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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的中秋节是9月22日,星期五,小雨。那年我11岁。

  21日,收音机里广播了两条重要消息,第一条是天津人民今年购买月饼可用粗粮票,且不再加收油票;第二条是日本内阁总理田中角荣和外务大臣大平正芳,将于9月25日访问我国。男人们下班回来,聚在胡同口的修鞋棚下聊这事,说日本人投错了靠山,美帝跟咱们交过手,在朝鲜、越南败了两回,不会真给他们撑腰;小日本儿这是尿了,趁着“八月节”来走动走动,见面礼必不可少,也不知给伟大领袖带来的是什么馅的月饼。我是广播迷,有空就守着家里的电子管收音机,家里不方便就到对门马爷爷家听他那台几十年的日本矿石收音机。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去年底,收音机中有个女人比我们班主任声调还严厉,她说:“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抗议美、日把我国钓鱼岛等岛屿划入日本‘归还区域’,重申我国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这事闹了大半年,如今日本人上门赔罪,算是有了结果。这时马爷爷提着个透着油迹的纸包回来,对男人们说了句:“小日本儿自称擅长‘谋略’,凡事以占便宜为第一,这次也一样,他们不是好油熬的。”他老人家在日本铁路干过八年,经多见广,一句话便让男人们恍然大悟,各自回家吃饭去了。

  我跟着马爷爷往家里走,问日本月饼是什么馅的?他说日本点心叫“和果子”,没有月饼。我追着问日本人中秋节吃什么?他说吃年糕汤,不是江米面,是白面,就像咱们的“片儿汤”。我刚想问他是不是也往“片儿汤”里放“饽饽鱼”,便已经到家了,妈妈喊我去提水,打断了我的敏而好学。我提着马口铁水桶往外走,心中揣摩着日本“片儿汤”的滋味,却看到隔壁二蛋子双臂金黄,高举过头,从街上疾步走来。他慷慨地让我在他手臂上舔了一口,香甜滑腻,必是他在铁路货场凿开木桶蘸了两胳膊蜂蜜,带回家给他妈妈做月饼馅。也不知日本的“和果子”里有没有蜂蜜,我一路胡思乱想,心中动了几次艳羡二蛋子的念头。提水回家,妈妈叫我帮她“摔”月饼馅,一下子绊住了手脚。这让我自恨不擅长“谋略”,我方才应该径直去铁路货场,借着二蛋子凿开的洞,提半桶蜂蜜回家。

  根据我独自在祥德斋糕点店无数次的“参观学习”,我对真正的月饼有着丰富的“见识”。天津最著名的是“提浆月饼”,水油面皮烤成淡黄色,花纹繁复,区别在花纹中间的圆框里,分别写着:五仁、百果、豆沙、枣泥和甜咸等。近两年新出了一种“改良月饼”,看上去面皮用的是“槽子糕”的原料,起毛,上边用食色盖了个长方形的印章,印章里写着馅料名称。我也曾听干采购员的大人说起过广东月饼,说是里边有肉有蛋黄,但没见过。正常情况下,天津市每年6月发放下半年食品票证,每人有一张月饼票,限购一块月饼,现金之外另收二两细粮票;每三块月饼收一两油票,若只买一块则收半两油票。

  我家粮食不够吃,每年月饼票都送邻居,今年虽然不要油票,但月饼票还是送给了对门马爷爷。妈妈晚饭只蒸了锅大眼儿窝头,没做菜,好留下炉火做月饼。我父亲在“意国菜市”工作,因此,我家每年的月饼馅都用“点心渣”做原料。因“点心渣”干散,加了古巴糖和乌黑的菜子油之后,要一边用手指少量掸水一边揉,和成馅团后需摔上千百次,做成的馅料才会细腻可口。然后妈妈会向南屋张奶奶借来枣木月饼模子,和面包馅,压模成形。从去年开始,摔馅的活才传到我手上,比我大三岁的哥哥升级了,去干技术水平更高的家务活——摇煤球。我家的月饼是烙的,砂制炙炉,煤火,烙出的月饼上有一颗颗栗黄色的小圆点,很是费工夫,而且每锅只能烙四块。因为面皮里油太少,我家的月饼刚烙熟时酥软香甜,真的非常美味,只是,到了第二天中秋节晚饭时,面皮就硬得硌牙了,但仍然美味。妈妈像往年一样,烙了十块月饼,四块明晚过节,四块明天走亲戚;当晚只能吃两块,父亲一块,我和哥哥各半块;妈妈不吃,说是嫌太甜,但我不信这话。我和哥哥都没有立刻吃那半块月饼,而是抓紧时间,借着残余的炉火把鞋修补了。塑料凉鞋穿了整个夏天,已经多次断裂,多次修补,因此越补鞋越小。哥哥找来一只旧凉鞋,剪下一块块塑料片,我们在残火中烧上两根通条,将断裂的塑料鞋带和塑料片烫化后粘在一起。这活儿要求很高的技巧,哥哥干得熟练,我打下手。我之所以不肯先吃月饼,是不想让烫塑料的臭气败坏了月饼的美味。

  父亲下班晚,回来后先摸了摸晾在屋内的渔网,然后叹了口气。妈妈说反正都月底了,逮着鱼也没油煎。去年中秋节正赶上周日,父亲周六夜里便骑着自行车赶往百里之外的塘沽,第二天下午才回来,他用“撒网”逮回大半麻袋梭鱼,还有四只河蟹。那天父亲是整条胡同最受爱戴的人,几乎每家都分到了一盘鲜活美味的梭鱼。最让父亲得意的是那四只河蟹,这是天津中秋节最具传统意义的佳肴,只是已经多年不见了。他说这是用一盆梭鱼和一个使“拉网”但收获甚少的同行换来的;那个人此前曾和一个用竹篓捕蟹的人大吵一架,因为,拉网偶尔捕到的螃蟹身上都会沾着泥,而这四只蟹却很干净,应该是它们钻进蟹篓后被掏出来的。今年父亲没能出去逮鱼,是因为这几天总下雨,他的渔网浆过猪血之后一直没能干透,于是,整条胡同的邻居都很失望。

  我刚吃完那半块月饼,同学小夏来了。我们俩是“一帮一,一对红”,我帮她思想,她帮我学习。小夏的出身很复杂,她父亲是资本家,有三个老婆,解放后他跟大老婆和小夏的妈妈离了婚,和最年轻的老婆过日子,但又和小夏的妈妈生了她。1967年我六岁时,国家停止对资本家支付定息,小夏的妈妈没了资本家前夫的贴补,只能找点糊纸盒之类的加工活,凑合着过日子。让我开心的是,近两年经常能看到小夏的父亲挨批斗,除了资本家身份,他还多了一条“流氓罪”,这是因为小夏的出生。家中炉火已经熄了,过节用的月饼不能动,妈妈抖着双手愁了一阵,最后借邻居的炉子烤了几片焦脆喷香的窝头片给小夏,并及时送上一杯开水,这是因为,上个月小夏曾因半个干馒头,在我家几乎被噎得背过气去。

  中秋节只上半天课,留的作业是作文,题目是《最伟大的理想》。我问小夏的理想是什么?小夏摇头。我说我的理想是在祥德斋上班,各色点心随便吃。小夏说那我就到起士林去上班,我用“马蹄酥”换你的“小八件”。我伸出小指,她也伸出小指,然后拉钩。但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是“马蹄酥”,也不好意思问,看来我有必要到旧英租界那一带认真学习学习了。

  马爷爷孤身一人,儿女各自成家。下午,我把家中的水缸提满,又给马爷爷提了两桶水,这是我每天必干的家务。马爷爷叫我进屋,打开透油的纸包,里边是五块真正的月饼。他说,你选一块,明天早晨再给你。这大约是我人生第一次艰难的选择,我一只手抱在胸前,一只手按住嘴和下巴,目光在这五块月饼上细细摸索。我最先排除的是豆沙馅,因为春节我有时能吃到豆儿包,红小豆的味道应该相似。第二个被排除的是五仁,不用吃也能猜到,里边应该有花生仁、瓜子仁、芝麻,剩下的两种果仁虽不知是什么,但因为吃过前三种,它便不那么诱人了。第三个排除的是枣泥馅,去年大雪天,我和二蛋子曾跟在糕点厂的马车后边,每人从薄皮木板箱里掏了一手枣泥馅,虽然非常非常好吃,但不值得因此失去品尝全新味道的机会。最后两种是百果馅和青丝玫瑰馅,这是个两难。百果不会是鲜果,应该是糖果糕点店里装在玻璃罐中或是纸盒上写着“北京特产”的蜜饯,这是我的唇舌牙齿从未有过的经验,无从揣测。青丝玫瑰,我在纪录片《祖国新貌》和《西哈努克亲王访问中国》里看到过玫瑰花,样子像月季,听说有香味;那么月饼里的玫瑰呢?是花瓣吗?什么味道?多半应该是甜的,居然还香?至于青丝,是头发吗?应该不会。可愁死我了!

  青丝到底是什么?我终于向马爷爷求教。马爷爷说青丝是橄榄做成的蜜饯。什么是橄榄?橄榄就是“青果”。我明白了,冬天我在水果店里见过“青果”,手指肚大小,珍宝般的色泽模样,没见过有人买,极贵,听说泡水喝能清肺化痰。我没有用手指触碰那块月饼,而是距离一寸悬在空中,指定“青丝玫瑰”。马爷爷说,你马奶奶当年也爱吃这口儿。

  今年的中秋家宴,没有梭鱼,没有螃蟹,只有两毛钱肥肉熬的洋白菜和籼米饭,每人一块月饼,“点心渣”馅。饭后父亲需早睡,我到马爷爷家去听收音机。马爷爷的四个孙儿来了,每人带着一块月饼离去;收音机中有个男人在播报,“我们国家既无内债,又无外债”,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出土了一座西汉早期大型墓葬”。我的“青丝玫瑰”盛在白瓷碟里放在桌上,在它后边靠墙立着一个相框,照片上的女人很年轻,细眉淡眼,浓发高高梳起,露出细长的颈项,身上的衣服有细碎花纹,是个日本女人。马爷爷说,这是你马奶奶,给我生了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然后回国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带着“青丝玫瑰”到学校,偷偷在书箱里掰成两半。一半给小夏,小夏说好吃。我吃另一半时发现,月饼馅果然有花香,里边有星星片片的胭脂色,这应该是玫瑰;馅中还有一丝一丝青绿色的果肉,有一点硬,有一点涩,不太甜,这就应该是“青丝”吧。于是,我头顶一凉,心中一悚,仿佛学到了点什么,但又什么都没想明白,因此便没在意月饼里其余的馅料都是“点心渣”,而且不曾被仔细摔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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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06-24 18:44)
馨香的叶子
郭宏文
   
一棵树能活多久,一墩荆棵能活多久,一片蒿草能活多久,肯定与叶子有关,叶子兴许是决定因素。我常常站在大树下,蹲在荆棵前,走在蒿草中,看着叶子的形态,闻着叶子的清香,感觉所有植物的活力,都在叶子上。一片片叶子在阳光下闪亮着,在风雨中欢呼着,山屯人才感受到植物们的生命灵动。我想,没有了叶子的生长,没有了叶子的色彩,山屯就会失去婆娑的声息,就会失去丰茂的声息。空寂就会袭来,萧疏就会笼罩。
我一直期盼着叶子的丰茂,山屯里的人,都期盼着叶子的丰茂。所有的叶子都丰茂起来,山屯人才会有个好收成。叶子与收成是个啥关系,山屯里没人问,也没人说。可心里都清楚,都有一个几乎于相同的认识,在引导着各自的行为。春天的时候,山屯人听着泥土招唤的声音,挖坑栽下一棵棵的树苗,刨埯点进一粒粒的种子。在我看来,那栽树苗就是栽叶子,那点种子就是种叶子。错过了栽种的时节,也就等于放弃了未来的收成。
站在山峦之巅俯视着,收在眼里的山屯,无疑是一个用许多许多的叶子絮成的窝。山屯是窝,山屯里出来进去的人,就是窝中快乐的小鸟,“叽叽喳喳”的,共同享受着窝的温馨。没有叶子,就不会有山屯的存在。没有山屯的存在,就自然不会有人的行走和奔跑。山屯人的生活,也无疑是用一片一片的叶子拼成的。没有叶子,就不会有山屯人生活的色彩。山屯人比日子,就比房前屋后各种叶子的形态和色彩。形态要丰茂,色彩要浓重。
我跟在大人们的屁股后面,兴高采烈地跑到地头去看庄稼。大人们的手指指点点着,大人们的嘴叨叨咕咕着。在大人们的指指点点中,在大人们的叨叨咕咕中,我似乎也明白了叶子与收成的关系。山屯人生怕自家地里的叶子瘦小、黄弱,被山屯人指点、小瞧,就扛着锄镐啥的,在地里使劲地倾注着汗水,让泥土更松软,更湿润,好让长叶的苗深扎根,多吸收。山屯人披星戴月地在土地里俯首着,只有一个期盼,就是让所有的叶子,都丰实起来。
在山屯人的眼里,叶子太富有诱惑力。一年四季的时光里,山屯人都在一筐筐、一捆捆、一篓篓地收获着各种各样的叶子。春天去挖苦麻菜、婆婆丁的叶子,品一种野味的清香。夏天去捋榆树条的叶子,让自家圈里的猪们吃个大肚蝈蝈。秋天去割柴草的叶子,在房前屋后,堆成大大的柴垛和草垛。柴垛会烧成炊烟袅袅,草垛会咀嚼成驴马的肥壮。冬天去搂林中的落叶,给宅屋添一缕烟道的气脉。有些是大人们干的,有些是小丫、小小们干的。有了叶子的诱惑,就有了山屯人不息的脚步声。我们这些小丫、小小们,就是撵着这样的声音,慢慢地长成了山屯的大姑娘和小伙子。
山屯所有的宅院里,都有各种各样的叶子生长着,长成山屯人家饭桌上特有的味道。小白菜的叶子,小菠菜的叶子,小生菜的叶子,小萝卜的叶子。看到这些叶子,宅院里的孩子们,会禁不住流出口水来。生菜的叶子一茬茬地掐下来,韭菜的叶子一茬茬地割下来,大葱的叶子一茬茬地擗下来。有些叶子吃一茬就没了,可有些叶子,从春天到秋天,一茬茬地取之不尽。对取之不尽的叶子,我总是心存感激。有了这些叶子,有一碟家下的大酱,不管是高粱米饭,还是玉米面大饼子,都吃得喷香。吃完了饭,嘴里回味着的,都是叶子的味道。
有了丰茂的叶子,那些青虫和毛毛虫们,也会有个好日子。我常常静静地注视着一条虫子,在贪婪地啃食着一片叶子。那虫子,兴许是大青虫,也兴许是毛毛虫。那叶子,兴许是菜叶,也兴许是草叶。一条大花虫,抱在茴香的秧棵上,悠闲地啃食着纤细的茴香叶,对我,没有丝毫的顾忌,吃相,很是儒雅。不像牛羊们,大口大口地吞咬,也不像驴马们,大口大口地咀嚼。牛羊和驴马太奢侈,消耗的叶子太多,让人心疼。而抱在茴香棵上的大花虫,一天也只吃几片叶子。不管啥虫子在吃啥叶子,我都是静静地看着,从不打扰它们。有时,我甚至想变成一条虫子,去品尝各种叶子的味道。
虫子也有过甚的时候,让山屯人心生怨恨。我家房宅的东边,有一棵十多年生的沙果树,年年都会开满花,结满果。夏天的时候,十几条甚至几十条红粘虫,集结在一个枝桠上吃叶子。结果,枝桠上的叶子,很快被它们吃了个净光。我的母亲看见了,一副很无奈的样子。她找来一根向日葵的长杆子,把枝桠上的红粘虫,统统打了下来。母亲挖了一个土坑,把所有的红粘虫,都埋进了土坑里。那些虫们,是吃饱了肚子走的,在土坑里,它们一定会安息的。有一天,它们再能爬上树,我想,它们肯定不会再结集在一个枝桠上吃叶子了,它们会分散到所有的枝桠上。
以后,母亲就时不时地朝沙果树的方向望望。一个清晨,母亲好像发现了什么,叹着气说:“还是倒开花了!”我顺着母亲的视线望去,看见沙果树那个光秃秃的枝桠,竟开出了粉红色的花。那一簇簇的花,在晚秋的时节里,很是艳丽。秋天开花,好美的景致,我差点欢呼起来。母亲说,秋天开了花,明年春天就不会再开花了,不开花,就不会结果了,说不准,开花的那个枝桠,会在开春时枯死。
我的喜悦之情,一下子被母亲的话熄灭了。我想,那在晚秋绽放的花蕾,一定是在枝桠上叶子被红粘虫吃光后,忘记了季节的钟声,没到花期时,就心花怒放了。也许,没有叶子的陪伴,没有叶子的呵护,枝头太孤寂。我明白了,这时的花,会在冬前夭折的,是不会结出果子的。我忽然想起,母亲不让我掐向日葵的叶子喂兔子的事来。我曾经站在向日葵的秧棵前,想把一片片的叶子都掐下来。我感觉,叶子消耗的养料一定不少,掐去所有的叶子,养料就可以全部供给到花朵上,就可以早开花,早结果。如果我真的把叶子都掐下来,那会怎样呢?
春天的时候,沙果树上的那个枝桠没有枯死,又长出了新的叶芽。但是,没有再开花。母亲显得很高兴,小声念叨着:“今年放叶了,明年还可以开花结果。”唉,还是红粘虫的错,偏偏要挤到一个枝桠上吃叶子。那个枝桠真的枯死了,不知道母亲会伤心到啥程度。我家房后的枣树上,有羊拉虫在吃叶子。羊拉虫都是分散着,不影响树的开花和结果。我又想起,山屯东山根的那棵枯榆树是咋枯死的呢?也是被红粘虫之类的虫们吃光了叶子,一年又一年后,就停止了生息?那棵枯树,一直站在东山根,没有人去砍掉它。
有时,我们这些小小们,会在槐树上采下一片叶子来,学着七太爷的样子,吹成一支别致的曲子来。我想,那槐树的叶子,就是一种乐器。在我看来,七太爷就是这种乐器的发明者。没有七太爷之前,更准确地说,是我在没有认识七太爷之前,我还不知道槐树的叶子,能吹出美妙的声音来。我也不知道是槐树叶子的功劳,还是七太爷的功劳,山屯里,造就出了许多的槐树叶子吹奏家。也许,是七太爷在哪一天的梦里吹响了槐树的叶子,记住了吹奏的技法,才把这种乐器的吹奏技艺,带到山屯来。也许,是七太爷平易近人的缘故,山屯的孩子们,才敢吹响槐树叶子的音律。七太爷说,他还能吹响许多叶子的旋律,只要我们乖乖地学,他就乖乖地教。
山屯里,不光七太爷会用叶子讨孩子们的喜欢,张四爷也会用叶子讨孩子们的喜欢。张四爷择一摞柞树的叶子,会做一顶漂亮的凉帽。张四爷做的凉帽,七太爷也会惊奇地看着。原本,七太爷是不器重张四爷的,可自从张四爷做了一顶柞树叶子的凉帽,七太爷就一声一声地叫着张四爷“四小子”。张四爷用柞树叶做的凉帽,在山屯里真是受人喜欢,整整一个夏季里,山屯人都会戴一顶这样的帽子遮阴。张四爷发明了帽子的做法,又被徐二爷发扬光大,做成了梨包的保护层。一摞柞树的叶子,在徐二爷的手里,会做成梨果的保护层,铺垫在梨包里。从此,山屯人都记着徐二爷的贡献。实际上,谁又能记着柞树叶子的贡献呢?
一片叶子,能长成熟,并从树上、棵上落下来,真是不容易。有些叶子,甚至许多许多的叶子,注定不会长到成熟落下来,而刚刚走到嫩嫩的季节时,就被消化掉了,变成了转化力量的养料。我想,能够长到成熟期的叶子,最知道啥时该从树上、棵上落下来。松柏的叶子,要与树桠一起,走过风雪,走过严冬,一年又一年后,才会落下来。梨树的叶子,要等果实成熟后,才会落下来。柳树的叶子,经历了严酷的霜打后,还要守护在枝条上送一程。柞树的叶子,更是“哗啦啦”地伴着枝桠走过漫漫冬季,春天时才放心地落下来。
终于,我在山屯的时光里,看见了叶落之美,一种奇特的叶落之美。我想站在大树下,或蹲在蒿棵前,使劲地睁大眼睛,去看准每一片已经成熟了的叶子,并预知它们将要落下的时限。然后,我合捧着双手,等待着每一片叶子的落下。我把落下来的叶子捧到我的书本里,夹成一片一片的叶子标本,装进我的书包里。我背着这个书包,在人生的课堂里,随时打开看看。我想,每一次打开,我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种叶落之美。那一片片的叶子,就是一张张的名片,印记着山屯里的好多故事,有味道清香,也有色彩鲜艳。这种叶落之美,我要永远收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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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谈旧事人不老

             丁肃清

孙女说:爷爷,你怎么这么老啊?我说,是吗?她说,是,老了。边说边用小手在我的脸上比划,比划着说:我把你的下巴砍掉一截吧?

说的我发笑。她肯定是看我的下巴不顺眼,是我老了还是下巴老了呢?总之她要修改我的老,从下巴开始,以为砍掉一截下巴或许就不老了。孙女已四岁,白皙俊俏的小脸、黑亮有神的眼睛,流溢着聪慧灵透,沾着朝露的花儿一样。童言无忌,孙女说我老了那我就是老了。

这之前的我不服老,比如我的文章里一直坚持写现在时,尽量避开写陈年旧事,我的意识里潜伏着一个观点:人年轻的时候,喜欢向往和憧憬;人老了,就习惯怀旧和回忆。但孙女的话不能不牵引起我对往事的回想。

那时候我还年青,住学校的家属院。家属院有并列的多排平房,前后排平房间就形成了小巷。夏日的小巷里是阴凉的,两边的墙隔开了太阳的炙烤。我抱着儿子在小巷里徘徊,他那时才两岁,就抱着他、轻轻地晃着他哄他午睡,我看到他的眼睫毛在闪动,那幅不想睡又假装睡着了的样子,至今犹在眼前……转瞬之间,我的孙女都已经四岁了。不由地就感叹时光,这时光跑得简直比骏马还要快,陡然间我就这么老了?

我早期的文章里有谈父爱和母爱,我说母爱是儿子脸上的唇印,父爱就是儿子屁股上的巴掌印,也就是严父慈母的意思。而现在我不这么认为了,我已经有了孙女,有了孙女就有了“隔辈亲“,有了隔辈亲的人当然就老了,不服老也不行。

孙女每穿一件新衣服,或洗漱完梳起两个小辫儿,辫子上再戴个蝴蝶卡,站在墙上的长镜子前照来照去的,照着镜子问:奶奶,你说我长大了是什么样啊?奶奶说,你长大了就长成了妈妈的样子。又问,然后呢?奶奶又说,等你再长大,就长成了奶奶的样子。孙女愣了,惊愕的表情,然后邹起眉头,长长的一声叹息:“咳……”这一“咳”把大家都给“咳”笑了。

老了是让人无奈的事,不管人愿意不愿意,事物都在循序渐进地老去。但有时候,老了的事儿常常又返老还童一样,赐给人们新奇的感受和趣味。

记得那是个除夕,全家人在饭店吃年夜饭,餐后就到歌厅唱歌。儿子、儿媳都唱流行歌,时髦、畅快淋漓。我索性也唱一曲《逛新城》。没料到儿子说:这新歌挺好听,没听过。说的我啼笑皆非,五十年代的一首老歌,怎么就成了新歌了呢。

是的,就像这座城市,楼高、街阔,车流、行人,街心公园,超级市场,现代化气息涨满了这座城市。新鲜事每天都层出不穷地叠加,人们却对此不屑一顾,忙碌制造了忽略,听过了、看过了,一切也都过去了,像是天上飘过的云彩一样。一切都随着钟摆“嘀嗒、嘀嗒”声一寸寸老去,但很老很老的事物,有时候猛然间就跳出来舞动,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距离产生美。

用怀旧的尺子丈量已经过去了的这座城,它就像一张偌大的旧底版,在我的脑子里冲洗出一张一张的照片……我现在居住的小区是当年城郊的一片芦苇地,忘记那时候是做什么了从这片芦苇地穿过,稀稀疏疏的芦苇,坑坑洼洼的湿地,湿地间长满了野草,夏日的热风吹拂着芦苇叶子扎得人胳膊上刺痒,偶尔草丛中跳出一只青蛙,吓得人一惊……没料想到在很多年之后,这里竟成了我居住的小区。

我的姥姥从没有到过这个新家。

她从那一次离开这个城市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候她和我们住的是平房,就是我夏日中午在小巷里哄儿子睡觉的那个平房。她拾掇齐全自己的东西,然后包成一个小包袱,挎上,就从那个平房走出去了,走前留下一句话我怎么也忘不掉,她说:孩子(指我儿子)大了,都十四岁了,我要回老家去了。我老了,不中用了,我不成为你们累赘。

我全力说服、挽留她,但一点没用。我知道她固执,说出的话就是板上钉钉,既然我无力改变她的想法,只能是恭敬不如从命。至今我一想到这个事情就心痛,她就是个老保姆,养育了三代人,我娘,我,接着是我的儿子。

然后她走了。她渐渐远去的背影,就这么定格在我的视线里……

与我而言,姥姥的含义就等同于我的命。我一岁时父母离异再各自成家、生男育女,我就和姥姥相依为命,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我,因为还没有记忆。再后来我长大了、来到了这座城市里,读书、工作。再后来我结婚生子,姥姥也来到这座城市照看我的儿子。再后来,儿子长大,姥姥走了……

像是画了一个圆,回到了原点。

我相信人的经历与性格的形成绝对相关,所以我也能原谅我的性格,有些怪癖,甚至有些极端。我曾嘱咐过儿子一句话:等我很老了,不用你们照管,你们照管好母亲就是好。接受不接受都罢,我的话绝不是矫情、没有做作,我就是这么想的,然后就这么说了。我不知道这与姥姥对我的影响有无关系,或许有吧,潜移默化总是存在的。姥姥说:我老了,我不成为你们累赘。这句话我一直耳闻能详。

有句话叫吃亏是福。姥姥活到了九十一岁,我想这就是上帝对她的眷顾吧。

另有一句民间俗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这也自有道理,老人们的阅历会对年轻人产生有利的影响,品德、性格、人生态度等等。老者,常常是后代的模板,不经意间就拓印下了生命的痕迹。秉性属于自我坚守的财富,秉性难移,改变了,也就不是自己了。

与朋友知己喝酒,别人一杯,我也一杯;别人三杯了,我也三杯。人情浓如酒,与朋友喝酒绝不用白开水,虽然没有酒量。不欠酒,不欠人钱财,尤其是情义。

我忘不掉儿时的月亮,大盘子一样悬挂在天上,映照的秋夜亮白如昼,那田野一眼望去能看到好几里远。打谷场上新谷袅袅溢香,街上隐约传来姥姥喊我的声音,喊我的小名、喊我回家吃饭。回到家,桌上已是香喷喷的米粥两碗,我面前的米粥,稠如干饭,她的那碗粥,却稀淡如水。

我问,你的和我的怎么不一样?她说,你小,我老,小的吃好的,老了就吃点赖的。我又问,为什么老了就要吃赖的?她答,人享多少福都有一定,岁数大了,吃点赖的,可以多活些年龄。

茫然……

这也是一种换算方式吧,可以让人心安理得。到后来我接受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我对所谓真理的东西开始怀疑,譬如人定胜天,在我看来这纯粹是蛊惑人的大话和谎话,人怎么可能胜天呢,天要下雨你能不让它下吗?火山要喷发、大地要震动、海啸不期而遇,又有谁能够阻挡呢?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也不为桀亡。我的文章里大都有染宿命论颜色,依我看来唯心一点没什么不好,要什么有什么的人们,当然唯物。而常常是老百姓,都如一石、一草,很多无奈寄予空灵的神,所以我认为唯心一点是美的,唯心就像是生活的蛋白质、维他命。

小时候我怕鬼。夜晚走路总觉得背后悉悉索索地似有鬼在跟,后来我不再怕鬼了,知道那都是人编些可怕的故事吓唬人,在中国经典文学的描摹中,鬼都不坏。长大后我怕人。认为人不如土狼,是叔本华这样说的,野兽吃人,其目的仅仅是为了吃;而人“吃”人,其目的不是为了吃,而是折磨。在某些秉性上,人抵不上野兽。老了的时候我不再怕人了。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心有鬼即鬼,能做到不亏不欠,也就不卑不亢。

我的姥爷去得早,他在世时两条腿近似于瘫痪,终日禁锢在他那两间小东屋里。那时我儿子刚出生六个月,我和妻儿回老家探望他,住正房北屋。记得姥爷说了一句话:我去看看孩子。说着就拄着拐棍从那屋挪到这屋,他看着孩子的那笑容就像是铁树的花。仅仅看过孩子这一眼,他之后不久仙逝。

我的姥姥活了九十一岁高龄,这之前我已经做了爷爷,我和儿孙三代一同回老家看望她。此时的孙女也刚出生六个月,她在老人的面前,凝目,微笑,那是用柔软的筋骨支撑起的一张祥和笑脸。也是仅仅这一面,之后的姥姥就去神的那边了。

家有一老、如同一宝。

我宁愿相信这个“宝”字还有一层护佑的意思,或者叫托福。过年的时候小孩子们都要得到老人的压岁钱;人们上坟烧纸时都要向逝者许愿、祈祷对亲人的保护。这都是对老了、老去的人的寄托和信任。人老了就是一尊菩萨,菩萨是善良的象征,善良是不会老的。谁又能说观音菩萨已经老了呢?地藏王多大年龄了?又有谁相信地藏王老了?他每年都要睁一次眼睛,看看人间是否安宁、是否五谷丰登,然后宁静如初,这就是护佑。

……

我的一个近亲舅舅,他与我同城而居。他拍摄过我姥姥居住的那两间农村小屋,特意嘱咐我:这很珍贵,要保存好啊。我在想,保存什么呢?仅仅是两间低矮破旧的小屋吗?现在农村里这样的房子已不多见,它可以理解为艺术和文化,也可以理解为包容和情感。人人的心里,都还有这样的老屋吗?如今居住在城市里的我、和我曾经一样过的“我”们,在往上查两代、三代或者更远点儿,那些老屋们是否坍塌?是否早已销声匿迹了?

那是为我姥姥下葬的前一天,我的那位近亲舅舅去吊唁。进门,即爬在院子里我姥姥的棺材上痛泣,那哭泣是从无声到有声。他边哭边用砂纸打磨着棺材,像是对人说,又像自言自语:还记得大娘为我做的鸡蛋挂面饭……只这一句,哽咽。

往事不老。有时候就突兀茂盛在人的情怀里。

他是我二姥爷的儿子,他父亲和我的姥爷,哥俩都是打日本鬼子的八路,解放后分别做了两个县的县委书记,他和我都曾经“染红”,文革中却“黑”了,都成为“狗崽子”了。当时他的父母住“牛棚”、挨批斗,不是孤儿的他却酷似孤儿,流浪游走,受过苦,其苦罄竹难书,言苦不如不言。

那时还尚小的他,如今的他已经退休。退休了他没有忘记尚小时来到大娘家、大娘为他做的那碗鸡蛋挂面饭。寒冷的天气里,那碗冒着热气香喷喷的鸡蛋挂面饭……世上情感就如冷与热,碰撞交汇在一起就是秋云春雨。从年青到老年,也是如此情怀。

这位舅舅没有退休前在这座城市的机务段当宣传部长,那时我见到的他,侃侃而谈,笑容满面。退休后的他却话不再多、笑不常见。而他能写一手好字、画一手好画。字与画,就是他心灵的托盘。

我说,你给我画幅画吧,画什么都行。

他说,好!我给你画。

两天后,他给我打电话,画画好了,我给你这就送去。

两小时后,他就来到我的办公室。窗外,天色混沌,有凛冽寒风在吹,此时冬天。他拿着画作的那双手看上去板硬硬的,脸上是肃然的表情,风吹草低一般。他是骑自行车来给我送画的,我看到过他那辆自行车,破旧,像要支离破碎。

他谈不上富裕,但绝对不贫穷,我曾到过他的家,宽绰、整洁,客厅书房里多见字画,墨香袅袅,书案上有一幅他刚刚写成的书法,“半风残月”,我夸字好,他便要送给我,我自然当仁不让取之。然后细细琢磨他的“半风残月”,何以如此心境?记得他刚结婚时,我去他住处看望,他们是租借亲戚的一间小屋,说是小屋,我觉得那是一个“鸟窝”,只有五、六平方米,放一张床之外就没有多少空间了。他对有了自己的“窝”而欣喜不禁,因为有了一个“窝”总比无家可归要好得多。他那是发自内心深处的满足,好像他一下子拥有了一座宫殿。而如今的他,每逢和朋友们餐聚,几杯酒过后就低下头不说话了。一旁懂他的朋友就劝:想开点,别老是那么心事太重。他只“嗯”。朋友提及两个曾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两个首长级人物,问他,知道□□□不知道?他“嗯”。又问,知道□□□不知道?他又“嗯”。劝他的朋友就“呵呵”笑着说:你既然知道他们两个,你还想不开什么?你现在还在吃鱼呢!只有我理解他,鱼和熊掌不能兼得,他那个时候没有“熊掌”。

叔本华说:有时财富反而妨碍幸福。

财富不仅仅是说物质富有,还包括精神的饱满。亚里士多德是这样解释的:所有在哲学、政治、诗或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人士都具备忧郁的气质。

情感也是。杰出的情感都是敏感的,一触就痛。感情深了,心就苦了。“半风残月”也是一种境界。人老了就是一棵老树,残缺美,雨打风吹,斑斑驳驳。树木向阳的这面是光滑的,背阳的那面却粗糙。人如树,也有两面,人忙碌的时候,闲情逸致就没了空间。人消闲了,就滋长杂草一样的茂密思想。忙了是一堵城墙,不忙碌了,墙就坍塌,就被一个魔鬼所占领了地盘,钻进人们的情怀里翻跟头折腾。这个魔鬼叫孤独。

……

谁愿意老、谁愿意孤独呢?

每天下班时,我几乎都要遇到另一位老者,他已退休。曾经是我这所在学校的副校长,睿智,因此曾经受人敬佩。确切地说睿智并不是他受人敬佩、奉承的核心因子,而是权威。权威是个怪东西,其本相深藏不露,老玉米一样。当包裹在外的一层层的皮被剥去,就没有了悬念、千篇一律。这大概就是如今人们都不愿意退休的根本缘故。而今我看到的这位退休老者,他低着头、牵着一条狗走路,从家里溜达到公园,再从公园溜达回家。路上遇到熟人他只当是没看见,其实他看见了,就是不抬头。谁和他打招呼,他就抬起头,“呵呵”一笑,然后又低下头、牵着狗走路。

他在想些什么呢?

世界上最深的地方是人心,即便是最高明的下潜好手,也没有谁能够完全触底。

一条平坦大道,那是平坦大道吗?它在爬行着的甲壳虫意向里是直的,而在爱因斯坦眼睛里是弯的。一件华美的衣袍,那是华美的吗?在旁观者的视觉里是美的,而在张爱玲的眼睛里,华美的衣袍背面爬满了虱子。比如嫌贫爱富、趋炎附势、见风使舵,都错了吗?这也不一定,错了的是人们没有认识到如此种种本来存在。一枚铅球,掷出去,落下来,运行的肯定是一条抛物线,人生也是。  

放下,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放下了孤独的悲怆,手里牵着的一条狗就是千军万马,笔下流出的那些字就是云卷云舒。孤独是另一片海阔天空,被孤独驾驭,便举步维艰。驾驭了孤独,就信马由缰。我认为苏轼是真正的驾驭者,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多么浪漫多么洒脱啊。

……

偶有一件家事令我的感悟。不曾养育过我的、而今已经年迈的老母,偶尔向我提些要求、要一些钱物,这对于做儿子的责无旁贷。我 家中夫人对此却若有所思,像是问自己,又像是问我:想想,姥姥这辈子主动给我们要过东西吗?

我想想,的确没有。

不识字的姥姥就活成了一“字”,“字”是象形兼会意,本义是“屋子里生孩子”,这可以理解为养育的意思。姥姥养育了我们三代,而对这三代无一所求。不欠他人一米一线,甚至没有向社会索要一笔一划。每当我们回老家探望、然后回城,她好像要把她拥有的东西都让我们带走方心满意足,新碾的小米、积攒的鸭蛋、蒸好留得发硬的年糕……

又想到夫人对我说她的姥姥,她的姥姥活到九十七岁,信基督,子孙满堂、不愁吃穿。在深圳做大款的孙儿回来给她过生日,生日礼物是二十万红钞票,一个金疙瘩寿桃,拳头般大小。孙子走后,她当场将二十万钞票分成两份,一份给长子,一份给次子。然后端坐中堂,抱着那个金疙瘩寿桃爱不释手,喜了半晌、笑了半晌,喜够、笑够之后像是又有些惆怅,这财宝藏到哪儿?再后来,等深圳的孙儿又回老家时,那金寿桃完璧归赵。她对他说:你给姥姥的金寿桃,算是你的心,存放到我这里了。但我这财宝没处放,还存放到你那儿。

夫人的姥姥,我的姥姥。两个姥姥,人老皆善。

老变小,这是一句俗话,也是哲言,因为老的和小的都简单。生命像一片原野,从两头张望,看到的景象不同,得到的感受也不同。从这头望去,看到的是未开垦的浩渺和神奇。从那头回望,走过之后,留下的是一片杂乱无章。

孔子说,人之初性本善。上帝解释的善,人们是容易做到的,诸如不杀人、不偷盗、不奸淫、不做伪证等。但做一个完美人似乎有些难,有个年轻人就这个问题向上帝咨询,得到的答案是:你要把所有财富做变卖然后都分给穷人。他听后就忧愁地离开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昆德拉解释什么是不幸福——为什么是人类不可能幸福的缘故,因为幸福是对重复的渴望。此话值得我们深思,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过官位——退休了;赚过大钱——破产了;受过人拥戴——冷落了;年青、意气风发过——衰老了;曾经的高高在上、俯视一切——转瞬就掉到了地平面……人生就是这样,一切如潮水般汹涌澎湃而来,然后又像蒲公英一样随风飘散。没有了贪欲,却多了失落。“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点了人性的软肋。

叔本华解释什么是幸福——最大的幸运不是享受强烈的狂欢和巨大的喜悦,而是没有任何剧痛地——无论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落下生活的帷幕。这本来就是想回避但无法回避的事实,谁都一样,“那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了”,上帝已说得很清楚明白。

正当“年青”在趾高气扬时,有句民间哲言便对其暗自发笑,笑言不到八十八、别笑瘸和瞎。这句话和上帝关于“在前、在后”的话意思相同。

人生的两极是最近的,从这头,到那头,一条直线。只有小孩子不笑话老者,因为他们把老人们当做快乐的玩伴。由此,“隔辈亲”必然就成了人性的公式。相对接近的事物常常又离得更远,是靠不住的,贪欲需要人们有一副面纱,朦胧、虚幻,隔帘看美人,看不到影响美感的瑕疵。

……

有一天,我和朋友晚餐后回到家,小孙女正端坐在沙发上念书,念得头头是道、有鼻子有眼。我愕然,因为四岁的孙女根本不认字。她藐我一眼,越发念得的清晰认真。我走近她观看,看到她手里捧着的是几张无字白纸。念完“书”,又指令爷爷奶奶、爸爸妈妈和她玩过家家,看大家正说话不理睬,她一副怒发冲冠:听到了没有?过来!都过来!过来的我们按照她的导演,手拉手围成一个圈蹦蹦跳跳,直到我们气喘吁吁、筋疲力尽,她却高兴的捧腹、哈哈大笑。

由此,我突然想到她的爸爸。早些年我带儿子游泰山,那时的他比我现在的我孙女稍大一点,原本我是打算背他上山的,而他执拗地要自己爬山路,一路又蹦又跳,出乎意料地比我走得还要快,他看我被远远落下一截,又转过身来接我、拉着我蹦蹦跳跳地爬山。后来,我在中国青年报有一篇短文说此事,琢磨这其中道理——很简单,大人们的体重本身就是一种负担,而小孩子则不同,体重轻、少了重负,也便多了攀登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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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03-06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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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锈色时光

 

      

 

 

蛐蛐 蛐蛐

 

  一旦入了秋,我们承德热河街的蛐蛐便来了精神。曾经偃旗息鼓久违的蛐蛐们,在夏日退去和秋风到来之前,重新开始了大合唱。你就听吧,避暑山庄的皇城根,清坝蜿蜒潮湿的缝隙,院子里的拐拐角角房前屋后,到处是蛐蛐清脆嘹亮的叫声。当然,这样的季节其实还有许多声音,但只有蛐蛐的鸣叫,才会真正使我们这座城市活泼了许多。而如果你能够拥有一只漂亮的蛐蛐,在我们热河街,竟是件令人多么骄傲的事情,那人,便也像只蛐蛐似的神气了许多。

  蛐蛐装在罐子里,岂止是赏其鸣叫,更得意的,是期待那一场又一场惊心动魄的决斗。好蛐蛐,头大尾阔腰身宽,冲锋陷阵不惧死,叫起来常久不歇。真正的好蛐蛐,绝不会轻而易举来自身边,大多出在偏远市郊,就像农民一样,干活实在有力气,忠心耿耿不怕死。而河套抓来的,我们则叫它水夹子,铁道边的叫铁夹子,灶膛后面的叫火夹子,厕所抓来的我们只能叫它臭夹子。

  记忆中一九六六年的蛐蛐,像是受到了人的某种暗示或启发,咋就那么格外地生猛。我们热河街一带,别看刘家老三算是个半傻的人,脸上挂着长长的两条鼻涕,脚下的鞋蛤蟆一样张着嘴。但就是这样一个人,你却很难知道,他是从哪里捉回那么上等的蛐蛐,他好像叫着一股子劲,好斗的劲。

  刘家老三总是单独行动,大清早一个人蔫溜着,从我们那条肠子一样的胡同走出去,然后穿过了马路,向东,再向西,有时他也会煞有介事地回过头,又向北。总之,在捉蛐蛐的问题上,在刘家老三那里,你永远难以判断他的去向。后来我才知道,正是这神秘的去处,保证了他战无不胜的优势。

  刘家老三的蛐蛐筒是牛皮纸做的,这样便保证了它不会跑掉,并以一种不动声色的姿态保持着它的权威。你若抱着一只蛐蛐去找他,一定需认真掂量,否则你将损失惨重血本无归,因为刘家老三的蛐蛐个个名不虚传威风凛凛,好蛐蛐都在他手里:铁头、金刚、铜锤、大青花,通体锃亮,一口下阵胆战心惊。

  我曾问过刘家老三说:你怎么总会捉到那么好的蛐蛐?

  老三说:难道你就没发现?它和人是一样的,明天,对门彩凤和兰芝家两个男人,一定会有好戏看的。兰芝的男人在地质队,半年才回一次家,这便给彩凤男人提供了好时机。那些蛐蛐,咬架是明着的,他们抱在一起可就好看了,偷着咬那块脸,并且永远不愿让你看见。等着瞧吧!明天你就会看见一场大战。刘家老三说完,“咯咯咯”笑起的声音,居然像是一只鸣叫的蛐蛐,那声音听上去,有些幸灾乐祸的优雅并且非常得意。

  老三真是个神奇的人,他居然会像捉蛐蛐一样,捕捉到人的种种蛛丝马迹。那场四个人的战争如期而至,现场极为惨烈,院门被拴上了,我们在外面听到的,是四只蛐蛐疯狂的叫声。令人深感滑稽的是,兰芝的男人戴着绿帽子,竟站在了彩凤一边,两人形成了联手作战,不知就里的,会误以为这才是真正的两口子呢。事情的结果,自然是二虎相争勇者胜。人呢,一定是:恨者胜。老三说,看了吗?人和蛐蛐是一个道理,不咬架他就会难受的,这日子他就过不下去他就不精彩。

  那场战争使我们看见第二天的两只蛐蛐,因为受了重创,头上已经及时地缠起了厚厚一层白布,两颗白色头颅,正神情沮丧银光闪烁地游荡在我们那条胡同的阴影中。看起来,即便是胡同里的事情,依然胜负兵家常事,不是不报,是时间不到,一旦时机成熟,形势就变啦。

  另一场大战,发生在我们那个颇有名气的地区招待处,这依然是蛐蛐们无法比拟的一场战争。蛐蛐的决斗是在罐子里,单咬独斗,而这场人类的战争,则发生在全市最为壮观的一座楼房,蛐蛐凭的是一张嘴,人类却是带着武器的:镐把、铁棍、甚至钢枪,头上进行了遮护,一律戴着柳条帽,也不知哪里来的深仇大恨。不过,那场大战,只扫了一眼我便踉踉跄跄跑回了家,原因是我这个人从来就胆小如鼠不善打斗并且爱哭,我看不得那么众多男女蛐蛐的打斗,更看不得头破血流的场面。回到家里,我只能重新打开我的蛐蛐罐,只能欣赏自己的两只蛐蛐窝里斗,而外面那场人的大战,只能凭借蛐蛐给予的想象,伴随蛐蛐得意的鸣叫,我听见的是外面涛声如潮雷声滚滚的喊叫。

  武斗结束后,我曾去过那里,楼房上空依然滚着浓烟,折断的棍棒、扭曲的黄胶鞋、几顶破旧的军帽、瓜大的石块红色的砖头、浸了水的旧棉被,并且放了枪死了人。比起蛐蛐们的咬斗,人类制造的现场,看起来要气派得多。人才是大手笔!

  刘家老三,对这些事情是不屑一顾的,他说:这才叫前世的报应呢。哪里来的那么多深仇大恨呢。你说人有前世吗?我始终认为,人,就是蛐蛐托生的。

  不管外面的世界风云如何变幻,刘家老三,依然怀抱着他那精致的蛐蛐罐,耀武扬威地在我们那条阴暗的胡同里走来走去,脸上不屑一顾的表情天下第一。刘家老三怀里,是只异型罐头瓶,据说只有去过上海的人,才会拥有这样一只精致漂亮的瓶子。他把秋天里最后的一只蛐蛐,伺候的百般周到,来自宫墙根的泥土上,铺了一层香茶,里面搭了个像样的小屋,屋后还有一座漂亮的假山。那是只芸豆般大的蛐蛐,因一次咬斗失了一条腿,它以那惟一幸存的姿态,在那只皇宫般的罐子里,依然保持着王者风范。刘家老三说:

  这可是个大英雄,王二的铁锤算得了什么!它先失了一条腿,靠着仅存的半个支撑,却把对方脑袋拧了下来,我这是只金刚,知道吗?它居然把它一口一口吃掉了!

  我第一次看见这样的一只蛐蛐,靠着仅存的一条腿,居然能够战无不胜,并以如此优雅的姿态,支撑在秋天衰败的季节里并且不厌其烦地嘟嘟鸣叫,那叫声,听上去极富沉稳的质感。刘家老三又说:你没听说吗?大人物说话都是这个语气的,不张扬,却有着让你望而生畏的霸气。

  是的,如果它是两条腿,反而让人难以觉出特殊,它以剩下的一条腿,依然以胜利者的姿态默然地支在那里,这便令人感到了雄性的自信与风度。这是一个身经百战,久经沙场不怕死的大英雄。

  这蛐蛐了不得,你是从哪里抓来的?我问刘家老三说。

  坟地。我是从坟地里发现它的。那天我先是听清了它的叫声,然后一脚便陷落进去。你猜它躲在了哪里?人头,这家伙正躲在一颗人头的眼睛里,那里才是它真正的宫殿。这样的蛐蛐,能不厉害吗?刘家老三说这话时,眼睛是望着天上的。

  后来,刘家老三又做了一件极富人情味儿的事情。那天问我说:

  你知道它为什么不停地鸣叫吗?

  我说:它在怀念过去的战斗。没有对手,那是独孤求败的鸣叫。

  这时刘家老三的脸上,已经现出了桃花盛开烂漫的样子,并且笑了一下才说话:

  是女人。像所有男人一样,它在召唤那个女人。

  第二天,刘家老三真的给它找来了。那是个看上去十分优雅的女人,亭亭玉立毛发通舒衣冠秀美,身后一支漂亮的长箭伸在那里,充满了色情的诱惑。你不得不为这只瘸腿将军的艳遇惊诧,短暂的羞涩之后,它们果然迅速抱作了一团,这时的刘家老三低着头,手里掐着一块热气腾腾的烤红薯,长久长久地把它们看在那里,那副弥漫在红薯香气中的样子,毫无疑问就是一个贪娈的偷窥者。

  夏天过去了,秋天也会尽快过去。当最后一片秋叶,从我们胡同那棵老榆树上脱落之后,我们这座北方的边塞小城,已经完全被白雪覆盖了。白雪覆盖了蛐蛐疲惫的鸣叫,覆盖了那些平庸的往事。瑟瑟寒风中,人的生活却不会终止,寒冷的冬天里,我们再次开始给自己制造温暖。

  在所有鸣叫的蛐蛐消失后的静谧中,你会看见,人们的脸上充满了新的期待,开始回忆曾经过去的夏天和秋天,甚或即将来临的又一个春天。而另外一家院子里,他们与蛐蛐不同,没有季节的概念,依然在那里进行着永无休止的较量。

  这里我顺便告诉你:刘家老三现在做的便是蛐蛐生意,这个人依然很厉害,已经把昆虫学研究的很透彻,他的蛐蛐自己繁殖,即便是漫天飞雪的严冬,你依然能够从他手里买到“嘟嘟”鸣叫的蛐蛐。但是这样的蛐蛐已经有些退化,早已失去了战斗力,难以上阵,看上去倒是挺文明。

  当然,我们还知道,蛐蛐真正的名称叫———蟋蟀。《本草纲目》有记载:雄性善鸣,好斗。可作药用。

母亲的季节

  我在这里,要给母亲一个纪念。母亲倒下时,我们这座城市正是个春暖花开的季节。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也刚好十六岁。母亲先是患了感冒,然后去看医生,大夫照旧摸脉、看舌苔,于是找见了病,母亲舌上生出个枣大的包。

  大夫的脸色有些严肃,对母亲说:凡舌上之物,切不可轻视。几天之后,交在母亲手里的化验单,赫然写个“癌”字,人顿时就坐在了地上,一天天消瘦,如将要熬干的灯油。

  终有一天,大夫告诉我们说,这人不行了,准备后事吧,你们。大夫的声音听上去很专业,也很平静,在我听来,却是如雷灌顶。

  十六岁的我,双手将母亲轻轻托起,母亲衰如败草,散乱的头发垂落在我的臂弯,两条干柴似的胳膊极力扬起,紧紧搂住了我的脖颈。是在这时,我才可以那么近地端详母亲,那双熟悉的,曾无时无刻不在看着我的眼睛里,闪出的是绝望陌生的目光和两行静止的泪水。我曾受到的教育,虽然使我坚定地相信科学,但是依然顽固地相信母亲不会死去。我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山里姥姥家。因为小时候,我就听过那支古老神秘面带忧伤的歌谣。母亲也曾告诉我,世界上有一些动物,在它最无助的时刻,总会回到自己的出生地,它们为什么要回到那里又会做些什么,那是我们人类永远无法得知的,但事情确实如此。

  母亲问我:你是去找喇嘛沟那个山里医生吗?

  我说,是的,就是那个乡村医生。

  那山里人极清瘦,着黑色衣,挂山羊胡,穿白底布鞋,一路走来飘忽般轻捷有风。他的到来,立时使房间里充满了山野意外的青涩,躺在那里的母亲只把他看了一眼,便打了个冷战,那闭上眼的样子,反而使你想到了孩童般的笔直且顺从。

  山里人围着母亲的病床“叭叭哒哒”转啊转,如同行走在山间一只夜游的狸猫双目炯炯。

  母亲是怕呀,我不知那时的母亲为何那么怕他。而人一害怕,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要把你的眼睛睁开。

  山里人并不开口,只把一只手伸进怀里,缓缓扯出一棵青绿的野草,野草轻柔,起伏有致,颤颤地从母亲苍白的脸上掠过,穿过她那干涸的前胸直至毫无血色的脚面,仿佛梳理着她的一生,又像在扫去她那身晦气的尘土,屋顶下随即弥漫起山野陌生的涩香。一切似乎都有了希望。

  所有的仪式逐渐停下,房间里格外静默。就连窗外鸟的叫声也停止了。山里人递过的姜黄纸,歪歪扭扭写了一些字迹,并不好看,却是令人有了希望:

  每日以蜜蜂蜇颈。心诚则灵。

  短短的几个字,我不知这山里人,缘何把母亲与那些蜜蜂连接起来,但从这一刻起我便知道,我将沿着这看似无望的指引,开始每天对母亲的拯救了。我相信了这样一个非凡的指引,因为曾经所有的办法都已显得无能为力。

  我们承德这座小城,地处深山区,在这样的季节,几乎是在同一时刻,自然界中那些常有的生灵,几乎是在同一时刻出现在五月初春的阳光下,红是红白是白地彻底苏醒。养蜂人带着他们的蜂箱,早已游历过来。他们和他们的蜜蜂,对我们这里每一座大山都不陌生,而成千上万漫山遍野的蜜蜂们,已经在这浓绿的春风花草间,舞动起金色的翅膀了。

  我循着那医嘱,循着那份来自内心的虔诚,开始每天去僧冠山下捉蜜蜂,每捉一只,心自然加倍虔诚地为母亲祈祷。我知道,照山里人的说法,母亲这病若少了个“诚”字,便丢了一半的灵性。是因为母亲,我才开始对这山野和蜜蜂如此痴迷倾心。

  但有时,我也会分心的,那是一个庞大而分散的劳作狂欢,蜂们在太阳落山赶回家门之前,在绚烂迷离的山野间,不知疲倦地东闪西闪上下翻飞,山间的狂欢,时常会让我的捕捉停下来,因为我看见阳光下,山野里呈现的早已是千姿百态韵律的舞蹈———几只黑色黄色或者花色斑斓的蝴蝶,与蜂们正舞在一起;草根下一些巨大的黑色蚂蚁,闪着硬质的光泽运足了力气在咬架;一只花色松鼠,正从一棵树跳向另一棵然后落入花丛;那只蜜蜂,居然落在了一只蝴蝶的背上,它是不是已经把它当作了一枝花?也是在这山野间,我第一次生出了少年无所适从的焦虑和徘徊。我也知道,设若我这样对山野如此的迷恋,便也是对母亲的一次懈怠。面对五月初春盛开的山野,我还知道,我的疲倦就来自我的内心,人的疲倦,与蜜蜂的疲倦又是不一样的,而有时,人就会在这疲倦中倒下,比如母亲。面对五月烂漫的群山,我给自己假设了许多倍感充分的理由,比如是母亲的生命重要还是蜜蜂重要,比如蜜蜂的简单是没有思维的,比如它们是不知痛苦的,比如蜜蜂生命的意义与母亲生命的意义,又是如何地没有可比性,还比如我们人类每天对其它生命的消费,远处山脚下的一户农家,正传出一只山羊被宰杀的叫声。我该如何解释这些叫声呢?这时,我发现自己虚伪得竟是多么多么地远离现实。我为自己找到了行为的理由,捕捉的动作重新开始面带笑容,就像一只雀鸟一样,与蜂们在花草丛中继续开始我的追逐,直至太阳落山,飞快地跑回家门。

  我把这金色生灵举到母亲面前时,母亲的脸上并没有我所期待的兴奋与快乐,母亲抑郁的表情紧蹙眉头,期待的脖颈高高扬起,我把一只蜂掐在手中,看见母亲苍白的脸正望着窗外。

  母亲说:蜇吧。我的儿。

  是在针刺的疼痛中,母亲才开始了她的微笑和颤抖。母亲的颤抖与蜜蜂的颤抖竟是如此一致,失去了蜂液的蜜蜂,从母亲的脖颈上取下时,尾针从体内一同带出,那是一种舍了生命的不情愿,然后便迅速死去。这时的母亲,身边已备好了亲手制作的金色纸箱,“金纸”粘裹的纸箱金光闪闪。母亲对我说:

  我的儿,把它们装进去吧,轻着点儿,一只也不要扔掉的。之后便扳起我的脸,看在那里许久才说话,母亲说:

  儿啊,你的心,诚吗?

  我知道我年少颤抖的声音,最初总会夹杂着莫名的自卑诚惶诚恐,我说:妈呀,诚着哪!

  母亲说:有诚就好。明天你还要去的。

  ……

  随着季节的深入,纸箱里金色的蜜蜂一天天增加,母亲的气色居然日日好转,迟缓的脸在低矮的屋顶下,竟现出些微薄的光泽。这光泽,真的是来自山野的那些蜜蜂吗?

  终有一天我迈进家门时,母亲正笑微微站在窗前迎我。母亲依然要问那已反复多次的话:

  我的儿,你的心,诚吗?

  四目相视我顿时软了双膝,“噗通”一声给母亲跪下了,我说:

  妈,我诚,诚啊———

  我把头垂在那里,任母亲的泪水“叭叭哒哒”跌落,一颗颗落进我茅草般柔润年轻的黑发,黄昏里夕阳灿烂,正从西窗斜斜地射进来,满屋尽是金黄色薄翼般覆盖的碎片。

  那年冬天,我们承德的第一场雪刚刚落下,母亲的气色开始愈发好转,望着窗外空中无休止的落雪,望着僧冠山的方向,那天母亲也许想起了什么,转身打开了身边金黄色的纸箱。

  令人惊异的,是我发现自己竟为母亲捕捉了那么多的蜜蜂。那是一只只完整的标本,又像是一只只等待起飞的小飞机,它们被母亲整齐地排列在里面,庄严而肃穆。那些精巧的身体,透明的薄翼,在狭窄幽暗的空间里闪现着金黄的色彩,似依然在那个季节里展翅劳作。我看见无数金黄色的蜜蜂,成群地飞舞在天空下的麦田和山野,这时我才发现,我对母亲,对她的身体,对那些蜜蜂竟是那么陌生。我相信母亲能够活下来,但我不知是什么力量在牵引着她,我对这个世界究竟了解多少呢。又也许这世界,原本就是这么个神秘莫测的样子吧。

  还是那天,我看见母亲像往常一样坐在窗前,望着僧冠山的方向,眼里闪现着细碎生动的光亮,冬日的暖阳均匀地洒在她潮湿的脖颈上,细微的蜂痕正在消褪,那种活跃的心情,始终鼓动着母亲迷人的表情。我知道,母亲已经开始了新的等待。等待明年,那个春暖花开的季节。

  母亲也会时常打开那个箱子,仰起头问我说:我的病呵,难道就没有更好的办法吗?是不是我借了它们的灵魂?我借的太多了,人家总有一天会不借你的。

  母亲最终离开我们时,她已经整整坚持了十年。我家也整整攒了十箱蜂。据说,焙干的蜜蜂依然是上好的药材。而眼下我们这里的群山,正是又一个蜜蜂飞舞的季节。

城门楼上的男高音

  当年北京杀人的地方,是菜市口。犯了王法的,择个日子推到那里,一刀了却半生缘。菜市口,是个很有名气的地方。

  我们这座城市,处决犯人之前也要选个地方,先开公判大会。虽不会就地处决,却能起到警醒世人,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然后,荷枪实弹去半壁山执行枪决。公判,地方选得好,有名气,是避暑山庄的城门楼子底下。

  判了死刑的犯人,广场上一溜儿站好,早已剃了光头,五花大绑插着鲜明的招子牌,日期大多是国庆节前夕的秋天。

  城门楼上是军代表,革委会主任等全区最高一级领导。当年印象最深的,并不是哪些人吃了枪子,哪些家属在哭,印象最深的是宣判的那个声音,大喇叭架在杨树上,从那里飞出的男高音,洪钟般威严,郑重地飘荡在我们这座城市铅灰色的天空,每一次都似震撼心灵的庄严洗礼。

  那时我曾幼稚地想过:一个执掌那么大生杀权力的人,似乎就不该有这么一副好嗓子,对一个人死亡宣判的声音,应该适度。这么一副好嗓子,应该去京剧团唱样板戏,用在如此恐怖的派场里,不但可怕,并且真是可惜了。

  对一个宣判的声音记忆如此之深,是因为他念到了米承德的名字,米的父亲,给儿子起名叫做承德,想必一方面,是望他继承良好道德,又一层意思,大概也是因为热爱承德这块水土。

  究竟是一九七二还是七三,我已经记不清。这个时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年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情。

  那时我已经去西大街农机修理厂学徒,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提前几个小时入场,工厂里的机器几乎全部停止运转,队伍需排列整齐,面孔的表情均需严肃,整齐和严肃都比较好办,生在脸上的困境,是心里想着米承德一会儿就要押上来了,公判,是他在世上最后的一段时间,然后,他将到半壁山下吃一粒金黄的枪子。

  那时的社会治安,没有道德约束,已经混乱到极点,政府似乎有些束手无策。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从重从快从严。”米承德就是赶上了这一批。很简单,某领导一个“杀!”字,一条人命就没了。

  米承德的问题出在抢劫上。那时物资奇缺,买粮、买肉、买糖、烟酒自行车,一律用票限量供应。买菜不用票,但菜少人多,那就看谁能抢了(抢着买)。我们小小年纪身单力薄,因为买菜挤丢了鞋那是常有的事。

  米承德身高力大,能抢。菜站就在火神庙西侧,我们买菜,总要尾随米承德其后。该青年抢菜的思路比较好,不搞正面突击,只搞侧面迂回,这经验来自于他对“战场”的一次正面观察,后来得出的结论是:正面人厚,侧面人薄,应该先从薄弱环节入手,这样的说法就很有些像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米承德从侧面往里挤,挤人的方法是先从上身开始,臂肘先行,然后下面腿部跟上。就这样,米承德从侧面,进入了与营业员接近的前方第一线。我们从身后把钱递进去,再把菜接出来。那天不同往常,发生了冲突,是因为那营业员发现米承德买的太多了,几个回合便熟悉了这张生动的脸:

  不许代买!不许代!

  营业员的脸上带着菜色,这话是专说给米承德的。哪怕米承德嗓子喊破,营业员也再不理他。

  等的时间长了,米承德就红了眼,面子上便过不去了,因为邻居女孩小琴,还等在身后。米承德回头看了一眼,美丽的小琴正远远把他望在那里。这时的米承德似乎受到了极大鼓舞,脚下发了力,人便鞍马一样跳了进去(所谓的菜站,其实就是个四敞的棚子),米承德跳进去,抱起的是小琴的大冬瓜。我相信,当年那个阳光灼热的午后,我们这座城市的天空下,一个怀抱冬瓜的英俊少年飞奔在大街上,一定是当年最为经典的镜头。

  米承德径直把冬瓜送进了小琴家,小琴的妈正在院子里读一本叫做“毛选”的书,当她读到“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时,抬眼便看见了眼前的大冬瓜。米承德的妈放下了手里的“毛选”喜笑颜开,慷慨地奖励了米承德一块烤红薯。到了晚上,米承德还在迷恋着红薯余香呢,派出所便来人把他带走了。

  米承德在拘留所,度过了十天好时光。

  其实,米承德出来以后,如果不去找那个所长算账,也就不会导致他的死。米承德回家吃了一顿饱饭,又换了一身新衣服,说妈我出去一趟,转身径直去了派出所。

  所长一个人正在值班,所长说:这还用问吗?你犯的是抢劫罪。

  米承德说:我给了钱,放在菜台上,怎么算是抢劫?你赔我十天。

  所长说:天也能赔吗?那钱,难道那钱让我装起来了吗?你要知道,这是严打,是“从重从严从快”,我看你该知足,你拣了一条小命的你。

  米承德还是那句话:你赔我十天!

  所长说:不就十天嘛。小心我把你铐起来,再送你进去。

  米承德就说:你敢铐,别说我不敢凿死你。

  所长很自信,真的就拿出了亮锃锃的手铐子。

  米承德毕竟年轻力壮,动作起来有着很强的爆发力,铐子很快到了他手里,比较滑稽的是,所长被铐在了椅子上,米承德痛痛快快给了他一顿暴揍,一边打一边说:

  一个冬瓜就值十天吗?一个冬瓜就值十天吗?

  扬长而去的米承德,知道自己犯不了死,却不知这是他一生中最后一次舒心的大觉。早晨人还没起床,就被拎走了。

  这次来的人多。米承德被带到派出所,几棍子下去,腿就断了。

  公判那天,米承德是被人架到会场上的,一颗青色光头,在七十年代的阳光下闪着锃亮的光芒,嘴上一根麻绳早已勒紧。那个声音,那个庄严的宣判,主持人那个象征权力与正义洪亮的男高音,响彻我们这座城市上空。米承德必死无疑。

  去往刑场的路上,前面警车开道,后面一辆大卡车,车篓子上架着机关枪。刑车的两侧是哭着奔跑的家属———儿啊儿啊!我的儿———

  枪声响过,米承德家人需办两件事,一是收尸,二是交三角钱子弹费。一家人赶到半壁山时,竟然没了尸体。再问,枪响之后米承德很快被人拉走了。后来的说法是,上边有了指示,一位什么领导生命垂危,正等着他的肾。从这个意义来解释,米承德算个人,也是他为社会做的最后一点贡献。

  许多年以后,米承德的老娘,在家里接到了一张平反通知书。老娘珠黄着眼球,实实地转了几下,对那个落实政策的说:

  我儿他就这么死了?平反管什么用?我儿他也没死,他还活着,他的肾还活着!你把那个人给我找来,我要见他,就这么个条件。

  那个男高音我们也能见到,时常坐着轮椅从我们胡同口缓缓溜过。这个人,看上去在轮椅上已经坐了多年,两只扶手已是漆色斑驳,又从来不与人说话,臃肿的一张大白脸,架在那里看上去十分突出,两只眼里放射的光芒,依旧十分地威严。

  有人曾经说过:把他告诉米承德的妈吧?事情就是他干的。

  面对眼前的这个人,我想了又想,还是不要说了吧,身处那个年代,有些事情,他也许是不自知的。我们最好还是为他祝福吧:祝他,身体健康。也是这个时候,那个遥远的声音已经悄悄响起来了,并且是越来越洪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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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6-24 0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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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乡村人物

 

  地主婆
  
  天空下面是荷叶状黛青村庄。
  一条银灰河流绕过村子。隔了土场,河边,是地主婆蘑菇状的草茅棚。
  六岁孩子的夏天记忆:没有一丝风。天空布满鲜红滚烫的云朵。父亲远走他乡。母亲身陷绿色翻滚的地头永无止境地拔草。
  没有他处。没有空调电风扇。那时乡下孩子时髦的消暑方式,就是泡在水里半天,或者永远坐在河埠底处的青石板上。无师自通,我的哥哥姐姐们就这样成为游泳高手。
  几乎所有的河埠都落在树荫里。树很大,抬头看像一把大伞。因了绿叶的过滤,伞外的天空,格外像一只清凉的玻璃瓶。玻璃瓶里有金色的光斑一闪一闪,让人想起胡蜂嗡嗡的跳舞——现在想来,我是多么热爱这幅关于夏天的旧照片!
  是在吃中饭时间。母亲没有从地头归来。我一个人坐在河埠头。这刻外头人最少。过了这刻,河水就会被那些无所事事的小孩,搅拌成沸腾的蜂窝。
  岸上。不远处,地主婆赤着上身在家门口打盹。和我形成了一种奇怪的对峙。不过,我并不望她。大人异样的目光,使得我们早就领会了:这样的人可以异样对待而不用忏悔一比如我们会捉一只癞蛤蟆甩进她家门,然后拔腿就跑;在她上河埠时,投掷一只破碗泼她一身水花……我们似乎很欢喜看到地主婆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的样子,她骂得口吐白沫,我们笑得花枝乱颤。
  现在,一只蒲扇从她草蒲包大的白奶子上摔下来。虽然闭着眼睛,但是地主婆的面孔铁板铁板。她的门口是一摊咝咝吐着热气的稻子。有几只鸭子鬼头鬼脑远远打量着,但它们一接触到地主婆偶尔打开的眼睛,马上打了个寒战,悻悻地他处觅食去了。
  地主婆就算闭着眼睛,嘴巴也在嚅动。她天天在门口赌神发咒。没人愿意同她讲话。三村上下。无人敢嫁给她儿子。不过,一个萝卜一个坑,她儿子的火坑里还是跳进来一个叫啊呜婆的女人。
  地主婆没有啊呜婆这个媳妇之前,与大家的不共戴天之仇顶多表现为两手叉腰,站在自家门口骂山门。有了这个不识相的媳妇后,她就找到了名副其实的替罪羊。
  她骂媳妇不会烧火,稻草都给浪费光了;不会割菜。总是连根拔起;不会……但是狂会吃饭,是饿死鬼投人生的。总之,她能骂出她媳妇的一百样不是。
  有一天。地主婆站在河埠头骂啊呜婆碗也洗不干净。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我冲着地主婆大声吼道:地主婆,骂人会断子绝孙的。
  地主婆铁锹一样的面孔马上调转过来,对准我露出凶光。我说你骂我啊,骂得越多越好。老天有耳朵有眼睛,当心他罚你没孙子;有了孙子没屁眼。地主婆一时愣在那里。片刻,一声不发回家了。
  村人都说我是地主婆的克星。也怪。从此地主婆看到我就转回屋里去,屁也不放一个了。
  天啊!是初生牛犊不畏虎还是忘乎所以——我竟然斗胆冒犯了地主婆!
  是在那天,我百无聊赖坐在河埠上。几个女人过来洗碗搓衣裳。地主婆的儿媳啊呜婆过来洗面孔了。她蹲下来,屁股夸张扭动以在人群中觅得好位置。我无端端被啊呜婆撞了一下,就在一群妇女的高声调笑中掉进水里。没有谁发现这六岁的孩子不见了。女人们鸟雀一样散去了。不会游水的我一人在河里沉沉浮浮。
  不知道咕咚咕咚喝了多少河水。后来,地主婆的儿子雪强把我捞上了岸。他告诉我,是地主婆看见了河里漂着鲜红兜肚,她慌慌张张找来雪强。雪强往水里一捞,捞到的竟是地主婆的死对头——我。
  傍晚,母亲从地头回家,揣上一块大红布头带我出门。那块布头被母亲藏在樟木箱子底里,有些年头了,一直没舍得拿出来过。
  我第一次踏进地主婆的家门。地主婆只有巴掌大一间棚子。一点没有地主婆的派头。灶头对着床,床上尼龙帐全是大小洞眼。我的母亲把布匹交到地主婆手里,又掏出几个鸡子,说这是一点点心意……要不是您,这孩子不晓得要出什么事体了……
  地主婆什么话也没说,没说谢谢,也没说不用谢。
  出门,母亲告诉我:地主婆年轻时生下儿子雪强不久,丈夫就死了。她丈夫是旧社会的伪保长,但听人说没做过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解放后,伪保长给拉走枪毙了。这么多年,没有人答理她,她也蛮可怜的。
  以后,夏日的每一个夜晚,我家后门的场院上,地主婆仍旧跟谁有仇似的使劲折腾蒲扇。嘴里仍旧咕噜噜。她在咒骂该死的苍蝇蚊子。可是我突然觉得地主婆袒露的两个大奶子不那么碍眼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记忆中的每个黄昏,都是地主婆坐在屋顶下打盹,酣睡,发出潺潺的鼾声。她身后,雪白的水花正慢慢陷入往事,不发出一点声音。她坐在金色黄昏里,白,胖,像极了每家每户土墙上挂着的和合画像。立在她不远处的对面。我装作看不见她。其实我想我该对她说些什么。
  
  啊呜婆
  
  她不是大小娘(少女)。
  是人家男佬的嫌弃货。一个奇丑的女子。瘦骨嶙峋。身子彻黑鸟,无有一块白净的地方。两只手像大翻耙。一只脚穿43号,一只脚穿42号。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路像瘸腿的僵尸。那个时代还不晓得木乃伊之类的,但村人还是产生了丰足的联想,有叫她孙悟空的,叫她母夜叉,还有叫她“啊呜婆”的。(“啊呜”一说是村人用来吓唬小孩的,有“鬼”和“凶神恶煞”的意思。)后来,也不知为什么,大家就只叫她啊呜婆了。
  据说啊呜婆来看婆家的时候,她的婆婆地主婆要她到队里唯一的浴锅里洗浴(乡人以一口大铁锅洗澡,下置熊熊柴火)。目的是为了检查她干瘪骨架上长没长奶子,有没有女人的生殖器。尽管大家不欢喜地主婆,但这关系到人家祖宗八代的大事,妇女们觉得义不容辞。于是加大马力,火在锅下烧得旺旺,水开了都浑然不觉。
  把啊呜婆像待宰的猪一样擒进锅里。啊呜婆像一次没割断尽气管的鸡,厉声叫唤着从浴锅里扑腾出来。地主婆炒给她的黄豆蚕豆,哗啦啦全掉进水里。
  检查结果,啊呜婆是女人不假,但队里女子笑痛了好几天肚子。
  啊呜婆嫁过来后,村人相骂就翻出新花样了。女人们骂老倌,就讲:你去寻啊呜婆过吧。男人打趣老婆,就说:你长得倒像啊呜婆的。女人们议论女人的长相,会说:不会比啊呜婆更丑吧。
  村人吓唬小孩子,也有了具体真实的对象——“再哭,再闹,就把你送给啊呜婆……”小孩子就一定“哇”地哭了。
  突地看见啊呜婆背着草篮牵着几只羊过来了。小孩马上抹干眼泪,大气不敢出。好奇心驱使他们三五成群,远远地蹑手蹑脚跟在她身后,学她走路的一招半式。啊呜婆有所察觉,猛一回头,就像川式变脸,一张脸由彻紫转为铁青,大嘴巴源源不断滚出骂人的话。孩子们不生气了——原来她没有三头六臂七十二变!鬼是这样的不可怕!他们嘻嘻笑起来,在远处朝她做鬼脸,吹出嘹亮的得意的口哨。他们以惹怒她为荣。
  也有时候,啊呜婆慢腾腾走着,并没察觉身后一群鬼鬼祟祟的孩子。孩子们跟得不耐烦了,就跳到她面前去,朝她扔瓦片。叫她啊呜婆,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还有白骨精。马上有孩子纠正:白骨精是用来称呼好看的鬼的。言下之 意,啊呜婆是丑鬼。
  这时候,勃然大怒的啊呜婆丢下草篮,举起镰刀,作闭眼猛砍状,追逐着这群孟浪的孩子。
  当然,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孩子,她一个也捉不到。还要被千人所指:这女佬不像话,跟小孩子计较!
  于是,牵着白羊羔,她低着头骂骂咧咧一路走去。她的羊垂着椭圆头颅,温驯地咩咩轻轻啼呜。系着它们头颅的绳索,被啊呜婆树枝一样的手臂紧紧抱住。那些羊羔,就像她这棵褐色树干上长出的白色大花。
  我们的主人公终于步进她熟悉而又亲切的碧绿田野。圈地为牢,她只是去放羊,也许也是放牧心情。然后在周围不停地割草,密密的缀满淡青微黄花蕾的草。
  她的婆婆说她瘸手瘸腿什么也干不了——她只配割草。当她从地头的青灰暮色里赶着她的白羊儿回到家时,她并没有资格马上吃到夜饭。还必须把在外头疯狂撒野了一日天的鸡鸭鹅们唤回家。鸡是胆小鬼,母鸡尤甚,你只要追它几步,它就乖乖蹲下来,坐以待毙。公鸡性急好斗,鸡急跳墙不说,还回身用尖嘴骨狠狠戳你两口。也许动物也通人性,得到某种暗示似的,谁也不愿轻易买啊呜婆的账:鸭子和鹅刚刚露一个面,就哗啦啦亮出大白羽翼从她头顶飞过,迷藏似的瞬间在河边消失踪迹。她从这条水泥船跳到那条水泥船,不慎时甚至坠入水中,哭爹叫娘,无人应答,还是她自己稀里糊涂爬上了岸。
  啊呜婆的丈夫很早就离世了。之后,极少听到她婆婆地主婆的厉声叫骂,她的喉咙突然间偃旗息鼓了。
  两个面无多余表情的人,在粗茶淡饭间度日,地主婆活到99岁才含笑长眠。一晃,啊呜婆也近70了。儿子在外地谋生。她再不放羊了,却依旧主宰着一群淘气鸡鸭的人生。在她的瓦屋四周,依旧像几十年前一样布满水花生,马兰头,野荠菜,天竺葵,蜘蛛,蜗牛和七星瓢虫。也许,还会有毛毛虫。
  啊呜婆——一个粗糙的名字。一辈子不知胭脂水粉为何物的女人。可是她让我想到了几个与她毫无关联的词语:比如牧羊女。比如香草美人。
  
  王梅仙
  
  在我们村,被津津乐道的,除了啊呜婆,就是王梅仙了。
  王梅仙是眼睛上套着两个厚酒瓶底的瞎婆子(近视眼),一口牙全趴着,炮仗大的个头,满面孔锅巴麻子。
  据村人口耳相传:一天中午,四下里无人,这个女的在地上磨洋工。她被队里的老光棍困猪伢拖到芝麻棵里,就随他折腾,只管像母猪一样快活哼哼,也一犟不犟。后来呢,被打铳的队长伯明撞上了,队长用铳打下一只麻雀,满地找,见芝麻棵哗哗叫,他以为鸟落在那里。
  呸呸呸,霉到则(倒霉透顶)!
  队长那年头上生了两个大疖子,脓水流都流不光。
  王梅仙被五花大绑逮到谷场上,画了个戏里奸臣的花脸,头发里插一根野鸡毛,朝着队里的公用黑板,报一个姘头的名字,队会计就着黑板写一个,有啊呜婆的丈夫雪强、志兵、咬齐等等二十几人。反正村里的光棍写完了,又把自家队里的已婚男人写上去大半,弄得那些男人大喊冤枉。
  然后每天晨起王梅仙要对着那块黑板向毛主席低头认罪。
  至于那个困猪伢,因为他把村里的老母猪搞得鬼哭狼嚎,大家更关心他是他怎样搞母猪法子的,再加上他是困到底的光棍,所以也无法计较他了。
  关于王梅仙,还有很多骇人听闻。比如她说她娘家背后有座山(宜兴太华山),山上长满龙眼树和凤凰尾巴草。每天清晨,数不胜数的七色凤凰在凤凰尾巴草中轰然作响,继而雨点一样密集射向天空,朝着云层冲锋陷阵(清晨的大型集训。民间的想象力)!龙眼树上如云盘踞着眼睛铜铃大的金龙、银龙和黄龙——她家养的一般如数家珍!龙生九子,卵生,蛋大如簸箕,雪白,微透明,能看清金黄浓郁的蛋黄。她说她娘家人岂止尝过龙蛋,凤髓龙肝都不在话下,仿佛那是她家乡的普通特产,不稀罕的。
  说到蛇。小孩子都毛发倒竖。在她。又不足为怪。她说她最最熟识不过,仿佛是她家常来常往的亲戚朋友。她说她家茅草屋里时常有扁担镰刀粗的蛇光顾,有的卧在床底下,有的盘在被子里,反客为主。她前脚用稻箩把它们送走,后脚到家,那些蛇又早她一步各就原位了。
  那你们家是怎样困觉的呢?那些蛇现在还在不在你家?淘气孩子们插嘴后,也答不出所以然,她江郎才尽般推推眼镜,并不生气,也不泄气,换个地方,避开我们这些个小讨厌鬼,继续她天方夜谭一样的演讲。
  她是一个口无遮拦的人。村人叫她筛子。东家讲过的话,马上由她传到西家。有人称她“一家点灯万家亮”。还有人叫她“快手婆婆”。不过,并不是称赞她干活利索,而是指她凡事毛手毛脚,凡是经她手的活儿,都得别人细细翻工,比没做的还难收拾。
  有人问她:你真的和某某好过?真的!她像怕别人不信似的,一五一十时间地点人物,人证物证一一交代。一开口就是长篇小说的架势。听得问的人跺脚咳嗽捶背,最后不得不掐断这滔滔不绝的话头——溜之大吉。
  有好事者问及她与人相好的原因。更是无挂无碍,和盘托出:肚子不争气,生下五个孩子,没办法养活,讨点口粮钱。民以食为天。以粮食的名义,以活着的名义,听者无不肃然起敬。仿佛她这样做不是委实无奈,而是天经地义。于是宽恕了她,理解了她。
  王梅仙的冤家是啊呜婆。自从王梅仙在队里公用黑板写下雪强的名字。
  女人是盲目的,王梅仙和啊鸣婆看各自均横竖不顺眼。
  有一天王梅仙一颤一颤走下河埠来洗衣裳。啊呜婆也穿着碧绿光鲜的罩衫去河埠头。啊呜婆撅起屁股对着王梅仙指东家骂西家。王梅仙把棒槌敲得震天响,水泼了啊呜婆一身,啊呜婆的新衣裳全湿了。
  水里一群公鸭追着一只母鸭。啊呜婆搬起一块大青石,朝着鸭群狠狠砸上去:“我叫你再敢发骚!”王梅仙对着啊呜婆脑壳一棒槌。矮胖女人和高瘦女人揪着对方的辫子打得一团糟。
  记忆中还有这样不褪色的场景:我和宗其黄趴在地上掷香烟壳叠的纸牌牌。“瞎婆子”王梅仙走过去,宗其黄对着她屁股扔一块石头,石头“嗖”一声穿过王梅仙的裤裆。王梅仙回头跳着双脚骂哪个没爷娘老子教训的!千刀万剐的下油锅的!没等她看清,宗其黄已经逃之夭夭了……
  时间被碾得苦又香。几十个春天过去了。今年春天,重返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我看见了炊烟,看见了皱纹叶脉一样毕现的王梅仙。是老王梅仙。她坐在门口高谈阔论,雪白燃烧的阳光下,她一头银发如芦花。不对,她自以为美女,一定不欢喜这个比方,不如说油亮白茶花白鸽子。一群肩头落满阳光的男男女女。粗壮的女人。乱发如雀窝的老头。扬起下巴穿开裆裤不明就里的小孩(想起当年的我)。无心无肺地说,嘎嘎地笑。我乡间一幅旧式的天然不见经传的风俗画。此刻仍旧鲜活着。
  
  彩娟头
  
  是胆怯还是自卑于长相,一只赤卵雄鸡(仅屁股上插一根彩色硬羽,通体裸露)终于在一只生猛芦花雄鸡逼视下,蹲了下来。披着金红战甲的雄鸡在赤卵雄鸡头上狠狠戳三下,算是平息怒火。
  三五只雄鸡在灶面砖上闲庭信步,恣意地 啄啄灶头上的冷饭,翻看碗里头是否有钟爱的菜肴,然后两脚叉开,下体噗噗排出一堆物什;跳下灶台去,复张开翅膀呼啦一声跳上来。在这张造型特别的主席台上昂首,傲视群雄。接受所有母鸡用波光粼粼的眼睛朝它递送秋波。
  ——这幕情景剧发生在彩娟头家的灶头上。
  鸡上灶头在农家习以为常。不过彩娟头家来得更频繁些。她老倌是队长,家里米粮多,每天有半锅剩饭;灶头又不及时清洗;于是成了鸡鸭钟爱的活动场所。
  在乡人皆瘦得青黄不接的时代,她出奇的胖,胖得转一个身都发困。她衣裳上总密布蚕豆大油斑,难得见她洗一回衣裳,换季了,该换身衣裳了,就从饭桌上长台上堆积如小山的邋遢衣堆里拣一条稍微干净点的,套上。也有模有样。明堂里扫帚只剩光秃秃的柄。于是家里鸡粪更多:形态各具,颜色鲜艳,可以办一个小型展览会。可是气味复杂,花猫和鸭子从她家过,也晓得装模作样绕道而行。
  不过并不是所有时候都这么散漫。每天天没亮,天空呈铁灰色,她就轻手轻脚上地头了。东家地头结着三个待摘的西瓜,西家茄子彩椒长势良好。她都了如指掌。
  乳白色的曙光里勾画出一个灵活北极熊似的大胖身影——她伸出肥厚的手掌,将钟爱的瓜果蔬菜:黄澄澄的香瓜。蓝幽幽的茄子,红彤彤的番茄,一一揽入篮中。
  当然,自家的自留地,也要去转一转。黄瓜棵和长豆藤彼此纠葛,打架夺地盘的无赖派头。稗子草、稻甘蓝、绿渠头、细面钱……野草们春风吹又生,割过一番的,现在竟然又气势汹汹扭打在一起。哪里管束得了!茄子花刚打开几朵,就被该死的蚜虫大部队围得水泄不通。
  有着大嘴巴和锋利牙齿的人类更有繁衍下去的意义。何况,别人家地头结的瓜蔬,不帮点他的忙,他到猴年马月才吃得掉!老死掉荒废掉被鸟啄掉被蛇咬掉被一场暴雨打掉,还不如我帮帮忙吃掉!有一刻,彩娟头阿婶一定是把所有的地都当成自家的地了,在她的想象里,那些水灵灵的瓜蔬就像渴望得到疼爱的撒娇婴儿一样,争先恐后扑入她的篮子中。
  早起的鸟儿捉到虫。在其他慵懒女人刚刚端起早饭碗,我们的彩娟阿婶就提着她两个大竹篮回家了。弄菜,不像别的人坐在门口太阳里。她坐在自家天井里,欢喜的,来不及在裤管上蹭一下,就张大嘴咔嚓先咬上一口。
  彩娟头阿婶晨起的古怪行为,女人们早就心知肚明。彩娟头的丈夫是队长,不看僧面看佛面嘛,不太好计较。有一个不知好歹的新媳妇,却摸了一把“老虎”屁股。
  当我们的彩娟头阿婶欲盖弥彰地扯下几把青草在篮子里。腰粗膀子圆嗓门大的新媳妇把彩娟头堵在了大路上。光天化目之下,彩娟头篮子里的圆绿南瓜,墨绿黄瓜和翠白菜瓜骨碌碌滚了一地。
  ——你哪天种过香瓜?你家黄瓜还没开过花?
  你算老几?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彩娟头以前从没遭遇过如此场面,众目睽睽下,竟觉得底气有些不足。
  受了挫的她几天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
  她借酒消愁。
  她家后门口有一大簇月季花,是鸭大婆婆种的。月季花上是一片扁豆藤,四五根细竹竿斜斜撑着。藤上开着铃铛状紫花朵,结着耳朵似的累累果实。
  在这块绿藤下,放靠背凳,长凳子,搭酒菜有油炸花生米,染红曲的高塍猪婆肉,麻油拌马兰,和桥豆腐干。
  有点像贼喊捉贼——队长老婆喝了酒后,爆发出不顾一切的叫喊:杀千刀的把两担稻子塞进哪个无底洞去了!骂的是她的队长老倌。
  这个时候去借她家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一定有眉目。队里唯一的一辆自行车。铁家伙雄踞在彩娟头家大门里。是显赫的身份证明。谁都手痒痒想去摸一把。我哥哥去偷出来骑过一回。把自己和车子都摔得鼻青脸肿。车子上过锁后。他再也“借”不到了。
  他怂恿我去:给你做一把皮工,三张白光纸,一支铅笔,一把花弹子。诱惑太大,值得铤而走险。
  你说哪里有黄瓤西瓜?
  都没有看瓜佬?……
  彩娟头阿婶的耳朵慢慢竖了起来。
  阿婶,我想借你家自行车……
  车借到手,飞身上车。
  瓜地太远了,在水家坝,十几里路长。没有看瓜佬,倒有一只大狼狗……
  细赤佬,下回看你敢借车不?彩娟头阿婶在远处咆哮。
  下回,下回再说吧!保准阿婶心甘情愿。我们笑起来。
  摸着自行车的手在战栗!兴奋感像一旁的水沟汩汩往外翻腾。昂头对天大声叫着什么。或歪歪扭扭或灵活自如,在草垛边,细长的机耕路上,像学步一样,未来的新道路,向我们迎面而来。
  彩娟头阿婶在我们身后,是打着大大的哈欠还是一直张着她的嘴巴?她说什么,我们已经忘记了。
  记得的,是那天阳光灿烂,天空如洗干净,扁豆花像一颗一颗斑斓闪闪的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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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土地上庄稼之外的生长
                  崔东汇


  喇叭
  喇叭花又称牵牛花,细细的藤蔓上缀着一个个色彩斑斓的花,宁静而绚丽地编织着田园诗意。而村里的那两只喇叭远没有喇叭花的羞涩恬静,像两只恶狗张着大口吐着长舌安卧在村办公室门前的木杆上,受村“革委会”主任老豁的支使咬人,对地主富农是家常便饭;老豁看谁不顺眼,一句话就可以把谁打成坏分子,喇叭就可以随便对着谁咬。村里胆小的人一听喇叭喊自己的名字,裤裆立马就湿漉漉的。有一次我父亲正捧着碗蹲在门沿上喝稀饭,猛然听到喇叭里喊自己的名字,饭碗即刻从手里掉下摔成了两瓣,所幸的是老豁让我父亲吃完早饭后帮他家垒院墙。为了这只不应该损失的粗瓷碗,母亲心疼地嘟囔了好几天。
  从上小学开始,喇叭就走进了我的生活。尽管我五音不全,其貌不扬,可我一直是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成员,演节目、挂标语、贴大字报,几乎成了我小学的全部内容。在胸怀祖国的同时,我们还放眼世界,美国佬的炸弹扔在越南国土上,疼在我们心上,吃罢晚饭我们自发组织在街上对着清冷的天空“声援”越南人民。我们当然没资格动用村里的喇叭,那是老豁的专用工具。我们只能用双手在嘴边围成喇叭形状扯着嗓子大喊“美国佬从越南滚出去”。当然,我们在遥远的中国北方偏僻农村的“声援”,越南人民听不到,美国佬也听不到,“革委会”主任老豁却声声入耳,常常难眠,就隔着院墙骂:“深更半夜的还驴叫,都滚他娘的回去。”于是,美国佬没有滚回去,我们自己先灰溜溜滚了回去。
  我与喇叭的缘分一直延续到成年。虽然新闻传播手段都已到了数字化时代,可在乡亲们眼里新闻广播依然等同于喇叭。我到邯郸人民广播电台工作的不久有一次回老家,谈起工作,二叔就问我:“你也天天在喇叭里喊?”我说不是,二叔马上就明白了:“对对,你们那儿的喇叭肯定也是支书管着哩。”我哭笑不得。
  二叔自作聪明的猜测也许有他自己的道理。不过,后来在乡下采访时我倒是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到某个村找支书村长,不用打听,冲着喇叭走就成。喇叭从村办公室移至村干部家,是集体权力个人化的一种表现,还是喇叭寻求权力庇护的出逃?
  但无论如何,现在的农民对喇叭的敬畏之心已大大减少,喇叭的平民化大大增强,谁家丢了猪羊鸡狗、卖生产资料的新进了农药化肥种子等等,都可以走进支书家,递一根烟打个招呼就可以在喇叭上广播几句。喇叭的功用也在转变,有乡亲们喜欢的歌曲戏剧相声,也有村干部催粮催款结扎的声嘶力竭。
  尽管喇叭的神秘感没了,但并没有多少农民别出心裁地弄两个喇叭挂在门前炫耀,除非红白喜事。其原因,一是没有浪费钱财的必要,更主要的是在他们心目中,喇叭是权力象征的意识依然存在,好像喇叭就是支书村长行使权力的官印,普通百姓挂在门前有点不伦不类。然而,这种意识并不是普通现象,有的农民就把喇叭作为与村干部抗衡的手段。我的同学王付印就如此。
  王付印与我同岁,高中毕业我考上学参加了工作,他落榜回家当了农民,由于两人居住的村庄距离较远,毕业后几乎没有交往。对于他的情况,我也是从其他乡下同学那里听来的。他开过小卖铺、办过私学、成立旧货市场,在周围十里八乡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可他就是与村干合不来,每年收征购提留时,王付印都要到县里打听清楚标准后,回村用大红纸写上张贴在大街上,提醒村民,防止村干部捣鬼。这引起了村干部的不满,常常是他前边张贴,村干部后边派人撕掉。此招失灵,王付印干脆买了两个高音喇叭挂在自家门前,改变了传播方式。喇叭电线常在夜里被人剪断,他便把喇叭挂在院内树上,继续他的抗衡。不成想,夜里竟有人用砖头向喇叭瞄准投掷。
  分别二十多年后,今年初春王付印突然来单位找我,要我帮他。原来村里选一名县人大代表,乡里指定的人落选,王付印以高票当选。可乡里硬说他拉选票舞弊,选举作废。王付印不服气,请我对此事进行公开报道。
  请示领导后,我遂前去采访,刚到村南就被乡村两级干部若干人“热情”拦住,其中两个乡干部是我在县里工作时的同事。他们向我陈述他们的理由,指责王付印种种行为。
  采访没有成功,离开村子时听见村西头王付印家的喇叭正在播诵《选举法》,地方味儿很浓的普通话,沙哑沉闷,我听出是王付印的声音。
  回单位后县里和乡里又托熟人告诉我不要介入此事。为避同学之嫌,也为了种种人情,几天后我给王付印打了一个电话,以新闻纪律等理由来搪塞,听了我的解释,王付印愣了十几秒后,有些气忿地说:“我就知道你不敢说真话儿。”
  我默认王付印的指责,我知道自己圆滑的卑劣,因为田园诗意的质朴,对于我已是遥远的奢望。喇叭是喇叭,不是喇叭花。

  神婆
  我真的没有想到明声嫂会称为神婆。
  明声哥是我远门堂哥,其实他比我父亲还大一岁,从小爹死娘嫁,在讨饭的路上遇到刘邓大军,当了一名通讯员,大别山一场恶战一个营就剩下他一个人,当时他外出送信未归。在抗美援朝时丢了一条腿,回国后转业到了沈阳一家公司。1961年给国家减担子,又瘦又矮的明声哥回老家时领了一个高大漂亮的东北女人。
  来自大城市的明声嫂在我们这个偏僻小村绝对是凤毛麟角,除了见识、口音和生活习惯外,还有一个与大多数村民不同的地方就是不信鬼神。而我们村神仙敬奉的气氛相当浓厚,说民俗文化也好,说原始信仰也罢,村人不管这些,只要实惠有用,不管你神仙的来路和流派,都统统拿来顶礼膜拜。我们村从西往东依次是奶奶庙、土地庙、关帝庙、三官庙、杨仙。
  明声嫂有文化是党员,回村不久就当上了妇女主任。受环境影响,我们村里男女老少对这些神仙大都恭而敬之,包括“革委会”主任老豁,尽管他赤膊红脸在村里造了反,可对这些神庙却不敢乱动一指。明声嫂则不一样,见人们烧香磕头许愿,她总是撇撇嘴角,一脸不屑,更不允许明声哥在家里供神。村人对她的特立独行也不责怪,人家毕竟是城市来的嘛。
  “文革”开始后,明声嫂带着年轻人破“四旧”,把村里所有的神庙和神具都砸了个稀巴烂,乡亲们背后都叫她“生瓜蛋子”。我奶奶在炕洞藏了一个泥胎菩萨像和几个香炉,被明声嫂带人搜出后,专门开了我奶奶的批斗会,为此,奶奶恨得咬牙切齿,至死都不跟明声嫂说话。村东那棵号称杨仙的粗杨树也让明声嫂带着一伙年轻人给刨掉了。
  明声哥无儿无女,不但腿残,由于战争年代恶劣的环境条件还落下了严重的气管炎和关节炎,生产队时集体照顾工分,靠明声嫂一人劳动,日子还过得去。土地分包到户后吃的不愁了,但明声哥的病越来越严重,抚恤金远不够支付药费,没办法,明声嫂就用排子车拉着明生哥步行二十多里路到县里有关部门讨药费。县财政困难,就往乡里推,明声嫂就拉着明生哥去乡里找,找的次数多了,烦了,就与人争吵,书记乡长就训斥明声嫂:“你还是老党员呢,这点觉悟也没有,不知道乡里也困难吗?”这一句似乎击中了她的要害药物,明声嫂就低下头抹抹眼泪拉着丈夫回家。那时我还在县里工作,见了我她就眼泪汪汪地叹气:“兄弟,你看我这命,年轻时候体谅国家困难,我跟着你哥回农村吃苦,现在老了干不动了,国家还是困难,咱是党员,厚着脸皮硬找,自己也心虚。”
  从公家讨不到医药费,明声嫂就自己想法解决,起早贪黑,养猪养羊,千方百计挣钱给明声哥拿药治病,她住的两间土屋一下雨就漏水,尽管穷得叮当响,可每年的公粮她总是第一个交到粮站。别人善意地提醒她,明声是有功之人,你家里穷,完全可以不交。可明声嫂还是照交不误,她私下对我说:“我和你哥都是党员哩,咋着也不能让人家说咱没觉悟。”
  尽管明声嫂尽心尽力,可明声哥是老病根,整天病恹恹的不见好转,明声嫂常到邻居二婶家叹气落泪,二婶是神婆,就安慰明声嫂:“现如今求人不如求神,你要是不嫌弃,我帮你在杨仙那儿祷告祷告。”一来二去,说的多了,明声嫂无奈之中也就动了心,就常常在夜里偷偷随二婶到杨仙前烧香磕头,乞求保护。同时在二婶指点下把在杨仙西侧的明声哥的爷爷和父亲的坟迁走,找风水先生看了穴地重新安葬。
  去年春节我回老家,明声嫂来串门,进门直奔主题,村里集资盖庙,要我捐款。她说自己当年不该带头砸庙,得罪了乡亲们,也得罪了杨仙,自己现在无依无靠,是报应。她说自己晚年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集资为杨仙再造一座新庙,免得死后到阴曹地府受罪。她对我说,要不是咱村老杨仙保佑你,你就吃不上公家饭。要我多拿一些钱,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她。
  今年的清明节我回老家给母亲上坟时,明声嫂牵头张罗的杨仙庙已经完工,她和那些神婆们一样打着扇鼓有板有眼地在庙前跳着,嘴里絮絮叼叼祈祷着什么,初春的寒风零乱着她的白发。当年那个风风火火破“四旧”的明声嫂怎么都难与眼前的她对上号。

  算命
  有一位对《易经》颇有研究的朋友看了我的手相和面相后说,你这人没有大福大贵,也不会有灾大难,一辈子平平淡淡。他的话使我甚感欣慰,因为作为一个在城市讨生计的乡下人,能够平平淡淡就已经算烧了高香,还敢期望在物欲横流人心叵测的社会里得到更多的什么?
  在这之前,我和我们村的大多数男人一样,对算命一向持排斥态度,就像城市排斥我们这些乡下人一样。也许是自卑心理作崇,我总觉得脱胎于农村的城市,对农村有一种排斥感,包括一些出身农民的城市人,不知是城市的进步文明让他们对比出了农村的落后愚昧,还是命运的改变让他们有了骄傲的资本。说实话,我并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对算命的排斥源于幼时在乡村的一个具体事实。那时,听到清脆的梆子声,我放下碗就往街里跑,知道胡瞎子来了。我不明白小时为何对胡瞎子那么感兴趣,虽然我并不想请他算命。
  胡瞎子是邻村胡庄人,隔一天来我们村一次,很准时,手里的槐木梆子是他进村的前奏。那会儿算命也属“四旧”,胡瞎子就格外小心,走几步停下敲几下梆子,大声背一段毛主席语录或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声音凄婉悲凉,同时他也在支愣着耳朵观察人们的反应,相信确实没有村干部在场,便找一避风墙角坐下,有节奏地敲着梆子招徕生意。算一卦三五毛钱或两碗稀饭一个窝头。
  算命的大多是中老年妇女,村里的男人们都不相信,我父亲就说:“人的命,天管定,胡思乱想不中用,胡瞎子算卦不能信。”村人不相信胡瞎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从胡庄传来的。胡瞎子夏天总是喜欢摸索着蹬梯子到平房顶上睡觉,天明后摸着房檐找梯子下来,有一年麦收后邻居男人邀胡瞎子去村外生产队的麦场上睡,说那里凉快。第二天天亮人们卷起草扇子回家拿着工具下地时,见胡瞎子还在麦场上双手摸索着,人们问他找啥,胡瞎子说,咋我找不着房檐儿在哪儿哩?原来他还以为自己睡在平房顶上。
  不信归不信,可一旦有了解不开的心事,走投无路之际也有男人找胡瞎子寻求心理安慰。比如我的四爷,从三十六岁开始吃了饭就吐,家穷孩子多,舍不得请医生吃药,就花三毛钱请胡瞎子算卦,胡瞎子问了生辰八字,信誓旦旦地说,没事儿,你的寿限在七十八岁。结果四爷就在家硬撑着,终于在三十八岁那年吐了一场大血后离开了世界。
  我参加工作后远离了村庄,也远离了胡瞎子的梆子声。偶尔回家住几天也听不到那熟悉的梆子声,我问父亲,父亲说胡瞎子在外地算卦,本地挣不了钱。
  前年深秋一个周日的中午,我在街上闲逛,忽听身后有梆子声,转身一看竟是胡瞎子,他脸色红润地从饭店走出来,一边打着饱嗝,一边敲着梆子。我好奇地尾随胡瞎子来到沁河北岸便道上,原来这里是一个算命占卜的市场,十几个姿态各异的人坐在便道上,面前铺着一块红布,上面写有相面大师、易经大师等自我推介的广告词。想不到改革开放竟也给胡瞎子带来了新机遇。
  从此我便留意起了胡瞎子,周末总是有意无意到沁河北岸便道上走走,每次都见胡瞎子面前或多或少有人在听他解释预测命运,其中有珠光宝气的女人,也有干部模样的占卜者。去年父亲来邯郸过冬,闲谈时,我说了胡瞎子的事,父亲皱了皱了眉,说:“也真日怪了,城市人真是吃饱撑的,咋也信胡瞎子的胡言乱语?”沉默了一会儿,父亲又自言自语道:“天无绝人之路,都不信胡瞎子他靠啥吃饭?”
  父亲和我一样,对算命的排斥都来自于对胡瞎子的了解。然而他老人家也许没有考虑到,更多的城市人对胡瞎子是不了解的,况且土地上土生长的有些东西比五谷杂粮更容易让人吸收。更何况中国大多数城市是众多乡村的组合体,城市对农村有排斥,也有内在的千丝万缕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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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4 0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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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看 碟 记

 

悬 石

 

 一、老歌

 

2007年电影《玫瑰人生》获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半个世纪前的法国女歌星艾蒂·碧雅(Edith Piaf,英文读作伊蒂丝·碧雅芙)再次走红。其实,我喜欢听碧雅的歌是在15年前。那时有人问我:听说中国人不喜欢爵士乐,是这样吗?我说不知道别人喜欢不喜欢,但我自己没兴趣。那人便向我推荐了几张碟,都是半个世纪前的美国爵士曲,蓝调味较重,包括黑人歌手阿姆斯特朗的歌。听了这些碟,我迷上爵士乐,于是顺流而下,追赶到当时的爵士前沿,发现了那时正走红的加拿大爵士女歌手戴安娜·库娆(Diana Krall),买了她不少碟。有一年一位肖像摄影家到蒙特利尔办展览,我到画廊参观,见他拍的都是文艺界名人,其中就有库娆,是位丰满的歌手,一身古典魅力。

 

听了库娆,我开始喜欢爵士女声,于是返身回溯,喜欢上了二战刚结束时的法国女歌手碧雅。

 

碧雅的歌属于Cabaret一类,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流行曲,抑扬顿挫,很有爵士味。当然,碧雅的爵士与库娆的爵士很不同,碧雅的歌声沙哑低沉,极富磁性,加上法语颤音的质地,在急促中有一种深远缓慢的沧桑感,很对我口味,于是开始收集碧雅的唱碟。由于这沧桑感,我以为只有30岁以上的人才会喜欢碧雅,不料有次上课时见一女生戴着耳机,我提问她竟一无所知,便问她在听什么,她说碧雅。我吃了一惊:20岁的女孩子也喜欢碧雅?既然如此,放她一马,不为难她。

 

很多年后我去巴黎旅行,当地一位画家朋友送了我一张唱碟作为旅游纪念,名《巴黎之歌》(Les Chansons de Paris,现在译作“巴黎香颂”,真是洋盘)。我告诉画家:我最喜欢的巴黎歌手是碧雅。正好,这碟里就有两首碧雅的歌,咏唱她成名前在巴黎街头卖唱的往事。

 

电影《玫瑰人生》是碧雅的传记片,讲她的生平故事。1915年碧雅生于巴黎贫民区,母亲是街头卖唱的,父亲也在街头表演。由于父母不和,碧雅自小随外祖母,住在其经营的妓院里。后来父亲让她跟随自己的马戏团巡演各地,在一次街头表演出现冷场时,碧雅被迫顶缺。她在慌乱中唱了一首歌,却唱得出奇地好,就此开始了街头卖唱的生涯,那年碧雅才10岁。

 

这样过了差不多十年,碧雅20岁,有次在巴黎街头卖唱,被一个酒吧老板发现,随后到酒吧演唱,就此时来运转,唱出了大名,成为法国文化名人。碧雅的一生大起大落,前20年在贫困中度过。二次大战期间为德国占领军演唱,受到法国人指责,但她说自己暗地里帮助了地下抵抗活动,却没有人证物证,唯一落实的是她救助过一个犹太人,帮他逃亡。碧雅的后20年是人生和事业的峰巅时期,但个人生活却很不幸:孩子早夭、情人在搭机赴约时死于空难、自己酒精中毒、两遇车祸、健康恶化、数次昏倒在舞台上。1963年碧雅病逝,仅47岁。巴黎天主教会拒绝为她举办宗教葬礼,因为她的生活方式有违教义。但是,她出殡那天巴黎万人空巷,主要街道都封锁了交通,成为二战后巴黎最大的葬礼。今天,喜欢碧雅的人可以到拉雪兹神父墓地去给她献花。

 

   最近购得《玫瑰人生》一碟,才有机会看这电影,碧雅在半个多世纪前那沧桑沉郁的磁性歌声,远非今日流行歌手所能比美。

 

 

   二、艺术疯子

 

19世纪前期是欧洲的浪漫主义时期,浪漫派艺术家大多比较疯狂。当时法国文学界出现了女作家乔治桑,音乐界有来自波兰的肖邦。乔治桑对肖邦一见钟情,收留了这位流落巴黎的小青年。若用中国古话说,这是收为门客,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包养。乔治桑是文坛名人,而且富有,她以巴黎文艺界大姐大的身份,将小她15岁的肖邦养为情人,恰似法国张开怀抱接纳各国艺术家,显出雍容大度。

 

可是肖邦不甘心当个小白脸,虽然身为下贱、寄人篱下,却心比天高,做些偷鸡摸狗的事,电影《肖邦与乔治桑》讲的就是这段悲欢离合。

 

本来我很喜欢肖邦的钢琴曲,比如他那激情澎湃的《波兰曲》。但是看过电影,也许有违导演初衷,我却看到一个很不厚道的人,此人一路行恶,算得上艺术疯子。举几个例子,其一,他寄居乔治桑家,却要乔治桑围着他转,真是大艺术家做派。他不让乔治桑关照自己的儿女,吃他们的醋,甚至对乔治桑的儿子咆哮“滚出我的房间”,却被反呛一句“这是我的家”。其二,肖邦以大艺术家自恃,待人接物极不成熟,而且过度自恋,无视他人感受。乔治桑的儿子学画,将作品挂在墙上请肖邦观赏,肖邦视若无物,只说自己的事,根本不看画。儿子深感受辱,对母亲说“以后再不让他看我的画了”。其三,肖邦寄居在乔治桑的屋檐下,既扮演情人角色,当个宠臣,又勾引她的女儿,密谋私奔。

 

   当然,这电影是为肖邦唱赞歌的,但透过导演的极力掩饰,我们仍能看到肖邦的不地道。那么,乔治桑为什么容忍他?因为爱才,肖邦是音乐天才。肖邦的音乐天分,除了天生,相当一部分来自他远离祖国时的怀乡之情。关于这一点,只要听听他那《波兰曲》的琴声就会明白。这一腔激情,加上他花花公子的恶行,终于成就了这个艺术疯子。

 

   的确,不疯的人不是真艺术家,只有进入疯狂状态,才能做出好作品。在此,艺术家一分为二:一种是主动寻疯,一种是被动等疯。主动者有进取心,就像肖邦那样,一边搞乔治桑,一边玩她女儿,获取灵感,能量超大,哪怕是寄人篱下、健康不佳,也在所不惜,直到一命呜呼。被动者缺少进取心,只好玩颓废,磕药吸毒,求high不止,同样直到一命呜呼。

 

   与肖邦似而不同的艺术疯子还有俄国的柴科夫斯基。英国BBC拍过一部奇特的片子,叫《柴科夫斯基:悲剧生活与音乐天才》,其奇特之处在于这是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混合,以一个英国指挥家到俄国彼得堡追寻柴科夫斯基的足迹为线索,记录并呈现他对今日俄国芭蕾和音乐人的采访、对柴科夫斯基作品之舞台演出的实录,借此而戏剧化地演绎了这位天才音乐家的疯狂生活。这部影片有点象做学术研究,力图探讨一个设问:柴科夫斯基是病故还是自杀?

 

   这问题富于爆炸性的戏剧吸引力,成为电影的卖点,也是故事的中心。根据电影的陈述,柴科夫斯基是个同性恋者,在彼得堡文化界的隐秘同性恋人群里,他与大作家托尔斯泰等是这群秘密同性恋者的中心人物。最后因性事败露,为了面子和名誉,为了不被判刑、不被流放西伯利亚,柴科夫斯基在自己事业的黄金时期,不得不自杀。这是电影的结论,提示了这个艺术天才的疯狂结局。

 

   退出电影里的老故事,反观中国当代美术圈,看看今天的艺术疯子。我们可以打开热门艺术网站的博客页面,读读那些自封大师的谵言噫语,看看那些毫无逻辑的文字,就会知道这圈里有多少自命不凡的疯子。但是,尽管这些狂人与肖邦和柴科夫斯基一样疯狂,却拿不出一样水平的作品。真不知他们是碟看多了不辨虚幻与现实,终日大病,还是碟看少了不了解真正天才的疯狂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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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1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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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小民安家
  文/王十月
  
  关于安家的记忆,从“吱吱呀呀”的声音开始。在人力的拉动下,石磙与胳膊粗的麻绳纠缠在一起,发出的吱呀声,从二十八年前,一直延绵到今天,每次想起,我的眼里就会蓄满泪水,仿佛那声音,是父辈的梦想与艰难的现实摩擦发出的痛苦呻吟。可在我的记忆里,那声音,又分明是欢快的——父亲与母亲,那时他们多么年轻,汗水不停流淌的脸上,分明写满了快乐。时光是无情的,可以消解一切的重,而时光本身,又有着重量,许多看似轻的事物,在时光湮灭的过程中,渐渐变得沉重起来。比如现在,我闭上眼,脑子里就会浮现一幅画:
  荆江南岸,湿地草木萧瑟,清冷的月静静笼罩乡村,是冬天。荆南的冬天总是有风的,稻田里是被寒霜冻结的禾茬,白晃晃的,和清白的月光交融在一起。当然有声音,“吱吱呀呀,吱吱呀呀——”。父亲和母亲,身体向前倾,与地面呈四十五度,肩上是两根胳膊粗的麻绳,荆南人称“烂子”。烂子的后面,是沉重的石磙。父亲和母亲,拉着石磙,在稻田里艰难前行,一圈,又一圈……一夜,又一夜……
  记忆中,那时的我,多半睡在床上,听着离家不远的田里传来的吱呀声,一会儿,就入了梦。偶尔也有睡不着的时候,贪玩了,便跟在父母的身后跑,一圈,一圈。父亲与母亲很少说话,像牛一样拉着沉重的石磙。那时家里似乎还没有耕牛,这本属于耕牛干的活,只好由人力来完成。
  如果没有记错,那一年,应该是1980年。
  烂子勒在父亲、母亲的肩上,他们沉默着。两亩地,两亩有着一米深泥脚的湿地,经过两个月的日晒、风吹,在石磙一遍遍的滚压下,渐渐结实起来。半个月过去了,泥土已变瓷实,父亲母亲,用专门的划砖刀把泥划成一尺长、半尺宽的长方块,再用锹把泥块翻起来,形成方砖,然后是一遍又一遍地翻晒……父亲与母亲偶尔也会说话。他们谈得最多的,是刚刚分到的土地,是今年的好收成,是明年的打算,是他们未来的新家。但更多的时候,是沉默,只有石磙发出的声音:
  吱吱呀呀,吱吱呀呀……
  许多年后,父亲坐在昏黄的灯影里,对我们说起这些,说起他和母亲建筑新家的过程时,母亲已长眠在她亲手建起的新家后面。回应父亲的,是风中的竹。
  我们家周围,常年苍翠的,是竹。远远望去,我们家,就掩映在竹中。“家居竹影青山畔,人在春风和气中。”有一年春节,我们家贴了这样一幅对联。
  竹在我们村本是极少有的。这竹,来自父亲童年生活过的地方,离父母亲新筑的家有四十五里之遥。
  二十八年前,父亲、母亲终于把新家建好。父亲望着房子周围光秃秃的黄土,对母亲说,要有竹。于是,屋后就有了竹。母亲说,要有树,于是,房前就有了树。
  树长得慢极,许多年后始成材。而那些来自远方的竹们,在第二年的春天,便长出了第一批新笋。
  我还记得,一场春雨过后,父亲怜爱地看着一夜间冒出土的新笋,兴奋地叫母亲去看的情形。他们数着新出的竹笋,怎么数里也数不清。几年后,数株母竹,连成了一大片。竹笋一年比一年粗大。新出的竹,已有大海碗粗。竹的生命力是如此旺盛。他们开始向四处扩张自己的领地,把房子包围了起来,将菜园挤到了一角。到后来,春天一到,要将新长出的笋拔了以控制竹的生长。于是,邻居们在那个春天,便能吃上清香中略带苦味的竹笋。而在我的记忆里,父亲坐在灯影下,对我们说起他和母亲走了四十五里山地,从遥远的桃花山拉着板车,将几窝母竹拉回家的情形依然那么清晰。其间,父亲反复叹息,母亲没有福份。父亲说,母亲嫁给他时,家里一贫如洗。爷爷让他们分家,分给他的家业是一口没有盖的锅,锅盖就用斗笠来代替。
  父亲说,那时,他们的梦想,便是拥有自己的房子。
  父亲、母亲最初的家,是一间“沙牛棚”。“沙牛棚”是父亲的说法,即一间牛棚大小的草屋。那是父母亲组成家庭后最初的家,我没有见过,只存在于父亲的回忆与我的想象中。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家,是一间很奇怪的房子,房子很长,一排有八九间,叔叔一家,爷爷奶奶,还有我们,依次在那长长的一排房子里安身。关于那房子奇特的造型,我也是听父亲说起的,说最初的房子,是只有两间的。家里的人越来越多,房子不够用,于是有了点能力,便在原来的房子旁边接一间。再过两年,又接上一间,经过了十多年,就接出了那像长龙一样高高低低的长房子……父亲常常是说着说着便突然不言语了。他是想起了母亲,终于有了梦想中的家,可是母亲却走了。
  “她这辈子没过上一天好日子。”父亲对我们说。
  “不过我也对得起你了,我把伢们都拉扯大了。”父亲对母亲说。
  父亲这样说时,仿佛在安慰母亲。父亲大约相信,母亲在九泉之下,是能听见他的这些叙说的。又或者,父亲有太多的话要对母亲说。
  父亲说起建家的过程时,是自豪的。毕竟,那时的荆南农村,大多人家还住着低矮的草棚,而我的父亲、母亲,却用自己的双手建起宽敞的瓦屋。其实在父亲、母亲建新家的过程中,最累最苦的不是做砖,是挖地基。只是那时我还小,无法体会那巨大的劳动量背后的艰辛。我只是听姐姐们说,那时每天晚上,父亲、母亲忙完了田里的活后,就去挖地基。挖了整整一年,父亲、母亲硬生生在一片碎石坡上,开出了一个L形。几把一尺长的鹤嘴锄,愣被磨损得只有两三寸长。我的记忆,保留了冬夜那吱吱呀呀的诗意,却忽略了父亲、母亲最为艰辛的建家过程。
  安居乐业,对于一个农民来说,差不多就是一辈子最大的梦想。但先要安居,后才能乐业。
  中国人的意识里,关于家的概念,首先是建立在房子基础上的。
  我的父亲和母亲,从结婚组成自己的小家开始,便在为这一梦想而努力。1980年的冬天,他们的梦想成真了。我记得,新房上梁那天,来了许多客人,放了响亮的鞭炮。父亲、母亲站在房梁下,望着红布把房梁缓缓拉起,看着师傅们站在房梁上,将一把把的喜糖、点了红心的发饼撒向抢成一团的孩子们。那一刻,他们的内心想必是极骄傲、自豪的。
  那是他们亲手建起的新家。
  也许是父亲、母亲太急于住进新家了,也许是旧家实在无法再住,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他们的新家,初建时,就留下了隐患。房子建起后没多久,由于砖没干透,很快就变了形。先是墙上出现了裂缝,接着,墙体开始倾斜。后来的很多年,家里就横着许多“撑子”。我的床前就横了一根。我曾经在上面吊了一个沙袋,每天清晨起来练拳,渴望成为霍元甲那样的武林高手。当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呀,不知道烦恼纠缠着父亲母亲。新家刚建成,父母亲就有了新的梦想,再建一个安全的、更合时宜的、也更漂亮的红砖碧瓦房。但这一切,后来只有父亲独自一人面对。母亲在新家建起后没多久,便离开了我们。
  这是父亲的心病,是他一辈子的歉疚。
  父亲总是说,要是当初不那么着急盖房子,等砖干一干,你姆妈就不会出事了。
  然而生活没有如果。新家建起后的第二个春天,当春雨来到荆南大地的时候,家里又出了新的情况,可能是地基没有打好,一下大雨,雨水就往家里渗。为此,每逢下雨,母亲的心就会揪起来。那年的三月十三,荆南出现了罕见的七级台风,台风必定会带来暴雨,母亲害怕暴雨泡软了地基,顶着狂风,想把屋檐沟挖深一些。
  狂风卷起一块瓦,打在了母亲的头上……
  母亲离开了我们,那一年,母亲三十八岁。
  母亲还多么年轻!
  母亲临终遗言:幸亏没有打着我的伢们。
  母亲走后,父亲一直未再娶。五个孩子都未成人,他身上的担子有多重,可想而知。而那新建的家,没过两年,便越发东倒西歪,成了危房。其时,农村因为分产到户,日子一日日过得好。每年冬天,都有许多人家盖新房。那新房,不再是土制的砖坯,而是窑里烧出的红砖。每年冬天,父亲都要给邻居帮忙建新房。父亲说,将来我们也要建房的,现在给别人帮了忙,将来才会有人帮你。
  1985年左右,父亲开始计划他的红砖房了。于是我们家门口,慢慢有了一些建房的红砖、檩子。村里人偶尔经过我家门口,看着我家门前的红砖和檩子,便会用羡慕的语气说,要盖熟墙统子了啊?!熟墙统子是我们那里人对红砖房的称谓。父亲总是笑着说,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但我知道,父亲的心里默默在攥着劲。红砖一年一年增多,檩子也在增多,消费水准也一年一年往上长。许多的夜晚,父亲都拿着算盘,反复计算建一栋新房的开支,然后合衣躺在床上。许久,从父亲的房间,传出一声沉重的叹息。
  在父亲的叹息声中,我们五兄妹,渐渐长大。父亲、母亲建起的家,也已破败不堪。每逢下雨,父亲的脸上就堆满了愁云。
  
  1987年,我十五岁,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小学考初中,我考全片区五所小学第一名。父亲一直以为我能上高中、上大学。培养出一个大学生,是父亲的心愿。哥哥与二姐初中毕业后,父亲全部的希望就寄托在我身上。可是我的心已不在学习上,自以为已经长大,已是个男子汉,要回家挑起家庭的担子。
  仿佛是在完成一场接力赛,为了一个红砖青瓦的新家,我渴望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
  然而理想与现实总是有着巨大的落差,父亲并没有把接力棒交给我。我开始怀疑父亲持家的能力,将我家贫穷的根源归结为父亲思想保守。我认为在那几亩地里死扒活作,一辈子也不能致富,想盖新房子更是遥遥无期。我对父亲说,让我当家吧。我甚至想好了“施政纲领”,如何尽快带着一家人发家致富。我的提议得到了妹妹的附合。父亲冷笑了一声,说你当家,一家人跟着喝西北风啊?你知道一年的种籽化肥要多少开支吗?人情苛派有多少吗?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吗?你知道什么时候泡种什么时候下秧吗?你会耕田吗?会扬场吗?我被问得哑口无言。可我还是想当家。我觉得由我来当家,我们家可以迅速改变落后的面貌。
  很长一段时间,我和父亲成了对头,一见面就相互没有好脸色。父亲气我不听话,我怪父亲死脑筋。而我们的家,在风雨中越发飘摇欲坠,新房,却越发遥遥无期了。
  那些年,我都干了些什么呢?现在想来,我当真是在穷折腾:
  去武汉学泡无根豆芽技术。在当时,无根豆芽可是个新鲜的事物,我从收音机里听到了“一斤豆子八斤芽”的广告,然后算了一笔账,认定这是条发家致富的好门路。那时开始流行万元户的说法,而所有的万元户,差不多同时也是专业户。父亲被我说动了,给了我路费和学费。学会技术回到家,又把几口大水缸钻了孔,改成了生豆芽的容器,风风火火上了马。可是我泡出的豆芽总是烂掉。很多年后,父亲说到这些,还为他那几口大水缸被我钻破了心痛不已。学种植食用菌,可是结果种出了一片杂菌。我还改良过种植水稻的方式,在村里第一个弄起了抛秧。结果,我那一亩实验地,种出了一片稗子,成为了村里的笑谈。
  我还干过什么呢?搞根雕,背着一把锄头到处挖树根;学美术,在房前屋后挂了许多的牌子,上面用油漆写上“禁止打鸟”,把我家的椅子都画成表现主义风格的油画……我像那个和风车战斗的愁容骑士,在乡村的天地东突西走,结果碰得头破血流。后来,我开始写作后,写过一篇小说《少年行》,那里面,就有着我当时生活的影子。现在想来,当时的我,当真是个怪物,一点也不像农民。或者,我从来就不是个合格的农民。最可笑的,大抵是我每天清早会起来沿着长江干堤跑步。你说一个农民,天天干活累得腰都直不起,哪里会缺乏煅练呢?现在偶尔回家,还会有邻居拿这些事来取笑我。而当时的事实证明,我的持家能力很差劲,如果真把家给我当,估计两年下来,家里就要欠债了。可是当时的我不这样认为,我认为我怀才不遇,我的心比天还大,我以为给我一根竹篙,我可以把天捅一个窟窿。
  在乡村的好多年,我一直在穷折腾。时间就这样在我的穷折腾中跨入了九十年代。
  我是多么感激九十年代啊。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没有打工潮的兴起,现在的我会是什么样的?我会一直呆在乡村,继续像愁容骑士一样和风车做斗争?还是像我那才华横溢的叔叔一样,豪气与才情被乡村无情的现实消磨殆尽,成为一个地道的麻将迷。许多年后,中央电视台为我拍摄专题片,记者问我,对于苦难的打工生活有什么看法?我说,原来的乡村生活,我们一生的命运是可以预知的。无非娶妻生子,顶多日子过得比别人富足一点。而打工生活,让我的命运充满了未知。感谢打工生活,感谢苦难,它们是我人生的磨刀石,磨砺着我,并给了我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这话显得有点冠冕堂皇,但实出自我的真心。
  2007年,我写了《国家订单》这篇小说,写到了主人公小老板离家时的情形,有过这样的一段描写:他背着一个破蛇皮袋离开故乡。那是一个清晨,天刚蒙蒙亮,初春的风,吹在脸上,像小刀子在割。路两边,都是湖,湖睡在梦中,那么宁静,他的脚步声,惊醒了狗子,狗子就叫了起来,狗子一叫,公鸡也开始叫,村庄起伏着一片鸡犬之声。
  《人民文学》的编辑老师在编者留言中说:这是一个典型的中国情景,三十年来,无数的中国人在这样的清晨离开了他们的村庄,怀着对外面的广大世界的梦想开始漂泊与劳作,他们是中国奇迹的创造者,他们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使中国制造遍布世界的各个角落。与此同时,他们也在创造着自身的生活和命运,他们梦想着奇迹,而前所未有的机会与自由在这个时代正向人们敞开。
  是的,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在向人们敞开。我们将获得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可是当我回望过去,把记忆回溯到1993年春天的时候,当初的我,对这一切都是未知的。我当初出门的梦想是多么简单啊:
  打工,挣钱,回家盖房子。
  我长大了,我要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我要继续盖房子。有了安居的房子,才算是有了一个家。其他的,则不那么明了。我怎么也不会想到,许多年后,那个背着蛇皮袋,在清晨的鸡叫声中离开家乡的少年,会像一粒种子,被风吹到遥远的岭南,在这片肥沃的土地上,寻了块地方,把自己并不坚实的根扎了下去。而那家,他再也回不去了。湖北石首,成了他记忆中的故乡。
  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过程啊。十五年。人生有几个十五年呢。
  当少年的我进入了中年,当我也为人父,当我的生命快要走到母亲离开这个世界的年龄时,当年梦想着挣钱回家盖房子的少年已忘却了最初的梦想,在异乡坚韧地生存着,心却早已满是沧桑。前不久,我在北京鲁院文学院就读,有朋友从远方发来短信,问我近来过得怎样,我回了四个字——满目沧桑。这个看以不通的词,是我心境最为真实地写照。
  打工生活,从我踏上异乡的土地开始,便一日日露出了它的狰狞。那一段漂流的日子,我已在散文中多次书写过,这里无意再去渲染。因我受的苦,是我们整整一代人所受,于我,并没有特别之处。很长一段时间,打工的我,只是在养活自己,根本没有能力节余一点钱寄回家。我以为我接过了父亲的接力棒,可是我错了。在我出门打工后不久,荆南的梅雨如期而至。父亲和母亲在十多年前建起的家,走到了它生命的尽头。再多的撑子,也无法再继续支撑这个家了。外面下大雨,家里就下中雨,房子随时都有可能倒塌。没有办法,父亲被逼上了绝路——重新盖房子。没有钱,借钱也要重新盖房子。
  哥哥给我写信,说家里要盖房子了,要我在外面节约一点,不要大手大脚乱花钱,能省一点就省一点,寄点钱回家帮帮父亲。那时我一个月的工资是一百多块,不包生活。三个月后,才增加到二百块。一个月来下,我根本省不下钱。我帮不到父亲。我没能接过这一棒。父亲给我写信,父亲的信写得很简单,说要盖房子了,今年你回家,可以住上新房子。说家里一切都好,勿念。父亲还在信中写了一首“诗”。父亲在那一封信里没有提他的困难,没有问我要钱,只是告诉儿子如何做人,如何不能低下自己的头。
  孝儿武汉去打工。
  出门在外处处难。
  我儿人穷志不短,
  泰山顶上一青松。
  父亲是个倔犟的人。他一辈子没有低下过头,无论面对苦难还是权势。记得我读初中时,父亲因为不满当时交粮打白条,带头抗粮不交,深更半夜被捆走,父亲也没有低下过头。然而,就在我动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父亲给我打电话,劝我把脾气改一改,说他这一辈子,硬骨头,吃过不少亏,让我不要学他。我苦涩一笑。血脉里的东西,是改不掉的。我为有这样硬骨头的父亲自豪,也为继承了父亲的硬骨头而自豪。
  1993年,父亲终于又盖起了新房子。
  这次盖房子,我当了逃兵。我甚至不知道,这房子是如何盖起来的。我只在那年年底,给家里寄了六百块钱。而这一年,我认识了小平,一个后来成为我妻子,并将和我度过风雨一生的女人。
  父亲在信中说,盖了新房子,你带小平回家,不至于太丢人。
  1994年春节,我们从千里之外赶回家,车到镇上已是深夜。那晚下很大的雨,一路泥泞。我们背着大包小包,步行十六里,从镇上走回家。在黑暗中,我们高一脚低一脚,泥一身水一身。只有一个信念,回家。我是多么急于看到父亲盖起的新家啊!
  转过一座小山包,远远地,我看见了在我梦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新家。
  粉墙,黑瓦,电灯光从瓦缝里透出来,染亮了半边天。一切都是那么陌生,房子新得晃眼。
  父亲终于完成了他的心愿。建成了一个新家。这是我长这么大,住得最温暖的家。但我在家里,只住了几天就走了。后来也很少回去。事实上,父亲建起了新家,但新家在后来的岁月中,却被闲置了起来。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
  那天晚上,围着火炉,父亲的脸上一直荡漾着笑。
  父亲说,我把新家建起来了,你们也都大了,等你结了婚,你妹出了嫁,我的任务也就完成啦,我就可以给你妈一个交待了。
  在炉火边,大哥说了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大哥说,建这新家,父亲吃苦了,在竹林里住了两个月。那一段时间天天下雨。父亲的旧病又犯了,昏死过去好几次。
  父亲从来没有在信中对我说起过这些。听大哥说这些,父亲无语,用火钳挟起一块炭火,点烟。父亲吸着烟,明灭的火光,把父亲的脸映得很红。
  我发现,父亲老了许多。
  父亲真的老了,一向不苟言笑的父亲,话多了起来,眉眼里多了许多慈祥。他开始离不开我们这些孩子们。每年,父亲最快乐的时光,大抵就是过年。过年,分散在五湖四海的孩子们,会候鸟一样的飞回家,在家里作短暂停留,春节一过,又都飞走了。留下父亲,孤独地生活。可能是实在孤独了,又没有人可以倾诉,父亲才用写诗来排遣心中的寂寞的,只读过两个半年书的父亲,把他的诗刻在房子周围的竹上。
  童歌
  一人在家苦闷头,
  无事出门漫步游。
  耳闻邻居童歌颂,
  进出只有锁相逢。
   这首诗,就是我无意从屋后的竹子上发现的。
  父亲是孤独的。晚年的父亲,尤其孤独。只有孤独的父亲,才能体味到“进出只有锁相逢”的人生况味。有一次,父亲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你们有空回家来看看吧,我有五个孩子,可是现在,一个也不在身边,只有我,守着一间空空的房子。
  空空的房子。
  这是父亲半生的心血。是父亲对母亲许下的誓言。也是父亲的骄傲。
  
  1998年。我也成了父亲。那时,我已在外漂泊多年。我累了,想有个家,想安顿下来。我把打工的一点积蓄都用来回家发展养殖业。事实证明,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我依然不是个好农民。养殖业让我花光了打工多年的一点积蓄,还欠了一身的债。我知道,接下来的,将是更长久的漂泊。命运让我再一次来到了南方。可能也是血脉里与生俱来的东西吧,父亲在孤独时用诗来排遣心中的寂寞,孤独的我,做出了和父亲相同的选择,开始把心交给文字,并一不小心,走上了文学这条路。
  2000年,我进了一家杂志社当编辑。把妻子与女儿接到深圳,从此开始了长达数年的租房生涯。从2000年到2007年。我们一直在搬家。在宝安的四区,十九区,三十一区,我们的家是流动的。我没有自己的家。单单只是在三十一区,我们就搬过四次家。每一次搬家,都是有着不得已的理由。有一个老深圳对我说,在深圳,要搬上十次家,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深圳人。可我搬了十一次家了,还是没有成为深圳人。七年里,我和妻子想得最多的,便是拥有自己的房子。当然,最好是在城里安下家来,把双方的父母都接到身边,让他们安享晚年。事实证明,这样的梦想太过天真。在深圳安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不知不觉间,我的人生,走上了一条和父亲一样的路,为了房子而奋斗。我努力写作,像父亲精心侍弄庄稼一样。春种夏长,秋收冬藏。我也渴望着一年有个好收成。我想像着,在电脑上敲出的,是构成我未来之家的一砖一瓦。我像父亲一年一年积累砖瓦与檩子一样,在积累着我的地板,窗子……我知道,这些年来,我写得太多了,被人责骂是在制造垃圾。也有人说我根本不是作家,只是个骗取稿费的骗子。可我是一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个孩子的父亲,我必需给她们一个家,我必需不停地写。
  当然也很疲倦。身累,心也累。不止一次,我对妻说,算了,我们回家吧。
  妻说,回家,你还有家可回吗?
  是啊,我已无家可回。
  回到南湖村?生我养我的地方。可是说实话,我不太喜欢我们那个地方。故乡,早已不是我记忆中淳朴的乡村。我甚至害怕回家。一个打工者灰溜溜回家,总会有人投来鄙夷的目光。我怕老乡们问我这些年在外面挣了几百万。我说我一个打工仔,哪里能挣几百万。几万都没有。老乡就盯着我,像看一个怪物。不是说你当作家了吗?我说,我是那种很穷的作家。老乡就叹口气,都说你聪明,怎么混得……大有哀我不幸、怒我不争的意味。不想回家,也不单因为这些。多年前,我的户口转到了广州增城,家里已没了我的土地,而事实也已证明,我不是个合格的农民。回到农村,我能养活一家老小吗?
  我无家可回,还有另一层的原因。这些年来,我们兄妹都在外打工。父亲留在家里,帮哥哥照看房子,父亲亲手盖起的房子就闲置了。闲置久了,房子很快破败,早已无法居住。家的周围,早已长满了蒿草。当真是“黄芦苦竹绕宅生”。不仅是绕宅,当年父母亲手植的竹,如今已开始坚强地向房子里挺进。竹鞭把水泥地板顶得七拱八翘。我住的房间里,甚至长了两株碗口粗的竹子。父亲依然是孤独的。有时,他会回到这闲置的房子里看一看,打扫一下。会在新长的竹子上,刻下他的诗:
  一日失妻一日深,
  好比孤鸟宿寒林。
  虽然儿媳孙外满,
  自有苦难一本经。
  看过一篇文章,不记得内容了,却记得一个标题——《所有人的故乡都在沦陷》。我的故乡也在沦陷。
  我的故乡,我已回不去。是故乡已经沦陷,还是我已改变?
  我也曾对妻说,要不我们回襄樊吧?那是妻的故乡,是我女儿出生的地方。
  妻似乎也觉得这是个可以回去的地方。上网查寻襄樊的房价。不查不要紧,一查,心都凉透了——我们这些年的积蓄,离在襄樊买房还差太远太远。
  我说要不去增城吧,我的户口不是在增城么,听说那里的二手房不贵,而且那里的环境很好,适合写作者居住。一打听,二手房也让我望而却步。
  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曾发出美好的愿望: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现在,杜甫的前一个愿望是实现了,在中国的大地上,广厦何止千万间。但千万间的广厦,都集中在少数炒房团的手里,别说寒士,大多数的工薪家庭,都只有望房兴叹了。我在深圳宝安三十一区的亲嘴楼里住了五年。关于那阴暗潮湿的,没有阳光的房子,我曾在散文《声音》的结尾写道:“关于31区,可说的还有很多,比如那些灯光暧昧的发廊,比如那蹲在菜场门口卖菜的那些七、八岁的孩子们,比如这里曲折的巷子,这里的阳光、雨水。还有,在这里来来往往的,我的朋友们。我从不掩饰我对31区的喜欢,就像我也不想掩饰,我渴望着早一点搬离31区,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安静、舒适的家一样。”可是我知道,这渴望,离我是那么遥远。每年年底,我都会检点一下一年的收成,写了多少字,发表了多少,挣了多少稿费,我一笔笔都记着账,就像许多年前,我的父亲睡在床上,用算盘盘算着未来的房子一样。
  有时也想,我是不是太不知足了,在别人的城市生存就不错了,居然还梦想着在这里安家。要知道,我只是一个飘荡在城乡之间的离魂,我离开了乡村,却无法进入城市。
  没有想到的是,我的安家梦想,会实现得如此突然。生活再一次给了我突然的惊喜。偶然的机会,我听说在珠三角的某个小镇,八万元就能买到一套房子,而且还是没有人住过的二手房。八万元,正好是我能付得起的价钱。去看时才知道,八万元差不多是过去时了。一般的房子都要十一、二万。看了一天的房,终于看见了一间只要八万五千元的。我差不多没有多想,就是它了。至于地理位置,房子结构,生活是否方便,等等一切,我都不想去考虑。太想拥有个自己的家了,我别无选择。
  事实证明,我也犯了和父母亲当初建房时一样的错误。匆忙的决定,留下了许多后遗症,比如房子离公路太近,吵;比如住在八楼,没有电梯;比如房梁有裂缝;比如屋顶漏雨,要找人修补……亲友伸出了援助的手,我借到了一笔可以装修的钱。经过一个多月的装修,房子焕然一新。装修是我自己动手设计的。亲人、朋友们看了,都说不错,很有味道。
  我一直想写一写那些为我装修房子的工人。他们的勤劳,他们的朴素,还有,他们小小的心机。我曾在手机中记下他们的名字:李包工、黄泥水、胡厨柜、张油漆、肖地板……请原谅我这样称呼他们,因为大多数装修工,我只记得他们的姓和职业。李包工是位打工诗人。我把房子交给打工诗人,我相信,搞文学的人,总会比做生意的可靠。李包工对诗歌的热情远远大于对装修的热情。他能以每天两首诗的速度写成新的诗作向我“请教”,却没有把太多心思花在装修上。最后,李包工丢下了一个烂摊子,我只好自己去找黄泥水做屋顶的防水,让张油漆做门窗和楼梯的油漆,请肖地板安装地板。那段时间,我当真是被弄得焦头烂额。朋友老杨给我电话,问我装修做得怎么样了。我对他诉苦,他笑,说人生三大苦事:高考、离婚、搞装修。房子终于是装修好了。妻儿第一次见,都兴奋得尖叫了起来。然后是买家具,再然后等女儿结束在宝安的一学期。2007年底,搬进新家。打开家门,我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李包工为我留下的后遗症开始发作了。房子顶上的天花板掉下了一大块。细看,所有的房顶都起了裂纹。于是请来了张油漆,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把家里的家具一一挪开,把房顶铲掉重新做一遍。接下来,一家人,才真正入住。入住那天,买了一点菜,在新房里,我和妻还喝了一点酒。这是我们自己的新家。简朴,但终归是自己的家呀。李包工知道我的房顶出了问题,给我发来短信,说十月你是个好人,我要为你写一首诗。我笑了。也原谅了他。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搬进新家了,给父亲电话,让父亲来这边过年。父亲很高兴,早早地称了几十斤鱼,几十斤肉,晒制好了腊肉腊鱼。可就在父亲要出发的前两天,他精心晒制的鱼肉被人偷走了。记忆中,荆南农村当真是路不拾遗的。那时晒腊鱼腊肉,晚上不用收进家,除非下雨下雪。只有白天经过太阳,夜晚又经过露水和冰霜,晒出的腊肉才香。父亲来电话,说不过来过年了,鱼和肉都没有了。我说我们盼的是您来过年,又不是盼着鱼和肉。可是父亲固执地要给我们带来腊鱼腊肉。他又去买来鱼和肉,再次晒制好了。这一次,他把腊鱼腊肉晒在了哥哥家的楼顶上。父亲要来南方了,却又遇上南方百年难见的冰灾。
  天天盼着,盼着,路一直没有通,终于,新的一年来了,父亲还是没能来。
  入住那天,站在属于自己的阳台上,望着窗外远处的山,和山下连绵的城。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十五年前离家的那个清晨。十五年,多么漫长,多么短暂。然而,另外的一幕,把我拉回了现实。窗外的国道上,出现了一群身着工衣的打工者,他们渐渐聚集在路中间,把国道堵死。我太熟悉这样的场景了。不用问就知道,要过年了,准是哪家工厂欠了工人工资,而工人讨薪无果,不得已,走上公路。很快,公路上的汽车排成了长龙。警察来了,警笛呜呜尖叫。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痛。
  女儿问:爸爸,她们堵住路干嘛?
  我答:快过年了,那些叔叔阿姨拿不到工钱。
  女儿问:爸爸,他们为什么拿不到钱?
  我答:老板拖着不给。
  女儿问:老板不发工资,他们为什么要站到路上来。
  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女儿,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只好摸着女儿的头,说:孩子,你是幸福的。
  女儿说:警察来了,他们能要到钱了。
  我说:但愿如此。
  天渐渐就黑下来,城市亮起了灯。那些堵在路上的打工者也渐渐散去。不知他们要到了工资没有。但愿他们,在异乡能过一个平安年。更愿他们每个人,都能有着自己温暖的家。
  
   2008.8.18于广州龙口西
  原载<<作品>>2008年9期,<<散文海外版>>2008年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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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3-21 0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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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乡村札记

   鲍尔吉·原野

  

    经常出现在梦境的地方,教你一口方言的地方,赶回去过除夕的地方,每个人都叫得出乳名的地方,喝酒爱醉的地方,少年想出老年想回的地方,童年数过星星的地方,对你知根知底的地方,就是一个人的家乡。

  人能回避这个回避那个,但是回避不了血缘。拿树说,这有一棵,那有一棵,在泥土的覆盖之下,根在一块儿连着呢。

  人跟人比,比的是名誉地位。人跟树比比啥?树沉默、天真、甘于卑下。树柔软、坚硬、敢于腐烂而不留一丝痕迹。树把普照大地的阳光保存起来,变为绿叶还给大地。树是青草、昆虫和小鸟的家。树落叶毫不悲伤,第二年把新叶举在头顶。树是水的花园,树永远在生长。

  人如果活得像树那样,人人身上都有清香。

  家是啥?千里之外想家想的是什么?土坯抹泥的房子外面,有一张门板的脸。推开门进屋睡觉,敞开门下地干活。门天天迎接你,目送你,大月亮地里,门在外边给人站岗。

  门是家的灵魂,人是门的上帝。家里要是少了一口人,门知道吗?

  把身子靠在门上,听听岁月讲述的秘密。它像钟表一样滴答作响。

  榆树是树里的爷们儿。拧着劲儿长,跟钢筋似的。树这辈子没少遭罪,雷劈电闪、虫咬火烧,那也得活呀。有的树富贵,有的树娇柔。有的树把自己长成了石头,长绿叶的石头。榆树就这样,不开花不结果,春天一把一把地往地下撒钱,叫“榆钱儿”,圆圆的,吃着甜啊!

  有守国土的,有守球门的,没听说有舍命守一个村子的人。农民的眼睛里,一辈子就守望几样东西。庄稼是一样儿,村子是一样儿,再就是老婆孩子。村子没了,庄稼上哪儿种去?就像把筋抽走了。农民不是旅游者,他们脚底下有根系,在土里扎着。到了非走不可的时候,已经触犯了他们的尊严。

  恨是压在心上的一块铁。心要喘息,要挣扎,逐渐变硬了,像铁一样。

  怀恨的人以为报复可以带来幸福,其实幸福从来不和报复在一起。导火索引爆的是炸药,不是鲜花。

  男人把爱情想象成一只鸟儿,它是自由与飞翔;女人把爱情想象成鸟巢,它是安全、牢固和温暖。

  鸟和鸟巢想到了一块儿,就叫美满。

  一层一层的雾,粉红如烟,笼罩山野。山杏的花,手拉手给山坡披上一件嫁娘的新衣。雾散了,山杏探头窥视春天的情形。孩子们要给仙女压轿,孩子们要为鲜花鼓掌。为什么孩子的心里装的都是幸福的事情?没有丑恶,也找不到虚假。

  长大了,人所失去的不仅是快乐,更有纯真。纯真走失,虚假升堂,快乐离开了,去寻找纯真的人。

  快乐并不是成长的牺牲品。

  如果快乐来自于内心,是来自纯真。快乐不过是幸福的花朵,纯真才是果实。

  人要能重新活一遍,觉着比现在过得好。假如真的从头开始,会什么样呢?下棋的下一千盘,每盘都不重样。人生也往往如此。

  看一个村子有没有活力,莫过于早上站山顶看家家户户的烟囱。炊烟像丝棉,从各家的烟囱飘出来,把村子包裹得像一口热气腾腾的大锅。炊烟里有柴草的香味儿、小米粥的香味儿,日子回到了太阳下面。城里说的人气,在这儿叫人烟。人到哪儿炊烟到哪儿,拢住这片炊烟的人,当然算得上英雄。

  人心能老不?生活了这么些年,心总年轻?人老了,胳膊腿儿,连眉毛胡子都老了。但心老不了,跟年轻人想的事一样。谁要说自己老了,记着,他心可没老。

  承诺别轻易说出口,说了就得用一辈子担当。上帝唯独让人说话,是相信人是言而有信的生灵。

  承诺落地,就好比鸟开始飞,河开始流,找寻目的地。

  大自然都是承诺者,树承诺花,花承诺果,果承诺种子,种子承诺土地,土地承诺春天,春天承诺万物。大自然诚实啊,一草一木都不失信,岁岁枯而岁岁荣。

  粮食——在农村叫口粮,在城里叫主食,在酿酒厂叫淀粉,在养牛场叫饲料。这么多的叫法儿,说来说去还是粮食好听,特本分。庄稼、碾子、犁杖、水井这些词儿都本分,听着端正。过些年,这些词儿都没了,听说城里人现在不怎么吃主食。粮——食,这个词儿多好。

  贼心要是长到好人身上,自己遭罪。它长到坏人身上,别人遭罪。

  好人天天防范自己的贼心,跟它斗争,怕它转移成贼胆。坏人嫌乎自己贼心小,发展培育,最后把自己赔进去了。

  好人坏人,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念是心念,防心比防毒蛇猛兽都难。

  血缘就是个血缘,里边不含政策,也不含知识。血缘不告诉你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生活给予人的智慧,比血缘给予的多得多。

  看见了没,这就是群众。“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群众跟干部的关系,就像骑自行车和开汽车的关系一样,谁都觉得对方可气。车不一样,速度不一样,想法也就不一样。

  不过,开汽车的到火车跟前,那也是群众。火车跟飞机比,更群众。飞机跟日月星辰比,算群众都占便宜了。

  以后的人,看我们也跟看群众似的,尽管可爱,仍然好笑。在自然和历史面前,大伙儿都是群众。当个好群众吧!

  虎狼一来,猪羊害怕;刺猬一来,长虫害怕。生物链的意思是说谁都得怕点啥。有所怕才有所敬畏,敬畏之后才有珍惜。

  谁要觉得天特别远、地特别宽、花特别艳,那就是恋爱了。谁要觉得天特别低、地特别窄、花特别蔫,那就失恋了。谁要觉得天不过是天,地不过是地,花不过是花,那就结婚了。谁要觉得天是锅盖,地是水缸,那不是人,是青蛙。青蛙就会说一句话,说了一辈子。

  天下的好东西里边,有一样叫针。穿线缝衣,针做的是团结的事儿。在医生手里,针做治病的事儿。针在油灯捻儿上拨一拨,一亮一大片。针挺了不起。

  酒要是在瓶子里呆着,十年八年没事。它要进了人肚子,啥事儿都出。四大发明咋没算上酒呢?世界七大奇迹里也没提酒,怪事。

  有个笑话说一个猎人跟狼搏斗,枪掉山崖下边了。狼咬他腿,他掏出酒瓶子塞狼嘴里,咕咚咕咚全进去了。狼喝上酒,浑身哆嗦,走不了道,盯着猎人哭了,意思是:灌我酒干啥?不如给我一枪呢。都说狼厉害,厉害啥?连酒都喝不了,还是人厉害。

  云彩要是树就好了,在山上栽着,一片一片望不到边,又能下雨,还能遮阳。云彩不招虫子。可惜呀,云彩不生根。在天上白白让风刮跑了。

  感情这种事儿,跟豆角秧差不多,先出叶子再出蔓儿。豆角蔓儿像蛇信子,绕着架往上缠,缠实了开花,花不大。之后结豆角儿。豆在荚里包着,好像婴儿躺在床里。不立架,不起蔓,豆角儿往哪儿结啊?感情也是,前前后后有个过程才结果。

  人要是掉到“爱”里边,有甜蜜,也有疑心。人恋爱疑心最重。因为爱情太珍贵了,恋爱的人像金匠一样不断测试它的纯度,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还是百分之百。

  有人说,真理是从怀疑当中产生出来的。但真爱产生于信任。

  有身即有病,有病才有身。病从何来?喜怒哀乐、一惊一乍都可能埋下病根。不是肉身扛不住病,是人心扛不住病。文殊菩萨问:何物是药?善财童子遍访世间,回答:世间无一物不是药。心静是药,善良是药,敬畏天地江河草木是药,谦逊卑下是药,利益大众是药。小孩敬的大礼更是甘露妙药。

  世上不喘气的事物里边,钱是唯一成精的东西,能填山移海,也能逼人上吊。钱也有姓氏,个、十、百、千、万、亿,越往后辈分越大。钱攒在手里,手出汗钱不出汗。钱的故乡不叫村子叫银行。钱像人参娃娃,挖地三尺,人都能把它找到。钱无味道,但走到哪儿都能被人闻出来。钱没有腿脚轮子却云游八方,后面跟一群追赶的人们。

  钱在人前成精了,在山川、动物、友谊、信仰面前啥也不是,又回到了纸的位置。

  幸福?好多年前,没人说这个词。它在心里悄悄藏着,在字典里白白躺着。那些年,幸福这个词软弱,比盆景长得还慢,更不用说开花结果。现在幸福跟人们招手了。可它是什么?是吃的,穿的,是不挨欺负,是高兴,是打麻将光赢不输,是车,是房子,是没完没了的欲望吗?幸福是一辈子拉不完的单子?可能幸福没那么多,可能它是个找也找不到的东西。找吧,每个人的幸福可能都不一样。

  人有对象就幸福。有对象的人再找幸福,还得上下求索,八方寻觅,像狗熊找蜜蜂窝似的。

  说幸福在自己心里,谁也不相信这个话,都上外边找去,以为幸福在一个地方等着自己。

  村庄的历史比城市还早。建一个村庄,用的是燕口衔泥的辛苦。一根草棍一口泥,慢慢才垒起一个村庄。村庄比城市的钢筋水泥包含更多人的感情。

  在城里,高楼大厦之间没有祖先的身影,没有露水,没有鸡鸣犬吠,也捧不到一捧渗透过汗水的泥土。

  城里人爱家,农民爱的是自己的村庄。

 

原载《人民日报》2010年3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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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18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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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年景

                 宋长征

                 【一】


  

  土墙院落里并不冷清,二姐在厨房里用沙土炒花生,沙土的香味儿,花生的香味儿,灶坑里柴草的香味儿,一拨儿接着一拨儿,弥漫在农家小院里。


  

  是有点年的气息了。


  

  三姐梳着两个好看的羊角辫儿,正满心欢喜地站在母亲跟前,试穿母亲刚做好的一件花棉袄。二哥在收拾老屋里的犄角旮旯,把老鼠洞填上,把土墙上旧的民兵画、折子戏换下来,贴上一出崭新的《西厢记》,花前月下,崔莺莺手捧一本书,张生正往心上人的发髻插一枝美丽的蝴蝶花,红娘用粉红的手帕掩着嘴唇儿,眉眼之间,有祝福,也有深深的羡慕。


  

  雪在下。一只母鸡咯咯叫着从鸡窝里走出来,刚下的那只蛋还在冒着热乎气儿。鸭子扑扇扑扇翅膀,抖落刚从村前小河里沾回的水珠儿,那意思分明是在说,这个冬天冷着呢,刚暖开小河的韵脚儿,又被薄冰沾住了羽翼。


  

  母亲笑呵呵地,从里屋变戏法样拿来几只爆竹,交给刚从雪地里摸爬滚打、疯够了回来的我。说,点上去,二踢脚,响着哩!


  

  哧!砰!咣!


  

  地上一响,天上一响,年来了。




                   【二】


  


  过年最不安的是父亲。看着别人家的男人从外面做工回来,给自己的女人,给儿女买来这样那样的稀罕物件,父亲就默默无语回到他的牛屋里。


  

  父亲自言自语,说,我这一辈子没招谁没惹谁,咋这么倒霉,不过三四十岁的年纪就得了偏瘫,硬生生被阎王老子劫去半个身子。老牛,你说,你说呀,都是一样的人,年轻时我也能抠着榫儿举起老场上的石碾子,力气不知比黑五牛三大出来多长一截子;挑土墙,泥叉翻飞,挺大的泥块稳稳当当就落在高高的土墙上。老天呐,你看看,你睁开你那眼,看看我这一家子,大的大,小的小,别人家穿新衣带新帽,杀鸡又宰羊,你可叫我怎么抬头见人哩。


  

  说归说,母亲和了好几坨白面,放在被窝里醒着,要蒸好多大白馒头。甭管借的谁家粮,来年这老老少少都会在一望无际的田野上摸爬滚打,说啥不也把日子过得芝麻开花,一截一截往上长。


  

  呼嗒,呼嗒,母亲蒸的馒头即暄又白个儿又大,父亲拉着风箱最会掌握火候啦。不大一会,掀开蒲草编织的高高帽子一样的大锅盖,一锅又白又大的馒头出锅了。找一个缺了沿的小瓷碗,找一截削好尖的秫秫秸,洇好了半碗洋红水儿,一蘸,一点,大白馒头上面开了一朵朵五个花瓣的腊梅花。


  

  枣花糕,大着呐,像一个小小的锅盖,被母亲放在老屋的八仙桌上。桌案上,供着玉皇大帝,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还有笑眯眯的财神爷。母亲警告我,不过元宵节别想动坏心眼儿,前院的狗栓子过大年偷吃了枣花糕里的几颗大红枣,大年初一腮帮子肿了老高,点了一柱香,磕了九个长头,过了好些日子才渐渐消下去。


  

  我在里屋的桌腿旁放了一截带芯的白菜疙瘩,没想到还没打春就发了芽,开了花,小小的,黄黄的。离开水,离开土,白菜疙瘩也是家。等立春过后栽到花盆里,说不定也能结出一粒一粒小小的子实。




                   【三】


  


  下雪啦,天晴啦,母亲像往常一样失眠了好久,才沉沉睡去。在梦里,母亲又梦见我们小时候的样子啦。二哥在张贴崭新的年画,三姐嘟着嘴站在母亲跟前,说这花棉袄咋就没二姐的好看呐。


  

  真是呢,这是一个小秘密,母亲把新买的料子反套上,给二姐做了一件过年的花衣裳;等二姐长高了,长大了,袖子变短啦,母亲就把旧棉袄拆开,用正面给三姐重新缝了一件过年的花衣裳。新可是新,一朵朵小花过了好几年也稍稍褪了色,三姐看来看去,也没发现端倪,甩开母亲温暖的手后跑了出去,跟村里的小妮出去在村口的老磨盘上玩抓子儿。


 

  母亲还梦见谁了,没看清,一睁眼醒来看见墙上的时钟,指针刚刚走到四点整,睡不着啦。油炸丸子,干炸鱼,红红的辣油羊汤盛了满满一盆子,还有蒸好的大白馒头,静静呆在柜子里。


 

  可人呢?父亲知疼知热的半拉身子也走了好多年,儿子,女儿,出嫁的出嫁,成家的成家,只剩下漫天的雪花飘呀飘,下呀下。落在母亲的鬓发,一瞬间,分不清是雪,还是花白的头发。


 

  母亲养的那只忠诚的大红公鸡在雪地上写字呐,一撇,一捺,一竖,一个,两个,三四个,像花儿一样开满小院的角角落落。然后,飞上了一个最高的树枝,清脆而嘹亮的啼鸣,喊疼了我的心,喊紧了我回家的步伐。


 

  又过年啦,母亲今年七十八。她独自一个人,在等谁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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