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
标签：
军事 |
标签：
文化 |
标签：
城市 |
共和国属牛
1949年，已丑牛年。
2009年，又一轮已丑牛年。
共和国迎来60华诞。
我们这座城市，也解放了整整60年。
在中华传统十二生肖，
牛，脚踏元宝，身背如意，驮拉财富，
深寄富民强国的集体理想。
1月16日隆重推出，敬请关注
标签：
杂谈 |
台北12街光阴
文：林木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光阴他带走四季的歌/离我轻轻的唱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的流转
这是台湾歌手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从里面能够听出对于青春逝去的遗憾。
台北之于我们，同样是一段带着遗憾的青春。
直到2008年12月25日，东航一架波音737―800型飞机从天河机场起飞，在台北桃园机场落地，两个半小时直航的实现，才将遗憾写上一个休止符。
2008，是个有趣的时间关节点。往前，再往前，对应的是1978，1958。
1958年，解放军开始炮轰金门，持续20年，直到美国解除与台湾的“外交”关系，这一轰才算正式停止。
到那时，已是1978年。邓丽君那个年代开始在大陆风行，尽管，它曾经被认作是“靡靡之音”。
武汉在那一年开始修筑台北路，尽管，它在五六年后才得到“台北路”的正式命名。现在，武汉以台北地名命名之路，已多达12条。
30年，我们对台北的印象，仅停留于想像之中。2008年，台湾游的开放，直航的实现，想像开始成为现实。
去台北之前，打开武汉的12条街，重温那些似曾相识的光阴。
12街
台北光阴
一打地名
右倾的台北路
台北一路 有景可观
台北二路 极微主意
高雄路，气质混合体
云林街，小温馨
台东路，不浓不淡
金门路，些许雅致
嘉义路，落寂小巷
台湾味道
非常桃园
台湾人眼中的……
标签：
杂谈 |
晚饭以后，梅先生洗了一个澡，披着睡衣点燃一支烟卷静静地躺在床上，眼睛对着书桌上放的一盏绿色的台灯，若有所思。
“……我今天想谈一点关于过去好几次来表演的情形，可得先让我想一想。”
等梅先生抽完了那半支烟，这才开始说他对汉口的回忆。
标签：
杂谈 |
标签：
杂谈 |
霍乱时期的爱情
把萧条当苦咖啡也许别有滋味
文：林木
这可不是一个情人节专题。
我们也没有生活在霍乱流行那样一个让人心生恐惧的时代。
我们只是发现，当下社会所呈现的的心理状态与《霍乱时期的爱情》有些一定程度的相似。纯正的爱情是件让人无法抵挡的好东西，所以它值得小说主人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去追逐。身处经济萧条时期的我们，爱情对象不是一个帅小伙或漂亮姑娘，它是特殊阶段我们能够发现并得到的新机会、新希望。
一年前这个时候，我们对2008年抱着太高的期待，它是属于中国的，火热的。心理上的高起点被老天开起了玩笑，先是南方大面积的雪灾，接着是地震，中间还夹杂着藏独分子闹事。上半年的情绪笼罩在阴影之下，还好还有家门口的奥运会，有中国人在太空行走，以及地震之后民族情绪的空前强大，这些都成为继续幸福生活的理由。
但是，美国大哥病了，本来身体就不健壮的中国不可幸免地被感染。这场由去年底次贷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今年第四个季度开始在中国铺陈开来——它与瘟疫的相似之处在于太容易引起恐慌，经过媒体等多种传播渠道的一步步放大，似乎我们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灾难。
这种被制造出的情绪是不是全部事实？本年度最后一期《A城》启动了对武汉行业领袖的深入访谈，涉及金融、地产、商业、酒店、演出等多个行业，它提供了一个与预想并不相符的结论：当我们每天的生活被危机、萧条、裁员、降薪、下跌这样的字样充斥时，这些行业领袖们并没有认为这是一道难以跨过的栏，不幸中恰好隐藏着机会，他们正谋划着在这种关键时刻去发现新的机遇。在他们那里，经济上的萧条就像是一杯苦咖啡，不习惯，却能发现新的味道。
相对于经济危机，更可怕的是人们由此形成的恐惧，正如罗期福在70年前经济萧条期的就职演说中所说，“我们惟一值得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模糊的、轻率的、毫无道理的恐惧本身！”
在他们看来，危机已经带来的消费信心下跌，已经开始成为春天到来的最大障碍。现实生活中人人都在讨论经济危机，都在害怕，但它和大多数人又有多大的直接关系？一个有意思的说法是，相当一部分的恐惧只是在“凑热闹”，似乎能够跟经济危机扯上一点关系，就立马会显得“特别高级”。
制作这个专题时，创业偶像马云正在本年度最重要的一次企业家年会上演讲，他对台下的企业家们说：这是人类100年才一遇的一次金融风暴，如果这样的金融风暴你度过了，你年老离开的时候，你可以告诉别人，我当年经历过这样的灾难，我爷爷没有经历过，我爸也没有这个资格，我有了。
武汉企业家们同样怀着这样的乐观，如同四季·恋餐厅主人黄春波采访中所说，“这是出于对人类最基本的信任”，“人类征服困难的能力，一向都是OK的。”而麦涵客，这位从欧洲来到武汉的五星级酒店经理人，态度一样超然——“作为欧洲人来讲，经历经济萧条差不多是家常便饭了，要习惯去面对危机”，“虽然这不容易，但一定要相信困难过后会更加强大”。
在公众情绪陷入无端的恐惧时，武汉的行业领袖正暗地里或练内功，或寻找新的增长点，或酝酿扩张。有两位企业家不约而同地说，“弯道的时候，正是超越对手的时候”，只要你的身体够好，角度够佳，技术够熟。
在这种向上的动力面前，恐惧还算得了什么？
《霍乱时期的爱情》里，主人公用五十三年七个月零十一个日日夜夜的坚持，等到了心爱的女人。而经济萧条社会里的我们，显然不需要如此长期的等待，只要心存希望，找到新的机会，牛年的春天就在眼前。
标签：
杂谈 |
同渡关键词/《知音》、杨卫平、《特别关注》、赵致真、赵征、张以庆……
《知音》 最牛传媒
文：林木
“牛”与“伟大”是有分别的，这座城市一直缺乏伟大的传媒。
给《知音》冠以“最牛传媒”这种头衔，无疑是一件危险的事情，甚至会被觉得闹了笑话。
所幸用的表述是“牛”而不是“伟大”，后者表达的是一种完美，而前者只是某一方面的传奇。当“史上最牛”几个字成为一坨膏药到处乱贴时，“最牛”开始具备娱乐效果，褒义色彩不再强烈。
说《知音》最“牛”，其特征标签大致如下：
发行量奇大，现在一月三刊，据说月总发行600万份，全国第二，世界第五；
定位奇准，几十年来如一日地组织各种离奇故事，农村包围城市，给中低文化程度人士供应精神食粮；
风格奇特，以盛传的“知音体”标题为例，能让人把《白雪公主》重新命名为《苦命的妹子啊，七个义薄云天的哥哥为你撑起小小的一片天》，也是一种能耐。
这份1985年诞生于武汉的杂志，相当长的时期里保持着这种面貌。你可以说它的发行量极大，但它给城市、社会的影响力却远远成不了正比，以至有人说，《知音》的编辑们拿着武汉传媒界最高水准的薪水，却难收获职业上的成就。2000年代，他们曾试图用新闻类周报《新周报》去收获市场上的话语权，却因故作罢。
《知音》的内容对本地媒体一个重要贡献，是衍生出了一种几乎涵盖各种都市类报纸的表达形式——“倾诉”，在武汉市地方志（1980-2000）中，这被归结为20年间的新时尚。倾诉热线、百姓讲述、讲述，虽然各家媒体栏目叫法不同，实际都是不同感情故事的口述与记录，里面充斥着二奶、婚外情等非常规情感要素，当起了隐私提供者与窥探者之间的桥梁。这种形式最早发端于北京青年报编辑安顿的口述实录，但武汉媒体把它做到了极致，与知音相互呼应。
另一份同样以发行量而闻名的本地杂志《特别关注》，5块钱一小本，每期百把页的篇幅会提供一两百篇摘来的小文章，类似于影响了一代人中学生活的《读者》， 2000年开始从武汉覆盖全国，期发量据称过230万份。它被认为是最适宜放在马桶边的读物（这可不是贬义），因为文章短小精悍，轻松，或提供“笑料”，或提供“哲理”，利于新陈代谢。
《楚天都市报》跟《特别关注》同属一个传媒集团且更早出名，以“发行过百万份”而著称。1997年创刊的这份都市报，弥补了本地市民化阅读的空白，让武汉人产生了公交车上读报的习惯，人们习惯于把报纸上每一个豆腐块大小的报道，称作“小道消息”。伴随高发行量的是人们对这份报纸的争议甚至质疑——到底提供什么样的阅读内容是必要的？因为内容过于市民化，这份报纸并没有赢得广泛的尊敬。
有一个人肯定是值得尊敬的——这份报纸的创刊者、首任总编辑杨卫平。他会以副厅级的身份在街头卖报，会骑着自行车在清晨投递300份报纸以核定发行员的工作量，做这些事情时，他是一位总编辑，也是一忍着剧痛的癌症病人——在报纸试刊的半月后，他被诊断出鼻咽癌。2000年8月，这位优秀的报人在病床上离读者而去。直到今天，继承者们提及他的名字时，仍充满敬意。
相对于活跃的武汉平面媒体，电视媒体30年间则显得沉静，更何况是处于隔壁电视湘军的阴影之中。
2006年4月，赵征从湖北经视频道总监一职升为湖北电视总台副台长，某个场合他说了两句话：“湖南是敢为人先，我们是看周边怎么搞，这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作风上别人是你追我赶，而我们是枪打出头鸟”，后面还跟着一句：“我敢说吧？”——他的这番体会代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武汉地区电视传媒的现实。
赵征“我敢说吧”有他的底气，由他执掌的湖北经视多年来保持着武汉地区平均收视率第一的纪录。当其他电视台靠电视剧打天下时，他更看重自办的原创栏目，为武汉观众所熟悉的是他们的“三经”：《经视直播》、《经视故事会》、《经视人家》。一些网络讨论中充满着对于湖北电视的声声叹息，而惟有经视，还能够带来一点宽慰。
武汉电视界另一位赵姓人士也有些传奇，他叫赵致真，从1985年开始担任武汉电视台台长到2003年卸任，总共18年，这恐怕打破了国内电视台台长的最长任期纪录。值得说的并不是“台长心得”，而是其任职期间对中国电视科普的卓越贡献：这位长航系统作家出身的台长，一手创办了“科技之光”，如果不留意片尾字幕，你很难发现这个每天晚上在央视10频道亮相的科普栏目，是地道的武汉产品。从最初的中国教育台到CCTV-7，再到CCTV-10，《科技之光》经播出了13年，而赵致真本人也因为这档节目在国际上收获诸多荣誉。
30年开放，武汉传媒也有限度地进入市场化运行。记者不再是“无冕之王”，他们戏称自己是“新闻民工”，他们需要用脑力和体力同时去面对计件式考核。当同行们在计算这个月能收获多少稿分，在争论收视率是不是“万恶之源”时，张以庆却在安静、缓慢地琢磨他的纪录片。
50多岁的张以庆是湖北电视台独立制片人，范长江新闻奖得主。武汉人可能知道他是纪录片《舟舟的世界》的导演，但并不是很多人都知道，《舟舟的世界》也好，《英和白》、《幼儿园》也罢，都被译成英法德意等各国语言，进入欧美国家。这是位能够静下心来的传媒人，
一部《舟舟的世界》只有50分钟，但他拍的素材有2100分钟；《英和白》所有字幕才1000多字，但他的文字记录有10万多字。
只是，当下武汉传媒，这种超脱状态已属罕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