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书记的话并不全面，那句话是重点针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人，党的政策是一贯的，要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本人的政治表现。是针对有血统论的错误观点的人讲的。但从另一角度来看，即使是出身于劳动人民家庭，同样也要不唯成份、重在政治表现，否则也会“变颜色”。
实事求是而论，一个人的出身是不能选择的，但道路是可以选择的。我的父亲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但他并没有选择剥削阶级的事业，而是背叛了原家庭，选择了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我是出生于一个劳动者的家庭，是靠父母自食其力的劳动收入养大的。我从小受到新中国的良好的社会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当然，父母对我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他们有知识，有热情，有爱心、有理想，却社会生活中经历了许多接踵而至的磨难，因而他们很正直、很诚实、很坚强，我从他们身上潜移默化地受到许多这方面的影响。我在工厂最初的时光里，是与那里最下层的工人们相濡以沫，艰苦搏击在一起、喜怒哀乐在一起，特别是从那些老工人身上学到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只有站在他们中间，才无时不刻地感受着温暖，感受着爱抚，感受着力量。
班长姓陈，河南人。在老工人中，他是唯一的一位6级锻工，来自第一炼钢厂，技术好，他锤管时，不仅动作娴熟，有节奏感，而且像舞蹈一样轻快，准确，无论是前碾后捋、重敲轻击，都非常协调，但他要求人很严格，说话也不客套，像竹筒倒豆子，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对领导生性有股火爆脾气，不怕顶撞，敢讲真话，几年后，他调到金属加工车间重新干起了锻工的老本行。依然受到其他工人们的尊重。
副班长姓汪，老家是辽南的。性情非常耿直，紫脸膛，爱剃光头。他平常不爱说话，但只要讲话就是粗门大嗓，他一只眼失明，看人时常常侧目，但操作起来与常人并不差。他爱人身体不好，在家属自救队，每到汪师傅轮休的前一天，就主动与汪到班里班外收脏劳作服，我们也愿意交与她，因为当时来收旧衣的家属不止汪师傅爱人一个，但他们洗得最认真，最干净，送回时叠得整整齐齐。
有一位姓秦的老工人来自初轧厂，他是山东人，解放战争期间参军，是位迫击炮手，作战很勇敢。他在一次战斗中，因一发炮弹误落入我军队伍中，造成人员伤亡，他受到严历处分而离开部队。参加工作后，一赶上运动就要做深刻检查自省。原本长得非常魁梧，他在轧钢厂的一次事故中压掉了右前脚掌，落下了残疾。他每天都最早来到工厂，打扫卫生，生炉子，在工作里总抢脏的累的活儿干，从来干什么都不声不响，在评比时也从来不要、不接受任何荣誉。
还有一位中年工人，她姓田，在第一初轧厂时因伤切掉了左手的三只手指，但她一到岗位上就始终不闲着，只要能插上手的活她都主动去干，大家暂歇时，她还在忙着清扫铁屑，打开水，每个班下来，也与男工一样灰头土脸的。她还经常对我们的生活情况一一询问，对我们的每一件小事都挂在心上。
班中还有两位当过兵的老工人，当年都血气方刚，同是原第四野战军的，参加过渡江南下，又同时参加过赴朝参战。那位姓刘的老工人当通讯兵，在朝鲜战场上，他的那个班12人，在一次宿营中，他出来打水，而其他11名战士在房中休息民，都被美国飞机投下的炸弹炸死了。他不只一次地对我们讲他的历史，并说一想起那个脑袋别在裤腰带干的时候，现在这点还算个啥？
另一位姓付，他在工闲时常爱哼在部队学过了小调，我们想认真听的时候他还总卖关子，不肯轻易唱，只有在反复的央求下，他原汁原味地唱一番，像《打盖州》、《打四平》、《投弹歌》等，都音域不宽，简短、上口。他从青少年时起，给地主扛过活，到部队打过仗，又在工厂务过工，五十几岁的人了，没有真正成过家，与一位在邻近鞍山的辽阳刘二堡的农村寡妇搭伙过日子，供养着那家的几个孩子。终于在有一天，下中班，为了赶环市的有轨电气机车，不慎在过铁道时被驰来的倒车压断双脚，因失血过多而身亡。
工人们间的感情非常纯朴，心地非常善良。都能相互帮助，没有尔虞我诈。那时有好几年不涨工资，收入水平很低，家境都不宽裕，但在评救济，评贵重物品券时，甚至在涨工资的时候，没有人钻营，没有人计较，没有人专为自己打算而不顾别人。工人们很守纪律，极少有迟到早退的和无故不到岗的，有病有事都在事先请假。有时赶上修设备，就临时安排做勤杂活，轻的重的，没有人计较。有时为了赶任务，临时要连班，很多人都主动要求留下来。经历过一次次这样的事情，都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不仅从他们身上，而且从我的这些同行的青年工友们，我从他们身上也得到了许多有益的帮助，使我学到了应该怎样学习、怎样处世、怎样识人、做人，使我在人生最初、也是最困难的时候，学会了怎样增强毅力、克服困难的信心和方法。使我在一次又一次的磨砺中，不断坚强与成熟。
几年以后，工厂陆续充实了一批批新工人，那些老工人陆续调到其它岗位，做些力所能及的轻工作。就在我们同时进厂或后来的新工人中，也有因各式各样的原因，先后调离了这里。而我在最初十年中，始终在生产一线做三倒班。这因为我没有任何背景，也从未求助于任何人将我调离。就在我的那个锤头班，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十年间，我几乎没休过一个节假日，每年的献工都在300个以上。尽管后来从上到下并不提倡这样做，但这完全是出自我的自愿。现在回想起这些往事，也丝毫不后悔。这些都成为我的人生中一笔难得的财富。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受极左思潮的影响，头脑被严重地僵化了，我们在工厂任何醒目的地方，都可以看到标语，看到宣传口号。这些口号将职工们鼓动起来，坚持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继续革命”，“抓革命、促生产”。一个企业在当时来看，并不是一个经济组织，而是无产阶级专政的阵地，于是在每天的八小时工作之外，还要有政治学习，目的是为了武装头脑、净化灵魂。因为如果“不用无产阶级思想占领，就必然会被资产阶级占领”。在那样一种风潮下，人的价值理念也被搞成纯而又纯，每个人都需要“斗私批修”，“狠斗私字一闪念”。
我们连，也就是工段的党支部书记，是苦大仇深的老工人出身，对我们很关心，常家里家外、问寒问暖，最关心的是我们政治上进不进步。我们当时生产步枪用管，属军用品，应该有严格的工艺要求，其实我们远远达不到，但还是硬要伧促上马，成品的合格率连百分之十都不到，大量的不合格品都积压在仓库里，堆得像山一样。尽管这样，我们照例还要一月要迎开门红，四月要迎红五月，像七一，十一，年终岁尾照例要敲锣打鼓地贴喜报。产量是超额了，但质量却不尽人意。我们这些刚走出校门的学生毕竟比起老工人要有文化得多。而我从小就练过毛笔字，在这些人中又稍占有点优势，因此常被书记点名去抄写红色喜报。开始我并不了解这些实情，渐渐地就对这样的做法有些质疑。没过多久，新调来一位连长，他在“文革”前是做行政工作的，看上去像是有头脑的干部，在一次交谈中，我非常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很赞赏。我这时还不知道，由于我的幼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在一天夜班吃过工间餐后，（夜班的工间餐是在班后两小时，也就是夜里两点吃顿夜餐）班长通知我说：“老书记要找你谈话，你去吧。”因为当时厂里正在整建共青团组织，党支部书记找我，也许是为这事要了解情况。我是抱着这样天真的想法到他的办公室。办公室内有老书记和我，还有就是那位连长。
刚到这里的时候，这位老书记就找我谈过了，他要我放入包袱，轻装前进，他强调，党的政策是一贯的，要有成份，不唯成份，重在本人的政治表现。只要听党的话，好好工作，照样有前途。书记这次先开明宗义，对我说，组织上非常信任，交给我许多工作，都能够完全得很好，听说你对我们的支部工作有许多意见或建议，今天就用时间认真地听你有哪些意见建议。看到他一副严肃庄重的神情，我立刻感到这不像在心平气和地诚恳交谈，很像在接受审查。我立即明白了，这是连长与书记之间的分歧，想用我的口来发炮。他们之间的矛盾为什么要扯上我，在他们脸前，我毕竟还是个孩子。
从走进屋，坐下，我在听老书记说后，一直到天亮，我反复只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意见。”我当时明白，如果我全盘托出我的真实想法，那将会是什么样的严重恶果。因为，按当时的思维逻辑，怀疑党组织的基层领导，就等于是怀疑基层党组织，怀疑基层党组织，就相当于对党的不信任。否定工段的生产成果，就相当于否定“抓革命、促生产”的成果，进而否定工人阶级的劳动成果。由其在老书记执拗地看来，生产出什么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看有没有革命精神，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要“抓革命”。我觉得实在没法谈下去了，又不能走开，就那样耗着，忍到最后。当时，我的脸色一定是非常难看。还是书记找了个“台阶”，要我回去想好了可以再谈。我走出了那间屋，没有马上回岗位，而是向厂房相反的方向，那片空旷的树林走去，在一棵高大的杨树下，委曲得痛哭起来。我才初出茅庐，刚刚走入社会，父母又不在身边，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这般小人物？这些委曲我向谁能倾诉？前途的路会总是这样艰难吗？
在拔管班的酸洗间有我们学校新分配来的一名工人，他是我在读小学时非常要好的同班同学，在读中学时分开了。到配件厂很巧又分到同一工段。读小学时，我是班内的中队长，他是生活委员兼旗手。由于我家离学校较远，中午回家不方便，我常把午饭带到他家去吃，而那时我俩的学习成绩总在全班的前两名。他的父母都是市立第一医院的名医，但是在“文革”初期就被抄家。父母随之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特务。关进牛棚。对他的幼小心灵造成极大伤害。他曾经亲口私下对我说，“为什么要那样对待老师？挂大牌子，弯腰罚跪，剃阴阳头，那可都是教我们知识的人哪！”那时他多么地苦闷和彷徨。我对他的境遇非常同情，并给予过帮助。
我们又分配到一起了。但他的境遇比我更不幸。
转过年来，要从我们新工人中抽调部分人去支援小三线，即到鞍山、辽阳、本溪三市之交的弓长岭山区建新的拔管车间，他在抽调的人员中。其实他本不该去的。因为他父母还在牛棚里，大姐在鞍钢机械总厂倒班实习，不常回家。二姐去了新疆军垦建设兵团，房子被造反派占用了，他与他姐挤在间小屋里。这份工作派到他头上，一定是非常地痛苦。当我们遇到第二个春节的时候，从弓长岭传来了信讯，他太孤单了，太寂寞了，他在遗书中写道：他没有家，也见不到亲人，也就不再想家了。就在那年除夕的晚上，他在当地的极简易的工棚里上吊自杀了。厂保卫科的人带回了他的遗物，一块手表和一套呢制的酸洗工作服。将他抽调去弓长岭的那位老书记得知这一消息，并没有一声叹息，只说了句：“年轻轻地就这样走了，干啥不好，非要走这条自绝于人民的绝路。”
而我的心被巨大的痛苦震颤着、折磨着。他是多么纯洁的朋友啊，他有什么错？！他原有一个幸福温暖的家，他聪慧、勤奋、诚实、热情，非常爱生活，爱同学们，他会吹口琴，拉小提琴，他爱给同学们讲童话故事，那样惟妙惟肖，他为什么会被逼成这个样子？!他是我们这些同学中第一位到天国求得解脱的人。
小三线的工程没有多长时间就下马了，其他人都另行安排到鞍钢的其它单位，而他却永远地留在了那处荒芜的山野中。那年他还不到十八岁，没有到领取公民选民证的年龄。
一个非常现实而重要的问题，很长的一段时间在我心头荦绕：人的一生，那些出身、境遇、前途、名利等都是与生俱来吗？
下了第一个夜班，我并没有感觉到困乏，但是洗澡更衣，还要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政治学习，再走回家，就快上午十点了，这时才觉得浑身酸累。一进家门，我惊呆了：因为除了床和我床上的铺盖，其它都搬得很干净，屋子里立即感到非常空旷。我忽然想到母亲在昨天的前半夜，母亲为我看钟点，而今天又突然与不能与全家人见面，泪水顷刻间不断线地从两颊落下来。这时我才悔悟出，为什么不与父母、与妹妹弟弟多叙几句，为他们也分点忧呀!
我呆呆地坐在屋中床上铺着的草垫上。想着与家人下乡前最后几天在一起的情景，父亲交给我手表，母亲为我煎荷包蛋，妹妹和弟弟放学回来不言不语的样子，这一幕幕都像撞心般的痛。
我的姑父来了。他说父母在临走前都交待过了，让他一家搬来，把他家的房子上交。
搬东西的事不用我，只要我睡觉休息好。过了一会儿，姑父的几们同事用手推车运来了他们家的家当，转身就走了。我吃过了饭，开始蒙头大睡。
我必须要好好休息，因为我的姑妈与姑父都在市第一百货商店上班。前两天因很小的一件事顶撞了造反派头头的老婆，加上出身不好，姑姑被关进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要换换脑，深刻触及一下灵魂。学习班连家都不让回。姑家有三个小孩，大的八岁，二的七岁，已读小学，放学后到姑父单位等着，等他下班一起回家，而我还要在五点前去托儿所接姑家只有一岁半的孩子，那位小表弟。接回来后再烧水烧饭，等姑父回来。就在几天后，因为是冬天，小表弟包得较厚，抱起他走路，时间一长很吃力，再加上路面有雪，我滑倒了，小表弟也摔在地上，哭个不止，回到家才发现他的两个鼻孔出不少血。我赶紧用湿毛巾反复擦，直到擦净。小表弟还是一阵一阵地哭。直等到姑父回来。姑父亲丝毫没有责怪我。只说了几句，“这没什么，没关系的。”
大约过了两周，又轮回上夜班，有一天从睡梦中唤醒，是姑妈在面前，很和霭、慈祥，她从学习班回来了。家里又多了位亲人。此后，到我上夜班时，就常是姑妈守时唤我上夜班。
在我这类同学中，我的生存环境并不是最差的。由于有不少的家长或是上“五七干校”，或是回老家种田，或是插队落户，几乎没有谁家将原分配房留下来的。我们刚刚上班，遇上了举家迁移，往往是大锁把门，进不得原来的家门了，就不得不暂且投亲靠友，没有亲人在本地的，就不得不临时到同别的同学家挤一挤。再想办法办到职工独身宿舍去。我们当时有一批同学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与家人的分离，搬进了独身的职工宿舍。在当时，因为需求的人太多，如转业复员的军人，各类学校毕业的知识分子和单身职工，家在外地的职工，甚至是结婚后长时间解决不了住房的职工，也把家安进的独身宿舍，有的竟不得不男女混居。住独身宿舍也不是一时半晌能办进去的。
我有姑妈一家人的照顾，就如同在自己家一样。我在半年的试用期内的工资是29元，转正后一级工是34元5角，还有一点夜班费、保健费。除了每月交5元的互助会，再提出5元的零花，都交给姑妈存储蓄。如添置衣物鞋帽，也是由姑妈为我办好，从中扣除。剩余的等我回家时交给父母。也就是说，我吃住在姑妈家，从不用花费一分钱。
我上的第一个班是夜班，即午夜12时接班到早晨8时下班，而通常要提前15分钟交接班。
就在这一天，我回到家照例吃晚饭，然后就上床睡觉，由母亲为我看钟点。母亲看我回来时一幅高兴的神情，她怕影响我的情绪，没有马上告诉我，这是她临下乡前的最后一夜为我守时了。而从晚8时到10时半，我并没有睡实，脑海里总翻腾着从学校到工厂这几天的经历，朦朦胧胧中仿佛听到了母亲轻轻地唤我。母亲将棉衣裤、鞋袜、围巾、棉手焖子一样样递我，全穿戴好后，在母亲的一再叮嘱下，我乘着夜色迈出了家门。
从我家到工厂够不上市内公交车和通勤车，若徒步行走大约需要40分钟。这已经是离鞍钢厂区最近的距离了。夜风固然比白天冷，行人与车辆非常少，一路有电杆上的路灯发出桔黄的光亮，当年我们的年龄并不算大，身体并不强壮，但对走路并不打怵，即使是夜路也不害怕。从家里出来，只身一人，路过鞍钢钢铁研究所，穿过三孔桥，再穿过烧结总厂的小南山，就可到达刚刚建立印象的配件厂了。
配件厂的厂区不大，这里没有高大的工业建筑群，也没有像冶炼、轧钢工厂区那般潮水般的呼啸与喧嚣。听师傅们讲。这处原址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曾经是日伪统治下的“矫正辅导院”，专门用来关押有反满抗日情绪和消极怠工的工人。被强迫为小鬼子做异常繁重的苦役，却拿不回分文，直到被榨尽最后一滴血汗。这里的房子十分简易，平房屋内的地面，要比屋外的地面低一尺，角隅透风，脊瓦漏雨，夏湿冬寒。
我要去的锤头班最初的休息室是在院中西区第一排靠南的那间屋子，屋内很亮，点着足有150度的白炽灯泡，中央有一只很粗的烧焦炭的站炉，满屋都散发着热气。室内四周都落满更衣箱，是用旧木方作框，再用热薄板围制的，大小不齐。炉边是长条的铁桌和长铁凳。我和另几位新分配来的同学陆续到齐，有的老工人主动热情向我们打招呼，也有的不声不响地换好劳作服，便坐在角落里，悠然地抽着卷旱烟。等我们换好劳作服后，便开起了班前会。由于屋里面积不大，这一下子加进我们六个人，很挤，有几位老工人干脆就蹲在地上。腾出凳子让我们坐。
我们最先熟悉是三个人。班长姓陈，是河南人，中等身材，很壮实。1957年只身来鞍钢第一炼钢厂，在宿舍住独身，入厂前就在家乡村里做铁匠，到了钢厂当锻工，工码六级。副班长姓汪，辽南人，装卸工出身。核算员姓渠，本市郊区人，小学六年文化，在老工人中显得很有涵养。他俩年龄相仿。而且爱人都在这个厂的干家属自救的活。
陈师傅说话的声音很宏亮，他代表全班对我们的加入表示欢迎，还表示在今后共同的生产中相互学习。他把老工人一一介绍，我们也做了自我介绍，陈还给我们每一安排一位传帮带的师傅。而我的师傅正是他本人。班前会结束后，我们与老工人一起背上工具，上现场。
主厂房原是一间大的砖木结构的旧仓库，年代已久。厂房内安置两台分别为30吨和15吨的冷拔管机，厂房东端的墙外接出一跨，用作酸洗间，而我们的工作间是在这一跨厂房靠北墙搭了个偏厦，这个里外都露着灰口、清一色旧红砖墙的偏厦，围起一处不到五十平米的地方，屋顶再覆上石棉瓦楞板。偏厦向东，只有口，很大，并没有门，倘若有雪，可以毫无遮拦地随时飘进来。屋内有台弹簧锤，就是靠电机和皮带传动，通过钢弹簧片，拉动槽内的锤头体上下垂直运动，并依靠惯性，打制经加热发红、伸进模具的管头，将管头部位锻细。锤好后将管抬出屋外，放入带钢轮箍的小轨道车的料架内，数量一够，就推入酸洗间，流入下一道工序。
我们用的这种设备在鞍钢算作是最原始的。算作半机械化水平。一人只锻三至五根管，再换下一人。除了在弹簧锤前操作外，还需有烧火加热。全班的工作量是以吨位来计算的。平均每班产约10吨以上。我们的原料由鞍钢无缝管厂运来，卸车时由于没有吊车作装卸工具，大都要靠人工肩扛手抱。移动到我们工作台上。有时因为来料较多，要调来全段大部分工人去装卸。我也常常站到这个行列中，排成长排，依次扛上钢管，一步一步地挪向盖着偏厦的小工间。
一根钢管直径70毫米，厚5毫米，长6至7米，重量足有一百多斤，我们这些新工人还正在长身体的时候，老工人们差不多是每人每次扛一根，而我们是两人扛一根。最初我们都很不适应。腰酸膀痛是常事。至于上机操作，我们在师傅们的手把手地帮助下，从一点一滴开始学，内心的情绪仍然处于亢奋之中，但脸上是很平静的，不愿意多说话，只想照着师傅的样子，师傅走哪，我们就跟哪，师傅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逐渐开始适应那里的环境。
12月16日是我终生难忘的日子。
上午，北风，多云。我们这些由市劳动部门审批，即将迈入工厂大门的初中生集中列队到学校内的体育馆，听校领导致欢送词。随后就由各招工厂的人带队，分别带我们离开体育馆，经过操场，走出学校的西门。这是一次非常简短的仪式。未能应招的同学们已没有心思上课了，趴在窗台上，隔窗目送我们离开学校。他们每个人的内心在祝福我们，而内心里肯定要很难受的。毕竟是曾经在一起朝夕相处，而现在要立即分别。这种分别给我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欢喜，给他们带来难言的失落。反差很大。
我们排列得很整齐，步子迈得也很整齐，很精神。开始要走出校门了，离开场地越远，越想再多看一眼校园，却不敢多看一眼教室的玻璃窗，不敢多看一眼隔窗在望着我们行进的同学。再见了，留下的同学们，在不久，你们会像我们一样进入劳动大军的行列，进入工人阶级的队伍。不知为什么，天空中忽然飘落下了轻雪，细绒绒的，落到身上被甩下、被拍打掉了，落到脸上即刻就融化了。自古多情伤离别。这轻轻的雪花也是特意来送别的吗？
从学校的西门到鞍钢配件厂的大门至少要七八里路，行进中我们始终排成两列，经市府广场，再经二一九路到虹桥。虹桥是纵跨我市铁东、铁西两区的大型地面拱桥，桥的下面横穿而过的是东北沈大铁路线，旁边就是鞍山站的站台。从桥上向北望，能清晰地看见鞍钢的厂区，在视野之内能看得见高大的烧结厂房和几排矗立的高炉群。鞍钢主厂区很大，南北至少有二、三十里长。
从虹桥下来，再向北，我们走到鞍钢的南门。由此向北，首先经过的是烧结厂地段，这里有一个铁路运输站，在跨过许多铁路之后再向前走，能看见路右侧远处灰色的厂房。我们经过了一片好大的林地，是白杨林，而过了林地，在即将要走到高炉的地方开始向左拐，是几幢旧式的红砖二层楼房和几排横竖交错的平房，走进院子，感受不那种大工业的喧嚣、热烈。我们列队而来的大约有六七十人，光我们一个班的男同学就有十多名。（燕再棠、林凯建、刘元建、曲晓静、王晓光、王宾、刘向东、孙绍奎、史明亮、孙静波、韩承杰、葛明光、姜鸿飞、马林和我）同学们都被带进了一间T字型的平房，这里是职工食堂的就餐厅，直到进屋后我们才看清，去接我们来这里的人姓张，是这里的副教导员，四十开外，不大善言谈。说话时总爱将身体靠在一种物体上，或是一条腿片在餐桌上，边讲话边悠荡着那条腿。他把我们都称作“革命小将”，并先说一番欢迎与鼓励我们的话，劝我们先不要急，今天接我们是第一批，而第二天还要再接一批，是第九中学的女学生。全汇齐后要培训三天，再分配到各岗位去。这一天，我们只是领到了进鞍钢大门的临时入厂证，算是认识一下路，就可以先回家休息了。
当天从工厂回到家，母亲的脸上终于露出一丝笑容。可能是父母先商量好的，父亲摘下他的手表，戴在我手上，对我说：“我们没什么送你的了。过几天就和你的弟弟妹妹到台安县农村去了。你母亲和你妹妹、弟弟都跟我到台安县新开河公社去落户，劳动者嘛，就要靠劳动穿衣吃饭，到乡下去，这东西没多大用了，我和你母亲用一块就行，这块国产表就作为你成为鞍钢新工人的礼物送给你，上下班会有用的。”那手表是我们家最贵重的三件物品之一，另两件则是一块苏联产的祖国牌手表和一架南京产的熊猫牌收音机。
我当时很单纯，只想到了不要辜负父母的期望，还不能完全体谅的理解父母的全部复杂的心情，他们是在艰难中仍然不忘给与儿女的爱，仍然对我的未来有着美好的期望。其实他们心中的痛一定是像座山压在心头。
18日上午，我们还是聚合到这个食堂，等待着与第九中学分配来女学生们的汇合。快到中午的时候，她们便像我们一样来到这里，人数与我们差不多，使本来并不宽绰的食堂内被初来乍到的新工人们盛满了。可那年我们大部分才十六、七岁，一脸稚气未脱的模样。食堂内的屋蓬不高，灯光也不算明亮。男学生的着装色调较单一，跑不出蓝、黑、草绿。而当时的许多女生的着装与男生区别不大，棉衣棉裤，剪绒的棉帽子，若不是看头上的围巾，是难以区别的。我们用热烈与好奇的眼光看她们，她们也用同样的目光不时地打量着我们。不过没多久，我们就在指定的区域内，都围坐到每一张餐桌旁。
上岗前的培训开始了。培训安排三、四天时间，要上三课，一是形势教育和工厂的自然概况，二是阶级教育和忆苦思甜，三是生产相关制度与安全须知。第一课是由教导员讲，他姓吴，原是鞍钢技工学校实习场的教员，块头挺大，红光满面，一上来就滔滔不绝一介绍起来。
“我们所来到的地方是配件厂的一个车间，厂的总部在鞍钢厂区外的对炉山，由于当时不少的工业企业都学解放军，企业的建制也以部队的建制命名。因此厂部叫总厂，总厂下设营（就是原来的车间）。营下设连（就是原来的工段）我们叫二营。是拔制自动步枪枪管的。鞍钢配件厂的前身是生产学习总队，人员都是鞍钢各主体生产厂减下来的老弱病殘职工，在1964年底集中到一起，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当时有上万人的规模。这些人多年受党的教育，不甘心坐吃闲饭，就想方设法回老家要，还四处找旧的闲置设备，因陋就简，土法上马搞试验，生产出农机小拖车。再后来，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我们砸烂了‘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成立了革委会，响应老人家‘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号召，承担了军工任务，现在又有了你们这些革命小将来到配件厂，加入到战斗的行列中来，与工人阶级站在了一起，是在用实际行动打击帝修反。”
当时人们的思想认识水平是极有限的。由于受极左的思想侵蚀，一般人很难跳出那时的舆论氛围。将这种空洞的政治责任看得非常神圣，往往讲得不着边际，最后他还讲些希望要如何如何学习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脱胎换骨地改造世界观之类的话。
第二堂课找来一位40左右岁的工人，讲述他所经历的苦难童年。还专门安排一整天，组织我们驱车去大石桥，参观日寇在侵占东北时，在大石桥开采镁矿时留下的万人坑遗址，看到当年遗留下的一具具，一堆堆白骨。警示我们不要忘记过去。
在安全操作规程课上完后，公布了我们每个人要去的具体工段和班组，我被分配到二连锤头班。与我分在一起的有6名同学，即史明亮、孙绍奎、刘永发、曲唯、郭小奇。每人还发了两套白色的小帆布劳作服。领到后，我们都试穿在身上，真带劲儿，再戴上鸭舌式的白帆布的劳作帽，立即就神气十足。趁着新衣还未下水，我约史明亮还到市里一家照像馆照了张着工装、戴帆布帽的半身像。
1969年的初冬，在我脑海中的记忆非常特殊，虽然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但始终是难以忘却。记忆中留给我的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变化，是我的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使我自青少年学生时代开始步入社会，在此后整整四十年的生涯中留下了一串串脚印。
那年的11月下旬，我和我的同学们正在本市的第一中学读初三，班里传出一则讯息：鞍钢要招工了，对象就是现时在校的初三学生。起初我们还半信半疑，可没过几天就开大会宣布了，我们都在本班的教室内，通过有线广播喇叭，听到校革委会头头传达文件和招工动员。
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完全是一座钢铁的都市，在当时不到百万的人口中，一半以上的家庭与鞍钢有着密切的联系，三个成年人中至少有一人在鞍钢就业。鞍钢大而神奇，它有十四万职工，不仅是旧中国最早的钢铁企业之一，而且是新中国钢铁的摇篮，共和国工业的长子。虽然年产钢不到500万吨，已经占到全国的三分之一。我父亲就在鞍钢工作，我还是在读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知道鞍钢有孟泰和王崇伦，有“三个第一流”和“四朵大红花”，鞍钢从“文革”初期就受到严重冲击和影响，但始终还在坚持生产，那支经历过数度风暴洗礼的产业大军是值得信赖的。我们有希望能进入这支队伍，走入这样的国有特大型企业，很值得骄傲。
1969年是“文革”进行后的第三年，社会动荡和政治高压仍然在左右着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甚至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日常生活，再加上人们中总把一些美好愿望和期待与随波逐流的盲目，与天真的偶像式的崇拜结合在一起，就很容易辨不清事非，找不到出路。文革三年的全局性的破坏，使国家正常秩序，使国民经济都跌到即将崩溃的边缘，鞍钢也因为多年未招工而出现了劳动力缺乏与结构失调。急需一批青年工人作补充。
真如时来运转。按照常规，我们这一批应当在1966年的夏季从小学毕业升入中学，1969年的夏季由中学毕业，再履行是否继续考学或参与社会务工。由于在这期间出现了“文化大革命”，完全脱离了正常秩序，我们在1968年夏季才进入初中，第一中学原是一所高级中学，仅在四个月后，也就是1968年10月6日，我们敲锣打鼓，欢送原来的高中老三届学生一并下乡，到农村的广阔天地去扎根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入校后先参与“斗批改”，上“阶级教育课”，随后又经历了进工厂学工，下乡学农，直到1969年初才开始复文化课。在我们的脑海中还没有考虑到将来要做什么，也许是会像老三届那样打起背包到农村去。而眼下要面临招工了，这一变化来得太突然。
当时的文化课暂停，动员之后即开始运作招工事宜。招工的年龄限制到1953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的学生，而且各个班级都分配了指标，大约占男生的70%和女生的10%。办法比较简单，也很透明。先是凡符合年龄条件的同学参加体检，再由全班同学坐下来，对符合体检标准的同学进行评议，实行自报公议，投票表决，以得票多少排序，确定入围名单，最后上报校招工领导小组审查确定，最后由学校报市劳动局审批。
十几天的时间一眨眼就过去了。整个报名选拔过程没出遇到一点波折。我们班有七十多名同学，男同学除3人因健康原因、9人因年龄原因受条件限制外，都得到了进厂务工的名额。而女同学有四分之三暂留在学校。12月13日，学校公布了每名应招学生的录取单位，我们班应招的男同学基本上分配到炼铁厂和配件厂，而我被分配到鞍钢配件厂。我只是在学工时，曾在鞍钢炼铁厂检修车间钳工段实习了一个月，跟着师傅们到几排高炉的地下通道，在运输的铁路线旁，工人们都称之为沟下，检修和维护那里的铁运车皮。在钢铁厂，高炉、平炉是标志型设备，非常雄伟壮观，而到地沟下的铁路运输线搞维修，寒冬凛冽，风侵灰扬，条件很苦。我们还看到过炼铁炉前工的作业，打炮，出铁，放渣，条件也很艰苦，但很令人羡慕。而配件厂是啥样，到那做什么，都一无所知。尽管这样，因为当时的思想还十分单纯，我还是被一种难以言状的情绪催促着、鼓舞着，要步入社会了，要将学习环境变成工作环境了，要成为工人阶级队伍中的一员了，要自食其力地开辟自己的新生活了。就在那十几天里，就觉得自己又忽然年长了几年，成熟多了，稳重多了。特别是比起先于我们进入农村的老三届们，经历风雨的磨砺，我们又是多么地幸运呀！
因为过了立冬，天黑得早，即使是到了放学的时间，我往往也不急着回家，而是留在教室里，或在楼内别的什么地方，与熟悉的、知心的、感情融洽的同学们在一起聊，叙一些总也说不完的话。不光是本班的，也有外班的，不光是已经有了去向的，也有留在学校的。聊以往学校时在一起的时候，也聊今后的兴趣、导向、人生坐标，常常还会相互告诫与勉励，甚至还互赠学习用品。中学的同学有很多还是小学时的同学，感情单纯，天真无邪，出自肺腑的话都很真诚。为什么四十多年过去了，还觉得那时的同学最亲，很大的成份是由于这个缘固。
我常常是要到吃晚饭的时候才走进家门。我每天都将学校发生的事情向父母说。家里人都为我有这样的机遇而高兴。但我却始终感受到一种难以解除压抑，在紧箍着、密裹着，令人似乎透不过气来。就在我参加体检的那天，因为时间较早，同学们都没有回校，我提早回家。家里来了两个人，都是父亲单位的，是来动员父亲“走五七道路”，到农村插队落户的，而且来的不止是一两回了。父母两人都在家，四个人相对而坐，看起来缄默已久，满屋子的烟味炝人辣眼。见我回来，那两人起身提示了句，“请你们再好好考虑考虑”，就走了。我看得出，父母的心都很沉重。
夜深了，全家都和衣而卧，父母以为我和弟弟妹妹都熟睡了。但我并没有睡意。听母亲小声说：“这不是明眼欺负人么？！张口闭口是毛主席指出的光辉道路，那些革命的造反派头头怎么不去？！平时拿你当工人使，插队时把你当干部派。再说我从区政府机关已经下放基层锻炼两年了，还改造不够啊，你单位让你插队，凭什么还要到我单位去，要求把我也拐上，我的专业到农村根本用不上。”“我们俩能留下一个，孩子就能留下。这一走，孩子也得跟着走，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呀？！”“当年我们从南方来东北是支援国家建设的，怎么会想到是这样？！”父亲小声劝慰母亲：“当初来东北并没有错，现在这样乱，不会总是这样，总会好起来的，我们回老家还是到本地农村去，看起来还是到本地农村方便，两个小的带在身边比较放心。好在大的快要分配工作了，年龄虽小，也算是先解决了一个。光怨有什么用？挺起来，往前走一步是一步吧！”
父母的心情不管如何沉重，“插队”的申请还是递去了。随后家里又来了两个工人，打了个白铁澡盆和一对装衣盛被的箱座。剩下的只有待命通知了。在那些日子里，弟弟妹妹的生活规律照常，而母亲对我们这些孩子们说的话比往常少了许多。母亲是一位非常刚强的人，自从1958年以后，她跟着父亲受过不少政治磨难，挺过了不少的风风雨雨，而现在又要过这一关坎了。她脸上的笑容不见了，但每天仍然起得很早，为我煎两个荷包蛋，让我就着醋吃。我在上中学那段气管不好，一到冬季，就由感冒诱发支气管炎症，不仅白天常咳，还常在夜睡中咳醒，吃了一些药也不太见效。母亲为我讨的偏方，她很信。那些天，我真的不想、也不忍再吃那煎蛋，只想为父母分点忧。母亲固执地训我，“为啥不吃，管用的。不论怎的，还是有营养吧！”她是不放心我的身体呀！
白头梦未醒的《数数地上的落叶》很精彩，我将此博文转载在我的博客中，常常思孝训、尽孝道，情同此义，念致此理。
有一句最适宜劝人积极乐观的话，就是梭罗说的那句： “早晨出外散步时，要数树上的花朵，不要数地上的落叶。”而我要说与此相反的一句话：当你散步时，不要只看树上的花朵，还要数数地上的落叶。假如我说的落叶是象征衰老代表老年人，你大概就知道我要说什么了。是的，我们每一个必将老去而尚未老去的人，绝对不可以回避的一个话题：孝道。
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个古老的话题，真正把孝顺父母做到做好并不容易。我的体会是：孝之容易顺之难。当花朵象征年轻，落叶代表衰老时，人们看花朵和看落叶的眼光和心态就彻底不同了！人类作为一种动物，有热爱生命的本能，人类作为一种有灵魂的生命，有对生命美的追求，爱生机勃勃而怕气息奄奄，这其实是一种自然规律。所以，欢悦地数树上的花朵是人们乐意的事情，而怜惜地关注地上枯败的落叶，就不一定有那份耐心了。新陈代谢热爱生命害怕死亡只是人类的本能，而要求怜惜衰老，呵护老者，这是非常理性非常刻意的事情，是人类伦理道德的更高的追求。所以顺应本能的某种道德要求相对容易做到，而需要克服本能的某种道德要求自然就难做到了，所以爱幼容易敬老难。就算道理上明白孝顺之道，但要在行动上孝顺，可不是容易的事。
中华民族却有着几千年的孝亲的传统美德，这是我们民族之幸。世界上把孝道作为重要的道德标准之一甚至作为道德核心的民族，只有中华民族。因此中华民族的孝道教育有几千年的历史，流传下来数不尽的孝敬父母的感人故事，那些超级孝子的所作所为，绝大部分已经把孝敬父母的道德理性内化为一种情感需求了！在大部分历史时期，孝子都是时代的道德楷模。虽然古代一些关于尽孝的极端过火的例子并不值得效尤，但孝道的大理念是没有错的。儒家关于孝道的经典《孝经》中，把孝道阐述得极为深透。“夫孝，德之本也”，“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可见“孝”在中国古代道德伦理中的重要位置。到清代王永彬的《围炉夜话》中就干脆明确：“百善孝为先”，孝是首善，古代中国从帝王到乞丐都推崇孝道，在中国，自古到今，说起孝道来，凡略为知书达理的人，都能说出一套一套的道理来，由于几千年的孝道文化的熏陶，在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意识中，孝顺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是我们民族文化中优于其他文化之处，敬老，比爱幼的道德层级要高，你想，虎毒尚且能够不食子，爱幼是稍微高级一点的生命凭本能都可做到的事，而孝敬老者，怜惜生命的黄昏，这必须是人，必须是处于高级形式的文明进程中的人，高级文明的社会，高级文明的民族，才做得到啊！
今天的中国，孝道，仍是起码的道德要求之一，孝敬父母仍是天经地义的事，敬老爱老，仍是美德。虽然已经不至于“割股”“温席”，但 “常回家看看”之类的关怀仍是做得到的。《孝经》中对如何孝敬父母其实也有很多具体乃至繁琐的要求，但很重要的主要是五项，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其实古人所做的这些，今天大部分中国人仍然在做。而五项中周期最长，最考验耐心，最难做好的主要是前两项即：“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居则致其敬，需要耐心，养则致其乐，需要涵养。两者都需要感恩的心。有时候，就算你满怀感恩，就算一心孝顺父母，却未必是一个有耐心和有涵养的人，所以说“孝道”容易讲，“孝敬”也还容易做，但“孝顺”却不易，难就难在顺，而不在于孝。因为“孝”可以是一种道理，一种态度，而“顺”则是具体的做法了，更具体说是对父母的包容、体谅甚至迁就、妥协。一般而言，只要父母不是原则性错误，儿女都是应该包容的，这种包容源自对父母的年迈的体谅和怜惜。你正是风华正茂，年轻力壮，而父母已经衰老了，风烛残年，老态龙钟，他们已是枝头上将坠未坠的黄叶，他们一生的努力奋斗换来了子孙们的生活的花朵和果实，他们就算已经落下地还想着化作春泥去护花，尽管花朵们争芳斗艳的时候，常常已经不再愿意顾及枝头上黄叶或者地上的落叶，可是，那就是我们的父母啊！我们怎能不格外地关注，格外地怜惜他们呢？
我的父亲已进耄耋，而老母也早年过古稀，他们真的老了！一直以来，我的兄弟姐妹们都明白孝顺父母的道理，所以都各尽所能地孝敬他们。父母都是中国最平凡的父母，他们文化不高，地位、财富都谈不上，他们一辈子全部心血都倾注到我们兄弟姐妹的身上，如今在他们的心目中最可引以为傲的就是他们的孩子——已经各自成家立业的我们了。连我最小的弟弟早已为人父多年，不管我们的生活道路中有什么坎坷都是该自己承担的时候了，不能再让老父老母操心，应该竭尽全力让二老安度晚年，这是我们姊妹兄弟的共识。也就是说，我们对父母都很孝，但是，在孝的过程中却未必都很顺。特别是父母略有糊涂言行时，性格急躁些的有时会失去耐心，习惯直率些的可能会顶撞，心胸小些的会斤斤计较——这一切固然只是性格不同，但他们还是忘记了一个关键的事实：父母已经衰老，已经是弱者，长江后浪推前浪，后浪不能太责怪前浪的缓慢，七八十岁的父母和四五十岁的自己已经不是站在同样的起点上了！他们也曾年轻过，但如今他们动作不再灵活，思维不再敏捷，甚至思想不再有逻辑，更甚还会坠入老年痴呆完全不能自理的混沌黑暗中。他们年轻时就不是完人（谁又是完人呢？），因为特殊的生活经历和艰苦的生活环境，他们养成了一些你不喜欢的陋习，因为文化水平的限制，他们也有落伍的观念，如今年迈了，他们身上那些不尽人意之处可能变本加厉愈发严重，但这应该在你的预料当中，你只需想想，在那些艰难岁月中他们竭力为你的成长筑起一个遮风避雨的家，他们以言传身教，用了毕生的精力和心血，用了他们全部无私的爱，给了你生命，给了你做人的基本原则，给了你诚实守信、顾全大局、尊老爱幼、言语礼貌、行为正直等让你受用一生的良好品质，还给了你“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生活意志……他们给了你一个世界！已经足够了！你不能再苛求他们什么了！你不能再和他们较劲，再去辩驳，再去努力改变他们一辈子都没有改过的想法和习惯，你那样做并不会达到你的目的，反到让他们烦恼伤心了！孝之容易顺之难，这就是孝顺的难度！
说起来，我应该感到惭愧。我虽然早就读过“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可最终我还是“游”到千里之外的他乡去工作，一两年才回家看望一次，长期不能在父母身边，且不说“冬温夏清，昏定晨省，食衣起居，多方面侍奉”，就连“常回家看看”、常打打电话都做得不够，首先就没有做好居则致其敬，最多只能在经济上多多孝敬，可是我知道那是远远不够的，况且如今父母特别需要的不是钱，而是我们带给他们的快乐。我特别感激的是我的两个姐姐和小弟。他们住在父母附近，是他们代我在生活上早晚侍侯父母，是他们代我完成许多繁琐的尽孝的事情，父母的衣食住行三病两痛，无不是他们在前后打理，他们承担了孝亲的繁琐，也承受着孝亲的难度，就算他们有急躁之处我也是没有资格评说的。我毕竟有“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但是或许他们在庐山之中总不如我远看那样明白，加之父母日子越来越少，时不我待。
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我们兄弟姐妹完全可以保障他们的衣食住行无忧，居则致其敬是基本做到的，父母常为此欣慰。在这个基础上，我以为他们第一需要的是快乐，是幸福感和满足感。哪怕满足他们的小小的虚荣，也是应该的。所以身为儿女的我们，谨记并努力做到“养则致其乐”，恐怕才是最关键的了！虽然这很不容易做好。可是为了在父母的有生之年让他们感到快乐，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们要千方百计给父母一点快乐，其实，都不需要特别设计什么奇特项目来博父母一乐，只需要父母想和你吃一顿饭时，你尽力赶回来，母亲把讲了无数遍的老故事再次对你唠叨时，你要像第一次听那样感兴趣地听着，不要一下子打断她并且嘲笑她又“重播”了；只需要你在父母反复关心你的饱饿冷暖时你顺从他们就算你嫌烦冗不接受拒绝的语气也请温和；只需要父母在犯一些老年人常犯的错误（如体力上逞能，买东西受骗，过分善良缺乏安全防范意识，用度节省到不合科学，认准的事谁劝也不听固执到底等等）时，请不要高声责备他们，你应该做的是温和劝导或者安慰。最近在家陪伴父母一个月，我觉得这方面做好真不容易，好几次我都要嫌他们唠叨而不耐烦地嚷嚷起来，可是幸而又竭力平和下来。主要是想到自己也会老，老来兴许和他们一样脆弱和糊涂，就觉得自己不应该发火了！老人是弱者了，你不能用对强者的标准来要求他们了！他们需要你照顾，不仅是物质上体力上的帮助，还有精神上的宽容体谅和心理上的抚慰。有时候你会为他们言行的不合逻辑不可理喻而忍不住发脾气，但是看看他们的白发和饱经风霜的面容以及孩童般单纯的神情，你一定会为自己的发脾气而后悔，尤其是当你想到他们突然有一天会离世而你竟然在他们生前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对他们吼叫时，你一定会觉得自己犯了永远无法修正和弥补的错，你一定会后悔莫及！
总而言之，我希望我的父母有最快乐幸福的晚年，我希望我和兄弟姐妹们一起细心呵护我们的父母，生活上，心理上，情感上，陪伴他们走过人生最该享受天伦之乐的日子，孝顺他们，让他们快乐地颐养天年。到他们百年时，我希望他们能够有尊严而平静地归去，带着满足的微笑归去。我希望我将来无论在人间还是在天上都能永远看到父母天真而慈祥的笑容！
在机关工作久了，与同事为伍，常常会对周围的人提及印象，通常的话来表达为，他这人不错，他可是个好人，等等，如此之类的大致判断的结论是很能轻易做出的。是的，在我的周围，三十年来，还从未遇到过坏人、糟糕的人，品行低下、道德败坏的人。毕竟是一个特大型企业的机关，属于上层机构。其实，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性格的因素是不能忽视的。若在从前，我常常会把意见的分歧看成是思路与方法的不同，也许是出发点的不同。若严重些，看成是某种狭隘观念作祟，再严重些，或许会疑为是否有个人成见参杂其内。既使没遇到另类，往往也会各持已见、争执不下，轻易不能屈从与忍让。但现在回想起来，最初仅仅是有些看法的不同，也许在相互的僵持中不可调解，认识上得不到统一而被激化，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导致这类事的发生，往往不曾想竟是由性格的缺陷造成的。
有的人主观上很努力，也有令人羡慕的业绩，有很强的表现欲望，愿意在众目睽睽展示自我，善于设计属于自创的套路，不大愿意接受不同的意见。经他组织办的事情，常常因为走样而没达到预期的效果，惹出了乱子他还很委曲，评不上先进会怨天尤人。这样的人感情往往波动很大，有时亢奋，有时低沉，亢奋时多，低沉时少，对于这样的人，当你一方面尽力帮他挽回，不打消他的积极性时，他并不服气，也不领情，甚至误认为是拆台，令他难堪。
有的人很能忍，心里素质很稳定，承受能力强，让干什么都不发表个人见解。表面上给人一种百依百顺的样子，好像冰上的陀螺，抽得紧就转得快，抽得不紧慢。是紧是慢都不在意，遇什么情况也无所谓。但在事关利益和荣誉的份上，虽不朝前，但不能太落后。表面上对小事不屑一顾，可遇大事态度很明确，凡差上差下，都要论个明白。
有的人工作上很专业，很敬业，很计较，什么事都横草不过。有一定的经验和能力，甚至在某一方面还很出众。对什么人对能撂下脸子。被他咬住的事，不见血不松口。要是只对事不对人，很多事情并不难办，还有效率，但恰恰是往往对着人来，在人群中很难与别人相处，凡他表态的场合，总是让人感到咄咄逼人，表现出一种让人不可接受的狂燥。工作之余也没有与人的带有人情味的交往，显得有些孤独。
有的人很内敛，对周围的人非常随和，甚至是唯唯诺诺，而自己常被自卑感所困扰，尤其是在长时间的压力与运转的状态下，甚至多愁善感、郁郁寡欢。在迎受考验的时候不敢承担担子，更惧怕责任。但当别人获得荣誉或取得进步的时候，还心生疑忌，找出别人的一丝弱点、不足，背后打小报告。
性格上的缺陷对于人际关系必然要带来不良影响，由此产生的矛盾可大可小，大到针锋相对，不可开交，小则初现端倪，可逐渐化解，这就需要有山海为怀、气吞云水的胸襟。性格的完美是需要在长期实际中养成的。在实际的工作交往中，多注意心理上的变化，多念团结和谐，多思别人的长处，多警醒自己短处，性格缺陷所带来的不利就会避重为轻，就会有所减少。想杜绝恐怕是办不到的。但绝不能因为性格的缺陷而将对方判为不可调合的对立面。
最近从某报摘上看到俄罗斯《共青团真理报》载文：将“厚颜无耻”、“漫无目标”、“神经质”、“杂乱无章”、“郁郁寡欢”、“无法放松”等，列为致命的6种性格缺陷，还引用了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博伊尔教授的话说：“我们早就怀疑行为或是性格可能会对健康产生影响。但直到今日才找到了重大的科学根据，掌握了这种影响的程度，弄清了原理。”尽管是致命的缺陷也不是无可救药，只要学会忍耐，懂得修身养性，就能化险为夷。减少和消除由这些性格导致的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智力衰退和抑郁症。
人们应该在实际中学习会应对这些事物，培养优秀的性格，养成健康的心态，不断克服性格的缺陷，颐情养性，为社会、为他人、为家庭，也为自己。
今天从辽沈晚报上读到一则新闻：《“我爱背古诗”掀起校园古诗热》。是说本市一所小学，从“我爱记歌词”中获得灵感，组织小学生开展读古诗比赛，还设计了“古诗接龙”、“听诗接句”、“诗外有诗”、“人外有人”的节目，有的还为能背古诗的同学在诵读时配乐。此举一开，得到了学生们的积极响应、踊跃参与。这项活动去年曾经搞过一次，效果非常好。
用古诗对孩子们进行启蒙教育，是一项事半功倍的作为。前人就曾有过“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能吟”的佳话。其实远不止此。这种从小就接受古典的方式，不单是一种记忆力的训练，因为在接受那些为人们熟知的古典名诗名句的同时，也是在接受经典的启蒙与熏陶，用艺界的行话说，是“取法乎上”的行为，而且在读诵时，熟记时，不知不觉中融入了欣赏与艺术的启蒙，有很多的人就是在这种少年时的启蒙中得到了终生受用的好处。
这种举动十分有益。前几日的报端曾披露过由于监管漏洞、手机黄色短信猖獗、特别是极易毒害青少年的报道，这里就不能不义愤，也有不尽的忧虑。手机的屏幕才有多大？竟然也被一些毫无良心的奸商所染指。精神的污染、文化的畸变、世俗的泛起，倘若一经横溢，最终贻害的还是人民大众，是整个民族。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与希望，净化他们的生存空间是全社会的责任与义务，而那些见利忘义，损公肥私，不惜贻害青少年的不法之徒的恶行，是令人切齿的。完全应该在道德上送他们上断头台。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在当今知识爆炸般地散布传播中，在有限的生存空间中学习求知，最有效的方法是多读经典，而且，有时还不取决于某个人的阅读量，而最终取决于读者的消化能量和融会贯通的应用能力。能够接触经典，从经典中汲取能量，无疑是最便捷的捷径。从我个人的经历中，从唐诗宋词中的受益，从古代游记中的受益，我深深感受到这一点。即使是用当今的白话文来表达自己想表达的东西，也离不开传统经典的影响。
即使是将文化发展引入商业化的路子，也未必要放弃经典，脱离创造经典的方式，一味地去迎合世俗的口味。有些人热衷不用受听的，而非用嘶哑的嗓音；不用写实的，而非用搞笑的夸张，甚至打黄段子的擦边球。最近我听一位教育工作者说，她看到国内某报曾搞了一次针对青年人的调查，问卷“谁是你心目中的英雄？”填入人最多的是“毛泽东”。但也有使人不解的调查结果，因为“李宇春”被列入排名量第四的位置。………毛泽东是当之无愧的风流人物、时代伟人。那李宇春凭的是什么？凭“超女”就可以当英雄了吗？仅从艺术欣赏的角度，我虽然喜欢古典的，严肃的，但也喜欢通俗的，流行的。但对李宇春却并没有什么印像，因为她的表现与我心目中的流行相去很远。在我看来，即使流行，而不是一味流俗。流行中的精华可能流传下来，成为人们心目中的经典。就如19世纪奥地利作曲家施特劳斯创作的《拉德斯基进行曲》和20世纪30年代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都是由当时的流行曲变成精典。而流俗却会随着时间的流逝，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忘与消失。更何况有些炫耀在舞台上的根本不是什么精典，连流行都算不上，是属于模仿秀的一类，模仿人家国外早已过时的东西。并非匪夷所思，从对这种“超女”的认可中，可以窥见现实青年们的生存环境有如此的不协调。说明走进经典是多么的重要。对一些人来说，不单单是无知，深层次的理念模糊是更令人忧虑的。
今年6月，在迎接鞍钢开工60年庆典的前夕，弓长岭矿山公司的工会主席送我一张DVD，内容是由该矿员工经过精心策划筹备，所创作和排演的大型组歌《铁山百年》。在那个地处三市交界、相对封闭的小镇，能够创作和演出具有相当难度的组歌，该是具有多么大的吸引力。
初读后就使我振奋、欣喜了。而重新再看第二、三遍，就更是兴奋不已。
这部组歌以弓长岭地区百年史、尤其是60年来的发展轨迹为蓝本，以不同的演唱形式，将铁山的世事沧桑浓缩进作品中，使整部作品饱蘸激情，抒发着铁山人特有的气质与性格，展示出浓彩重墨般的长岭音乐诗画。
组歌的前三首是概要叙述长岭的过去。合唱、女声领唱《长岭谣》是一首优美的民歌，是对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淳厚民风、丰饶物产、美好家园的吟诵；男女声对唱、合唱《放蚕妹、打铁郞》是一首具有朴素民风的表演唱，表达了先人们对从事男耕女织、冶铁饲蚕的喜悦之情和对生活的美好向往；领唱、合唱《长岭怨》则给人以悲愤，催生于怒火，表现出对中国近代以来，日寇残酷掠夺资源、血腥压榨矿工满腔愤怒与控诉。
获得新生后的长岭，是组歌全力讴歌的重心。突出体现在赞美长岭巨变、歌颂长岭创造者，憧憬长岭未来三个重点上。采用民间秧歌曲调风格的《长岭新生》充分表达了获得解放的“大老黑”，当家作主、建设新矿山的喜悦与豪情。《长岭颂》则是以颂歌式的风格，纵情讴歌60年来所经历的波澜壮阔般的变化。对甘于奉献的长岭劳动者的吟唱，是这部组歌的点睛之处，使我们从歌声中，有如身临其境地感受到《神气的爆破工》的勇敢智慧和博大胸怀，感受到《快乐的磁选工》的矫健美丽和飒爽柔情，感受到《矿工之歌》和《长岭号子》的雄浑凝重、大无畏气魄。组歌的结尾是由童声合唱、合唱来完成的，舒展而优美的旋律将人们带入到绚丽多彩、充满希望未来，使人久久沉入不尽的回味之中。
最难能可贵的是，这部组歌的创作演出全部是由长岭人完成的。他们之中有公司领导、管理干部，一线工人，词曲作者等主创及管理者都是由工会工作人员承担的，演出人员是采用招聘自愿者的方式选拔出来的，无论是在创作室、还是排练场，不分前台后台，不计主角配角，每个人都任劳任怨，全副身心地投入。能够生长于斯，创作于斯，演绎于斯，熟悉生活，体慰情感，主题鲜明，表达流畅，完美结合在生活与艺术之中，又从艺术回到生活，他们对此有着天然的、难以比拟的条件，这样一支纯业余的队伍，能把这样的组歌表演得引人入胜，是前所未有的。因此为广大职工所喜爱。难怪即使是在周六的广场演出，曲终时观众还久久不愿散去。
虽然我并没有到现场观看过组歌的演出，只是借助DVD碟片和家中的播放设备，但仍然能感受到她的魅力。非常盼望这部组歌能走出大山长岭，使更多的矿山人、冶炼和锻造钢铁的人们，能享受到这份属于劳动者的音乐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