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60年宗教学研究的述评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 陈卫平 吴广成
本世纪初有学者回顾新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从五、六十年代之‘险学’,成为今日的‘显学’”。台湾学者林治平对此深表赞同。[1]其实这一概括对于整个60年来新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也是十分形象和恰当的。
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不是坚持某一宗教信仰的护教学,亦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教学,而是对宗教的现象、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理性、客观、比较地研究的一门独
——新中国60年宗教学研究的述评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所暨哲学学院 陈卫平 吴广成
本世纪初有学者回顾新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将其概括为“从五、六十年代之‘险学’,成为今日的‘显学’”。台湾学者林治平对此深表赞同。[1]其实这一概括对于整个60年来新中国的宗教学研究也是十分形象和恰当的。
一、
现代意义上的宗教学,不是坚持某一宗教信仰的护教学,亦非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反教学,而是对宗教的现象、本质和发展规律进行理性、客观、比较地研究的一门独
从明末万历年间至清代乾隆年间,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在中国流传了二百多年。学术界对于这一时期西学的流播已作了很多研究。现在需要深入探讨的是:此时的西学究竟是中国思想史的一个有机部分,还是纯粹的一个历史偶在?当时的西学主要以天主教教义和科学技术为内容。本文试图论证明清之际西学得以流播,是与中国本土思想为其提供的接应分不开的,从而由一个侧面考察西学与明清之际中国思想的内在联系。
一、王学风行与西学的媒介
放眼晚明的思想潮流,最为突出的是王阳明的心学大为流行,这为恰在其时来到中国的西学充当了媒介。“阳明先生之学,有泰州、龙溪而风行天下”(《明儒学案》卷三十二)。泰州学派和王畿使王学成为广泛的社会思潮而席卷明末。这里主要分析王学尤其是泰州、龙溪学派对西学传播所产生的思想凭借作用。
第一,王学的解禁打破了程朱理学对思想的垄断,创造了西学得以输入和传播的文化氛围。明代以程朱理学为正统思想的最高权威,“言不合朱子,率鸣鼓而攻之”(朱彝尊《道传录•序》)。在
走 出 科 学 主 义 与 人 文 主 义 的 对 峙
——论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诠释
中国哲学史在“五四”时期成为哲学门类之一的现代学科,其重要使命是把以往的哲学思维成果作为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出发点。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贯穿着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诠释,就体现了他们接续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而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使命感。不过,他们的立场却有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
一
大凡学人论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会对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或表示惋惜或指为缺陷。确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问世之后,再也没有续之以“卷中”、 “卷下”了。
不过,胡适并不认为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
感谢大家对我的博客的支持,有空常来看看!
5、凄凉与辉煌
人生的晚年,总是充满着回忆。
年近70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鲁国。故乡的土地犹如母亲的怀抱,永远是温暖和甜蜜的。这对于饱受漂泊生涯之苦的孔子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季康子尊其为“国老”,提供给他优厚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孔子的晚年并未产生找到归宿的安宁和踏实。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秉性,使得他与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格格不入,被时代所抛弃的凄凉感时时袭上心头。同时,他与时代越是隔膜,就越是怀恋正在消逝的周礼文化传统,于是他决心重操旧业,专志于文化教育事业。
孔子说:“我到了70岁,便随心所欲,然而却不会越出社会规范。”就内心世界而言,这表达了孔子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外在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孔子同不断破坏着旧有社会规范的时代潮流的冲突,依然继续着。
这种冲突在他和季康子之间频频发生。据《论语》记载,孔子直接对季康子的十四则谈话,或指责、或讽刺、或攻击、或教训,
4、执着与迷惘
实现理想的道路,往往是坎坷和漫长的。
暮色苍茫,莽莽旷野之中躲卧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它向遥远的天边伸展而去,没有尽头。
55岁的孔子和一班弟子们,走在这路上,开始了长达14年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鲁国,向西而行,首先来到了卫国(今河南省北部)。在卫国境内,孔子看到人烟稠密,就对替他驾车的学生冉求问:“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肯定地:“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如果富了,还要怎么办呢?”孔子不加思考地答道:“那自然是对他们进行教化。“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虽然强调以道德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并不否认道德教育应以一定经济物质条件为前提。这反映出他通过在鲁国多年的从政实践,懂得了怎样更为实际地来实现理想。从这段对话里,还可以听到孔子欣喜心声:卫国也许有着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物质条件。孔子在卫国的都城帝丘(河南濮阳县)见了卫国国君卫灵公。卫灵公对孔子表示敬重,给了他与在鲁国时
3、理想与现实
寂寞的日子,过得既慢又快。
杏坛旁的银杏树风华正茂,树干挺拔,绿叶舒展,树影婆婆,杏果满枝。
孔子已经40多岁了,却一直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他曾说:“我到了40岁,就不再有迷惑了。”其实,他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因为其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分裂。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西周那样的社会制度。他说:“周代的制度是借鉴厦、商两代的而建立的,多么丰富美好啊!我向往中周代的制度!”西周社会制度的实质是:既维护宗法分封的等级差别,又使具有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和谐相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其礼乐文化上。《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如果说,礼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分别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那么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则是化解因这些等级差别而带来的怨恨,使人油然产生一种相亲和合的情感。礼乐互补,
2、挫折与成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孔子慢慢长大了。贫贱而艰辛的家境,使他的身上很少有富家子弟的纨绔气,而是萌发出积极向上的志气。孔子在15岁已经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不难想象,在这之前,孔子肯定不止一次地向母亲提问:“我的父亲是是谁?他在哪里?”颜徵在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光荣的豪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向。然而,这需要掌握体现贵族的政治规范、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周礼。因此,孔子在15岁所立的志愿里,包含着学习做官的本领和学习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
不过,真正坚定孔子学习志向的,是这样两件事:
在17岁上,母亲去世了。维持生计的辛劳,年轻寡妇的凄凉,使得颜徵在心力交瘁,3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依照当时的礼仪,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父亲的墓地在何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后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母亲对儿子讳避了父墓所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