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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祺瑞段祺瑞是北洋时期皖系的头目。北洋时期应该算近代史最黑暗的时期：军阀割据，相互征战残杀，压榨盘剥百姓，独裁，腐败，阻碍全国统一。段祺瑞更是“三一八”惨案的制造者，鲁迅先生纪念刘和珍一文早就把他鞭挞得体无完肤。
这是教科书里给人们的印象。
可是，近年我的好朋友张乃惠(段祺瑞的外孙女)多次跟我谈起她外公的情况，却还有另一个段祺瑞。家人心中的段祺瑞很值得深思……
乃惠说：我外公段祺瑞的私生活在当时是有名的清廉朴素，就是不贪污肥己，不卖官鬻爵，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当时人称他为“六不沾总理”。
当然，我外公和当时其他军阀一样，也讨了几房姨太太。听母亲说，外婆怕别人说她不贤惠，就主动给外公找姨太，当时的第四位姨太，一进门就愁眉不展，原来她已经有了意中人，外公就吩咐我外婆要像嫁女儿一样，成全她和意中人的婚事。段祺瑞让姨太出嫁的事，在当时传为佳话。
外公当了那么大的官，人们会以为他财产不会太少，母亲也能继承他的遗产，还有文物什么的，
其实，外公不吃空缺，不收礼，除了好家风，什么也没留下。母亲印象最深刻的礼物是当时的江苏督军、后来成为日伪汉奸齐燮元送的，其中一件是几扇镶嵌着各种宝石的屏风。五光十色，非常惹眼。家里人都喜欢得不得了，都盼望我外公能留下这件宝物。谁知第二天再看，宝物不见了。原来外公一早就派人归还给齐燮元。我外公除薪水外，没有其他收入。他下台后经济紧张，就搬到小房子住。以前从不过问家务事的外公，开始算细账。
人们不会相信，外公当官二十来年，一直租房住，倒也有过所谓的房产，怎么回事哪?我外婆是袁世凯的干女儿，老袁就以送套房子给他义女的名义，给了段家一栋房子。这栋房产的原房主是和老袁打牌输了40万大洋，才把房子抵押给老袁，可没给房契。等老袁一死，房主的儿子拿着房契来找国务总理段祺瑞，要收回房子。外公说，既然房契在人家手里，就应当把房子退给人家，他二话没说。带着一家人搬了家。这栋房子只住了两年。
但是，不管怎么说，外公曾是堂堂中国的领袖级人物。数千年家天下和世袭传统的熏陶，位高权重的官员总要荫及子孙。“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说我舅舅、姨父什么的总要捞个有实权的一官半职吧。
偏偏我的外公不在此列。母亲说，大舅段宏业从小寄养在亲戚家，十几岁才回到外公身边，小时候缺少良好教育，文化水平不算高。可能受外公影响吧，特别痴迷围棋，是当时围棋界的尖子。不少人劝外公给儿子在政府部门安排个职位，外公都不答应。我外公是根据他自身经历考虑的：他小时候受的是儒学教育，十五岁的时候因段家遭受劫难，家里人无奈，给他极少的钱让他独自离家，徒步跋涉两千里去找堂兄参军入伍。当兵后所遭遇的艰难困苦常人无法想象。所以，外公认为，孩子们应该靠自己，从最低层做起，一步步上升，不能一下子就做官。
乃惠笑笑说：“段祺瑞的后代，就像我这样的，平常人，没出息!”
乃惠一直生活在北京，知道北京张自忠路三号(当年执政府，段祺瑞办公的地方)，很长时间都作为东城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1926年3月18日这里发生了段祺瑞下令枪杀游行学生事件。她知道无论外公如何清廉正派，都没办法掩盖他杀死无辜群众的罪行。
可她强调，这里有一些事情非说清不可。
我们家认为这是千古奇冤!听母亲说，当时我外公并没在执政府，而是在家里。学生游行示威的事，他事先并不知道，怎么能下令开枪?那时候，通讯可不像现在这样神速。当然，学生们游行是有正当理由的，那时候正是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目的是要结束祸国殃民的军阀混战，当国民革命军来到天津大沽口与东北军阀奉军开战时，日本帝国的军舰居然协助奉军，并与英美等八个西方国家联合发出通牒，威逼国民军撤退，还要求撤销大沽口的防务。列强公然在中国领土上指手画脚，有血性的中国人当然难以容忍，于是在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带领下，先在天安门聚会，随后示威群众来到铁狮子胡同执政府大门，要求进去面见段祺瑞本人。激愤的群众不顾一切地向大门内冲，一个值班营长，见群众来势凶猛，慌了神，脱口喊：“开枪!”士兵听令持枪向人群直射。惨案就发生了。
乃惠说：母亲告诉我，惨案让我外公极度悲愤不安，那几天吃不下，睡不着，年轻时落下的病根儿又犯了，真是身心交瘁。他在政府召开的会议上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他们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这里说的“被人利用”显然指的是共产党人。不必讳言，外公确有他一贯的反动立场，不会轻易改变。但是他又认为，学生们应该得到同情并给以保护。他颁布文件申明：“伏念青年学子热心爱国，血气方刚，陡起填膺之愤，意气所激，遂尔直前。揆其情迹，实有可原，特颁明令，优加慰恤。”他让人立即调查死难者的名字，给予优抚。他还在悼念三一八惨案死难同胞大会上，当众长跪不起，并立誓终身食素以赎罪。这个誓言一直坚持到他病危，虽然医生一再劝他改变饮食，增加营养，他始终没动摇，直到临终。请你们想想，如果是他本人下令开枪杀人，他何必这样做作，他原本就有很重的腿病，却不顾自己的痛苦，长跪不起。
当然，有人会认为，政客为了平息老百姓的愤怒，有时也会做秀，这，我不好说什么。
乃惠说，我向活到102岁的母亲发过誓，一定要还原真实的段祺瑞给世人，特别是晚年的赎罪补过之情。我希望他能得到人们的谅解。
听了乃惠的一席话。我陷入了沉思。特别是这一长跪不起的形象与我心目中的段祺瑞迥然是两个人。
我不会忘记：三一八惨案，死了47人，伤了150余人。当时引起舆论界一片哗然。连国外媒体都有反映。国内有良知的社会知名人士鲁迅、周作人、梁启超、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闻一多、凌叔华等，纷纷发表谴责言论。北洋时期的报刊很多，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晨报》、《现代评论》、《清华特刊》等全都加入批评谴责的行列。特别是共产党员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连续发表了133篇各式文章，猛烈抨击段祺瑞政府，由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了京城。社会媒体轰轰烈烈的阵势，使段祺瑞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段政府最终以内阁总辞职下台，民间抗议声才渐渐平静下来。
那么，应该如何看待这一段历史呢?!
按照多年的思维定势，总觉得段的长跪和吃紊咱是一种“作秀”。尽管如此，又觉得，即便是“作秀”，在那种特定的环境里，是不是多少有利于缓和一触即发的官民对峙局面，总比警特密布，紧盯捂紧要强一些。
也许我太天真，太善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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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里有没有妇女解放？
天国女兵
五十年代前期，在一片美化、歌颂太平军的时尚中，有的论文竟说：“太平天国妇女的解放是人类史上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为了论证这一观点；不惜采取非学术的办法，给古人扣政治帽子。将清代记述太平军对待妇女之暴虐者，称为“站在满清反动统治立场的地主阶级分子”，或干脆称为“反革命分子”。看来，不但是要以此抹煞他们记述的史料，也要使当代学人望而却步。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印象还恍如昨日。而且，后来的“太平天国”论著，似乎很少有专文专章谈论妇女问题；因作此文，简约说说太平军造反时妇女的境况。我想，这是一个不应当被遗忘更不应当被浪漫化的世界。
太平军造反之初，为断绝参加者的后路，财产充公，房屋烧掉，全家参加，自然连同母妻姐妹女儿。于是，男人就都无后顾之忧，个个成了过河卒子；
女人也参加，既可增加兵员，扩大声势，又可作为人质；家人之间形成连环保，男人出问题找你家女人算账，妇人出问题找你家男人算账；人们的前途，就只能是胜
利或者战死。当时就有人看出这一点，认为“计谋。甚深”。
男女都参加造反军，如无得力措施，不但有许多婆婆妈妈的事，两性关系也是个难题。然而，洪秀全等首领早就想好了一套办法。在宣传的基础上严
格实行男女隔离。他所作的《原道救世歌》说：“第一不正淫为首，人变为娇天最嗔。”《天条诗》说得更详细具体：“第七天条：不好奸邪淫乱……男有男行，女
有女行，不得混杂。凡男人女人奸淫者名为变怪，最大犯天条。”所谓“淫”、“淫乱”、“奸淫”，是指一般的男女肉体关系，主要是针对夫妻间通常的做爱。所
以，在《禁律》中就规定：“凡夫妻私犯天条者，男女皆斩。”如果夫妻之外，男女爱悦而性交，斩首更是不在话下。当然，主要还是靠男女隔离的办法，也就是“
男有男行，女有女行”，将男女完全分开，釜底抽薪，最大限度减少“犯天条”的可能。不但夫妻之间不能有“奸淫”一性生活，即使是丈夫探看妻子，儿子探望母
亲，也“只宜在门首问答，相隔数武(步)之地，声音务要响亮”。
如果说，在战争中，在军队里，男女分开、夫妻隔离是不得已的办法，有其合理和必要的成分，那么占领南京以后，应该结束了吧。实际上，洪秀全
等人也曾许诺老部下，到定都以后就准许夫妻、家人团聚。可是，1853年3月定都南京了，不但军中仍然男女分开，而且将整个南京变成大军营，原来南京的男
女居民，也统统实行军事化；分别编人男营、女营。未几，女营改称女馆，仍按军事化编制，集中居住，由洪秀全的亲信蒙得恩统管。下面的官员每日三次，向蒙得
恩汇报并听取命令。少数有技艺的、美貌的女性，分配到锦绣营，去做袍服、被帐、王府的装饰，自然属于美差。没有技艺的，不但要从事运粮、背煤、割麦、割
稻、伐木、砍竹，还要被抽调去筑营垒、挖沟壕、参与建造天王府和东王府，又要守卡、巡更，甚至到城外去冲击清军。简单说来，由于城里女人比男人多，通常只
由青壮男人干的沉重艰辛的劳作，大多由女人承担了。有时，不但要做后勤和警备，还要直接参与冲击城外的清兵。当然，这些全都是在男人指挥下进行的。广西山
区农村妇女，本来多数是天足，并不是太平军“革命”的结果，到南京后，当地原来裹小足的，一律限令放开。这当然是—种生理上的解放。但强迫命令则是心理上
的伤害。尤其值得注意的；这种强迫命令的目的，是为了加重对女人的奴役，让她们去从事男人才能承受的苦力。如果谁在超负荷的服役中胆敢发牢骚，那就被说是
“变妖”了，监督。的小头目听见或有人举报，就会立即被斩首；像踩死一只蚂蚁那样平常。在天王府里当差的妇女，也不见得比外边好多少。平时，就经常要在洪秀全直接监督下从事沉重的劳役。即使下雨或冬日霜雪共寒，也仍然要赤脚凿地挖塘，不准休息。稍不如意，就被毒打一顿。被认为犯罪，就拉出去杀掉。弄得连杨秀清都很不以为然。
太平军攻占南京之前，有少数女性还出头露面，在军中较为活跃。但在洪秀全心目中，女性不过是从屑于男人的低级人种或两脚工具。连被他认作干妹
的洪宣娇，都只是作为造反需要的工具和诱饵。洪宜娇原是“绳伎”——走绳子卖艺的女人，长得好看，走江湖见过世面。洪秀全觉得对：他造反很有用，就让她改
为同姓，认为干妹。一则让她嫁绐萧朝贵，搞“政治婚姻”，给萧朝贵这个勇悍不驯的烈马套上络头。二则用来号召；蒙骗妇女参加造反。三则用来出面指挥、管束
被蒙骗、裹胁而参加造反的女兵、女将。果然都很起作用。到了南京，在给她当过唯一的一次女科考试主持之后，便按照“男理外事，女理内事”的方针，让她作为
西王娘关在府里，女营和女馆也用男人去统辖。连她到天王府也有很多严厉限制，并且绝对不准任何妻妾同她谈话，否则便是“藏奸瞒天罪难饶”。像洪宜娇这样多
少有点人身自由的妇女，
在南京城里是极个别的例外。天地会参加太平军的女将苏三娘，在攻占南京时带—批亲随女兵在街上风光了一番，被当时及后来的人写了又写，但此时妇女在太平军
中已经落令，她只能带着老部下去打镇江(一说扬州)，给时人留下“八百女兵都赤脚”的谈资，从此销声匿迹——或者战死，或者退出军政舞台。太平军初起，曾
有“男学冯云山，女学胡九妹”、的口号。这个被树为榜样的胡九妹，年过五十，随JL子造反，曾任女军帅。到南京后任东殿女丞相。要知道，这女丞相同男人当
丞相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不过是领头羊罢了。所以，再也投有什么作为和音息。历来被各种人大做文章的傅善祥，”因女子考试获第一名，被杨秀清任命为东王府内
簿书，专司代杨批答文书；—同时又成为杨的情妇‘凭着她的特殊身份，对杨掌权处事自然有影响，也卷入高层的权力斗争。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历代都有得
宠的嫔妃；勾结大臣，干预朝政。杨秀清是实际上掌权者，傅善祥可视为并肩王宠妃，她的干政不过是历史故事的重演，不能说是太平军特有的“妇女解放”。比起
北京皇宫里那位不久之后成为慈禧太后的叶赫那拉氏，傅善祥的在权力中心起过的一些作用，实在算不了什么。除了傅善祥，就不再知道有其他女性担任过什么重要
职务，也不再有女子考试之事。这场被反复渲染的女子考试，实际上只不过是为杨秀清找女秘书而已。至于在嘉定、上海活动的女将周秀英，只因她所属的小刀会名
义上依附太平军而已，实际上完全没有关系。所谓“最先进的妇女解放运动”，可以做文章的大约就这么些。
定都南京之后，洪秀全一直不让夫妻团聚，甚至高干也不行。冬宫又正丞相陈宗扬，夫妻同宿，两人一同被斩首。镇国侯、秋官正丞相卢贤拔，与其妻团聚两天，被人揭发；因杨秀清力保他，才从宽发落，革爵治罪。没有官邸、没有私房的官员和军民连“犯天条” 的可能也没有。被剥夺了做妻子、做母亲、做女儿、做姐妹权利的妇女, 人性被彻底囚禁, 还有什么人权可言？
不得“ 奸淫” , 并不是对所有的人。诸王就可以例外。尤其是洪秀全本人, 尽可纵欲。还没有公开造反, 就有妻妾十余人。打进南京之前, 已经有妻妾三十六人（他自己一律称之为妻）。到南京以后,蒙得恩注意为他选美, 每逢他生日就送上美女六人。不止从南京选, 还从江苏其他占领区先选拔年轻美女到南京备作候选者。所以, 外国人到过南京的, 都觉得南京美女多。到1864年, 他儿子洪天贵福被俘后在供词中说,洪秀全共有八十八个妻妾（一说有一百零八个）。有些学者, 极力说洪秀全生活如何严肃, 如何“ 力戒奸淫’ 。每读书至此,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其实, 在洪秀全看来, 众多妻妾以供尽情纵欲, 是他做天王应有的一项重要享受。那么多的妻妾, 只做他尽情发泄性欲的驯服工具。所以, 她们没有级称, 不用名字,而是数字化地依次编个号码, 比如第三十妻、第八十一妻。这可能是中外后宫史无前例的“革命”创举。如同有的极权国家监狱里的犯人, 只是这些妻妾有吃有穿罢了。他对这些女人, 比历代帝王之于嫔妃, 要严酷得不可比拟。他一生气, 可以不管小老婆怀孕, 将她踢打得流产。不但妻妾越来越多, 宫女也很多, 一种比较可信的说法是总共一千余人。这些宫女, 在他心目中,更是等而下之。除了服侍他和他的妻妾之外, 在他心目中也是发泄性欲的备用工具。有一些人待了十年, 竟没有福气看到他老人家一眼。
反人性的夫妻隔离, 弄得人心涣散。陈宗扬、卢贤拔“ 犯天条” 受惩办之后, 有的大官借到外地出差之便而潜逃, 引起洪秀全的注意。洪秀全的亲信、主管女馆的蒙得恩也“犯天条” , 使他不得不考虑停止夫妻隔离。粮食统一供应的困难, 促使他下这个决心。先是在1854年12月开始松动, 让蒙得恩等几个高官在女营选美女多人为妻妾。继而在1855年春全面放开, 准许夫妻同住、青年男女婚配。但有两条原则。一是“大员妻不止, 无职之人只娶一妻”,就是官员可以有很多妻妾, 不做官的只许一个妻子, 在婚姻问题上全面实行官民差别和多妻制。二是,婚姻由男女“媒官”主持分配, 十五至五十岁均在分配范围内。这种“媒官” 的乱点鸳鸯谱, 造成许多崎形配偶, 比起“父母之命, 媒灼之言”倒退了不知多少, 但比起绝对禁止婚配却已经是一个进步——洪、杨为了稳住军事统治而做的让步, 导致濒临灭绝的人权走向复苏的进步。
但是, 这并不意味着全面废止男女隔离的方针，在新占领区仍然实行。而且，即使准许婚娶的南京, 仍然要“妈别崽、姊别弟、哥别妹、嫂别叔、哥别婶、爹别媳、孙别婆、男别女”。就连幼天王洪天贵福, 九岁之后, 就不准与母亲姐妹见面。其他军民, 可想而知。从女性来说, 也还是剥夺了她们做女儿、做姐妹、做嫂嫂、做儿媳的基本人权。在亲属关系中女人也只能处于最卑徽、最被动、动辄得咎的地位。早在1851年他登基之年起, 连续三年“旨准镌刻颁行”的《幼学诗》, 在“子道”中写着“子道刑于妻……妇言终莫听” , 也就是说, 妻子的话一概听不得, 如果妻子与父母有矛盾那就要给妻子以刑罚。“妻道” 里又写道“ 妻道在三从, 无违尔夫主，牝鸡若司晨, 自求家道苦”。 强调女人必须顺从男人, 妻子必须顺从丈夫，否则就要给家庭闯祸。“女道”还写道“女道总宜贞, 男人近不应。幽闲端位内, 从此兆祥祯。” 叫姑娘不能同男人接近, 像棵草一样悄悄地活着, 让男人来安排你的一生。这么一些教条, 在夫妻隔离解禁之后, 成为对待妇女的指导思想。
1857年, 他觉得还应该有比《幼学诗》更具体、更周密的规定。于是,在《天父诗》中, 除了重申君权、夫权、男权, 比如“生杀由天子” , “只有媳错无爷错, 只有婶错无哥错” 外,对宫中所有妇女, 包括妻妾与宫女,还订了一个“十该打” 的条规：“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静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唤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喜欢八该打。眼左望右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不知古今有哪个酋长、奴隶主、邪教主如此对待妇女？在这种条规管束下的妇女, 过得哪是人的生活？所以, 每逢诸王选美的时候, 都搞得全城骚然。先是下令所有妇女集中听“讲道理”，“一个不至, 全家斩首”。被选中的人,“碰死者有之, 卧地不行甘为宰割者有之, 鞭仆胁行痛哭者有之”。这种场面, 使人想起被拉进屠坊的猪羊。
1861年, 有个英国军官, 由洋牧师、太平军洋务丞相罗孝全安排, 在南京作短期考察,就听说：不久前, “有两妇人私相诽谤政府, 而自叹现在生活之痛苦远不及从前之自由安乐。讵料偶语被人听闻, 一经报告, 两妇立即被斩首” 。这两个妇女, 如果是清政府官员家属, 是不会等到太平军占领南京多年之后, 才因偶语而被杀的。作为两个普通妇女, 在清政府统治下, 不可能有什么人间天堂。只是一经与太平军的统治比较, 就觉得那是相当“ 自由安乐” 了。一般妇女能在心里比较, 可见洪秀全的愚民政策并非万应灵药。明知说出来危险, 还是禁不住说了, 可见镇压也还不能实现舆论一律。这两个妇女和其他许多无头尸体, 倒是用生命来证明“地上天堂”中的妇女“解放”是怎么回事。
野史笔记中还有不少关于妇女的记录。最多是记述被奴役、被蹂躏妇女的命运, 以及她们各式各样的抗争。由于独特的时代背景, 空前残酷的迫害, 不少人物、事件,比以前的小说、戏曲, 更为曲折、丰富、扣人心弦。她们的勇烈, 反映了人性与兽性、传统道德与洪氏教条的对立。关于洪宣娇、傅善祥二人与杨秀清的三角关系的记述也相当多。洪宜娇与杨秀清有不正常关系, 傅善祥是杨秀清的秘书兼情妇, 这在当时是公开的秘密。这样就会有许多小道消息、民间传说。争风吃醋、勾心斗角、性格冲突常常扭结一起。尽管有尖锐的矛盾乃至水火不相容, 但她们都是被利用、被玩弄、被损害者。最后, 傅善祥在内讧中被杀， 洪宣娇在内江后由于强烈的幻灭感而离开西王府, 彻底销声匿迹, 不知所终。这样一些记载, 自然会有一些细节、情节来自写作者的想象、推理, 还难免有某些欠确切乃至失实的传闻, 但从总体上看来, 是和这个时代的基本面目、本质真实和人物各自的性格逻辑一致或者吻合的。比起将历史“颠倒”为能事的历史论著和“历史正剧”, 野史笔记应当受到充分重视。它们不仅提供了不少可信、可参考的史料, 而且让人看到所谓正说中的惊人的异化。
“天堂”中妇女的遭遇, 比以前的封建压迫不知要惨多少倍, 比监狱里的囚徒也要受更多的强制与磨难。这是洪秀全反人性、反人类本质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方面。在妇女普遍地觉得活着比死还苦还难的年代, 历史展示了暴君加邪教主在罪恶的路上走得多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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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在1970年读小学一年级报名时，只须向学校交三毛钱（0.3元），当时只需交纳书籍费，没有学杂费，是真正的“一费制”。待到开学发书时，两门教材《语文》、《算术》的定价相加也只有两毛八分钱（0.28元），当初报名时多交的贰分钱还是被老师退给了每一个同学。0.28元就是当时整个一学期的费用，当时小麦的市场价是：0.35元／市斤。也就是说，农民只需要卖掉八两（0.8市斤）小麦就足够了。
让我们再看看当时其它内容的一些消费情况：柴油机灌溉或拖拉机耕地所需的柴油价格，每市斤是八分钱（0.08元），也就是说“1市斤小麦”就可以换来“4.38市斤柴油”；当时的公共汽车每次收费是伍分钱，也就是说卖掉“壹市斤小麦”的钱可以乘坐“柒次公共汽车”；当时的公园很多都免费，收费公园的门票也不会超过伍分钱；当时在电影院看电影，一张电影票只需“壹角钱”，也就是说农民卖掉“壹市斤小麦”就可以去电影院“看3.8次电影”。
当时一个鸡蛋的市场价是肆分钱，有人曾粗略地估计说：家里养上一只老母鸡，老母鸡所下的鸡蛋足够供两个学生上学的费用。这话不无道理，我兄妹两人从小学到中学的费用，基本上就是靠我母亲所养的几只老母鸡下蛋，这些鸡蛋所换的钱，除了供我们兄妹上学外，还要供应家里的油盐酱醋茶之需。
再让我们看看改革开放后的今天农产品的价格，同上，看看卖掉一市斤小麦的钱都可以用来做什么？再看看养一只老母鸡可以供应几个学生上学？相信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一本帐，无须我再一一列举。通过比较，我们不难得出结论：究竟是谁在压低农产品的价格？！究竟是谁在牺牲农民的利益？！事情已经很明显了。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当时的农民虽然还须向国家交纳爱国粮，虽然还没有免交农业税，但是农民当时的生活负担要远比现在轻松得多！虽然当时的物质财富没有现在丰富，但是他们却是真正的国家主人翁！
从网上看，从周围人看，多数老百姓特别怀念毛泽东时代，认为毛泽东时代虽然“穷”，但感觉幸福、踏实，过得有奔头。这其中原因很多，有理想，人吃人、人剥削人的现象少，不受当官和有钱人的气，人人相对平等，但毛泽东时代的老百姓真的很“穷”吗？
40岁以上的人都经历过，那时的人们享受着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这些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以现在为参照，一个家庭的这三项福利是整个家庭除吃喝以外的总收入的2.8倍！
在毛泽东时代，城市人们享受公费医疗、义务教育和福利住房，其中义务教育中小学的学费很少，大学中专以上的学生不但学费由国家承担，每月有生活费，那么，这些无形的福利相当于今天的多少钱呢？我大概算了一下，可能不太准确，只供参考。
公费医疗：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人年均医疗消费支出为1434元，按平均每户4人计算（毛泽东时代一个孩子的很少），每户年均4302元，1964年人均寿命75.85岁，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为75.85×4320＝435046元。（参见＞＞链接）
义务教育：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户年均消费教育支出5510元（参见＞＞链接），每户一生平均支出相当于今天的5510×75.85＝417934元。
福利住房：80年代，中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由80年代初的3.6平方米，均价按3000元／m2（还不算维修等费用），每户一生按1.3套房子，户均1.3×3.6×4×3000＝56160元。
三项共折：435046＋4179345＋56160＝909140元！
也就是说，每户家庭一生所享受的这三项福利91万元！
家庭收入：以某市2004年为标准，每一就业者收入为10009元，剔除就业者生活费后，其年均节余5800元左右，每户家庭按1.6个就业者，每个就业者的平均工作时间为35年算，每户一生平均节余5800×1.6×35＝324800（元）。
每户家庭一生的三项福利是一生所攒钱的909140÷324800＝2.8倍，也就是说攒一辈子的钱还不够毛泽东时代的这三项福利！
毛泽东时代真得像有些人说得很穷吗？这么穷还让老百姓享受这么高的福利？
毛主席去世时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以上数据仅仅是家庭内的福利，还不算国家工业由一穷二白至第六工业强国，什么二弹一星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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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超级网友：太可怕了，中共势不可挡，台湾没救了
台湾网友ＹＳＴ发表文章：太可怕了，中共势不可挡，台湾没救了
最近有多篇文章讨论成龙对台湾的批评，跟着就发生邱议莹在立法院打了李庆华，最后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发表支持暴力的谈话使这个话题到达最高潮。这一切看起来都像是在为05月17日民进党筹划的大游行铺路。于是
YST也来谈谈这个话题。
（一）暴力传统
首先，本土台湾人有暴力倾向，这是有历史根源的。
十九世纪或更早以前去台湾的中国人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在家乡混不下去的边缘人，用 YST福建同学的父亲文绉绉的语言就是「不容于乡里之人」，用 YST的白话文就是「鸡鸣狗盗之徒」，暴力对他们而言属于家常便饭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他们一到台湾就展开杀番抢田，然后是闽客械斗，接着是泉漳械斗。这是本土台湾人的暴力传统。
（二）暴力思想
本土台湾人的暴力无法根绝，原因出在暴力思想深植人心。
如果用福佬做为本土台湾人的代表，那么四百年来运用暴力取得生活优势是非常成功的，暴力思想很自然地就深植人心。
远的不说，我们就看民进党成立后的这23年，尤其是台湾开始人民直选总统的13年。台湾已经完全进入议会政治，暴力诉求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国民党有很多缺点，当年雷震办「自由中国」杂志，几篇评论中华民国的文章出版以后，国民党马上就坐不住了，可见文化论述的力量是如何之大。
在李登辉执政以后，威权时代已成过去的历史，本土台湾人也一再夸耀台湾进入了民主时代。但是为什么民进党却越来越诉诸暴力呢？原因就是他们在文化上不如外省人，在法理上无法奠定台湾独立的基础，本土台湾人找不出雷震这样的人物，所以还是要诉诸暴力。除非民进党在文化上有所长进，能出一个跟雷震同等级的人物，否则暴力思想是不可能停止的。
暴力思想的显现只有两种形式：语言暴力与行动暴力。
（三）语言暴力
这次蔡英文以民进党主席的身分谴责李庆华的语言暴力并且以此合理化邱议莹的行动暴力。蔡英文的说法与事实完全不符。实况录像的回放告诉观众语言暴力是由邱议莹粗鲁地阻止和不断干扰李庆华发言开始的。
邱议莹这种泼妇式的表演并不是本文主要探讨的对象，因为缺乏分析的价值。这种粗暴的语言和打人恶习就连普通人都可以立刻看出来邱议莹是使用粗鲁的打闹来博取新闻版面，对错一目了然。只有胡忠信这种台独名嘴故意在电视上打迷糊仗，比喻邱王二人是面粉师父和清烟囱的工人打架变成黑白不分，这是什么不伦不类、乱七八糟的比喻？然后胡忠信各打五十大板，把民进党的过错非常不技巧地掩饰和掠过，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在搞鬼。
胡忠信的发言最能代表电视名嘴的无耻，为了讨好观众而混淆黑白。想想看，胡忠信是靠上电视混饭吃的，他能得罪占绝大多数的本土观众吗？这就是职业评论家的可悲。
YST 想论述的是一种比邱议莹骂街式的暴力更细致、更诡异、更精明的语言暴力。民进党是台湾政坛语言暴力的始作俑者。YST举两个非常细致的例子。
１. 用台湾米和台湾水来攻击外省人
本土台湾人说外省人吃了台湾米、喝了台湾水还不会讲台语（其实是闽南语），所以不爱台湾。这是天大的笑话，但是台湾人说得脸不红心不跳。
这个暴力语言不知道是谁发明的，它简短、有力、形象、容易懂、欺骗性很高、但不容易解释清楚，于是造成了巨大的成功。
这个非常暴力的语言流行了很多年，外省人都忍受了，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林全。林全是陈水扁提名的财政部长，他在立法院备询的时候就遭到一位本土女立委的质询，因为林全不会说闽南语，就被这位女立委用「吃了台湾米、喝了台湾水还不会讲台语，你不爱台湾」羞辱一番。堂堂一位学者，林全在一旁干站着、听训、陪笑脸，把外省人的脸都丢光了。林全的忍辱造成本土台湾人更大的嚣张和更大的语言暴力。
回顾历史，外省人是带了大陆大量的黄金和国宝来台湾的，没有白吃台湾米，也没有白喝台湾水。政府的黄金和国宝不说，YST认识的外省家庭绝大多数当年来台湾的时候都带有黄金，你想的不错，还真是吃吃喝喝用掉了，没用来置产。当时的台湾人被日本搜刮得一贫如洗，如果没有外省人带来的大量黄金，新台币如何发行？哪有台湾后来的繁荣经济？台湾人是怎么说话的？
说到吃台湾米，外省人打败日本人才把台湾人从吃蕃薯的日本殖民变为吃大米的中国公民，所以如果没有外省人赶走日本人，台湾人也吃不到台湾米。
至于台湾水，是老天爷赏赐的，跟福佬人没有什么关系。福佬人把天下雨也揽成自己的功劳，这种话也说得出口，脸皮不是一般的厚。
更进一步说，外省人来台湾是以战胜国的身分来接收的，是货真价实的高级外省人，我们是二次大战的胜利者，能不高级吗？当然比战败的日本人高级多了，这一点大家心里都明白。管碧玲也好、邱议莹也罢，心理不平衡是真的（她们心仪的日本人被她们认为低级的外省人打败），但是她们除了掌掴外省人出气，心里深处是明白的，因为面对历史事实不服也不行。这就是本土台湾人可悲的地方，他们必须用粗鲁的方式来掩盖心中的自卑。
台湾人最缺乏的就是健康的心理建设。管碧玲、邱议莹、蔡英文的表演只会把台湾带入更深的沈沦。
大家心里都明白，外省人是从日本人手上接收台湾，不是从台湾人手上接收。台湾人从来没有拥有过台湾。
台湾人不劳而获从殖民变公民，能不惭愧吗？
台湾人帮助日本人打仗打输了，却反而上升为一等公民，可以吃大米饭，可以读法律系，面对外省人能不自卑吗？
本土台湾人面对过去不光彩的历史心中五味杂陈，心理非常复杂，心态非常不平衡。他们要求尊严但本身不具学养，他们要求权力但本身又拿不出实力，他们能不走旁门左道运用语言暴力吗？
２. 「台湾之子」的头衔
「台湾之子」的头衔是台独胡忠信发明的，他用这四个字作书名为陈水扁2000年的总统选举争取选票。今天名嘴胡忠信在电视上谴责语言暴力，其实十年前他写「台湾之子」这本书粗暴地把台湾和陈水扁绑在一起歧视另外两个候选人连战和宋楚瑜，这是一种更厉害和更严重的语言暴力。
胡忠信的暴力语言是强奸台湾。大家很清楚，连战的妈妈是外省人，这种台湾人台语称为“半山”；宋楚瑜这个湖南骡子就更不用说了，连台湾的远房表哥都没有资格；只有陈水扁是纯种的台湾人。宣扬「台湾之子」和强调「台湾总统」（注意，不是中华民国总统）做出巧妙的呼应和配合构成选战主轴。台湾人的聪明果然不是盖的。
「台湾之子」不但是暴力语言，而且是非常可恶与荒谬的暴力语言，其技巧远比「外省猪滚回中国大陆」高明，其危害也远比一眼就看出的粗话大得多。如此技巧地强奸台湾达到政治目的真是聪明，怪不得胡忠信常说小学时他就做班长。
（四）行为暴力
单是暴力语言是不足以令对手退却的，以福佬为主的民进党非常清楚这一点。想想看，福佬如果只用语言暴力能令平埔族绝种吗？能把原住民变成高山族吗？能把客家人赶到丘陵地吗？
民进党的暴力是福佬性格的一部分，不可能改变的，除非福佬成为少数，这是因为历史上福佬的主要利益都是透过暴力取得。但是福佬绝不是民性强悍，福佬暴力成功的方式是以众欺寡，全凭人多势众，一旦成为少数或是面对强大力量便成为非常听话的顺民。这就是成龙说的「台湾需要管」。
在弱势族群面前特别耀武扬威的都是懦弱的人，福佬的民性其实是懦弱的，成不了大事。小岛上的小环境特别容易塑造出这种性格，王定宇就是最好的例子。外省人在这个小岛上到了第三代大多数也就是追打老人这点勇敢和出息了。
台湾政坛的语言暴力非但没有被惩罚而且还得到媒体的高曝光率和选票的回报，这就是台湾民性。政客食髓知味自然发展出种种暴力行为来博取新闻版面。立法院的语言暴力先上升到行为暴力（譬如陈水扁把国防预算书撕破丢到郝柏村面前，媒体播出后陈水扁立刻声名大噪成为台湾民众的英雄），最后上升到肢体冲突，这种发展非常自然。
（五）分析与结论
１. 什么人民选出什么代表
邱议莹在立法院打了李庆华以后，居然召开记者会封自己为「女王」，这是什么烂货？
林淑芬逮到机会也来声援邱议莹，说什么「呼群保义，争取国家的生存权」，还真能瞎扯。这是什么烂货？
邱议莹的确没有家教也的确是一个泼妇，李庆华对她的指责完全正确。她否认曾经对费鸿泰比中指，号称如果不能指出是那一年那一天就要对评论者杨文嘉提出控告。结果电视台找出2009年02月20日立法院院会的录像带，证明邱议莹的的确确比了中指。邱议莹说谎当吃白菜，理不直气壮，不但是一个没有家教（比中指）的泼妇（打人），而且是台湾的垃圾（忝不知耻还咄咄逼人的说谎者）。
邱议莹是低级本土台湾人的代表。但是屏东选民就这水平，只要她能选上，你能拿她怎样？
２. 民进党既不民主也没有进步
邱议莹的低级和暴力本来顶多只代表屏东乡亲，不过由于蔡英文力挺邱议莹，这个低级和暴力就代表整个民进党了。
前几天蔡英文语带威胁地说 517的游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譬如烧掉机场和总统府，就像泰国的红衫军。这个愚蠢的女人直接证实民进党的暴力本质。我们等着看民进党的表演，有种说到就做到。
04月28日民进党台北市党部通过欢迎陈水扁回民进党的议案，次日入党申请书送到看守所，陈水扁也欣然同意签了字。这件事非常有趣，它告诉我们这就是政治。
政治是没有是非的，只有利害。民进党的政客们眼睛看的不是陈水扁的贪污弊案，而是陈水扁天文数字的钱财和他的群众魅力为自己带来的机会，其它的事情并不重要。很多电视名嘴都说陈水扁已经走入历史，我看未必。如果陈水扁真的有上百亿的钱在国外，如果他很快就被放出来，他就有能力在台湾呼风唤雨。看看柯建铭、高志鹏这些扁系立委的嘴脸就知道了。
民进党并不以人民为主，又失去了创党的理想，现在有的抱住发臭而多金的陈水扁不放，有的公开支持陈水扁，大部分党员对陈水扁沉默，就是没有任何高层人士敢站出来主张党和陈水扁做切割。民进党成了独裁退步党，或者更确切的说，聚众枪钱党。
３. 台湾将在下一波的工业升级被边缘化
政治率领一切，政治一乱，什么都完了。福佬人主导的“民主政治”摧毁了台湾所有的秩序和伦理，换来了莫名其妙的「转型正义」。李登辉为了夺权引进了黑道，陈水扁为了抢钱破坏了一切。台湾从教育到军队全都乱了套。
台湾的民性把台湾的民主玩成国际笑话，台湾的政治成为一出又一出的闹剧，引人发笑却沾沾自喜、自鸣得意、夸耀这是“民主自由”。这些都不打紧，重要的是，经济下滑以后日子怎么过？
台湾有种就不要去求“不民主又不自由”的大陆任何施舍。
两蒋时代外省人为台湾打下的那点底子和累积的家当早就被本土政客败光了，而新的挑战本土台湾人根本没有应付的能力，什么「台湾研发、大陆制造」的鬼话自己都不相信。
想想看，大陆瞄准的是航空母舰、导航卫星、先进战机、大型客机、核动力潜艇这种层级的科学与技术，立足自力更生，重点是全面带动基础工业和系统整合，目标是赶超美欧最先进的国家。
YST 为什么要特别提这些大型军事科研项目呢？因为军事科技是买不到核心技术的，大陆能够发展出一流的军事科技就证明它拥有一流的核心技术。我们举例说明。
导航卫星中最核心的技术就是原子钟，先进国家不会卖给你的。大陆已经开始发射第二代的北斗导航卫星系统（04月15日发射的是第二颗，总共至少25颗，四颗同步轨道、九颗高轨道、12颗中轨道，2015年以前完成，全球覆盖），它的定位精度达到0.5米高于美国现在的GPS系统。中共为什么有这个能力？因为大陆的铷原子钟（rubidium atomic clock）已经研发成功，它的精确度每年误差小于 3 x 10**(-10) 秒（10兆分之３秒／年）。
能够研发出如此精确的钟而且重量和体积小到能放在卫星上，钟上的电子设备能长期经受太空中的高强度辐射和频繁又巨大的温度变化，这种能力就是高科技，真正的高科技。它不但需要先进的电子工业，还要求在基础科学的研究上具有深厚的、累积性的知识。后者比前者的功夫深。
吕秀莲不是口口声声「台湾研发、大陆制造」吗？台湾研发一个原子钟给大陆制造看看。
一个国家的科技能力如果能研发出卫星用的原子钟，台湾那点电子产业还看在眼里吗？
台独政客和电视名嘴缺乏基础知识，成天胡说八道，吹嘘台湾的高科技同时看轻大陆，这些人既看不清世界也不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
台湾所谓的高科技只有几个小项目，譬如信息科技、半导体和面板。
一个小岛资源有限，集中精力在几个小项目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绝大部分的技术是从国外买来的、即将被淘汰的生产专利，台湾本身没有任何核心技术。
没有任何核心技术也没有什么关系，问题是台湾科技界没有赶超的实力和决心。
没有赶超的实力和决心也没有关系，问题是台湾不肯接受两岸科技研发的落差而胡说八道、自欺欺人，企图误导台湾人民获取政治利益。
台湾草包政客在美日面前卑微，在大陆面前自大，说话没知识、做事没大脑，大言不惭，自欺欺人，贻笑大方。上面这些致命的毛病，本土政客有哪一个例外？
大陆对韩国不过几十亿美元的出超一再交涉，对台湾六、七百亿美元的出超装看不见。台湾人真以为自己比韩国厉害吗？
前些日子还有台独名嘴在电视上鼓吹「台湾人买台湾货」。看到没有？这就是台独人士爱台湾。台湾人玩保护主义是最可笑的。台湾是出口经济，如果大陆对台湾报复，台湾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由于军事上的要求，大陆在高科技上的发展不但会加速而且是全面的。台湾如果不寻求与大陆合作，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将会越走越窄。
高科技产业的特性就是周期短，譬如生物医药的周期大约是10年，电子类就更短了。台湾将在下一波的工业升级被大陆边缘化。
４. 台湾的沈沦神仙也救不了
蔡英文尤其是典型的愚蠢，草包中的草包。
民进党 517示威游行的口号是「呛马保台」。
民进党唱「保台」是老调，更是笑话。民进党八年主政，花钱买官被民进党政府拔擢晋升的大批将领是目前国军的主流，这些将军如何保台？
民进党呛马英九是无能呛低能。蔡英文要把马英九拉下马是不可能的。
马英九是台湾政坛的幸运儿，时也、运也、命也，是台湾小岛上的廖化。马英九固然是绣花枕头，民进党却是发臭的破枕头。谁呛谁？
马英九只要防止国民党内任何有一点能力的人冒出头，2012年连任就没有问题。这应该是马英九最近想兼任国民党主席的主要原因。马英九治国虽然低能，算计政治对手还是挺用心的。
YST 不大评论台湾的政治，因为无论台湾的政坛吵闹得如何轰轰烈烈都是茶壶里的风暴。
台湾的沈沦神仙也救不了。这没什么不好。台湾过去能够超越大陆是大批外省精英硬撑出来的，加上西方国家联合对大陆禁运，这不可能是常态。台湾从来就不是中国的核心，现在开始被边缘化不过是回归天命，一个边陲小岛的天命。
５. 台湾的贪污现象会恶化
任何政府的沈沦首先出现的现象就是贪污，这是毫无疑问的，台湾不可能例外。
今年４月８日香港的「亚洲政经风险顾问公司」（PERC）针对亚洲十七个地区的贪污程度作出报告，外商眼中亚洲经济体清廉度的排名以新加坡为首，香港次之，．．．，中国大陆第八名，台湾第九名，．．．，然后柬埔寨第15名，泰国第16名，印度尼西亚第17名，排在最尾端。
这下不得了啦，台湾的政府居然比大陆政府更贪腐，台湾输谁都可以就是不能输给大陆。电视名嘴们不相信这个评论和排名，认为不公平。马英九举行记者招待会表示痛心疾首。
YST 不想在排名上作评论，准备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的贪腐现象。贪污程度最关键的区分点在有没有制度化，不在排名。我认为台湾贪污的现象虽然严重，但是还没有到达制度化的程度，大陆也没有，所以都还有药可救。印度尼西亚的贪污已经制度化了，属于无药可救。
今天台湾政府贪污的程度是不是比大陆好并不是关键，关键是在贪污的原因会不会消除。
YST 的回答是不会，不但不会，而且会扩大。
台湾的贪污最根本和最主要的原因是政党失去理想。
想想看，一个没有理想的政党除了捞钱还能追求什么？
马英九的国民党是没有理想的，「不统不独不武」代表的是没有目标和没有希望的苟延残喘，这跟民进党玩假的台湾独立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别。
所以未来不论是国民党执政还是民进党执政都不能消除贪污的原因，而台湾经济不可遏止的下滑将增强官员贪污的动机，导致贪污现象的恶化。
记者会上，马英九标榜自己清廉，这是远远不够的。马英九最令人看轻的地方就是当他的团队被批评的时候，他标榜自己是好样的、清白的、杰出的。马英九只想到他自己，根本没有做一个领导人的质量。
想想看，清廉是为民服务应有的本份，只能不扣分而不能加分，吹嘘什么？
如果本身不贪污就足够成为一个好总统，这总统也太好做了吧？
身为中华民国的总统，马英九必须具备的条件是要能够inspire全国人民，最低的标准至少也要能够inspire那些为他工作的政府官员，要让他们感受到政府努力的目标是甚么，要让他们看到希望。马英九做到了吗？
事实上，马英九把主要精力放在连任上，这是为他一人打算。这算甚么？马英九的量就只有这么大，这是他的个性，不会变的。
想想看，你马英九成天打你的小算盘，难道我就不会打我的小算盘吗？
６. 两岸统一之势不可挡
台湾的边缘化在两岸同时加入 WTO的时候就很明显了。如果你在全球金融风暴后还看不出来，那就太迟钝了。几年前 YST就说过，「上海世界博览会」过后，所谓「台湾经验」将一文不值。
台湾经济的边缘化并不足以构成两岸的统一，军事手段是必不可少的。
今年04月23日胡锦涛主席亲自检阅在青岛举行庆祝人民海军60周年的海上阅兵大典，再笨的台独政客也知道这不是甚么好兆头。今天的人民海军已经不是５０年代的吴下阿蒙，而是除了航空母舰具备一切装备的一流海上力量。受阅的中共舰队以 092型第一代战略核潜艇做前导，最新的 094型第二代战略核潜艇不参加阅兵，不但隐藏实力，而且不让西方国家有机会窃取水声指纹，非常聪明。
台湾人夸耀的「第一岛链封锁大陆」早已成为笑话。今天第一岛链不被中共舰队夷为平地就谢天谢地了。根据中共海军的后续发展，YST 估计美国海军会在未来10年内承认人民海军在东海和南海的势力范围。
列强互相试探实力然后调整势力范围，除非核心利益受到侵犯，都会尽量避免真出手导致伤筋动骨。这就叫斗而不破，列强之间的斗争就是这么回事。
台湾问题在中国弱的时候是国际问题。一旦中国崛起，台湾问题就是内政问题了。这一切的发展都是以中美力量的消长和对比为判断标准，台湾本身不在这个方程式里。从军事观点来看，台湾问题拖不过2020年。
７. 台湾政治将进入抢钱时期
两岸统一之势不可挡，YST 相信现在大部分的台湾政客也都看出来了。但是越在这个时候政客们越不能松口，越要高唱保台，因为只要一松口就决堤了。这一点国民党与民进党利害一致而且有共识。
目前台湾的政争不是什么蓝绿之争，其实是抢钱之争。在面对国家快完的时候，贪污是很难阻止的。
不要笑，是的，陈水扁是很多台湾政客羡慕的对象，他是历史上捞钱最多的中华民国总统，而且绝大部分都放在国外最安全的地方。那些对陈水扁说「穷得只剩下钱」的人很多是酸葡萄。事实上有非常多的政客羡慕他，这是为什么陈水扁的贪污弊案很难办。大家看看立法院的「阳光法案」拖了那么久，最后通过一个有很大解释漏洞的版本就知道个中奥妙了。台湾从政府官员到民意代表都没有肃贪的决心。
想想看，独立无望，统一却在望，会发生什么？这都想不通就看看南越。
说得更白一点，台海战争是用不上航空母舰的。但是航空母舰具有很大的象征意义，它是震撼人心的。中共航空母舰出现的时候就是台湾政权开始倒数的日子，因为美国已经管不了了。政客再笨消息也比一般百姓灵通，历史上政权快亡时，政客都是一面加强宣传蒙住老百姓，一面自己抢先做安排。没看到陈水扁安排得多好啊！能不羡慕吗？
台湾的政治在不远的将来会进入抢钱时期。
电视上的名嘴们不要说大话，贪不到钱的才会要求通过没有遮掩的、像撒哈拉沙漠的「阳光法案」。人不自私天诛地灭，这都什么时候了，政客有谁愿意断自己的财路？
马英九下令三个月内肃贪见成效，这种命令必定无功而返。这是政客宣示作态给选民看的。马英九若是真有决心肃贪，陈聪明早就滚蛋，陈致中早就被羁押了。
政客们其实都打着和陈水扁同样的算盘，一个简单的从政三部曲：
1. 叫任何口号，只要上台就好；
2. 上台后尽量捞一把，然后走人；
3. 拖一天是一天，最后把烂摊子丢给大陆收拾就是了，有什么好怕的？
台湾政坛一切向钱看。想一想，台中市和台北县吵着要升为直辖市，说穿了还不就是为了一个「钱」字。民进党在野尚未满一年，现在就饿慌了，急急忙忙在缺乏基础的情况下也要走上街头。没有谁是傻瓜，国有资产在减少，台湾所剩的日子也不多了，台湾政客绝不会放弃最后一刻捞钱的时间和最后一滴油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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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位于世界历史文化名城西安，是一所中央与地方共建、由陕西省人民政府主管的高等政法院校。学校立足陕西、面向西北、服务全国，在长期的办学实践中，为国家，特别是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民主法制建设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成为一所法学特色鲜明，哲学、经济、管理、文学等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
附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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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杂谈』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抗议陕西申博评审“暗箱操作”
西北政法大学教授抗议陕西申博评审“暗箱操作”
20日，西北政法大学数十名教授、学生发出呼吁，抗议几天前由陕西省学位办组织的申博评审中可能存在的“暗箱操作”、程序以及结果严重不公的现象。
西北政法大学曾是司法部直属的5所政法高校之一，承担着几乎整个大西北的法学建设以及司法官队伍建设的重要使命。近年来，学校通过更名大学、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合作进行法学教学改革等努力，使得办学水平以及知名度等不断提升。但因多种原因，法学教育功底颇为深厚的西北政法，多次与博士点失之交臂，此次申请博士点是国家相关政策调整后的最后机会（国家在2015年前将不再进行博士点评审），西北政法本来是志在必得，不料却遭遇“暗算”，莫名其妙地“出局”。
“此次评审的程序完全不透明，事先对各竞争大学的实力情况没有任何公示。而21名专家的遴选标准、遴选程序等，也没有任何通告。且有证据表明，事先某大学竟然拿到了专家名单，而西北政法大学却完全蒙在鼓里！”法制史专家、西北政法大学科研处处长汪世荣教授愤怒地说。“在裁决一所大学的命运时，怎么能如同儿戏！”
“西北政法就这样被判处了死刑！一所大学试图立足西北、建设国内一流法学研究基地的理想，就这样被活生生地掐灭了。”西北政法大学一位青年教师这样哀叹。
“曾出产‘周老虎’的陕西，在人文法治建设方面相对落后，依法行政的理念还很缺乏。而西北政法的存在是陕西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幸运，因为一所法科大学所具有的人文法律素养以及基础研究对这个地方的法治进行是非常重要的。但这次申博失利，将导致西北政法一蹶不振，接下来人才流失、法学教育研究萎缩都是意料之中的。”政治学博士、西北政法大学教授张师伟说。
据了解，此次参评的学校有8所，其中西北政法事先被认为实力雄厚，学校也一直持乐观状态。但结果让他们大吃一惊。两所“幸运”的学校，一所是西安外语大学，但申请材料显示，该校在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及硕士生培养数量等各项“硬指标”方面明显落后于西北政法大学。另一所学校是西安工业大学，此次“胜出”更出人意料。
让师生们表示质疑的是，现任教育厅厅长出自西安外语大学，而西安工业大学有一名工作人员长期在省学位办“帮忙”，有人指其“卧底”得到了专家名单。这些因素被教师们认为和不公正的结果有关。
“西北政法大学的建设牵涉到整个西部法治的建设。我们强烈抗议程序的不公正与结果的不公正，并一定要讨个说法！”汪世荣教授表示。
教授们发起的抗议活动遭到校方以及陕西省有关方面的制止，但教授们最终按照程序向陕西省政府递交了相关的抗议材料，并提出了“公示所有参评高校的材料、重新严格依照程序公开评审”的要求。
陕西教育、学位主管部门在组织申请博士点
评审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
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学位[2008]29号）、《关于做好2008-2015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工作的通知》（学位[2008]30号）。国家实施学位授权审核方式改革后的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工作正式启动。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确定的全国地区分类和立项建设单位指标限额，陕西省被列为二类地区，新增博士点指标为2个。
2009年2月13日，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规划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陕学位[2009]2号）。陕西省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发布文件通知、组织申报和评审，将确定陕西省2个新增立项建设的高校。3月27日，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汇报与答辩评审会议在陕西宾馆举行。符合申报条件的我省8所高校——延安大学、陕西中医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西安工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按抽签顺序先后参加了汇报和答辩会。
综观整个评审工作，存在下列严重问题：
1、确定立项建设博士点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8年30号文件，编制规划，确定立项建设单位，要“实行专家论证与行政决策的有机结合”。而省学位委员会2009年2号文件规定“通过组织专家评议、听取汇报与答辩等方式确定”。把“专家论证”变为专家“确定”，改变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评审工作做出如此重大变更，依据是什么？行政决定的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冲突，由此造成的损害，谁承担责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5次会议确定的我国新的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方案和29、30号文件当中，都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省的统筹管理职责”，把“加强省级统筹”作为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项基本原则。“行政决策”作为确定立项建设单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这一指导思想和原则的突出体现。为什么要放弃“行政决策”？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丧失了统筹和驾驭全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发展的能力？！
专家对学科建设的咨询、论证的作用被提高到“确定”这个高度，可以说明在陕西省教育、学位主管部门的认识上，专家的决策比行政的决策更有权威性，更能使评审工作达到客观、公平、公正。同时能够尽可能地避免行政不当介入学术评价的缺陷，或者弥补行政决策的不足。专家被赋予如此重大使命，这本是好事，完全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要充分依靠和发挥专家作用”的要求。但问题是，重视专家的作用和怎样依靠和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两回事。那么专家的作用是怎样发挥的呢？
2、评审专家的组成及其职责没有合法、公开的依据
对授权单位的整体条件，由申报高校类型上相近的高校领导、专家进行评审；对授权学科条件水平，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法组成的不同学科评议组分类进行评审，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和学科评审工作向来沿用的做法，保障了对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水平进行评价的合法性、合理性与科学性。
但此次评审，在评审专家的组成方式和专家职责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公开的依据。21位专家是根据什么标准组成的？来源依据是什么？是按照某种法定程序由具有评审资格的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吗？本省专家与外省专家的比例是怎样确定的？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的比例又是怎样分配的？三分之二的外省专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科学的评价和准确的把握陕西省申报高校的办学水平、学科实力、教育质量和办学业绩？一个至少由1名法学、2名哲学、2名体育、3名文学（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医学和较多工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如何对类型上相差悬殊申报学校做出科学的评价？评价的任务、评价的对象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是学校的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的整体条件，还是授权学科？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确保评审客观、公平和公正的核心关键环节，专家名单的产生程序有没有合法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总之，仅用一两天的时间，专家们能否从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建设规划出发，对在各个领域里曾经并将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各种不同贡献的高校的未来命运历史性的负起这个责任？
3、评审程序不透明、评审标准不公开、参评待遇不平等，评审专家名单被泄露，评审结果存在疑点。
既然是竞争，就必须公平。不公平，必然出事。要做到评审结果的公平，前提是评审办法、评审方式、评审过程和程序、评审标准等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为陕西省的学科建设工作做出科学的决策，才能保障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本次评审中，申报高校的汇报和答辩工作环节始终以电话头口的方式进行，从未发布任何文件。这种工作方式，与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组织答辩工作先后两次发文（学位办[2005]61、66号文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反差。如果出于“坚决制止不正之风和违规违纪行为”（陕学位[2009]2号文件）的需要而有必要在某些工作环节采取保密措施的话，那么就应该对所有参评高校一律保密，参评信息的分配待遇一律平等。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个别高校在汇报答辩之前获得了专家名单，并积极实施了干扰专家评审的行为。而评审最终通过的两所高校，又恰好对应了这样两个表面现象：其一，西安外国语大学是现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曾经任职工作的单位；其二，西安工业大学长期派驻本单位一名工作人员在陕西省学位办帮忙（在申报高校汇报和答辩过程中回避）。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不得而知，但耐人寻味。
每一所高校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都凝结着办学者几代人的艰辛和奋斗成果，为国家和社会发挥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每一所高校存在的价值和办学的成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珍爱。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和不同区域高校状况的具体问题，要在约束条件下对每所申报高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当学校利益彼此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回避不是办法（事实上也回避不了）。这里需要科学，需要理性，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在高校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际，我们相信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从而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护高校办学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2009年3月29日
作者：海边浪话 回复日期：2009-03-31 11:22:29
陕西教育、学位主管部门在组织申请博士点
评审工作中存在严重问题
2008年10月21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做好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工作的指导意见》（学位[2008]29号）、《关于做好2008-2015年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规划工作的通知》（学位[2008]30号）。国家实施学位授权审核方式改革后的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工作正式启动。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确定的全国地区分类和立项建设单位指标限额，陕西省被列为二类地区，新增博士点指标为2个。
2009年2月13日，陕西省学位委员会发布《关于开展新增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规划立项建设工作的通知》（陕学位[2009]2号）。陕西省新增学位授予单位工作正式启动。经过发布文件通知、组织申报和评审，将确定陕西省2个新增立项建设的高校。3月27日，申请新增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单位汇报与答辩评审会议在陕西宾馆举行。符合申报条件的我省8所高校——延安大学、陕西中医学院、西安外国语大学、西安石油大学、西安体育学院、西安工程大学、西安工业大学、西北政法大学按抽签顺序先后参加了汇报和答辩会。
综观整个评审工作，存在下列严重问题：
1、确定立项建设博士点的方式存在严重问题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2008年30号文件，编制规划，确定立项建设单位，要“实行专家论证与行政决策的有机结合”。而省学位委员会2009年2号文件规定“通过组织专家评议、听取汇报与答辩等方式确定”。把“专家论证”变为专家“确定”，改变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规定。评审工作做出如此重大变更，依据是什么？行政决定的下位概念与上位概念冲突，由此造成的损害，谁承担责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25次会议确定的我国新的学位授权审核办法改革方案和29、30号文件当中，都一再强调要“进一步强化省的统筹管理职责”，把“加强省级统筹”作为学位授权审核工作的指导思想和一项基本原则。“行政决策”作为确定立项建设单位的一个重要环节，是这一指导思想和原则的突出体现。为什么要放弃“行政决策”？陕西省教育主管部门丧失了统筹和驾驭全省高校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发展的能力？！
专家对学科建设的咨询、论证的作用被提高到“确定”这个高度，可以说明在陕西省教育、学位主管部门的认识上，专家的决策比行政的决策更有权威性，更能使评审工作达到客观、公平、公正。同时能够尽可能地避免行政不当介入学术评价的缺陷，或者弥补行政决策的不足。专家被赋予如此重大使命，这本是好事，完全符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文件“要充分依靠和发挥专家作用”的要求。但问题是，重视专家的作用和怎样依靠和发挥专家的作用是两回事。那么专家的作用是怎样发挥的呢？
2、评审专家的组成及其职责没有合法、公开的依据
对授权单位的整体条件，由申报高校类型上相近的高校领导、专家进行评审；对授权学科条件水平，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依法组成的不同学科评议组分类进行评审，这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开展学位授权审核和学科评审工作向来沿用的做法，保障了对高校办学条件和学科水平进行评价的合法性、合理性与科学性。
但此次评审，在评审专家的组成方式和专家职责方面，并没有明确的、公开的依据。21位专家是根据什么标准组成的？来源依据是什么？是按照某种法定程序由具有评审资格的专家构成的专家库中随机抽取的吗？本省专家与外省专家的比例是怎样确定的？不同学科专业领域的专家的比例又是怎样分配的？三分之二的外省专家在多大程度上能够科学的评价和准确的把握陕西省申报高校的办学水平、学科实力、教育质量和办学业绩？一个至少由1名法学、2名哲学、2名体育、3名文学（主要是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医学和较多工学领域的专家组成的评审组，如何对类型上相差悬殊申报学校做出科学的评价？评价的任务、评价的对象和具体内容又是什么？是学校的博士学位授权立项建设的整体条件，还是授权学科？更为重要的是，作为确保评审客观、公平和公正的核心关键环节，专家名单的产生程序有没有合法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总之，仅用一两天的时间，专家们能否从陕西省社会经济发展和学科建设规划出发，对在各个领域里曾经并将继续为国家和社会做出各种不同贡献的高校的未来命运历史性的负起这个责任？
3、评审程序不透明、评审标准不公开、参评待遇不平等，评审专家名单被泄露，评审结果存在疑点。
既然是竞争，就必须公平。不公平，必然出事。要做到评审结果的公平，前提是评审办法、评审方式、评审过程和程序、评审标准等信息必须透明、公开。只有这样，才能为陕西省的学科建设工作做出科学的决策，才能保障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在本次评审中，申报高校的汇报和答辩工作环节始终以电话头口的方式进行，从未发布任何文件。这种工作方式，与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十次学位授权审核组织答辩工作先后两次发文（学位办[2005]61、66号文件）的情形形成鲜明的反差。如果出于“坚决制止不正之风和违规违纪行为”（陕学位[2009]2号文件）的需要而有必要在某些工作环节采取保密措施的话，那么就应该对所有参评高校一律保密，参评信息的分配待遇一律平等。可是，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有证据表明，个别高校在汇报答辩之前获得了专家名单，并积极实施了干扰专家评审的行为。而评审最终通过的两所高校，又恰好对应了这样两个表面现象：其一，西安外国语大学是现任陕西省教育厅厅长曾经任职工作的单位；其二，西安工业大学长期派驻本单位一名工作人员在陕西省学位办帮忙（在申报高校汇报和答辩过程中回避）。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不得而知，但耐人寻味。
每一所高校都是国家的宝贵财富，都凝结着办学者几代人的艰辛和奋斗成果，为国家和社会发挥着彼此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每一所高校存在的价值和办学的成都应当得到平等的尊重和珍爱。面对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和不同区域高校状况的具体问题，要在约束条件下对每所申报高校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的确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特别是当学校利益彼此矛盾甚至冲突的时候，回避不是办法（事实上也回避不了）。这里需要科学，需要理性，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在高校正在广泛深入开展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之际，我们相信党和政府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一定会找到解决问题的妥善办法，从而最大限度的支持和保护高校办学的积极性，更好地促进陕西省重点学科建设事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发展。
2009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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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子劫人质筹钱救母续：母亲病危幼子待哺2009年04月24日08:09
付前桶焦急地在医院看护妻子。
重庆市开县西南部，距县城20公里，名为临江的小镇在风雨中迎来薄雾笼城的一天。
这一天，临江镇中心卫生院内，55岁的付前桶开始了又一天的煎熬。自4月20日52岁的妻子谢守翠因“脑出血”入院以来，借遍亲戚、邻居再也筹不到钱的付前桶，乞求医院“赊账”一天，苦求之下，他如愿了。老实巴交的他，想不出更多的办法，只是喃喃自语道，“过了今天，我妻明天怎么办?”
病情危险却无钱转院，母亲在镇医院靠输液和氧气维持生存
心率61，血压138/84，谢守翠躺在临江镇中心卫生院的内科病床上，双眼溢泪，口不能言。
4月20日晚上7点左右，仍在地里打农药除草的谢守翠，突发脑溢血倒在了自家田头。3天了，面对来人，她只能艰难地睁开眼然后闭上，三两分钟后才缓缓地发出一声“嗯呀”。
昨日晚上7点40分，本报记者经过8小时的长途驱车后，找到临江镇中心卫生院。记者尝试着问她“想不想两个儿子”，两分钟后，她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
医院内科主任付前明告诉记者，谢守翠去年就患过高血压，“当时只需要百块钱就可以控制病情，但家里没钱，她没有治疗。”
“她的右侧上下肢基本瘫痪，病情目前虽然处于稳定期，但情况还比较危险。”付前明说，因临江镇中心卫生院医疗条件有限，医院多次建议家属转院，但因为拿不出钱，谢守翠只能呆在镇医院靠输液和氧气维持生存。付前明称，谢守翠目前的病情即便转院也有危险，“不像外伤，脑出血的危险期至少在半个月以上。”
借遍亲朋借来3000元昨日无钱付账，向医院“赊”了一天的药
记者并未表明来意，只是称以张望(音，下同)述朋友的身份来看望其母亲。张望述3岁的儿子，一脸童真挨着记者，他笑眯眯地看着走廊上的电视，不知道爸爸已不能来看他。
坐在医院走廊的座椅上，付前桶的焦急爬上眉稍，操重庆方言的他，面对记者的提问，并不知道更准确的表述。他努力手嘴并用，并通过同村村民用普通话向记者翻译。
谢守翠入院后，付前桶“能借的都借了，总共借到了3000块钱，到今天就一分钱没有了，没办法向医院赊了500多块钱的药费。”付前桶担心，“明天医院可能就不会给药了。”
一边和记者聊天，付前桶一边端着半碗泡面喂3岁的小孙子。我问他，“孙子吃饭，你吃了吗?”他答，“今天一天没有吃东西，有钱就买点，没钱就熬一熬。”
和付前桶同村的几位村民对记者称，付前桶家住的是土墙糊成的房子，3间共不超过60平方米，“他们家就靠种粮食，自己吃再买点粮，就这点经济来源，条件差得很。”付前桶对记者说，“家里的电器只有一个电饭锅。”
谈到妻子庄稼汉眼泪打圈，“她人好得很，嫁我20年从不跟我闹”
1988年，张望述、张望均的父亲因淋巴癌去世，母亲带着两儿子改嫁付前桶，“在娶她之前，我没有结过婚。”付前桶介绍，“自己的活要干，还要帮邻居干活，别人可以管我三餐饭。”付前桶说，家里种了3亩薄地，“除了收粮食，没有别的收入了。”“我妻子真的好得很，我没有钱，她20年从不跟我闹。”
继父不知儿子劫人救母
孝子爱母，方式有千万条。走投无路的张望述、张望均二兄弟，却偏偏选择了最愚蠢的一条。
不高明的劫持
4月20日，上午10时10分，广州白云区三元里古庙站。“筹钱”字样举起的同时，情令智昏引发的孝心悲剧上演了。
事件震动了全国。劫人救母者张望述、张望均，年龄分别为30岁和28岁，这对从重庆开县大山出来到广州打工的兄弟，将原本与他们毫无牵连的邝女士掳在手中。
距离他们劫人的街面仅50米处，便是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派出所。
哥哥张望述用尖刀拽住被劫者，弟弟张望均手持写有“筹钱”字样的纸，他们将邝女士牢牢控制在手中。一边是绝望，一边是丧失理智的歇斯底里。
持纸的弟弟张望均很快被警方制服。1小时23分后，注定没有胜算的张望述，在分神的刹那，被警方一拥而上扑倒，随后被抬入派出所。
媳妇跑回娘家
付前桶说，兄弟俩都没有读到小学毕业，“家里没钱，后来十四五岁就出去打工了。”付前桶记得，2006年，张望述突然带回来一个媳妇。“家里什么都没有，就来了一个人，带回家就结了婚，连婚礼都没有。”付前桶说，儿媳是张望述打工时认识的，“两厢情愿就结合了。”去年8月，媳妇要回广西娘家，张望述为此从广州赶回家，结果“媳妇走了，留下了3岁的孙子。”“还是因为家里没钱。”
村民眼中的“乖娃儿”
付前桶至今不知道两继子犯案的消息。接连赶至的记者，还是让他疑惑。他问记者，“他们兄弟俩怎么没来?”卧病在床、至今无法言语的谢守翠虽然无法表达，但面对陌生者的探望，眼中弥有泪痕。
安乐村村民老陈称，虽然与张家交往不深，但自小看着张望述、张望均一起长大，“这两个孩子比较老实，话也很少，经常看到他们帮父母干农活。”本报特派记者 徐剑桥
大哥打工10年经历坎坷
在重庆开县，52岁的张守翠躺在病床上，生命垂危；在广州，“刀劫人质，筹钱救母”的张氏兄弟，已被警方带走。
张氏兄弟犯案的来龙去脉，越来越清晰。持刀抢劫的张氏兄弟，老大张望述是身份证的名字，母亲改嫁后，他改名付强，弟弟改名付骏。
餐馆当小工后与好友各奔东西
4月20日晚，30岁的付强从广州白云区石井赶到三元里老乡张文峰的住所。
“如果我当时在家，他两兄弟第二天可能就不会犯事!”张文峰与付强同乡，而且是多年好友。他讲述了付强过去的大致经历:
小学三年级时，付强母亲改嫁，他与弟弟搬迁到开县临江镇安乐村。小学毕业后，付强回家务农。1998年夏天，初中毕业的张文峰，与付强及另外一名同乡3人出门远行，到东莞厚街一个餐馆当小工，每个月包吃住300元。6个月后，张文峰离开餐馆，去一皮具厂上班，付强随后离开。
误进血汗工厂曾失自由
1999年，张文峰离开东莞到广州，与付强失去联系，两人音信中断整整9年。2007年夏天，张文峰突然接到付强的电话，说老婆生孩子了，向张文峰借钱5000元。随后，付强夫妇到广州，投奔张文峰。
付强告诉张文峰，当年东莞一别，他误进一家“黑玩具厂”，在里面与外界几乎失去联系，无法脱身，与家人都无法联系，直到后来，一帮学生暑假去打工，也无法脱身，后来事情闹大，付强本人才跟着出来。
张文峰在三元里开了档口，付强帮张文峰做事，每个月1200元包吃住，其妻子到一家酒楼当收银员。那时，他们的孩子送到广西老丈人家抚养。
转眼两年，期间付强断断续续向张文峰借钱接近5万。作为同乡，张文峰知道他借钱寄回家，是为了治疗生病的母亲。
老婆离家出走他曾深圳寻妻
张文峰分析，付强平时非常节俭，不大可能乱花钱。“他老婆觉得他家里太穷了。”2007年夏天，付强妻子弃他而去，付强曾到深圳等地，买束玫瑰、写着标语“老婆，我错了”寻找妻子。2007年12月30日，深圳《晶报》曾报道，付强手握玫瑰，显得倔强而惆怅。但是，他的妻子没回来，而孩子就一直留在重庆开县老家，由他母亲谢守翠照看。
付强到广州后，也将弟弟付骏接到广州，付骏在一家工厂当搬运工，每月可收入1000多元。2009年初，付强决定离开张文峰，兄弟俩在石井一个20人规模的手袋厂上班，包吃住每个月800元。付强每个月的收入比之前下降了1/3。他离开张文峰时，主动写了一张欠条留给张文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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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重庆、湖北有数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调查发现，农村学生在重点高校中的比例逐年下降，而高职、大专院校毕业生又面临“就业难，收入低”，高额的教育费用也是农村生读书不如早打工，早挣钱的原因之一。（网易新闻）
20多年前，孩子上大学是每个农村家庭光宗耀祖骄傲的头等大事。毕业后你能找个体面的工作，一步就跨出了贫穷的农门，美好的生活在等个着他们。念大学期间的费用也没有几个钱。
如今省吃俭用勒肚皮倾家荡产供孩子上大学，毕业就失业，别说当公务员了，就是想进个企业，几乎连门都没有。要自主创业，还没开张，城管把你罚的连后期进货的钱都没有了，理由是说你室内装修没有请示。更别说你摆地摊卖猪肉了。看新闻，你知道的是前途一片光明。可看现实更重要。
贷款上学因你还不上，银行会采用曝光学生名字形式的损招来要挟，银行也不拍屁股想一下：毕业连个工作都没有，哪里来的钱还你们？
我们的大学生，地下的八辈祖宗都为你憋屈，还不如小学毕业在外打工的哥们生活的好，上大学还有什么用？
说实话，多读书是你的理想，就是想将来和家人生活的更好一些，如果这个美梦破灭了，那你读这个大学有何用？
有的学生也许热血沸腾的说“将来为建设祖国服务，到国家最需要的地方去贡献青春”，等都毕业后才明白，哪里需要你去贡献？青春只能留给你自已好了。祖国是需要建设和贡献者，但可不要你这样没钱没势家里的孩子。
很多家长和学生都想通过“知识改变命运”，但面对就业的死胡同和高昂的投资，越来越失去信心，最后也就只好放弃了。还有，这些年来，我们国家的教育一直朝着不利于农村学生的方向发展变化。为何现在农村大学生的比例越来越低，除了上学成本太高难以负担外，更是重要原因是收益风险过大。
既然大学毕业要与农民工在一个起跑线上赚钱，那读多年的大学有何用？早加入打工的行列，可能早就小康了，何苦脱裤子放屁？
如果是官家和富豪的孩子，多读些书确实是有用的，可以继承做官和经商。
某大学新楼落成一雕塑：一位少女左手捧一本书，右手高擎一只象征和平的鸽子．该校外公开向各学生征集名称，结果许多人的标语不谋而合——读书顶个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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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要数打下江山而又把江山坐塌了的混世魔王，那便非波尔布特莫属了。
⊙乱世枭雄
⊙杀戮时刻
最后家庭也解体了，成立男劳动队，女劳动队，一律强制劳动，一起吃大锅饭，一样穿黑色革命服装或军装。后来左到认为，人一天吃三顿饭是多余的，两顿就够；婚姻不必自由恋爱，由“组织”当月老，指定配对就好；如果体弱“偷懒”,挨不住饿偷捕鱼虾或摘果子吃,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由于波尔布特的这种思想与理论完全违背社会发展的规律，完全扼杀了人的积极性，经济的竞争活力，所以它严重地破坏了柬埔寨的经济和社会机构，造成国家经济崩溃，生产力直线下降，结果一向以鱼米之乡著称的柬埔寨，在波尔布特执政的三年中，饿死了无数人。所以这并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狂魔末路
⊙千夫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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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杨靖宇于死地的叛徒，竟得善终?!
1940年2月的一天，一队日军来到伪满蒙江公医诊疗所，他们带来了一个托盘，让院长——朝鲜医生洪宝源对托盘里的东西进行化验。那是一个人的胃，由于长期饥饿已经萎缩得变形了。洪宝源检查发现，这个胃里一粒粮食也没有，只有一些没消化完的草根和几团看得出形状的棉花。当时一个在场的日本人说，这是“匪贼杨靖宇的胃”，洪宝源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他知道，一个深受东北老百姓爱戴的英雄，一个被日本侵略者称为“山林之王”的抗日名将，杨靖宇将军，牺牲了。他作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的总司令，在得不到正面战场一点支援的情况下，在敌后孤军奋战，对抗强大的关东军与伪军。
1958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国家公祭在吉林省通化市举行，公祭的对象就是杨靖宇将军。
我们完全可以说：如果没有叛徒，大智大勇的杨靖宇牺牲不了！
致杨靖宇于死地的叛徒有四个。
第一个汉奸是程斌。
程斌，原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杨靖宇最信任的得力助手，程斌有文化，曾跟随杨靖宇打了不少漂亮仗。于1938年7月率所部115人叛国投敌，日军任命程斌作队长，组成“程斌挺进队”，其骨干都是原一军一师投降的抗联战士共29人。就是他带领的“挺进队”，把一手将他培养起来的杨靖宇将军逼入了绝境。
程斌从小跟随杨靖宇，对杨靖宇本人了解很深，常常凭猜测就能知道杨靖宇的大致去向。据关东军档案记载，程斌投降以后，第一件事就是带领敌人摧毁了抗联的补给生命线——密营。密营是抗联在深山老林的秘密宿营地，储存有粮食、布匹、枪械、药品等赖以生存的物资。这是杨靖宇的一个独特创造，更是抗联孤军对抗日寇长达14年不败的重要原因。凶狠的程斌将蒙江县境内的70多个密营破坏殆尽，一夜之间，杨靖宇将军陷入了弹尽粮绝的境地。
杨靖宇和程斌熟悉到什么程度？据老抗联战士讲，后来程斌积极参加日军对杨靖宇的围剿，那个时候，双方不用照面，只要一听枪声，就知道对方是谁了。过去日军不敢在山林里过夜，所以抗联白天再艰苦，晚上可以喘息、休整、转移。但程斌却带部队晚上连续追踪，这使抗联处境分外艰难，也是抗联战斗力大减的重要原因。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处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一到晚上，特别到后半夜，零下将近40度，大树都冻得嘎吧嘎吧响，非常艰难，因为密营被破坏了，他们没有存身的地方，只能在野外露宿。实际上等他进蒙江以后几乎是天天在被敌人追着，尽管穿的破烂，很单薄，但是跑起来以后，也是一身汗，当你一停下来以后，冷风一吹，那老战士跟我讲，那就像掉进冰窟窿一样，寒浸骨髓，然后冷风吹过以后，出汗的那个衣服就冻成了像铁甲一样，腿、胳膊拿弯都很难拿。特别到晚上，肚子里很饿，又没有食物，又不敢睡着，因为你睡着，可能就冻死了，再也醒不过来了……我的体会就是，那个时候活着比死都难，但是他们还在坚持。”
这个罪犯后来先后跟随他的主子岸古隆一郎前往热和、山西作恶。1945年，日本战败前夕，身为伪山西副省长的岸古隆一郎用氢化钾毒死全家人之后自杀。程斌在枪杀了几个投降的日本俘虏后混入华北野战部队，并且当上了指挥员。
说起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1951年沈阳的一个雨天，程斌打着雨伞在街上行走，一个人为避雨躲到他的雨伞下，结果程彬发现，这个人是一个曾叛变的原抗联干部。
不知什么原因，两个人分别都去举报了对方，结果在正肃反的当年，都被枪毙。程斌——南满抗联历史上官阶最大的叛徒这样结束了罪恶的一生。
程斌捣毁抗联密营这招实在是太恶毒了。但是，杨靖宇还是在深山老林里把敌人拖得晕头转向，到了1940年初，围剿讨伐的日军伪军也已经被拖得精疲力竭；与此同时，杨靖宇所部给养断绝，只剩下60人。尽管情势危急，但杨靖宇本人还是有信心的，因为他已经设定了游击和突围的路线。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一件让杨靖宇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又出了一个可耻的叛徒！
这第二个致英雄杨靖宇于死地的叛徒，是杨靖宇的警卫排长张秀峰。
这个从15岁起被杨靖宇抚养成人的叛徒1941年2月1日，携带机密文件、四支手枪和一些弹药，以及抗联经费9960块大洋叛变投敌；更重要的是，张秀峰对杨靖宇计划安排的游击、突围路线一清二楚。
张秀峰是一个孤儿，由于父母双亡人情冷漠，造就他从小寡言少语的性格。长大后，他参加了抗联，并有幸成为杨靖宇的警卫排长。杨靖宇曾经对他说：“你是孤儿，没有爹妈，我也没有儿女，你就和我儿子一样。”他不会写字，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杨靖宇不但让他学会了写名字，而且手把手教他认字。不仅如此，杨靖宇还教他唱歌，教他吹口琴，并亲手赠送给他一个口琴。张秀峰对这把口琴爱不释手，没事就拿出来把玩。
一个自己一手栽培的战士，一个被自己当作亲生儿子的孩子，在最需要他支持的时候离自己而去，站到不共戴天的侵略者一边。将军当时会是什么心情？是愤怒？还是悲凉？
现在看来，张秀峰的叛变是致命的。杨靖宇的行踪被暴露，突围路线被封锁，敌人缩小了包围圈，追赶得更加疯狂，追踪杨靖宇将军直至牺牲。
杨靖宇在突围的过程中，经过不断的分兵，身边的人越来越少。
2月2日，杨靖宇身边只剩下20余人。
2月10日，在日伪军不停顿的追剿下，杨靖宇身边只剩下12名战士。
2月15日，身边只剩下7名战士，粮尽援绝，陷入绝境。这天早上，正在濛江五金顶子西北方一个山坳里隐蔽的杨靖宇和他的战士们再次被汉奸崔志武带领的警察大队发现。岸谷隆一郎得知后立即派“程斌挺进队”、“崔胄峰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一起赶来，参与所谓的“最后的围剿”。岸谷还怕地面难以奏效，专门调来飞机，从上往下盯住杨靖宇，杨到哪，飞机就跟到哪，并向地面上的四支伪警察部队指示目标。杨靖宇等7人边打边撤，至下午三点仍未摆脱掉敌人。后来，他们占领了一个小高地，狙击跟得最快的“崔胄峰挺进队”和“程斌挺进队”。两队敌人加起来共600来人，而杨靖宇身边只有7个人。“崔胄峰挺进队”的队副日本人伊滕用中文向杨喊话，催其投降。杨靖宇回答：“好吧，条件是马上停止射击，你一个人上来吧。”鬼子伊滕信以为真，边说话边向杨靖宇走过来，杨靖宇“啪啪”两枪，伊滕应声倒地。叛徒崔胄峰看见日本主子被撂倒，怕在日军面前自己的脑袋难保，就领着四五个伪军猛地跳起，叫骂着朝靖宇将军隐蔽的地方扑来，杨将军又是两枪，崔胄峰立时左腿骨被击断。趁着敌人正在混乱，杨靖宇率领7个人突出重围。夜间，敌人顺着雪地脚印再次找到他们，一场激战后，只剩下6人，而且有4人负伤。杨靖宇将军命令负伤的警卫员黄生发（解放后曾任吉林省二轻局副局长）带3个伤号突围北去进密营养伤，自己率两名警卫员继续南下，以便同二方面军会合。杨靖宇身边剩下的两个人，分别是警卫员朱文范和李东华（一说是聂东华，此人是二军军长金日成专门派来保护杨靖宇的）。
尽管敌人拼死跟踪，甚至在雪地里用一根根划火柴的方法寻找足印，但是还是在16日凌晨失掉目标。这一天一夜间，杨靖宇和他的战友们已惊人的毅力，将600余人的伪警察大队拖得人仰马翻，被打死，打伤，冻伤和因冻伤疲惫掉队者竟有500余人，最后只剩下五六十人，坐在雪地上喘气。无衣无食的杨靖宇再次从敌人视线中逃脱。岸谷隆一郎大怒，在无线电中大骂了程斌等人无能后，决定重撒大网，巡捕杨靖宇。
杨靖宇带着身边仅剩的两个警卫员，继续和敌人周旋。2月18日，两个警卫员下山寻找食物，被告发后与敌人激战，英勇牺牲。敌人从他们身上搜出杨靖宇的印章，断定他就在附近，于是调集600多人的讨伐队进山围剿，并且不允许打柴的百姓带午饭进山，让杨靖宇得不到任何食物。
此时的杨靖宇将军已经孤身一人，他已在生命的最后关头用毅力和强健的体魄一次次击败敌人，但是他无法击败饥饿和寒冷。此时他脚上的棉鞋已烂成一团，靠一根绳子捆着才没有散架。整日在冰天雪地里奔走，他的两只大脚已经冻伤。由于两位警卫员已经牺牲，他必须自己亲自去弄食物，这样做他自己不得不暴露。暴露的危险他是知道的，多日激战，自己生命的力量即将耗尽，再也不能象2月15日甩掉“崔胄峰挺进队”和“程斌挺进队”那样甩掉敌人了。但是不暴露也会在冰天雪地中冻饿而死。杨靖宇作出了选择，为得到食物和棉鞋，找到部队，他必须暴露，但只向中国老百姓暴露，向他们买食物。
2月22日上午，杨靖宇在濛江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等到了四个砍柴的村民。这里面就出了一个汉奸。
这第三个致英雄于死地的是伪牌长赵廷喜，1940年2月22日上午，杨靖宇在蒙江县保安村以西五里的山里等到的四个砍柴的村民是：伪牌长赵廷喜，村民孙长春、辛顺礼、迟德顺。由于居民点的警察不让砍柴的村民带食物下山，杨靖宇只好恳求他们回去带点食物和棉鞋，并答应多给钱。伪牌长赵廷喜还劝他：“我看你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对投降的人不杀头的。”杨靖宇平静的说：“我是中国人哪，不能作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咱们中国就完了。要对的起自己的良心。”赵廷喜答应回去给他弄点粮食，然后和杨靖宇分手。
赵廷喜在回去的路上遇见了铁杆汉奸李正新。由于怕另外三人先报告了他们与杨靖宇的会面，导致全家被杀，因此向李正新说出了此事，李听后大喜马上向伪蒙江县警察本部的日本警佐西谷报告。西谷闻讯立即让赵廷喜带领自己和大批日伪军警宪特去围捕杨靖宇。就是因为他的告密使敌人最后找到了筋疲力尽的杨将军。
地窝棚里的杨靖宇满心盼着村民给自己买来吃食，好继续战斗，可他却听到了汽车引擎的声音，他知道事情不好，赶紧离开地窝棚，向山上跑去。
2月23日下午四时，西谷的队伍在濛江三道崴子703高低附近，发现了杨靖宇。此时的杨靖宇饥寒交迫，伤病缠身，面对突然出现的敌人，心里想些什么，后人是不难想象的。将军最后的时刻到来了。
如果那天将军能够吃上一顿饱饭，如果能有药品包扎一下淌血的伤口，如果能有一个安全的地方让他再休息一宿，情形会怎样呢？
当时日伪政府的档案对这最后的时刻有着翔实的记录：杨靖宇已经饿了好几天肚子，但是跑的速度却很快。两手摆动超过头顶，大腿的姿势像鸵鸟一样。但是跑着跑着速度就慢了下来，很明显跑不动了，最后在河边的一棵树下躲了起来。
通化市杨靖宇烈士陵园管理处原党支部书记刘善业：一开始敌人并没有开枪，而是向杨靖宇喊话，因为讨伐本部有命令，假如遇见杨靖宇，不要开枪，一，劝降；二，活捉，要把他的才能用到“满洲国”的建设上来。但是回答他的喊话的只有手枪的射击声。打了一阵以后，杨靖宇知道突围无望，就把自己身上带的文件点火烧了。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靖宇将军厉声喝问：“谁是抗联投降的，滚出来我有话说！”几个叛徒吓得龟缩在一旁，不敢吭声。
最后的攻击开始了，四面都是敌人的子弹，杨靖宇又打倒数名冲在前头的敌人，同时身上也多处中弹，左腕中弹一支手枪落地后，仍以右手持驳壳枪应战，最后胸部中弹，轰然倒下，一代抗日英豪就此壮烈殉国！时间是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30分。
杨靖宇生前死后都是让日本人异常敬畏的人物。他牺牲后好久，西谷等人才敢向他靠近，这时敌人再次犹豫起来，不敢相信死者就是大名鼎鼎的杨靖宇。直到程斌到来，确认此人就是杨靖宇。据事后伪《协和》杂志记者报道，听说他们真的杀了杨靖宇，西谷等人“一点没有感到快乐”，反而“呜呜的哭了起来”。
赵廷喜告密杨靖宇后，“讨伐”本部奖给他30元钱。第二天，保安村警察署的警察们就找上门来，说：你老赵告密杨靖宇有功，发了大财，别独吞了，给咱们打点酒喝。开始时赵廷喜还好酒好菜地招待着。可三杯酒下肚，就喝变“味”了，指桑骂槐地冲着他骂，揪着他耍。以后钱喝没了，警察们也还天天把他找到警察署来，见面就打劈头就骂。赵廷喜在保安村实在呆不下去，只好远走他乡到柳河藏身，六年之后偷偷回濛江捡蘑菇，让老百姓发现，二话没说拧送政府处决。1946年人民政府在杨靖宇的坟前将赵廷喜枪毙。
那么在战斗中，是谁击中的杨将军呢？——这也是一个无耻的叛徒。
第四个致英雄于死地的是1938年6月跟随程斌叛变的张奚若，张奚若是程大队有名的机枪射击手。原籍辽宁本溪，1935年6月参加抗联，为一军一师师部机枪连机枪射手。叛变后曾在伪通化省举办的集中培训学习中获得特等射手称号。这是个打起仗来不要命的角色，1940年1月9日在蒙江县错草顶子战斗中，他将机枪架在树杈上向抗联射击，被杨靖宇一枪打中受伤，送到沈阳治疗一个多月，2月21日刚回蒙江。他的把兄弟副射手白万仁、弹药手王佐华在2月15日那天追剿杨靖宇的过程中，因冻伤掉队，被收容在蒙江县城里养伤，这个被人称之为“铁三角”的战斗小组2月23日中午聚在一起正在打牌。驻蒙江的伪通化省本部接到杨靖宇在三道崴子的报告，因部队都在山里“讨伐”，一时无兵可派，就把那些在县城里养伤的伤兵集合起来，派到现场。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被编为第一批快速挺进队，挨在岸谷身边。当敌人向杨靖宇喊降不奏效时，岸谷向张奚若下达了“干掉他”的命令。张奚若随即扣动扳机，英雄杨靖宇倒在那棵树前的雪地上。当时杨靖宇身上还有三支手枪270发子弹和6600元钱，叛徒如果不击中杨靖宇，当时600人被拖成50人的敌人，能否抓得住英雄，还真不好说。
当晚，“讨伐”队在饭店里喝庆功酒。张奚若、白万仁、王佐华坐在首席上，张奚若向人们炫耀说：“正当杨靖宇抬起腿将要跑的一霎那，我一个点射，齐刷刷地都给他点在这儿上了（指胸口）……”。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突然间酒桌冷了场。2月1日叛变的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张秀峰端着酒杯，隔桌过来往张奚若面前蹾，沉闷地骂了声：“混蛋！不得好死！”张秀峰的失态使程大队的人员像得了传染病一般，都喝不下去了，庆功宴不欢而散。
第二天一早，程大队接到岸谷隆一郎的命令，说是要将杨靖宇的头颅送抵“新京”（长春市）。于是，由谁来执刀就成了件很重要的问题。程斌叫张秀峰干，他认为张秀峰在酒席宴上的那句话，已经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为此，他认为有必要叫张秀峰表明心志。可是张秀峰不干，非但不干，而且还说：“这可是人家老张的头功，咱可不敢抢，还是让张奚若自己来吧！”程斌就点名让张奚若干。张奚若和白万仁、王佐华是把兄弟，关系铁，一点张奚若的名，自然跑不了白万仁和王佐华。这样，由白万仁执铡刀、王佐华抱着杨靖宇的头，张奚若抱着杨靖宇的腿，抬到铡刀上，白万仁一刀将杨靖宇的头铡了下来。
张奚若在“讨伐”队里的日子，自从那天在酒桌上冷场以后，就没大有人搭理他，表面上虽然不说出口，可都在暗中较着劲。百姓的憎恨、队友的疏远令他警觉，非但不敢炫耀功劳反而开始藏“功”，所以在“讨伐”队评功授勋、上日本观光过程中，给张奚若评了个最高奖——勋五位，与程斌一般高，张奚若不敢要。据白万仁讲，评奖那会儿依张奚若的意思咱都不要奖也不要功，能平平安安混日子就行了。结果越不要还越给，大伙起着哄让他要，要完了风凉话都上来了，什么真卖力气真风光，怎么怎么有能耐啊，弄得哥几个抬不起头来。看着形势不好，张奚若和两个把兄弟在一起合计：以后谁也不要承认杨靖宇是被咱们打死的，就说杨靖宇是“自刎的，当地老百姓说自杀的，咱也这么说。”从此，杨靖宇被他“一个点射，全都点在这儿”的事就再没人提起了。
上世纪70年代末，随着日伪资料《阵中日志》的面世，杨靖宇牺牲的真正原因逐渐明朗起来。《阵中日志》用现场图片告诉人们杨靖宇不是“自刎的”，是被敌人用机枪射杀的事实。究竟谁是杀害杨靖宇的凶手的问题这才被摆到日程上来。
吉林日报社一位记者于1984年夏天，带着这个问题找到当年赴现场指认杨靖宇尸体的原抗联一路军特卫排排长、1940年2月1日叛变投敌的张秀峰，让他提供线索。
张秀峰倒是很干脆，说：“杨靖宇是张奚若打死的，这个绝对没有错。光复时，程大队解散以后，大部分都回家了，他还跟着程斌没走，不知道现在在哪。”
从张秀峰那里得到张奚若是真凶的线索后，人们南上北下，认真排查，细心采访，前后历时两年有余，始见端倪。
原来1950年“肃反”运动开始后，已在梅河口安家落户的张奚若听到风声不好，找到同在梅河口的王佐华订立同盟：不管什么时候千万不能说出我开枪杀了杨靖宇的事，万一有人揭出来，就由你扛着，你的老母亲我给你养，牢饭我给你送。我拉家带口的一大家子牵扯多，我要像你似的，光棍一条，我就顶你去死。大老粗王佐华很义气地答应下来。不久，王佐华入狱。在狱中一直坚持说：“杨靖宇是自刎的。”
张奚若也果真给王佐华送了一次东西，为其老母亲送一次柴火和钱。后来，风声紧了，便将家搬到柳河县三源浦躲了起来。1958年，白万仁入狱。与王佐华在镇赉劳改农场相见。两人经过交谈，方才意识到哥俩都被张奚若“糊弄”了。
1965年，王佐华在监狱开展的立功赎罪活动中，揭发了张奚若是杀害杨靖宇凶手的事实。不久“文革”开始，消息传到狱外，张奚若起初嘴挺硬，死不认帐，调查组将王佐华与白万仁的证明材料都摆了出来，他才不得不坦白自己用机枪射杀杨靖宇的事实经过，并在蹲“小号”的过程中，一步一步地交待了与白万仁、王佐华制造“自刎说”，与王佐华订立攻守同盟的经过。
采访过程中，我们将《阵中日志》中的相关照片，分别出示给张秀峰、张奚若、白万仁，让他们指认照片上的人员。
在柳河县三源浦镇刘家大队二队队部后院那幢农家小院里，正躺在炕上休息的张奚若，听说我们来找他征集抗联资料，阴沉着脸，拒不承认自己参加过抗联，也没打死过“老杨”，“打老杨那天我不在场，到沈阳养伤去了，是白万仁他们打的”等等。正是这些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的表白给我们提供了出示照片与他交谈的机会。他对照片的反应尤其敏感：这不是伪满程大队的照片吗？你们怎么有这个？你拿这些照片干什么？当我们道明目的后，他才一一指认出程斌、尹夏泰、王佐华、张秀峰、白万仁、岸谷等等，但是不认识他自己。笔者指着照片上的他问：
“这个人是谁？”“不知道。”
“不是你吗？”“不是。”
“多像你呀。”“中国人长得像的多了，让日本人看中国人长得还都一样呢。”
对张奚若的采访虽然曲折，但收获不小，特别是让我们比较全面地了解了程斌及其叛变经过，以及程大队在热河“讨伐”八路军的罪行。
紧接着长途跋涉，赴内蒙古扎赉特旗一个极其偏远的小村庄，找到白万仁家。白万仁原是桓仁县拐子磨人，比程斌小一岁，早年当过“胡子”，1935年被抗联一师收编，后随同程叛变。白万仁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对立情绪比较好化解。对程斌大队的事了如指掌，讲起来滔滔不绝，抗联歌曲我提个头他就能唱到尾，无一不会，整整讲了一下午，连说带唱，记忆力非常好，就是对自己参与杀害杨靖宇的事“糊涂”。对我们带去的照片，凡是他认识的都能指认出具体姓名，但不认识自己。有几次，我特意对着照片上的他问：
“这是谁？”“不知道。”
“有人告诉我们这就是你。”“谁告诉你的？”
“张奚若啊。”“他妈的张奚若，最不是东西。”
于是，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起张奚若只给王佐华母亲送一次柴，再未管过王母，王母后来在家中死了许多天都没人知道。
最后，白万仁自我总结地说：“我们这帮人呀，其实说不说自己都知道，不得好死。像我打一辈子光棍，蹲半辈子监狱；王佐华也打一辈子光棍，还在监狱，这都是报应。老程（程斌）在临解放分手时跟我们说：‘咱们啊今后就是混吧，死哪埋哪。以后少联系、少说话、少露面，夹起尾巴悄悄眯着。谁也别来找我，我也谁都不认得。’你看我躲这么老远，这么偏僻的地方你们也能找上，这不正应了老程那句话：做人不成人，做鬼难成鬼。”
其实，白万仁这话说得也不全对，起码张奚若是个例外。数十年过去，他除了“文革”中蹲了两年“小号”之外，未伤皮毛，也未得到法律应有的惩罚，真是件憾事。
程斌等几个民族败类，除程斌在“肃反”中被枪毙外，其他人则成功逃脱了应有的审判。
许多抗联老战士都对此终生耿耿于怀，杨靖宇的警卫员黄生发曾力主将这些败类送上法庭，少年铁血队指导员王传圣也积极赞成这一主张，经过咨询法律部门，据说一是早已过了追诉期，二是拿不出有效的证据，事情就不了了之。可怜一代名将杨靖宇将军，不知他听到这句话时，能否能在九泉之下闭上那满怀悲愤的双眼呢？在此，我只想问那些所谓的执法人员一句话：这些罪恶滔天，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败类们，对他们的审判应该有“追诉期”的限制么？你们面对那些惨遭日寇蹂躏的父老乡亲；面对那一坑坑屈死的白骨残骸；面对那些为了你们而血洒疆场的抗日志士们，能否告诉他们什么叫“过了追诉期”？
写下此文，仅将那些逃脱法律审判的民族败类们曝之日下。至于他们是遗臭万年还是被转瞬即忘，就在于读者看官的一念之间。每逢夜不能寐我便扪心自问，世事均如过眼云烟，唯有“中国”二字弃首难割。愿国人能以民族大义为本不在重蹈覆辙；愿子孙后代能永远记住这些为国为民血染沙场的英雄志士；愿民族英雄杨靖宇将军——永垂不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