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康太

红  灯

文/陈康太

午夜电台女主持的声音一如平日般温润、甜美，此刻却并不那么令人喜欢，至少对的哥梁大虎来说，前方“和平路水管爆裂，正在抢修”的报道实在叫他高兴不起来。他打转方向盘，不得不绕到春风街。看看表，已经是凌晨一点四十分。梁大虎将亮堂堂的“空车”牌子摁了下来。

梁大虎不太愿意走春风街，因为那里是红灯区。路旁耀眼闪烁的霓虹灯照得春风街的石板路湿漉漉，像是谁不小心在上面打翻了油。他下决心不搭客，借道春风街转入同心路，就可以回家了。东东睡了吗？他想。东东是他的儿子。忽然又觉得好笑，这个“百厌鬼”，别从床上翻下来才好。东东是梁大虎和妻子婚姻的救命稻草，早两三年他下岗，受尽旁人的冷眼、妻子的奚落。心灰意冷的他终日窝在屋里，除了看电视，其他一切不管不顾。家中本来就不多的积蓄更是日渐消瘦，妻子一怒之下摊出一纸离婚书，如果不是儿子的意外降临，梁大虎未必能够重新振作，痛改前非，挽回一段走到悬崖边的婚姻。

梁大虎一心想着早点回家，但见前方路边一个男人招手，却又下意识地停了车。探过头去，才发现是两个人。招手的男人穿一套浅紫色的休闲西服，又窄又长的碎花纹领带耷拉着，和他嘴里叼着的一根笔挺的香烟形成鲜明对比。男的旁边跪坐着一个女人，一袭V领深黑色贴珠片连衣短裙，手上挽着一只银白色拎包，旁边地上的红玫瑰状帽子与她脚上尖细的红色高跟鞋，乃至鲜艳惹火的红唇显得相得益彰，但和她们的主人一样，已是奄奄一息。梁大虎心下不觉嘟囔了一句：又是一个喝多了的舞女！他刚开的士的时候载过这样的客，结果车后座被吐得一塌糊涂，误工费且不说，光洗车、换座垫就花了不少钱，不是他梁大虎有洁癖，那股恶心的酸腐味儿隔了一周居然还能闻到。

男的开不着门。梁大虎摇下车窗道：“同心路往北方向的我不走。”他觉得自己心肠太软了。“我操！”男的骂了一句，猛吸了一口烟，将剩下的小半截往街心使劲一砸，像是谁得罪了他一样，“往南！送到同心路跟淮南路交叉路口就行！”女人被拽上车。男子粗鲁得就像扫黄的警察一样，大义凛然。“呯”地一声关上门，他不上车。

梁大虎心中悻然，他本来可以拒载的，要是再跟上次一样，车被弄得脏兮兮，回去妻子肯定又得一顿臭骂。这几年来，两口子虽然保住了婚姻，但没少吵架。吵架的原因，大多来自妻子的怨怼，不是怨他没出息，就是怨他老实、软弱，早先在厂里干了差不多十年，既不懂送礼又不懂拉关系，不见升迁也就算了，一说裁员却有他的份。“早知道这样，当初不如让我去外面做工，你呆在家里洗衣做饭呢！”妻子每逢吵嘴，必以此言相恶。久而久之，梁大虎虽已麻木，却仍会心中隐隐作痛。他将一只塑料袋扔到后座，以防舞女呕吐。此时此刻，他只想早点将这个女的送到路口，只想早点回家亲亲儿子的脸蛋。

这个晚上，梁大虎实在算得上倒霉透顶了。先是回家遭遇封路，再是搭上醉酒的舞女，现在呢，一段不长的路，却连连撞上红灯，走走停停，好不烦躁。趁着红灯的当儿，梁大虎朝后视镜上瞟了一眼，长方形的镜片如一张抓拍的照片，恰好捕捉住了舞女深V领下的白皙胸脯，圆滚滚的雪球呼之欲出。梁大虎轻轻地长叹了一口气。在和他的妻子相好之前，他曾经暗恋过的一个女子——他的高中同学何丽丽——也有着如此丰满、圆润而且匀称的胸脯。不，车上的这个舞女怎么能跟他的梦中情人相提并论呢？！何丽丽不仅长得美丽动人，连气质也与一般女子不同，上次同学聚会，她一出场，那雍容华贵的装束，以及优雅大方的举止就令全班男生倾慕不已。可惜他们全都错失了追求这个完美佳人的机会，因为她早已嫁为人妻，据说丈夫是个金融大亨，家产何止万贯，这一点又惹得全班女生嫉妒不已。在何丽丽面前，梁大虎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只不敢去想白天鹅的癞蛤蟆。

正回味着往事，不觉前面又是一盏红灯，梁大虎赶紧急刹车，差点闯了线。好在夜深，路上空荡荡的没什么车，不然有可能就要追尾了。这一刹车不要紧，倒是把后座上的舞女狠狠地甩到了前座的座背上。她开始干呕起来，梁大虎慌了，回过头去，一把揪起女人身旁的塑料袋：“往袋子里吐，往袋子里吐！”因为是自己疏忽导致的急刹，梁大虎有些内疚，便不忍责备舞女。而女人呢，吐了一通，酒也有些醒了，竟能够自己乖乖地把袋子扎好，放到一旁，又倒头眯起了眼。

梁大虎将电台关掉。没有对话，车内变得静悄悄，除了发动机的沉闷的叫唤声。梁大虎想，没准这一路的红灯都是这个舞女招惹来的哩；又想，她倒是真有几分似何丽丽呢……本来对车上这个一身酒气的舞女带有厌恶之感的梁大虎，这样一想竟觉得有些亲切起来，又犯了心软的老毛病，给她递了一包湿纸巾。女人起先没注意到，梁大虎又扬了扬手。女人犹豫地接下了，道了一声谢。梁大虎顿时有了一种想急刹车的本能，不是因为红灯，却是因为女人那一开口浅露的牙齿。

他确实想到了何丽丽。连何丽丽都不是一个完美无瑕的女人！她有一只牙齿稍稍偏出了“队列”，只是这一丁点儿的缺陷一般人看不出来，唯独暗恋她多年的梁大虎，只需一眼便能认出。夜空静寂。梁大虎把车停在绿灯前，他似乎听到了绿灯闪烁的清晰的“嘀嘀”声。女人继续眯着眼睛，丝毫没有觉察出这一刻和前一刻有什么区别。梁大虎悄悄地将后视镜调整了一下方向，“镜头”落在了她的红唇上。一溜热泪从她的嘴角边缓缓滑下。是一个陌生人的一包湿纸巾感动了她吗。

梁大虎说：“到了，同心路和淮南路的交叉路口。”他不回头，“加燃油费一共是48块钱。”

女人酒已醒了七分。她给的是一张50元：“不用找了。”她一手将银白的拎包勾到手肘处，另一只手竟没有忘记那袋呕吐物，踉踉跄跄走出了车门。梁大虎这才回过头，凝视着女人消失在夜色中。

他将车掉头回到路口，前方交通灯已亮起黄色。

2011年9月7日

淘尽英雄是此声

——古松视野中的“法律与文学”

南翔   陈康太

一、法律与文学初探

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肇始于怀特1973年发表的一部著作《法律想象：法律思想和表述的属性研究》，以星火燎原之势发展起来，在当代法学界和文学界掀起了一轮研究的热潮。较有影响的论著，包括波斯纳的《法律与文学——一场美丽的误会》，托马斯•格雷的《华莱土•斯蒂文斯研究：法律与诗歌实践》，以及玛莎•努斯鲍姆的《诗性正义；文学想像与公共生活》，等等，其中尤以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出版于1988年的《法律与文学》为奠基之作。

国内对“法律与文学”这一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亦以波斯纳的这一部著作的译介为契机得以发展起来，在冯象、苏力等人的研究和推动下，初步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国内的研究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即“法律与文学”作为一个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明显倾向于法理学研究，甚至有成为法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的嫌疑。在这个误区中，文学只是作为研究法律的途径和辅助工具。

相比之下，港台在“法律与文学”这一新领域中的研究比大陆开展得更早，探讨得也更为深入。2003年，由台北律师公会主办的“法律与文学征文比赛”，可谓迈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它促使“法律与文学”这个崭新的概念从学界、理论界的象牙塔中跳出，首次进入大众文化的视野。由这次征文比赛参赛者的职业和身份来看，台北律师公会的努力并没有白费，投稿者既有律师、法官助理，亦有文学编辑、老师和学生，甚至有商人参与其中，可见这一活动在社会大众之间的确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和回应。令人遗憾的是，因为理论构建的不足，参审的评委亦未达成相对一致的观点，致使这次活动的获奖作品略存争议，更未能对“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围、类型及方法论等方面进行更深入的讨论。然而从推动和传播“法律与文学”这一新领域的角度来说，它仍然是成功的。其后，香港大学宣布正式举办“法律与文学”双学位课程。如果说，台北律师公会的贡献，是让“法律与文学”走进大众的视野，那么香港大学的做法恰恰相反，它让“法律与文学”重新又回归到了大学这个象牙塔里。然而，这一变化不仅不是倒退，反而更进了一步，它意味着在中国，“法律与文学”将得以在大学这样一个更恒定、也更有组织性的开阔空间里展开系统的研究。在西方，“法律与文学”早已成为不少大学的恒设课程，这对“法律与文学”的系统研究是非常有益的。

可以说，“法律与文学”能在港台取得今日的成果，不应忽略一个人多年来的努力和贡献。这个人便是原香港律政司总法庭检控主任，素有“法政诗人”美誉的 古松先生。古松对香港“法律与文学”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乃至躬身实践，都是有目共睹的。

古松年轻时的求学和工作经历，是他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也奠定了他日后研究“法律与文学”的基础。他曾就读于台湾、英国及香港大学，大学期间修读过文学，教育学等专业，也曾在一间中学担任过英国文学科的科目主任，这些经历，为他打下了扎实的文学根基，也培育了他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1980年，香港政府首次公开招聘“平民检控官”，古松参加考试并脱颖而出，顺利进入政府律政司工作，接受刑事检控官的训练和刑法的专修，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个重大转折。律政司的工作，一方面培养了他在政法领域中的专业技能，另一方面又使他得以接触到更多的案例，促使他思考和审视法律本身。虽然身在司法机构，但因为对文学的热爱和执着信念，古松坚持利用闲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据称他习惯于在上班前一个多小时就到达办公室，利用这段挤出来的时间进行思考和创作，他的不少涉法诗歌就是在这个期间完成的。他先后出版诗集、词选十三册，其中1996年出版的《庭里庭外》和2001年出版的《悠悠岁月》两部诗集，以诗歌的形式表达法律工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悟，既有检控官自身的反思，又有对犯罪嫌疑人的人文关怀；既有表达法律工作者内心情感的直抒胸臆，又有对法律程序的理性质疑。这样大批量、高质量的的涉法诗歌创作，在当时的香港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具有开创性的，因此也有人称他为香港“法律与文学”的第一人。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从律政司提前退休之后的古松，其对“法律与文学”的关注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投入了更多的精力，这当然得益于他从此获得的空余时间多于既往，但更重要的，是他对法律与文学这两大领域的热爱。近年来，他专注于“法律与文学”的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颇有实质性的论文，包括《从<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看法律与宗教的“正义”观》，《从狄更斯<荒凉山庄>看法律诉讼费用》，《从<异乡人>看卡缪的法律思维》，《“法律与文学”的先驱——谈卡夫卡的<审判>》，《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观点》，等等，均收入200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的诗文合集《诗法同行》，作为“新纪元香港作家文丛”之一，走进大陆的读者市场。与此同时，古松还积极推动“法律与文学”的发展，多次赴海外与内地大学进行专题讲授。

当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传播到中国，只有极少数学者对此进行关注和研究的时候，古松已经用他的爱好交织着思考，在律政司的办公室里奋笔疾书，于是我们看到，法律的缜密与文学的娟秀联姻，绽放出一行又一行的诗歌；当部分学者手执一沓空泛的理论图纸，在宽阔的广场上夸夸其谈他心目中关于“法律与文学”的完美大厦的时候，古松正埋头实干，在涉法诗歌的实践和对涉法文学的探讨中，耐心地构筑起一砖一瓦。对“法律与文学”的研究，需要同时具备两个学科的素养。而国内对此进行研究的大多数学者都集中在政法学界，他们不是诗人，也未必读诗，这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因此，将“法律与文学”错误归类为法理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当然在所难免。事实上，西方“法律与文学”运动的领军人物波斯纳，他从耶鲁大学毕业时获得的正是文学学士学位，其后才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修读法学。我们再来看“法律与文学”的研究对象之一——涉法文学经典，如《审判》的作者卡夫卡，如《复活》的作者托尔斯泰，他们都是法学专业出身，同时又是一名作家。古松是幸运的，因为他总检控官和诗人的双重身份，给予了他研究“法律与文学”最“得天独厚”的优势。

然而，无论是怀特，波斯纳，还是古松，都不敢轻易说出“法律与文学”的准确定义或范畴，按波斯纳的说法，“法律与文学”作为有组织的研究领域还不存在。也就是说“法律与文学”严格的学术范式和理论体系至今尚未形成，虽则如此，“法律与文学”的存在及其生命力却是毋庸置疑的。须知理论永远滞后于现象。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人们提出“法律与文学”这个命题之前，已经有大量的涉法文学作品存世。国外的譬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卡夫卡的《审判》、托尔斯泰的《复活》、卡缪的《异乡人》（一译《局外人》）、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的兄弟们》，以及狄更斯的许多作品；国内的相关作品则有关汉卿的《窦娥冤》、冯梦龙的《三言二拍》、朱素臣的《十五贯》，以及内地编撰的现当代涉法文学作品合集《万家诉讼》，等等。

“法律与文学”系统理论的构建，最大的难点是如何确定其研究范畴的边界，“法律”与“文学”孰轻孰重，或各占多少份量？古松在《浅释“法律与文学”》中认为：“‘法律与文学’并非单纯地包括文学作品的评论，实则它还广泛地包括诽谤、名侵、版权、抄袭、修辞等等。”事实上，把古松多年来的创作实践及其理论研究进行归类和分析，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法律与文学”领域中的两大脉络。这两大脉络，笔者把它们称为“文学的法律”和“法律的文学”，这和波斯纳在其论著《法律与文学》中提出的“作为法律文本的文学文本”和“作为文学文本的法律文本”有相似之处。因笔者的这个观点形成于系统阅读古松的作品之后、考查相关研究成果之前，故而本文将仍依照笔者的既定的研究思路进行，围绕古松的涉法诗歌和论文展开论述，谓之“对古松‘涉法诗文研究’的研究”。

二、文学的法律

笔者之谓“文学的法律”，将从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文学作品中的法律，通过文学的法律和文学作品外的法律。

首先，文学作品中的法律是“法律与文学”领域中最不可或缺的、也是范畴最明确的研究对象之一，它指的是文学作品中涉及的法律问题，尤其是法理学上的问题。这一点，对创作者的法律修养要求极高，它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为什么许多创作出这类优秀作品的作家，或是律师出身或毕业于法学专业，如卡夫卡等。古松的系列论文，亦以此类研究为重心。

在《从<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看法律与宗教的“正义”观》一文中，古松对小说《卡拉马助夫的兄弟们》法庭情节中控辩双方的陈词及司法程序等方面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他从专业的角度出发，认为“法律信奉的是理性，但法律却误解了生活。法律的短视反映出人类理性的局限……”在小说《卡》中，老地主的长子米卡没有谋杀父亲，却因种种证据均指向他犯罪，致使他被一致裁定杀人罪名成立。最令人无奈，也最能体现出法律的短视之处，便在于案件的司法程序是恰当的，证据和证人也是合理的，至少在全知全能的上帝及了解案件真相的读者这二者的视角之外，这个判决似乎不应该存疑。然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借辩方律师之口，批评了心理学分析在法庭上的滥用，此亦即古松所指出的“‘专家证人’的被滥用”问题。古松以发生于现代的香港案件与之进行对比，不得不赞叹“陀思妥耶夫斯基虽非法律本科出身，却具有与律师一样出色的思维”，“百多年前的审讯程序及质疑，竟经得起同现代欧美审讯程序对比”！

在另一篇论文《从<异乡人>看卡缪的法律思维》中，古松更直接以“品行证据”作突破口解读卡缪的法律思维，可谓一针见血。因为“在差不多大部分国家的刑法里，品行证据都不应被视为定罪的主要因素，甚至不应被检控部门作为举证的程序之一。通常来说，品行证据多被用作被告被判罪名成交之后作为量刑的理据。”然而，在当时的法国，却并非如此。所以卡缪在其小说《异乡人》中刻意将主角莫克索塑造成一个冷漠的，拒绝宗教、拒绝在母亲葬礼上哭泣的，具有“坏”品行的人，并因此成为他定罪的决定性因素，显然是饶有讽刺和抨击意味的。此外，古松还透过对《异乡人》的解读，探讨了犯罪时是否精神错乱（意识不清）对判决定罪的影响，并将与今日的法制建设相联系，以内地的刑事案件为例，称赞内地法律思维的进步，“令人耳目一新”。

不能不说，在文学作品中探讨法律存在的问题是转换视角对法制进行关注与反思的一条有效途径。显而易见，作为作家身份的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卡缪等人，他们在小说中不吝笔墨对司法程序和庭审过程进行既严谨慎密又细致入微的描述，绝不单只是为了向读者展示他们的法律修养。虽然一方面，法庭论辩和刑事案件对普通大众来说，本身的确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而使之十分适合于进入小说的视野，但更为重要的是，作家试图通过文学的方式，表达其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社会良心，其中既有对法律弊端的抨击，也有对法律改革的意见。笔者谓之“通过文学的法律”，这也是“文学作品中的法律”研究的进一步深化，它甚至包括读者因作品可能产生的共鸣。

以《从狄更斯<荒凉山庄>看法律诉讼费用》为例，古松借狄更斯小说所讽刺的“法律诉讼的荒谬性”，直言批评了法律费用的不合理。《荒凉山庄》虽属虚构作品，其依据的案例却“基本上是真实的”，一宗牵涉一个巨大家族的遗产争夺案，竟因法庭程序的繁琐而拖延太久，以致一笔巨额的遗产在一而再、再而三的诉讼中被耗光，最后“连山庄也没有了”。这个看似荒谬的故事就像“狐狸分饼”的寓言一样：两个小动物为如何平分一只饼而烦恼，狐狸帮它们将饼一分为二，但总不够平均，狐狸便朝稍大的那半咬一口，以求平衡，却又使之偏小了，于是它又朝另一半咬去，如此多次，整个饼都进了狐狸的肚子里了。法院和律师成了那只狐狸，无怪乎狄更斯批评道：“良知的法院变成了滥用法律最糟糕的例子。”程序拖沓且费用高昂的法律诉讼，甚至致使金钱成了影响到司法公正的因素，因为“越能干的律师，收的费用也越高”，可以说，狄更斯通过他的小说对这种法律弊端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而古松通过对其小说的解读，则在与作者的共鸣中发出呼吁，以图促进今日之法制改革：“百多年来，一切都在改变，进步，唯独狄更斯在《荒凉山庄》中提到的高昂的诉讼费用，连富人也无力负担的律师讼费并没有改变，穷人依然被摒弃在法律门坎外，‘法律援助’应该更全面地推行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又如古松对卡夫卡的小说《审判》的解读。作为一名律师，却又生性敏感而孤僻的卡夫卡，对当时的法律显然有着更多的思考，更多的不满，他不能在法庭上滔滔雄辩，却能通过手中的笔写下最伟大的作品，藉此表达他对法律异化的抗议。小说《审判》的主人公K无故被捕，后被带到一处所谓的法院接受莫名其妙的人的审讯，最后在没有定罪的情况下，被草草了结生命。K先生既没有见过审判他的法官，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了什么罪，更毋庸说如何为自己辩护。作为现代派的鼻祖，卡夫卡以夸张、变形和荒谬的小说形式对所谓“法律”和“公义”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小说中的“法庭”实际上是被非法操纵的，古松将之与“文革时的所谓审讯”进行联想比较，可谓准确、贴切，公义一旦不能“在可见中进行”，便离其本身要义远矣。从中亦可见，卡夫卡看似荒谬、看似脱离现实的小说，反而是最能揭示社会生活本质，是最能直击要害的——虚构成了事实，成了预言，而百年之后，当文革的亲历者都已不在，后来者如何说服自己相信一段如此荒唐的历史竟非虚构呢？因此古松认为卡夫卡借《审判》“攻击的不仅仅是法制和司法的程序，更大肆抨击了滥用法律的当权者，明显地利用了法律，对人所造成的遗害至深”。

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曾经令人恐惧的法庭及司法程序不再神秘。文学成了普罗大众接近和了解法律的有趣途径，正如古松在《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的法律观点》中转述波斯纳的观点：“文学使我们学会了法律，争辩的方法及阐释了人们对宪法的认知。透过文学作品对生活的感受有所了解，使制定法律的规范时不致远离人类社会行为。”他认为，“以文学艺术作品为素材进行法思、法理、法律和社会的关系研究，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具有独特的优点，不易偏颇”。这也是“文学的法律”的贡献之一。

相信上述这些观点，大多学者应无异议。现在最令人头疼的问题是：“文学作品外的法律”是否属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畴？笔者将其列入考察的三大方面，并非表明对之身份的确认。尽管古松在《浅释“法律与文学”》一文中曾明确提出过：“‘法律与文学’并非单纯地包括文学作品的评论，实则它还广泛地包括诽谤、名侵、版权、抄袭、修辞等等。”其中所述的“文学作品的评论”，即与笔者上述观点一致，“修辞”拟在下一章“法律的文学”中讨论，而“诽谤、名侵、版权、抄袭”等问题，则可归类为“文学作品外的法律”范畴，它指的是文学作品本身或文学创作行为卷入司法纠纷中。

以“文学作品涉及的诽谤”为例，因作品中收入现实生活中的真人姓名，并对其进行恶意虚构、诋毁，致使其人名誉受损，故被诉诸法律的案件屡见不鲜。这些案件，当然既与文学创作相关，又与法律不无关系，然而，从它的研究价值来看，其意义与其他法律纠纷案本质上并无二样。文学作品涉及的诽谤和一名普通人在街上指名道姓对别人进行诽谤的区别在哪里呢？或者这样说，作家触犯法律和其他职业的人触犯法律的区别在哪里呢？“文学作品涉及的诽谤”作为研究对象来说，并不具有特质性。又如“文学作品涉及的抄袭”问题，它属于侵犯知识产权行为之一种，如使用盗版光盘、窃取别人的研究成果等其他侵权行为，与之的区别又在哪里呢？对这些案件的探讨，与“法律与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建设上的主旨关系并不大。因此，尽管波斯纳与古松等人均一致认同“文学作品外的法律”应归属于“法律与文学”的研究范畴，笔者在这里仍斗胆以一个法律界外行的身份，提出质疑。

三、法律的文学

“法律与文学”领域中的第二大脉络，是“法律的文学”。所谓“法律的文学”，在语法的偏正结构中，显然是以“文学”为重，以“法律”为辅的。笔者仍将从三个方面对其进行考察：法律文本的文学性，法律事件的戏剧性，法律与诗歌。这三个方面相互之间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界线，它们互有指涉而各有侧重。

在探讨“法律文本的文学性”的内涵时，有必要先理解两个概念：一是何为“法律文本”，二是何为“文学性”。首先，“法律文本”主要包括解释合同、制定法和宪法等法律制度，包括法庭控辩双方的陈词，及司法官员的判词，还包括司法程序相关的文书，等等。相比于“法律文本”的明确性，“文学性”的问题显然复杂得多。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批评家特雷•伊格尔顿曾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的序言《文学是什么》一文中对此进行过批评式的探讨，从文学的虚构性到文学语言的“陌生化”，从文学的实用性和稳定性到价值判断与文学的关系等问题的探讨，伊格尔顿最终的结论是：文学没有本质。虽则如此，俄国形式主义文化对“文学性”的理论贡献仍然是无法抹掉的，其中不少观点亦为笔者所认同：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就在于它具有一套独特的语言体系（表述形式），这个体系运用意象、节奏、句法、韵律、修辞等诸多手段，以达到“陌生化”的效果而将其自身从日常话语体系中“疏离”出来，形成了所谓的“文学性”，换言之，“文学性”是由一种话语与另一种话语之间的种种差异性关系所产生的一种功能。回归到“法律文本的文学性”命题，则牵涉到法律文本如何在适当的范围内最大化“疏离”的问题，简而言之，便是法律文本如何在不改变“法律文体”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使其表达的形式更为通达、顺畅和优美。

关于“法律文本的文学性”问题，古松在《浅释“法律与文学”》中对修辞的运用有过一段非常精彩的论述：“至于修辞方面，法律工作者在文学方面的造诣，有时比作家们更老练，从法官邓宁勋爵的判词来看，可真的铿锵有力，兼富诗意。司法官员的‘判词’（Verdict），控辩双方的陈词（Submission），在修辞方面，都必须是无懈可击的。文字的修饰，极为考究。由于法理要求严格，故在撰写文辞方面，绝不能马虎了事。至于词汇的运用，也不比作家们逊色。很多这类的文字，本身就像一篇感人的短篇小说，而法律学院对录取学生的标准，在中英语文方面，要求相当严格。通常中英文成绩都要达到‘良’的程度。这都说明了法律工作者和作家具有相同的要求，才能适当地表达所想所说。”不过，由于法律工作的特殊性，它对文本的准确性要求必然高于其他一切，越因为如此，其文学性的延展空间越有限，故而它在修辞方面的运用会否更偏重于“语法”的范畴，而非“文学”呢？这是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却因为当下学界对这个问题的重视不足而成果寥寥。

多年身处法制前沿的检控生涯，为古松研究“法律与文学”提供了比一般人更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比一般人更尖锐的洞察力。在古松的诗歌创作和论文乃至讲座中，他不止一次提到“法庭传译主任”这个职位，比如诗歌《另类的方言——法庭传译主任》，比如《<巴黎圣母院>的一场荒谬审判》。因为“在八十年代中前的香港法院法官，超过一半以上是外籍人士，其中不乏带有浓厚乡土口音的法官”，“控辩双方证人的庭上作供，都得再用英语翻译给法官，有些传译主任采用直译，有些采用意译，结果分别就大了。”他举了发生在八十年代铜锣湾法庭的一宗“经营色情场所”案例：警察证人扮成普通人至该场所，女侍应便问要“孖钟”（双倍价钱计算，客人可以随意抚摸），还是要“花园钟”(三倍价钱计算，顾客可作性活动)。结果传译主任直译为“Double hour”和“Garden hour”。英籍法官自然摸不着头脑，他不明白顾客愿意给双倍价钱有何不妥，最后被告当庭释放。从这个例子可见，法庭传译主任的表达有时候至关重要，像“花园钟”这样的叙述本身就是一种市井俚语的运用，如何把它还原成法庭用语就需要传译主任去考究了。古松在这里提供的案例既生动又具体，他是少数真正关注法庭表达的研究者。这也是他一直以来，对法律工作者的文学修养始终寄予厚望的重要原因。

如果说，“法律的文学”要探讨的第一个方面关注的是“法律文本”，那么它的第二个方面则是“法律事件”本身。法律事件是如何进入文学创作视野的呢？事实上，在笔者提出“法律事件的戏剧性”之前，国内著名评论家李敬泽便已阐述过类似的观点，他在《文学贯注着对法律事务的深入反思》一文中指出：“在人类生活中，我们通常所说的‘打官司’，大概是除了战争之外最‘反常’、最具戏剧性的事件，它天然地适宜成为文学题材。在和平年代的日常生活中，人们一般不会与法官、律师发生什么关系，一旦发生了关系，那就是‘出事’了，这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动荡起来，性格、命运都要经受考验。人与人的冲突、生活中各种力量的冲突，这些在日常生活中通常是潜在的、零散的，但在司法过程中就变得很突出、很集中，这就是戏剧性。”李敬泽认为阅读司法案件为普通大众开辟了一个想像域：“想像‘越轨’的、日常生活边界之外的经验，这包括暴力、犯罪等等。”它“不仅为一些伟大的文学作品提供了灵感，而且孕育了一些通俗的文学形式，比如侦探和推理小说”。

纵观历史上的伟大戏剧，如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关汉卿的《窦娥冤》，剧中案件的发展、主人公的命运去向无不牵动着读者的心，情与理的冲突，人与人的冲突，均是“法律事件”戏剧性的体现。在这个研究领域中，法律成了文学表现的题材和助其挖掘人性的催化剂。

与戏剧或小说不同，涉法诗歌对人性的挖掘显然另辟了一条新径。正因如此，对“法律与诗歌”的考察显得尤为重要，它甚至堪称“法律的文学”这一脉络的核心。因为诗同样是文学的核心。正如笔者前面所述，古松在“法律与诗歌”领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是香港第一个（也是整个华人界少有的）结集出版涉法诗歌的人。古松自小热爱文学，他的文学情结并没有因为进入司法系统而消逝。他曾经如此感慨道：“我没有放弃对文学的兴趣和理想，动力源自自己对文学的执着和坚持。我是在牢狱与缓刑之间徘徊，虽然每天面对形形色色的罪案，但我的精神是向往真善美的。职业，是谋生的手段；写诗，是灵魂的寄托。”从《悠悠岁月》、《庭里庭外》到《诗法同行》，古松的每一部诗文集中都不乏优秀的涉法诗歌作品，短短的十数行诗句间便蕴含了丰富的生活信息量、思想信息量和审美信息量。

在笔者看来，诗歌与法律的结合是特殊的，一如古松在《从现代诗看法庭内外》一文中提出的观点，“用文学来探索法律的作品”多以小说形式出现，“用新诗的形式很少，这是由于结构文体有异，简短的新诗较难描述复杂错纵的法律思维”。于是古松对涉法诗歌的创作以及研究转而集中到“法制的感性方面”。这里存在一个看似违反逻辑的问题：当笔者沿用古松的说法“用文学来探索法律的作品”时，就意味着其涉法诗歌的出发点也应是“探索法律的”，它不但没有归类到“文学的法律”，反而成了“法律的文学”的研究核心，读者也许会对此产生疑惑。这与新诗的特殊性有关。诗歌是一种感性的、超验的艺术方式，它与散文或小说的发散和逻辑思维不一样，诗歌的思维方式是跳跃的。从这个角度来讲，诗歌与法律本应各行其道，法思、法理等严肃且严谨的问题与以“抒情”为本质的诗歌（lyric，即抒情诗）方式格格不入。正因为如此，当诗歌介入法律这个领域之后，它注定了只适合于、且更适合于表达诗人心中对法庭内外事物的直觉的感悟，包括诗人对人物命运的同情与悲悯，对法制弊端的痛惋与鞭笞，以及对社会良心的审视与追问……所有这一切，也注定了涉法诗歌之为诗歌，它承载的是诗性的正义。

如古松的诗歌《幼齿》：

幼齿——记C&P女童

扭曲的躯体在炎夏中萎缩

羞耻蜷伏在喷火的双瞳

……

庭内的眼光编织虚伪

睥睨的嘲讽贯穿迷惘

秋天将掠过码头围女童院的高墙

散播另一次的失足

然后坠落在冥思的十四月

然后又一个丑陋的男人

……

再一次躺下

像一只标本

这首诗的副标“C&P”是保护妇孺条例的简称。C&P女童是一位失足的未成年少女，按照香港保护妇孺条例，她会被送到儿童院接受“感化”。在成人看来，这是对女童的关怀和保护。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对女童来说，庭内的眼光编织着虚伪，所有的关怀都是假的，“感化”过后，等待女童的是“另一次的失足”。 换言之，“C&P”对少年犯的惩戒与教育光走形式而无实质意义。这首诗可谓表达了古松对香港少年法的质疑，也凝聚了他对女童命运的深切同情。

归纳起来，古松的涉法诗歌主题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对法律工作者的内心写照。如诗歌《黑色袈裟下的你——律师》和《辩士》，关注的都是律师职业的特殊性，因为律师的身份使其有时候不得不违背自己的原则和良心，这两首诗可谓“道尽了律师内心矛盾的挣扎，是与非的道德挣扎。”《无畏》表达了一个检控官“背负着无数的冷漠/司法的炎凉/匍匐地一步一惊心/与坎坷并肩前进”，尽管“法律是有钱人的公正”，但他仍无畏前行，“仍乐于冲向未明/看正义在苏格拉底眼眸里/无私地伸张”。《你在高台上的孤独》则以表现法官的内心为主。二是对犯罪嫌疑人的悲悯和关怀。前面所举例之《幼齿》便属这一类。与此类似的另有一首《卖笑的女人》，描写了性工作者在庭上的情形。以及《冷眼》，表现了被告在被定罪时复杂的心理与情感。《心魔》则从高买者（盗窃犯）的角度发出了其真实的心声：“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心伤/站立时凝视两脚发抖/时光可否迅速倒流/回到鸿蒙未启时的天真/变幻中我无法还原/愚弄我的岂止是贪念”。三是对法律被扭曲的忧虑。《司法·沉落的忧郁》一诗是古松涉法诗歌中较长的一首，这首诗以黯淡的色调和低沉的声调，承载了诗人对司法被滥用的失望和怨怼。作为检控官的古松当然和《无畏》中相信正义、一往无前的主人公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妨碍作为诗人的他同时怀着一腔热血与柔情，以大慈大悲的情怀来体味人间的疾苦与不公。

不得不承认，因为诗歌的感性、直觉性、个体性和超验性，它在消解了大众对法律的隔膜和偏见方面，甚至比小说和戏剧更为有效，所以它得以在法律与普通大众的内心之间搭建了一条直达彼岸的桥梁。这无疑是作为“法律的文学”范畴内之诗歌的最大贡献。

四、法律与文学的殊途同归

如果把“文学的法律”与“法律的文学”比如为人体之两大血管，那么，“文学的法律”因其严谨和冷静的思维方式必类似于人的静脉，“法律的文学”则因其形象和抒情的感性形式而类似于人的动脉，两大血管最终交汇于人的心脏，从而形成血液的循环，构成了“法律与文学”的基本理论框架。那么这个心脏又指的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个心脏应是人类的良心，社会的公义。

正如古松诗歌《无畏》的最后数行，执着的检控官虽历经坎坷，“仍乐于冲向未明/看正义在苏格拉底眼眸里/无私地伸张”。早在公元前数百年，苏格拉底就与他的辩手们为了正义（公义）的问题而争论不休。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对“公义”的思考和体验，既继承又超越了他的老师。与其说《理想国》表现的是苏格拉底与他的辩手们所争论的“公义”，莫若说，那是柏拉图借他的老师之口，道出自己心中“公义”长存的“理想国”。在柏拉图的思想生涯中，苏格拉底的死对他的打击最大，甚至使他的信念为之动摇，以致其外出流浪多年。柏拉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一个人要保持永远的正直，就必须远离政治。这和他原先的想法完全背道而驰。《理想国》的基本出发点是性善论，然而，现实却将柏拉图的“理想”击垮，反而是主张性恶论的马基雅维利和他的《君主论》为后人提供了管理一个城邦更为有效的方式。

当人性由“善”向“恶”转变，我们该以什么方式去保障“公义”的长存呢？卢梭和孟德斯鸠以《社会契约论》和《论法的精神》对此进行了回应：那就是法律。那么，法律究竟是主张性善论还是性恶论的呢？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说：“我没有区分政治法规和民事法规，因为我探究的不是法律本身，而是法的精神。因为法的精神存在法律与各种事物的关系之中……”法的精神是“主善”的，但法律却不得不以“惩恶”的方式来维护它自身的尊严。

文学的精神与法律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与文艺复兴时期提出的人文主义精神可谓一脉相承，无不倾注了对人的关注和关怀。然而令许多人困惑的是，二十世纪以来，现代派文学却似乎对传统文学产生了精神上的裂变，以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鼻祖，它打破了“真、善、美”的美学体系，而代之以“真、恶、丑”。不过在笔者看来，它只不过是以一种“否定之否定”的方式表达了文学的叛逆和对丑恶现实的反抗，是作家良心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事实上，与现代法律（人为法）相比，文学的更像是承载了自然法的角色和使命，这当然只是一家之见。

因此，“文学的法律”与“法律的文学”是“法律与文学”殊途同归的两条途径，两种方式。法律与文学，应以对人的关怀，对社会公义的秉持为共同追求。人性的善与恶在这里交汇、交锋，最终走向公义。这也正是古松从事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一以贯之的信念。

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一剧，充满了情与理的冲突，表达了作者对法律与人性关系的探讨。无论主人公安东尼奥多么令人同情，他毕竟是违反了当时的威尼斯法律。莎翁借安东尼奥之口如此说道：“公爵不能变更法律的规定，因为威尼斯的繁荣，完全倚赖着各国人民的来往通商，要是剥夺了异邦人的应享权利，一定会使人对威尼斯的法治精神发生重大的怀疑。”古松认为这段话，正好体现了莎翁对法律公正的执着。可是，如果剧情照此发展，安东尼奥最后的结果定是悲惨的，这显然违背了莎翁的初衷。于是他经过巧妙的设计，抓住“契约”要求严密和准确的这个特点，由安东尼奥友人的妻子鲍西娅（一译鲍细霞）将局面扭转过来，反过来让黑心的夏洛克倒了大霉。古松认为“这样的裁决，于理则可，在情方面则不能不说过分了”。因为庭内的感情极有可能会成为影响法庭判决的公正性，如此一来，如何保障社会公义呢？即使是“黑心的夏洛克”，同样应该享有法律公平的待遇。

因此，相比《威尼斯商人》，古松在另一篇论文中讨论到的小说《女法官与男囚犯》，在探索法庭正义的方面，下了更多的笔墨。古松的这篇论文《法律与文学——<女法官与男囚犯>》，堪称是他“法律与文学”思想的集中体现。《女法官与男囚犯》是苏联作家弗拉基米尔·德罗兹的一部小说。小说塑造了一位执着追求正义而又有血有肉的女法官形象，将女法官作为法官与一名普通女性的双重身份展示于读者的面前，以探讨女法官的精神世界、私人生活与对公众的态度，探讨人性与道德以及法律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一个有良心，负责任的法官，女主角英娜的判决对被告来说，“影响至巨，甚至生死”，因此她承受的压力也是十分巨大的。她觉得自己有责任保护社会不受罪犯的侵犯，同样也有责任保护罪犯作为一个被告免遭不公正的指控。因为“法官的公正是诉讼程序的一个基础”。另一方面，法官也不可避免地“具有常人的情感和抱有的偏见”。这两者之间是何等泾渭分明。古松引小说作者的文字来形容英娜：“法官有没有权利享受公民的感情呢？她替自己辩护：有。既有权爱，也有权恨。在进入审判庭和开庭审理前，法官有这个权利，而届时则不能有爱，也不能有恨，只能法律条文。”古松认为，这段描述实质已“将一位法官的基本审判精神一语道出，这也是法官与一般市民的区别”。小说题目是《女法官与男囚犯》，是因为男主角是一位囚犯，作者正是通过这个角色的设置，将法官英娜内心世界的矛盾、纠结，她的爱与恨，展现得淋漓尽致。男囚犯戈尔斯基通过信件与英娜交流，向她求爱。就在年将四十而依然独身的英娜为男囚犯的真诚所打动的时候，她正在审理的一宗案件中的惯匪弗列塔，却以种种方式向她施加压力，甚至威胁要公开她与戈尔斯基的“情信”，要挟她回避聆讯。英娜最终毅然决定回避，并不是因为妥协。英娜的处境，从事检控官生涯多年的古松应是最能体会的。他感慨道：“……一位法官所面对最困难的，不是复杂的法律条文，而是内心不偏不倚的持平，特别是被审判的人罪大恶极，虚伪得以为自己可以凌驾在法律之上，更何况是一直在背后陷害自己的人。”英娜更是坦言：“弗列塔就此事（指与劳教犯通情书一事）嘲弄我，对我坚守岗位加以报复，但我不能就此加以报复，这是我道德法规的要求……”她最终走出法庭，光明正大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爱情，享受她作为一个普通人，作为一个女人应该享有的权利。这是人性的胜利，也是公义的胜利。古松称赞小说作者“透过英娜正确地显扬了法庭的唯一精神——正义。英娜感到自己面对的不仅是自己的良心，而且是面对整个社会的良心”。实亦乃他人生价值观的真实写照和他对“法律与文学”价值判断的终极归依。

一如前面所述，古松的涉法诗文研究是零散式、体例式的，集腋成裘，却不无系统性。他对“法律与文学”的理论构建，是以具体对象的实践和研究为基础，譬如对涉法诗歌的探讨，对众多涉法文学经典的研究。他一心一意以一砖一瓦的方式默默搭建自己心目中的“法律与文学”小屋，却不知不觉构筑起了一座大厦。从古松大量的涉法诗歌创作实践和他的系列论文中，笔者看到了“法律与文学”跳出“交叉学科领域”这个尴尬的位置而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能否成为现实，必须基于“法律与文学”对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等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君听浊浪金焦外，淘尽英雄是此声”。古松作为香港“法律与文学”的先驱和力行者，播种植苗，绿荫满眼；那么，红果灼灼，累累枝头，岂非可盼可期！

漂泊即彼岸

——对王十月中短篇小说的一种解读

文/陈康太

    我对王十月的了解，始于他的中篇小说《国家订单》，因为同处深圳的缘故——虽则王十月生于湖北，但深圳却是其文学创作爆发的另一方“故土”；也因为打工文学发端于深圳的缘故——《国家订单》的发表及其影响，使许多人不约而同将王十月列为打工文学的代表作家，他类似的作品当然还有《战栗》等。事实上，王十月本人对于“打工文学”这个范畴所持的态度是审慎的。令我感到意外的是，在进一步阅读王十月的其他中短篇小说之后，我先前对这个七零后作家的一些看法被完全颠覆了。

    王十月曾经将自己的作品大致作了以下的分类：一是“野兽”系列，主要是两部长篇《活物》和《31区》；二是“烟村”系列，由几十部短篇组成，如《梅雨》、《绿衣》和《透明的鱼》等；三是“困兽”系列，包括《记忆1976》、《嗽叭裤飘荡在1983》和《少年行》。在这个分类中，《国家订单》和《战栗》是被“遗弃”的孤儿，其中的原委，并非它们不够优秀，而可能在于，它们作为作家某个创作领域上的突破，是难以被归于前类的。换言之，它们并非作家“本色写作”的体现，以这两部作品来标榜王十月的写作风格和特色，显然有失偏颇。

    我以为王十月之“本色写作”，乃指其写作的“土地本色”——无论是传承于沈从文、汪曾祺的乡土诗意风格，还是脱胎于前二家而独成一体的“烟村”、“困兽”系列，王十月的写作经验都离不开生养他的故土，而又不受限于此。王十月的“土地本色”是二维的，至少表面上是这样。他笔下的烟村天然宁静却又危机四伏，他笔下的农民淳朴勤劳却又躁动不安，在“烟村”的另一端，是一个名为“深圳”而非深圳、名为“南方”而非南方的城市镜像。一如《夏枯》中前子心目中那个虚拟的、陌生的、遥远的“深圳”，一如《蜜蜂》中孩子们猜测蜜蜂去了那个温暖的、未知的、确信的“南方”。如果说，王十月通过小说《蜜蜂》写出了烟村自然朴实的美好人性——虽不无狡黠算计而更多古道热肠，虽不无狭隘饶舌而更多包容大度，虽不无感叹辛酸而更多坚韧旷达，那么《少年行》则堪称透过一群乡村少年的心性与行为，将烟村浮躁复杂的阴郁一面展露无遗——看似年少无忌而内心敏感迷惘，看似无所事事而内心躁动不安，看似叛逆冷酷而内心灼热难止……这样一群乡村少年，最终因为四毛的死而开始醒觉、反省，在喊出“再也不能这样活了”的宣言之后，怀揣着各自的“城市”梦想，远走他乡。

    深圳本土评论家李云龙在《推开任何一篇窗户都能看见蓝天》一文中，认为王十月的城乡书写，是“一种多维呈现与深度指陈”。我深为认同。“漂泊”与“抵达”是理解其城乡书写十分重要的关键词。也许在许多人看来，“烟村”是王十月笔下人物“漂泊”的出发点，“深圳”或“南方”自是其“抵达”的终点，如果事实也的确如此的话，则王十月就不成其为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了。从上述王十月的诸多中短篇小说来分析，假设表面证据是成立的——这个表面证据，即指烟村人不满现状，力图冲破牢笼，走向城市——可是，当小说中的人物“抵达”他们所憧憬的“城市”之后，却发现这片新土并非他们心目中的“彼岸”。从这个角度来说，《国家订单》《战栗》无疑是表达其“抵达”之后的失望与悲愤的一个最好体现。而更大的悲剧是，他们身后，同样没了退路，城市成了王十月笔下人物“漂泊”的新起点。这些出走的农民，既不愿意返回烟村，更无法返回烟村，那么彼岸何在？在小说《绿衣》中，无论是不甘贫困而牺牲自己的青春以换取城市生活的春桃，还是重蹈母亲覆辙的绿衣，对她们来讲，“漂泊”的意义已经远比“彼岸”更重要，因为“漂泊”本身已经承载了她们眺望未来、坚韧生活的全部期冀，“漂泊”成了她们慰藉内心、安抚灵魂的星点岛屿，因此，“漂泊”又何尝不是“彼岸”呢？

    王十月以扎根乡土的经验，深入现场的态度，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写出了一批富有乡土诗意而又饱含底层辛酸的中短篇小说，关注并呈现了中国现代城乡交融与冲突中那群被游离、被遗弃的人物之困境与命运。他的书写，既柔和又尖锐，既疼痛又温暖，既矛盾又坚定。他的作品与他笔下的人物一样，以怀疑的、探索的、坚韧的精神，“漂泊”在人类灵魂的深处，即使“抵达”无望，却从未放弃。

2011年7月20日

《都市文学新景观》课题成果简介

相南翔

《都市文学新景观——深圳作家作品研究：30年30家》（以下简称《新景观》），是深圳十一五社科研究课题，课题编号为115A066，后记已有说明。该书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新景观》基本情况略述：

一、主编：

《新景观》由章必功教授任主编，南翔教授任执行主编。

二、作者：包括主编在内的深大教师及研究生十余人参与策划、编撰与写作。

三、框架

1、本研究集的整体框架：共分三卷（收入有代表性的深圳作家30人）

2、序言

本书序言为南翔所撰。着重介绍了该著作的学术定位，研究基础，作家情形，文章特点，成书宗旨，编辑思路与价值取向。

3、后记

后记主要涉及本研究集的成书过程、相关意义和文化影响。

四、内容

 【一】无法绕开的一种表达：关于立场

《新景观》的著述属性，统一为作家作品研究。但在立场的表达上，不同研究者（甚至同一研究者在对不同作家作品的解读方面），则又是各具姿态。有些是对当下社会持客观审视的态度，其所依凭的是作家作品现实，以原作视点为基准，内部蕴含一种深长忧思；有些则是就作家作品本身的精神特质而发声，表明自己的态度，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这些由原作引动、牵出、生发、延伸而形成的或为批判或为褒扬的立场，均在所有研究文章当中，作了隐显程度不同的宣示。因其内容繁富，观点纷杂，当然也由于篇幅所囿，只能举其大要，采用片断辑录或梗概择取方式来进行，且只能是大致涉及，而难以做较详概括，更无法再加额外发挥，故此，作家立场与研究者立场表达，亦均倚重于依条目类别划分的有限直陈方式。

1、“批判现实主义”立场

（1）丁力论：在历史与现实中徜徉（白吉秀曹清华）

丁力论是一篇特殊的研究文章，因为这是将曹清华博士与白吉秀女士各自的论文先拆分再组接而成的。不过，这种因外部介入而生成的合作，并未影响这篇文章的真正价值。从整体看，这篇文章最重要的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对丁力现象与作家立场，条分缕析地作了梳理，其基本陈述较为符合作家作品实际，有较广的文化视野，有一定的理论高度。这篇文章指出，丁力的创作涉及到公司与商情，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作家的立场，也就是作者应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写作，应该为谁而写？丁力说自己属于“批判现实主义”，亦即写老板并不是完全褒扬老板，而是对老板有很多的批评，是持这种态度。这叫做“说好人的坏话，说坏人的好话”。比如这个人犯罪了，就写出他犯罪的理由，即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很难选择不犯罪。如果要问这是谁的过错，那只能说是社会的过错。《商场官场》，讲述了主人公戴向军投机钻营的一生，揭示出了商场和官场之间纵横交织、难以分割的复杂关系，勾画了官员高台跳水进军商界，商人摇身一变成为官员的社会众生相，向读者展示了官商勾结的令人瞠目结舌的内幕。《倾斜的天平》则对比了两位公司老板的不同遭遇。小说命名为“倾斜的天平”即旨在引起人们对公平、公正的人类法律目标的反思。是站在一个公众知识分子的立场上来评判这个社会。而且由于社会的官场商场就是他的知识面所在，所以他所批评的就是中国的商场官场，是历史也是现实，这当中有一种纵深，有深圳这座城市历史的纵深，也有一个时代经济现实的纵深。

（2）戴斌论：让生活自身来说话（汤奇云陈静莹）

小说创作需要让生活自身来说话，理论研究也需要让作品实际、让立场观点来说话。汤奇云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很强的概括能力，在文章当中，片言居要，简洁迅速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其立场，是既有的文学观念、相应的专业素养、缜密的逻辑判断与对小说（当然也包括对戴斌小说）那种近于直觉的阅读感受之交互影响、彼此渗透、主客观融合的一种集中反映。汤奇云在拟定“让生活自身来说话”这一命题时，设置了多个角度，比如“草根也有崇高的一刻——论《地》和《暖冬》”，比如“扑向爱，逃离情，最后只留下欲——论戴斌的情爱小说”，比如“土豆们的愤怒与诅咒——论《对着太阳撒泡尿》、《有钱就单身》、《献血》等”，但是，最能体现这一点的，还是对人物内心疼痛的查考（这种查考，当然既关乎作家所执的批判立场，也关乎评论家对这种批判立场的响应），如：最初，无数的小菊们带着对城市美好的想象来到这里。但是,一种战栗的落寞之感油然而生：城市，是最美的，也是最丑的。

正因为有一种立场上的认同感和响应度，所以，汤奇云才会说：戴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文学。才会说，戴斌为深圳感知疼痛，书写深圳的疼痛记忆。他感知到的不仅是现代文明的进步和喧嚣，还有压抑着的苦闷、难解的孤独。

（3）千夫长论：寻找失去的天堂（赖欢海）

《长调》是草原民族发自灵魂深处的颤音，是一部悲剧，一首挽歌，也是显示作家批判立场的一部作品。

在千夫长的笔下，草原民族固有的精神与气质正在逐渐消失。

即使仅就长调这种音乐形式而言，其表演手段与内容的固化、僵化、空壳化，亦已使得草原传统、草原精神、草原意绪、草原襟抱都被渐次剥离，无论是马头琴还是长调，都很难再听到其中所蕴蓄的本自天然的韵味。

最能显现作家批判立场的，有两个点。第一，对小女孩雅图报幕这一情节的描写，揭示出了人性丑陋和残暴的一面，作者笔尖锋利地刺向了一种畸形的、不正常的社会生态。

第二，甚至是更极端的一点，是活佛的神秘失踪，是过了十多年才发现，而且，他的干尸悬在厕所的顶棚里。

神圣的活佛竟然悬尸在藏污纳垢的厕所里，这既体现出“道在矢溺”的哲学认识、精神架构，说明可能越污浊的地方越有道，真正洁净的莲花是出自污泥之中，同时又暗喻这个世界可能就是一个污浊的世界。

（4）王十月论：推开任何一扇窗户都能看到蓝天（李云龙）

王十月的小说《战栗》，是一部将漂泊阐释得几乎令人心碎的小说。作家写沙抱着铁的细节，本身就是一种深到骨头里的尖刀的刺入与搅动——沙一手抱着铁，另一只手也抱着铁，确切地说，沙搂的不再是他的儿子铁，而是铁的骨灰。

建筑公司负责处理“铁”的后事的刘干事，对工人的算计，既让人看见了这类人物的冷血，同时，更反衬出人性的悲哀。

见出的是人物心计与受资本控制的人性的狡猾。

这部作品中，有两个数字让人触目惊心——三万块加一盒骨灰。这两个数字相加，成了铁留给父母亲的全部遗产。

这样的数字所展现的，是人物关系的多向度、多侧面；是生活现场的喧腾、沉郁、压抑、艰辛与严酷。而所有这些，都与作家和评论者的批判立场有关。

（5）央歌儿论：影度回廊处，坐看书卷时（曹克颖）

央歌儿的小说《大战》，深刻地反思了家庭教育的责任与义务。

《大战》篇幅不长，却传达出很多社会信息。其中一条就是对高考制度的反思。文中情节很能体现作者对高考制度的冷批判。

（6）刘利论：都市的迷离（赖欢海）

《奇迹》有一种荒诞派的感觉。它不单单是写底层，而且是写整个生活的荒诞。它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面，是一代人因没有依靠、迷惘困惑而产生的孤独、焦虑、隔阂并存的一种心理体验。它继承了中国启蒙文学批判国民性的特点。

2、人本主义立场

（1）卫鸦论：游走于存在、记忆与想象之间（孙巍巍）

对卫鸦小说当中表现出来的人本主义以较为集中的方式进行阐述，并由此见出一定的认识深度，这是年轻的研究者孙巍巍所写评论的一种特质。孙巍巍写道：在卫鸦的小说里尽管也有风雪、苦难、误解、势利和浅薄，而且，这类东西有时还占着上风，摆布着人物可怜的命运，但他总是能够在字里行间的绵长气息中，透出轻松、温暖、阳光和希望。他不会做一个站在远处的冷眼旁观和嘲讽者，而是尽可能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同情他们，帮他们寻找出路，绝对不会弃他们而去。

这种人本主义追求，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的，它是人性光芒和勇气催生的产物。借用纪德的话来讲——我们是异端中的异端，总受各种离经叛道、思想的深奥隐晦和抵牾分岐所吸引。

写到故乡时，卫鸦会像个老人那样，静坐在黑暗的角落里，从越来越稀薄的记忆里黯然回望一生。那些记忆就像火花，或明或灭，在它闪起的时候，他像捕食的野兽那样瞬间抓住它。卫鸦的每一篇小说都像时光在轮回，起笔瞬间，作者即被猛然扔进时光深处。

穿越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走进虚构与现实之间的故乡：那些依河而立的连成片的木房子，每逢鬼节在河里飘飘荡荡的纸船，让人闻言色变的落水鬼……

卫鸦的小说，通过对都市生活的细致体察，非常个人化地揭示了在市场经济转型期，人们的种种心理转变与冲突。尤其是对于城市边缘人种种微妙和尴尬之处的描绘，可完全视作卫鸦在文学方面的独特发现和成功开掘，像短篇小说《距离》，即有相关展示。

这类对城市边缘人微妙和尴尬之处的细致描绘，既是对现实的一种体察，也是对现实的一种超越。因为这类书写，虽揭了现代都市病，但其目的不在于简单批判；虽触及了底层艰窘，但其目的同样不在于将自己打扮成弱势群体代言人，不是简单地展现底层平民生存的艰难和不幸，不是以血淋淋的东西粉碎人生希望。它所关注的主要还是人和人性本身，所关注的是现代都市中人，在面对种种诱惑时的选择和心理困境——边缘人身份及其行为、内心的“种种微妙和尴尬之处”。这是一种有后劲、催人反思的书写。

（2）央歌儿论：影度回廊处，坐看书卷时（曹克颖）

曹克颖对央歌儿小说的评论，有一个非常特别的角度，即，引入了一个近似童话寓言般的故事——如《悼念一只鸭》，央歌儿在校园题材方面，所作的是入骨描摹，这是对逝水年华的一种深情追忆。

《悼念一只鸭》，既有严肃的神髓，又含着相当意趣。小说讲述了高一•二班的新成员——一只名为李团结的鸭子的故事。

作家反映现实的使命感、思考问题的责任感，其人本主义立场，均渗透于字里行间，一系列的情节绘写，实际上都与人类的生存哲学、精神取值相关。

（3）李亚威论：触摸深圳，倾听灵魂（陈康太）

《深圳故事》写了尘世的罪恶，人性的困惑和冲突，但是，这种黑暗的东西，绝不是李亚威作品的全部，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所有这些主题的展开，都源自于她的人道和人性关怀，源自于她的善良、美好、温情。

她早期的四部作品：《妈妈飘着长头发》、《红跑车》、《升》和《眼睛》，无论是影片的切入角度，还是人性挖掘的深度，都呈现出一种及于灵魂的力量。这个系列总是贯穿着一种人本主义关怀。李亚威用触摸、用倾听，为我们推出了远离模式化的“深圳”，远离概念化的“都市”。这是正确的。因为，深圳是活的，解读深圳也应该是活的。诚然，要想真正客观真实地把握这座新兴的都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像李亚威那样，怀着一颗赤诚之心，触摸这片土地，“倾听着那些从灵魂深处流出的声音”，虽不尽全面，却最是接近深圳的心脏与灵魂。这些片子都是描写深圳人的生活、自我冲突的故事，人性在特殊环境下的颠覆和撕裂，是李亚威个人对这座城市的情感表达。她站在了历史与人本主义立场上，为这个时代留下了一段纪录。

【二】穿透灵魂的一种凝注：关于都市

《新景观》是都市文学的研究成果结集，既如此，则无论对研究样本（具体的作家作品）会做怎样出人意表的破译，冷静观察也好，深情歌赞也罢，研究者都必须将视角投注于都市。《新景观》当中的篇章，均体现出了这种趋同特性，而且，有些研究者甚至就是直奔都市灵魂而去，形成一种穿透。

1、李春俊论：灵魂始终奔跑在深圳前方的歌者（黄玉蓉）

黄玉蓉的这篇研究文章，严肃地提出了都市问题，直言“富了之后怎么办”、“城市化后怎么办”？

在研究样本所展示出来的绚烂图画面前，黄玉蓉没有心神迷乱，不是津津乐道于物质的高度丰富，而是将眼光转向了都市灵魂的挣扎，从明丽的色彩、温暖的意象、乐陶陶的情趣、暖融融的幸福中看出都市的空洞来。她非常深入地走进了李春俊的长篇小说《谁比谁坏》内部，发现这是一个探索都市人物质生活充裕后心灵归属问题的文本。对这部小说的详尽考察，使黄玉蓉得以准确抽取出文本核心。原来，这部长篇，是将故事场景设定在一个声色犬马的富裕之城，城中人连环套似地陷入愈堕落愈空虚、愈空虚愈堕落的恶性循环。商人、公务员、教师、全职太太，一个个都难逃厄运，而这一切似乎都是富足惹的祸。在做了这样的抽取之后，黄玉蓉分析道，作者不吝惜笔墨地叙述人物的堕落史，其实不是为了告诫，而是要为这些变坏的人物寻找一个安放灵魂的处所，这才是李春俊小说文字的精神旨归。由此，可以确知，黄玉蓉真正穿透的是人物内心的挣扎、对抗，是在滑向堕落过程时常常又会顽强地拒绝堕落，其表现出来的是矛盾形态，一边是罪恶的淫声，一边是道德的呼唤。而在经历不懈的自我否定之后，男主人公刘进西最终在一位可爱女子的引领下爬出了堕落的泥淖。李春俊和黄玉蓉共同完成了对都市人性的一种扫描、一种穿透：勇敢奔跑，拒绝堕落。

黄玉蓉和李春俊完成的第二次穿透，是在城市化进程中对乡村记忆的顾盼和淘洗，是在都市文明挤迫农耕文明时，对回旋于城市上空的布谷声音的一种倾听和怀想。不错，在研究样本内外，黄玉蓉和李春俊们抚摸着乡村记忆，为都市最终作别农业文明在唱响一首相当悲凉的挽歌，也在吟咏一首格外明亮的颂诗。

黄玉蓉在一篇并不太长的研究文章里，显出了她女性的细腻。她一下注意到了李春俊关于都市描述中的认识价值，充分肯定了李春俊小说的特别之处：以其罕见的题材和丰厚的内涵承载着一个由渔村发展起来的大都市最后的乡村记忆。这种不复重现、不可再生的乡土记忆是深受农业文明滋养的中国人永远的心灵绿荫。

在当前这种价值失范、文化失语、认同紊乱的时代焦虑氛围中，李春俊执着于自己的价值立场，汲汲于考掘现代人的精神意涵。他以自己的写作和思考叩问重商主义消费社会的道德良心，顽强地抗拒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巨大声浪，阻止着“经济人理性”的畸形泛滥。

2、李亚威论：触摸深圳，倾听灵魂（陈康太）

陈康太充满热情、非常真诚地称赏李亚威镜头当中的都市记录。他认为，李亚威在艺术上的创新尝试，其实都是为了触摸深圳、倾听灵魂。他写道：李亚威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艺术手法来表现都市生活，越是试图张扬人性之美，就越要将这种美深藏于文本，以期让读者和观众真正融入到作品中去，同作者产生情感共鸣。她所力图折射的，是一座城市的文化根源与文化认同的问题，也是文化构筑的问题。这是一种更接近生命原初意义的对灵魂的倾听与触摸、观照与浇灌。

3、吴君论：亲爱的深圳所蕴含的丰富与驳杂（董爱霞）

董爱霞在吴君的作品里边，读到了其深入到都市底层生活的特质。认为，吴君的作品， 从体裁到题材，从个人到社会，从生活到精神，几乎是全方位介入都市生活，尤其是底层生活。表现出了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

4、张黎明论：“猫低”之痛（陈康太）

作为评论者，陈康太对张黎明的考察是全面的、全景式的、全天候的、全时空的。这样的考察堪称细致、细腻、细心。但是，这篇评论，最难得的地方，还不在于它体现出了陈康太在文本考察方面的细致、细腻、细心，而主要在于它能见出研究者的出色感觉——一出手就抓住了小说的命脉。它确实沿着作家张黎明的文本线索，寻到了深圳的城市光点，但是，显而易见，这决不是研究样本内与外两者的核心要素，其核心要素，是穿透深圳这座新兴都市灵魂的疼痛。这才既是张黎明的目的所在，又是陈康太的目的所在。作家和研究者用各自的文本碰撞达成了一种默契，彼此都可以放声歌唱，歌唱至于今日所取得的文化成就，甚至不妨力挺这种前所未有的、相当丰富、极具个性、超乎想象的文化发展奇迹（不管是规模、格局、速度也好，还是形式、内涵、斩获也罢，其势雄豪，四方动容），但是，对于都市缺钙、缺铁甚至冷血的一面，他们则发誓绝不姑息。这种不姑息，就是痛挖“猫低”的病灶和患病的深层次原因所在。

这种对都市灵魂的穿透，既包含了一种忧虑，也包含了一种别样的很深的爱。

“猫低”在粤语中是蹲下的意思，但所指远比“蹲下”一词丰富和形象。尤其是在张黎明的小说中，它既包含了像猫一样弯腰屈膝的动作，又暗示着这一动作的拟物性和屈辱性。

小说的痛点，就在于一个从来不向任何人挑战，也没有想过要对任何人恭顺低头的老实人，不得不向现实低头。两条线在最后聚拢，面对妻子和女儿的责问与残酷现实的迫压，阿温不堪重负，竟从此患上了一遇刺激就发作的“猫低”病。正由于此，小说的辅线反而比主线更显得有震撼力和冲击力，因为它是一种虚化的处理，是一种象征，它暗示了处于经济弱势的群体，在钱权勾兑的情势下，被迫屈辱“猫低”的畸形人性生态。这种“猫低”之痛早已穿越小说本身。

《快乐狗》是与《猫低》甚为相类的一篇小说，

《快乐狗》中的主人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卑微得似乎只配拥有“快乐狗”的称谓。这个在商业大厦门口以扮狗为职业来养家糊口的人，此时在曾经的好朋友添早（已成了有钱人）眼中，无非是做照相背景且可嘲弄取乐的一只“快乐狗”而已。一中虽然是快乐狗唯一的朋友，却需要卖腰子筹经费出版著作，且最终跳楼结束了生命。“快乐狗”因此更深刻地感受到了现实的残酷和内心的孤独无助。快乐狗也试图跳楼，但却被救了回来。此后竟患上了怪病，“症状极其简单，不肯下班，不肯脱下那狗套子。”这种病症和《猫低》中阿温的“猫低”病其实是一样的。陈康太把张黎明在这类作品中，所描绘的弱势群体之遭受灵肉摧残以致精神崩溃后表现出的病态行为，称为现代人的拟物性行为，这是一种近似漫画的笔法。

可以说，无论是《猫低》还是《快乐狗》，作者倾注在主人公身上的正面情感是绝对真诚的，这不仅仅是一种单纯的同情感，更带有一种复杂的认同感。这种情感甚而直至小说主人公崩溃发疯，也没有动摇分毫。也就是说，作者宁愿让小说里的主人公最后疯掉，也不愿意让他们被钱权社会同化。因此，这些人物的命运和结局，往往从开始起就注定了是一场悲剧，但他们的人格尊严，却得到了最大程度的真正保全。

5、李兰妮论：一个作家与她的旷野书写（吴炫）

吴炫对李兰妮的《旷野无人》，作出了较为独到的理解判读。她在李兰妮被疼痛、被抑郁笼罩的内心，看到了生命力的强韧，看到了书写疾病的李兰妮如何剖析自我，直面自己所走过的艰难历程、承担内心黑暗的百般折磨，并且使尽力气，用女性纤弱的手高高举起生命英勇的旗帜。

吴炫对李兰妮既寒冷又炙热内心的体察，带着一种超出生命意义本身的悯恤与敬重：李兰妮一直在病中，她的写作不仅仅是一场精神与体力的消耗，更是一次直面“恶之花”的生命炙烤，是与黑暗的较量、与梦魇的对抗，而正是这样的较量、对抗，赋予了细碎文字以坚韧的美丽、强大的力量、不屈的意志。

叩问生命真谛的相关表达，也就被一半明媚、一半忧伤的意绪驱动，从作家和研究者心中汩汩以出，奔泻于笔端。可喜的是，年轻的研究者带着对生命的崇敬之情，循着作家的书写，将作家的深沉发声，与自己的庄严叩问融汇一处；将作家的疼痛呻吟，上升为高贵的精神铸炼。

【三】平复心绪的一种仰望：关于文学

《新景观》的研究样本属于文学范畴，作为都市文学的研究成果结集，它自身也是与文学的一种对视。文学是什么？文学不独是理论陈辞所指的形象、客观反映现实的艺术门类，而且还是让人类心境真正归于宁静的一种精神瞻眺。这本研究文集，令人心有所动处，正是它内里喷涌而出的文学与理论的热流，是理论和文学的互动、理论和文学的相拥。

1、曹征路论：那儿的追求（曹清华）

曹清华读曹征路，直接用了“追求”二字来表述。这种表述，是对曹征路内心仰望之高度认同。曹清华在研究文章里头，斩钉截铁地说：曹征路小说最重要处，不是写作路数上的“变脸”，不是技术上的换一件“马甲”，而是他小说内部所蕴藏的心灵眄望与精神回响——在这背后，有一双眼睛在凝视着，有一种声音在倾诉。正如王晓明所说——读他的小说，为之一振：这个时代到底还是有真的声音！

这样的陈词，本来是为声援曹征路追求事实真相、不阿谀奉迎、不向权贵献媚而准备的。但是，作为心灵的寄托，文学在这里显然成为了仰之弥高的圣洁世界。所以，研究样本内部所蕴藏的“心灵眄望与精神回响”——也就是借由文学而达成的精神活动，才真正具有了让内心洗尽红尘、复归宁静的价值。

2、侯军论：栖身现代都市，心藏古典情怀（孙巍巍）

孙巍巍这篇侯军论，对于文学给人的影响，作了有价值的追溯。从相关文本中，我们可以发现，在重新阐释中国传统遗存、促进传统文化复兴方面，文学具有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这当是文学的精神之美。

3、徐东论：颖水有清泉（曹克颖）

曹克颖论徐东，是以文学和灵魂的双重方式进行的。所谓“带着灵魂去远足”，正是文学和灵魂的一种遇合。徐东在 短篇小说集《欧珠的远方》里，讲述了童话般的故事，展示了纯洁的心灵，而其语言和心境，则都像水晶般明亮。

很显然，《欧珠的远方》是一本写给心灵的书，是心灵讲给心灵的故事集，适合在心灵缺氧时阅读。

【四】朝向高地的一种攀越：关于理论

无论何种研究著作，理论都必然是朝向高地的部分。这既是理论与纯粹的文学创作之间的差别所在：文学创作的现实是理论的温床，是孕育理论的宫体，是验证理论的平台；而理论则是文学现实的沉淀与提升，一方面，理论来源于文学创作现实，另一方面，理论又在新的高度上，指导文学创作，使文学现实的土壤变得更为丰沃。同时，理论之朝向高地，又是理论与纯粹的文学创作之间的联系所在。任何理论，都需着床于文学现实，否则它就将无所附丽；而所有文学现实，都应该有助于使其孕育的理论能真正实现攀越，具有价值，能对作家创作进行前瞻性指导，这当是高地的具体含义。

1、高成论：时代、文学的“圣地”及其它：兼谈一种文学观念（陈劲松）

陈劲松是一位有见地、有勇气、有冲击力的评论界新秀。

他在谈到“我们的时代与文学选择”的问题时，引述过一段话：这是一个大时代，也是一个灵魂受苦的时代。所谓大时代，是因为它问题丛生，有智慧的人，自可从这些问题中‘先立其大’；所谓灵魂受苦，实说众人的生命多闷在欲望里面，超拔不出来，心里散乱，文笔浮华，开不出有重量的精神境界，这样，在我们身边站立起来的就不过是一堆物质。即便是为文，也多半是耍小聪明，走经验主义和趣味主义的路子，无法实现生命上的翻转，更没有心灵的方向，看上去虽然热闹，精神根底上其实还是一片迷茫。

这种引述，对于在文学观念上的正本清源，是有好处的。

2、谢宏论：蕴藏在温暖和轻快背后的伤感与沉重（汤奇云吴春蕾）

对于理论，汤奇云可称深有造诣。

在谢宏论当中，他充分发挥自己的这一优势，将对谢宏小说的文本解读，进行得气象万千。他如此描述：谢宏的小说，具有如下特点：

（1）话剧式小说叙事

（2）生存错位后的人物类型

（3）脸相背后扭曲的情感世界

这种在理论上的梳理提升，具有相当价值。

3、吴亚丁论：云檣高插望嵯峨（孙巍巍）

孙巍巍这篇文章，引述导师的专业见解，见出了其理论传承。这是不忘所出，不忘所本。在研究中，他格外注意具体的作品，注意作品特质，注意文本内涵，将“表层好看与深层可读”作了很好阐发。

4、戴斌论：让生活自身来说话（汤奇云陈静莹）

汤奇云还有许多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对于理论的生成，有一种特殊敏感性。比如，汤奇云讲“让生活自身来说话”，即有非常打动人的力量。又比如，他论《深南大道》和《天堂围》，将这两部小说的内核概括成“为了一句话的小说”。这说明《新景观》随处都伸展着理论的触角。汤奇云与戴斌一道，从生活中发现补充着理论的元素周期表：最初，无数的小菊们带着对城市美好的想象来到这里。但是,一种战栗的落寞之感油然而生：城市，最美的，也是最丑的。因而，“草根也有崇高的一刻——论《地》和《暖冬》”，必须“扑向爱，逃离情，最后只留下欲——论戴斌的情爱小说”，还有，生活当中有“土豆们的愤怒与诅咒——论《对着太阳撒泡尿》、《有钱就单身》、《献血》等”。正因为此，所以，“戴斌，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文学”。

5、南翔论：青松寒不落，碧海阔愈澄（李云龙）

（1）南翔的《当代文学创作新论》：

大致上讲，《当代文学创作新论》的主要着眼点有以下三点：

①《当代文学创作新论》注重对作家叙事方式的考察。

②《当代文学创作新论》注重对作家思想维度的考察。

③《当代文学创作新论》注重对作家审美观的考察。

（2）南翔的“三个三”文学主张

南翔提出“三个三”文学主张，是当代文学创作在理论高度上的一种跃升。

“三个三”文学主张——即“三个景观，三大信息量，三个坐标”（南翔《文学演进60年》

“四个打通”

南翔提出的这几个打通，尤其是理论与创作的打通，其实也是极为重要的文学乃至学术、教育主张。

（3）南翔之能卓然成为一家，在于其始终坚持与潜心创造。

《海南的大陆女人》应该是作家向下、向内——深入生活、深入人物内心获得的重要成果。

（4）《南方的爱》出版是南方文学界的一件大事，收入深圳特区成立30周年之《深圳读本》。

《南方的爱》是一部集多样性、多义性、多元性于一身的长篇小说。这部小说的问世，是南翔文学书写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之一。它的出版，使南翔和他的文学书写继续保有了稳定的读者群，同时也为其赢得了荣誉——获“广东省新人新作奖”。它扎实的细节，对于人心那种手术探查似的剖解，浓郁的南方气息，绵延而来的艺术力量，深蕴其中的古典清韵、文学价值……尤其是内里起伏穿插的各种爱恨情仇、人性纠结。

（5）南翔小说具有多样性、多义性、多元性，这大略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①有广阔的社会内容。

②有深刻的角色隐喻意义。

③有明亮的棱镜聚焦效果。

（6）南翔的中篇小说创作

（7）南翔文学书写的文本特质

除了上述所论种种之外，《新景观》在研究对象总量、作品题材、作品特点、作品风格。理论价值、文学影响方面，尚有许多值得挖掘处。仅就这一点来说，《新景观》对于深圳文学批评而言，是一个有借鉴意义的研究文本。

十里山塘

周庄摇橹

西湖、林美人和郑美人

九溪小康坞，我已成老康

外滩摇影

日落八达岭

香港海洋公园，园外风光更胜园内

匆匆婺源

请  假

文/陈康太

    宋小夏最近有点苦恼，因为他中了双色球千万大奖，却没有时间去领。

    宋小夏是超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的技术员。因为外表木讷，不善表达，大学毕业快一年才找到现在这份工作：工资不高，压力不小。宋小夏自己却挺满足，他想，能干上合专业、对口味的工作，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还有啥好埋怨的。

    几年下来，宋小夏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竟从没出现过请假缺岗的情况。别人好奇，他只说：我是孤儿，从小不敢生病；除了工作，也没别的事儿。照理说，像宋小夏这样的劳动模范，待人又好，公司应该提拔。上回技术部的老总监退休，大家将他推上去，不到两个月，他就主动申请下调了。别人不解，他只说：我就喜欢技术活，当领导，我真干不来。公司里的人于是给了他一个外号：宋小傻。

    宋小夏觉得傻人有傻福，倒也乐得接受这个外号。他想，这样无忧无虑、按部就班地工作，挺好。宋小夏买彩票，多半是因为路过福彩售票点时，手里揣了几块硬币，随机选的号，也不图什么回报，算是支持国家福利事业。可是，这一不小心中了个千万大奖，却打乱了他生活的正常轨道。

    宋小夏想请假去领奖，领导让他写请假条。宋小夏在原因一栏老老实实写上“领奖”二字。写完之后，他又想，领什么奖，是不是要交代清楚？于是在旁边添了几个字：“双色球一等奖”。

    几年没缺勤过的劳动模范请假，可是公司里的大事。主管不敢擅自作决定，就写道：同意，请总监批复。宋小夏把请假条交给总监，总监也不敢随便将责任揽上身，便照批道：同意，请科长批复。宋小夏又把请假条交给科长，科长见到主管和总监的批复，知道事关重大，便作顺水推船：同意，请总经理批复。请假条最后落到总经理手中，总经理一看请假原因，觉得好笑，便在所有批复下面作了一个简明扼要的总结：胡闹！

    请假条打回来，技术部里的人笑成了一片，就连整个公司的人，都知道从不缺勤的宋小夏居然要请假去领取双色球千万大奖。有人说：宋小傻，这回真是傻得不轻。有人说：我看宋小傻不该请假去领奖，他应该请假去看病啦……

    宋小夏去找总经理理论，总经理说：你是不是不想在我们公司呆了，拿这样的请假条来戏弄领导！宋小夏想辩解，嘴巴却一下子结巴起来。总经理见他语塞，便作语重心长状安慰他道：你是公司里的劳动模范，要做好带头作用，对不对？况且公司正是缺人手的时候，特别需要你这样的技术人员啊，对不对？

    宋小夏一肚子苦水无处倾诉：中了千万大奖不去领，才是真傻哩。可他又不想因此丢掉工作，毕竟，在中奖之前他在这里干得挺快乐。人事部的马大姐给他支招：你要真想请假，就说父亲病危，要赶去见他最后一面，不就完了。宋小夏说：我从小是个孤儿哩。马大姐答道：领导管你是不是孤儿！眼看兑奖期限就到了，宋小夏没辙，只好依她所说。

    总经理的批复和上次一样简洁：同意。

    第二天，省里、市里的报纸纷纷报导了如下消息：某男子没戴口罩和墨镜，大方现身福彩中心领取千万大奖，工作人员问他为何这么晚才过来兑奖，男子说：上班挺忙的，请个假不容易，领完奖还得回去加班呢。网上人称“淡定哥”。

    谁也没将“淡定哥”和宋小夏联系到一起。宋小夏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快乐与平静。

    又过半年，超新星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资金周转出现问题，宋小夏将他税后所得的800万奖金全部入股，帮助公司渡过了难关。从此，他又多了一个称呼：技术员兼董事宋小夏。

    （小小说灵感及素材源自当日一则短新闻）

2010年12月2日

月浸江心秋色白

——品南翔散文随笔集《叛逆与飞翔》

文/陈康太

    《叛逆与飞翔》收录了南翔的散文随笔共计92篇，30万言，依文章侧重点不同，分成 “记人篇”、“阐发篇”、“游历篇”、“缅怀篇”、“叙事篇”、“观察篇”和“评说篇”等七类。记人篇追怀旧人，情意切切，《父亲后来的日子》看到我泪泣难止，他讲老人七十岁后长肿瘤，“如果未影响到吃喝，不要轻易做手术，更不要动辄做手术”，我若早七八年看到，同患癌病去世的祖母晚年不致忍受那么多的苦痛；阐发篇《70年风雨后的深刻遗憾》、《为“文革”宣传画写前言》和《阳光为谁灿烂》等多篇文章，由回溯历史到追问当下，思想的光芒尖锐如刃，发人深省；游历篇写朝鲜、加拿大、贝尔法斯特、都柏林等等地方，既是游记，又有对异国文化的批判性思考；缅怀篇追挽即将或已然逝去的美好物事，更多的是追挽一种“物是人非事事休”的情怀；叙事篇并不单纯为故事而写，《农妇与雁》背后闪现的是人性的光辉，《冬虫夏草的陷阱》则将人心的罅隙显露无遗；观察篇中《最后的疍民》、《挑山工》等篇，兼具了报告文学的视野与笔触，从观察到深入探索与追考，作家担负的是一个人文学者的道义与责任；评说篇收入不少评论与序言，论说精辟而不枯燥，举例生动而不邪僻，其中不乏人、物、事的精彩穿插与引证，对读者来说，更可直见他多年来总结的写作经验与文学主张，尤为难得。

    散文随笔的创作看似简单，要写好却不容易。感情充沛而不知节制者，其文常因过度抒发而显得空洞无物甚至矫情；思辨性强而过重说理者，其文则多陷入诡辩的境地，通篇“因为”、“所以”，叫人读来索然无味。南翔的散文随笔却能将这些“矛盾”处理得恰到好处，其书写范畴小到家长里短、亲友交往的娓娓而谈，大至历史兴替、人性善恶的思考探索，可谓理趣兼通，情真而不滥，思辨严密而不呆板。这样的作品对于不同职业、不同年龄段、甚至不同知识构成的人来说，或如工人、农民，或如老者、少年，或如知识分子、普通识字者，皆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南翔的文字和他的言谈一样，素来简洁、干净，从不拖泥带水，行文间偶尔文白掺杂，相得益彰。他曾在《为何要与文学为伍》一文中说，“文学是一个人思想的度量、气质的检验、才情的裸呈；文学又是一个人生命的延续、言语的展列、智慧的凝注。”《叛逆与飞翔》这部散文随笔集，揉合了思考的深度，内容涉及面的广度和行文立意的跨度，无论是对美好人性的揄扬，对生活理趣的阐发，对已逝情怀的追挽，还是对历史乃至现实的批判，均可窥见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情怀和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意识与学者气质。而这一点，也正是南翔长期以来散文创作乃至小说创作一以贯之的艺术品格。

    他又说，“文学未必能够经世致用，未必能够成为眉目的妆点，甚至也未必能够成为巧妇手中的炊薪；但她却可能是孩童手中的一只风筝，少妇眉间的一点相思，农妇榻旁的一柄蒲扇，旅人皮囊的一捧甘泉。”读南翔的散文，真似执一只风筝而回归孩童的纯真，寄一点相思而触及少妇的情思，摇一柄薄扇而领略农妇闲时的愉悦，饮一捧甘泉而顿感旅人解渴的清凉。昔者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听琵琶女弹琵琶，曲终人醉，不能自已，乃作诗叹曰：“东船西舫悄无言，惟见江心秋月白。”我引而改之，姑妄以“月浸江心秋色白”对南翔多年来的散文随笔创作作总体评价，其意有二：一是他的艺术追求，以月白写秋色，笔法婉转而意韵无穷；二是他的艺术造诣，于读者而言，当与白居易听琵琶同。

2010年10月29日

“老板，麻烦收拾一下”

文/陈康太

    国庆前在北京城转悠，逛到国子监街，挑了一间小店，想尝尝老北京特有的蜂蜜酸奶。店门前只有一张小桌子，两个年轻人刚喝完离开，桌上摆着十几瓶酸奶。同行的朋友惊讶道，“两个人居然能喝这么多啊，老板，麻烦收拾一下。”老板只微笑不语。我赶紧纠正朋友，“这些不全是刚才那两人喝的，北京人习惯把空瓶子留在桌上。”

    北京的蜂蜜酸奶是瓷瓶装的，极浓，口感冰凉、酸甜而爽滑。路边小摊买是两块一瓶，在旅游景点则要卖到四块，甚至更贵。喝罢酸奶与店老板闲聊，门前几只鸟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屋檐的笼子里，跳着一只小巧精致的棕背伯劳。笼子旁边睡着一只八哥，懒洋洋，不爱理人。门口另一边摆一只金红桃牡丹鹦鹉，羽黄，冠红，颊粉，尾白，色泽鲜艳；瓜子嗑得飞快。

    小店老板是北京本地人，四十来岁，待人温和，聊起天来不急不慢。喜欢躺在门前的太师椅上照太阳，偶有人来买包烟，便慢悠悠地抽身入店中。临近国庆，热闹的北京城，居然在这方寸之地给了我一丝清澈宁静之感。

    论起北京城的名胜古迹，故宫自然是最不能错过的，却又最没有看头，御花园的假山小得可怜，听说当年的妃子们还须得到了重阳，方能爬上去，美其名曰“登高”也；长城固然宏伟，却到处一片人山人海，寸步难行；就连颐和园的长廊里也人声鼎沸，成了肉菜市场之一景。我只觉得什刹海的黄昏最美，当夕阳褪去光芒，挂在远方的树丛中，将什刹海的水面染上一片橙黄，垂钓者便开始三三两两散落在岸边。

    我喜欢老北京，喜欢它那份不随俗流的高贵和悠然自得的从容；现在不少北京人却渐渐以他们繁华的王府井大街为自豪。最近听说林徽因、梁思成故居要拆除了，感到又悲又愤。一边是各地到处掀起的“考古热”、“申遗热”，刚考证完曹操墓，又要挖刘备的家坟了；另一边却是具有纪念价值的文物不断受到岁月的侵蚀和人为的破坏。两者看似相悖，其实质却一致。考古、申遗，自然是为了开发旅游，支援地方财政建设；而拆除林梁故居等，则为了开发房地产，其目的同样直指GDP，两者殊途而同归。

    不知是现代人都爱折腾，还是这个时代爱折腾人。GDP上去了，人的幸福感却不断往下掉。房奴、车奴、卡奴，在没有皇帝的年代里，放眼尽是“奴才”。现在北京爱养鸟的人不多了，国子监街的小店老板着实教人怀念。还有那些摆在桌上的蜂蜜酸奶空瓶子，真不该麻烦老板，收拾收拾。一收拾，两块钱一瓶的蜂蜜酸奶，就成四块了。

2010年10月25日

密室逃生

文/陈康太

1 长廊

    女人从车上走下来，高跟鞋是蓝色的。门一直为她敞开着。房顶上知更鸟不停地叫唤，没有人知道它在叫什么。它的丈夫被猎人枪杀了吗，还是它的孩子早上成了别人的晚餐？女人昂首挺胸，她的内衣也是蓝色的。

但是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门开了。黑暗将女人吞噬，连同她的高跟鞋，她的内衣。那些蓝色的高傲的卑微的一切。知更鸟停止了叫唤。门牌上刻着一段文字，也可能只是一阵即兴涂鸦留下的图案，像天桥底下白茫茫的一片粉笔字。只有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白皙而粗糙，缠绕在手腕上的血迹，如水蛇欢腾；撕裂的皮骨在空中挥舞。

    女人被遗落在不见终点的走廊里。

2 密室

    汗水浸透了他的衣衫。男人挣开双眼，手不自觉地往后脑勺摸去，一股疼痛似电击袭来。他于是知道不是梦。但是他什么都不记得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谁袭击了自己……手腕上并没有绳索，行动也是自如的。

男人坐起来，发现自己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四周昏黄一片。窗户紧闭着，从外面钉上了木板。屋顶悬挂着的老灯像一只熟透了的红橘子，散发出一股霉烂味，弥漫在空气中，叫人窒息。衣柜门打开着，几只旧衣架孤零零躺在底下。书桌上空无一物，只有桌缘上一道砍伤的痕迹。他可笑地跑到门口去开门，那褐色而坚实的门早已被反锁。

    门旁的一幅照片引起了男人的注意。因为它的蓝色格调，使其显得与整个房间格格不入。那上面的女人也是蓝色的，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和衣领。一只知更鸟在她的手上跳跃。

惊醒他的，并不是梦。

3 花

    黄沙钻进人的嘴巴。喝一口吧，在这个值得欢庆的夜晚。两个男人裸露着他们黝黑的肩膀。尽管是些廉价的酒，但喝一口吧。机器日夜不停地轮转，什么时候才到头。身边矗立着一支两支三支雄壮挺拔的生殖器。却没有女人。

    两个男人羞红了脸，吐一口沙，他们骂了娘。在轰隆的机器声中，他们并没有听到自己的声音。工地上的灯光太耀眼了，男人们闭上自己的眼睛。有的人没有再醒来。

    人们发现跳楼者的尸体是在第二天的早上。像一朵褐红色的小花开得静悄悄。那个短小精悍的家伙，前一天晚上还和工友们喝酒吹牛，当众炫耀他女人的照片。如今那张照片只能躺在他的衣袋里等人收拾。有人说，这是自杀吧；有人说，自杀条卵！

    两个男人坐在楼顶，咕噜咕噜喝着闷酒。其中一个问另一个：那个家伙，他的女人，嘴唇是蓝色的吗。

4 墙

    女人发现了墙上的一道裂缝。她开始唠叨起来。她埋怨说，当初就不该买这个房子，你看看这裂缝，都塞得下一只拳头了。她又埋怨说，住在这里，学校离得远，孩子将来怎么上学。男人默默地抽着烟。女人继续埋怨说，难道你一辈子就这么没出息吗？我前天在街上碰见一个高中同学，她老公都当上警察局局长了。

    男人默默地将墙纸铺开。女人一边帮他度量、剪裁，一边说，这墙纸还可以再便宜一些，再厚一些。男人吧嗒吧嗒抽着烟，嘴巴里吐出的烟雾，灌满了整个房间。女人拿剪刀在书桌边缘上狠狠地敲了一把。孩子哇哇大哭起来。男人不得不掐掉自己的喉咙。但是哭声已经停不下来了。

    那哭声中还有女人的眼泪。

5 外卖

    电话铃声响个没停，像一只刚下完蛋的母鸡。警察局里乱成一团。接电话的小职员喊破了喉咙。局长在会议室里踱来踱去，其他人一声不吭，他们为了一个绑架案伤透了脑筋。整整一个上午了，局长终于暴怒。因为他们的外卖至今还没有到。小职员蔫了。

    送外卖的忘记了房号。小伙子差一点就破了案——他就是给绑匪送外卖的人。但是送外卖的只负责送他的外卖，而不是送命。送外卖的小伙子有点不耐烦了，他走了二十分钟的路程，敲门却久久没人应答。褐色的大门和他手里的白色饭盒，像一只流脓的眼睛使他感到厌恶。他匆匆丢下饭盒，拿走十四块钱，这只是给警察局送一大批盒饭时顺路送的。

    警察局的小职员付款的时候，终于出了一口恶气，他通过责备送外卖的姗姗来迟，而获得了自我心理的调节。送外卖的什么也没说，他在想，球赛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是在想，操他娘的今晚应该怎么过。

    路边一株野生植物摇摇欲坠，又黑又瘦的花盘倚着西风，像一张紧闭的嘴。

6 日记

    门敞开着。一扇，一扇，一扇。直到穿蓝色高跟鞋的女人走进最后的密室，镜头渐渐拉远。黑夜显得那么荒芜。知更鸟又叫。此时闹钟该响起来了。一场噩梦刚刚结束，另一场噩梦接着上演。男人醒来后才感到饥饿，柜子里除了几只旧衣架什么也没有，书桌上除了一道伤痕什么也没有，他的肚子里除了饥饿什么也没有。

    一个昼夜也许足够他逃出密室，但是他却相信梦能将他解救。

    密室被仔细地搜了一遍。一张白纸，一本日记，一只电池，一只电筒。只有这么多了。男人感到沮丧极了。白纸上写着一串英文，他没看懂。又翻开日记，被撕剩的几页，浸着黄渍，上面写着：4月20日，微雨。孩子出世了……

    他仿佛看见一个女人躺在床上。

7 影子

    他为自己作为一个男人而感到羞愧。

    柜子里摆满了女人的衣裙。一只温柔的手正插在某件外衣的口袋里，它在寻找另一只手。男人说：宝贝。女人不知道他是叫她还是叫孩子。这段叙述出现了谬误。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怀孕，他们也还没有结婚。1985年和1992年发生过的两次事故，同时受到当时一场私底下谈话的影响。

    男人向女人承诺了房子。男人向女人承诺了汽车。男人向女人承诺了将来……男人唯独没有向自己作出承诺。对着镜子，他偷偷地叹了口气。镜子里的影子和阳光下的影子交错重叠起来，像一地东倒西歪的酒瓶，又像田地里没有站稳的稻草人。

8 风

    两个男人笑了。

    他们咀嚼着风沙和恶臭，期待有一天攒足了钱，回家找个女人，盖间瓦房。他们不要那些嘴唇发蓝的女人。男人们一边喝酒，一边抽烟。他们用粗俗的眼神打量着，那些高傲的奇怪的蓝色嘴唇和蓝色高跟鞋。她们与远方歌唱着的女人不同。

    那时候秋风滑过她们的喉咙、乳房和身体，又扑到男人们的脸上，像果子一样又甜又腻。许多年后，当那些诱人的歌声穿过黑夜和苍穹，抵达他们的耳膜，伴着潮湿的空气，伴着冰凉的水泥和钢铁。男人们狠狠地喘着粗气，他们的眼睛里只有白色和黑色。

    天空、人群、空气，还有下水道，正蠢蠢欲动。

9 游戏

    警察局里专案小组还在为他们的案子伤透脑筋。

    当他们的杀人游戏玩到一半时，电话进来了。所有人都沉默不语，他们想，谁是凶手？他们投入游戏就像投入工作一样，一丝不苟。局长头上凝聚着一股严肃的空气，他把烟蒂一把扔掉，恶狠狠地踩熄，笑道：你！

    死者得救了，生者无动于衷。

10 网

    墙上的女人并不是他的梦中情人。男人却被她轻盈曼妙的脚步吸引住了，他跟着她在漫无边际的走廊里随意穿行，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身陷迷宫，那些房门上的符号神秘难测。

    密室里静悄悄，男人只听到滴滴作响，像一只定时炸弹，那是他心里恐惧的声音，撒落一地。有滚到柜子底下的，有滚到床脚边的，有滚到门缘的。他想起女友手腕上的一串珠子，和睡在她沙发上的猫。屋子里静静躺着灯罩的影子，仿佛地板上撒着一张巨大的网。

    半夜里他爬起来，挪到洗手间里，撒了泡尿。通通的响声，穿过夜空，跌进河里，像浮萍一朵一朵。

    他终于在洗手间里找到半截废弃的镙丝刀。

11 月亮

    两个匪徒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动摇了，害怕闹出人命。另一个，也害怕闹出人命；但是他们已经无路可退，至少他这样认为。他们被困在自己亲手构筑起来的一个洞穴里。黑暗和潮气养活了蝙蝠，它们却拍拍翅膀飞远了。

    两个匪徒为跳楼工友的女人嘴唇是否为蓝色这个问题产生了分歧。其中一个认为她的嘴唇红得像一撮鸡冠血，另一个则坚信，她的嘴唇像一只新摘的蓝莓。两个人为自己的比喻陶醉了。他们惊讶着。因为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那个女人的嘴唇。

    在那些弥漫着鱼腥味的夜里，从简陋搭建的工棚上那天然的门窗外，他们见到的只是一只滑溜溜的屁股，裸露在日光灯下，似一轮或明或暗的月亮，灼伤了他们的眼睛和自尊。

    匪徒们竟忘记了潜伏在自己身边的危机。

12 晚餐

    案情有了重大进展。有人发现了匪徒的可疑行迹，给警察局打电话的人是送外卖的小伙子。他因为少收了匪徒的一块钱而折回时，无意间听到了匪徒间的谈话。

    接电话的小职员被排斥于杀人游戏之外，局长让他孤身一人前往查探。小职员害怕极了，但是他想，那是他立功的大好机会。他忽然很后悔当初曾狠狠责备过送外卖的，如果有机会再见到他，一定要好好握握他的手。他忽然又觉得好笑，要见到送外卖的多容易呀，一个电话，点一份餐就可以。他想，那我今晚吃些什么呢，滑蛋虾仁，红烧排骨，还是香菇牛肉？他还记得有一回，一份隔夜的宫爆鸡丁害他拉了半天的肚子……

    小职员苦思冥想了半天，觉得立功的机会，其实离送命也不远。于是他转身报告：于某楼某房内发现匪徒，因对方人多势众，请求支援。

13 烟

    知更鸟闻到了死寂的气息。

    密室中的男人已经两天没吃饭了。他靠坐在门边上，想抽一支烟。吧嗒吧嗒地抽一支烟，像他父亲当年坐在床缘上的动作，闭目不语。他手里的那半截镙丝刀，仿佛唤醒了他尘封已久的记忆。

    吞下最后一口烟，父亲开始拎起一把又黑又钝的剪刀，将墙纸肢解开来。母亲在一旁絮絮叨叨。她说，早就跟你说过了，要买厚一点的墙纸。父亲不说话，只有烟灰缸里的烟头依然冒着一缕青丝。

    那一年他已经懂事，却无法理解，父亲坐在床缘上抽那支烟的意义。

14 漂流瓶

    两个匪徒还在门外为女人的嘴唇争论不休。密室里的男人开始拿起半截镙丝刀撬锁。警察局的队伍已经开始行动了。夫妇俩紧紧地抱在一起。知更鸟又开始叫。墙上的女人仿佛走到了走廊的终点，门一开，洪流便灌注而入。

    所有的场景都被冲散了。新的画面又漂进来。或者说，旧的画面。

    分娩中的女人满头大汗，额上青筋勒紧。男人焦虑地一支接一支抽烟。男人们在工地上喝酒，骂娘。一朵小花悄然开放。警察局局长不断呵斥着小职员。滑溜溜的屁股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匪徒们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送外卖的小伙子。密室里的男人冷静地搜索着可以利用的工具和线索。孩子的哭声和电话铃声纠缠在一起。

    所有的场景各不相同，像一只只漂流瓶一样，被抛进时间的洪流中，时而擦过，时而碰撞在一起。

13 悬屋

    屋子是悬在半空中的。

    警察们找来梯子，一只接一只连着往上。爬后来有人想到了巴布塔。他们仰望着屋子，所有人成了哑巴。梯子一把接一把。警察们忘记了自己的工作，只知道不停往上爬，就像那屋子是他们的信仰。

    密室的门并没有上锁，警察们踢开大门，闯了进去。和他们对峙的，只有两个抱着奶瓶给孩子喂奶的男人。孩子哇哇大哭，其他人哈哈大笑起来。

    那只悬屋，本来是工地上那群民工为夫妇俩编织的牢笼，可是连同他们自己，最终也没能飞出去。

14 梦

    房东将大门打开，门锁是坏的。

    男人摸了摸旧书桌上的疤痕，又走到房屋一角。他将早已残破剥落的墙纸轻轻撕下，伴随着一阵漫天飞舞的灰尘，墙上渐渐显露出一幅稚嫩的涂鸦：一间屋子，一男一女，牵着一个小孩子，头顶上，还有一只知更鸟，和许多他现在也无法读懂的符号。那是他童年时候，用半截镙刀刻上去的。那个时候，画里还没有那个穿蓝色高跟鞋的女人。

    男人打开衣柜门，曲折宛转而没有尽头的走廊迅速将他吞噬。

2010年10月15日初成

2010年10月18日终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