的。有时候气场的作用大过内部装潢和酒的种类,决定了店的繁盛与衰落。那家酒吧的好,在于奇妙的混淆感,既是新宿夜色中男人们寻求邂逅的一隅,又是媒体人交换信息、发牢骚或抨击时政的所在,冶艳与知识分子味儿融为一体,让人想起海明威笔下,巴黎流动的盛宴。

    可以说是世事无常,两名相伴多年的店主还是散伙了。闷头调酒那位去了冲绳,不知道是不是又开了新店。冈村的冲绳海滨八小时直播计划让我想到,及早有退休的人生规划不是坏事,每个人都该静心思考,十五年后二十年后的自己,想在哪里喝酒。是城市、滨海小城还是某个未知之地。而那时身边又是怎样的挚友亲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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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5-27 10: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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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张方敏进弄堂也没下自行车,两条又长又结实的腿从热裤底下探出来,擦着地滑过去。她自以为车技高超,车把几乎撞进手捧饭碗在门口聊天的二号老太的怀里,老太惊得险些摔了碗,冲着张方敏的背影喊:心急慌忙,一点不像女小偎!

弄堂外的蝉声静了一静,又攒足了劲头似的哗然响起。

张方敏在六号门口轻盈地跳下车,一扭车把,连人带车往门内走。她已经瞥见自家门口的小饭桌上摆着三菜一汤:炒螺丝,红烧带鱼,空心菜,扁尖冬瓜汤。肚子随之咕噜噜作响。这个点大多数弄堂人家都已经吃过午饭,张家照例要等她这个独生女从暑期英文加强班回来。她穿过六号楼下幽暗的走道,把车停在楼梯底下放杂物的位置。旁边是她家和楼下合用的厨房间,奇怪的是这会儿一个人也没有。厨房没有窗,二十五瓦裸灯泡幽幽地泛着光。

她甩掉汗津津的跑鞋和袜子上楼。赤裸的脚底接触到旧而干净的木头楼板,有种惬意的清凉。张方敏走得像猫一样轻。还没等她靠近关着的房门口,里面传来一阵急促的语声,是个女人的尖嗓门。

张方敏把耳朵贴到门上,听见尖嗓门嚷道:你讲啊,我哪一点做得不够好,哪一点亏待过她!

爸妈又吵架了。要么是奶奶又挑了什么刺,要么是妈妈莫名地心头火起。张方敏上小学的时候就知道了,吵架其实不需要理由。她现在高二升高三,长大意味着麻木,所以张方敏放弃了进门的打算,重新蹑手蹑脚地下楼。看这架势还得吵一会儿,奶奶此时多半在隔壁弄堂搬弄儿媳的不是,这一招也厉害,武侠小说上叫做“隔山打牛”,毕竟妈妈就是从隔壁弄堂嫁过来的,那边有外婆、舅舅和其他熟人,奶奶的抱怨会以光速穿过巷尾,再透过一座座破败的两层楼折射回张家所在的弄堂。

奶奶和妈妈磕磕绊绊这么多年,要说起因还在张方敏身上。她本来叫张敏,等到报户口的时候,妈妈却说应该随她姓方。奶奶当然不干了。爸爸夹在他的母亲和妻子之间左右为难,最后说好吧各取一字,就叫张方敏好了。

张方敏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每当别人知道她的名字怎么写,总是心领神会地点头:哦,你爸爸姓张妈妈姓方对吧?

少女张方敏每逢这时就绝望地想,我的名字真是一点内涵也没有。

她出了六号向左拐,这条只有一个开口的弄堂呈倒过来的L字形,短的一端是九号到十一号。每个门牌号基本都住着一两户人家、老中少三代,当年父母辈的人一起经历文革和上山下乡,有些人直接弄堂内部联姻,也有人引进外援,像张爸娶了张妈。所以如今和张方敏年纪相仿的男女有六七个之多,他们念过同一所小学,如今分道扬镳,散落到高中、职校和技校。人的未来大致由学校决定,所以张家爸妈心里是不大看得起弄堂其他小孩的,毕竟张方敏读的是区重点,明年肯定能考上一所好大学。

张方敏没有此类等级观念,她最好的玩伴是住在九号的程勉。程勉比她大三岁,因为复读过,只比她高一级,刚从职校毕业。她过了拐角来到九号门口的时候,程勉的姨婆正在楼下厨房炒菜。九号的一楼大半是别人家的,被租给饭馆,门开在后马路上。靠弄堂的程家厨房贴着饭馆的后厨,像火炉一样热,张方敏很佩服程勉姨婆不怕热地站在这里。带点儿刺激的香气钻进张方敏的鼻孔,她看见锅里翻炒的是螺蛳肉和韭菜,肚子又叫了几声。

想到自家做好的饭菜摊在那里没人吃,她有点懊恼。老太太注意到她站在门外,扬声说:“小敏啊,勉在楼上。”

老太太讲上海话,“敏”和“勉”都被她含混地发成“米”的音。自打张方敏有记忆起,老太太就管她叫“小米”,管自家孩子叫“米”。老太太比她奶奶和外婆老多了,头发一根不剩地白了,也不染。但她的皮肤却没有多少褶子,皱纹浅浅的,老人斑也是淡淡的黄,散落在白皙的脸上。张方敏觉得老太太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个美女。

程勉据说是收养的孩子,也不知为什么,老太太教他管自己叫姨婆。

张方敏也跟着喊姨婆。其他同辈人都喊作“程勉姨婆”,她嫌长。

她叫了声姨婆,老太太侧转身子让出一条道,她挤过炙热的厨房,蹭蹭几步爬上程家的木头梯子。梯子又陡又窄,比张家的楼梯难走多了。七十多岁的姨婆每天在这里上上下下,简直是奇迹。

二楼的房门开着,明晃晃的天光从正对着房门的大窗照进来。夏天的正午,弄堂居民一般都会放下布帘或细竹帘遮蔽热气。程勉侧对着门,赤着上身坐在小板凳上,膝上搁着木头画板,正在那儿窸窸簌簌不知画着什么。他右手边靠窗的八仙桌上堆着各种漫画杂志和废弃的画稿,窗台外头是楼下饭店的屋顶。程家外婆在那儿摆了一堆种着花草的盆盆罐罐,是些张方敏叫不出名字的植物,尤为显眼的是一丛丛茎叶挺拔的黄花,在烈日下不怕晒地昂着头。

张方敏径直走到挨着桌子的大床凉席上坐下。这是程勉姨婆的床。屋子太局促,三只叠放的樟木箱占据了八仙桌另一头的空隙,箱子旁边是五斗橱,这边的床尾有只黑漆雕花的巨大梳妆台。程勉的小床在进门的右手边。张方敏知道,他夏天不睡那儿,而是拉张竹床睡在外面屋顶上,图的是凉快。

张方敏说:“有画完的故事吗?给我看看。”

程勉吃了一惊,他太专注,这才发现屋里多了个人。他抬头看向高踞大床的张方敏,她荡下来的小腿离他很近。程勉有点窘,起身拿了件白背心套上,打开落地电扇。“还没有。我在画一个新故事。”

张方敏隔着电扇呼呼的响声说:“上次那个呢?”

她还记得上次的故事是关于树精的。树变成了女孩子,或是女孩子变成了树。程勉不太有编故事的才能,也很少具有完成一件事的耐心。

果然程勉说:“没画完……我觉得那个不够好。”

程勉最近转成正式工了。之前一年的实习和上班是一样的,只是收入少得可怜,转正意味着他可以拿出一部分工资给姨婆。用弄堂邻居的话说,姨婆算是“出头”了。程勉在浦东的一家商场站柜台,做一天休一天。他家吃饭这么晚,也是因为程勉下班回到家已经半夜了,第二天会睡到中午。四五年前,左邻右舍的大人乃至张方敏他们这些玩伴,都以为爱画画的内向男孩程勉将来肯定读艺专。他确实考了美术中专,但没考上,只好再复读一年,最终念了商职校。

程勉在第一次中考失败后告诉张方敏,他考试前问过姨婆自己能不能考上。程勉的姨婆据说有很多神神道道的地方,张爸爸告诫过女儿,和程勉玩可以,最好少和他家老太搭界。因为大人的威吓,小时候每次看到童话里的巫婆,张方敏都会想起程家姨婆。但姨婆没有巫婆的阴森氛围,不管怎么看,她不过是个干净利落的老太太。

张方敏当时感到诧异,程勉怎么说也是个现代人,竟然真的相信姨婆有不可思议的力量。你姨婆怎么说?她问得有些漫不经心。

姨婆写了一个字。程勉说,可我不认识那个字。

张方敏后来也看过那个毛笔写的大字。左边是个“立”,右边是个“长”。不得不说,姨婆的字写得很好,一看就是练过的。不过这到底算什么呢?

直到程勉从去年七月开始实习,有一天,他对姨婆写在纸上的预言给出了解释。

意思是,我要站很久。程勉认真地说。

少女张方敏似信非信,心里莫名地闪过一丝轻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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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3-11 0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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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前往熊野的最后一项交通工具是公交车,毕竟日本的长途车和公交车都叫“巴士”。离开高野山,旅途的第二个目标是走一趟熊野三山的古道。熊野三山,指的是是熊野本宫大社、熊野速玉大社和熊野那智大社三座神社的总称。说是神社,日本历史上的“神佛合一”之后,熊野三山也被看做净土宗,作为外国人要厘清这些门道未免太难,我们只想走一段参拜路,毕竟这是世上有名的徒步路线,兼有历史和风景。

从高野山去熊野的交通很复杂,官网给出了路线指南:南海缆车换南海电车,转JR,再转奈良巴士。我们打算先到那附近的川汤温泉住一晚再走,时刻表显示从JR五条站到川汤温泉需要四个多小时,一天只有三趟车。

所以直到上车坐了一会儿,我们才意识到自己坐的是公交车。日本的公路系统一般是上车拿整理券,下车时根据电子屏幕显示的金额付款。车辆前方的屏幕不断闪出新的站数,很快就十几站过去了。没错,这是辆公交车,在小镇与村庄间穿行,不时停车,速度也只能用悠哉来形容。道路与河流亲密无依,车窗外不时闪现碧青的河,掩映在晚夏群山的绿意之间。景色既美,慢就慢吧,我只是暗自嘀咕,这么长的车程,该有中间歇脚上厕所的空当吧。

好在果然有停车歇息点,首先是拥有“日本第一吊桥”的十津川村。司机说要拍照的请便,二十分钟后才发车。我心想日本人真喜欢争第一啊,连吊桥也要有排名。走过去一看果然了得,近三百米的吊桥另一端看似遥不可及,整座桥在风里轻摇,随着人们的脚步飘荡。据说这座桥目前仍是对岸学生上学放学的必经之路,有恐高症的我不由得替他们捏把汗。

到川汤温泉时已经天黑,入住的“绿屋”是大型温泉旅馆,前台照例细致地讲一遍注意事项。当听到“我们的露天温泉是男女混浴”,我不由得一愣,还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一遍。旅馆的人见怪不怪地说,“室内温泉那里有露天用的浴衣和服,请换上。”虽然对所谓混浴有点内心不适,既然来了总要见识下,于是先泡室内,再套上及膝的和服到户外。面料厚,想来浸水也不会走光。之前室内的落地窗被水汽浸得雾蒙蒙的看不清,出来才发现别有天地。温泉池共有两个,紧挨着河滩,河对岸是树林密布的矮山,可以边泡温泉边看河——若是白天,想必景色更美。温泉池写了说明,一边是“男汤”,另一边是“女汤”。等我和小c进到女生这边,发现也有男的,只好装没看见。另外几人均是年轻男女,肩并肩低声聊天。小c恍然大悟地说,这里很适合情侣啊,女生自己不用担心走光,还可以先观察下男生的身材如何。我听了暗自好笑。如果不是大近视眼,应该可以看到天上的星,而我只能听城市长大的小c惊叹星空之美,同时入耳的还有河流的潺潺声,不远处恋人们的絮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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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去日本关东圈的行程是朋友小c拟定的,第一站是高野山。少年时期泡在二次元世界的我,第一反应便是《X战记》中的真言宗僧人有洙川空汰。“既然预言说我将会为女人而死,那我想一定要为美女而死。”漫画中的空汰下山前没见过美女,上网一查才发现,高野山并非与尘俗隔绝的所在,自古就有“宿坊”的传统。参拜和游玩的人们借住在寺院一角,餐宿的照料由僧人们提供。和几个朋友说起将去高野山,号称无肉不欢的上海美食记者凌小姐哈哈一笑:我那时候就怕住在寺院里吃不到肉,特意选了不带餐的纯住宿,晚上出去吃的。

心想既然去了就要体验一下传说中的“精进料理”,所以仍选了一餐两宿,落脚点定在西禅院。飞机上听小c一路灌输高野山奥之院是如何有名的墓所,全长两公里的墓道沿途都是日本历史上最耀眼的名字,如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到了大阪机场,直奔火车票售票点,时隔两年从关西入境,第一波震撼来自售票点的工作人员:JR和南海电铁的售票员居然都有中国人,还不止一个。可见国内赴日游之盛。东北口音的南海售票员帮我们出票时问:高野山有什么好玩儿的?我脱口而出:去看坟。如此“没文化”的回答当即遭到了小c的白眼。

快车抵达桥本,换乘普通列车去极乐桥。凌晨出发到此时已经是下午四五点钟,火车的一边是山,另一边是深谷。谷中密密地生着不知多少岁的杉树,近黄昏的光线经过杉树笔直的绿身影一层层过滤进来,形成一道道深浅不一的绿光。这景象犹如宫崎骏动画片的场景,让人觉得自己将要去的是另一重未知世界。

从极乐桥坐电缆电车沿着山爬上去,又步行一段,终于抵达。宿坊不像日式旅馆透着亲热劲儿,年轻僧人领我们去房间,又送来备好的斋菜,表情淡淡的,菜也是淡淡的。饿了一天,觉得套餐中最香的是蔬菜天妇罗,芝麻豆腐过于浓腴,爱不起来。大口吃完两碗饭,总觉得没吃饱似的。由重森三玲设计的庭园与我们吃饭休憩的和室只隔一道木廊,暮色垂落在枯山水和苔藓上,周遭没有半点人声,让人再次意识到,此刻身在寺院。吃完饭,小c兴致勃勃地说要夜游,我大惊:要去奥之院吗?我可不愿意夜访墓地。最终只在禅院对面根本大塔和金堂周围溜达一圈。夜晚的照明不算很足,依稀可见两个年轻男子在金堂的台阶上喝啤酒聊天,猫头鹰的叫声掠过天空,月影被淡云遮蔽了大半,这场景完全可以挪到《西游记》里。我暗想:要怎样的粗壮神经才能在如此神话氛围中去奥之院玩呢?

第二天在光天化日下看传说中的墓地,发现一点也不可怕。UCC公司的墓地矗立着咖啡杯雕塑,另一家理科系的公司索性把墓碑做成火箭模样。至于战国群雄们的归宿,也就比其他墓碑多点沧桑感,并不特出。小c来回找了几趟都没发现丰臣墓地,大为遗憾。我却暗自向往着极乐桥出发的火车之旅,很想再看一次杉树林玩的魔法光线游戏。

结果回程的车在正午,车厢里只有朗朗白光。如同绿色透明纱帘的光影最终成了偶然邂逅的美景,那光线甚至无法被镜头捕捉,仅有记忆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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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村上春树在《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一书中没有提到日本的单一麦芽威士忌,半句也没提。当然我们不能因此断定村上大叔是个崇洋媚外的人。事实上日本不仅有十家左右的优质威士忌厂商,其中的“秩父”“轻井泽”等单麦威士忌更是全球威士忌爱好者梦寐以求的佳品。最近NHK晨间剧《阿政》,讲的就是日本威士忌之父竹鹤孝政的故事。

竹鹤创立的余市威士忌是日本单麦的大宗之一,此外还有三得利的山崎和白州。经常泡吧那些年对威士忌的印象固定在美国的混合型,杰克Ÿ丹尼、黑方之类,所以评价不高。觉得不就是一股洋酒味儿吗。直到两年前的秋天,和吃喝小分队在九州走陶器之旅,在其他人一天吃了六顿的惊人事实之下,回到酒店,我自觉吃不动也喝不动了——在这时队长忽然提议喝点威士忌,并以其医学人士的神情宣称,能促进消化。离撑死不远的我便抓住了这句很可能是伪科学的建议。我们住的西铁酒店有不错的大堂吧,队长点了三种单麦威士忌,对,就是前面提到的山崎、白州和余市。一喝不由得怔住了,单麦有其刚柔并济的口感,清晰的性格,和混合威士忌完全不是一回事。

前不久在关东圈旅行时,特意绕路去了白州蒸馏所。位于山梨县的这处蒸馏所以森林著称,也就意味着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从JR小渊泽站出来,如果等不了班次稀少的免费班车,就只能搭乘出租车。做完登记穿过林间道路,呈现在眼前的餐厅、试饮酒吧和小卖部都是巨大坚实的欧式造型,要不是导览女孩轻柔的日语,会以为自己身在欧洲。尽管偏僻,来参观的人居然不少,甚至还有坐在轮椅上的。进入工厂后依序走一趟各个车间,从制麴、发酵、蒸馏,到无比壮观的酒桶仓库。同行的小c不胜酒力,光是走过有浓浓酒糟味儿的制麴车间就变得满脸通红。白州的第一桶酒诞生于1973年,小c这时缓过劲来,忙着找和自己同年的那一桶,并低声说好想半夜来偷走。我们旁边有对年轻情侣,男的无比激动,女的举着相机帮他拍照,一脸的百无聊赖。真是此人之酒彼人之闷。

终于到了最值得期待的试饮环节,免费试饮没有陈年款,就两种,常见的白州威士忌加冰,或加苏打水。酒吧大得像教室,一整面大窗对着外面森林的绿意,和白州的绿瓶子很搭。苏打水和冰块都是酿造用的此地产出的阿尔卑斯水。白州本来就有股植物香,不知是水的缘故还是因为在产地喝,我从来没喝过那么清冽的白州,甜美轻盈得让人想再来一杯,考虑到接下来还要赶路,只好作罢。“酒这东西还是在产地喝最够味儿。”村上春树在他的威士忌游记的结尾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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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2-05 0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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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有一年夏天,读张北海的《侠隐》,快意恩仇的故事发生在1936年的北平,反复出现的背景之一则是“烤肉季”。如今的北京也有同名的店,但至少故事中的肉食场景和现在的吃法不同:吃客们在桌上铜锅涮肉,到院子里的烤炉边自己动手烤肉,一斤一斤地吃羊肉,读来颇有梁山好汉“来两斤牛肉”的畅快。读着读着便按捺不住一颗吃货的心,在火热的八月纠集了一群朋友去宁海东路的月圆火锅。到了以后发现满座,才知道吃涮羊肉并非入冬之后的行为,吃货是不分季节的。月圆门口切肉的小伙在夏夜仍未散尽的暑气中卖力地挥着刀,我们先是等位,又等对面门口生完火送来铜锅。我隔着大圆桌问某位低头研究菜单的仁兄:喝什么?对方答,啤酒。我不由得一愣。

    吃羊肉怎么可以不喝二锅头。这是我条件反射的朴素念头。

    第一次吃涮羊肉是在北京的阳坊,一伙人带着红酒去了长城,大冷天的躲在城墙底下的向阳处开喝。当地的朋友说待会去yang坊吃涮肉,听在耳里便以为是“羊坊”。到了地头看见满街都是“阳坊涮肉”,才知道此阳非彼羊。朋友带着我们进了其中一家,说其他家都是仿的,这家才地道。情形和绍兴整条老街都是孔乙己差不多。头一回吃到鲜美的涮肉就着麻酱韭菜花,外头天寒地冻,屋里弥漫着火锅的热气,顿时对北京的冬天心生向往,觉得若是天天这么过,多好。后来在北京住过半年,才意识到涮肉每天吃肯定上火,暖气对我这个南方人太过干燥,而且朋友们都住在城的四面八方不可能每天腐败,才掐灭了不现实的幻想。

    等到再吃北京的涮羊肉,学会了配二锅头。酒的热力,羊肉的热香,面前铜火锅里煤炭的滚烫,重叠成一个词,痛快。店里有小二和牛二,前者是红星二锅头的二两装,后者是牛栏山二锅头。似乎北京人喜欢牛二的多,甚至有北京女孩随身携带小瓶装牛二,在咖啡馆往自己的咖啡加料。我更爱扁绿瓶子的小二,入口颇甜。

    小二还有一个好搭档是卤煮。著名某家老店,同样是那位懂得阳坊的吃货带去的。放眼望去店里全是大叔小伙,我们几个女生颇显突兀。买卤煮得排队,排的时候就看店里的人都怎么吃。大多数人都加饼,一口卤煮一口饼,有人埋头吃得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好不容易买到了坐下来,第一口下去,我说,这个不配酒怎么行!于是从隔壁小店买了小二,且吃且喝。二锅头冲淡了卤煮的膻气,卤煮抵消了酒的冲,好比祥子配虎妞。吃完了出来,惟有一个不胜酒力的小c满脸通红,我们逗她,说你拿着剩下的酒呗。她走了一段才发现不对,卤煮队列一群人都瞅着她,露出蒙娜丽莎的微笑。那场景很北京,很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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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01-16 0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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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这年头小说式微。作为一个写小说的人,视野之内更多的是翻译作品,不知是否该惆怅一把。原创读下来喜欢的就那么几个,大多是男的。

也有过那么一个女作者,让我读完后按捺不住激动,往书勒口上的邮箱写了信,一来二去算是认识了。待她来上海出差,约了在一家叫“老坛”的贵州菜馆见面。

那时候还没有“文艺女青年”这个词,更不用说延伸出贬义的效应。很适合用来形容她,当然是赞美性的。大辫子,苍白的脸恬静的眼,锁骨上一枚文身。和她的小说女主人公有几分神似。要说那则长篇为什么打动我,因为里面写到了喝酒,有股子绝望又兴高采烈的喝法。读的时候就特别想和写这些句子的人喝一场。

她熟练地点了酸汤鱼,又要了半斤杨梅酒。半斤?我忍不住反问。她轻笑说,半斤不多的呀。粉红色的酒装在喝啤酒的瘦小玻璃杯里上来,果然也就一人大半杯的模样。吃鱼喝酒之间,发现“蕨粑炒腊肉”是下酒佳品。此后老坛成了和朋友们聚众的食堂,直到它彻底消失。
第一次见面聊了些什么已然模糊,惟一清晰的片段是她说起落脚的如家酒店。那是如家刚诞生的年头,彩色墙面棉花芯碎花布面的被子,和现在的快捷酒店不是一码事。她在南方一家女性文学刊物做编辑,更早之前则在北京。讲起北京饭圈酒局的热闹,她似乎有些怅然。对于过着中规中矩日企小白领生活并在闲暇努力码字的我来说,她所置身的世界像一个陌生而有趣的江湖。等到日后认识了一堆靠写字编书做杂志谋生的人,才觉得所谓的江湖一点也不好玩。

我们又叫了半斤杨梅酒。在缓慢的酒意中我说起对促成这场酒局的小说的喜欢,她淡淡地说,正好在非典的时候出来,卖得可差了。卖得差云云当时也是陌生的名词,我以为能出书自然是不坏的。怎能想到自己将在十多年后成为非畅销作者,每当听到别人说“我喜欢你的小说”,就忍不住补一句“卖得不好呀”。

几年后我南下工作,又在南方仓促地见了一面。在她的办公室里,她和另一名女编辑以及我供职的日文杂志东家三个人抽掉两包烟。聊的似乎是彼此的杂志情况与合作可能,离开后老板感慨,那两个女孩很有味道呀。我想补充说人家的小说更有味道,又觉得和一个外国人多说无益。

后来就没怎么读到她的小说。听说她离职,听说她嫁人,又在网上看见她关于孩子的微博和记录。倒是和她的杂志同事维持着淡淡的交情,后者去了大理,继续着追随内心的旅程。如今每逢吃贵州菜,我便有种作为读者的缺失感,毕竟能让人想喝一杯的小说不是那么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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