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久没有上自己的博客了，想不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感到挺不是滋味儿的。不过换个想法，也是一件好事，可以平静自己的心绪，安安静静的做自己的事情，把自己想写的东西尽情地写在上面，而无须担心有人评头论足。

    好久没有这样的坏心情了，最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是魂不守舍，就像那天上的浮云随风自由地飘动。

　　大地回暖，春意愈浓。早春二月到了，大家的考研成绩也出来了吧。

　　如果大家愿意，可以把自己的战斗成果晒出来！

　　刚才，某位考北京大学基础心理学的同学告诉我，她完全可以进入复试了。昨天，另外一位考中科院的同学告诉我，他肯定名落孙山了，但他要边工作边准备再考。在我心中，苦熬过考研严冬的他们，都是成功者！

　　如果战果辉煌，大家为你呐喊！如果暂时失利，大家给你温暖！

　　　

　　　　　　　　　　　　　　　

 

   

多维理论视角透视”杀熟”现象

生物社会视角

与人类社会中的“杀生”和“杀熟”两种争斗相对应，在生物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竞争，种群之间的竞争与种群之内的竞争。生存竞争的概念是在十八世纪时提出的。物种生殖数量与存活数量上的巨大差距，以及马尔萨斯人口理论中的竞争思想，诱发达尔文提出物种内部的竞争，并以此支持他的自然选择理论。种内竞争的胜利者，即自然选择的适应者，决定了种群的基本特征和进化方向。种群之间的竞争在进化中当然也不是无关紧要的。

洛伦兹和他的同事通过鱼的实验证明了下面的原则：鱼类对同类远比对异类更易有进攻行为。他在《攻击与人性》中写道，天敌的数量是有限的，天敌的食物需求是间歇性的——吃饱了就暂时不需要。而同类间的争夺是同种资源(物质资源和异性资源)的争夺，乃至蕴藏这种资源的空间和领地的争夺，这些争夺无所不在，无时不在。在同种资源的逻辑上，洛伦兹继续推论：所有的社会动物都是“社会地位的追求者”。两个动物在阶级次序中愈近，紧张度就愈高。

种群内的攻击是有其积极功能的。威尔逊《社会生物

“杀熟”现象及其理论探索

“杀熟”现象兴起于90年代初 “全民经商”的氛围之中。 “人熟为宝”，这是中国人向来坚守信奉的观念。如今，“熟”者却成为一些人直接获利的吞食目标，出现所谓”杀熟”现象。”杀熟”、“宰熟人”、“宰熟客”等词汇日益成为人们的日常口头用语。报纸、电视和网络等媒体更不乏对此类现象的讨伐之声。在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中，”杀熟”正式成为一个名词，被定义为“做生意时，利用熟人对自己的信任，采取不正当手段赚取熟人钱财”。

熟人、杀熟                       

熟，是“关系”的另一种表达。拉关系，找关系，建立关系，利用关系，都首先需要熟悉，人熟才好搭上话，贴上边，凑上前，办事容易成功奏效。

当代学者对中国人关系的分类大致都有五伦分类的特点。最经典的分类是费孝通在“差序格局“概念基础上形成的”自家人、陌生人“的划分。杨国枢（1993）根据中国人的人际或社会关系的亲疏程

 

1910年的某一天，美国洛杉矶上空一碧如洗，万里无云。中午时分，在洛杉矶附近的威尔逊山脚下，出现了一位年轻的骡皮商，只见他叼着烟斗，肩上趴着一只可爱的白色小猎犬，正神态悠闲地赶着骡子往山上走。山上的天文台要建造一台大型望远镜，而他则负责将望远镜的机械和光学设备运到山顶。

这位年轻骡皮商，便是后来成为著名天文学家的赫马森(1891-1975年)。不过，现在他仍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骡皮商。他出身社会底层，没念过几年书，做骡皮商仅仅为了糊口，谈不上喜欢，也谈不上厌恶。不过，除此之外他喜欢的东西可就多了，比如喜欢抽烟，喜欢养狗，喜欢打弹子戏，还喜欢到赌场碰碰运气……

此刻，年轻的骡皮商正吹着口哨，慢腾腾地赶着骡子向山上走去。起初，山势平稳，但随着山势越来越陡峭，他很快便累得气喘吁吁，等把货物运到山顶时，他几乎要累瘫在地。超出预料的劳累，让他突然对这些冷冰冰的仪器产生了憎恨，忍不住抱怨说：“这些人真是吃饱了撑的，为什么要将这堆破铜烂铁运到这么高的山顶呢？”

尽管他的声音很低，但还是

  游子行千里，负笈金陵城。国庆同游秦淮河，皆弱冠！

 

 

华灯初上，灯火栏栅，星光璀璨，五光十色。

 

除了从社会心理来考察人们为这种大团圆结局的偏好外，更可以从哲学，从美学的角色来考察。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指出：“中国人思维中的逻辑极其简单，甚至显得很幼稚，但其辩证法足以让黑格尔羡慕。”长于作整体思维的我国古人认为天地万物起于冲突,终于和谐,否极泰来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况且，是强调'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儒家'中和'思想已经影响了封建社会人们的思想。中国传统美学着眼于内心情感的抒发,悲剧中'大团圆'的结局便成了作者和观众抒发主观情感的载体。大团圆实质上表现了人民在痛苦的现实中对'善'的追求,是'中和之美'思想的体现。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团圆这种中国艺术范式天生就具有无不替代的审美价值。

 

 

有许多学者指出，中国古典文学不注重人物心理描写，无论是小说也好，戏曲也罢，只是注重的是叙事。然而，个人觉得中国古典文学中用具体意象来烘托情景，凝固情感，折射人物心理的手法具有无可比拟的优点。这一特点在《窦娥冤》中有突出的表现。

 

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王国维大胆借用西方学说来赏析中国艺术的精神，尝试运用精神分析来解析封建文化中女性所受到的“性之压抑”与“生之压抑”。（这里所指“性”与“性”皆属于精神分析的范畴，二者包有极其丰富的内涵，不是留字面。）精神分析理论，是弗洛伊德根据他对病态人格进行研究提出的人格理论，其核心思想是情欲说。认为人生而有追求快乐(特别是性欲)的本能，但这种本能和欲望同社会道德、风俗习惯、法律规定等往往是不相容的，因而被排挤到意识阈之下。这就是人的心理生活深层的“潜意识”。由于潜意识中的成分在不自觉地积极活动，追求满足，就构成了人的行为背后的内驱力。弗洛伊德后来修改了这种意识与潜意识的“二分法”，提出了他的人格学说。人格的组成成分为三个：本我、自我和超我。

 

 

“本我”类似于弗洛伊德早期理论中的“潜意识”的概念。本我为人格结构中最强有力的部分，但是他常常被掩盖掉，以至于人类无法去察觉它。但它始终是人们活动最原始的动力。在自我层次中，性欲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要素。弗洛伊德认为性欲是动力之源的说法，历来为世人所痼病，我也不完全苟同。且借用马斯洛的“匮乏性需要”来代

正如《三国演义》中孔明是智慧的化身，云长是忠义的代表，玄德是仁政的别名，而《窦娥冤》中的窦娥则是冤屈的象征。窦娥的名字在中国家喻户晓，其形象早已深入人心。平心而论，中国小说戏剧创作源远流长，然而其人物塑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典型化。这种人物塑造便似京剧中的面谱，一个人物便是一张面谱，一张面谱一种类化得有些刻板的人格特征。悠悠华夏数千年，不禁让人感叹，人们何以能长期忍受和欣赏种典型化的人物形象。松涛阵阵，流水潺潺，我仰望着历史的长河，苦思着种种令人费解的问题。想来想来，不免有亵渎古人的意味，从来产生自责感。骤然间，我似乎有所感悟，但这种感悟若即若离。或许这是个不要回答的问题，真正需要寻觅的是这种典型化的人物塑造方式和所塑造的人物，倒底蕴含着怎样的范式，它暗藏着中国民族（尤其是汉民族）怎样的情节。

 

 

本着愚人千虑的精神，我认为在赏析《窦娥冤》的过程，除了从艺术创作方法与技巧方面来透析，更应尝试从大文化角度来领悟其中的境界。然而《窦娥冤》是中国式的悲剧，这是相对于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悲剧，美国的悲剧等等来说，它对民族特有文化符号的表征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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