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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被称作英国插图艺术的“黄金十年”(参见Gleeson White:English
Illustration, the
Sixties),这十年插图艺术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几本深受欢迎的插图文学杂志,比如Once a
Week、Good Words、Cornhill
Magazine,等等。不过,在我看来,如果没有前拉斐尔派的加盟,这样一个“黄金十年”是不可想象的。前拉斐尔派十分强调叙事性,这使得他们几乎是与生俱来地对画插图感兴趣,在我的印象里,前拉斐尔派画家几乎全都画过插图,当然,插图画得最多的,恐怕还得算是米莱——按照英国人的传统,应该称作约翰爵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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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写这本关于婚姻的书,整个过程就像适应婚姻本身一样。不管你事先自认为对你的配偶有多么了解,但结婚的头几年里总是充满了惊奇,不仅仅是对配偶的惊奇,而且还有对你自己的惊奇。重新审视自己先入为主的那些看法,常常把你带到你在刚开始的时候压根就不曾预想过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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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多色套印技术的进步使得插图艺术进入了一个彩色时代,也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黄金时期。这一时期插图界的“三剑客”(尼尔森、杜拉克和拉克姆)当中,年龄最长的是阿瑟·拉克姆。1904年,法国小伙子杜拉克飘洋过海到伦敦闯天下的时候,拉克姆正进入其事业的鼎盛时期。
阿瑟·拉克姆自己说:“我出生于伦敦,在那里上的学,并且,我一辈子都生活在那里。我在那里结婚,我的女儿在那里出生。我自己只有这么一个孩子,不过,我的父母却育有12个儿女,因此,我的孩提时代是在一个

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道是:“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不过,人类的记性似乎并不是太好。“前车之鉴”的话虽说常常挂在嘴边,可“重蹈覆辙”的事从来都不少见。于是乎,历史也就只好这么“惊人地相似”下去。
人类似乎还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习惯,这就是:每当有重大的社会变革或社会危机出现的时候,总有人喜欢去翻翻历史这本老账,这一翻不打紧,往往会把自己吓一大跳,或者倒吸一口凉气:何其相似乃尔!
面对眼下这场来势凶猛的金融海啸,面对这场“1929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乔治·W.布什语),人们在手忙脚乱、仓惶失措之余,最频繁地浮现心头的历史联想,多半是70年前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吧。那场危机始于1929年10月底的华尔街崩盘,然后迅速从金融领域波及实体经济,最后将整个世界拖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时间长达十余年。漫长的十年萧条不仅给美国、而且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创痛,让每一个亲历者事后回想起来都不由得心惊胆寒。那是一场名副

艺术批评家马丁·伯恩鲍姆(Martin
Birnbaum)说:“要是埃德蒙·杜拉克有发言权的话,他多半会选择东方的某座梦幻之城作为自己的出生地,选择一位波斯公主做自己的母亲,选择明朝的一位艺术家做自己的父亲。”
不消说,在这件事情上,杜拉克先生和你我一样,从来都是没有发言权的。于是他也只好乖乖地出生在法国图卢兹市的一个中规中矩的中产阶级家庭。早年,杜拉克学习过音乐,这跟比亚兹莱有点类似,不过成绩好像不是很理想。后来,他只好遵从父母的意愿,去图卢兹大学学法律,但枯

1999年12月20日,澳门市民一觉醒来,认识到自己已经生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徽和国旗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绿色区旗之下。一夜之间,葡萄牙的所有象征物都被撤下了,包括那幢可以追溯到16世纪的标志性建筑议事亭上的象征物。然而,正如葡萄牙总统若热·桑帕约在这一场合庄严宣布的那样,这是个“变所不得不变”的问题,尽管也要保护澳门作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所共同创造的一段历史之继承人”的身份。在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看来,澳门主权的移交是中华民族统一之路上的一个历史性时刻。他意味深长地宣布,澳门的回归祖国,正如两年前的香港回归一样,将会“积极推动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在欢呼“澳门问题的平稳解决”的时候,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第一任行政长官何厚铧谨慎地赞扬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领导。
我们注意到,对即将离去的葡萄牙人来说,主权移交是满怀乡愁的“帝国终结”的最后行动,对中国来说,这一事件被当作爱国主义的最终检验而予以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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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关于《荣禄遗折》
不消说,无论是在晚清史上,还是在本书中,荣禄都是个重量级人物。荣禄以侍卫起家,可算是行伍出身,舞刀弄棒的身手如何不得而知,斗鸡走狗的本领大约还是过得去的,至于捉笔为文,则殊非其所长也。
巴克斯在《慈禧外纪》中有几处大段引用荣禄的文字,其中最重要的有:第16章《义和团运动的缘起》中荣禄写给许应骙的一封长信,以及第25章《荣禄遗折》。这里先说说后者。
很奇怪的是,一篇真假莫辩的《景善日记》引得众说纷纭,聚讼多年,而确凿无疑的伪造之作《荣禄遗折》却似乎无人提及——至少就我的闻见所及是这样。巴克斯所引用的《荣禄遗折》是他老先生闭门造车给弄出来的,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估计,他当时听说过有那么一份《荣禄遗折》,苦于没办法弄到原文,而且自以为这是一份很重要的文献,于是抓耳挠腮,只好自己动手。然而,伪造《荣禄遗折》与伪造《景善日记》完全不同,后者世人无缘得见(即使确有原件的话,正如上文推测的那样,也应该在巴克斯手里,或许已被他付之一炬,亦未可知),而《荣禄遗折》终归会大白天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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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吴可读与《罔极编》
一部晚清史,就好比一台大戏,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台。不管从哪个角度讲,吏部主事吴可读在这出大戏中大概都只能算是个配角,比匪兵甲、路人乙之类的龙套好不到哪儿去。要不是他老先生最后玩了一把终极行为艺术——把自己挂在了一间破庙的房梁上——他的名字怕是早就在时间的灰尘下湮没无闻了吧。
吴可读虽是科班进士出身,但留下的文字似乎不多,就我的闻见所及,他的文集已印行的有三种:1893年刊本《携雪堂全集》,1900年刊本《携雪堂全集》,以及1908年的排印本《吴柳堂先生文集》,这三个版本都分为四卷,内容完全一样,我手头参考的便是第三种(顺便说一下,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出版了新版《携雪堂全集》,为“中国西北文献丛书”之一种,可惜我没有见到)。巴克斯在写《慈禧外纪》的时候,估计是购得了其中的一种,书中有三处大段引用吴可读的文章:一是第二章《逃往热河》引用吴可读在英法联军进军北京城期间所写的日记《罔极编》,二是第七章《礼仪问题》中引用吴可读的一篇奏折《请令各国使臣进见不必跪拜疏》,三是第九章《吴可读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