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某高校,出现红袖章人类,他们奉学校之命监督校园情侣相处风气,也就是校园的风纪管理,与胡同和大院的大妈管随地吐痰之类相比自然是一个大新闻。虽然这个新闻,说来说去的具体内容仍然不是很清楚,几张照片也看不出所以然。但是内在信息还是有些意思。现在,大多两种,一种是反对情绪,说这种男欢女爱个人私情不好这么管理,或者另一种
在我们的思维习惯中,我总觉得有一种方式喜欢把一个时期命名为黑暗时代,然后就让它彻底的变成暗黑。这种方式后面,暗黑的时空于是不需记忆,或者成为一个标签化的时空,历史于是有了最终的判决。暗黑的空间是可以忽略其中的复杂和丰富,而一旦我们发现了这种复杂和丰富,我们也许会有震惊体验,今日和历史才有一种血肉联系,今日代替了历史,但是也继承了历史,或者说,黑暗时代和今天也是一个脉络,人类就是这样过来的,还必然如此过下去。
于是,一本研究纳粹德国时期的电影著述就特别引起我的兴趣,因为这个时代对于我们现在所掌握的资讯,基本上还属于一片黑暗。这本书就是《希特勒的女明星》,它的副标题是“纳粹电影中的明星身份和女性特质”,作者是美国学者安特耶·阿舍得。作者在此书中,从一开始就使用她自己的一个记忆,就是在她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就觉得“纳粹电影与好莱坞电影有很多相似之处”,而这本书作为就读纽约大学时期的论文,也都在论证这个记忆所包含的直觉是正确的。
安特耶·阿舍得在本书的总论和随后对于三位纳粹时代的女性明星进行仔细分析之后
今天有一亲属和我说她单位有一个同事跳地铁自杀了
北京前不久也有
跳地铁是自杀的一种流行?
或者说自杀可以形成一种方式选择上的暗示,推动一种方式的流行?
我想有这个可能。
但是,更加可能的是,站在地铁站台上,可能对于很多人都能产生一种往下跳的心理驱动
或者构成了一种幻想空间
我们的都市的公共空间如果不断制造这种心理的潜在想象
或者说,我们的现实和我们的精神状况总是难以置信的构成某种对应
这种对应感会在一瞬间制造出并不出乎意外的冲动
这是危险的
赶紧加装屏蔽门吧
记得几年前著名戏剧导演赖声川在北京电影学院说,台湾的现实其实已经比戏剧更惊人了。那中国大陆的现实应该比电影更惊人了,这种前提对于做电影的人,对于迷恋影像的人而言是福还是祸?在中国,做电影的幸福感在于一个做电影的人不会是无话可说的,因为你会觉得这个现实“事情”太多,镜头搁在哪里都是现实的戏剧,几种戏剧并置在一起就是蒙太奇或者间离效果;而在中国,做电影又有一种非常不自然的姿态,你做什么都有点力不从心、心又不由衷的感觉,资本、意识形态、个体的独立性、霸权话语的操控、献媚、怜悯、故作姿态、强颜欢笑、逢场作戏、人格分裂,一股脑地堆积在这个超级现实上。面对这种状况坚持做电影的人,本身需要足够强大的个性支撑力,足够强大的发言欲,甚至足够强大的名利场游戏强迫症。
查理·卓别林以夏尔洛的形象,完成了某种全球化的状况,在描写一部内陆的藏族电影中,片中的青年要展示自己的表演才华,他的方式是模仿卓别林。现在喜剧的小人物,虽然惟恐自己的形象是直接拷贝夏尔洛的,但是总有一点会发觉一丝他的影子,周星星的无辜眼神或者小沈阳的锃亮整齐的发型,对我而言都是一个边缘的人和一套秩序的夏尔洛式法则。在电影史上,有另外一个天才能够对夏尔洛进行一场深刻的剖析,这种剖析彻底划清了夏尔洛的喜剧和大扔奶油蛋糕式的纯粹自我作贱划清了界限。这位天才是安德烈·巴赞,喜爱卓别林可以千千万万,在笑之后对卓别林的制造喜剧进行一场严肃至极的分析,少之甚至,正因为如此巴赞让我折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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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色的生產線排列整齊 傳送帶上面沒有母親疊過的被子
沒有茶杯或者三四塊西瓜
沒有家庭照片 情書和戶口名簿
傳送帶上沒有天空 這裏不分白晝和黑夜 燈光璀璨
這裏不熱 乾淨 冷氣從頂子上的管道呼呼往下流淌
這裏的人沒有汗水 沒有血液 沒有呼吸
他們安詳的 不能在任何一個產品上留下
唾液 指紋和眼神
他們成為一種精神 傳送帶上的物品卻不是這些精神的肉體
不是這些肉體的骨灰盒
這些物品在遼闊的全球作為一種信念蔓延 這種遼闊和
他們的家鄉到這個偉大基地的距離相比
要遼闊一萬倍的遼闊
其中的一個 他
仔細數著一排覆蓋著彩色的小機器
1 2 3 4 5 6 7 冷靜 千萬不能成為一個沒有責任感的人
身在如此巨大的基地 心也要放在這裏
每一次就這麼告誡自己 這裏是自己人生起飛的跑道
他每次甩開雙腿 甩開兩個細細的胳膊
跑在各個樓層 各座樓 各個主管之間
告訴自己沒有責任感就不會成為一個成功的人
成為各種樓層 各座樓 各個主管 他們是成功的人
他也會偶然想到
在遼闊海洋上 一架飛機一個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