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 句
拾 遗
1978年《海》
李达章 译
——日本观风
有史以来的日本一直从中国汲取着先进文明。就古时的日本和中国而言,“交流”一词应该说并非正确。因为日本在拼命地向中国学习着、研究着她的文明,而中国对日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关注,这只是一种单相思式的关系。即便在倭寇猖獗时期以及丰臣秀吉出兵朝鲜之际,中国迫于需要投入了一定的关注和研究,但仍只是一时的例外。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取得的近代化令人瞩目,中国人对日本的关注从那时开始高涨。或许这种关注可以用“奔流”来形容吧。一时间,在日本学习的中国留学生竟多达数万名,神田①的学生街里甚至出现了小型的华人一条街,足见其势头迅猛。但是,中国人对日本奔流般的关注,仅聚焦于“近代化”,研究对象也仅限于政治、经济、产业、科学、技术、军事等方面。尽管上述这类研究、探寻按常理说,理应率先关注实现这
契丹与茶
1977年《PR小册》
李达章 译
在学生时代,我学过印度语和波斯语。无论印度语还是波斯语,表现茶的单词发音或是“cha”或是“chāy
”。不用说,其发音源自中文的“茶”。波斯语中,尤其是在强调中国茶的时候,就一定说“chai
kitai”。这里的kitai是指契丹时代周边各国将契丹释义为中国的国名而这样称呼的。
契丹作为一个部族原是蒙古族中的一个分支,早先称臣于唐朝。后于十世纪独立,建立了庞大的“辽国”。
辽国曾与大宋国相对立,其后因缔结了“澶渊之盟”彼此和睦相处,这是公元一零零四年的事了。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辽、宋一直保持着和平友好的状态。不用说,这期间彼此的贸易往来相当活跃。辽国向宋朝出口牛、羊等家畜,此外还有毛毯及人参等;宋朝出口到辽国的有,茶叶、绢、香料、药材、杂货等。我在想,中国茶叶开始大量向西输出应该是这个时期吧。虽然波斯
思
竹
1979年1月《每日新闻》
李达章 译
自家的玄关旁边种了几根竹,八年的时间里不断生长着,如今已增加到二十几根了。郑板桥(清代画家,一六九三年~一七六五年)在题画中这样写到:
------余家有茅屋两间,南面种竹。
也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这题画的景色很对口味,十分喜爱,便尝试着模仿了。用郑板桥的话说,因为不开花,所以没有蜜蜂或蝴蝶前来烦扰,这是竹子的优点。
在中国南方的很多地方,可以遇见在房屋周围种着很多竹子用来防风。类似这样的做法,足以说明竹子是非常实用的植物。虽然珍稀品种的竹子很昂贵,但普通的竹子并非如此,所以很适合我家的庭院。
日本《竹取物语》讲了一个:以砍竹子、制作竹编的“竹取老翁”夫妇将诞生于竹子的辉夜姬姑娘(译者注:日文“かぐや姫”)抚养
史实与小说
1973年7月《中日新闻报》
李达章 译
听说没有西乡隆盛①的照片。那么他的脸究竟是什么样子呢,确切地说不得而知。尽管当年他的家人和颇具影响力的朋友们就住在城山地区②,而且都很长寿,但百年之后的今天竟然仍是这样一个结果——没有他的照片。
①(译者注:西乡隆盛(1827年~1877年),被称为明治维新的三杰之一。后成为打倒幕府运动的领导者,作为大总督府参谋指挥征东大军,曾兵不血刃拿下江户城。后于西南战争兵败,于城山剖腹自杀。)
②(译者注:城山地区位于日本鹿儿岛市北侧的一个小山。山脚之处的岩崎谷是西乡隆盛剖腹自杀的地方。)
所谓史实,是否就如同西乡隆盛的那张面孔呢?如果已经无人知晓,那么上野公园的铜像和课本中的肖像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我的原生态——祖父的书
1977年4月《昂》
李达章 译
祖父去世时,我小学三年级。那天我就在他枕旁,至今仍记得祖父临终前那瞬间的嫣然一笑,以至于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始终认为人死的时候是要笑的。当被告知祖父已经无法挽留的时候,我刹那间反应的一个念头是“今后能教我朗读的人再也没有了”。
直到两年后搬家之前,祖父的房间始终保持着原样。带有玻璃门的书架仍立在书桌的旁边,只要我有时间就会从书架中拿出书来翻阅。不过,我并不是读书,只是很喜欢那书中散发出来的味道。祖父不在了,我好像有一种自己就是这书架主人的感觉。
书,堆放在书架中,主要是汉文典籍。似乎祖父不喜欢将书籍纳入帙中存放,大概因为想阅读的时候还要一本一本从帙中取出,难免让人着急吧。祖父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对买来的书总要自己修整一番。将书皮拆掉,然后换上稍微硬一些的纸。当然,就连装订
人,与书的相逢
1979年12月《朝日新闻》
董雯晖 译/李达章 译审
用了《人,与书的相逢》这个标题,可我依然固执的认为应该是《人,与同一本书数次相逢》,也不对,应该说“肯定能相逢”才对。
记得年幼时,祖父曾教我朗诵汉文典籍,用的是闽南口音,也就是福建南部到台湾一带的地方口音,与北京口音相差甚远。提到汉文典籍,本该是人们常说的从初学者的《三字经》到四书,但我令人难以琢磨的祖父居然连《诗经》这类难读难懂的东西也让我读了。至今我手边还有一本珍藏的《监本诗经》。这本书直到最后一页都有红笔留下的批注,或许祖父自己读书时仍想着怎样教给孙子才这样做的吧。
其实祖父要教的人并不是我,而是比我大三岁的哥哥。我只是像书中的附录一样坐在旁边陪读而已。虽然只是个附录式的陪读,但我还是跟着祖父一句句地重复着。因此,当我到了懂事的年龄
一九九二年的九月到十月之间,我在中国参加了两个研讨会。
两个研讨会都是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主题是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进而思考整个亚洲问题。
九月二十二日、二十三日这两天在大连召开的研讨会是由每日新闻社和光明日报社共同举办的。研讨会分文化和经济两个分会场。日本方面有电影导演山田洋次先生、关西大学教授河田悌一先生和我参加,对应的中国方面也是作家、电影导演、大学教授参加。
中国方面参会的作家是王朔先生。他是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理着一头运动型的短发,身着牛仔裤的装扮。他是一位超人气作家,其原著只要拍成电视连续剧就肯定能火起来。据说由他编写的“编辑部的故事”,只要到了播放时间,就会万人空巷一般的很难在户外看到人影。然而,在日本以及其他国家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却极少有人知道他。在北京曾询问过一位中国文艺评论家,得到的回答竟然是“他的作品不是我们评论的对象”。
研讨会的话题涉及到作家的任务是什么。对此王朔先生发言说:
中国的史学家有两个工作,一是整理自己所处时代的各种记录,并传给下一代;同时根据上一代编辑的资料对正史进行编修。一个朝代的正史由下一个朝代汇总编修应该尽可能的多放置一些时间为妥。因为还会有新的资料出来,以及尚不清晰的朝代更迭的来龙去脉等,更是为了回避某些活着的过来人参杂进种种借口、辩解。从元朝更迭到明朝之后,急匆匆地编写了“元史”,但多于杜撰,所以在五百年后的二十世纪不得不进行了《新元史》的编修。
唐朝灭亡三十八年之后,五代后晋的刘昫等编写了“唐书”,然而后来因相关唐朝资料接踵而至的大量出现,到了宋朝,欧阳修等又进行了编修。前者被称为“旧唐书”,后者被称为“新唐书”。从唐朝灭亡算起,“新唐书”的完成已经是历经153年之后嘉祐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的事了。
清朝灭亡是一九一一年,已经过去八十多年了,但清朝正史的编篡尚未完成。目前仍在编修之中,其工作在北京通称为“清史馆”的地方进行。
清朝末代皇帝的弟弟爱新觉罗溥杰先生作为该工作的一员不用说
这一年外出旅行多次。四月份去了中国,六月份去了欧洲,八月份再次到中国,其他是日本国内旅行。
四月份的中国之旅,我与司马辽太郎先生的“街巷漫步”福建篇采访团同行,结束后,与他们分手道别,我坐飞机去了北京。
从大阪机场出发那天是四月二日,当天住在上海,次日坐飞机去了福州。这以后,我多次拜访过福州,新的宾馆饭店一个接一个的拔地而起。然而,在一九八四年,很现代的饭店并不多。我们当时就住进了在一大片空地上散落着几栋洋式建筑的西湖宾馆。由于这一年是闰年,所以清明是四月四日。在清明这天,我们一行拜访了位于福州市郊外的福湖村。这里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畲族的居住地。“畲”就是刀耕火种,意思也是火耕农业。
从福州到福湖村陪同我们的雷先生,其实就是畲族人,但是,在没到村子之前我并不知道,穿着中山装的他和汉族人几乎没有什么区别。畲族和汉族有着相似的姓,但是,听说福湖村里只有雷和蓝两个姓。
在村里看到一户相当于日本(江户时期)村
答谢晚宴
一九七九年的九月到十月,我的旅行比原计划不得不延长了很多。
原来计划,为了NHK与中国广播事业局共同策划的《丝绸之路》采访,我应该先去西安,然后飞往四川,再从三峡顺流而下。可是这个预计的行程不得不改变了。
要说清楚预计行程的更改缘由可就话长了。简而言之,我很早以前就一直想去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附近的石窟寺院(译者注:克孜尔千佛洞等)以及位于中国一侧的帕米尔地区。而这一愿望拜托中国作家协会之后,久久没有音信,因此才考虑了从三峡顺流而下的行程。但没有想到,时至九月,一封来自中国作家协会冯牧先生的“OK”电报飘然而至。
要知道,进入中国一侧帕米尔地区的塔什库尔干需翻越一座海拔4200米的山脊,还必须赶在大雪封山之前,而此时前往则是最佳季节。因此我毅然决定取消三峡的行程前往新疆。
如果三峡之旅成行,应该在十月中旬赶回日本。而帕米尔之行则需多耽搁几日。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