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学生，我们的课堂

——说说06级师兄师姐们实习里的那些事儿

    从幼儿园到大学，我们在老师的扶助下一步步走来。第一次由老师给戴上红领巾的画面还历历在目，如今我们也已将为人师。然而作为一个老师到底应该拥有哪些素质，教师的工作又是怎样的，作为学生的我们依然不是很清楚。十月中旬历史学院06级的部分师兄师姐们开始了教学实习，真正以教师的身份走上三尺讲台，体验为期五个星期的教师生活。以此为契机，我们了解了几位师姐的实习情况，希望从她们的教课经历中了解大家想知道的人民教师和实习生活。

    06级本科生的教育实习分布在人大附中、师大一附中、师大二附中、师大实验中学、北京七中、北京五中等九个中学。主要是按照考研保研情况、毕业后工作情况及个人意愿进行人员分组。一般情况是，保研的、有意愿毕业后从教的、想接受严格训练的同学会被分在重点中学，其他不太想从事教育工作或者已经保研只是想有这样一次经历的同学会被分到普通中学。

鲁国是“礼乐之邦”吗？   

    众所周知，中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以说，这个雅号的得来跟春秋时期的鲁国有很大关系。鲁国“礼乐之邦”的美名千百年来无人质疑，甚至于司马迁用了一句很夸张的话来形容“戎狄”之秦国与“礼乐之邦”鲁国的差别：“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史记·六国年表》）。然而，笔者认为，关于鲁国是“礼乐之邦”的说法尚有值得商榷的余地。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这样一个问题——“礼”的实质。“礼”的外在形式有很多，可以编成一本很难读的《礼记》。但其实质或是创制人想要用它达到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周公制礼作乐绝不是搞“形象工程”，用一套繁琐的礼法装深沉、摆架子，以显示王室的与众不同。倘若如此，周礼是不可能被“肉食者”们恪守数百年的。因此，礼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一、规范君臣之间的关系；二、规范君主的行为；三、规范臣子的行为。阐明了“礼”的实质，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了。

    下面是笔者制作的一个表格，大致反映了“礼乐之邦”鲁国的王室是如何“施行”

逆汉学之流而上宋学之峰——清代宋学代表人物姚鼐

    清代中期，学术风潮从宋学转入汉学。这一现象的出现虽不乏受乾隆帝淡漠宋学而尊崇汉学的因素影响，但更主要的是，清代文人对前代灭亡的思考、由此引发的对宋学的质疑和对从汉学中寻求治国至圣之路的探索。因此，以戴震为代表的一批汉学家逐渐走入帝国学坛的中心，并最终令汉学称雄学坛。然而，在汉学盛行的背景下，当由辞章之学转入考据之学已成学坛风尚之时，独有姚鼐“独立不惧”（吴德旋：《姚惜抱先生墓表》），坚守信念，毅然从四库馆告退，回归辞章，并最终建立了以宋学为旗帜的桐城派，对抗汉学。

    姚鼐少时师从其伯父姚范和父执刘大櫆。在其父和方泽谈等人的影响下，他很自然地走上了辞章之路。姚鼐对辞章之学孜孜以求，弱冠之年即见称于师辈，刘大櫆就曾预言他“显名当世，固可前知” （刘大櫆《送姚姬传南归序》），并期望秉有不世出之才的他立志为圣贤，以第一流人物自待。

    乾隆十九年（1754年），姚鼐三入礼闱见黜，这对

人文精神的启蒙者——清代汉学代表人物戴震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洞见一切已有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鲜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和未生。（鲁迅《野草·淡淡的血痕》）——题记

    戴震作为清代汉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正是这样一名叛逆的猛士。他生活的年代——雍正朝至乾隆朝的53年——是中国学术界充斥着“文字狱”的刀光剑影，殉难者的头颅鲜血以及被凌迟碎剐的人肉片布满学术殿堂台阶的53年。在这样严峻的环境下，戴震以“人学本体论”对抗道学家的“天体本体论”，教人以不受人惑的科学方法，批判程朱理学的禁欲主义，倡导情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和近代人文精神相契合。他的人文思想受到清王朝的拒斥，但却对乾嘉以后的中国文化发展，特别是对晚清改革运动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敏不可及”的“天下奇才”

从针锋到融合

——从对“理”的不同诠释看清代汉宋之争

    谈及清代学术思潮，正如梁启超所言，是“对于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也”（《清代学术概论》）。当时学术界最活跃的两股思潮，一为清初勃兴的以考据见长的汉学，另一为宋明以来占主导地位的理学的宋学。此两股思潮相互碰撞、对峙，最终会通。此文试通过汉学的代表人物戴震、宋学的代表人物翁方纲及调停汉宋的黄式三三人对“理”的不同诠释，体现这一过程。

    大胆斥责宋儒“以理杀人”的戴震于《孟子字义疏证》（以下简称《疏证》）开篇即道：“理者，察之而几微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也”，他所说的“理”即为今日理性，指人考察、分析事物的能力，而与“性命”、“道统”无关。此后，以“勿畔程朱”为训的翁方纲则著《理说——驳戴震作》予以反击，持传统宋儒“性即理也”的观点。所谓“性即理也”，即宋儒认为仁、义、礼、智、信等“人性”即

环境史学的定义与特点

    20世纪60年代，环境史在美国兴起，它着重探讨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历史上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迄今为

环境史的特性

    环境史，不论它跨学科的特性如何突出，归根结底，它依然是一门史学——只不过是一门引入生态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史学。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又是一门新兴的史学。《什么是环境史》的作者唐纳德·休斯将环境史与旧史学的不同之处归纳为三点：第一，不同于旧史学过分突出人的力量，环境史则强调“人类依赖于自然要素，隶属于生态原则”。第二，旧史学着重于农业对人类发展进步的作用，而环境史则更关注农业推广单一作物对自然多样性造成的破坏，不利于自然的发展。第三，环境史将自然与环境看作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支活跃的力量，而不是和以往史学一样只将其当成研究的背景。

    可以说，环境史批判了旧史学片面强调人类发展而忽视环境发展的观点，树立了将环境与人提升到同等的地位的新史观，并以这种史观重新审视、评价历史。

    关注环境，关注自然——显然，新兴的环境史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在每一本谈及环境史产生的书中，几乎都会出现这

环境史的发展历程

美国的社会理论家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曾说：“现代西方的历史书写从政治，法律和宪政的历史开始，在十九世纪的中后期转向经济的历史，在二十世纪中期转向社会与文化的历史，直到二十世纪晚期才以环境的历史告终。”

环境史作为一种自觉的历史努力，于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美国首先出现。不过，自十九世纪中后期起，历史学家已开始关注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并认为从1890

何处风来气似兰，帘前小立耐春寒；

囊空难向街头买，自写幽香纸上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