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走 出 科 学 主 义 与 人 文 主 义 的 对 峙
——论胡适和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诠释
中国哲学史在“五四”时期成为哲学门类之一的现代学科，其重要使命是把以往的哲学思维成果作为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出发点。胡适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贯穿着对中国哲学精神传统的诠释，就体现了他们接续中国哲学的精神传统而构建现代中国哲学的使命感。不过，他们的立场却有着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不同。
一
大凡学人论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都会对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或表示惋惜或指为缺陷。确实，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1919年问世之后，再也没有续之以“卷中”、 “卷下”了。
不过，胡适并不认为他只写了“半部”中国哲学史。他在晚年的口述自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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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凄凉与辉煌
人生的晚年，总是充满着回忆。
年近70的孔子，终于回到了阔别14年的鲁国。故乡的土地犹如母亲的怀抱，永远是温暖和甜蜜的。这对于饱受漂泊生涯之苦的孔子来说更是如此，何况季康子尊其为“国老”，提供给他优厚舒适的生活条件。但是，孔子的晚年并未产生找到归宿的安宁和踏实。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秉性，使得他与时代的变化越来越格格不入，被时代所抛弃的凄凉感时时袭上心头。同时，他与时代越是隔膜，就越是怀恋正在消逝的周礼文化传统，于是他决心重操旧业，专志于文化教育事业。
孔子说：“我到了70岁，便随心所欲，然而却不会越出社会规范。”就内心世界而言，这表达了孔子获得一种精神上的自由；就外在社会而言，这意味着孔子同不断破坏着旧有社会规范的时代潮流的冲突，依然继续着。
这种冲突在他和季康子之间频频发生。据《论语》记载，孔子直接对季康子的十四则谈话，或指责、或讽刺、或攻击、或教训，
4、执着与迷惘
实现理想的道路，往往是坎坷和漫长的。
暮色苍茫，莽莽旷野之中躲卧着一条蜿蜒曲折的路，它向遥远的天边伸展而去，没有尽头。
55岁的孔子和一班弟子们，走在这路上，开始了长达14年的漂泊生涯。他们离开鲁国，向西而行，首先来到了卫国（今河南省北部）。在卫国境内，孔子看到人烟稠密，就对替他驾车的学生冉求问：“那么下一步该怎么办呢？”孔子肯定地：“应该让他们富裕起来。”冉求又问：“如果富了，还要怎么办呢？”孔子不加思考地答道：“那自然是对他们进行教化。“从这段对话里，可以看到孔子虽然强调以道德的力量来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但并不否认道德教育应以一定经济物质条件为前提。这反映出他通过在鲁国多年的从政实践，懂得了怎样更为实际地来实现理想。从这段对话里，还可以听到孔子欣喜心声：卫国也许有着推行自己政治理想的物质条件。孔子在卫国的都城帝丘（河南濮阳县）见了卫国国君卫灵公。卫灵公对孔子表示敬重，给了他与在鲁国时
3、理想与现实
寂寞的日子，过得既慢又快。
杏坛旁的银杏树风华正茂，树干挺拔，绿叶舒展，树影婆婆，杏果满枝。
孔子已经40多岁了，却一直没有得到从政的机会。他曾说：“我到了40岁，就不再有迷惑了。”其实，他始终没有弄明白，自己在政治上的失意，是因为其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分裂。
孔子的政治理想是建立西周那样的社会制度。他说：“周代的制度是借鉴厦、商两代的而建立的，多么丰富美好啊！我向往中周代的制度！”西周社会制度的实质是：既维护宗法分封的等级差别，又使具有不同等级身份的人和谐相处。这突出地表现在其礼乐文化上。《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如果说，礼的主要社会功能是分别上下、尊卑、贵贱的等级差别，那么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则是化解因这些等级差别而带来的怨恨，使人油然产生一种相亲和合的情感。礼乐互补，
2、挫折与成功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
孔子慢慢长大了。贫贱而艰辛的家境，使他的身上很少有富家子弟的纨绔气，而是萌发出积极向上的志气。孔子在15岁已经立下了学习的志愿。不难想象，在这之前，孔子肯定不止一次地向母亲提问：“我的父亲是是谁？他在哪里？”颜徵在也肯定不止一次地向孔子叙述过光荣的豪世。这自然激励着孔子从小就产生了跻身仕途而重返贵族行列的志向。然而，这需要掌握体现贵族的政治规范、处世方式和生活情趣的周礼。因此，孔子在15岁所立的志愿里，包含着学习做官的本领和学习周礼所代表的文化传统这两个方面。
不过，真正坚定孔子学习志向的，是这样两件事：
在17岁上，母亲去世了。维持生计的辛劳，年轻寡妇的凄凉，使得颜徵在心力交瘁，30多岁就离开了人间。依照当时的礼仪，母亲是应该和父亲合葬的。可是孔子不知父亲的墓地在何处。为什么会这样呢？后人说法不一：有的认为是母亲对儿子讳避了父墓所在；有
在泰山以南不远的地方，有一片蜿蜒起伏的丘陵，这就是曲阜。在曲阜城的中心，有一条阙里街。街的西面，耸立着巍峨的孔庙。在孔庙的大城殿，有一尊仿清代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形制重塑的高达3.3米的孔子像：头戴冕旒，身着冠服，正襟危坐，高贵而威严。如果你以这个帝王模样的“至圣先师”就是孔子的真空，那就错了。其实，本来的孔子，是个以教师为主要职业、博学多才却不甚得志的“布衣”。因此，在同一孔庙的圣迹殿西壁上，唐代吴道子所绘的“孔子行教像”，也许更接近孔子的真貌：阔衣搏带，拱手站立，须髯拂胸。额前的几道皱纹既铭刻着饮经的风霜，又记录了诲人不倦的辛劳；鼻上的一双眼睛既充满着智慧的目光，又流露了到处碰壁的惆怅；嘴边的一丝笑意既表达着乐观的执著，又体现了仁爱慈祥的情怀。
不过，孔子的真实容貌，由于没有可靠的文献资料，也许我们永远无法知晓了。但是，孔子的一生在中华大地上留下的足迹却是实实在在的。循着这些历史的足迹，一个真实的孔子就从“布衣”中向我们走来……
【摘要】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对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说，主要涉及三方面问题。首先，如何认识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即两者是对立的还是相容的，不同的看法，意味着人的全面发展是否具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地位。其次，如何认识自我的社会本质和具体存在的关系，以往是注重社会本质而忽略具体存在，突出表现在把人的本质归结为阶级性，由此人的全面发展失去了理论的立足点。再次，如何认识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关系，过去把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对立绝时化，出现了类似空想社会主义的片面性，即只强调个人是服务于集体的工具，不能将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看作是互为目的和手段。中国近20多年来，两次讨论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对此前的失误有所克服。
【关键词】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我的社会本质和具体存在；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
自改革开放以来，思想理论界关注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主要有两次：一是在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中叶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二是在江泽民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
要在研读名家著作时,做到能入又能出,在冯契看来关键在于不迷信它们,不被它们所压倒,敢于提出不同的见解。他在年青的时候,就以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引用的但丁的话作为座右铭:“走自己的路,不要管别人说话!”他在作金岳霖研究生时,认真读了金先生的《论道》和《知识论》手稿,经常和金先生进行讨论,这种讨论不限于金先生为其解惑,还包括了他向金先生提出自己的观点。金先生的著作区分了知识论的态度和元学的态度,认为知识论的裁判者是理智,而元学的裁判者是整个的人;研究知识论可以用客观的、冷静的态度去研究,而研究元学则不一样了,即不仅在研究对象上要求理智的了解,还要求在研究结果上得到情感的满足。冯契以后在谈到其智慧说理论的缘起时说:“我当时觉得,这样区分两种态度是有问题的。金先生问我的意见,我对他说,理智并非‘干燥的光’,认识论也离不开‘整个的人’,我以为应该用Epistemology来代替Theoryofknowledge。广义的认识论不应限于知识的理论,而且应该研究智慧的学说。”也就是说,冯契认为在认识研究中,不仅要求理智的了解,而且要求得到情感的满足。金先生鼓励他循着自己的思路去探索。从此,知识和智慧的关系成了冯契一直关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