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的心大陆

前一篇：《其十七：道德实验》

      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多是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像爱因斯坦和霍金），智识上的精英阶层。有些哲学家本身不相信自由意志，但是担心如果公众不相信自由意志，会侵蚀道德感，对社会造成危害，因此建议宁可保留自由意志的幻觉，以避免这种危险。上一篇《道德实验》写到的实验，似乎佐证了这些悲观的预测。前景真的有这么糟糕吗？还只不过是危言耸听、过度担忧了？

      这忧心忡忡的场景，让tt想起了无神论。无神论者，又叫作disbeliever，不信者。不信什么？不信神。（tt是个强disbeliever，诸多不信。）而不信自由意志，比不信神更进了一大步。不仅把神（超自然的意志）给否定了，还把人的意志给否定了。

      tt回想无神论思想发展的历史，觉得很有趣，因为早年对无神论的很多担忧，和现在对不信自由意志的担忧，十分类似。历史仿佛在重演，可以比照着看一看。试着把下面引用的这段话里的“无神论”，替换成“不信自由意志”，照样能说通，会发现相映成趣。

      Jonathan Miller的BBC纪录片《无神论简史 Atheism: A Rough History of Disbelief》提到：“18世纪末期的法国，出现了无神论，但其范围仅限于知识分子和社会上层人士，普通百姓尚未参与。那时的知识分子精英们并不关心怀疑论的论述是否正确，而是这些论述是否安全。因为他们一致认为，知识蕴含着巨大的能量，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一旦为广大劳动阶层所掌握，将会对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比如在1820年的英国，就有一位这样的精英，从他的言论判断他应该是一位无神论者。他就说：‘没有上帝存在的合理证据，信仰上帝也绝不是人们具有伦理道德的前提条件。但若人人都对此心知肚明，那社会就岌岌可危了。’这说明，在那时的英国，对无神论的讨论是有门槛限制的：只适应于贵族知识分子们之间，不能公开。因为他们认为无神论的思想一旦在社会各阶层广泛传播，危险就会随之而来。”

     在这之后两百多年，无神论慢慢渗透到了寻常百姓之间，包括渗到tt的脑子里来了。然后呢？礼崩乐坏了吗？洪水滔天了吗？人变禽兽了吗？没有吧。早年知识精英担心无神论要摧毁社会道德根基，这事儿落了空，白担心白紧张了。（历史上大多数对当时社会道德发展，痛心疾首的担心，后来都落了空。不知道我们这个时代对社会道德的集体焦虑，是不是也是一样？）

      tt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19世纪以前，否则，靠我一己的智力、知识和勇气，自己是没本事从周围众人都深陷其中的有神思想里，杀出重围挣脱出来的。而且，tt设想在中世纪做《道德实验》提到的实验，用无神论影响被试的有神思想。然后测量这些中世纪被试的行为，估计也能测到道德标准发生偏移。然而，这些实验结果，并不能说明无神论将摧毁社会道德。我们今天回首看无神论的历史，情况不是这样的。

      《道德实验》提到的Baumeister、Masicampo、DeWall实验，tt有点怀疑它，因为它由Templeton基金赞助。这个基金的创立者John Templeton在基督教长老会有很高阶的位置。该基金还赞助了关于自由意志的《Big Questions in Free Will》研究项目，带有不少神学色彩。这都让我怀疑其科学性和客观性。

      否定自由意志，是唯物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极致。否定自由意志，必先否定神。信神的话，不会太喜欢人们不信自由意志的，倾向于说不信自由意志的“坏话”，敲响警钟说：小心道德崩坏！类似的话，信神者在历史上吓唬过很多遍，比如警告说：“否定了神，人类就会虚弱不堪，回归其动物性！”听起来有点像五四时期，拖着辫子的礼教老先生对纲常倾覆、人伦尽毁的捶胸顿足。即便在基督教内部，16世纪宗教改革时，天主教也没少批评新教，指责它会降低人在道德修养上的积极性。道德批评的套路都差不多嘛，没有新意。

      不信自由意志这个话题，有时很难摆脱神学的缠绕。不信自由意志，建立在不信神的基础之上，比无神论更进了一步。无神论的历史和命运，可供比照，颇有启发。tt设想：两百年后，不信自由意志的思想，慢慢渗透到寻常百姓之间，那时候（23世纪）会有人写文章（像tt今天一样），说：21世纪的哲学家，担心不信自由意志会摧毁社会道德，这事儿落了空，白担心白紧张了。

前一篇：《其十六：惊人的实验》

      道德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吗？——“当然了！”实验心理学家会这么回答。

      从tt博文《问题1和问题2》能看出：相比于问题2（规范问题，世界应该是什么样，what should be），tt更倾向于讨论问题1（实证问题，世界是什么样，what is）。道德是最最典型的问题2，规范问题。即便如此，tt还是希望能先用实证的方法来检视它。

      决定论要求重新看待通常的道德。决定论认为：所有事件（包括人的行为），都由前面的事件决定，前面的事件又由更前的事件决定。永续不断的因果链，可以追溯到人出生以前，一直上溯到宇宙的起源、时间的开始。在决定论支配的宇宙里，人还有可能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吗？

      人的行为可以自我控制，这种主观感觉非常明显。然而，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现，不断质疑这种感觉的真实性，认为自由意志很可能是个幻觉。科学的观点，逐步渗透到大众，会给社会和文化带来影响。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人们开始不相信自由意志，行为会怎样变化？

      很多哲学家担心：接受强决定论，会对道德有不好的影响。以色列哲学家Saul Smilansky(2000)自己不相信自由意志。他忧虑：接受决定论，会侵蚀道德感，可能导向不讲道德的虚无主义。他建议：宁可保留自由意志的幻觉，以避免不好的后果。

      这些悲观的预测，过去都没有经过实证的验证。直到2008年，美国心理学家Vohs、Schooler，设计了这方面的实验，被公众媒体关注。

      第一个实验，一组被试阅读支持决定论、反对自由意志的文字材料，另一组作为控制组，阅读和决定论无关的材料。然后，进行类似于GRE的考试。考试的电脑里，预先设计了可供作弊的机会。结果是：阅读决定论材料的被试，作弊超过控制组。

      第二个实验，分3组：一组决定论，一组自由意志，一组中立的控制组。然后考试。结束后，被试根据标准答案，自己给自己判卷。每答对一道题，可以从实验者预先准备的钱里，自取一美元。结果是：决定论组取走的钱数，超过自由意志组1/4，显示决定论组可能不诚实。自由意志组和中立控制组，取走的钱数无差异，表明普通人（即中立控制组），是按照相信自由意志做事的。Vohs、Schooler的论文讨论说：“否定自由意志，可能会成为一个人为所欲为的终极理由。”

      2009年，美国心理学家Baumeister、Masicampo、DeWall实验，结果认为：不相信自由意志，使得助人意愿下降、攻击性上升。

      第一个实验，被试随机分3组，各自阅读15分钟材料，一组是支持决定论的材料，一组是支持自由意志的材料，一组（控制组）是完全无关的材料。阅读后，设想在6个假设场景里，自己是否愿意帮助别人（例如：施舍给无家可归者一点钱、借手机给同学用）。每个场景，对自己愿意帮助的程度打分，从1（完全不愿意）到10（非常愿意）。综合统计每个被试打分，自由意志组打6.27分。中立控制组和自由意志组很接近，6.23分。决定论组打5.33分，助人意愿相对较低。

      第二个实验，有了两处改变：1. 不是用阅读材料来临时影响被试的心态，而是通过问卷调查打分，测量被试本身不相信自由意志的程度（像tt的不相信程度就会比较高）。2. 不是在想象场景里，让被试自我报告愿意助人的程度，而是看被试在相对真实场景里的表现。被试听到广播里在讲：本校一位学生刚刚失去父母。然后问被试愿意拿出多少小时去帮助她。统计显示：不相信自由意志的程度越高，愿意帮助的小时数越低。

      前两个实验测试亲社会行为（助人意愿），第三个实验测试反社会行为（攻击性）。分2组，还是通过阅读材料影响被试。一组决定论，一组自由意志。攻击性实验不好设计，伦理上不允许实验者安排被试真的互殴。实验者让被试为一名不认识的搭档准备食物。被试拿到搭档对各种口味的评分表，其中对辣味的评分很低，表示不喜欢辣味。第一份食物是往饼干涂奶酪，第二份食物是往玉米饼上放墨西哥辣酱，辣酱瓶多处印着提示“辣”。实验者告知被试：搭档必须吃完食物。实验者称量被试所放辣酱的重量，衡量被试的攻击性程度。结果是：决定论组放17.8毫克，自由意志组放9.4毫克，显示决定论组更具攻击性。

      实验者在论文里讨论：“意志和自我控制，需要耗费人的精力。这些精力的付出，让人能够做出亲社会行为。不相信自由意志，似乎降低了花费这种精力的意愿，从而更按自然冲动行事，更显自私。该研究显示：相信自由意志，对有益社会的行为和结果有帮助。这也解释了：即便自由意志是幻象，为什么社会还会一直在鼓励相信自由意志。”

      事实上，所有心理学实验，在方法上都有很多地方可以质疑和批评。试举几项：1. 样本数太小，几十个人，统计学上的立论基础不牢靠。2. 总拿在校大学生做被试，样本不能很好地代表广大人民群众，被讥讽为“本科生心理学”。3. 实验室场景和现实生活，相距甚远。4. 被试能否无歧义地理解实验材料里的语言和概念，难以确定。比如上面几个实验，决定论和宿命论被混同了。5. 让被试自己从1到10打分，这种量化方法幼稚而粗糙。6. 实验者不是双盲的。实验者带着结果预期做实验。比如上面几个实验的实验者，都事先预期：如果不相信自由意志，会放松道德要求。科学家深深知道：实验者预期会明显影响被试的结果，朝着实验者想要的方向偏差。7. 实验结果的可重复性不好，不同人再做一遍，差异很大。8. 对实验结果的解释，往往可以有非常多的原因。逐一排除，十分困难。比如多给辣酱的一个可能原因，是想让搭档多吃点食物。于是实验者特意设计了奶酪环节，发现奶酪并没有多给，认为可以排除这个原因。但是，没被想到、没被排除的原因，可能还是存在。例如：普通人第一次接触到“自由意志是幻觉”这个观点，一般是感到震惊的。震惊这个心理因素，对实验结果有多大影响？

      因此，心理学实验的可信程度，远远无法和生物学实验相比，更无法和物理学实验相比。（tt又在搞学科等级歧视了。啊？你问经济学和管理学？他们几乎不做实验，可信度能好到哪里去呢？）我们对心理学实验结果，最好常存怀疑。当然，这些实验结果，比坐在扶手椅里的文人思维（一张纸一支笔就论定天下），还是要更靠谱一些。这些实验带来不少启发。如果大众对自由意志的信仰被消解，是否会破坏社会道德标准，引向无政府主义或者丛林法则？这确实值得考虑。

      实验提示：相信自由意志，是普通人默认的心理状态。被试表现出来的行为异常，是不是默认状态被打破导致？假如社会默认的是“不相信自由意志”的状态，那么被试被诱发为相信自由意志后，偏离默认状态，是否也会出现行为偏差，从而表现得更不道德？从修辞上，可以这样提出批评：如果我心爱的球队刚刚意外地输给弱旅（默认心理状态被破坏），然后你马上问我愿不愿意帮助路边的流浪汉，愿意的可能性会下降；或者马上让我填报税单，偷税漏税的可能性会上升。

      有些哲学家，本身不相信自由意志，而担心不相信自由意志会对大众道德带来不利影响，比如上文提到的Smilansky。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的日常行为，并没有因为不相信自由意志，就比普通人更不道德。

      tt还可以继续从方法论上批评心理学实验，喋喋不休。是否反映tt的心理状态：1. 怀疑这些实验结果。15分钟的阅读能带来这么大的影响，大到可以测量的程度？是不是实验的环境，对被试的影响力更大一些？2. 怀疑对实验的解释。基于一点实验结果，就敢在论文的讨论部分猛跃好几大步，做出很大的推论。tt在博客里大着胆子胡侃，也就罢了。写学术论文这么大胆勇猛地推论，一分事实得出七分观点，人文学科是不是容易这样啊？

      让我们来看一个更具“硬科学”色彩的实验。2011年，欧洲心理学家Rigoni、Kühn、Sartori、Brass实验。一组被试阅读不相信自由意志的材料，一组中立控制组阅读无关的材料。tt在上一篇《惊人的实验》里讨论过的、经典的利伯特实验(Benjamin Libet, 1980s)，是后续实验步骤的为蓝本——用脑电图监测被试的准备电位。被试需要在电脑屏幕闪现光标时，按鼠标键。结果是：不相信自由意志组的准备电位，低于控制组不少。两组之间的这种差异，在被试意识到自己要按鼠标之前1秒，就开始了。这是否表明：不相信自由意志组的自我控制下降？这个实验把讨论的领域，扩展到了更基本的生理层次。实验者写道：“抽象信仰体系具有的影响，可能比我们原先预想得要深远得多。”

      这一发现让tt震惊。阅读抽象的决定论材料，属于最高水平的心智活动（夸你呢！赞你读tt的博客是最高水平的心智活动，哈哈！没有多少人能够把这种难度的文章，一直读到最后。）。这种阅读无疑要在意识层面上进行。然而，它居然能影响到无意识层面，影响到按键这样简单动作的无意识脑活动。tt对此的评价只能是：简直难以置信。阅读一些抽象文字，能有这么大作用呀？希望有人重复这个实验，再确证一下。脑的运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神奇。 

      最后提一件事，这些实验让被试阅读支持决定论、反对自由意志的材料，最常用的阅读材料是什么？——是克里克的《惊人的假说》的开篇。就是tt在博文《其十五：惊人的假说》里提到的那本同名的书。

      在此郑重提醒列位看官，阅读tt的决定论系列，可能会败坏您的道德。后果严重，tt概不负责。诸君请慎之啊！！！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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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是廉价的，如果没有实验支持的话。

      套用当红美剧《生活大爆炸 The Big Bang Theory》的角色：谢耳朵（理论物理学家）是廉价的，如果没有莱纳德（实验物理学家）支持的话。

      谈自由意志，不能不谈几个惊人的实验。

      利伯特实验(Benjamin Libet, 1980s)是自由意志实验的先驱。利伯特要求实验参与者（被试）做非常简单的动作：动手腕。被试自由地决定什么时候做。实验测量了被试动手腕过程的3个时间（动画图片的1、2、3）。

      （1）通过头皮上的电极，测量大脑的准备电位。（2）被试的眼睛同时盯着示波器，当被试决定要动手腕（即意识到自己想动手腕），记住示波器上光点的位置。光点位置代表时间。（3）通过连接手臂的电极，记录手腕动的时间。结果是：（1）“大脑的准备电位”在（2）“人意识到想动”之前约0.3秒发生，（2）“人意识到想动”到（3）“实际身体行动”之间约0.2秒。

      这一实验结果的解读，引起极大争论。实验明确了时间先后顺序：大脑中无意识的活动（体现为准备电位），先于有意识的决定。依据“因在果先”的铁律，如果把先后关系大胆推演成为因果关系，将得到非常惊人的推论：身体行为产生的直接原因并不是意识，而是意识之外的脑活动。这种无意识的脑活动发动了两件事情：既通知了意识“要动手腕了”，又驱动了身体动手腕。你以为是意识在驱动手腕，但这种自由意志的感觉，是个假象。画成图示： 

      自我意识无法察觉的脑神经活动是爸爸，接连生下意识和动作两个儿子。爸爸深藏在无意识的黑影里。意识这个哥哥，不知道爸爸的存在，就自以为是地觉得：是自己生下了动作这个后来的弟弟。人们误以为动作由意识发起，意识是动作事件的使动因。事实上，大脑完成的工作，是众多神经元生理过程的结果，然后才进入意识。意识只是个后起的副产物，马后炮。意识在大脑已经做好准备，决定开始行动之后，才着急忙慌地参和进去。

      利伯特实验如巨钟响起，振聋发聩，震撼了科学界和哲学界。实验展示了惊人的意涵：至少在动手腕这种简单行动层面上，我们日常所理解的自由意志，很可能是个幻象。大脑无意识的神经活动自行做出了决策。火车已经发动，意识紧随其后，抓上扶手，搭车而行，然后还自大地以为是自己在开车。

      利伯特实验的诠释过于震惊了，因此它受到了很多质疑。80年代初的示波器和头皮上的电极，看上去有点粗糙和不精确，零点几秒的短时间，可能源自测量误差。然而，巨钟一旦鸣起，就在知识的天空中不断回响。神经学家在技术和方法上不断改进利伯特实验，都得到了和利伯特原则上一致的结果。海恩斯实验(Soon, C.; Brass, M.; Heinze, H.; Haynes, J; 2008)，使用fMRI脑成像技术，证实了行为的意图源于脑中的无意识活动，这种脑活动在意图进入意识最多达10秒之前，就已经开始。这远远超过测量时间误差了。弗莱德实验(Fried, I.; Mukamel, R.; Kreiman, G.; 2011)，在癫痫志愿者接受开颅医疗手术过程中，同时安排实验，在单个神经元的层级研究证实：在被试意识到做出按键动作决策之前约1.5秒，即可于大脑特定区域记录到神经元活动。通过测量神经元活动，研究者可以预测被试的决定，时间上可以比被试自己意识到决定，还提前0.7秒，预测准确率达到80%。实验者比你更早地知道你自己决定要做什么！！！这个实验在去年完成，相当于利伯特实验在神经元层面最新升级版，已经提供出了相当强的证据。

      tt关注的哲学家/认知科学家丹尼特(Daniel Dennett)，批评利伯特实验说：由被试自己来报告意图产生的时点，太过主观。被试要用视觉观察示波器并记忆光点位置，这对被试产生意识上的工作负担，可能影响到实验想测量的进程。确实，想尽可能客观地研究意识，却很难绕开让被试主观地、内省式的自我报告。这是利伯特实验在方法论上的薄弱一环。科学家特别不喜欢这种自我报告的方法，能不用尽量不用。能不能不需要被试当时的自省报告，而采用更客观的方式，探知意识产生的时间呢？松桥和哈雷特实验(Matsuhashi, M.; Hallett, M.; 2008)与库恩和巴拉斯实验(Kühn, S.; Brass, M.; 2009)，采用了更精妙的实验流程设计、更不依赖内省的行为主义做法，部分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两个实验的结果，都证实了利伯特的发现。

      利伯特心慈手软，解释自己实验结果时，为自由意志网开一面，留下一丝生路。他认为：行为的发动提前意识0.3秒，因此行为的发动不由意识来完成。但在意识和行为之间，还有0.2秒，意识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否决行为的发动。也就是说，我们拥有的自由意志，不是自由地做什么（自由意志英文free will），而是自由地不做什么（英文free won't）。我们经常可以感受到意志阻止了无意识冲动。比如，你在马路上见到事业线高耸摇晃的美女，感到一阵燥热，但意志阻止你将她当场扑倒在马路牙子上。比如，膀胱发出警讯，但老板还在台上唾沫横飞，于是你否决了无意识发出的上卫生间的强烈要求。我们并不会听从来自无意识的每一次要求。康德说过：“自由不是你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你不想做什么就能够不做。”然而，实验家不会因为哲学家说的话，而停止手头的工作。自由意志拥有否决权吗？库恩和巴拉斯实验测量了取消动作的过程，结果倾向于认为：即便是否决，也是首先由无意识来完成的。

      哲学家继续提出挑战，指出动手腕、按键等动作过于简单，时间以秒计，这种情况或许是由无意识驱动。但日常生活中的决策，考哪所大学、做什么工作、和谁结婚，远比这复杂。思维时间以分钟、小时、乃至日、月来进行。海恩斯实验试图测试更复杂的场景，更接近日常生活。被试可以自由决定对一系列数字里的两个数，相加或者相减。实验结论仍然相似。确实很难对决定买哪个房子，进行全过程的神经元追踪，实验必须从简单场景开始着手。目前并没有证据表明：复杂场景和简单场景，会有本质上的不同。

      科学家还需继续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真的是无意识脑活动决定了意识和行动，那我们为什么会感觉到是意识驱动了行动？如果说这种感觉是假象，对此有什么研究吗？

      这涉及到人脑的回顾性重建(Retrospective Reconstruction)：在事后，把事件按照便于自己理解的方式重新组织，不管是否与事实相符，自己其实也不知道是否与事实相符。

      库恩和巴拉斯实验发现，有些行为，经实验证明不是由被试意识决定，而是自动无意识的，但在事后回顾时，被试大量地错把这些行为归入了自我意识控制的范围。艾蒙和甘德维亚实验(Ammon, K.; Gandevia, S.C.; 1990) ，对大脑进行磁场干预。磁场无法由意识察觉，因此被试不知道这种干预是否发生。惯用右手的被试，使用右手的概率一般大于60%，在这种干预下，会使得他们在实验中使用左手多达80%。但是，被试报告说：自己完全自由地在选择使用左手或右手。其实别人已经在替被试开这个车了，但被试依然觉得是自己在操控方向盘。进一步的实验(Brasil-Neto, J. P.; Pascual-Leone, A.; Valls-Solé, J.; Cohen, L. G.; Hallett, M.; 1992)得到类似的效果，而且发现干预必须发生在0.2秒之内，这和利伯特实验提出的时间很接近。魏格纳实验(Wegner, D.M.; Wheatley, T.; 1999)让真假被试同时操控一个鼠标指针，以达到屏幕上的目标物。当下指令要求停止动作时，假被试（由实验助手假扮）会继续移动指针直到目标物。可以测得真被试此时其实已经停手，但在这个阶段，他会误以为自己还在动，是自己在操控鼠标指针，产生了控制感的错觉。

      利伯特实验里，无意识脑活动（爸爸）发动；然后，被试意识到想动手腕（哥哥）；然后，手腕动了（弟弟）。于是，被试建立因果关系，认为意识是行动的爸爸，不知道意识其实是行动的哥哥。这是因为没有认识到“相关不等于因果”。夏天到了，雪糕的销量上升了，溺死的人增多了（天热游泳的人多了）。不可以归因成雪糕（哥哥）导致人溺死增多（弟弟），它们是相关（兄弟），但不是因果（父子），它们都是夏天到了（爸爸）的儿子。

      实验上还有更神奇的发现。因为人们根深蒂固地相信意识驱动行动，于是，在完全没有哥哥（意识）、只有弟弟（行动）的情况下，人会在事后，追加发明出意识（哥哥）来。神经学家早就知道：刺激大脑的特定区域，可以让被试胳膊肌肉收缩，产生动作。这时，被试经常坚持说，是他们自己想要移动胳膊，甚至发明了自己为什么要移动胳膊的原因。这种事后解释无疑是虚构的，但当事人无法分辨。因为看到自己行动了（弟弟），而事后发明出意识（哥哥），来认为是自己想要行动的。魏格纳称之为“意图发明”，不自觉地给所做的事，在事后发明一个意图，为了使这件事情显得顺理成章。我们有时候批评别人事后找理由来百般狡辩，其实我们最经常做的是：事后找理由来蒙自己而不自觉。

      tt提出了一个名词，叫“虚假操控感”。人们非常需要，而且如饥似渴地拥抱虚假操控感。小孩坐儿童乐园的小火车，特别喜欢坐车头，可以打方向盘。小火车完全按照铁轨的路线和预定的速度运行（决定论的世界），小孩不停地猛打方向盘，感觉自己在开车，非常开心。我们会明显看出小孩在虚假操控，但在成人的世界，我们经常生活在虚假操控感里，却不自知。

      哲学家对实验家的结果，会继续争论。哲学家Walter Glannon认为利伯特类型实验，只是证明了心智决策过程基于物质因素，身心二元论（二元论见tt上一篇博文《惊人的假说》），是容易被神经学家击倒的对象。挑了个弱的对手打，有点胜之不武。如果科学家做到能够在被试自己意识到决定之前，通过测量脑活动，成功预测被试的决定，那么，哲学家Al Mele认为：这将构成对自由意志概念的真正威胁。弗莱德实验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做到这一点了。哲学家会继续争论说：要能够复制到不同层次的决定，按键毕竟和决定犯罪或慈善捐款不是一回事。哲学家很难被说服。我们需要一个班的哲学家就够了；理论物理学家，来一个连的；实验家，一个师，几个师，多多益善。更精密更精妙的探索自由意志实验，还在开展，实验会继续给我们带来新知。期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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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由意志存在吗？精神存在吗？自我存在吗？人们一般不会去思考这样的问题。本能和直觉让我们默认地相信自由意志。然而，未经思考的相信，经得住认真推敲吗？想起苏格拉底说“未经检视的生活，不值得生活”，不禁想小小地探究一下。

      这涉及身心二元论：是否有一种思维（心），也可以管它叫心灵、灵魂、精神、自我、自由意志，它不依赖物质（身）而存在？

      笛卡尔主义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对此的回答，影响深远，代表了多数人的想法。笛卡尔认为存在两种东西：身体被看作类似于机器的一种东西，而精神完全不同于身体，是另外一种东西。物质（或身体）是被决定的，机械般地运作。精神（或心灵）是自由的，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可被约束的。

      大多数人（88%的美国人和61%的欧洲人）相信有灵魂，还有不少人进一步认为灵魂可以和身体分离，比如说灵魂在肉体死亡后继续存在。二元论的确很容易被接受，但它有着很多不可克服的逻辑困难。

      二元论首先把精神描述成自由的，不需要依赖于前因就能自启动，然后，精神能够成为驱动事件（比如抬起胳膊）的原因。这意味着：精神是无因之因。在它之前，非决定论；在它之后，决定论。前后完全两套逻辑。tt之前博文质疑了这一点。

      量子层面，确实存在不能确定前因的事件（比如放射性衰变），但自由意志不能靠量子力学的无前因特性获得。恰恰相反，量子力学创立者之一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在《生命是什么 What is Life》里认为：人脑跟原子相比，必须足够大，大到可以摆脱原子层面的量子不确定性，从而遵循严格的物理定律，获得高度的准确性。

      二元论的逻辑困难在于身心互动。精神如何驱动物质（身体）？物质如何影响精神？精神和物质之间的交界如何工作？本质上不同的二元之间，如何完成跨界的惊险一跃？笛卡尔无法解决这个疑难，于是他偷懒做了逃兵，推说这个动作由上帝完成。显然不能令人满意的回答。

      进化论也对二元论提出了挑战。人不是从来就有，因此精神也不是。在宇宙137亿年的历史里，有人的时间，不足1%。没有人/精神，只有物质的时间，占99%以上。那么，世界如何从长久以来的只有一元（物质），在有一天，一跃变成了二元（物质和精神）？惊险的一跃如何完成？发育也提出了类似的挑战。精子和卵子被认为是物质的，自身不具备精神，那么在发育的过程中，如何从一元（物质），变成了二元（物质和精神）？这精神在发育过程的哪一天，突然空降，附体到物质上面了？又是难以置信的惊险一跃。

      神经科学的发展，对于身心二元论，如果不说是反对，至少也是不支持。已经发现不少化学物质，像毒品（如海洛因）或者药品（如抗抑郁药物），可以直接了当地影响人的心情，甚至改变人的性格。事故外伤或者中风引起的大脑损伤，也会直接改变人格。科学已经掌握一些知识，了解哪个部位发生脑损伤，可以预言会导致哪种人格改变。这些神经科学的知识，都明确指向：如果有精神，那么精神也是由物质（比如化学物质、脑）在运行。

      tt的观点是：不需要物质基础的精神，并不存在。更激进一点说，不是物质与精神二元，而是只有一元，就是物质。（tt又祭出奥卡姆剃刀剃掉多余了。）换句话说：我们的思维，全是硬件，没有软件。

      理解人脑智能，往往拿电脑作类比（但这个类比办法常常错误）。可以舍弃一台计算机的硬件，把软件全部拷到另外一台计算机上。在人脑上，做不到这样。（一个原因是：人脑信息是模拟的，不是数字的，因此不能被无损地下载。精度受制于海森堡不确定原理测量极限。）离开人脑的硬件，就没有它承载的信息，因为信息就体现在数以亿计的神经元的结构和联系上。信息不是录制在大脑上，而是直接长在大脑里。我们接收到的每一个信息，都使得脑细胞立即发生生理上的变化；我们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源自脑细胞产生的变化。

      举个例子：多年的篮球历练，让乔丹大脑的神经元，在硬件上长成一颗篮球脑。乔丹的身体条件，打棒球完全没问题，但想短时间内打好棒球，则不可能。这需要时间给大脑，在长期的棒球环境里，让它逐渐长出适合棒球的神经元硬件结构。

      火葬场烧毁了一个人脑，就永远不能实际复原出它里头的信息。泡在福尔马林里的完整人脑也不行。这时的人脑，和活着时候的电位、离子浓度等，完全不同，硬件已经改变，因此信息也已改变。不存在可以脱离人脑硬件的软件。我们所有的记忆、人格、喜怒哀乐，都是神经系统在此时此刻机械式工作的表现。

      神经细胞是存在的。极端一点讲，精神则可以认为是不存在的，或者看作是一种经由神经细胞创造出来的幻象。“精神”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便于自己大脑工作方便；“精神”是我们构造出来的一个语词，便于人们之间讨论使用。世界只有一元，就是物质。这样唯物主义观点，够彻底和极端。

      tt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并不孤单。DNA结构发现者克里克(Francis Crick)在《惊人的假说 The Astonishing Hypothesis》这本书，第一页就亮出彻底还原论的观点：“惊人的假说是说，‘你’，你的喜悦、悲伤、记忆和抱负，你的本体感觉和自由意志，实际上都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细胞及其相关分子的集体行为。正如刘易斯·卡罗尔书中的爱丽丝所说：‘你只不过是一大群神经元而已。’这一假说和当今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如此不相容，因此，它可以真正被认为是惊人的。”

       十分惊人吗？也不完全是。很多科学家持同样的立场，克里克说：“许多受过教育的人，特别是在西方世界，也都相信灵魂仅是一种比喻。” 就像拉普拉斯对拿破仑说不需要上帝这个假设，今天的科学也不需要灵魂这个假设。

泰国小神龛

柬埔寨小神龛

      ——后记：tt到泰国，看到人们无所不拜，家家户户，房前屋后，处处设有小神龛，里头各种小神像。小乘佛教+驳杂的印度教+更驳杂的万物有灵，共冶一炉。宗教是国之正统，和国王、政权同在一系。我感叹：在泰国这样的社会氛围里，做个无神论者（特别是公开的无神论者），估计相当困难。在美国，无神论者也是受困扰的少数派。在共产党国家，倒是有个小小的好处：持无神论方便。这里的官方意识形态和舆论导向是唯物主义的。然而，其实人们（包括官员）自觉不自觉地，按照笛卡尔身心二元论（本质上偏唯心）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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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其十三：非决定论是不够的》

      外太空是严酷的，单单缺乏氧气这一条，就不适合人生存。

科幻剧集里的太空站：深空九号 

      在茫茫外层空间，太空舱创造了密闭的局部小环境，里面有空气，形成容纳宇航员的小小空间。

      对于自由意志，决定论是严酷的。决定论封闭了未来的可能性，从逻辑上不允许自由意志存在。但是，我们又强烈感觉到、并且坚信着自由意志存在。如果要容纳自由意志，就必须在决定论主宰的世界里，想办法划出一个小局部、小特区。自由意志躲在小特区里避难，暂时逃脱决定论无所不在的控制。这个小特区，就像是自由意志的救生舱。

      那么，自由意志的救生舱，它在哪里？（一）空间上，它的边界划到哪里合适？（二）时间上，从哪一个时间点开始，算是自由意志问世了？

      （一）空间上，自由意志应该就在我们的身体里。但又不等于身体的全部。失去一部分身体，比如头发、指甲、一个肾脏、一条腿，我们感到自由意志依然完整，不会觉得自由意志也失去一部分。古人大多以为意志在于心脏。今天我们知道他们错了。否则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人，醒来以后，就会变成那个心脏捐献者。

      请想象一个实验。假设未来有天，脑移植技术成熟。有两个人：一个是躯体毁坏，脑存活；一个是脑毁坏，躯体完好。然后进行移植。如果你是这两个人里头的一个，你一定愿意自己是脑存活的那个。虽然脑只占人体重量的2%，移植后的这个人，代表的是脑的主人。而占98%的躯体主人，消逝了。

      我们认为，意志在于人脑。打开颅骨，拿镜子看自己的大脑。看上去像一团粘稠的麦片粥，灰白里带点淡红。实在难以想象：“我”就在这团不大的湿漉漉、皱巴巴、软趴趴的麦片粥里。

      我们知道，意志不等于人脑的全部。人脑有相当大的部分，负责处理呼吸、心跳、分泌、体温等功能，这些功能自动调节完成，不在自我意识的范围内，不受自由意志控制。睡觉或昏迷时，自由意志不在工作，但维持生命的各系统依然能良好地运行，人脑参与了这些工作，但不需要意识参与，不需要“我”参与。

      美国医学家托马斯(Lewis Thomas)有次接受消化道检查，因为他是著名医学家，医生礼貌地请他也看一下内窥镜的图像。他看到自己的消化器官，各项消化工作进行得很好。而这一切，完全不需要他参与。他觉得：“如果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我大不如我的肝脏聪明，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确实，肝脏的工作极为复杂精细，人类还远远不能完全理解。

      我的脑指挥了身体里很多进程（包括消化），但这些进程实际上既不被“我”了解，也不受“我”控制。例如，体温调节中枢在脑内，大多数时候它工作得很好，但发高烧时，我并不能向它发出指令，要求降低体温。有趣的是，我们对自己体内进程的控制力，往往远远不如我们对身边桌椅板凳的控制力。开发一个药物，需要耗资n多亿美元，耗时n多年，投入无数的人力物力，就是抱希望于能借助药物影响体内进程。人类可以移山填海、灭国兴邦，却常常对自己体内发生的微小变化，无能为力。当你明知身上某个器官正在病变，却束手无策，你不禁会怀疑：“这个器官虽然长在我体内，它到底是不是‘我的’，或者根本就是个对方，是个敌人？”

      人不仅对自己肝脏的生物过程，没有意识；人同样对自己大脑的生物过程，没有意识。古人还认定是心脏在想事呢，而这个认定就是由古人的脑做出的，可见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你知道自己大脑里现在哪个细胞都在做啥吗？

      想给自由意志的救生舱划个边界。不能划成以身体为边界，范围过大了，需要往小了划；划到脑壳，也过大了，再往小了划，划到脑的一部分。那么，自由意志究竟在脑的哪一部分呢？

      我们认为：有一个“我”，或者叫自由意志，对发生在周围的事件加以观察，进行控制。“我”是这样的一个中心、核心，位于颅骨里某处。事实上，在大脑里找不到一个控制中心在扮演“我”。修辞上把最高领导者比喻成脑，“首脑”。人脑里数以亿计的细胞，分散地平行地完成各自的工作。细胞之间通过复杂到难以想象的方式联结。但是，这里没有首脑，没有一个（或几个）细胞，在统管整体。这是一支没有最高指挥官的亿万大军，闹哄哄的，各行其是，各自为政，互相争吵，互相制约。在大脑里找不到这样一个中心所在，里面藏着一个像微型人一样的“我”，所有的外部信息汇聚到这里，所有的行动指令从这里发出。对不起，没有这样一个中心。而且相信随着神经科学的发展，会发现：在大脑里，想给这样的“我”圈出一个范围，是越来越不成立的。自由意志的空间范围，很值得怀疑。

      有人会争辩说：意识不一定要局限在大脑的一个角落里。意识可以是一个场，像电磁场和引力场一样，弥漫在空间里。整个宇宙空间的意识场，形成互相关联的一体。这种想法很有想象力，但是它没有提供可探测的物理实体。谁能探测到弥漫到火星表面、地壳深处、桌子底下的意识场？意识场听起来就像摸不着、测不到的以太，着实不靠谱。没有任何探测依据的假设，可以用奥卡姆剃刀剃掉。

      （二）时间上，怎么给自由意志划界？同样有着难以克服的困难。

      地球有46亿年了，99%的时间里，没有智慧生命。那么，从哪一刻开始，算是自由意志横空出世了？进化是缓慢而渐进的，上一代人和下一代人在进化上的发展，常常微小到无法察觉。不能说他爹还是猿，而他儿子唰的一声就变成人了。在渐进的进化史里，无法划出一条时间线，说在这条时间线后，自由意志出现了。

      具体到个人，也划不出时间界线。精子和卵子，显然没有意识。那么从哪一刻开始，可以认为一个人拥有了自由意志？受精的那一刻？而受精还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呢，到哪一个点算是自由意志在受精里出现？再说了，大多数医学家对于“受精卵有自由意志”这个说法，无法感到信服。那受精卵要发育到什么程度，才算有自由意志？还是要到出生（离开子宫）的那一刻？出生还没算完，如果这个婴儿有缺陷，出生后永远昏迷不醒，靠生命维持系统存活，他算有自由意志吗？

      还是没算完。和人类亲缘最近、除人以外智力最高的动物——黑猩猩，算有自由意志吗？有个笑话，说哲学家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养狗的，认为狗有自由意志；一类不养狗，否认狗有自由意志。那么，熊呢？鱼呢？玫瑰呢？苔藓呢？草履虫？蓝藻？细菌？病毒？有没有自由意志？这条界线又要划在哪里？

      有人说了：tt这好烦呀，可以规定只有人才有自由意志。可是，一个陷入永久性深度昏迷的人有自由意志吗？一个智力发展发生严重障碍的小孩，智力始终超不过黑猩猩，有自由意志吗？他如果算有，黑猩猩为何算没有？

      仔细想想之后会发现，想给自由意志安装一个逃生舱，却不知道在空间和时间上，应该安在哪里。自然而然就要怀疑：自由意志到底真实存在吗？或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主观构建，编织出来的一个东西，自己骗自己？

      如果没有自由意志，还有“我”吗？那个思考的我，那个陷入爱河的我，那个感受泡热水澡温暖、享受樱桃滋味的我，推理、选择、想象、悲欢的那个我，在哪里？

      后记 2012/03/18  ：

      这篇文章很可能包含了一个错误，很可能是个深刻的错误——绝对论裂缝 the chasm of absolutism。“类”，在康德看来，是最深刻的概念之一。“分类”是人为的，是渐进的、有争议的、胡乱划分的，是人在做的事。宇宙本身，不做也不关心“类”这种事。人的思维方式，天生是本质主义的 essentialism，一秒钟不给事物分“类”，就寸步难行，强迫症似的，必须分出“具有相同性质的对象的集合”。我们在楼下见到，人们拴着绳子在溜的汪汪叫的四足动物。一只又一只独特的个体是存在的，但是“狗”是类的概念，“狗”这个概念不是物质世界的真实存在。这个“分类”“集合”的概念只存在于人脑里，是心理学、语言学的产物，相当程度是人为和任意的，不是对世界完全真实的刻画，是为了方便我们思考和交流的工具。tt提醒自己：不要忘记生物学在“物种”这个概念上所经历的思想挣扎，那么多伟大的生物学家付出了漫长和艰辛的智力奋斗，直到现在都未必说是完全成功了。记着统计的思维，警惕“类”和“本质”。对于人来说，分类永远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比如公司怎么分组织结构的？），但分类是一种“危险的简化”，永远记得分类带着人为、任意的特性。

      Daniel Dennett在《意识的解释 Consciousness Explained》写道——我们已经逐渐习惯演化叙事：这种叙事从某种现象不存在的状态开始，然后以该现象明确存在的状态结束。其中每个叙事都必须跨越绝对论裂缝。这种裂缝可以通过如下奇怪的论证来说明：“每个哺乳动物都有一个哺乳动物作为它的妈妈，但只有有限数量的哺乳动物，因此必定存在第一只哺乳动物，而这与我们的第一个前提矛盾，所以，与我们看到的现象相反，并不存在哺乳动物这种东西。”绝对论或本质主义喜欢截然分明的界线、阈限、“本质”和“标尺”。对于绝对论者来说，必定存在第一只哺乳动物、第一个生命、第一个意识时刻、第一个道德行动者。这种对物种的截然分明的边界的偏爱，正是达尔文力图提出演化论时在学术上面临的最大障碍。与这种思考方式对立的是反本质主义，后者可以很安心地面对界线不明的情况和缺乏严格分界线的情况。因为自我、心智、甚至意识本身都是生物学的产物（不是在化学周期表中找到的元素），所以我们应该预期，它们与那些还不是它们的现象之间的过渡，应该是渐进的、有争议的、胡乱划分的。这不是说，每个事物都总是处在过渡之中，总是渐进的；从近距离看似渐进的过渡，从远距离看通常像两种平衡稳定的状态之间的突然间断。我们不需要“本质”或“标尺”来防止我们语词的意义随处滑动；我们的语词会维持固定状态，就好像受到了重力作用一样，紧紧依附着最近的相似簇群，即使已经存在和必定存在一条短小的地峡，以一系列的渐进步骤，曾经把它附着在某个相邻的簇群上。比如白天和黑夜、生物和非生物、哺乳动物和史前哺乳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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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篇：《其十二：自由意志之惑》

      决定论认为：人在未来的行动，和宇宙里所有其他的未来事件一样，都是被先前事件和自然律所决定的。自由意志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人具有选择不同的未来行动的自由。这和决定论相矛盾。决定论不允许自由意志存在。

      可是，人们内心强烈地相信自由意志存在，人们也是按照相信自由意志来过每一天的生活，社会、文化、道德和法律，都建筑在相信自由意志之上。人们如此坚信自由意志，须臾不可或缺。可以预料到，如果为了保住自由意志，多数人会在直觉上不认可决定论。

      不过，请进一步思索，否定了决定论，就能拯救自由意志吗？——让人惊奇的是：其实不能。非决定论也不允许自由意志存在。

      决定论和非决定论，两者相加穷尽了逻辑上的可能性。自由意志在这两者都不能成立，那么自由意志在逻辑上就是不可能的。这被称为“决定论的两难 Dilemma of Determinism”。tt觉得叫“自由意志的两难 Libertarian Dilemma”更合适一点，因为是自由意志被两头逼入了绝境。

      来考察一下为什么说“对于自由意志，非决定论是不够的”。我们求助于科学上对非决定论最强有力的论述——量子力学，看它能否拯救自由意志。

      量子力学是迄今为止科学对物理实在最精确和最完备的描述。有人把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看作是基于统计概率的决定论；有人则直接认为它就是非决定论。但是，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也不允许自由意志存在。我们无法把自由意志，归结到大脑里微观粒子的不确定行为上。

      量子力学经典的双缝实验里，可以计算电子将落到屏幕上每个坐标点的概率，但无法断言电子最终一定会落在哪个点上。电子的行为带有随机性。这种随机性不是因为人类的知识不足，而是连上帝都不能事先知道它会落在哪里。上帝在掷骰子呢。大自然不确定她自己下一步要做什么。这种随机性是大自然固有的本性，不是自然本身（或者上帝）所能控制和消除的，当然，就更不是人能控制的。

      在量子力学之前，严格的决定论认为：一切的一切，都已被预先写死。量子力学说：不！微观粒子的行为，是概率性的。电子最终将落在屏幕什么点上，无法预先确定。严格决定论的因果链条，环环相扣、严丝合缝，不给自由意志以容身之所。然而，这强大的滴水不漏的因果链，终究被量子力学打开了豁口。可惜，这豁口并不能给自由意志放出一条生路。

      严格决定论说：下一筷子，您夹鸡肉还是青菜，在您未出生的很久之前，已被确定。让我们尝试一下，借助微观粒子的不确定性，来反抗严格决定论，进而看能否保卫自由意志。

      大脑中某个（或某些）粒子的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下一筷子不确定，伸向鸡肉或是青菜，皆有可能。自由意志选择的空间，是否因此被打开了？——没有。如果自由意志选择的空间，通过粒子行为的不确定来获得，那么，自由意志就必须有能力通过控制粒子的行为，进而体现自己的意志。

      换句话说，假定电子打在偏左边一点点，大脑将决定夹鸡肉，右边则是青菜。电子打在左/右边无法被事先决定，都有可能。这颗电子固然打开了一片未被预先确定的可能性的空间，然而这片空间却不属于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无法利用这片空间。人无法通过意志来消除脑中粒子的不确定性，比如控制电子去打在左边，进而达到夹起鸡肉的目的。量子力学里的这种随机性，是无前因的，不由任何前置事件决定，因此上帝都不能控制电子的随机性，人更控制不了它。（不信，可以试着去移动自己脑中的电子。）

      因此，脑中粒子的行为，进而导致下一筷子的行为，即便没有被严格决定论预先决定，也不是自由意志能决定的。未来的史书，因为量子不确定性，并没有被写死，历史之笔有了腾挪的空间。但这历史之笔，并不握在自由意志手里。可能性的腾挪空间基于量子不确定性。任何人，包括宇宙自身，都左右不了量子不确定性，所以自由意志还是没有办法施展。

      可以杀死严格决定论，但依然不能救活自由意志。决定论的万有引力定律，非决定论的量子不确定性，都不受自由意志控制，不因自由意志而改变，对自由意志都同样的不友好。在决定论或者非决定论的世界里，自由意志都被驱逐出境。

      再进一步思索，其实决定论并非自由意志的死敌，恰恰相反，自由意志需要决定论，就像人需要氧气一样。自由意志想夹起青菜时，大脑向手臂肌肉发出神经脉冲，手指熟练地操控筷子，夹起青菜，回到嘴边，下颌恰到好处地张开，舌头、嘴唇、牙齿密切配合，将食物纳入口中，这一切就像一部运转非常良好的力学机械。因此在大脑发出指令之后，我们期望后续这一切，严格按照决定论的因果链，可预期地运行。如果这一切完全无法预测，比如筷子碰到青菜，结果青菜飞上了火星。我们肯定会非常恼怒，好在这种情况事实上不会发生。

      今晚设定了明早7点钟的闹表，就期望它明早7点响铃。如果量子不确定性害它明早没响，能否以“量子不确定性”为由，向主管解释迟到？我们无疑是期望闹表以及其他东西，按照决定论运行，并据此筹划我们的生活。

     自由意志要得以运行，需要决定论存在。人们正是预先考虑了行动（定闹表）将对结果（明早响铃）产生的因果链作用，而规划选择采取哪种行动。如果行动和结果之间毫无因果关系，那人们就无法选择行动。决定论是自由意志的生身之父，如果杀死决定论，自由意志就不能面世，也不能运作。可以看出，自由意志要求的是：这个世界，99%都是按照决定论运行，好让自由意志可以产生行动，控制结果；还要留下1%的地方不被决定论限得死死的，这个地方就是我的意念产生的地方。

      申请在宇宙里划出1%的豁免特区，这种做法，会让大自然不悦地皱眉头。在自然眼中，万物平等，凭什么给搞特殊化，莫非令尊是李刚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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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上一篇tt贬低了一下哲学，但这一篇开头，我想引述一位哲学家，波普尔(Karl Popper)。哲学家里，他的观点我关注得最多。他在《开放的宇宙：非决定论的论证 The Open Universe：An Argument for Indeterminism》，开篇序言写了一段话，描述了我许久以来一个最基本的困惑：

      “（1）一方面，常识倾向于断言每一个事件都是由一些先前事件所致，因此如果我们充分详细地知晓所有有关的先前事件，那么，任何一个事件都可以解释或者预测。（2）另一方面，常识至少在许多情况下能使成熟的、心智健全的人，有能力在可供选择的行动可能性之间自由选择；因此常识应对这种行动负责。（1）和（2）似乎是冲突的，问题是这种冲突是真正的冲突，还是仅仅表面上的冲突。”

      （1）就是这个系列的主题：决定论。

      （2）在学术上一般称为：自由意志 free will。

      在一个决定论的世界里，人有没有可能拥有自由意志？（1）和（2）矛盾吗？决定论认为：未来的事件是由 (A)先前的事件 和 (B)自然律  共同产生的结果。我们控制不了A，过去是确定的，不可能更改了，特别是，更不可能控制到我们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我们也控制不了B，自然律不因我们的意志而改变。全民公决或祈祷或声讨，都无法让万有引力定律从平方反比变成立方反比。既然A和B都不能控制，那么，我们也就不能控制A和B产生的结果：未来的事件。那么，自由意志就不存在。

      这就是tt在这个系列第二篇写的：“在宇宙创始之初的那一刻就已经决定这一切。宇宙之初就决定了我会写这篇博客，决定了你会在此时此刻看这篇博客。这就是‘决定论’。——你信吗？”想必你会十分难以相信：你看这篇博客是预先决定的，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决定的，不是你选择来看《tt的心大陆》。这种感觉很荒唐。

      然而，感觉荒唐和难以置信，并不能构成决定论不为真的证据。就像量子力学里有更多、更荒唐、更难以置信的事，但它经受了实验检验，为真。

      人们可以接受，火星上和太平洋无人岛上的事件（石块崩落、风暴卷席、树木倾倒等），由自然定律锁定。但是，不能接受，人的选择是由自然定律事先锁定。人们相信：面前上了两盘菜，一盘青菜一盘鸡肉，先夹哪盘菜，是个人选择，不是自然律预先决定。先夹哪一口菜都在宇宙之初决定了，这样的想法很难被接受。人们大多相信：我有自由意志，先夹哪一筷子菜，是我选择的。如果自然定律早已决定了下一刻的状态，那就没有自由意志的余地了。会先夹哪一筷子早已被事先决定，那岂不是我本来并没有选择？可我明明感到我在选择，难道这种感觉是一种错觉？这样的疑虑让人毛骨悚然。

       tt当心哲学泥淖，纠缠不下的时候，我要跑去看科学家的观点。原谅tt的物理帝国主义，我特别关心物理学家（尤其是理论物理学家）怎么想。很遗憾，科学对此问题缺乏统一看法。关于自由意志的讨论，一般认为属于哲学范畴。不过我看到：爱因斯坦明确不相信自由意志，霍金说自由意志是个幻觉。两位传奇的物理学家，在此问题上都旗帜鲜明，措辞强烈。

      这两位的心智无疑位列人类最高水准，非常人所能比拟。研究表明：相信自由意志是全球普遍文化。大多数人在潜意识里反对决定论。这种反对主要凭直觉和经验，没有经过认真的思考和精确的表达。而且，这种反对不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比如，不是基于对决定论威胁最大的量子力学来反对。大多数常见的反对，是从自由意志出发，或者是基于自由意志的道德和伦理。

      否定自由意志，会造成伦理上的严重困难，集中体现在道德责任上。一个人的行为，如果不由他自己决定，那么他需要为自己的行为（尤其是罪行）负责吗？杀人犯在法庭上说：“这起杀人由宇宙之初和自然律决定，我没有责任，不该惩罚我。”这显然会和我们最基本的道德伦理准则相冲突。

      这时候，就陷入了波普尔描述的困境。那么，（1）决定论和（2）自由意志冲突吗？有两种立场：一种是认为两者相互矛盾，不能相容。另一种是不矛盾，可以相容。我取不相容立场，而且我倾向决定论，所以自由意志对我来讲是很困惑的。至于相容论，我和波普尔的观点接近。他写道：

      “休谟和许多决定论者机智、巧妙地（在我看来过于巧妙了）试图表明（1）和（2）并不真正冲突，因此一个人可以是决定论者，而同时又谈到行动自由。然而，这一见解所根据的论据主要是词语的。它们依赖于对于诸如‘自由’、‘意志’和‘行动’等词的意义的词语分析；依赖于对于诸如‘我会不像当初那样去做吗？’之类的问题的分析。这些词语分析是十分无益的，把现代哲学引向了泥潭。”

      相容论由来已久，在科学发展出决定论之前就存在，比现代科学历史长。因为有个神学难题需要解决。神全知全能，祂知道并且决定了我下一步要做的任何事情。那何以见得我自己有选择？神学决定论里，神相当于科学决定论里自然律的角色，同样全方位地锁定了我的选择。既然杀人这个动作是神意可控的，那么，何以谴责我杀人有罪？为化解类似的困境，相容论应运而生，同时容许决定论和自由意志，论证两者之间不矛盾。说实话，我一直没看明白相容论论证的逻辑。我和波普尔一样，也怀疑相容论只是纠缠于机巧的词语分析。

      自由意志十分符合我们的日常感觉。否定自由意志，会强烈地违背直觉和本能。如果持不相容立场，那么为了保住自由意志，就必须放弃决定论。波普尔就认可非决定论。然而，非决定论能拯救自由意志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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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索冲动和好奇心，为何对人类如此重要？探索对不同动物的重要程度不一样。这跟动物在进化过程达到的专门化程度有关。如果动物把全部力量用于完善一种特别专一的生存手段，就不必花过多精力去关注纷繁的外部世界。蜘蛛结网，然后坐等飞虫上门即可。蜘蛛无需去研究离它太远的世界，比如河的那一边有什么。考拉只要有了桉树林，就一切无忧。它进化成绝大部分时间在睡觉，何苦醒着乱动，瞎浪费能量呢？而有些动物的谋生手段非专门化，它们不知道自己下一顿会吃到什么，在哪里吃到。它们必须寻觅每一个可能有食物的角落，尝试一切机会，到处去试运气。它们必须不断探索，并不断检验自己探索的结果。它们必须保持高度的好奇心。

      在特定环境下，专门化是更有效率的做法。用几十万几百万年的进化史，专注磨砺一种谋生手段，可以做到出神入化。蛛网精巧的结构，让人类最好的工程师也感到难以企及。既然如此，为何还会出现非专门化的动物呢？在专门化上越成功的物种，为了超越竞争对手，常常走得更远，更有效，也更极端。环境稳定，则如鱼得水，战无不胜。一旦环境大变，专门化动物难以调整，就遭遇适应性困难，优势变劣势。

      桉树叶对其它动物是有毒的，只有考拉能消化。有了这个排他性的本事，考拉活得很滋润。而考拉对食物非常非常挑剔，只吃桉树叶，不吃别的。澳洲有超过600种桉树，考拉大多只吃1种，多不过2-3种。桉树如因某种原因大面积死去，考拉处境就十分危险。它的基因已进化得非常专门化，难以逆转，改吃别的食物都有困难。熊猫就面临着类似的困境。

                                                                                                                                           屲林坡摄

      灵长类属于非专门化动物，拥有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冲动。自然选择没有赋予它们非常固定化的生存之道，它们必须去学习，去尝试。相比于灵长类亲戚，人类谋生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如果明天稻子灭绝了，我们会去满世界找别的种子，尝试来吃。事实上，早期人类并不知道吃米，稻子就是后来才找到的。水稻栽培技术更是不断试错的结果。可以说，高度的非专门化，恰恰就是人类的专长。我们是天生的机会主义者。人类几十万年的进化，不曾预先料想到会有今天的计算机时代，我们并没有进化出为计算机准备的基因。非专门化的开放性，使人类可以接纳计算机，以及以后想得到想不到的，比计算机更匪夷所思的东西。非专门化为人类未来，提供了很多可能性。而好奇心激发人类永不停息地去探索和尝试这些可能性。

      英国动物学家莫利斯(Desmond Morris)在《裸猿 The Naked Ape: A Zoologist's Study of the Human Animal》写道：“一切幼猴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在成年的过程中，它们好奇的强度逐渐减弱。在我们的身上，幼年时期的好奇心反而逐渐增强，伴随我们进入成年。”这也许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灵长类非常重要的地方。儿童探寻未知的冲动如此之强，以至于父母有时要对之加以限制，以免发生危险。然而是不是每个人到了成年，都还能保持这样旺盛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感觉有很多人离开学校，求知欲就快速衰减了。别跟猴子一样哦。

Padrao dos Descobrimentos    锦瑟摄 

      葡萄牙里斯本的这座纪念碑，纪念大航海时代的地理大发现（发现新大陆、发现新航路）。求知欲让人类永远不能只满足于勉强度日。汪洋的那一边到底有什么？世界是否有尽头？洞穴深处、南北两极、高山之巅、大洋海底是什么样子的？探索带来的巨大愉悦感，让很多探险家愿以性命为代价，去追寻未知世界。可以猜测，这种愉悦感正是进化赋予我们的。大脑建立奖赏机制，产生能带来强快感的脑内分泌物，激励我们去探索未知。那些固步自封、不愿求索的先人，在自然选择中处于不利地位。我们是胜利者的后代，身上带着他们的基因，遗传着他们永不满足的探索欲。

      同样的，大脑在获取新知后，就提高对它的兴奋阈值，大幅削减对它的奖赏，使得“第二次，不震撼”，让我们“喜新厌旧”、审美疲劳，从而促使人不要驻足，继续去发现生活更多的可能性，更多的新东西，更多的第一次。

      一说到喜新厌旧、审美疲劳，人们第一联想到的是两性关系，常说男性多一些。事实上，在性心理方面，心理学研究已经证实：男性比女性有更强烈的多性伴侣倾向。在哺乳动物里，广泛存在类似的两性差异，提供了很多例证。这一行为策略的形成，有其在进化上的适应价值。这是一个可以专门写书的话题，在这里就不展开了。

      关于两性差异的话题是危险的，容易“政治不正确”。tt还是忍不住，进一步猜测：为什么感觉上男性更具冒险和探险精神？比如历史上的探险家、航海家几乎全为男性。这里固然有非常多的社会文化因素。同时请思考，在漫长进化史中，90%以上的时间，人类都是在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狩猎是男性工作，他们追寻猎物，方向不定，一追追出很远，有时甚至需要连续追几天的路途。女性在离家较近的范围里（可能为了照顾小孩），采集植物类食物。进化心理学有观点认为：男性的认路、空间定位能力比女性好，和这段进化史有关。找不到回家路，落了单的，在野外挂掉了。我们是能找出回家路的男性的后代。那么，是否可以考虑：男性因为同样的进化过程，所以比女性更喜好探险，在探索陌生空间方面，男性更为积极？男性比女性更加机会主义？

Very Large Array (VLA) 

美国甚大天线阵，世界最大的综合孔径射电天文望远镜

      探索茫茫宇宙，是新时代的大航海。好奇心驱动人类远航。相比于地理和太空这样的空间探索，还有一项更为壮阔的事业，那就是拓展科学知识的新疆域。爱因斯坦说：“在对真理的漫漫探索中，那种感觉到但无法表达的心情，那种强烈的渴望，那种自信和疑虑的交替状态，直到最后豁然开朗，这种感觉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知道。”大脑提供了一种强烈的快感，作为对爱因斯坦求知的奖赏。在解答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又去迫切地求解下一个新问题，永不停息。这正是人类最了不起的生存之道。

前一篇：《其二：问题1和问题2》

      旅游沿途带来大量丰富的新异感受，引发强烈的兴趣和兴奋。这恰是旅游魅力所在。这种感受和在自己小区里散步截然不同。没有人在自己小区里会有旅游的感觉。人们说：“近处没有风景。”北京有个尽人皆知的俏皮话，号称去新马泰旅游，其实是去“新”街口、“马”甸、“太”平庄。之所以好笑，就是这三个地方太近太稀松平常。旅游要去不熟悉的地方才有趣。一旦出国旅游后，就会觉得国内的不太好玩了。国外和自己生活环境差异更远，新异感更强，更有趣。tt再去吴哥，新异感大大消退甚至消失，震撼程度大不如前。

      说得难听是喜新厌旧、见异思迁，说得好听一点是好奇心和求知欲。那么，人是如何形成这种心理机制？这种心理机制在进化上有什么适应性吗？

      虽然科学高度发展，但不是每个问题目前都有可靠答案。我们不懂的事情太多太多，人类对自身心理和行为的认知，仍然相当肤浅。对于心理学很多基本问题，依然缺乏深入清晰的了解。

      tt觉得不妨可以做一些有趣的猜测。在这里我能想到的，就是美国生物学家古尔德(Stephen Gould)讲过的幼态持续(Neoteny)假说（请注意：还不是生物学界公认的理论，而是假说。有不少研究挑战这一假说）。人类的幼态延续是指人类在成年后，依然保有其他灵长类只在幼年才具备的很多特征，比如：较少的体毛、球形的头、扁平的脸、枕骨和骨盆的大小和位置、等等。

      用下图说明更直观。和我们亲缘最近的黑猩猩(上)和人类(下)，比较两者头骨。幼年期非常相似。随着发育进行，人类似乎在某一点上停下了，保留较多幼年特征。而成年黑猩猩往前走得很远，和幼年相比，已有巨大的区别。

    黑猩猩：幼年                    青少年                 成年         

      人类：幼年                        成年

      更直观的是下图：成年人的脸型和五官分布，和成年黑猩猩的脸相距甚远，但和幼年黑猩猩比较相近。我们各方面看上去像没长大的猿。而且我们的心理被进化预设为：倾向于喜欢幼态特征的外貌。下面两张黑猩猩的脸，你喜欢哪一个？请再想想日本卡通人物的脸，还有tt正太的脸，嘿嘿。

                          幼年          成年

      除了这些解剖学的幼态特征，古尔德进一步指出发育和行为的幼态持续。相比于其他灵长类动物，人类幼年期非常长，长得不成比例。人类在体能上比其他动物并不突出，我们的优势在于脑。通过推迟身体发育成熟，让脑有时间长得更大，并延长幼年学习时间。这意义重大。古尔德认为，幼态持续在人类进化中即使不是最重要的，也是本质性的问题。

      德国物理学家哲学家福尔迈(Gehard Vollmer)认为，幼态特征延续，人在一生中都保持着向世界敞开的好奇心。美国心理学家卢格(James Lugo)则强调：幼态持续是这样一种信念，即人类的健康生存有赖于儿童期的部分行为保持到成年期和老年期，这类行为有欢笑、惊奇、信任、开放态度和好奇心。古尔德指出的幼年行为特征里就包含：喜好探索和学习、富有好奇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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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不震撼。有人可能会说：什么呀，说这么多，不就是个“喜新厌旧”吗？tt说：没错儿，就是“喜新厌旧”，但我不用这个词来表达。这是贬义词，里头暗示了道德判断——“不应该”喜新厌旧。我宁愿使用中性词来描述，以免沾染道德评价。这是我的思维方式。

      (1) 世界是什么样的。

      (2) 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

      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1是实证(Positive)问题，2是规范(Normative)问题。tt从李志赟同学的《规范和实证》学到，它们有以下区别：

问题1：实证                          问题2：规范

      问题1价值中立(Value free)，建立在事实和逻辑上。这样的问题原则上可以解决，可以有答案。可靠的答案要靠科学方法寻求。

      像道德评价则属于问题2。问题2和说话者的价值判断紧密相联。价值观的争论，原则上无法解决。这样的问题，科学也给不了答案。这样的问题，更像是问一个人更喜欢(A)菜脯煎蛋，还是(B)豆汁。如他选A，不仅不能说他错，而且也很难说服他改选B。就个人口味问题和他争辩，我想还是省省力气吧，就像很难说服我抽烟喝酒是快乐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喜欢讨论问题1，有结果，可检验，可以增长知识。问题2的争论，有时让我觉得像强摁着别人的头，逼人承认豆汁最美味。我曾说过所谓“国学”，中国古代学术，全是道理极少知识。我们老祖宗好像花了很多气力在问题2上，伦理、纲常、道德：应该孝敬父母，女人应该听男人的，等等。研究的是“应该”，比如孔子全在讲君子“应该”如何如何，而太少人去研究问题1：苹果以什么速度落地？人口增长有什么数学规律？即便今天，好像还有这个倾向。报上那么多专栏时评家，都是在谈“应该”怎样。雄文策论一篇篇，好像治国和点菜一样，是件很容易判断的事。我喜欢菜脯煎蛋，就点它呗！凭我偏好，这还不容易吗？

      tt看新闻，常常要留神分清：这句话到底是在讲问题1还是2，下句话又是在讲1还是2。记者先生主要责任是帮我们去把问题1搞清楚，追求真相，而问题2，我可以自己来。我喜欢菜脯炒蛋，不喜欢豆汁的气味。这个问题不用记者先生代劳。不少记者对自己有很高的期许，常常1和2混着来，让作为读者的我，像辣子鸡丁里挑鸡丁吃一样，需自己费力气分开。读历史，我也不喜欢作者观点先行，以论代史。韦伯(Max Weber)说：阅读社会科学研究报告，需要并有能力把独立于研究者价值判断的研究结果(问题1)，同那些与研究者价值标准相关联的结果(问题2)，区分开来。tt知道这种区分有时十分困难，但如果不区分，就会不明就里，越看越糊涂。

      几千年里古人很容易以为地球是平的，tt常举此例来说明认识世界很难。光问题1，就很不容易了。况且问题1是问题2的基础，还没搞清楚没搞对问题1，就跳到问题2，会让问题2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不，还糟，因为问题2有可能建立在完全错误的事实基础上。

      tt不是在说问题2不重要，而是说人们常常直接被问题2所吸引，却在研究问题1上投入太少，浅尝辄止。请多关注问题1。它很关键，而且，往往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能一眼就看出答案。请别忘记，整个科学体系都是为解决问题1而存在。人类那么多最优秀的大脑殚精竭虑，就在为了问题1。问题1像蛋糕，问题2好比蛋糕上奶油做的那个尖儿，吸引了大多数人的关注，但其实很廉价，非常容易做，技术含量很低。

      tt看旅游书，就希望它多讲事实部分(干货)，少讲自己的旅游感受(水货)。国内关于吴哥最流行的书，应该就是《柬埔寨五月盛放》。作者对干货还是做了些功课，但是花了太多篇幅抒发个人感情，不是我喜欢的风格。

      主观价值判断无疑是和科学精神相背离。因此问题2即便有了结论，常常也是很不可靠很不稳固。问题2和价值标准高度纠缠。不同人的价值标准存在分歧，甚至同一个人价值标准还自相冲突。个人的价值标准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他的基因、成长的环境和历程、文化背景、意识形态、政治取向、当下的情绪等等。不存在一个客观(事实或逻辑)的标准，对不同的价值进行优劣评判。因此，对于问题2分歧的争论，常常是徒劳的。

      网友“宇宙的心弦”写道：“在数学上都有好几个公理是没有对错之分，只有数学家的偏好之分，比如欧几里德第五公设﹑选择公理等；那为什么很多人会以为有些基本的价值观是有对错之分的，还想说服别人…？”任何价值判断都是主观的，超越了逻辑推理。豆汁一定更好吃吗，或者一定更不好吃吗？一定要逼同性恋改变性取向吗？这也是tt更愿意讨论问题1的原因之一。摆事实不讲道理。我更喜欢技术帖。我会特别警惕道德讨论，它常常是情绪语言。

柬埔寨国旗

      有人说了：tt甭紧张，没人说你看吴哥窟没感觉是不道德的。我说：不尽然。我不是柬埔寨人。吴哥窟是柬埔寨国旗主图案，国家象征。若是柬埔寨人，他公然说吴哥窟没感觉，是不是就可能有不爱国的问题？至少政客们为了选票，不敢这么说吧？站在吴哥窟前，政客脑电波即便是平如直线，一点感觉都没有，甚至是负的，觉得超级乏味生厌，对外也得说：“看！多么震撼人心的壮丽建筑啊！我们伟大的祖国历史悠久，拥有辉煌灿烂的文明。一定要下决心、下大力，搞好吴哥窟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建设，从小抓起，对青少年广泛深入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但他确确实实脑电波一点反应都没有呀，真的要逼他这样撒谎吗？在红色高棉的恐怖统治时代，这样的事弄不好，可不仅仅是撒个谎，而是要全家掉脑袋的大事——敢不爱伟大祖国的象征？想死啊！

      爱国，属于问题2，真厉害呀！能反过来把问题1给扭成倒个了，科学都做不到这一点。然而，真的能逼一个人爱豆汁吗？要逼吗？你会爱一个逼你爱豆汁的人吗？知道为什么tt有时更愿意讨论问题1了吧？

      很多人不喜欢较真的态度。意见分歧时，在问题2上不较真，是包容；在问题1上不较真，则是糊涂。问题1的分歧，原则上可以解决，有方法解决，虽然可能会很难。tt觉得对问题1不妨要较点真，对问题2多包容些。 

      好，回到问题1。是否存在“第二次，不震撼”这种心理现象？凭直觉和经验判定说：没错儿，就是这样的。但科学拒绝把直觉作为知识来源，只有实证的事实才可靠，最好是能用控制实验验证。光凭直觉和经验，会觉得地球明显是平的。好在这个检验实验应该不是很难设计。比如重复给被试对象看一张漂亮的美术杰作（或者来回重复播放一段相同的A片，我觉得是个很不错的实验材料），检测他的脑成像，记录前后有什么差异。多找一些不同的被试对象，多找一些不同的实验材料，统计实验结果，分析归纳结论。确实我有读到说：研究表明，在相同内容的重复刺激情况下，脑神经兴奋的阈值在提高。

      有人说了：还用费这么大劲？我们中国人早就知道了，史书记载汉朝人写过：“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比西方人早了xxxx年。对这样的说法，tt本来要直接无语了。可不行，还得再说两句。以研究问题1的精神，考察“鲍鱼之肆”典故的出处。汉人刘向的原文不是在分析嗅觉神经如何工作，而是借比喻来论证说：你不“应该”和坏人(比作臭鲍鱼，刘向知道在逻辑上比喻不是论证吗？)在一起，会拉低你的道德修养。还是始终如一地聚焦在问题2上：应该怎样、道德问题。这算是传统文化里“泛道德化”的一个例子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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