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点过份呀，GOOGLE地图居然还是按平分黑瞎子岛前的实际控制线来划国界

昨天晚上截的图

 

郭松龄起兵反张作霖时拥兵七八万，直逼沈阳，张作霖无法招架，有引退之意。这时日本关东军武官会见郭松龄，问道：“如果君反张成功，中日签定的二十一条中关于东北的部分是否愿意履行？”郭不知如何回答，犹豫很久后说道：“待我进沈阳后再考虑吧，不过我想没有不能办的事情。”日本武官听出郭有敷衍之意，沉默一段时间后说：“贵部请先暂时停止前进，沈阳的日本侨民很多，我将劝张作霖自己引退，到时自然会有好消息。”郭松龄信以为真，果然停止前进。

日本武官又跑去找张作霖说：“郭军马上就要兵临城下，大帅将如何处理？”张作霖回答说：“实不相瞒，一走了之。”日本武官说：“其实也没有到这个地步，只要大帅答应以前的条约（二十一条），我将使大帅转危为安，反败为胜。”张作霖大喜：“如果是这样，一切听你的。”

没过多久，郭松龄惨败，日本人要张作霖履行约定，张作霖他顾，道：“你搞错了，这事事关国权，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日本人一时语塞，只好告退，至此日本人恨张作霖入骨，这也算是皇姑屯事件的远因。

张作霖与张勋是儿女姻亲，第二次直奉战争，奉系胜利。张作霖就住在天津张勋家里，随行者有袁金铠、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人是复辟派的人物。这些人在天津放话说：我帅（张作霖）素有忠君之念，这次南来，将竟绍帅（张勋）未竟之志（复辟）。这次行动之前，占卜大吉，可见清室可复。

这些不一定是张作霖的意思，应该是这些人在胡说八道。却说张作霖到北京后，不知什么原因，忽然想见废帝溥仪，先遣人说明。清朝宗室闻听大喜，以为复辟有期，一起商量见面方式。脑袋清醒一点的人说因以常礼（常人见面的礼节）见面。其他人则认为张作霖是著名骁将（这里应作骄横的将军解），如果不以朝庭的礼度压制其骄恣之心，以后怎么示范于天下。结果后面一种说法占上风。

到了会面的时候，张作霖穿着正式礼服来见溥仪，溥仪故作矜持状。张作霖很不高兴，四处张望。觉得所谓皇家威仪也不过如此。溥仪随便说了几句话就小声的与近侍说：“这小子目光炯炯如贼，没有一点臣下的礼节。”谁知这话却被张作霖听到，气得够呛（张作霖是马贼出身）。待会面结束后与其他人说：“这小子已属平民，还摆什么架子！”

当时京津一带，复辟的谣言其嚣尘上，这次会

 

赣方言中赣东北区的方言是以鹰弋片命名的，也即是以鹰潭、弋阳两地命名。我不知这样命名的依据何在，但是我认为这样的命名方式是绝对不合理的。

打开地图就可以看到，鹰潭市月湖区被贵溪市三面环抱，而贵溪市与弋阳县紧邻。历史上鹰潭市月湖区是贵溪的一部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划出。作为一个以贵溪话为母话的人，我可以负责任的讲，所谓的鹰潭话就是贵溪话。

但是这不是我反对鹰弋片命名的根本原因，叫鹰弋片或者贵弋片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贵溪话与弋阳话其实并没有什么多大区别，贵溪人与弋阳人完全可以各操本地方言交流。

反对人可以要说了，就是因为这片的人方言差不多，所以才单独设片。殊不知，贵溪、弋阳话虽然差不多，却与赣东北北部的方言有相当大的差别，我没有走遍赣东北所有的县市，但是我知道，余干话、余江话、乐平话……等等等等与贵溪、弋阳完全不同。以这个方言区两个语言其实没有多大差别，不具普通代表性的地方来命名这一大片区，难道不觉得是纸上谈兵吗？

要问我的意见，我更同意贵溪余干片的说法。当然了，我不是专家，只能作为一家之言。但是我认为比鹰弋片的说法要合理的多。

旁边的电视机正在播着春晚，家人忽然议论起来现在是牛年或者鼠年，我听着听着就插了一句：今年是鼠年，过了晚上十二点才是牛年。

 

忽然意识到不对，什么地方不对呢？中国古代其实是子时算一天的开始，子时按现在的二十四小时制，是昨天的23点到凌晨1点。也就是说古代过年其实是晚上11点，春节是中国的传统节日，那么就应该算晚上11点过年。

 

可能有朋友说我钻牛角尖，其实这11点过年有很多好处，至少全国人民可以早一个小时睡觉，全国一累加，别的不说，能省多少电呀。趁机可以展开一下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然后一群教授、专家又话题可说了，又能养活一大批人。而且报纸、杂志也不用担心版面空白了。

 

可能又有朋友说，这十一点过年是古代的风俗，这新时代，自然得按新时代的习惯，零点过年。但这又不对了，如果按新时代的习惯，那么自然得过新历年。这旧历年嘛，当然得按旧时代的习惯，十一点过年。

　　中国工农红军在1937年即已改编成八路军与新四军，但是并不代表红军就此消失。有几支红军游击队改编较晚，甚至有拒绝改编的。这里讲的就是一个拒绝改编，最后被失败的红军游击队故事。

　　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出征后，闽浙赣省领导机关转移到弋阳磨盘山区，等待红十军团回师。然次年1月，红十军团战败，方志敏、刘畴西等领导人被俘牺牲。闽浙赣苏区不得不转向游击战阶段。

　　1935年7月，闽浙赣省委迁往皖浙赣边境的鄣公山，改称皖浙赣省委，留下杨文翰部在老根据地打游击。1936年4月，杨文翰、裴月山在弋阳磨盘山成立上横弋德中心县委，活动于信江北岸的弋阳、横峰、德兴、贵溪、余江、万年、上饶等广大地区。这一带是原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革命基础好，杨文翰、裴月山在这一带执行党的政策，打击恶霸、叛徒，消灭小股敌军，在群众中影响很大。1937年10月，游击队发展到500余人，地下党400余人。游击队改称赣东北游击大队，裴月山任司令，杨文翰任政委。

　　杨文翰(1896～1943)，横峰人，时任上横弋德中心县委书记，是游击队的直接负责人。

　　裴月山(1914～1944)，贵溪古港乡裴源村人。1930年参加革命，当时在游击队中主

 

广东军阀龙济光被中山先生打败后逃到了北京，直奉战争中因首鼠两端，为直系所轻，不得不解职居住在北京。当时北京的大官如王士珍、江朝宗等人迷信扶鸾，有一天，龙济光也参与进来，稽首问祸福，乩笔沙沙做响，说吕洞宾临坛，作书说：“龙济光带兵，坏事做得太多，不可以饶恕。”龙济光吓得是魂不守舍，跪倒在地，问禳解之法。神仙说：“看你诚心，罚跪二小时，前罪免议。”龙济光自然照办，过了两小时站了起来，却忽然中风晕倒，下人们将其抬了回家，瘫痪在家半年就死了。

 

袁世凯未称帝前，冯国璋曾对袁非常忠心，常打算拥袁为帝。但是畏惧袁，觐见时不敢开口。一日，袁察觉冯似乎有话要说，示意冯开口。冯很犹豫的说：“共和政体不合中国国情，如果恢复帝制，未必不是件好事。但是清帝复位已不可能，倘若英毅神武——如我大总统般，君临天下，天与人归，中国有望富强。”袁皱眉叹道：“我与你可谓是无话不谈，我贵为总统，权利上与皇帝没有什么差别，惟一的区别是皇帝可以传位给儿子。我的长子残废，次子无赖，三子更是个恶棍。倘若轻易称帝，以后传位给谁？我已经想清楚了，决不变更国体，你不要被市井传言所误。”

后来冯国璋把这件事说给梁启超听，梁听到很高兴。谁知还不满一个月，杨度等人就举办筹安会，搞得冯国璋莫名其妙。有人说袁世凯对冯国璋是推心置腹，一个月前袁世凯确实不想窃国。但是事过境迁，一个月的功夫就改变主意了。另外还有人说袁世凯为人深沉阴鸷，他以为自己做皇帝，以自己的力量就足够了。不打算让军人拥立，怕以后反为所制，宁可让政客们拥立也不愿接受冯国璋的善意，两说当以后说较为正确。从此冯国璋与袁世凯之间不无芥蒂。

不完全是原创,大多数工作是将文言翻成白话(或者是半文半白).首次在BLOG上发不完全是原创的文章,特此声明.

 

改写自李定夷《民国趣史.江西之斯巴达》，最后一段删除。

江西械斗以赣州、宁都、饶州（今赣东北北部地区）、南康（今九江东部）最历害。械斗的原因开始不过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官府不关心这些事情，诉讼起来经常是旷日驰久，民间怨气无处发泄，经常械斗解决。每一次械斗都要死伤数十人甚至过百人，武力解决仇恨的结果只能是仇恨越来越深。械斗最厉害的要数赣东北乐平县南东乡王、叶二姓，他们尚勇之风不减当年希腊的斯巴达城邦。

王、叶二姓械斗由来已久，至今已不止九世。可谓是不共戴天之仇，仇恨无法消除。略有点风吹草动就会爆发，经常是没几年就会来次血战。一旦确定要械斗，侨居外乡的同族也会急忙回乡赴战。李定夷曾经问过一些当事人：“既然不在家里，何必回去赴险。”回答说：我的亲人（祖父、父亲、兄弟）在某次死难，这次是报仇良机，怎么会放弃呢？”同仇敌忾之心可想而知。

王、叶二姓仇恨过深，没有联姻的可能。他们喜欢勇武，青年人都要学习武术，从不敢松懈。若有人家里生了儿子，族里人都以“

 

整理了一下《贵溪县志》中贵溪进士的纪录，统计了一下，自唐至清，贵溪县有记录的进士共284名，其中文科281名，武科3名。没有一个状元，看来长辈说的“隔河两宰相，十里三状元”只有前一句勉强靠得住。有记录的第一个进士是唐朝的朱巨川，最后一个进士是同治十年梁耀枢榜的朱琛。

最让我惊叹的是南宋咸淳十年王龙泽榜的贵溪籍进士的数目，共十九名。我这里没有更多的资料，不知道这一榜共有多少人。但按照常识，一般来说一榜大约是八九十人到两三百人之间。一个县能在一榜中中十九名进士，无论如何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邵士英、龚倡、夏如愚、裴铎、裴佥、裴仪、叶杞、叶济仲、杨亮、杨侃、薛敦实、薛敦诗、薛敦礼、薛敦信、薛敦义、薛敦士、卢京、龚松雷、卢应龙。

薛家的六个人看来都是兄弟，至少也是堂兄弟。这批人在历史上都不出名，最大官是裴铎，做到了工部尚书。不过也不奇怪，南宋在5年后就正式灭亡了，正逢乱世，又能怎么样呢？不知裴铎是哪个时候的工部尚书，《宋史》和《元史》都没提到这个人名，《江西通志》中也没有发现。

不说宋朝，明朝贵溪累计也有过百名进士，一榜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