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拍卖》

文/朱文娇  图/西泠拍卖

郭沫若侨居日本期间（1931-1937年）致日本东京文求堂书店主人田中庆太郎父子的书简及明信片共计二百三十函。所书均附原信封 

在探讨近代金石学研究进程中，必须提及“甲骨四堂”：罗振玉（雪堂）、王国维（观堂）、董作宾（彦堂）、郭沫若（鼎堂）及其研究著作。1928年，惨遭通缉的郭沫若决定东渡日本。直到1937年，在日本的十年，是郭沫若35岁至45岁学术精力最为充沛的时期。无奈的避难，却为他的金石学研究营建了一个学术平台。将于12月底在杭州亮相西泠秋拍的《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收录他于1931年6月至1937年6月这一黄金学术期间的二百二十余封珍贵书信，恰好为我们廓清当时郭沫若治学的模样。

    出走日本前，他一直被定义为文学家、诗人，其作品《女神》大有开拓新诗风之势。可在日本的经历却不遗余力地挖掘了其考古方面的潜质。《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的反映》等完成之后，身处日本的郭沫若开始怀疑《诗经》这些自己立论的根基。这份质疑最终鼓舞他对考古第一手材料的搜寻。

    上野图书馆作为他的首选却最终使他失望而归。他转而求助于一家东京专销汉籍的书店，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深谙中国古籍版本，是一个我们每每谈及中日学术交流时无法回避的人物。

    所以对文求堂这一知名书店而言，购进品质一流的中国研究书籍资料绝非难事。郭沫若也了解这一情况，如《郭沫若致文求堂书简》1934年六月九日那封信件展现的：郭氏在编纂《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时亟需《三代秦汉金文著录表》（罗福颐著）、《双剑誃吉金文选》（于省吾攥集），请求先生代为购买。郭氏在选择材料时并不局限中国，还有比如日本人耕田滨作的《泉屋别集》，加拿大William Charles Whiter的《洛阳故都古墓考》等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还深知田中及其儿子田中震二、田中乾郎对中国研究的修养，所以多有学术讨教。如郭沫若不详知“河内”指代位置，致信托田中庆太郎先生代为考证。这样的请求在《书简》中时有发现。

    文求堂的座上客不乏东洋文库主任石田干之助，古物收藏家中村不折，篆刻家河井荃庐，时任日本大使的荷兰汉学家高罗佩等学界知名人士。这不仅替他招徕了生意，更促成了书店成为当时难能可贵的学术交流平台。 可以想见，文求堂在日本学界的活跃程度。

    通过《书简》我们也可以看见，经常出没文求堂的郭沫若在此或通过田中庆太郎与日本汉学界、考古学界的这层关系认识了不少人物。如著书时向中村不折索要器物、铭文拓片，为出版傅抱石《摹印学》引荐河井荃庐等，这都离不开田中庆太郎的鼎力相助。1932年信件显示郭沫若欲前往京都寻找资料，邀田中庆太郎陪同，最终由其子代劳。此行郭沫若结识了京都学派内藤湖南等一批知名学者，并参观了他们的考古教学场所。日后与他们的往来无不为郭沫若的著书立说提供学术启发。可以说，田中庆太郎为郭沫若的金石研究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

    《书简》中还呈现出郭沫若以文会友的一面。在异乡的他坚持使用中国制造的精致梅笺，首先意味着书写者对收件人的重视，其次也可以探得郭沫若作为文人学者的雅趣。他喜欢寄赠“小庭寂寂无人至，款款蜻蜓作对飞”这样多有孤寂之感的诗句，而赋诗共赏正是一种寻求他人精神慰藉的途径。

    《书简》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郭沫若流亡日本期间书法作品的稀缺材料。对早期考古文书的研究，也反过来对他个人的书法创作产生了影响。如《书简》中1933年五月三十日那封，结体厚实饱满，方圆并举，俨然一副早期楷书所具有的自然灵动与质朴纯真的气息。我们还可以从《书简》中探出郭沫若早年的书法师承。如1933年正月十三日致田中庆太郎夫妇的这封书信，笔意接近东坡神韵，整体章法顿挫分明。只是郭沫若在书写时更为恣意，体势更为倾斜。《书简》的那份不加雕琢，更便于我们寻访到郭沫若最深藏的书写意识。郭沫若写于1937年一月十日的这封书信，就将其内心对二王行草书法的体悟完美地表现出来。所以在日本的这些年给了他安坐在“书斋”中充分消化吸收前人精髓的时间与机会，并深深地影响其之后的创作。

文、图：臧伟强

在藏者的眼中，老照片尤其是名人老照片的魅力不言而喻，不但真实地呈现了过去某一场景，某一瞬间，而且这些当时就冲晒不多的老照片，留存至今更为稀有，文物性、艺术性、文献性都兼具，成为收藏珍品。

在清末民国，人们会将自己的照片题字赠与别人，可以时时存念，成为当时一种风尚。但照片题赠本属私密，通常只在至交好友之间，故亦颇难得，而军政要员、文坛名士的老照片，就更不常见。或见证一段交往，或佐鉴一段史事，只字片楮，皆为遗珍。

钟山谒陵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率南京临时政府文武官员于南京钟山明孝陵祭陵时合影。

1911年12月25日，流亡海外十六载的孙中山自美归国，取道上海抵达南京。12月29日，十七个省的代表投票（与会共计四十五人，每省一票），十六票赞成，一票反对（投反对票者为湖南代表同盟会元老谭人凤，他把票投给了黄兴），孙文当选为南京临时政府临时大总统。共和——国家元首由选举产生的政体制度，在此际的中国初露端倪。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列强诸国拒绝认可，一再声明只有让袁世凯做总统才予以承认）。内阁仿照美国政府制不设总理，由临时大总统组织并提出内阁成员名单。

与此同时，问鼎总统的袁世凯在帝国主义列强支持下，软硬兼施意欲使南京临时政府妥协让出政权，另一方面又策动军队和官僚强迫清帝退位。2月12日，隆裕太后代年幼的清帝发布退位上谕，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得以终结。13日，袁世凯通电赞成共和。14日，在严重财政危机的困扰和诸列强的干涉下，孙中山决定“让位”于袁世凯，遂至参议院请辞临时大总统职。15日，参议院选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这意味着南京临时政府和清政府均将政权移交给了袁世凯。终帝制，起共和，大局初定。

2月15日，孙中山出席南京庆祝民国统一共和成立大会之后，率临时政府二百余人谒钟山明孝陵行祭告礼，以清帝退位昭告推翻蒙古统治、光复大汉政权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坦露其“驱除鞑虏”之民族主义精神至死不渝的心迹。正如他在4月1日的解职辞中所言：“今日解职，并非功成身退，实欲以中华民国国民地位，与四万万国民协力造成中华民国之巩固基础”（以上据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民国大事记》）。

照片居中者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其左陆军总长黄兴，其右海军总长兼海军总司令黄钟瑛。黄兴左侧为南京卫戍总督徐紹桢，前排右八为教育总长蔡元培。

孙中山称他“革命首功之臣”

此照当为陈其美初任沪军都督时留影，时为1911年秋末时节，地点应为上海。

陈其美（1878－1916），字英士，浙江吴兴人，辛亥革命元勋。陈果夫、陈立夫为其侄。

1904年东渡日本结识孙中山，1906年加入同盟会。1908年春由日返国，策动江浙一带的革命活动，协助于右任、宋教仁办《民立报》，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他立刻策划上海商团、青帮及部分青年与江浙革命党人准备在上海响应。为不引起注意，他脑后仍拖着长辫，以报馆采访为名四处活动（上海光复之日，其长辫即刻剪除）。

1911年11月3日，陈其美在上海发动起义。他身先士卒，不怕牺牲，带敢死队攻打武器精良的江南制造局，立下头功。上海的光复，对整个辛亥革命的局势，有极大的推动作用。11月6日，他被推为沪军都督。上任后，为响应各地革命行动，他曾发布《示令剪辫文》，但鉴于士兵硬剪行人发辫以致人心恐慌及士兵闯入店铺剪顾客辫子以致无法营业等事件发生，为安定政局与民心，他又发布颇具人性化的《禁止强迫剪辨告示》。

1912年3月，陈其美被袁世凯任命为唐绍仪内阁工商总长，他坚辞未就。1912年7月，“二次革命”爆发，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通电讨袁（袁世凯即解除其沪军都督并予以通缉，派人查封他在湖州的家产）。“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5年，袁世凯复辟帝制，他即奉孙中山之命回国，于1916年2月主持上海党务，出任淞沪长官司令，负责长江下游的讨袁军事行动。此举，深遭袁世凯忌恨。1916年5月18日，陈其美在上海被袁指使张宗昌收买的凶手刺杀（陈死后半个月，袁世凯也呜呼哀哉），年仅三十八岁。噩耗传来，革命党阵营悲声一片，海内外革命党人、爱国华侨所撰挽联竟多达千副。

时人多谓黄兴、陈其美为孙中山左膀右臂。辛亥革命爆发前的历次起义中，孙中山的助手主要是黄兴，及至辛亥革命后期的历次革命斗争中，陈其美的身影则无处不在，尤其是在众多同志纷纷动摇、出走之际，他对孙中山依旧耿耿忠心。对陈其美遇难，孙中山大有失臂之感，他沉痛地写就“陈英士之墓”并亲撰祭文，赞之为“生为人杰，死为鬼雄”、“革命首功之臣”。诚然，辛亥革命中，响应武昌起义最有力者，当属上海，而陈其美在其中的积极作用最大。即汉口一失，多亏陈发动上海起义响应，并倡议与江浙组成联军，从而再取南京。辛亥革命得以成功，陈其美功不可没。

  身为沪军都督和上海青帮头领双重身份，陈其美谙于黑白黄道，他不仅曾将换帖的盟弟蒋介石（1908年蒋志清改名蒋介石）介绍加入同盟会从而使其迈出人生辉煌腾达之起点，并且还将他引荐给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和黄金荣（蒋拜识孙中山也是由他推介），从而奠定了蒋氏日后在上海的基础与活动渠道（蒋介石对陈其美知遇之恩没齿不忘，曾多次举陈为“民国第二伟人”）。

陈其美与许多革命党人一样，都热衷于搞暗杀活动，他曾指使蒋介石枪杀光复会领袖陶成章，孰料，他本人竟然也被暗杀。

梁启超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仪式留影

此照，为梁启超在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之日与诸同谋合影，1915年5月1日，广东肇庆。

1915年12月11日，袁世凯称帝，遭致全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对，12月25日，蔡锷与唐继尧等联名通电，宣布云南独立，“拥护共和，反对帝制”，护国战争遂爆发。

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的国民党，本应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军，但因“二次革命”失败受重创，孙中山、黄兴及国民党其他军事骨干均潜往国外（袁世凯死后才纷纷返沪），故难以起主导作用。而在辛亥革命中原本主张保皇的立宪党人，反倒成为这场斗争的主将，因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而声誉鹊起的立宪党魁梁启超，更一跃成为反袁护国战争领导人之一（难怪李烈钧曾问李根源：护国军举义，安用保皇党为？）。

据中国文史出版社《中华民国大事记》，1916年元旦，当袁世凯在新华宫受百官朝贺，演出复辟丑剧时，而以梁启超事先草定的袁氏十九条罪状正在云南以檄文的方式布告天下。随后，梁启超在上海频繁函电各省敦促响应反袁。见各省尚持缄默之态，3月4日，梁氏在日本驻沪武官青木中将帮助下，自沪乘日船悄然赴香港转广西晤陆荣廷。经密谋、力劝，陆始宣布广西独立。梁又积极联合具有威望的前两广都督岑春煊及西南最具实力的军阀唐继尧等，拟在两广地区建立一具有中央性质的反袁机构。

5月1日，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于肇庆设立，岑春煊被推为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章士钊为都秘书长，等等。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下辖莫擎宇、林虎、李耀汉、莫荣新四个师，程子楷、魏邦平两个混成旅，张习一个独立团。

5月8日，经滇、黔、桂、粤四省都督唐继尧、刘显世、陆荣廷、龙济光联合宣布：各省护国军统一指挥机构性质的军务院在肇庆成立（按，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反对设此机构）。唐继尧被推为抚军长，岑春煊为副抚军长（按，一度代唐继尧职摄行抚军长），梁启超则为政务委员长（按，梁于5月4日即由肇庆抵达香港，拟往上海，5日至广州与龙济光会商，军务院成立前又返回肇庆，），蒋方震为出师计划主任，梁启超、陆荣廷、蔡锷、李烈钧、龙济光、刘显世等为抚军（按，梁启超于17日再离肇庆，20日抵上海。5月30日，自沪致电肇庆岑春煊等，请辞全部职务）。

6月6日，倒行逆施的袁世凯因尿毒症病亡。7月14日，护国军宣布撤销军务院，25日，孙中山中华革命党即宣布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及党务（按，该党1914年7月成立，宗旨讨袁）。

此照为梁启超在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成立之日与诸同谋留影。三排左一李根源（两广护国军副都参谋），左二谭浩明（广西陆军第二师师长），左三疑似为莫擎宇（广东陆军第一师师长），左四莫荣新（广西陆军第三师师长），左六岑春煊（都司令），右一李耀汉（广东陆军第二师师长），右二温宗尧（两广护国军外交副使），右四梁启超（两广护国军都参谋），四排右六章士钊（两广护国军副秘书长），二排左三疑似为杨永泰（两广护国军财政厅长）。

李根源与章太炎

此照为李根源与章太炎、岑春煊等人1916年8月摄于广东肇庆。

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又字雪生，号曲石，云南腾冲人。他是同盟会成立时三十七位签名者之一，云南辛亥革命的革命党首领（曾与蔡锷、唐继尧发动昆明新军起义）。后任北京政府农商总长（孙中山曾致函嘱为护法助力），因反对曹锟贿选总统，退出政坛，蜇居苏州。

身为国中名士，李根源与章太炎、陈石遗、金松岑等学界耆宿往来甚频，或谈诗论词，或说经道佛，研学不辍，尤与太炎先生关系密切（平素屡以高级香烟馈章氏；太炎过世之刻他肃立于病榻旁，见陈存仁文《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李根源在《雪生年录》（1929年自刻版）中谈到：“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时太炎主《民报》，余心仪，前往晋谒。太炎出示《天讨稿》，谈甚恰。是为余交太炎之始。”至于二人定金兰交之时，据《雪生年录》，则在民国十三年（1924年）。此后，也正是李根源一席话：“养老以苏州为最宜”，才招致太炎举家离沪卜居吴地并开办著名的“章氏国学讲习会”（陈存仁文《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

《章太炎书信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中刊章致李书札八十通，为最多。1933年，李根源发起成立国学会，章太炎列名其中。刘成禺所著《世载堂杂忆》有记：李根源题诗赠刘成禺，名曰《入蜀集》，其中便谈到章太炎，诗云：“我是腾冲李麻子，君是江夏刘麻哥，回首吴门十年事，太炎不见奈之何！”其实，李麻子、刘麻哥之称谓，大有来历。读刘成禺脚注知，章太炎住苏州锦帆路时，一次过生日，他与李根源前往致贺。太炎曰：“今日有一大纪念，你们两个麻子陪我照相。”太炎中坐，曰：“刘立我左，他是麻哥；李立我右，他是麻子。”镁光灯“咔嚓”一闪，“两个麻子”之称谓，立时远播。 

1915年5月1日，反袁两广护国军都司令部于广东肇庆设立，李根源被推为副都参谋。6月6日袁世凯病亡后，在梁启超再三催促之下，7月14日，唐继尧以全体抚军的名义，发出撤消设在肇庆的中华民国军务院之通电（据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中华民国大事记》）。

1916年8月下旬，章太炎自杭州抵达肇庆。在肇期间，章与岑春煊、李根源会面时明确表示不赞成从速撤销军务院，并劝岑、李等人组织力量北伐，以消除北洋势力。不果，章氏遂怏怏离开肇庆赴南洋以争取华侨继续支持革命。此照即为此刻所摄。

左一章士钊，左二疑似为杨永泰，左三岑春煊，右一李根源，右三章太炎。

“苏报案”后的章士钊兄弟

   章士钊与胞弟章士戛1905年摄于东京。时“苏报案”及“行刺广西巡抚案”风波过后不久。

     章士钊（1882—1973，字行严，号秋桐，1925年改为孤桐），民国初年思想界巨子，他致力于排满抗清的民族革命理论，以唤起民众，打破万马齐喑的现实局面，推翻清廷独裁统治，实现民主共和。虽始终未曾加入同盟会（这位孙中山、黄兴都寄予厚望的革命宣传家，任由章太炎、张继等盟友敦劝不入同盟会），但他与革命党人皆亲密无间，排满抗清，一直冲锋在前。

    章士戛（1885—1924），字勤士，革命党人，1911年任广西省警察厅厅长。是年岁阑，章勤士与马君武，作为全国各省选出的四十余位代表之一兼广西代表，参与投票选举孙中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03年5月，《革命军》一书付梓前，作者邹容将书稿奉交章炳麟撰序。章士钊（时任《苏报》主笔）则以“爱读革命军者”为笔名，写就《读<革命军>》在苏报发表，以推波助澜。《革命军》宣传革命思想风生水起，虽秘密印行，然销路甚畅。因《苏报》大加鼓吹反清言论，以致“清吏震惊，党人气盛”，清廷便悄然联合租界工部局，以抄封“苏报馆”（设于上海公共租界），“查禁逆乱之《革命军》”，并“着捉拿章、邹二逆并涉案人员”。“苏报案”事发后，苏报馆分崩离析，相关者或丧家逋逃（馆主陈氏父女因此祸流离失所，亡命十载），或锒铛入狱（作序者章太炎、作者邹容“因言获罪”），或遭官宪缉捕而避匿（涉案者章士钊及蔡元培、吴稚晖、张继皆从速遁去），星散殆尽。

    1904年，章士钊与弟章勤士又参与革命党人对广西巡抚王之春的行刺活动，事败后与章勤士、黄兴、陈天华、张继等十三人先后被捕（杨笃生化名杨守仁而逃匿）。后因友人出面保释，加之证据不足，遂集体获释。不久，他便携弟勤士潜往日本。

林森与郑祖荫合影

   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议长林森（左一）与同为闽籍的参议员郑祖荫（右一）、潘训初1912年4月合影于北京。

    林森与郑祖荫交谊最为笃深。早在1903年，林森在上海创立“旅沪福建学生会”，郑祖荫便积极响应并出任会长。1912年1月28日，林被推选为南京国民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王正廷为副议长），郑则任参议员（参议员由各省都督所派，每省以三人为限）。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4月5日，临时政府参议院作出议决：临时政府和该院迁往北京。21日，议员齐集北京。此照当摄于此日或此后不久。

    作为后话，1913年4月，林森出席北京第一届国会被选为参议院议长，郑祖荫仍为参议员。首都迁至北京后，国会内党派纠纷日益剧烈，林森与郑祖荫均感郁闷，遂愤而离京返闽。

    1920年12月，郑祖荫参加广州国会非常会议，任秘书厅秘书，便是受林森之请。1922年许崇智率北伐军入闽，驱逐李厚基，林森出任省长，郑祖荫则任省公署秘书，两月后林森去职，郑亦随之挂冠而去。1940年郑祖荫被选为福建省临时参议会议长，因对省主席陈仪治闽之策极为不满，他曾屡次敦促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罢免陈仪。

    林森（1868－1943），字子超，福建闽侯人。1905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07年赴美留学。1911年武昌起义后，在九江积极响应并任九江军政府民政长。1912年1月出任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议长。1914年6月在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1916年8月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长，1918年被选举为参议院院长兼宪法会议议长，1921年1月任非常国会议长。1922年出任福建省长。

    自1932年林森接替蒋中正长期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直至逝世，1936年12月曾代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他为人质朴、低调，然明辨是非，1936年12月，便力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鼎力倡议抗战。

    1943年8月1日，林森因车祸在重庆逝世。11月17日，国民政府为他举办国葬，规定是日全国一律下半旗，停止娱乐宴会。

孙中山独生子

   孙科(1891一1973)，字哲生，广东中山人，孙中山独生子。1907年加入同盟会，分别于1917年、1923年、1926年三次出任广州市长。1925年7月，任广州国民政府政府委员。

    1930年12月，孙科就任国民政府铁道部长。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为常务委员并轮流出任主席，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1931年1月，孙科通电就职，翌年1月辞职。  

    1932年任立法院长，1947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副主席，1949年辞职旅居香港、美国等地，1965年至台湾任“总统府”高级咨议，1973年9月13日病逝台北。

卿本佳人，奈何做贼？

汪精卫（1883—1944），在历史上是个令人为之一叹的人物。他原名汪兆铭，字季新，号精卫，广东番禺人。国民党早期领袖，历任国民党副总裁及伪国民党政府主席、行政院长等职。

1905年7月，留学日本的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随即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随即，他以笔名“精卫”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等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保皇谬论。其才学，受到孙中山的高度赞扬。

1907年初，汪精卫随孙中山赴南洋筹设同盟会分会，出任南洋革命党报《中兴日报》主笔之一，与保皇党的《南洋总汇报》进行论战。1908年赴缅甸设同盟会仰光分会并筹募革命经费。1910年初与黄复生等抵达北京，开设守真照相馆，暗中策划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后被捕，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决心以死报国，曾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一时为人传诵，激励了一代有志青年。

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受命记录孙的遗嘱。孙逝世后，则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及孙中山信徒的面目自居。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他以全票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客观地说，早期的汪精卫堪称革命意志强，政治觉悟高，思想敏锐，才华横溢。张学良曾听过汪精卫那条理清楚、慷慨激昂的现场演讲。多年后，张学良回忆说：“年轻时我最佩服汪精卫！”据张学良讲，听演讲时他全身热血沸腾（参见《张学良口述历史》，中国档案出版社2007年7月版）。

1927年4月，汪精卫担任设于汉口的国民政府主席，一度与叛变革命的蒋介石进行争权斗争。7月15日，他在武汉实行“分共”，与蒋合流，但随后仍一直与蒋明争暗斗。

在国民党内论资历与名望及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汪精卫都超过蒋介石。但由于军权掌握在蒋介石手中，而汪精卫又讨厌拜把子那一套（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均被汪婉言谢绝），汪、蒋关系逐渐愈发紧张。加之汪精卫不掌握实权，又不善于搞“封官许愿”，人们感觉在他这里捞不到多少好处，愿紧跟他的人就少之又少。于是，汪、蒋的名望、势力迅速发生逆转，蒋介石的地位逐渐居于上风。

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秘密抵达河内，发表“艳电”，公然附逆。随后与日本人合作，于1940年3月20日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担任所谓的“国府主席”。

采访/吴建儒

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经济学博士李亦非先生

自1994年3月份正式成立，被惯称为“广州嘉德”的中国嘉德广州国际有限公司至今已逾18年历史。18年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广州嘉德”作为中国艺术品市场最早的见证者、参与者与建设者之一，造就了一个又一个中国首创或是华南地区首创的拍卖会，对于市场的培育以及行业发展的推动，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为繁荣南方及至全国的艺术品市场付出了艰辛，其功不可没——2010冬季拍卖会，范成大《自书四时田园诗卷》3360万元成交，打破岭南历年艺术品拍卖成交纪录；2009夏拍，在中国油画史上可载入史册的靳尚谊从艺60年最重要代表作《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天价成交；2009年初冬，一幅《石渠宝笈三编》著录的清宫旧藏元代方从义山水，在广州嘉德冬拍上以1836万元成交，广州拍卖场上第一次出现了过千万元成交的古代书画——18年的历程，“广州嘉德”与时俱进，18年的历程，“看似寻常最崎岖，成如容易却艰辛”……2011年，“广州嘉德”正式宣布脱离北京母体“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独立，更名为“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并在今年以“华艺国际”姿态进行首拍，此举不仅在华南，更在全国拍卖界引起不小震动，引来多方关注。《收藏·拍卖》独家专访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亦非先生，这也是十分低调的他，第一次就“广州嘉德”更名“华艺国际”事宜接受采访。

《收藏·拍卖》：原广州嘉德自成立至今18年的时间，几乎见证了整个中国拍卖市场从无到有再到今天如此繁荣的景象，广州嘉德一直是华南地区最大的拍卖行，而今年广州嘉德正式更名为广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这一变动对贵公司而言意味着什么？

李亦非：华艺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更名既是必然也是偶然，原广州嘉德在拍卖行业经历差不多18年摸爬滚打，无论在人脉资源还是从业经验上都有着丰富的积累，但按照目前艺术品市场的走势和企业自身的长远发展来看，现在是一个需要做出改变的重要节点。

今天的艺术品市场发展到如此大的规模，和20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近年来新的艺术品拍卖行不断涌现，据统计，中国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今年上半年成交总额近已超过500亿人民币，尤其是近年来，大量的游资和投机资金涌进艺术品市场，拍卖行业迅猛地发展引发很多问题，比如拍卖行取代了一级市场，买家不付款导致的拍卖三角债问题，缺乏专业型人才的机构会容易导致收藏家们不成系统地收藏以及追求快速回报的盲目行为等。种种迹象表明，艺术品市场已经呈现出非理性的态势。

纵观今年秋拍，很多人都看到了成交总额的下降，但更需要看到的是只是成交率的下降，我们去北京和香港看拍卖的时候，精品和在艺术史上有地位的作品还是有很多人买，价格还在往上走，只是说没那么好的东西没人买了，所以导致的成交率的下降，现在的市场正在经历去泡沫化的阶段，所谓去泡沫化只是说炒作艺术品的人少了，游资、投机资金进入艺术市场少了。这表明中国的艺术品市场出现了拐点，一些缺乏专业素质的拍卖行面临着即将被淘汰的危险，大家都在思考在这种环境下该怎么更好地发展。从“广州嘉德”到“华艺国际”，不仅仅是一家企业的更名与改制，对我们而言，还意味着对一个发展了20年的行业再认识，再梳理的自觉意识，对未来自身身份的全新再塑。

《收藏·拍卖》：中国的拍卖行业只有短短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却经历了剧烈的变化，您作为亲历者和见证者，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在您的经验中，拍卖行业遇到的最大挑战和困难是什么？

李亦非：事实上，艺术品市场有它的特殊规律，艺术品拍卖是一个高端的服务行业，在中国出现艺术品拍卖之前，全世界著名的艺术拍卖行只有苏富比和佳士得两家，可以看到从事艺术收藏、参与拍卖的人群文化素养和经济上都有一定的基础，所以艺术品行业有它的精英属性。

真正的收藏分两类：个人收藏和机构收藏。个人收藏需要有闲钱和时间，还要求自身的文化素养达到一定程度，同样，机构收藏也是对企业文化和社会责任有一定的认识和资源积累才会进行收藏。而投机者和金融资本的介入，尽管可以在短期之内获得收益，为市场推波助澜，但这并不是一种真正的收藏行为。

《收藏·拍卖》：原广州嘉德推出过不少经典的拍卖专场，如“1949—1979新中国美术作品专场拍卖会”，持续了十年的“岭南艺术专场”等。可以看到华艺国际在致力于发掘广东本土艺术家，和培养本土藏家方面也起着重要的作用，能否谈谈你们的经营定位？

 

李亦非：拍卖行业其实是一个高端的服务行业。应该以公平、公开和公正的态度面对大众，同时我们也不断的思考怎么在市场好的时候不冒进、市场差的时候给客户信心。这就取决于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专业性，其实拍卖行做得好不好，关键不在于看每一季的成交额，而是看藏家的满意度，一个拍卖行应该给客户足够的信心，比如不需要为作品真伪问题操心，甚至作品在家怎么放置这些细节上我们也帮他们考虑到了，这就非常贴心。

在文化艺术推广方面，我们也做了不少工作，首先是广东地区的老艺术家发掘和整理，事实上，在新中国初期，广东出现了一大批有全国影响力的现实主义画家，如关山月、黎雄才、汤小铭、杨之光、陈衍宁、林墉等等，这些广东地区的老艺术家并没有在艺术史上得到足够的关注；个别的甚至被忽略，如王肇民。发掘那些在历史上被遮蔽或被忽略的艺术家也是文化企业的社会责任。

任何一个拍卖行只要拿着一本艺术史，都可以列出一份拍卖名单，但这样做其实面临着一种困境：容易导致市场上流通作品的同质化，对于藏家而言，也不利于建立自身独特的收藏体系，收藏是可以体现一个人独特的审美趣味的行为，我们研究拍品、专场的时候也会考虑到这个问题。

在强调服务态度的同时，我们也注重组建内部专业团队和清晰学术架构，我们在上述的公平、公开和公正态度之外，再推进一步，就是“服务、发现、共进”，服务就是指专业的服务态度和精神；发现，指的是对历史和文化的整理，发掘更多被遮蔽的艺术家；共进，指的是如何与社会共同进步，与藏家共同进步。艺术品拍卖行作为一个文化企业，是需要站在本土的文化立场上思考，“拍卖”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西方的概念，中国人讲究的“藏”文化，对于家族收藏，向来是希望永远保存，即使家族没落，老祖宗的东西还是不能丢，所以“散”藏品并不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我们要怎么在这样的文化立场上衔接好收藏和拍卖，这是需要在与藏家不断的交流过程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拍卖行除了服务藏家、引导藏家还需要和藏家共同进步。

2009夏拍，在中国油画史上可载入史册的靳尚谊从艺60年最重要代表作《毛主席全身像》以2016万元天价成交

 

《收藏·拍卖》：华艺国际（原广州嘉德）曾经捐资建造嘉德希望小学，赞助“嘉德杯”小说新人奖评奖活动，赞助广东省艺术节、举办慈善拍卖会为教育事业筹集资金等等，能否谈谈你们的企业理念？

 

李亦非：我们在经营上基本的理念是立足华南地区，挖掘当地艺术资源，同时辐射全国各地及东南亚地区，与国际市场接轨。在艺术品选择方面兼顾市场需求与有责任意识的引导，在努力经营企业的同时，不忘自身本该具有的文化担当及社会责任。

 

《收藏·拍卖》：能否谈谈更名之后的华艺国际拍卖的未来规划？是否会加大整合岭南绘画资源的力度、增加当代艺术拍卖的分量等等？华艺拍卖首次拍卖将以怎样的面貌出现？能否介绍一下本次拍卖的特色？

 

李亦非：按照目前艺术品市场的定价系统来看，其趋势是在一个市场惯性之下，定价越来越贵，逐渐把拍卖拉到一个市场的极端，面对这样的情况，华艺国际一直在尝试着不同的努力——我们在这18年来一直在坚持自己的方向。更名对于华艺国际拍卖而言只是一个开端，真正的转变是需要时间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从华艺国际的首拍来看，首先是精简了作品的数量，我们追求精，而非量大，其次，我们尊重本次拍卖的所有作品，因而取消了图录的封面和封底，这两点对于任何一个拍卖行而言都是具有挑战性的。这20年来艺术品市场走得太快了，我们思考是否可以放慢一些脚步，回归细致而精致、有特色的收藏。例如出现在本次拍卖中的黑泽明作品，尽管他是一个知名的国际导演，但他画的脚本过去并没有进入收藏家视野，就是一个尝试，测试藏家的接受程度和整个市场的反应，同时也是华艺国际未来开设更多特色专场拍卖的开端。

文/ 肖潇 Heinz Thiel

德国汉堡收藏家法肯伯格先生 

这篇文章的主人公法肯伯格(Harald Falckenberg)，是德国现代著名的艺术收藏家。他出生于1943年, 在汉堡长大，之后分别在弗赖堡，柏林和汉堡攻读法律。在成功获取到法律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汉堡一家专业生产橡胶的公司作为企业领导人一直工作到今天。在此之间还附带担任过另一家以生产加油站制品公司的工作。他收藏艺术的方式并不只是集中在某一件艺术作品之上，而是从众多作品当中寻找出一个交接点，这个交接点起到了一个对某位艺术家作品从老到新，从远到近，从生疏到熟悉的思想认识的贯穿与连接，从而积累新的经验以及对艺术家的生活环境以及社会背景的了解。

源起新达达主义

大多数人对现代艺术的极端派都没多大兴趣，因为这种艺术派别的风格对一般人来说都不太容易被接受，它本身带有的那种攻击性与挑衅性足以让我们震惊与愤慨。它极不礼貌地评价我们的社会，反抗社会的不公甚至叛逆周遭的一切。它从没有安静过，更别提“亲切，深情与体贴”。它不留情面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攻击政治的腐朽和人性的丑陋。

法肯伯格收藏展： How to carry the world on one´s back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在德国逐渐兴起了一种由“新达达主义”派生发展起来的极端性艺术形式。这种艺术派别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特别就针对当朝执政政权以及社会体系用一切可能性进行挖苦与嘲讽。这种年轻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得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历史时段以及战后德国在艺术方面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留下了最惨痛的伤疤。法西斯主义首领西特勒在1945年正式宣布战败投降的消息后，给当时的德国带来了巨大的羞耻与经济上的灾难。德国为战败的结果向全世界公开发表了深痛的道歉书，除此之外还为受难国家赔偿了巨额赔款。苏联军队作为战胜方在西特勒投降之后在全德国范围内进行了大规模的摧毁。这次惨痛的“惩罚”作为战败的代价让德国从经济文化到艺术方面下滑到了最底点。成片的废墟，消失的历史建筑古迹与逐渐贫乏的人口资源促使了德国公民重建家园的强烈愿望。由于男性都被征去从军作战，留在家里的就只有妇女，老人与儿童。微薄的劳动力使得德国在当时除了一个重点放在“经济发展”上，别无他求。自从二战和二战之后的二十多年，属于德国本土的艺术形式就停止了发展的脚步。两个最大的战胜国家苏联与美国在当时世界上占据了最重要的政治位置。政治上的强势理所当然地也主宰了文化与艺术的发展方向。当时被极度推崇的两种理想意识形态，即以苏联带头的社会主义与美国资本主义。由于德国正处在“从灰烬中走出来”的薄弱环节，再加之受这两种“主要主义”的影响，使得其自身的政治与艺术文化也产生了极其分裂的状态。一部分德国艺术家逃难到了美国，一部分却深受了社会主义艺术形式的强烈影响。在这段分裂期中，德国失去了属于自己本身的艺术形式及其发展。大量的俄美艺术形式的临摹主宰了德国战后艺术的发展主流。来自法国的抽象派，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以及美利坚共和国的好莱坞文化等正是当时二战后众多德国艺术家所追求的艺术潮流。

 乔纳森·米斯的作品是法肯伯格先生的艺术品收藏重点之一（Lyonel-Feininger-Galerie Quedlinburg供图）

这种被支配的艺术发展状态被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直到新的一代艺术家的崛起，才慢慢地打破了临摹与仿效的战后艺术形式。年轻的艺术家们，他们没有亲身体验到战争带给国家以及人民的灾难。而且由于德国战后快速的经济恢复使得德国这个国家在全球政治声誉的提高。在国家经济与政治逐渐好转的情况下诞生的六零后与七零后艺术家们厌倦了长辈长久以来模仿的艺术概念与思维。尽管这些作品看起来完美无缺，无可挑剔，但是这种艺术形式却不能满足新兴艺术家们希望表达德国本身艺术文化的强烈愿望。他们以各种形式抵挡甚至打破这种抄袭来的艺术形式。嘲笑二战政治人物与讽刺当今社会等等。在这种思潮影响下的德国与美国艺术家近三十年以来的艺术作品正是法肯伯格先生的艺术收藏重点。

法肯伯格收藏：艺术家kris martin的作品. 现在正在Deichtorhalle博物馆展出

喜欢尖锐剖析而非美好

正如我们以上阅读到的关于法肯伯格先生短短的生活以及工作简历可以看到，他并不是收藏家出身，但是他在工作之余对艺术以及艺术收藏具有强烈的兴趣。除此之外他的爱好兴趣领域还扩展到了舞蹈与高尔夫。他是一位热情的舞者，在高尔夫球界内也享有一定的名誉。体育，艺术与工作的面面俱到，在我们眼前刻画出一个活生生的“成功人士蓝本”。热情地生活，积极地体验与了解生活是他一贯的生活方式。要真正去体验与了解生活，光有热情是不够的。“人应该带着勇气去生活”，他的这句名言我们可以清楚地从他独特的艺术收藏风格中读到。“一件艺术作品最终应该是一种表现风格，即表现社会的某一种发展方向以及这种方向由此产生的发展过程。”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这样诠释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和看法。他疏远以往艺术风格中以“欣喜，狂热与爱情”等常见表现形式。取而代之这种“美幻与充满感情”的表达方式，在他看来，艺术应该是具有批判性与争论性的。正是这种与传统艺术观念保持距离的姿态，但是这种姿态又以一种强烈的拯救唤醒德国现代艺术的责任心使法肯伯格先生以一位另劈蹊径者的风姿在当代艺术收藏界逐渐成名起来。

成名风光的背后隐藏着如何的漫长发展历史？在这段收藏历史的开端，法肯伯格先生也像其他众多艺术品收藏家一样，以“名画与名家”为主要收藏方向，以此来确保艺术品投资的安全性。在这种“牵着鼻子走”的投资状态下，他确定以更专业的艺术评价眼光来购买与塑造属于自己的收藏风格。为此他首先参加了德国汉堡艺术协会，紧接随后他便任选为此协会主席。由于对艺术与欧洲艺术历史有着强烈的兴趣与求知欲望，所以他经常钻研阅读关于这类主题的书籍文物。他还经常与多位艺术家朋友讨论与现代自由艺术相关的话题。他让他的这些艺术家朋友们为他展示一些没有被出卖掉的欧洲成名艺术家的作品。这些遗留下的被抛弃的艺术作品其实全出自于名家之手，但是因为他们的这些作品没有讨好当时的政府与社会从而受到了被淘汰的遭遇。一些年轻的艺术家们保留并收藏了这些“不被看好的, 不被社会承认”的艺术作品。“我的收藏方向正是与这批年轻艺术家有关，他门收藏挽救的被当时社会淘汰的与他们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使我感兴趣。看这些作品，对我来说像是一种自我释放，一次偶然，一场闹剧或者刻骨铭心的嘲讽与挖苦。在我的这种收藏领域中不存在有第二位收藏家。”

如果谁收藏“大名鼎鼎”，则他首先采集的便是威望与声望。而对法肯伯格先生来说，艺术品收藏应该给藏家带来快乐与情感上的满足，并且是从日常生活中解脱出来的一种方式。就象舞蹈和高尔夫球一样。他通过艺术品收藏积累的不是威望与声望，而是自我认识的过程与从艺术中取之不尽的经验。艺术在他眼里是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所能体验与捕捉到的。艺术拥有的则是一种完美的平衡力，均衡着我们身边惯常的一切事物。由此而来吸引着收藏名家法肯伯格先生的首先是这一群不追求金钱与名誉,但是能勇敢嘲笑社会的德国年轻艺术家们。

在国际上享有一定声誉的年轻德国艺术家乔纳森·米斯(Jonathan Meese)，出身于日本东京，幼年时在日本度过。他的父亲也是一位藏家。在他父亲去世过后，乔纳森·米斯接管了由他父亲遗留下来的藏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其父多年收藏在纸箱里的关于日本与德国政治与经济方面的丑闻。乔纳森·米斯以他父亲收藏积累下来的这些报纸杂志创作了一次艺术装置的展览。这次展览当中的被展出的所有艺术装置作品被法肯伯格先生所收藏，而乔纳森·米斯的作品从此便成为了法肯伯格先生的艺术品收藏重点之一。

现今，法肯伯格先生是纽约Advisong Boards现代艺术博物馆与伦敦国际博物馆组织协会CIMAM的成员。他撰写了不计其数的以现代艺术为主题的文章，曾多次参与编撰艺术杂志，专栏与艺术展览名录等等。与此同时他还经常在公共场所，如博物馆，艺术讨论会和各种派对上发表对艺术以及艺术家的演讲。他那风趣幽默的表达方式，使他成为德国艺术界内期望被看到和被提到的艺术收藏家，演讲者与艺术展览策展人等等。他经常说，“在艺术中美的，好的和真实的一面并不使我感兴趣，真正的艺术家得了解社会，分析社会和剖解社会,走这些过程，得到这些结果并不是每时每刻都是美的，好的，炫耀的。”

文、图：Jasmin

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首府——汉诺威，被人们誉为“文化首府城市”，在这里有一种对人文文化与艺术易于接纳的开放、自由和民主。每年初夏汉诺威均会举办“博物馆之夜”活动，期间城市里所有的博物馆，文化会所以及个别画廊都为市民们敞开了大门，期间各大博物馆还为参观者安排了众多不同的艺术节目；每年汉诺威还会策划三到四次“画廊散步日”的活动，让城市里工作的艺术家们，不分年龄老少，都有机会向市民们展示他们的艺术工作室以及工作室里的新老艺术作品。

 

 

 

汉诺威的“画廊散步日”

在画廊散步日期间, 一位女艺术家画廊的一角

汉诺威当地的一位艺术家Gunnar Klenke在画廊散步日活动期间，与到他工作室的参观者聊天

“国际性开放性的城市”这个称号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早已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虽然我们在理解这个词时往往与经济挂钩，即使“经济、生意、赚钱”这些话题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来说必然不可忽视，但是除此之外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我们到底还需要什么? 我们还期待着什么? 开放到底对我们意味着什么? “开放性城市”应该不仅仅只局限于经济范围内来理解，它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向世界，向生活和人文文化开放的全新思维方式和生活理念。

    汉诺威，德国下萨克森州的首府。在这个城市里让我们对开放性城市有了全新的理解。火车是贯穿德国各大城市的主要交通方式之一。一进入到汉诺威城市火车总站，这个在整个德国独一无二的全开放性火车总站就让人对这个城市留下了通达开放和坦率的第一印象。在德国其他大城市的火车总站火车是不能贯穿行驶的，乘客如果得继续前行必须得转乘火车。而在汉诺威火车总站却帮乘客打消了转乘火车的不便。所有火车在到达汉诺威后可以穿越城市总站继续前行。

早就听说汉诺威是“文化首府城市”。在这里有一种对人文文化与艺术易于接纳的开放、自由和民主。在汉诺威每年会策划三到四次“画廊散步日”的活动。也就是说在这座城市里工作的艺术家们，不分年龄老少，都有机会向市民们展示他们的艺术工作室以及工作室里的新老艺术作品。整个城市在活动当天就如一个巨大的画廊，散步在街道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画廊散步日醒目的广告标语以及去每一个艺术工作室的具体方位指示, 以便于市民们快捷准确地找到他们希望参观拜访的艺术工作室。活动策划者通过这种方式拉近了普通市民与艺术以及艺术家的距离，增近了市民对纯艺术与自由艺术的理解，培养了他们对艺术的兴趣，丰富了市民周末以及节假日的生活等。与此同时也为艺术家们提供了提高知名度的机会。艺术家们在打开他们工作室的同时也增加了艺术作品的销售量。在画廊里被展出的艺术作品是有限的, 德国大部分的自由艺术家是没有“画廊”这条销售途径的,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家们得寻找符合自身情况的艺术品销售途径，而这种途径往往是被局限于他们自己的朋友或者熟人圈子之内。扩大这个所谓的“人际圈”，正是当下德国普通自由艺术家在艺术创作之外的重要任务。而由城市策划的“画廊散步日”这个活动在无形之中增加了艺术家们通过人际网络销售艺术作品的机会。Gunnar Klenke，作为一位自由艺术家从1983年至今工作生活在汉诺威，今年他第一次参加了这个有十年历史的“画廊散步日”活动，就在活动当天到他工作室参观拜访的市民多达近百人，一天下来的油画销售量高达近十件。之后他对我说，这么好的销售成绩即使在画廊也难以达到，明年他肯定还会参加这个活动! 对市民参观者来说也是一个认识城市文化与艺术家的绝好机会。在汉诺威，大大小小的画廊其实并不少，但是画廊，由于它始终是个生意机构阻挡了很多普通市民的拜访动机。“我觉得进画廊是一种商业行为，画廊主期待推门进来的人能够消费点什么。这和艺术品欣赏和认识有一定的距离。参加城市策划的画廊散步日从心理上我觉得轻松很多，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看艺术家们的作品，和艺术家本人聊天，喝咖啡，听他们的故事和对艺术的讲解，我觉得艺术不再是高不可攀，而是那么近那么自然。”一位市民参观者这样对我说道。

 

城市文化亮点——“博物馆之夜”

除了“画廊散步日”城市大型活动之外，在每年初夏举办的“博物馆之夜”活动也是此座城市文化的亮点之一。活动当天晚上从18点到第二天凌晨2点，城市里所有的博物馆，文化会所以及个别画廊都为市民们敞开了大门。其间在不同博物馆还为参观者安排了众多不同的艺术节目,如博物馆音乐会，展览讲解，为这天特别设计的艺术灯光设置等等来增加都市夜生活的艺术文化气息。走在街上，看着带着满脸笑容的人群。他们带着朋友，家人穿梭在城市中的各大博物馆与会所之间，兴高采烈地讨论着刚参观过的展览主题。每位参观者都可以在这天晚上寻找到符合自己兴趣爱好的文化主题。从自然科学类，人文文化和历史，设计艺术到纯艺术等等，可见在“博物馆之夜”里展览内容涵盖范围极其广泛而全面。比如在汉诺威电子博物馆里可以参观到18到19世纪初的电子产品，电子产品在欧洲的发展历程，从而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方式。一位祖母耐心地给孙子讲解着什么，“看啊，宝宝你知道这是什么吗？熨斗!婆婆的妈妈就老用这种熨斗给婆婆熨衣服。”几位学生也好奇地打量着这些被展出的老电子产品，互相商量着什么，讨论着什么。而在科斯特勒艺术会所中，策展人在活动当天为正在展出的摄影展览特别安插了音乐的元素。年轻的音乐家们来自汉诺威音乐艺术学院，他们的穿着与音乐演奏方式极其怪异。没有固定的位置和演奏曲目，而是拿着各自的乐器游走在人群之间。就在你不经意之间，在展厅的某个角落奏响了一段乐章。乐章是那么短，那么急促，以至于你没有时间转过身回过头去看去寻找，演奏者在哪里，他们就已经又消失地无影无迹。这种音乐怪异的演奏方式其实是与此次摄影展览配合进行的行为表现艺术。这个正在科斯特勒艺术会所中展出的两位比利时年轻摄影师的摄影展览用他们特别的构图语言向我们表达了现代物质生活的可笑，现代文化的空泛与逐渐淡化的生活意义。由音乐演奏者表演的行为艺术在此次展览中的安置更加强了参观者对这种无奈，无意义以及被玩弄等种种感觉的理解与体验。这种眼看耳听的展览方式增加了艺术展览的立体感与神秘感，抓住参观者好奇的心理，逐渐引向艺术的主题。另外在汉诺威城市设计博物馆中向我们打开了设计艺术神秘的大门。在整个三层楼的博物馆里主要展出了三大主题，即欧洲古代艺术，埃及艺术品收藏和实用艺术与设计。活动当晚，在博物馆里特意安排了多个专人讲解点，向众多参观者讲解与介绍欧洲古代艺术珍品及其历史发展演变，埃及人文文化以及艺术品挖掘实况。因为是设计博物馆，所以以设计为主题的展览区域集合了数量最多的参观者。策划人为“博物馆之夜”当晚邀请了德国几大出名的设计事物所以及设计师，他们亲自为参观者解读了设计密码，设计艺术哲理和理论。年轻的设计师队伍向我们展出了他们的设计新品与产品设计步骤。好奇的参观者在博物馆里可以亲身体验设计艺术的神秘和著名设计艺术作品。这些平日里只在杂志上才能看到的设计作品，在今天晚上却能亲身体验它的非凡设计魅力与强大使用功能。我们关注着停留在我们手上的设计作品，惊叹着人类智慧的精华与艺术的精彩。

“博物馆之夜”时在汉诺威城市艺术协会大门上设计的灯光效果

 

接纳世界融汇各国艺术  传承汉诺威的历史文化

格拉茨现代美术馆（Kestner Gesellschaf）的艺术表演

    在汉诺威几乎每一家城市博物馆里不仅可以参观到欧洲或者德国的古典与现代艺术作品，还有很多关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展览。通走这几大城市级博物馆可以发现，这个城市在关注欧洲以及德国本土文化和艺术的同时还关注着其他非欧洲第三发展国家的艺术文化和发展。特别醒目的是2011年夏秋在Sprengel博物馆里正在展出的大型伊朗摄影展览。此次关于第三国家伊朗的摄影展览，记录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90年代伊朗在这整整七十年间的社会发展状况，涵盖不同领域摄影作品的展出打开了汉诺威市民对伊朗这个陌生世界的了解以及认识,拓宽了眼界并开放了思维。让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认识一片对我们来说陌生的国土，认识他的发展，政治困难(比如战争)和生活现状。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汉诺威这个城市向我们诠释着一种接纳世界，传播开放思想和关心生命意义的新生活理念。

    整个摄影展览出于伊朗著名摄影师Bahman Jalali的作品。从散布在整个展览大厅的黑白摄影作品中看到了时间的流逝和政治战争给百姓们带来的灾难。他的黑白摄影作品是完美的历史文献资料，通过非彩色的摄影色彩处理方法使得参观者的注意力更集中在故事讲述当中。一组记录发生在1978到79年伊朗革命的摄影作品尤其刺激人们的眼球。尽管是黑白照片，但是鲜红的血红色依然历历在目。残忍的革命战争场面散发着刺鼻的血腥味，人们在阅读这段历史的瞬间，除了看到残酷的政治现实与背景之外，还能模糊看见那尚存的一点点人性与情感。在汉诺威Sprengel博物馆正在展出的Bahman Jalali的摄影展览，是整个德国境内第一次以艺术，历史，政治与社会等多方面的摄影角度对伊朗这个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面分析与诠释。

    一个开放的城市一定有她文化传承的历史传统。著名的德国历史人物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1646—1716）除了在数学与哲学方面有特殊贡献，在他在汉诺威生活和工作的四十年里还对其他非欧洲国家进行了充足的分析和了解，比如中国。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对中国有浓厚的兴趣，早在17世纪就为后人留下了诸多关于研究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文化的珍贵文字档案。他对远东国家的兴趣与学术性的分析奠定了他所在的这个城市汉诺威所具备的世界开放的历史基础。自从由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以来就兴起的对远东国家如对中国的关注，直到现在在以他名字命名的汉诺威城市大学里，长久以来一直保持着与中国大学的学术交换。

在巴洛克花园游玩的群众

    坐落在汉诺威的巴洛克花园是欧洲最美最著名的皇家花园之一，现在已经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名单。此花园与别处皇家花园的不同之处是，它有一部分是为城市普通市民所修建的，不像其他皇家花园，普通市民进入是禁止的。每年八月的最后一周在这座城市花园里举办的露天音乐会从历史传统意义角度来说也是城市文化在夏季的高潮。年轻的音乐家们为市民们免费演奏肖邦，贝多芬等世界著名作曲家的经典乐章。上千人带着板凳或者就地坐在草地上享受着夏日阳光与音乐艺术的洗礼。城市君主在为他而修建的皇家花园里以与民同乐的政治政策由此来表达了他的通达与开放。

政治的开放确保了文化艺术的开放。我们不得不称赞，汉诺威，一座向艺术敞开胸怀的城市。

徐悲鸿作品的几大流散方向

徐悲鸿的作品主要还是在北京徐悲鸿纪念馆，这是徐悲鸿作品最重要得收藏场所，他每个时期的重要作品皆在其中，对于徐悲鸿的爱好者来说这些馆藏是一枚“定海神针”。另外2009年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的“徐悲鸿大型艺术展”的影响也很大，对于徐悲鸿艺术创作和市场有很大的推动作用，大家能够看到一个比较整体的徐悲鸿创作面貌。

徐悲鸿在抗战时期的创作，我觉得目前的研究还不够，例如他在广西、贵州、四川、重庆、南阳、中国美院时期的创作，并没有统一的整理和脉络。最近通过拍卖市场的推动还有对他的几个大藏家的整理，反而为大家提供了一个线索，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有两张杨德纯上款的徐悲鸿的作品，我们根据这个线索探寻，发现杨德纯原来非常重要：徐悲鸿在重庆时经常住在他的别墅里，后来我们才知道整个贵州博物馆的几十件徐悲鸿收藏大部分得自于杨德纯家属的捐赠，这其实是很重要的收藏，但却没有一个很好的画册或者研究。

由于在抗战重庆时期人员流动比较大，我想有一些徐悲鸿的藏家不见得是当地的藏家，这些人可能去了台湾或者北京和上海，重庆时期作品的能见度比较高，我们通过各个拍卖或者各种藏家的收藏见到，在市场出现的较多。

南洋的作品主要集中在徐悲鸿的几个朋友手上。比如最大量的是新加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黄曼士兄弟，他的收藏后来大多在“糖王”郭鹤年的收藏中，还有一些散见在市场；还有徐悲鸿战前在新加坡的好友、考古学家韩槐准,韩槐准的收藏我们也能够见到不少；马来西亚大藏家骆清泉的收藏也很重要，但是他的收藏比较神秘，只是在2008年的"徐悲鸿在南洋”大展里面拿出来一些他的珍藏。

其他的收藏大部分还是他当时送给朋友、弟子的作品。徐悲鸿在美术教育上有很重要的贡献他对弟子比如吴作人、艾中信、孙宗慰等的付出和爱护是别的艺术家很难做到的，他给弟子的这些作品都是很精彩的，例如嘉德曾经拍卖过孙宗慰收藏的狮子，还有张蒨英、费成武夫妇“雾明楼”收藏在苏富比的专场拍卖。另外他给一些当时的国民党要员以及文化界的友人的作品在近二十年的拍卖上也出来很多，这一部分大多可能在北美、东南亚尤其是台湾和香港，这些作品都是散见的私人收藏。

徐悲鸿曾经留给第一任夫人蒋碧薇的作品能够在市场上大量见到，上世纪90年代很多拍卖的作品可能是通过这个渠道流出，后来他也分给徐伯阳一部分。徐悲鸿解放后的作品就不是那么多了，重要的可能就在徐悲鸿纪念馆或者是家属的手中。

藏品鉴定

因为徐悲鸿在市场流通的作品不多，而且相对来说他的创作题材相对较少，比如喜鹊、狮子、马、山水等，事实上你将它分成七八个类别，然后在同类别中研究、比较就好，例如他的“仕女”开脸有什么特点、衣裙有什么特点、背景处理什么特点；或者他在画喜鹊的时候，树枝颤动的线条、树叶的特点、柳条怎么拉出长线条的这种功力。我觉得对他的作品的甄别主要还是同一题材进行反复对比，然后根据各个年代的特点，特别是落款的特点甄别，这是比较便于进入的几个角度吧。

徐悲鸿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特点——他的造型能力，他的素描基础和由西画继而进入中国水墨画的途径跟别的画家应该是有所区别的，不管他是画一只鸟还是一匹马，都透露出特别结实的造型能力，这种造型能力可能跟完全从传统入手或者师傅传徒弟的教育方法出来的画家不一样。比如说马蹄是这样摆还是那样收，站马和奔马是怎样的一种体态等等都是非常讲究而非想象的，徐悲鸿的造型能力是特别强的。大家多看一些博物馆的收藏就能够多一些这种自己的体验吧。

       

   黎简画像         黎简诗歌集《五百四峰堂诗钞》

黎简以诗书画三绝驰名于世，与顺德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合称“岭南四家”。黎简自称“狂简”，亦被世人目为狂士，当年大诗人袁枚南游罗浮，请见黎简，但这位黎二樵先生就是峻拒不见，且致函痛骂，致使袁枚败兴北归。

黎简之“狂”如此，然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书画家都极为爱护这位偶尔出言不逊的三绝奇士。番禺诗人吕坚、北方的大学者李调元、翁方纲、黄仲则、洪亮吉、伊秉绶等都与他订交结友，诗画唱和，不少还是生死深交。

这些文坛大腕，目高于额，但对黎简都热心提携褒扬。重其才？重其书画？重其人品？抑或兼而有之！

黎简（1747-1799），字简民，一字未裁。号石鼎、狂简、未道人、百花村夫子。因深爱罗浮、西樵二山，又号“二樵”。广东顺德陈村弼教村人。黎简以诗书画三绝驰名于世，与顺德张锦芳、黄丹书、番禺吕坚合称“岭南四家”。

狂简实不狂？

以前读黎简，总觉得此人有点张狂。清人李调元曾说：简为人清狂，征歌侠邪，日与酒徒醉饮于市，闻今亦得明经矣，屡踬科闱而习气如故，尝自刻图章曰：小子狂简。

后来，又在古籍中也读到他：君故自矜重，意不合，或挥斥不顾，是以人稍目为狂。这，更更坚定自己的看法。

当年大诗人袁枚南游罗浮，请见黎简，但这位二樵先生就是峻拒不见，且致函痛骂，致使袁枚败兴北归。这，固然彼此观念相距所致。虽然，苏文擢先生认为：盖学于古而不囿于古，适于己而不求合于人，菲故为立异名高也，其充于内者故如此也。故（袁）子才耆年硕学，才名足矣风靡天下，二樵独以其有伤忠厚而薄之。（黄）仲则位止下僚，名微命浅，二樵独以其根柢性情而重之。其志行概可见矣。但正如冼玉清所批评那样：未免与人以难堪。他在人际关系上确实有失妥当。

但是，后来不时在各种书籍中纷杂看到人们“得君片纸者，无不珍为奇宝。”“村人多业卖花，佳种辄盘馈之”及“乡人送星兰”、“园公送丽春入瓶”等记录，文人笔下清狂的黎简与社会甚至民众亲密无间的多重形象交叠，又让人颇觉矛盾。

再细读黎简各传，却发现与他同时代的诗人书画家都极为爱护这位偶尔出言不逊的三绝奇士。

以诗名声闻省内的同县诗人张锦芳，虽觉得黎简为诗坛劲敌，但见得同县诗人黄丹书，即力荐黎简，后黎简更得黄丹书引携入省城，得识名流，令其境况渐入佳境。番禺诗人吕坚、北方的大学者李调元、翁方纲、黄仲则、洪亮吉、伊秉绶等都与他订交结友，诗画唱和，不少还是生死深交。

这些文坛大腕，目高于额，但都热心提携褒扬。南来文人，更以缘悭一面而痛感惋惜。若非黎简有过人之处，绝难得入他们法眼。

“狂简”的真面目

后细读黎简诗集，发现其张狂不驯只是偶尔露峥嵘，更多的时候实颇为温和，甚至有点忧郁，有时更似一位因感觉过分细腻而敏感过度的隔壁家白面书生，因不时维护自身的脸面或自尊而率尔奋起，出言不逊，致使人多误解，甚至不解。

不过，他对朋友其实总是一片真诚，冰心可鉴，所谓“交深时有泪，贫极莫言情”，因而，才赢得当时上至高官和下到布衣的赞赏与敬佩，如翁方纲的“于苏窥杜法，诗境乃升堂”和李文藻“何当访丹灶，共踏苔斑斑”，还有如黄仲则“其人与画皆千秋，令我悄然思旧游”的称颂。

自然，也正是这种淡似秋水，深若春潭的神交，成为维系黎简与整个外面世界的一根红线，并牵引着他走向更为广阔的人间天地，使这位天才诗人孤寂的内心溅起充满人间温情的友情火花，同时，激发着他不绝的创作激情与对生命的深沉眷念和对谊情的格外珍视。

在平时的乡居生活中，他策杖独行，徘徊乡间，分花拂柳，与乡邻闲话桑麻，深得村民邻居喜爱。园翁送他一盆芙蓉花，他便题诗相赠“直得居香国，茅堂愧浣溪”；自家庭院梅花盛开，他“折与阿婆看”；邻家好学，他也赠诗“勉共千秋事，吾生岂有涯”来相鼓励；新春大年，别人窃去他门口对联秘加珍藏，他也不愠不怒，而是笑眯眯地挥笔重写。端午前后，他寄诗友人：“人间五月君珍重，也莫羊裘付典家”。

在他生活的年代，已有人仿其笔法。其中何深得入黎简门下，黎简“伸纸涤笔”，他都“必侍其旁，故所得源流宗派，分晰不紊”，因而，何深每有得意佳作，必署“黎简”二字，“观者莫辩”，黎简深知其来龙去脉，但怀抱“安得以我手，遍赠穷独士”的他，一笑了之。其质朴纯粹，光风霁月，可见一斑，也足部分回复这位三绝名士的真面目。

再后来，发现“狂简”二字源出《论语》，意指“进取不息”，远非狂傲不羁，黎简实是巧用二字，嵌入名中，用看似轻狂的外衣包裹着一颗进取不息的内心，于是，一个更真实而丰满的诗人画家形象渐渐凸显眼前。

笔底无俗气

  黎简画法从倪云林、吴宽入手，直窥董源奥堂，笔法疏淡不简，意深境幽，物我合一，平淡天真，余味悠长。张维屏讲：其画一种萧疏淡远，仿倪高士，一种淋漓藏润，盖欲由梅花道人而问津于北苑也。

不过，当代书画研究专家李遇春先生则认为，他在青年时代曾潜心学习广东书画历代名作。此处可补充一个信息，即他多在村中苦学。因从他《题春山图赠德常》的诗末款识“余始学为画时，恒居村社”尽可得知。

三十岁开始，黎简追随范宽、倪云林、米芾、石涛的笔法与神韵，尤其是石涛、倪云林可达乱真，对于石涛，他心得自有，在《芙蓉湾图》上，他题写“苦瓜和尚有《芙蓉湾》一纸，余甚爱之。尝临十馀本，戊申八月十七日慈度寺访致和尚，又作一纸。”可见他用功深透。

谢兰生也认为：二樵山水，中年后绝嗜苦瓜和尚，肆力模仿，无一笔不似。予谓岂特似之，且深得清湘神韵。可谓一语中的。

自号二樵的黎简，平生好入名山游。他并不闭门造车，相反，常与友人深入溪山，盘亘峰下，领略名山大岭的奇脉活泉，或在春晨夏日，在村头溪口观飞花满目，饮酒弄笛，翻卷沉思，故能下笔自然，生气盎然，他还说：世人终日柴米横在胸中，那能无烟火气。笔底无俗气，这是黎简画作静雅出尘，观之忘俗的精髓，也是人们争相推崇的关键。

翁方纲曾说出自己对黎简绘画的认识历程，他讲：二樵居士尝为余作《寒山万木图》。余已叹其气象萧森，神理静穆，直逼古人，今冬偶过延曦书室，复睹此帧，觉从前静穆之气，一变而为高旷闲远，笔法之妙，未知果视云林何如？而禅境诗心，淡欲无墨，即云林见此，定当把臂入林。

古人题赠，语多扬掖，但剔除浮言，也可见出翁方纲这位书画大家真诚的钦佩和日渐透彻的认识。

宋湘的点评可为其当时黎简的分量作旁注。他说：二樵为吾同时第一诗人，书画皆臻能品。

作为广东乡试解元、翰林院庶吉士、越秀书院院长、粤中书法大家的宋湘，对身仅拔贡，远在顺德的黎简推崇如此，足可见出黎简在当时实力与名声的不同凡响。

 黎简《四季山水屏·冬景》（纸本设色，99×4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得古人不传之秘”

不过，作为一名长期行走乡间的画师，虽时有名人推荐，但毕竟无法进入社会主流，因而，同时代的梁九图道出当时黎简的境况：黎二樵工画山水，生时未甚见重，二樵每画毕，辄狂呼曰：五百年后必有识者。这，也是他偶尔狂傲不羁来抒发自身沉郁难舒的情感方式。

黎二樵的画作之所以深得上自士大夫下到邻居民众的喜欢，也可从其时代风尚作解。孙璞讲得最清楚：清代乾隆之际，画学极衰，南沿石谷，北仿麓台……模范仅存，神明都尽……沿其彼流，俱成凡钝，二樵崛起岭南，抉其藩篱，自标风格，譬之筝笛喧耳，云和独奏，令人神襟特为之一畅，论者谓二樵腕力微弱，不知其清趣拔俗之笔，一开卷便扑人眉宇，论者所谓微弱，正其灵秀遒逸耳。

与黎简最为相得的黄丹书亦讲：樵翁画随意点染，俱有一种萧逸之致，此幅下笔，意独衿重，尝与余曰：此纸吾欲上溯荆关，下鉴乎元四家。今观之，笔墨混成，风神疏远，盖得古人不传之秘，而绝无规仿之迹也。

由此可见，他既潜心学古，又得江山神助，所谓“黄河万里写胸怀”，尤其是他天赋高远，举一反三，非一般人所及，故能下笔奇古，纸逸清气，尤其是晚年画作，笔出自然，纯然心底流露，正如挚友谢兰生在《跋黎二樵秋山疏林图》所讲：……二樵先生此幅深得倪高士神致韵味，乃晚年之作，纯以天真出笔，磊落中而自不失迂翁法度，以视王蒙诸人何如耶？在行规步距的画坛，黎二樵的画作如一丛春兰，随风摇曳，吐芳自吐于一片沉寂枯淡的残山剩水旁，怎不叫人惊喜与钟爱？

吴秉权在《跋黎二樵云潭琴意图》中说：……二樵先生此图，以潇洒之笔，发苍浑之气，真能得洪谷四面之意。沉深墨采，润以烟云，根于宋以通其郁，导于元以致其幽。当日布置时，其胸中别开境界，诚非流时所能窥其秘妙也。

正因岭南略少约束和自身天才纵横，黎二樵多有神来妙笔，再加上朋友扬掖推介，自己又潜心出新，故渐能异军突起，名动岭南，声传中原，因此，“乾嘉以来，海内盛推二樵”。

不过，虽然当时黎简的画作人们已“片纸寸幅，重于拱璧”、“每至郡城，以金币求书画者坌集”，但他并非随意下笔，而是着意点染，一丝不苟，正如张锦芳所讲：“万卷雌黄不妄下，胸中泾渭划然分”，这，固然必要，但正如简又文所说：樵虽自称狂简，实则作画矜持特甚，每留意匠痕迹，反于灵活自然之气有损。这，又是人们难以觉察的不足和名盛于时的画家左右为难之处与通病。

但是，如同世界上许多大画家一样，黎二樵去世后，其画作才越来越为人们赏识，并深获市场推崇。所谓“殁后不二十年，寸缣尺素海内珍若拱璧矣”。秦祖永说：黎二樵简，画法宋元，极有名誉。余初至粤，遍觅其书迹不可得。后于杨海琴年丈寓见一小帧。笔墨简淡，皴擦松秀，纯乎文人逸致，想见其人品高，故笔墨推崇如此也。

吴荣光在《黎二樵简山水卷跋》中讲：余识二樵山人在丙辰，丁巳间，时从山人索笔墨者户屧常满，余所得亦不下数十种……山人身后遗墨，乡人饼金购者甚众，余所不得收拾，往往为人所窃售也。

因此，一个世纪后的苏廷魁说：于今市井争珍璧，在日寻常负酒钱。当世的不遇与后世的高名，往往是天才人物的遭遇通则，看着“怀才未遇病且贫”的他在人们内心拖出的那落寞长长身影，确让人唏嘘。

“其书又胜于画”

黎二樵的书法，“书笔本天授，更寝馈晋唐善刻，成家在苏黄间，隶书则全宗石经，不参他法，一时求书画者继相接……”。虽然张维屏说他的字“有逸气而无腕力”，但麦华三在《岭南书法丛谭》还是评价颇高：顺德黎二樵，足不出岭南，而书画名满全国。其行草以超妙胜，隶书以瘦硬胜。先师李泽南先生，藏尤其楹联真迹‘披卷神游千古，闲门心在万山’，书法山谷，一波三折，有人外远致。简又文藏起诗册，有句云：‘何人相忆还相望，独立苍莽古塔坡’。笔致飞舞，极得晋人风致。其隶书尤力追两汉，鸿雪轩藏有四屏，字径五寸许，瘦硬高古，不减墨卿（伊秉绶）也。

当代学者陈永正先生则比较全面地对黎简作论述。他说：……他的书法极富创造精神。在乾隆年间，赵子昂一体的书法盛行，乾隆本人亦颇好书法，写的字柔媚圆滑，毫无骨力，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无论朝野，均以学二王高自标榜，其实仅得赵的皮毛而已。非独立卓行之士，鲜能脱出赵体的笼罩。黎二樵以乡野小民，不求闻达，无须乎紧跟潮流，闭门作字，何方随心所欲。加上他本人的天性，亦高尚耿介，有晋人风致，故其书学晋人，自能得心应手。

此外，他还说：黎简小行书，风云特佳，其流秀遒美之处，实与传为褚遂良所书的《枯树赋》为近，绵里藏针，以欹为正，前人论黎书者多未道及这一点。

作为一代书家，其书法之所以能独领风骚，自有其绝胜妙处，与黎二樵极为相得的谢兰生则道出奥妙一二：老辈能书者惟二樵执笔最正。每书正襟端坐，悬腕舒徐，一点一撇皆有停顿。与人札翰，虽匆匆应酬，亦不苟作……性敏颖，或过友人斋头，见古人名迹或名帖，辄凝神注视，移时不语，归而作书，便与神肖。

此外，他还写出一段小轶事：初时不写分隶，有客强之书，取汉《曹全碑》，玩味久之，一落笔便妙，他人虽十年不逮也。故其书与画并传。予谓其书又胜于画。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仅可见出他的天资高妙，更可旁窥出其执笔妙法，运墨技巧和谨严的创作态度。值得玩味的是，客人强求，他并不如人们所惯常认为的那样峻拒痛斥，更没有“意稍不合，虽巨金必挥去”，而是闭门沉吟，把玩琢磨，最后还是应客作书，宾主皆喜，与平时传说中的桀骜不驯，判若两人，个人对市场的屈服或说人的多样性，可见一斑。

一生行走岭南水乡，偶尔寓居佛山广州等地的黎简，以书画谋生，虽偶有外人看似张狂的一面，但大多时候都雅人深致，且待人以真。其友人苏其詹，一生困顿，黎简“每残冬，屏人事，预作数帧致之，俾卖以度岁”。作为平时“所得润笔资，奉亲外，悉以蓄书”的他来说，深知自己书画“人争购之”的市场价值，而他挥手相赠，遥寄困友，其光风霁月，可见一斑。此外，有一年，他将所得书画金悉赒亲故之困乏，又值岁饥，藉存活甚众。可以见出他的淳朴素真。

黎简生活的乾隆年间，虽有灾荒，也曾饿殍遍地，但更多的时候还是安康丰裕的舒闲生活。因而，即使是一直科场难售，行走乡间的画师，黎简的生活也不见得过分拮据困顿。虽然他青年时代也曾糊灯笼、叠石山，壮年也有无力购砚的哀叹，中年后夫妇二人，百病丛生，药费渐多，且常病作卧床，无法应酬书画索求，致使药钱时有难继，但也不至于举家食粥，无以为凭。至于其诗歌屡叹穷困屡屡，实更宜从其家庭经济管理上细加分析。

不过，从大量诗歌和书画作品中，我们渐渐复原着一位瘦骨棱棱，弱不禁风的乡间画师，他缓缓地行走在村头巷尾赏花品月。偶尔，回到五百四峰堂，吮毫伸纸，作山水四屏。不时，携友入山，探胜访幽。有时，又信手书札，远寄友人，更多时候，闭门读书，与知书达理的爱妻梁雪轻言互答，再看看蹦跳庭院的女儿，宁静地度过乡间文人的每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