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园路3号

　　　　　　　播种计划

　　人们开始了广袤的播种计划。
    作为播种者，人们居住在更靠近土壤的地方，对温度和墒情了如指掌。通过对节气的推算，他们说，是时候了。玉米、花生、大豆的种子颗粒饱满，发育正常。它们的数量之多，足以保证密

度和成熟。
    天气这样温暖，我计划播种一些花草。我走遍全城的花摊求购。在寻找种子的过程中，我发现花匠都是些老人，他们在地上蹲着，或者推着车，小苍兰、仙客来、瓜叶菊，像他们娇小的外孙女。但是我没有买到一粒种子。他们说：没有种子。
    我想把种子埋在路边，在河坝上，在大地的襁褓之中。春风过处，种子启程，漫山遍野。
    当夏天来临，郁郁葱葱的田野里既有亲切的庄稼，又有高大的乔木，还有华丽的灌木，以及薄荷紫色的唇形小花。
　　初春总是一个人内心最不安的时刻，想法很多，比如我还计划三月放风筝，四月种树，用公顷来计数。
    做这些计划的时候，我是认真的，尽管我赤手空拳，一亩土地也没有。

　　　　　　　　　　　　　鸟巢有些密集

　　柏油路有两排白杨树， 这两排白杨树里有79棵比较醒目，因为有79个鸟巢落户于此，以后还会增加，这是二月的数字。
    这些球形的鸟巢使用枯枝和泥土，衬着柔软的棉絮和羽毛，大风从不席卷一空，它总会给一些树留下积蓄，比如一枚最骄傲的果实，属于喜鹊或者乌鸦，这是吉兆。
    做为北方的一种留鸟，喜鹊有个美满的名字，它们两只两只地飞行，钟爱粗枝大叶的树木，这使喜鹊性格爽朗，黑白分明。人们喜欢用红纸把它们剪下来，贴在窗上，绣在枕头上，被面上也有，总有一次是灵验的。
    79棵白杨树看起来都健康、漂亮，站在鸟巢下面，如同站在一户好人家的屋檐下，小麦有油绿的清香、橘子一样的朝阳挂在枝头，所有的鸟都闪闪发光。它们在一棵树上筑巢，在另一棵树上报喜，喜报的内容是它们刚刚产下一枚浅褐色花斑的卵，79个鸟巢里都有这样的受精卵。
    有幸听到喜讯的人，你要祈福，要在树上系一方红棉布。

　　　　　　　　　爱情开始彩排

　　春天来了，这是个暗示。
    太阳辚辚滚过地平线，传说中的龙抬起它高贵的头。 每隔一天，温度就上升半度。
    对猫来说，只要一个暗示，夜幕就开始降落，眼睛的灯盏点燃。
    黑的、白的、黄的、灰的，它们居高临下，在房顶俯视村子卑微的生活；或者在胡同间像一杆箭“嗖——”地射出去。
    裂帛似的声音，青春的小号手，深沉的胡须，灿烂星光，玫瑰，合唱。一场关于猫的爱情话剧进入彩排，我们睡在凄厉的村子里。
    猫们在房顶上，它们有足够的热量、勇气，那些歌喉音色明亮，芳香袭人，它们爱得踌躇满志，爱得毛骨悚然。
    它们善于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表明心迹。风把手指放在唇边示意，别打扰它们。
     不要听，即使听了也不要说，人们这样告诫我。我心慌意乱，红晕满脸，我想用颤音唱歌。

              ——2009发表于《西部文学》

黑子媳妇

　　黑子媳妇的真实姓名无人知道。
　　凡女人，嫁到村里，就被打上男人的记号，黑子媳妇、大宝媳妇、来旺媳妇、吴新登家的……
　　在我看来，黑子媳妇是我们村最有劲的女人。水里水里去，火里火里去，洗衣做饭种地磨面打短工，伺候一个丈夫两个儿子三个男人，农闲玩牌、赶集，什么都不耽误。最壮观的是她开拖拉机，黑子的油坊忙起来的时候，她就开着手扶拖拉机拉肥料、拉粪、拉庄稼。有次我们正在家吃饭，听到外面拖拉机“突突突、突突突”的声音逼近，又听“轰！”一声巨响。冲出一看，黑子媳妇拉着一车花生蔓，倒车时，撞在大宝家的车库门上，铁打的车库门立刻瘪进去，大宝媳妇也冲到现场，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黑子媳妇不慌不忙地熄火，跳下地，说：“我赔。”
　　　她也能骂。大宝媳妇说她的儿子小新是罗圈腿，长大了找不到媳妇。她就在站在街上，面朝大宝家，骂：“长个臊蛤子嘴……”
　　　黑子干活没有她快，她就骂：“连个老婆赶不上！”

　　儿子小新在街头玩沙，撅着小屁股，十分卖力地将雨水冲在路中间的沙子收集起来，装到布兜里，向家里运。她站在房顶上俯视着，笑骂：“小新！把衣服弄脏了！你个二B劳役一样！”

　　每听她骂人，我就十分佩服。她和我同龄，但是她骂出来的那些词，都很新鲜，有些根本无法用文字表达。
　　黑子媳妇，其实是个苦命人，命运曾经一次紧接一次地给了她悲剧，但她从不骂命运。

　　女人大抵分两种，一种是不管和谁生的小孩，都有本事让孩子像自己；一种是不管和谁生的小孩，都有本事让孩子像爹。黑子媳妇属于后一种。小儿子小新矮胖，简直就是黑子的复印件。而大儿子小杰是她和前夫的小孩，生得白而文静，身材颀长，使人约略可以比较出她的前夫与黑子的巨大反差。她的前夫在一次捕鱼中溺水身亡。那年小杰3岁，她27岁。黑子30岁，未婚。
　　又当老公又当爹，生活一次性给了黑子厚重的馈赠，他不炫耀，只憨笑，除了种下8亩庄稼之外，还做着两份兼职：油坊主、磨坊主。在夏季，他常裸着上半身，宽阔的黑色后背像一口大铁锅，阳光烙着，似乎能听见“滋滋”冒油的声音。

　　黑子和媳妇第一次生的是一个女孩，黑子媳妇抱着，让我给起个名字，我说叫“小薇”。八个月后，小薇夭折，死于脑瘫。

　　按着风俗，未成年人要土葬，我不知道黑子媳妇把女儿小薇埋在哪里，也不知道她把从前的日子埋在哪里，她还是那样，声音洪亮，热气腾腾，闭上眼睛就睡，张开嘴巴就喝，饲养成群的家畜，不浪费一粒粮食。我相信把她种成玉米，她准是最高产的那一棵。

大宝媳妇

　　大宝媳妇高大黑胖，留着刘欢那样的发型。她把大宝软禁在家里已经许多天。
　　大宝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读初中时，他还在小学。我们结婚时，他独身，我们有了小孩，他还独身，在我们认为他就这样一辈子了的时候，传来他的喜讯——他娶亲成家了。
　　但婚姻和家庭似乎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幸福。大宝媳妇患有精神障碍，每犯病，总说人们都要害她、害她儿子、害大宝。在她的眼里，人们的牙齿都是白历历排着，都拿刀、吃人，她把大宝和儿子反锁在家里，大宝前脚开门出去，她后脚就追出去，裤子掉到脚底，绊倒在地上，人们说：“腚露出来了！”她说：“露怎么了，反正我是大宝的人！”她在地上滚着拖住大宝的腿，哭求：“别出去，他们害你！哪里也不要去！咱回家……”大宝从此不能出去打工。

　　春天，小宝结婚，正用人之际，大宝媳妇又发病，大宝一离开她的视野，她就哭死尸一样大放悲声。我们家与大宝家是本家，大宝的爹就借了我们的三间房子摆婚宴。当迎亲的鞭炮炸响的时候，整个村的人都涌过来，我看到大宝爬上房顶，向我们家遥望，看到我在门口，被软禁了一个多月的大宝，给了我一个凄惨的笑。
　　那是四月，桃树贴着他家的墙壁开花，母鸡把草灰啄得四散，他的兄弟正在娶亲，开始拍全家福了，大宝爹、大宝妈、新郎新娘都穿得簇簇新。照相的师傅问：“大爷，你就这么一个儿子吗……”喧闹的人们忽然肃静，大宝爹看看房顶上的大宝，几乎下泪。

　　再回家时，看到大宝的儿子在街上跑，我惊讶地问妈：“大宝媳妇好了么？怎么孩子放出来了？”

　　妈说，大宝媳妇近来颇烦儿子，要掐死儿子，还差点把大宝妈掐死，儿子也就放出来。但是大宝，还软禁着。她现在觉得，世界上最安全的人，就是大宝，最好的人，还是大宝。

　　现在，大宝媳妇也不哭，也不唱歌，但也不肯安静，每天在家对着大宝用普通话喊口号：“大宝万岁！大宝万岁！万岁！万岁！……”

民妇胡秀花

　　胡秀花是个渔家女，靠采海蛎子为生。我的认识她，十分偶然。

　　那是夏天，中午下班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一个女人趴在我们单位门口的道边石上，用半截铅笔在纸上写着什么。我歪头端详，不像乞丐，也不像疯子。我蹲下看看，竟认得她的字，似乎是她的受虐经历。她确定了我是这个单位的人之后，就要哭诉。正是午饭时分，我便带她去吃饭。她一样菜也不动，只是说：“这得多少钱？这得多少钱？大妹子，俺怎能花你的钱。”她只吃面条，捧着碗的两手粗糙黝黑，像两片海蛎子壳。

　　在餐馆里，她对我撂起衣服，露出后背，看到暗紫的瘀伤，我起了一层寒粟粟的疙瘩。“他打的。大妹子，你一定要把我的事登在报纸上。”

　　据胡秀花说，她结婚第七天就被男人抽大嘴巴。从此后，脚踩、拳打、棍敲、揪头发撞墙成为胡秀花婚姻生活的主要内容。有一次她卖海蛎子回家晚了，男人将门上了栓，将她从炕上扔到院子里，脱光她的衣服痛揍。
　　　我告诉她，如果她说的是真的，如果在报纸上登出来，她男人可能会被判刑。

　　“判刑？什么叫判刑，就是做劳役吗？”她紧张地放下筷子。

　　得到我的肯定后，她急忙央我说，别写了，俺儿今年要考大学。
　　此后的一天，偶然碰到胡秀花村里的一个人。谈起胡秀花，他说，该打！胡秀花就是个贱坯，三天不打上草摞。

江湖最后一个大佬——大舅

　　昨日回村，先去看大舅。家里无人，独轮车、自行车、一头羊、一捆草都拴在门口，我也把东西放在门口，就回去。在回去的路上，看到了大舅。

　　这个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生产队长，身材还是那样高，但是出奇地薄了起来，又有许多弯曲，好像一张纸条，被折叠后又打开了。他穿了一件深蓝的针织拉链运动衫，是表弟的旧衣服，胸前三道白杠，已经脱线，原来的袖口磨破了，换上了灰色的袖口，裤子的前门襟的钮扣也没有扣全。我说：“大舅，你穿的谁的衣服？你看你，还赶不上城里要饭的，你就没有个囫囵的衣服穿穿？”大舅笑了，说：“我爱穿，你管不着。”

　　上个世纪60年代，我们村1000户人家分为10个生产队，作为大哥，大舅正管着第9个生产队的业务，作为妹子，妈恰恰在他手底下混。每次早晨上工，大舅沙场秋点兵的时候，妈都很忐忑，期望大哥能分一份轻松的活给她。放工回家，妈先得看外祖父的脸色，再看大哥的脸色，从这脸色上，妈得分析出来，这顿饭，她吃稀的，还是吃干的。

　　六十年代后期，大舅更是身兼数职，又担任了全村多达20亩的果业生产队队长，苹果，妈也不能随便吃了。总之，北风那个吹，雪花那个飘，在万恶的旧社会，备受父权、男权压迫的妈苦大仇深，还要强颜欢笑。

　　大舅妈病故后，大舅鳏居。大舅悲愤，耸着两只瘦大的肩胛骨，蹲在椅子上，像一只老去的鹰。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亲爱的大舅，你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没有人给他写信的少尉

　　大喜爷是我一回村必定要探望的老人。

　　按着军衔来衡量，解放战争期间，大喜爷曾做到“少尉”的位置——排长。

　　退伍后，二等残废的大喜爷需要借助木拐才能走路，他在村里做着很重要的事情，他是村里的邮递员兼播音员。广播的时间和内容都不固定，大多是些寻人启事、广告之类。回村时，偶尔能听到他的声音笼罩整个村子：“那个疃东头来了炸油条的，两块钱一斤，谁的买就去买哈！”；或者：“那个王二发呀，你在哪里赶快家去，你家来客了！”不管寻人启事还是广告，都免费，并且重复三遍，播出及时。

　　我的必定要探望大喜爷是因为在他那里，我有一份类似青年志愿者的义务。

　　大喜爷负责村里的书信邮递，谁家不识字，他也给读读信。我帮大喜爷写信。谁家需要写信，由我来代笔。每次写信，大喜爷总是非常庄重，摆出饭桌和文房四宝，擦了又擦。我也会立刻进入角色，用长辈的口气，给那些出门在外的人写一封家书。那些年，人们寄信用的都是大喜爷自己的优抚款，这使人们一直认为寄信是不花钱的。

　　这已是数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人们大多用电话联系，大喜爷腿疾日益沉重，单拐变成双拐，头发胡子也全白了。

　　送了几十年的信，大喜爷没有收到一封寄给自己的信。他没有子女，也没有亲人，他与这天网恢恢的世界没有一丝瓜葛。

　　走进大喜爷的家，他正架着拐在切菜，一束韭菜，一刀、一刀。黄昏正静静逼近这个单身老人的家——院子里没有一只活物，一床窄窄的铺盖卷在炕里边，阴暗、潮湿的怪味，大喜爷坐在炕沿上吃煮韭菜，每一声吞咽都沉重可闻。

       我的乡下春节

       每个春节，我都在乡下过。

       总是从腊月开始，我就列出一串年货采购单，等到购齐后，总是除夕。除夕这天，我就在乡下了。

       乡下的年味儿是幽微的火药香气，家家户户的锅里都煮着年货，女人们洗、切、蒸、焖，村庄的上空从早到晚炊烟不断。

        大年初一照例在黎明时分被鞭炮炸醒，上厕所、洗脸都要排队，家里到处人挤人碰。大年初一早晨是吃饺子，有的饺子里包着钱，第一个吃到钱的人总是大声报告喜讯。众人就都恭喜他发财。

        早饭后，全家人换上新年装。炕沿一溜摆上水果、糖块、瓜子、香烟，爹和妈穿得新崭崭，盘腿坐在炕头上，等着拜年。印花的席子底下压着钱，等着分。窗上是大红剪纸，门上是大红春联。这一切风俗、这一切装饰、这一切仪式在我看来，是吉祥和喜悦，是安宁和富足。

        大年初一的村路上，走着一队一队拜年的人群，“过年好”的问候声此起彼伏。拜年的队伍大抵是一个家族一个家族的，小辈给长辈拜年，长辈坐在炕头上，都是慈眉善目的笑模样。平日里赤脚穿拖鞋的、穿秋衣上街的、裤腿子上糊着泥的、头上顶着草屑的人们，这一天都衣帽周全，须发整齐，言谈彬彬有礼，见面客客气气的。有不少人的家中一年只去这一次，但这一次的意义是重大的，它告诉拜年和受拜的人，我们流着相同的血，接续着相同的香火。

        乡村的同义词是“亲情”，几十年前乃至数百年前，一个村庄的人曾经是一家人、一个姓氏，在一个大院、一方水土生活，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没有村庄故土的人，不知道血浓于水是什么意思。

       我们族内的亲友分布在村中不同的位置，每年拜年一次，基本把全村就走遍了。其中三婶住在村中一个年代最为久远的胡同，每年我都会细细地看看这个老胡同。胡同的房子很矮，我进去得龟腰。这些房子快有一百年了。我爹说。

        这些老胡同是俺村草创时期的遗址。

        这些老胡同、老房子如今全是空的。俺村破败的景象主要是由它们构成的，它们使俺村在每一个新春正月里，荒野与人烟同在，沧桑与乡愁并存。

        俺村鼎盛时期有八百户，人口四五千，现在是五百户、一千人，成为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失去了繁衍能力。仿佛一株大树，神经末梢还在，树干的内部却朽无了。

       目前来看，相当数量的村庄都会以这样的方式消亡。

        拜年结束后回家，总是已近正午，家中总是坐了一炕妇女。她们嗓门洪亮，笑声具有轰炸效果。我坐在其中，听她们笑谈街坊，数落子女，痛骂自家男人。

牙医的女人

        每个大年初一，我们家都坐了一炕妇女。

        她们有磨坊主的女人、果园主的女人，牙医的女人等，年龄都在五十岁以上。她们都是我妈的女友，每年这天凑来拉呱。

        她们总是从评价彼此的新年装开始，谈论命运、生死、贫富，每年的话题都不一样，我称之为“炕头论坛”。有一年的话题是：男人在外面打工，妇女在家干什么；有一年的话题是：过年回家，应该是媳妇下厨，还是小姑下厨；去年的话题是：孩子出国打工，爹妈想念怎么办？

        她们说话很用力，常常说得一脑门汗。去年大年初一，就在众人高声亮嗓地大说大笑时，牙医的女人忽然缓缓地说：“活着有什么意思……”听到这句话时，我看着她。

       牙医的女人五十岁，她健硕、红润，头发粗而黑，在脑后束成短短一札。穿着枣红织黑花的毛衣，戴着白金耳环。按辈分，我叫她“婶”。我之所以受惊，是因为我记得，前年也是在众人说得最热闹的时候，她忽然慢慢地问：“你们不觉得活着没有意思吗？”

        这虽是个疑问句，但意思却是肯定的。那天，她又把“活着”这件事拎出来，摆在众人面前，使喧哗的空气一下子静止了。

        说话之前，牙医的女人刚把牙医痛骂数次，而牙医不幸被骂的原因是腊月的一天，他去丈母娘家没买礼物。

       “活着有什么意思。”她再次说。

        她的悲观和无聊使我觉得有必要给她上一堂心理卫生课。于是大年初一的炕头论坛就有了这样一个主题：感受幸福。

        我说：“你怎么有这种想法？你那日子，我们羡慕都来不及。儿女双全，闺女成家立业，儿子学业优秀，我叔老实、听话、能挣钱，又有私家车，是咱村的上等人，你还有哪些不足？”

        “我就为多生了一个！你们都一个孩子，我比你们多一个，我得比人家多洗多少衣裳！多买多少洗衣粉？！”

        我说：“那么，在你的生活中，你什么时候最有幸福感？”

       “幸福感？什么是幸福感？从没想这些事。”

       “你把你的孩子抚养成人，长成大闺女、小伙子，你有没有一种做母亲的幸福感？”

       “那还不是应该的？”

       “你做了一桌饭菜，看他们吃得那么香，你不觉得幸福吗？”

       “吃完了我还得刷锅。”

        我无语了。突然她问：“你有幸福感吗？”

       “有。很多。处处时时都有幸福感。”我向她晒了半个小时我的幸福。

        比如回到乡下躺在热炕上，幸福；

        比如看到儿子越长越帅，幸福；

        比如夫妇同去秋游，幸福……

       “你们感情好。”她轻轻地说。

        我更纳闷了，我叔年轻时，人才溜溜的好。作为一名乡村牙医，他有一身绝活，只是话少，不会甜言蜜语。她刚嫁过来时，也是羞花闭月，我偷偷叫她“十五的月亮”。年轻的新郎新娘，他们的结合是自由的，但没有爱情吗？

        我不能揣度，只知道她说她没有幸福感。那么是她不知道什么是幸福感还是她身处幸福而不自知？还是幸福感这东西在她，是真没有？要不就是她靠本能活着，而我靠概念活着？为了证明自己有文化，而故意痛苦、故意幸福？

        这样想着，我不免后悔和担心：脑子里有了“幸福感”这个词的牙医的女人，接下去会不会不知道怎么活了。

        果然，她沉吟着说：“我没有幸福感。不知你叔有没有幸福感。还有俺闺女，她有没有？”

风扫落叶的声音

        在村北的街头碰到宝田大爷，我是惊讶的。他住在村南，从村南走到村北，得走半天。

        这位88岁高龄的老人鳏居多年，早就走不动了。此刻他右手拄着拐棍，左手握着一卷红纸，不是在走，而是在挪，鞋底擦着路面，发出风扫落叶的声音。

        宝田大爷是去住在村北的儿子家取春联的。他看到我，停下来，用拐棍指指我。看到我儿子，又用拐棍指指我儿子。喉头作响，嘴里只是说不出话。脸上有笑意，但肌肉僵硬着。

        我更惊讶了，去年给宝田大爷拜年时，他还能说出成句的话来，仅仅一年工夫，就这样了。我唤他一声：“宝田大爷。”他听不见。

        我爹说：“你叫儿子送去就行了，怎么还自己过来拿！”他听不见。

        我妈笑说：“这些老东西，也不赶紧死。”他也听不见。

        倒是街上的人们“嗡”一声笑起来。

        这是除夕的下午，阳光有些苍白，但积雪开始融化，家家的房檐都在滴水，村路泥泞了。

这个冬天有点冷

       爹戴上帽子了。这个冬季的某一天，爹戴上帽子就摘不下来了。

       这是一顶难看的帽子。灰白色的毛绒厚布随便缝成一个盆状物，爹扣着它像是顶着一坨豆腐。

       此前的六十多年，爹从不戴帽子。无论严冬还是酷暑，爹总是用一颗裸露的头顶着一切。夏天，炎阳炙着他的头皮，耳廓晒成黑色。冬天，爹的头经常被风吹得像一枚松果，而时间的刀锋削着他的短发。

       现在他终日戴着帽子。

       戴着帽子在墙根站着。

       戴着帽子在村路中央走着。

       戴着帽子扫院子。

       戴着帽子烧火。

       戴着帽子喂鸡。

      早晨戴，中午戴，晚上也戴的。

       这帽子实在不像个帽子，但就是这不像帽子的帽子好像鸡冠子一样，长到爹头上了。

       我说：“爹你在外面戴着帽子，怎么在炕头上坐着也戴着帽子？”

       爹说：“帽子没地方放。”

       我大笑，爹也笑。抓下帽子，抓抓头，又扣上了。

       除夕晚上，我除去爹的帽子，为他清理脸上毛孔里的尘垢，发觉爹的脸比我想象的要柔软、温暖，脸上的皱纹比我看到的更多、更深。这些皱纹是一些弯曲的线，密布在爹脸上，使爹的脸显得拥挤和窄小。额头上的线刻得最深、最密，像一幅电路图。我用手指抹平这些皱纹后，吃惊地说：“爹，你这些皱纹里的皮肤怎么都是白的？”

       我妈立刻笑不能言，说：“你爹从小就有这些悲悲（方言：皱纹）。”

       爹没说什么，抓过帽子放到头顶。

       俺村有些人是戴帽子的，多是赵本山那样的帽子。我原想给爹买个赵本山那样的帽子换上，现在看，不必了，爹很适合这个帽子。它那大巧若拙、大智若愚的样子，使我远远地就能一眼认出。

这位作者，能把你写的给我看看么？我无法看到整篇文章

采访手记（两篇）

大悲咒

一
    十年前，我去采访石马街一位老太太。
    那年她七十七岁。一九四七年的秋天，二十三岁的她与二十一岁的表弟结婚。他们的婚事是双方父母多年前的约定。结婚十八天后新郎去邻县办事，后来便随大哥、二哥去了台湾，从此不得再见。此后的六十多年中，她做梦都想见到丈夫，直把一头青丝熬成银发。     
    “我一定要去台湾找他。”采访中，她不停地重复这句话，以至我马上想起“死不瞑目”这个词，以至我采访结束后多年都被这句话揪着。
     这不是小说。这是一种古典主义的现实。
     她丈夫的确在台湾，也曾在去台湾后给她写过一封信，在信中，丈夫告诉她“回来遥遥无期，不要等我，你另寻幸福”。但她认为分别是暂时的，是战争造成的，丈夫一定会回来。她说，他走那天早上，还笑着对她说，你在家，要好好照顾老人，我办完事就回来。
    新婚十八天，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在她四十岁时，石马街组织妇女体检时，医生发现她竟仍是处子之身。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她丈夫与石马街的亲戚屡通音讯，却没有给她任何消息。他对她这种铁铸般的死默，更坚定了她的信念。她要去台湾，要找到他，要问着他。
    这无法实现。我想。

二

    老太太满脸网纹，但面目可亲，没有丝毫我想象的怨妇神情。她始终微笑着向我回忆，即使说到断肠处也不落泪，真是坚贞。她家摆设简陋，连电视也没有，卧室的墙上挂着几个木制相框，每个相框里面都是丈夫的照片，都是同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丈夫寄给石马街的亲戚的，她要了来翻拍、放大的。照片里的人五十多岁的样子，五官端正，带着黑框眼镜，微胖的，没有笑意。
    建国后，大嫂、二嫂相继改嫁，公公爹爹婆婆妈妈也都劝过她。她本可以生儿育女，过上热气腾腾的红火日子，儿孙绕膝，怡养天年。但她不，只是等。
    石马街是这县城中一条古老的街，凡住在这条街上的人，多数是县城的原住民。石马街没有马，有一排国槐树，开淡绿色的小花，一边开，一边落，使八月的石马街仿佛总是下着零星小雪。有一个终年咳嗽的老汉，永远穿着黑色的衣服，永远一个人，永远咳嗽着向南一趟，向北一趟，西天的太阳被他的咳嗽一声一声震下去。
    除此之外，石马街有一户人家，常播放大悲咒，那招魂似的声音使这里成为一个形散神不散的大千世界。
    那纶音佛语一响起，我便叹想，人生何世，为什么这样的缥缈。那老汉，那放大悲咒的人，那老太太如果还在，快九十了吧？石马街是一条带发修行的街吗？

三
    四月的一天，一位朋友突然向我爆料：“老太太去台湾回来了！”
    我登时热泪盈眶，同时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重大社会新闻！这将是我采访史上空前绝后的事件！这真是一个让人飙泪的喜剧！
    我的脑中立刻出现无穷的问号：
    她还活着？
    她丈夫也活着？
    她怎么去的？她无儿无女，无亲无故，又是风烛残年。
    她丈夫成家了没有？
    为什么不与她通音讯？
    一切都有答案了吗？
    她简直是一个传奇。
    于是十年后，我再次来到她家。门开了，一张慈悲的脸马上与十年前我的记忆重合，只是她的笑容深了。
    她已经不记得我，但听说我的来意后，马上扯着我的手，叫我：“丛姑娘。”一刹那我觉得仿佛穿上古装，进入了三言二拍。
    说起台湾之行，她幸福、喜悦，说自己“终于从地狱里走出来了”。

四
    年过八旬之后，她感到去日无多，更因病痛缠身，生活不能自理而开始绝望，常对照顾她的邻居说：“死了吧！死了吧！死了吧！”谁知绝处逢生，今年春天，一位陌生的好心女士帮她圆了梦想，资助并陪同她飞往台北。
    她找到他了。出人意料的是，他也从未再娶，一直单身。在台北市北投区他的家中，她看着他，轻声叫着他的名字说：“我来看你了。”她叫得那么自然、亲密，一如六十多年前。
    他愕然。
    她笑着，说：“我是李玉秀，你的妻子，这些年我都想见到你，我想你呀！”她坐向沙发，就像那是她家的沙发。
    他拍拍她的胳膊说：“没事你走吧，我要吃饭了。”
    她依旧笑意盈盈地看着他说：“我和你一起吃。”
    ……
    她选择性地告诉我他们见面的情形，隐去了他的绝情话。包括他说：“我不认识你。”包括谈起父母和家乡时，他说：“我没有父母，没有家。”
    这些，她没有说，她只是认真地用她自己的左手和右手，不止一次地向我还原那个他轻轻拍她胳膊的动作。那个动作，应该是他们结婚后六十多年来仅有的一次肢体接触吧。
    我问：“你哭了吗？”
    她说：“没哭，我笑着。”
    “他那个家脏的，乱的，比我这个家还乱，一看就是一个人……”向我说起他的困顿孤苦时，她终于下泪。
    采访结束时，老太太问我：“你说怪不怪，怎么他也是一个人呢？”
    我想了想，说：“他心里有你，记着你。”
    她含笑点头，竟有些羞意。
    一个没有再娶，一个没有再嫁，这使她百感交集，觉得脸上有光，同时又给她带来希望。她一直活在自己一厢情愿的幻象之中。她不愿意接受，他们的悲剧，不是战争的悲剧，而是爱与不爱的悲剧。她不愿意承认，他从没爱过她，而她爱他，心里只有他。她不能理解，同是形影相吊，他的痛苦其实比她更为深重，天涯沦落，家业荒芜，无力衣锦还乡，他早已万念俱灰。于是六十年前，她自喜郎君如意，他无奈奉命成婚；六十年中，她心心念念，他无影无踪；六十年后，她跋山涉水，他拒之千里。
    从台湾回来后，邻居都以为她了却心愿，身体和精神会垮了，商量把她送敬老院，但她仿佛活回来了，一扫沉沉暮气，变得神采飞扬，说：“我不去敬老院，我要在家等他回来。”

一年中最长的一夜

    坐在奔赴机场的中巴上，我只觉得口渴。一次次做出吞咽的动作，不知吞些什么地吞着。
    这是冬至之夜，一年中最长的一夜，高速公路上，车辆很少，灯光很昏黄。
    当晚九点，有一名特别乘客要下飞机，警方前去接应。这名特别乘客曾在七十二小时前惨杀四人。
    他是什么人？长得什么样子？被抓时他在干什么？他的父母知道么？他有没有兄弟姐妹？他多大？他在我们这儿打工多长时间？年薪多少？除去花销，能剩多少钱？
    除了作案经过，这些也是我想知道的。
    警察说：“你回来时和凶手同乘一车，可以提问。”我便仔细在采访本上列出采访问题。
    在机场大厅，便衣警察都换上了制服，在斑斓耀眼的灯光下，十数名中青年男子肩上和额头的警徽光芒闪烁，英气逼人。四名年轻漂亮的女警察怀抱鲜花，是准备献给专案组的。十几个媒体记者胸悬相机，肩扛三脚架，整个迎接阵容堪称庞大。
    飞机从北方来。
    一名嚼着口香糖的陌生男子凑近我，搭讪道：“来明星吗？”
    来了！
    只见两名刑警押着一个细瘦的男子走过来，十多个闪光灯对准他，摄像机捕捉他。嫌犯一身黑衣，戴着黑色头套。
    上车后，我犹豫了两秒钟，坐在他前面。透过座椅背，我能感觉到他的膝盖正顶着我的脊背。他轻轻一动，我都能感觉。一路上他只动了一次。警察问：“怎么了？”他说：“喘不过来气。”警察给他向上提了提头套。
    他二十一岁。两年前来我们这里在渔船上打工，做的活苦、脏、腥，年底工资没有付清。于是他来到被害人家中，索要所欠工资，想拿了钱回家过年。在索要工资过程中，与被害人发生争执，被害人家中茶几上的水果刀便成了他的凶器。
    四条生命。一名男婴。两名五年级男生。一名哺乳期妇女。血溅四壁。
    返回途中，车中空气沉寂。我不害怕，我只是也觉得喘不过来气。
    我和身边的同事低语说：“你想，他现在心里想的什么？”
    他说：“紧张。害怕，也肯定有痛悔。”
    深夜十一点，来到看守所。他坐在地上，仍然戴着头套。我第一次发觉头部，尤其是脸，对一个人多么重要，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有头有脸。而戴着头套的人，仿佛只是一件会动的物体，失去了生命的轮廓和颜色。
    但灯光下，我看到了他的双手。这是一双有表情的手。
    多少二十一岁的手，还是孩子的手，在校园里读书写字的手，涂着护手霜，敲击着键盘，细嫩着，娇贵着。而他的手，红黑、粗糙、骨节粗大，使我想到奴隶的手，挖煤人的手。
    也许这些角色，他都曾扮过，但他最后的角色是杀人犯，两手被束缚一起，手铐发着寒光。
    第二天，寒风彻骨。在时断时续的飞雪之中，我跟随警车来到看守所提审他。头套取下，我看到他长而散乱的头发，打工仔常见的发型。看着他有些清秀的模样，我实在难以相信他怎能对女人和孩子下手。当底层的手沾上弱者的血，这世界就是个悲惨世界。
    但是，尽管这世界有黑暗、有屈辱、有奴役、有剥削，也有辛酸，可是也幸存着良善、仁义、亲情和温暖，为何选择这样一条不归路？年轻多好，有无尽的明天，有无尽的机遇，为何轻易放弃？生命多鲜美，有血有肉，为何持刀相向？
    上车后，两名武警一左一右押坐在他两旁。
    一名警察说：“听说你昨天夜里在哭？”
    他垂着头。不做声。

《大悲咒》被《青年文摘》转载

     商春波身材丰伟，声音洪亮，性情率真。不留头发留胡子，十分草寇。以商春波的粗线条外形，很难将他与花卉摄影联系起来。

     “摄影和写作都是一种思想的方式，摄影是图像语言，真正的摄影家就是要避免说出视觉上的废话。”商春波说。摄影分两种，一种是用相机拍，一种是用眼睛拍，商春波属于后者。

     1998年以前，商春波的摄影创作一直停留在即兴状态，1998年开始进行有计划的拍摄，此前他拍过城市风光系列、民俗系列、百花系列等。1998年在济南举办个人摄影展《百花展》，这次摄影展好评如潮，取得了他个人摄影史上空前的成功。如果说城市风光摄影成为他的成名作，民俗系列呈现了他关注岁月的深厚情怀，那么百花系列则完全释放了他的艺术气质。在济南的个展中，一名观众不经意的一句话成为商春波后来的创作方向，那名观众说，你为什么不拍一百幅荷，做《百荷展》？

     商春波是执着的，为了完成拍摄计划，他开始像一只工蜂，追香逐艳，他的光头使他更像一名行脚僧，托钵云游，只为莲生。

    荷是佛教的圣花。多数摄影爱好者都拍过荷，但想拍出荷的慧根，却非易事。每年七、八月份，他就会上路，走过数不清的池塘、湖泊。其中拍的最多、逗留时间最长的是在微山湖。那个夏天，他一夜扁舟，昼则与荷对语，夜则与荷共眠。

    他是用悟禅的方式来拍荷的。盛夏的阳光里，池中众荷摇曳，他久久守候在水边，十天时间，只为观察一朵荷从绽放到凋零。其中几次被晒昏，相机也掉入水中。几年来，他就是这样在严酷的季节里四处漂泊，捕捉绚丽的花季，用他的恒心俘获她的芳心。

    爱好摄影的商春波兼具了书画家和诗人气质。他的荷花摄影能独树一帜，散发着艺术气息、文化内涵，得益于他早年的绘画基础以及多年来涉足书法、茶道等高雅艺术，这些修养使他具备了点石成金的功力，能够在每一幅作品中接近完美地诠释着简洁、节奏、质感、构图、色彩、意境，那些看似平常的花开花落在瞬间成为永恒。

    对于什么是美，商春波有着极高的领悟力和准确力，这种能力只能天赋。他理解的美是天然、厚朴、简约、流利。在对美的捕捉中，他也在解读自身的精彩，不惑之年的他在看尽花开花落之后，对自己的过去和未来都进行了理性的梳理，从而有了更为明确的人生计划。在推出《荷花篇》后，他将继续推出《菊花篇》、《野花篇》等主题摄影系列。

    一个人活着，不是尽量去享受，而是努力挖掘生命的价值，期待商春波摘取生命中更美的花朵。

                          ———————2006年为商春波摄影作品集《荷花篇》作序

     “天下丛氏宗文登。”文登是丛氏的发源地。汉朝时，匈奴休屠王战死，其子被掳到汉宫。后被汉武帝赐姓“金”。汉亡魏立时，据传金氏族人为逃避灭族之灾，逃到不夜（今文登），避于丛草之中。易姓丛。 

    (一)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黄帝轩辕的儿孙辟居北野
一个新的游牧民族从此诞生
从前  从前
她的名字叫匈奴

祁连山  遥远而神奇

从山上长起来的苜蓿

吐着牧草的芳香
从山上流下来的河水

带着积雪的温暖

胡燕在飞
马在嘶鸣
闪闪的狼毒花在开放
歇在草间舐犊的母畜有着
温柔的眼睛
匈奴女人坐在帐篷前擦拭一只陶罐

那时 一切溢满奶香
匈奴部落旺盛的家园
孕育着自由  富足和强悍

为什么一遍一遍叩问
在月色无比明朗的每夜每夜
恍惚听见遥远的草声

       （二）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匈奴最初是一匹朝向东方的马
以太阳为图腾
把高贵的金人献给光芒

千万面长旗猎猎
千万乘骏马嘶吼
草原的进行式  辉煌而明亮

为什么每一次触及灵魂
都感到无限苍茫
降生何方原本不可选择
我只想知道我是谁，以及

我来的方向

      （三）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草原的暮色落日熔金
年轻的汉将霍去病越过焉支山
金戈铁马 狼烟滚滚

休屠王在斟酌进退中
殁于降者的利刃

风中的草原
折断的箭镞
罹别的长歌
这是部落共同的苦痛和悲怆啊
踏过一方水土留下凝望
离开一片山脉带着信仰
不死的匈奴被掳到汉宫

为什么最亲密的回忆
总是离我最远
多少年的寻寻觅觅
得不到片言只字的暗示
星座静穆
有谁知道凝目不动的我
在游弋 还是在思想

      （四）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十四岁的王子 英俊的少年
在汉室的旗旌下脱颖而出

汉武帝刮目相看并赐姓“金”
草原上的大鹰在天空展开翅膀

汉亡魏立  京兆金袆感念汉恩
在月黑风高之夜放下烧魏大火
从此走上避祸浪迹的长路
 

我坚信我的灵魂从来就依附着
至今还无人确知的某条根系
因为有谁留给我的名字
印在腰际
沉淀成暗红的胎记

      （五）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流浪的人们匍匐着
高天 阔野 谁执意选择不夜
选择丘陵之地承继光明的信仰
丛家岘百草萌生的春夜
隐约听见婴儿的啼哭
草原部落易金姓丛
在不夜获得重生

万籁俱寂
总是听见骨髓里有一种声音
在我颓废的时候流向湍急
在我疼痛的时候释放温存

       （六）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千百年易姓埋名
匈奴的根系再一次壮大
优秀的苗裔丛兰成为
一代明朝尚书
丛氏家族在召文台下世承天宠

只要朝向北方
我就会感到灵魂正在赤裸前行
只要朝向东方
我就会获得缕缕光芒

      （七）
从祁连山发源的居延河
流了那么久那么远那么长

从草原到城市的迁徙中失去鞍马
却把脚根扎在了海畔天边
茫茫人海 总会碰到一些熟识容颜
大大的脸盘 宽敞的额头
犷悍的秉性 敦朴的品格

承续着与草原相似的气质
胸腔中是否还是粗犷的呼唤
被城市喧嚣的夜色吞并
是否还有行进的蹄声
被林立的楼宇切断

当生命的密码终于破译
多少个像我这样漂泊的躯壳
在灯火迷离的城市

找回魂魄  找到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