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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无哗众取宠或搏引眼球的用意，只是感慨中国文化已经的岌岌可危。
原本2009春晚节目评选获奖结果已经在社会流传甚广，且得到观众的认同。而现在为了掩盖今年春晚节目评选结果被提前曝光的压力，有关方面又把争议最大的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重新调回了一等奖。
此番，到底真正的评选获奖结果是如何，已经不重要了。不管此前的名单是否真实可信，还是后来的调整奖项纯属谣言。这都是一次赤裸裸的考验公正和尊重民意的较量。赵本山的得奖与否，都无可洗脱他的责任。赵本山从早期的民间艺术天才起家，早已蜕变成为一个把控舞台的大佬。他对中国民间文化有过功劳，但也在逐步摧毁它。
中国有很多事情从无规则和道德可言。譬如金钱可以直通庙堂之内，而法令却止于衙府之外。贪婪腐败横行，几可通达天下；秉实坦诚持世，却欲寸步难行。号称审查严格的春晚，一轮轮的政治审查可谓泼水难入，而赵本山为一己私利，却为所欲为，临场修改台词塞入广告，肆意把玩。一边对节目加以无尽的审查和淘汰，一边却让赤裸裸的商业逐利大行其道。政治和金钱的苟且，在春晚这样一个号称颇受严格审查的重要活动中，反而得以淋漓尽显。
文学界中的“长江《读书》奖”风波，因为汪晖和钱理群等人既担任奖项学术评审委员会成员，又有作品获奖而倍受指责。事关程序公正和学术道德之事，自当谨思慎为。赵本山的临场修改台词，强行塞进软广告，已不单是一次经济利益的交换，而是对艺术的极度亵渎和任意把玩。不论他的小品受到多低的评价，但起码的对艺术作品的尊重，依然是我认为文艺表演者必须秉持的专业态度。此事关乎道德人品，而不仅艺术需要。
中国文化的落寞，源于早先曾饱受的系统性摧残。残酷而单调的思想禁锢，反而借以狂热和激进的洗脑方式得以推行，结果便是成功地将“改造全人类”的施政愿望先在中国人民身上做了实验，造成整整几代人的文化割裂。而今时的唯一希望，便是在疾风劲草般的摧毁之下，尚可期待残存于遗漏之处的文化枯根断枝，如寒冬之后的春芽，破土萌生，缓慢恢复民间文艺艺术，以修补恢复。这需要有高尚的道德水准和精神支柱，而现在，赵本山以一己私利，完完全全抛弃了艺术道德。
中国自古，屡遭文化灾难或文化低潮。危急之时，也总有集一方文化之成者，集腋成裘，栽培后生，为民族艺术做些静植密收的工作，付诸心血之下必有所成，或能如攀墙之藤一朝盎然。但赵本山苦心经营，不惜连续三年力推弟子小沈阳跻身春晚舞台，却只是上演了个蹩脚的剧本、无趣的噱头和阴阳怪气的扭捏。如此急功近利不负责任而毁人一旦，非为授徒之师的修养风骨。
受语言风格的便利，春晚给予东北文化以较大的宣传空间，小品、歌舞、还有此前硬生生加到节目后面的转手绢，都占据重要的关键时段。此前几年，赵本山在周围一群创作人才的合力之下，加之宋丹丹、范伟等人的鼎力配合，获得了很高的艺术成功，并使得东北文化魅力得以广为流传。且不论小沈阳有如何的艺术底蕴和艺术水准，单凭怪腔怪调和大裤子，站在春晚舞台上展现给全国观众的恐怕不是东北文化的精髓魅力，而是低俗表现。朴实不代表就是低俗、民间不代表全是经典。东北爱看二人转，四川爱打麻将牌。那么为了宣传四川文化，是不是就在春晚舞台砌长城呢。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赵本山的离开，本是事物注定的发展规律。中国精英文化的结束，是以上世纪末 钱钟书先生的逝世为标志。中国民间文化的整体沦落，虽然不是赵本山这样一个民间艺术家可承担的过错，但这个凄凉而落寞的结局，却总要寻找一个标志人物来收尾。中国拥有诸多民间文化，如常香玉、如严凤英，都是一方艺术流派的典范，为传承发扬民间艺术做出了极大贡献。赵本山自身，是从下里巴人到阳春白雪的成长典范，他肩负的理应是对东北民间文化的梳理、培育和推广责任。回顾这二十年，能如赵本山般占据春晚核心时段、并肩负万民欢心之期待的，寥寥不足数。从他所拥有的资源和条件来说，赵本山理应做出更大的贡献，然而他却成为中国民间文化毁灭和堕落的最后一个代表。
网络上有句经典话语：一个民族的落后首先是其精英的落后，而其精英落后最显著的标志，就是他们经常指责人民的落后。从何祚庥的“谁让你不幸生在中国”起，中国精英们的堕落已然是个现实，剩下仅存的希望就是民众自我的觉醒和更新了。从董文华、赵忠祥以及若干文化名人的倒掉，到赵本山赤裸裸地投降，我们终可以悲哀的看到这一天的到来：在文化精英们的堕落之后，我们心怀寄望的淳朴而富有生命力的民间基层文化的自生和自省能力，也终于倒掉了。人民和精英，一同毁了。
南都搞了个文化权力榜，我却想到了内裤。1541年，米开朗琪罗刚刚完成作品《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没有想到这幅画会引起严重的内裤问题。1560年新上任的教皇庇护四世一直觉得壁画里的老老小小全光着身子很不顺眼，便处心积虑要给他们加上内裤。等到1564年米开朗琪罗一死，庇护四世就下令画家沃尔泰拉给画中人物添上内裤，而这项“伟大事业”完成的第二年，庇护四世也就发高烧死了。
这个故事不复杂，能扯的道理却很多，比如人命天定。庇护四世仿佛就是慈禧，专门为了折腾米开朗琪罗这个光绪而来的，他早死一年，或米开朗琪罗晚死一年，那幅名画就不会被人任意篡改。但这里要说的，却是权力对文化那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绝对控制力，官大一级压死人，就算你是米开朗琪罗，那也得听教皇的。
中国其实有更好的例子，比如屡遭修改的油画《开国大典》。但中国人表面假仁慈，办事却没教皇和气，改个壁画还要等到作者死了，那几乎是天方夜谭，活人都能堪堪整死。为了不惹麻烦，所以如果能用内裤说明白开国大典问题的，我还是愿意拿内裤来说事。
首先要谈的是文化和权力的历史遗留问题。文人们在乎的，是“文官”文化，仿佛不做官十年寒窗就算白读。而文官文化的核心，就是权力问题。做了文官，有了权力，一切事情也就都好办了。看过很多文人传记之后，我认为中国的文人历史其实就是个小人历史，具备这样两个特征，一是得志就忘形，二是失宠就阿Q。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里说，李白让高力士替他脱靴，虽然脸面是捞到了，但得瑟而张狂的文痞个性却是暴露无疑，连玄宗都忍不住要说李白“固穷相”。“穷相”这个词至今还有流传，比如我们老家就经常用“死穷相”来形容某个人死皮赖脸、小人忘形，最重要的就是分不清谁是老大的问题。
稍有思想的人都知道，在中国，避开政治因素和意识形态，大谈特谈文化大腕，基本上都属于扯淡。如果真有见杆子就爬的，那就属于没事找抽型。以前吃黄粮的翰林们修史、修典如此，现在自然也还是如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算是不错的单位，出了不少人文社科类的好书，差点赶上三联，但奈何一朝失君宠，十年清冷宫，几个书号就卡住脖子。
我认为我刻薄而锋锐的态度，是出于我天生对弱者的同情。所以大凡是上了文化权力榜单的，我都觉得他们是可怜虫。“文化”总是不能再“革命”了，在无法解救自身的时候，用金钱来救赎，总比无谓的革命牺牲要好。“一个大国养不起最优秀的作家”，还真的的确是个悲哀，不然总出郎朗这样的穷人家孩子，一年365天演出200多场还不够吃饭讨生活。路金波现在是个金主，但放在古代就是个蹩脚的方士，一路点金成石。原本像王朔、韩寒、郭敬明这些主儿们，扔在角落里三五年不摸，也还是个蒙尘的镀金奖杯，硬要拿出来擦擦洗洗充门面，才发现里面倒是一块废铁。而像王朔这样的，实在是与权力更扯不上一点关系。如果称爷就能说话算数捞到话语权，那中国早就比美国还民主了。
文化是死了的，而且还是曝尸街头的那种。江湖总有大大小小无数个老大，但不管文学、绘画、音乐等等，得考虑一个跟谁走的问题。如果我们以后还能出大师的话（我是说如果），最好是一次性出一窝，否则斗不过权力、站错队伍的结果，就是众人齐心协力把你拉下马。沈从文天生文人孩子气，没站对革命队伍，49年的5月30日一个人呆在宿舍里写了一篇日记，说要搜寻丧失了的自己，却想不出自己曾经是谁。后来他的确忘了自己曾是个作家，跑去搞服装设计了。所以你看，至今，他也不像鲁郭茅巴老曹一样成为大师。
文化是马仔，权力是老大。文化已死，权力烧纸。文化本是被权力给折腾死的，所以烧烧纸钱，也算是尽善送终。我的一个朋友，马上要调往南都评论部，我说能不能也让我写写评论啊？他说恐怕只能发在叫“众议”的豆腐干里面，因为南都评论走的是名家路线，不是腕儿是上不了的。从这里你就可以看出，权力阴影真是无处不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