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岸的蓝

    历史正在后退或呈现。置身其中，我们只是浩瀚星空中的一粒微尘，或者什么也不是。但我们能证明的是：我们燃烧着，以一种照亮自己的光，推进着良知和责任。

   “唱着歌，让心灵听见，让身前身后的日子，像春天一样努力地铺开，让小草有着不断向上的力量”。这情景，是我内心的渴望，更是我对教育的一种依恋和向往。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什么？这些本源问题的思考有着形而上的意味，我们穷及一生，也许都无法解构或抵达。

    远离崇高和使命，回到原点的我们，其实就像那些原始时代的人一样，在丛林中穿行，在日出和日落间叩问，对世界和未知有着的只是一些感性的描述和体悟。因此，在生存的层面上，我们只是经验的传承者，一代一代地感受着前人的体温；在精神的层面上，我们也在放大着自己，在每一个生命的闪亮处继续寻找前行的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讲，教育是我们活下去的理由。而活下去的终极价值又在于更好地活下去，于是教育也就具有了不只是传承的意义。

建国以来，国家的课程改革已经进行了八次。课程的改革，教材的改变，课标的修订，迫使教师的课堂教学要随之而改变。从课程改革到课堂课改，这实际上是一个落实国家教育意志、转变教育行为的过程，是一个促进教育教学和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很多同志仍然对课堂教学中教师主体教学行为的定位不准，对课改的本质把握不明。

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的属性。我们认为，课改的本质自然就是要正确处理好课堂教学改

现代诗人卞之琳有一首《断章》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 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 /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 /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在诗里，“桥上人”和“楼上人”在风景中又互为“风景”，只不过“此风景”和“彼风景”的况味却大有不同。前

马克思在他博士论文的扉页写到：理想不是一种幻想，而是一种真理。对教育而言，教育理想的“真理性”就在于，它始终与教育现实千缠百绕而须臾不可分离。“万丈高楼从地起”，教师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建构起自己教育理想的“大厦”，首先必须夯实自己的“地基”。

然而，现实教育的过度功利性所带来紧张的

法国教育家帕斯卡尔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把人喻为芦苇，是强调其生命的脆弱性。但同时，又以“会思想”而拟之，使生命的价值又具有了无限的延展性。这种延展性便是文明的传承、意义的创造、社会的递进。因此，作为一个会思考的动物，生命的全部价值和尊严便在于此。

“会思想的芦苇”这一命题的提出，是在一种强大的忧患

作为一门学科的存在，教育哲学的思想和理论是如何从哲学的母体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从历史的回顾开始。

众所周知，在记载我国古代先哲孔子思想的《论语》中就包含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代表作《理想国》也表述了其理想中的教育体系和制度。到了十七世纪，在近代实验科学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总结了前人和自己的教育经验，写出了在《大教学论》，为教育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奠定了基础。十八世纪后半期，教育学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德国哲学家康德在1776

教育是最关乎人类社会发展的问题了。我们不妨做这样一个设想：如果在一代人那里，所有的教育活动完全停止下来，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呢？答案是肯定的，社会的发展必然停滞、中断！

在急剧变化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各种“知识”、“思想”、“技术”纷纷涌向教育，使教育所承担的任务越来越繁重，这也决定了教育发展的水平、速度对一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理性世界里，教育取代了古老神话、宗教和信仰，持各种观点的人都一致地把教育当作现实的希望紧紧抓在手里。乐观主义者力图通过教育来塑造美好的未来；悲观主义者也在大声疾呼：教育正在退化为生存的需求，而缺乏前行的力量。无论那种呼声，都强烈地凸显着教育对于社

毫无疑问，由技术竞争、权力竞争和利益分配带来的物欲化社会，正在成为我们所面对的最强大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急功近利的追求“产能”最大化的时代，教育也成为了一种政绩，有着GPT一般的魔方效应。一些地方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甚至把上重点大学多少人，清华、北大多少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指标写了进去。这样一来，指标层层分解的同时，为确保目标的实现，各级又逐步放大，到了教师头上就成了一柄柄寒气逼人的刀刃：只认分数，不认人。于是乎，教师“五加二”、学生“白加黑”。如果年度指标没有完成，在人大的监督下，政府又要挥刀问责——校长“挪窝”，教师“下课”。“黑色六月”也注定成了可怕的魔咒。

每当我认真地完成一堂讲座，心身就会有一种被掏空的的感觉。思接千载、视通万里时，情绪的高张与此刻的低回，所形成的强烈反差，让我在疲惫中收获着一吐为快的兴奋。无疑，这种投入是巨大的，更甚至于一种折磨。由此，我想到教育史上，那些高山仰止的魂灵，他们的肉体是否就是如此这般的消融而渐渐地生动于世。

在我看来，一个教育者的生命，自始自终就是处于一个不断消融自己的过程中。这个过程是残酷的，同时，它的意义也便在残酷的过程中呈现：消融了自己而丰富了教育。

在课程改革日渐深入的今天，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在心头：面对众多的西方教育理论的冲击，我们是该把这种刺激通过同化的方式吸收，并包容在自己已有的观念系统中，还是采取对其固有的认知结构予以自我更新的顺应，来实现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认同呢？

这真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十分关键的问题。在分析和论证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一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什么值得注意的特点。

首先，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方式有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的“意会性”。“

洋思老校长蔡林森喜欢说“怎样干好就怎样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