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17  城云

我没去过太多的国家和城市，中国只是去过二十几个城市和农村，外国只去过旧金山、华盛顿、纽约和丹麦。但有时候喜欢思考城市和人的关系，比如我现在身在丹麦，就在想这个问题。

有个感觉上的对比。无论在旧金山，还是华盛顿，还是丹麦的奥胡斯（只是除了纽约），都感觉是当年人们在土地上、森林里，在大自然中找寻平坦宜居的地方，开垦出来盖成一座座的房子，后来就成了城市。即便现在看去，还能感觉到城市是盖在了山川边、树丛里。而与之相反的一个强烈对比是，我到过的绝大部分的中国城市，包括农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感觉人们把一点点可怜的土壤搬进城市里，树也是被稀稀拉拉、整整齐齐的种在城市里（或者稻田上），而城市或者人工的农田才是那个巨大的母体，长出所有建筑和绿色来。

现在，走在丹麦的海边，看着无数各个种类的苍天大树，看着海鸥和乌鸦到处飞着、休息着，看着低矮的房子和街道，房子和街道在整体上甚至给人感觉还没有树高。走在这样的城市里，我在想，一个树比房子高的城市，那里的人们是多么的谦逊和自然，而这种谦逊和自然又是多么的珍贵和让人感动。

你别跟我说西方人的人均资源消耗比中国人多，我不屑于你这种说法，原因有二。至少在欧洲，我看到的都是小房子、小客厅、小卧室、小厨房、小卫生间，小得都让我这个中国无产阶级小白领觉得不可思议，而且这里的朋友很多人穿着十来年前买的鞋子和裤子，这些在现在的中国习惯看来都快成了不可思议的事情了，不是么？还有，即便是这样的欧洲，人均消耗肯定还是比中国人多，但我也可以这么说，正式因为我们的不谦逊不自然，才导致了人口的必然膨胀，才使得我们不得不蜷缩，而在这种蜷缩之中又显现出一颗贪婪的心，更加的不谦逊，然后是一种永远的恶性循环。与其说我们的人均消耗小，还不如说我们现在是人均消耗被缩小，别跟我说什么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是内敛的，那些东西跟现在的中国大陆早就没什么关系了，你试试看，要是有条件放开来，现在的中国人会不会内敛？你问问去过台湾的中国人，多数人会觉得台北是内敛还是破烂？

站在一个树比房子高的城市里，我很悲伤，不知道我的民族是怎么了。

你•税收•政府

——关于税的十个常识

常识一：人人都是纳税人

当政府花费公共资金时，很多人说：“不关我的事，我没纳税。”事实上，消费即纳税。每个人从出生时喝的奶粉到离别时的葬礼，税始终相伴、无处不在。

·日常商品中的含税份额

一袋价格为2元的盐，包含大约0.29元的增值税和0.03元的城建税。

你去餐馆吃饭，最后结账时不论多少，餐费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每瓶3元的啤酒包含大约0.44元的增值税、0.12元的消费税和0.06元的城建税。

如果你吸烟，每包烟8元，其中大约4.70元是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

你去理发店理发，费用的5.5％是营业税及城建税。

你花100元买了一件衣服，其中包含14.53元的增值税和1.45元的城建税。

如果花100元买一瓶化妆品，其中除14.53元的增值税外，还包含25.64元的消费税和4.02元的城建税。

常识二：政府无权单方面征税和决定税款的使用

税是老百姓用于购买政府服务的费用。民众自愿地将创造出的一部分财富授予政府，以使政府向民众供应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未经民众同意而征税是不正当的。

·“无代表权不纳税”——美国倾茶运动

1764年和1765年，英法战争结束后，英国政府苦于无力承担驻北美殖民地军队的开支，分别在北美殖民地强制征收砂糖税和印花税。砂糖税针对输往殖民地的糖浆和其他物资课征，每加仑征收3便士，这就对殖民地糖酒工业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印花税则将殖民地所有印刷品和法律文书纳入征税范围，其影响远远超过砂糖税。英国统治者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北美人民的反抗。他们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组成了“自由之子”等组织开展轰轰烈烈的抵制运动。1765年10月，马萨诸塞等9个殖民地的代表举行了针对《印花税法》的会议，并通过决议要求“非经他们自己亲口同意，或者有他们的代表表示同意，是不能向他们课税的……”在殖民地的强大压力下，英国议会当时虽然采取了妥协态度，撤销了《印花税法》，但1767年又故伎重演，试图对殖民地的玻璃、铅、茶叶、纸张等开征一系列的税收，使得其与殖民地的关系越来越紧张。随后，英国为了帮助陷入困境的东印度公司起死回生颁布了《茶税法》，向殖民地征收进口茶叶税，此举引起了殖民地人民的强烈不满，从而爆发了波士顿茶叶事件，并导致1774年独立战争的爆发，最终结束了英国在北美的统治。

常识三：在现代社会中，纳税人拥有知情权、监督权、诉讼权等不可侵犯的权利

纳税意味着纳税人让渡了自己的财产所有权，同时也应该获得参与税收事务的权利。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纳税人权利得到了全球性的普遍关注和保护。

•日本知高县律师起诉县政府追回近五亿日元税款

20世纪90年代中，日本民众对政府机关的招待费很关注，曾发生针对政府机关招待费、接待费的诉讼。日本高知县的律师以纳税人的身份，要求县政府公布有关招待费的具体开支情况，遭到政府的拒绝后，而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法院依据地方政府信息公示法，命令高知县政府公开有关开支情况，其法理根据是：每个纳税人有权了解政府如何支出公费的情况。但县政府只愿意公布招待费总的开支数额。日本的招待费称为食粮费，通常是由出面招待人的主管签字就可以报销。原告在诉状中提出，公务员的工资中已包含了本人的生活费用，原则上公务员吃饭应该自己付钱，如果是必要的公款宴请必须公布被宴请客人的姓名，这样才能让纳税人判断公费请客是否合理。法院判决原告胜诉，由于有关公务员不愿意公布被宴请客人的姓名，这些费用在财务上就不能销，只能算是公务员自己请客，因此，最后依据本判决从相关的公务员处追回了四、五亿日元的金额。

常识四：缺乏权利的纳税等于被掠夺

未经合法程序确立的税收，不具有正当性。只有政府首先依照合法的程序，在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确定税收的种类和额度，并保障纳税人的基本权利，才谈得上纳税的义务。

·工信部耗巨资强制为个人电脑安装过滤软件

2009年5月，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关于计算机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的通知》，要求7月1日之后在我国销售的所有个人电脑出厂时预装绿色上网过滤软件“绿坝·花季护航”，该软件可以过滤不良信息、控制上网时间等，还会每3分钟对网页截一次屏，软件使用者打开就可以知道想监视的人上过哪些网站，工信部称这是为了保护未成年人。这款“绿坝”软件是工信斥资4170万元人民币向郑州金惠和北京大正两家公司采购的，供网友免费使用一年。

通知曝光之后，有人斥责此举侵犯个人隐私权，随后该软件被人曝出有若干安全隐患，接着美国一家软件公司指责该软件侵犯其版权，并警告电脑商不能安装，否则就等着吃官司。在众多唾沫与口水中，工信部改口不再强制要求每台电脑安装，但仍要求中小学采购的电脑和家电下乡的电脑强制安装，并称到6月底已装机总量超过5000万。

常识五：税收过重会导致企业倒闭和居民失业

税收是政府对民众收入的“提成”，政府“提成”得越多，老百姓可支配的收入就越少。从企业的角度看，交的税越多，利润越少，进而减少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最终结果，会减少居民的就业机会。

·“不再折腾自己”

蒋建平是南安市机动车维修协会会长，福建省南安市建平汽修有限公司的创始人。该公司是一家汽车综合维修企业，属一类企业。现在，这家公司已经不存在。

据蒋建平介绍：汽车维修企业营业额主要是工时费收入＋配件销售额。综合修理厂工时费收入与配件销售额比例一般是25%～30%：70%～75%；他的厂是一般纳税人，税负率是国税17%＋地税6 %（多），总计负税率是23%（多）。国税的17%只要有进项（即进货增值税发票），就可以按10%～12%进行抵扣；工人的工时费（产值），因没有进项，因此不能有抵扣。假如维修产值10000元，因没进项抵扣，绝对要徼纳国税17%＋地税6%（多），即必须缴纳2300元税。这种高额营业税岂不与所得税一样了吗？这种税额也已经接近乙类香烟30%和雪茄烟25%……

蒋建平自认为他的企业在南安市不论是信誉、技术、服务等均属较好的企业，但没想到全市唯独只有他一家综合型汽修厂被指定为－般纳税人──“这种税率企业哪里能撑得住？”别说企业想发展，连维持运作的利润也没有了。无法与同行业平等竞争，企业根本无法生存！于是，蒋建平为了“不再折腾自己”，横下－条心，含泪把十多年辛苦奋斗和经营的企业卖掉。

常识六：衡量税负轻重的标准不在于税收是多少，而在于政府为自己花掉了多少

在发达国家中，有高税国家，比如瑞典税收占GDP的51%，也有低税国家，比如美国税收占GDP的27%，但它们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却差异不大。税负的关键在于政府如何使用税收而非收了多少税。净税是指政府运作的成本，净税越高，民众福利受损越大。

·福利国家的高税收与高福利

瑞典、丹麦和法国的财政支出结构非常近似。对于这三国而言，社会保障、教育、医疗保健和一般公共服务是花钱最多的四项，共占去全部支出的近80%。尤其是社会保障，在这三个国家的财政支出中都占到42%以上的比例；而教育医疗支出合计起来也都占到总支出的25%以上。这意味着民众的社会福利非常高。把社保、教育、医疗、环保等公共事务支出加起来，占到了瑞典等国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这样来看，民众虽然税负很重，但政府的税收有相当大的比例返还给了民众，让民众享受到了高福利，因此其实质税负并不如表面看到的那样重。

常识七：在中国政府的支出里，民众直接受益的份额很少，政府自身的耗费很大

在政府支出的17个大类里，“一般公共服务”主要是指我们日常所见的政府各个职能部门的运行支出，“公共安全”是公安、武警、司法等部门的运行支出，它们是比较纯粹的政府自身支出。除此之外，在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环境保护、社会救济等大类支出下，也有专门用于供养政府管理部门的支出。

·福建省及全国财政支出的估算

按本书的分类和估算，在福建省的一般政府预算支出中，政府自身耗费的行政费用比重最大，约为35%；政府用于间接公共福利的资金比重第二，为25%；另有去向不明的“其他”类支出21%；而用于直接返还民众的福利支出仅有7%；剩下的百分之十几，主要是政府在具体产业上的投资，反映出政府对经济事务的直接参与。

根据财政部网站公开的全国财政决算表也可以推算，其中用于直接返还的民众福利支出很少，这些支出基本都已经在决算表中列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类下的部分支出、农林水事务下的“扶贫”支出、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支出等，粗略估算，在全国6.26万亿财政支出中，仅占8%（约为5000亿元）。

常识八：政府的自我审查，不可能消除财政支出中的腐败和浪费

年复一年的“审计风暴”表明，不把政府的自我监督变为社会各界的外部监督，不把职能部门的任务性审查变为广大民众基于自身利益所作的持续性追查，政府预算中的种种问题就无法解决。

·国家审计署2009年报告披露的部分问题

教育部挪用部本级项目经费305万元，弥补了5个所属单位的项目支出或基本支出超支。

工业和信息化部本级基本支出等超预算1007.16万元；扩大项目经费使用范围支出432.60万元，用于非项目支出。

人口计生委挪用专项资金495.89万元，用于中国生殖健康产业协会维修费等支出。

环境保护部未经财政部审批，在3个项目中安排公务用车购置预算，相关项目承担单位在项目经费中列支126.61万元，购置公务用车6辆（其中2008年列支74.51万元购置4辆）……

常识九：中国的政府支出有“账簿”，但被隐藏起来了

每年的人代会都开得风风火火，但最后发布的预算报告却非常模糊。社会公众只能看到模糊的预算报告，对载有详细财政信息的《预算草案》却无法获知。

·财政部拒绝公布《国家财政决算》

2009年9月，本书编者向财政部和省级财政厅申请公开信息，财政部回复如下：“您申请的2008年全国财政支出详细数据（您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所需信息内容描述’栏中具体填写为‘按经济分类科目划分的财政支出数据’和‘按功能分类划分的‘款’、‘项’级财政支出数据’），为《国家财政决算》（机密级文件）中的重要内容。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的相关规定，对此本机关不予提供。”

常识十：税制改良的根本动力，在于民众自身

从历史看，国王不会主动去为贵族们想这些人纳税后应该得到什么权利，贵族阶层也不会主动为平民百姓争取纳税后的权利。这些权利最终所以落实到每个个体，都是靠纳税人自己去争取。

·广州公积金管理新政在民众反对声中胎死腹中

2009年6月10日, 媒体从银行渠道获得的信息，7月1日广州市住房公积金新系统将上线。随着新系统的投入运营, 广州市公积金提取政策正在酝酿重大变革:7月1日起,广州市住房公积金将可以按月提取,但账户内需保留半年的缴存额；公积金提取全部采取转账支付，不准提现，防止骗取套取公积金；在广州以外购买自住住房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所购房产须在职工本人的户籍所在地、工作地，或是在配偶户籍所在地、工作地。

面对媒体的报道，广州市公积金中心也没有否认，只敷衍说最终政策以发文为准。一时间，市民为了避免自己的钱被扣，开始赶在7月1日前突击提取公积金，银行公积金专窗人满为患。同时, 质疑广州公积金新政的反对声闹得沸沸扬扬，市民反对声一片。民众纷纷通过网络论坛、博客发言谴责这一“新政”：“公积金是自己账户里的钱，为何取出来有这么多门槛，这么难？”《南方日报》、《南方都市报》等媒体也配以多篇报道和评论表达反对的声音。

最终，广州市常务副市长、市住房公积金管委会主任苏泽群主持召开了广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暂缓实施《规定》的决议”，否定了早前计划的“按月提取”、“预留半年余额”以及“异地购房不准提取公积金”等规定。

·广州财政局网上公布114个政府部门预算

李德涛是深圳君亮资产管理公司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之一。他通过“广州财政网”向广州市财政局提出在线申请，要求公开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2009年10月16日，他接到广州市财政局的回复说，由于广州市2009年本级部门预算涉及到114个部门，内容十分庞大，通过电子邮件发送很不方便，因此将全部内容都公开放到了广州财政网上。至此，每个人可以从广州财政网站上的“政务公开”下面的“数据统计”一栏里查到相关内容。

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说：“前段时间我们收到了群众要求公开政府部门预算的申请，我认为只要不涉及秘密，都可以公开。有兴趣的群众都可以上网查看。我们会继续在网上公开部门预算，明年只要人大会议审批通过了部门预算，就会在网站上公开。”

追问“阳光财政”——2009公民税权手册

传知行社会经济研究所

2009年11月出品

序

200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这一年，人们在谈论中国如何协助美国，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中国的经济政策，被美国、欧洲乃至全世界的企业家和投资者密切关注；有经济学家预言，30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这一切，使中国像是走在回归世界文明主角的复兴之路上。

为了向新中国成立60周年献礼，2009年9月，一部声势浩大的电影《建国大业》隆重上映，片中有上百位中港台明星演出，豪华阵容堪称空前绝后。但据说部分参演者如陈红、邬君梅、宁静、徐帆、李连杰等已脱离中国国籍，以外国人的身份“向祖国献礼”，引起广泛的争议。

一篇有代表性的评论写道：“为什么恰恰是那些先富起来的精英成了申请境外护照的先锋？如果一个国家不能让最有才能的人放心地安家立业，仍有着让人们无法放心的不确定性，那么当人们有能力选择自己的国籍时，就会出现大量精英和先富起来的一群能人向其他非母国转移的景象。”

2009年发生的一幕幕，映射出中国“让人们无法放心的不确定性”：湖北石首万人聚集示威；邓玉娇受辱刺杀官员；杭州飙车族撞死路人；通钢工人群殴总经理身亡；新疆乌鲁木齐骚乱……这些令人悲痛和不安的悲剧性事件背后，纠结着事关中国现实与未来发展的深层问题：官员特权盛行、政府信誉下降、贫富差距严重、就业基础脆弱等等。它们表明，中国回归世界文明主角的“复兴之路”不会一帆风顺，而是充满风险。

今天，在展望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时候，已经很少有人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而是把它与政治改革、法治建设、文化变迁等更广泛的问题联系在一起。而在这纷繁芜杂、犬牙交错的问题图景中，能不能找到一条关键的线索，指引我们走向繁荣与和谐的未来？

一年前，在《2008公民税权手册》序言中，我们写道：在影响人们收入与福利的各种经济关系中，“税”是极其重要的一环，清楚地认识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是推动中国今后三十年向现代文明社会转变的重要动力。如今，我们愿进一步指出：税的协商收取和公开使用，是构筑中国未来繁荣与和谐的关键基础。

设想一位三千岁的老人，一直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看到的历史图景是什么？他看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焚书坑儒，看到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天下大乱；他看到楚汉相争，三国演义，唐代的太平盛世，清朝的穷途末路；他看到一次次横征暴敛、一次次农民起义、一次次改朝换代……

几千年的中外历史表明，社会繁荣与和谐的基石是人与人之间的分工交易与平等协商，障碍则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地位不平等以及由此而来的暴力掠夺。表面上看，税的收取和使用只是一种经济行为，但背后蕴含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权利是否平等、是否存在一个凌驾于众人之上的特权阶层、人们的聪明才智是用于创造财富还是去争夺特权这样的根本性问题，所以极其重要。

1689年，英格兰诞生了《权利法案》，规定国王不经议会允许，不得征税，也不得维持军队。这是人类文明进程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税不仅涉及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更体现出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分歧采用何种方式解决、有组织的政府暴力最终归于何处这样的社会关系，可以说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实现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最重要的标志。《权利法案》的出现，标志着人类第一个民主宪政国家的诞生。

一个社会中，如果连政府征税这样的问题都不需要征得民众的同意，那么，在其他的利益分歧中，例如土地拆迁、市场准入、福利分配等等，怎么可能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去解决？在那样的情况下，政府作为社会中最强大的暴力组织，只会成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掠夺工具，而市场中的企业和个人，必然沦为政府随意宰割的羔羊。

社会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哪个政府敢于宣称征税是一种掠夺；反过来，大部分政府都会宣称，征税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利益而进行的。这么说并非没有一点合理性，但如何把合理的税收与掠夺性的税收区分开，是分析很多社会、经济问题时首先面临的一道门槛；没有税收状况的公开，就无法跨过这道门槛，甚至可以说，没有税收的透明和公开，就没有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基本前提。

至少五年前，中国政府就提出了“阳光财政”的目标。这一目标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有了“阳光财政”，就不用担心一些政府部门会私分或滥用纳税人的钱财；也不用解释政府是否关心民众，使他们享有合意的社会福利；也不用争论政府的规模是大还是小，政府花钱的效率是高还是低，政府职能部门的设置是否合理，各个政府机构是否发挥了应有的作用，等等……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或多或少地在（详细的）财政数据中找到答案，而这些答案，又将形成政府体制改革的新起点和鞭策力。

鉴于“阳光财政”的重要性，在今年的公民税权手册中，除了采用最新的案例和数据，一如既往地阐述政府、个人的相互关系和税收常识之外，我们重点增加了有关政府支出的内容，如中国的政府支出如何构成、当前政府支出距离“阳光财政”有多远、由此导致了哪些弊端等等。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把理念付诸行动，向财政部和十几个省市区的财政厅提出申请，希望他们提供详细的财政支出数据。结果，得到财政部和一些地方财政部门的回复，其中一些信息属于首次披露，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我们特意收入书中，以供读者参考。

我们的目标，就是通过普及税收原理和常识，提高民众的权利意识，加大“阳光财政”的呼声，促使真正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早日到来。如果您认同这个目标，请从阅读和转载这本公民税权手册开始。

编者

2009年11月

目录

开篇：你·税收·政府

第一章      税的真相

·人人都是纳税人

·“无代表权不纳税”

·法律是税收的基础   

附：中国现行税目、税率一览

第二章      纳税人的权利

·国际视野中的税权法则

·中国纳税人的权利缺失   

·纳税人如何争取自己的权利   

附：申请财政信息公开的样本

第三章      税与福利

·税收如何影响经济

·不同的税收—福利模式

·中国“净税”知多少

·就业问题与企业困境

参考阅读：税费不能承受政府支出之重

第四章      政府花钱的秘密

·看不见的账单：政府预算

·中国公务员福利状况研究

·呼唤“阳光财政”

附：福建省财政支出详细数据

第五章      税制改良

·现行税制弊端

·改革的方向和障碍

·落实人大预算权

·中央地方税收关系辨析

后记——致谢与说明

半夜到的阿拉善，以前夜晚就静悄悄的街道上灯火通明，好不气派。第二天才发现几乎每条街都重新装修粉刷过了，每个商铺都有了统一的外观甚至于字号的样子都是统一的，这真的让我觉得有点恐怖。

车开出镇子，两边的土坡上都种满了树，听说是新来的领导说要绿化，沙漠变绿洲嘛，领导是别的地方过来的，可能不知道绿化用的地下水是这地方的命根子。没有了信仰的人们总是那么自信，总以为自己能够改天换地，殊不知最大的造孽就是自己离神远去。

进沙漠也修了新的公路，新沥青黑得发亮，黄色的线更让它精神百倍。换了越野车冲进沙漠，以前没有路在沙丘之间迂回，我曾经感慨当地的司机辨识方向的能力太强，可今天一直到月亮湖的沙漠上几乎用越野车轮印开辟出了一条明显的“路”，从车轮印可以看出旅游生意的兴旺和繁忙，而沙漠自己也离神越来越远了，月亮湖也绿化得几乎让人察觉不到这是在沙漠的腹地，湖水好像变小了，也有人说是因为夏天的缘故，可我几次夏天造访过这里，水质似乎也没有以前好了，景区饭菜倒是比以前好了，价钱似乎也便宜了许多。

唯一让我感到仍然带有神的气息的是贺兰山，可冲进山里的南寺一看，主寺门前竟也有了卖高香的人，但我一如既往的径直去寺里接过老喇嘛不要钱的香去磕头，大殿里有一群游客喧闹着，我怀念着平生第一次磕头烧香的神圣、宁静、祥和的南寺大殿。

上次拜访悬空寺的时候，正赶上一年两次的法式，算是有缘，但却因此没能见到桑吉老人。这次终于有机会拜访，带我们去的朋友请老人给送我们的礼物开光，我执意不要拿去自己那份开光，在寺门前捡了一块石头，虽然不好看，但我很喜欢它，带回了北京。桑吉老人谦卑而平静，身体瘦小却很健硕，只是耳朵有些听不见了，他的故事被大家知道还要托史玉柱的福，老人每天搬一块石头上山重修了悬空寺的故事成了史玉柱能够重整河山的启蒙。我们离开的时候，回头看见桑吉老人在干活儿，一块一块大石头搬着，突然自己感到莫名的羞愧。

这次到阿拉善，我本像个渴望乳汁的婴儿，可没想到这乳汁有点变味儿，心里也不是滋味。望着沧桑的贺兰山和无垠的荒漠，我感到，不是神离我们远了，而是我们自己从神的身边走开了。

电影《长调》

不得不承认，看这么一部电影确实很累，可这种累是幸福的，是人性回归和内省的一种痛楚和感动。

中年蒙古歌唱家琪琪格带着对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带着发扬蒙古长调的单纯梦想来到北京，同样单纯的是她的爱人，一个蒙古英汉巴图，只为了守护爱的人，却没有考虑太多自己与这个陌生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巴图在一个跑马场工作，却因为一匹思乡的蒙古马与老板发生争执，他倔强的蒙古性格和他的单纯无法被任何主流社会的人理解，更不要说其中还夹杂着巴图四年来自己的思乡的痛苦。琪琪格在一群表情漠然的人面前争取到了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掌声和演唱会的机会，而伴侣巴图的突然离世却使她莫名失声。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爱人和寄托着梦想的长调，琪琪格决定选择天堂，然而额吉远在千里之外的召唤却让她着魔一般不顾一切的驱车赶回草原。

路上，她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回想自己在草原上的童年，爱人巴图不断出现在她的身边。额吉的一头小驼羔因为失去了母亲而整日悲鸣，绕着埋在母亲的枯树不肯离去，孤独的徘徊的荒漠上，它在寻找，寻找失去了的对它来讲最重要的东西。琪琪格回归草原的路成了她回归心灵的路，她也在寻找，寻找失去了的爱人和她的长调。

琪琪格和额吉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而看电影的我却始终在流泪。苍天般的贺兰山，辽阔的荒原，金色的沙漠，枯死的胡杨林，这些熟悉的地方，甚至于我自己亲脚踏到过的地方，在银屏里寻找着自己的灵魂。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一部悲剧，这种判断却还是站在主流社会的视角。如果说那些在餐馆里吃驼肉的人们，那些哼着流行歌曲的蒙族孩子，那些离开草原奔向城市的蒙族年轻人，的确是一个民族文化沦落的悲剧。可琪琪格自己最终找回了那个她失去的东西，不是爱人，也不是长调，在那达慕骆驼赛上，在村民们与外来投资者的谈判中，在额吉的劝奶歌里，在小驼羔重新找回的奶水里，琪琪格找回了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她终于明白，无论是她失去的爱人，还是因失声而失去的长调，都不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她真正的文化情感在草原上，在沙漠里，在驼群中，只有在这里，她的内心才是坚强的、厚重的，她的文化才是有自信的。虽然，琪琪格只是一个人，但真正的蒙族文化是需要靠这样有真感动的人、活在草原的人才能走下去，而不是把她放在金碧辉煌的演出大厅里。也是因此，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并没有让琪琪格的美妙歌声恢复，这可能是多数人不肯接受的结局，但却埋藏了导演最深切与纯真的希望，因为琪琪格已经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那些东西却不再需要演出和展现。所以，这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部寻找到文化真谛、充满文化希望的电影。在电影的后半段，我的眼泪已经不在是悲伤，而是感动，一种文化与人性的感动，相信导演自己也将整个灵魂感动于其中。这种感动是充满信心的，如果你相信天上有神灵，相信神灵会钻进一些人的心里，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召唤确实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只是那个平衡的临界点还没有到来，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归。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未来——新时代的绿色领导力

张  娟  奖学金获奖人  天下溪

张醒生  TNC北亚区总干事长

王  石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

周瑞金  学者 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下面请张娟留步，下面请今天的获奖代表张娟和几位开奖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论坛，各位请移步这边。我们还是先请获奖代表介绍一下你自己原来做哪方面的环保工作，为什么会申请这个奖学金项目？你对这个奖的培训有什么期待？

　　张娟：回答主持人这些问题之前先说一句谢谢这届生态奖，我想这届生态奖给大家搭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这个绿色领导力的奖学金计划是一个更深度的交流和探讨。这届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体报道奖的增加，是从广度上扩大影响的话，这个奖学金计划更深层次地促进了我们的交流合作。我之前一直负责一个(迁徙鹤)项目，是环境教育的项目，我们机构本身也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草根在关注教育的机构，成立于2003年，岁数也不大，算是小学的水平。之所以会申请这个奖项，首先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自己可能现在开始设计一些机构管理的内容，而这部分之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一直在中国的NGO里长出来的孩子来讲可能并不擅长，而且也期待从这次的培训过程中，能够跟各位有经验的伙伴们一起交流学习，可能具体的期待可能说不上什么太多的。

　　主持人：你最想学到什么？

　　张娟：我想可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NGO更多地向媒体，更多向企业学习的整个管理的经验，NGO在这方面还比较年轻。同时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我觉得最终落实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人，这些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识的改变，以及这些发现问题的敏锐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主持人：刚才张娟总结的很好，我们这个大奖可能是一个最重的项目，然后我们的媒体是一个很广的，培训是很深的，所以重广深都有了。今天我们在座的王总和张总，都是企业家的背景，我想企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我想你们对人都是有很重要的体会，今天想请你们谈一下为什么SEE和TNC要建立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培训的项目？过去我们在SEE的过程中，在人的问题上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石：SEE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想还是比较简单一些，100位企业家在一块投一个资金，一个精力，进行生物多样性，针对的对象是在阿拉善的沙漠，防止荒漠化。很快发现它缺少这样的执行团队，而且物色的一些团队，国际NGO在中国培养的一些人，显然觉得培养团队，钱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当然团队，执行团队是更重要的。过去了五年了，觉得还是人才缺乏。通过两年一次的SEE和TNC的奖在民间NGO也发现，在民间开展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但是专业方面的培养，这样的人才非常短缺。所以就在这次设计奖项当中专门觉得应该更多地，不仅仅SEE本身的专业团队的培训，更多的是怎么来加速中国民间NGO的健康成长和成熟。

　　改革开放过去30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心态，和国际上的跨国组织学习，外国组织学习。那么如何搞NGO呢？也应该是开放的心态，向国际NGO学习，本着这样一个想法，就不仅仅是SEE所建立团队怎么来加速学习，同样对促进中国民间NGO的健康成长，也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培训中心，更多地形成一个系统的。

　　主持人：我们去年去美国拜访15家美国的NGO组织的基金会，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家的管理水平和我们整个中国NGO管理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就想起比如30年前万科刚刚起步，可能你的公司当时也没什么管理，也没有什么有管理水平的人才，但今天成立在全世界都属于一个上游的管理水平。您再往前看30年，您觉得中国NGO人才会是什么样的前景？

　　王石：我曾经说未来30年用不确定概括，但是可以感觉到在不确定当中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发展，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它在国际上扮演的责任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个角色当然是民间的NGO会扮演非常多角色，我相信再过30年不仅中国成长一批非常成熟的，承担中国本土责任的NGO组织和人员，而且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当中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主持人：张总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经历，在过去国企、外企、大型的企业和中国高科技组织，然后是我们SEE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又是TNC的主要领导之一，从您的角度您看国外的NGO的人力资源和培养，与国内NGO有哪些差别？

　　张醒生：首先我觉得我们谈到NGO组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NGO也是和企业组织有一些共性。刚才王总发言的时候，所以每个人听到王总讲话的时候说不定脑海里会印象出一个图象，中国经济改革30年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今天SEE的成员都是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中国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成功，就是在30年中能够把企业成功的要素、人、财、物能够组织的最好，把它完整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成功。

　　王总刚才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我们是有确定性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仍然会高速前进。但是中国的环保未来，中国的环境却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NGO的领导可能挑战性更大。用一个不好意思的话来说，过去30年可能在座的企业朋友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一些需要改善的东西留给了未来NGO的领导，这样的话未来NGO的领导肩负着比过去经济领导所领导的事业更艰巨的任务。这是我认为未来NGO领导需要的挑战。

　　从跨国NGO的发展之路来讲，也走过了这样的路，像TNC已经走过将近60年，从一批科学家到一批企业商界的朋友，包括我们比尔金的先生，包括我们一大批高层管理，实际上都是从商界退下来进入到NGO，为什么？就是因为商道和NGO发展有共同之道。这次TNC把这个领导力的培训启动，把商界的经验和国际NGO的经验融合在一起，我充满希望能看到从今天张娟你们第一批开始，我们将培养出未来NGO的黄埔军校的成员。

　　主持人：今天是黄埔军校一期。我知道你做投资的时候还会引入一些叫导师，有经验的企业家带一些新创公司。我觉得像这些方面对我们NGO有什么启发？

　　张醒生：我过去几年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叫导师计划，就是一批有经验的企业领导去充当导师，每个人定点牵头对一个初创企业，从它的人才培养、战略以及管理进行指导，一对一进行指导。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商道中的经验复制到我们SEE和TNC的环保组织中，尤其是SEE具备中国最有经验的一批企业家，我们今天奖励的NGO组织也遍布中国各个省，我有一个建议和想法，说不定我们SEE这个组织也可以推广一个叫辅导员的这么一个模式，每个省的企业家对口联系一家当地的NGO，进行言传身教，因为今天中国的NGO非常蓬勃发展，但是他们非常弱小。如果我们企业一对一的把这个事带大，甚至我再有一个提议。现在我们在奖励NGO做中国的事，两年之后被对口的NGO反过头来评价导师SEE的这些导师，不给他们钱，给他们戴红花。大家说，好不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刚才说他一定会为20个获奖者感到骄傲。我们非常感谢像嘉吉这样的公司，能够直接在中国资助这样的NGO的团体，我们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外的企业和国内企业来加入这个平台，来扩大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的基金，然后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刚才我们请了两位企业的老总来讲，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周老，大家知道周老他最著名的就是1992年的以(黄埔平)的名义写出重量级的四篇文章，这个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历史。我今天非常好奇，周老在对政治改革有这么大的贡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环保这样的事情也开始有兴趣的？

　　周老：阿拉善成立SEE生态协会以后两年，就是2006年宋军先生带我们走到了阿拉善月亮湖，我们在(人名)先生，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人工降雨的科学实验，所以从这个开始，我就关注开始关注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工作开展以及他们实际的工作进展。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参加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这一次颁奖仪式他们协会刚成立五年，已经搞了第三届了，在第三届和美国的TNC合作举办，有两大奖是新设立了，一个是媒体报道奖，一个是培养绿色领导力的奖。这两个奖非常有意义，刚才张娟她讲到是从广度和深度，我的领会的评价就这两个奖实际上是加强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提高它的群众性质和社会性质迈出新的一步。同时在培养绿色领导力又是使这个协会向专业性迈出了新的一步。今天开始设立新的两个奖，将标志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主持人：您觉得我们在环保上面，能在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里找到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今天吴老提到科技的发达使人类自大，这种自大很多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过去20世纪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要么是斗争，要么是笼罩在一种斗争的哲学里面，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人类不是那么伟大，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古典的东西，这些年国学也非常热，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化能给中国的环保带来什么？

　　周老：刚才地球村那个廖晓义女士，一直强调用中国的文化来提高我们环保的水平，要从人的精神领域，从关注生命这样一种更高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上领会、推动环保事业，我很赞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提出来的，它要解决经济的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找出新的途径，它是一个新时代背景下的，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它又是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在推进现代化、信息化过程当中，怎么辆加强环境保护？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支持，这样子才能够从更新的层面上借鉴世界的环保事业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好的理念，同时又根据中国的文化和特色来把这个环保做好。这个应该相结合。所以我觉得看到未来的，我们未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具备三个特点，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个特点，环保事业的发展必然和新技术革命是连在一起的，环保技术是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事业，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跑在我们前面了，做的比较好了。刚才你讲到吴敬琏教授刚才提到的，他讲自大了，这个并不是人类科技发展的自大，他是从苏联讲起再讲到中国，这反应出我们这个体制上一个对自然的看法，他不代表整个世界环保的潮流。所以我们这个特点一定要记住，因为最近发生金融危机了，美国的专家在庆祝中美建交30年到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领导人进行交流，他提出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新经济的基础，进入新经济的时代，也是我们以前讲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在信息化，信息技术革命产生我们今天的金融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所以美国上个世纪开始，70年代开始的现在金融理论的基石是市场的有效性，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把它动摇了，这个理论不存在了，市场不是有效的，提出一个非常新的理念。他提出来克服这场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新技术，要有一场比信心革命还要新的。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说有可能是新能源。

　　周老：对，而且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要在新技术革命领域里携手推动。我们未来的环保事业这个是一个大背景，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未来绿色的环保事业又是从改变整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因为按照我们想以美国为主导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来看，它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类高度地享受，形式大家都要开小汽车，都要住洋房，都要吃高级的东西，享受。按照美国这个标准享受的话，你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20个地球资源也供应不起。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怎么转变？我们能不能再回到五千年以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环保，重视生命，重视人类精神价值的同时，我们不是提倡要回到过去的生活，不要用手纸了，用小手卷，是不是行得通？我们要转变的是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生活的享受提高的基础上，来改变更符合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是未来30年要做的事情。是随着新技术革命配合起来，你开的可能就是新能源车，不可能那么大了，以后可能是小车了，新能源开动了，这个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第三个，我觉得未来的绿色环保事业又是同培养一代新人结合在一起。我去年在改革30周年时提出一个观点，过去的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今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面的30年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人民培养成了(经济人、政治人)，人人关心政治，投入到阶级斗争，是这么一个经济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从政治人转向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的发展，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所以我非常敬重像王石，像SEE一百个企业家，值得我们尊重。未来，我们应该注意经济人带来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也吸收了西方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享受至上的享受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个进来以后把我们的经济人变成完全追求钱，这个才是很重要的问题要害。

　　因此我们今后整个人的培养应该向和谐努力，和谐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自由的人，他是有个性的，他能够发挥自己特长，自己的创造性、智慧，这样一种人。再一个他又是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很高尚的道德，不是完全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和金钱，而是关心社会，关心大家，关心人类的生命，关心人类科学发展的前途，是这样一个新人。所以我觉得环保事业这次要培养未来的绿色的领导力，是为我们环保有一个组织上、人力上的保障，提高SEE生态协会的执行力和组织力，更好地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就是NGO的组织带动起来，这样把全社会带动起来，向着未来的，绿色的环保事业这三个环节，能够推动新技术进步，推动我们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培养一代新的和谐发展的人。这样结合起来去做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周老讲的非常好，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其实很幸运有走在前面的组织，有全世界的环保经验。今天我们绿色领导力的课程培训方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本来也想参与，但是因为低碳生活的要求，他们就通过视频给我们讲几句话。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合作——与生态环境的共赢

梅念蜀  项目奖一等奖获奖代表  绿色昆明负责人

杨  欣  绿色江河负责人，第二届SEE·TNC生态奖一等奖获得者

别  涛  环境保护部政法司副司长

杨利川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  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我本来以为你怎么着也是个老太太，像我们前面的廖晓义女士身经百战。我想请你给我们总结一下你关注这个项目到最后这个项目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作为这个过程你给我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获奖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工作方法第一个是我们把自己作为NGO第三方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调查和分析，使得我们这些环境污染事件或者是环境破坏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意愿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表达，变成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材料。第二个方法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使得一家人的事情变成大家的事情。第三个方法是我们会去探索或者是学习一些和政府沟通的技巧，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去寻找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参事，还有一些政府的公务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会去邀请政府的公务员加入到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先让他们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活动，让他们认同和了解这个协会。这个时候当出现了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事件需要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经验。

　　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聂总他们第一个是社会资本网络织的比较好，整个策略用的也不错。你是从什么地方学到这个东西？你过去的职业背景是干什么的？

　　获奖人：环境评价工程师。

　　主持人：你是在环保局工作吗？

　　获奖人：应该来讲是在环境科学研究院。

　　主持人：你的环保组织算是当一个主要工作，还是业余的时候经常发现发现，有什么事挑出来再弄一弄？

　　获奖人：应该是业余了大概三四年，现在是专职做了两年左右。

　　主持人：专职做了两年左右，跟你那个时候工作相比较，现在的工作量比过去大了还是小了？

　　获奖人：比以前大了很多，人很少，所以我觉得不能讲一个算是仨吧，还是一个人要干很多活。

　　主持人：它将成为你未来的终身职业路线，还是作为一个暂时先做做的？

　　获奖人：两种都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主持人：什么叫生活方式？搞环保运动，搞环保斗争变成生活方式？

　　获奖人：因为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做志愿者做好几年，居然还在这个圈子里？因为我把它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很习惯于做环保或者是做民间组织，因此就不存在要坚持的问题，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座的，特别是媒体，刚才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你们对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她吗？包括有一些我们在座的有一些NGO的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向她讨教的都可以，有没有？举手，给你机会。我们请这位小伙子先来。

　　提问：NGO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样的？你们组织最开始做环保运动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如果是资金的问题，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瓶颈的？

　　主持人：分享分享找钱之道。

　　获奖人：因为我也不是昆明人，所以一开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主持人：哪里人？

　　获奖人：湖北武汉的。所以到这个城市来讲，我觉得做民间组织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没有资源。那我们一开始的活动是靠自己出钱，自己出钱请了一百多个人去参观一个生态农场，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一百多人当中就会出现一些核心成员，对于环保非常有兴趣，所以大家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所以一开始的资金大概有几万块钱，包括07年请一个专职人员是我自己出的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我们是得先有项目，先有活动，才能够吸引到一些资金来支持吧，所以我们就先做了项目，而不是先找钱。

　　主持人：现在你们这个组织有多少钱了？运营的资金，比如08年的话。

　　获奖人：大概是有，08年有5万还是7万。

　　主持人：我们下面老总听着说，5万，开什么玩笑？明天给你500万玩玩吧。我们还有一位。

　　提问：我跟她好像是同事，我也是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我来自与新疆，原来也是在做环境影响评价，但是我感觉因为我们从开始从藏羚羊开始，慢慢接触到环保NGO，我现在也放弃了前面，也是走这个路。你把工作辞掉了准备干这个，还是两边都兼着了？

　　主持人：工作有没有辞掉？

　　获奖人：有辞掉。

　　主持人：我应该向你学习。

　　提问：你自己原来从事这个环保评估的工程师做环保的工作，和现在做NGO做环保的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获奖人：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做这个工作的动力不一样，可能做环评或者做环境保护，是因为项目需要或者是单边的需要，而做民间组织我觉得很简单，是一种心灵的召唤。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两者就是这样的区别。

　　杨利川：她原来在武汉是环保局下属的环境单位，办企业的都知道，环保局的章对企业的开办，她的职业非常重要，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潜规则，完全是肥差。她自愿跑到昆明。

　　主持人：不是在昆明的时候做环评，环评工作原来在武汉，所以在昆明的时候作为志愿者去的？

　　获奖人：在昆明的话一开始没有NGO要我。

　　主持人：就自己办一个。

　　获奖人：还是找了一个环境公司大概做了两年，做的过程当中一边挣钱养活自己，一边做机构。

　　主持人：谢谢。

　　提问：我首先向你表示敬意，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昆明没有(人名)，你们会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昆明市所有的领导都会被封为一个河的河长，(人名)书记本身也是一个河长，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书记在，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会不会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

　　获奖人：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预见到的。但是我想作为民间组织来讲，我们是能够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一切，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我们会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会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尽我们所能做一些推动。对于昆明来讲，我们并不是要跟政府唱对台戏，也可能是因为(邱)政府带领的昆明市政府有一个稍微好一些的接受群众意愿的态度，同时多方面的努力也体现了合作共赢，才共同把这件事促成的。

　　主持人：请教一下杨欣，你也是一个民间的环保人士，从您自己作为一线环保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来说，您能总结几条开展一个具体的环保方面的行动，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你个人的体会中间，什么东西对你是最有触动的？

　　杨欣：说一个具体的，刚才看到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感觉是青出於蓝胜於蓝，我做长江做了20多年，特别是可能有些人，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比较成功的是做青藏铁路这个项目，特别是藏羚羊的迁徙过程当中。做这个项目我们积累了很多年，其中要影响政府，包括利益团体的话，你必须作为自己的话，作为基础的资料要牢牢掌握。比如我们做藏羚羊准确数的调查做了整整两年，你必须要找专家进行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完成那种专业的科学调查报告。有这个报告的基础，这个时候你再给政府也好，给青藏铁路公司也好提出建议，这样才容易被他们采纳。所以说不仅仅是发现问题，还要找到调查这个问题，最后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促成双方的共赢。

　　主持人：就是要有解决方案的提议和选择，这点可能也跟她有种相似之处。我想了解一下杨总，杨利川先生，您作为SEE理事，应该实地考察了不少项目，你考察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收获是你以前对环保的理解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比较，以前没有看到的，特别打动你的东西。

　　杨利川：应该说我参加了阿拉善SEE协会之后才对整个全国的环保组织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对基层组织了解比较少。这次到云南有幸考察到这个滇池的治理项目，还有刚才那个野生动物保护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对我的触动都是很大的。首先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种草根的环保理想主义和专业精神的结合，都是大学生，都是非常专业的，在很有权威的学校毕业的。他们的理想主义，像(人名)，当时一边听她的讲解，一边也问，非常感动。从她在武汉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机关里的公务员下来到滇池，自己的家庭和个人都投入很多的经费和精力。我想在这，正好有一个小花序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持人：变个魔术？不是。

　　杨利川：这是我在昆明的时候，(人名)给了我一张名片，刚开始我没有在意，今天早晨掏出来忽然发现里面有点蹊跷，我对着光线一看里面怎么有刺？这个纸很薄，就把它翻过来，翻过来这边是英文，一不小心打开了是这样的，这是，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一张好像医院的什么一个化验单，大概作废的，自己打印出来的，是不是？然后把它折叠起来。我拿到手根本没有在意，直到今天早晨才发现，看他们的工作精神，一方面他们很艰苦，一方面也是环保的理念。

　　主持人：所以人要受教育，不仅仅要参加SEE，还要参加SEE项目考察。我知道环保部门，其实我们也跟环境保护的机构有些打交道，您觉得现在我们的环保部对环保的NGO的发展这个方面，跟前几年相比较，从态度和政策管理或者是相互关系之间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精神出台？

　　别涛：环保领域，环保部门对于NGO组织的态度、立场或者说期待我们没有变化，环保，中国的NGO或者草根组织，他的生存空间很小，小的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卫士也是我的朋友，做的很艰苦，他过去是周口地区的报纸的，当地的党报的记者，因为他揭露当时的问题，不受当地的太喜欢，他索性出去了，这是十多年前。到现在我觉得环保总局到现在环境部，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庆幸。环保领域，环保部门的领导一直在讲，环保领域是一个阶级性色彩不是那么浓郁的领域，是公益性、社会性比较突出的领域，适合有更多人参与。环保部门我们表现的更开明一些，我们更宽容一些，更开明一些，我们为了公众的参与，我们在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制订了较多规则，来便利这些NGO组织参与监督，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规则，我们要求自己公布信息，我们也要求建设单位、企业要公布信息，如果不公布信息，我们也支持马军他们这样的组织公布信息，就是做到一个对那些行为要点名，公开消毒，让他感觉到耻辱和压力，再让他改进。我也感到遗憾，法规并不全面，一个企业被罚一百万，我从来没感觉到那个系统里有谁感到丝毫的耻辱。我们开车违反规则被检查抓住扣了本子，被拘留几天，我们觉得很丢人。被环保罚了那么多没有一点感觉。

　　我们的领导对它是真诚的关注，刚才看到淮河卫士边上的那些臭水，渔民要靠那些水生活，要养家过日子的，他对环境的质量，生活饮水最基本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但是从最高层，中南海到淮河的岸边，这中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中间有一个阻隔层，上面的官阻和下面的要求没有办法沟通。我觉得底层的个人有利益，有兴趣，但是没有能力。有关的部门，有关的包括一些实体利益集团有巨大的能力，但是没有兴趣做这件事，或者有能力大家不做。谁真正有兴趣？她有兴趣，她的能力很有限，马军的能力比较强一些，这些人是有兴趣有一定的能力可以为公益事业做判断。我们要求公布一些信息，提供一些程序的规则，让环保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

　　今天的谈话话题叫合作共赢，我们的环保组织参与进来对环保部门有支持，我们对他有依靠和期待。

　　主持人：我注意到像有一些国家的环保机构，他可能不仅仅是说给NGO的工作开放一些空间，也不设置阻拦，同时更积极做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些政府的资金项目是开放给NGO，大家可以申请。同时可能有一些专门的培训项目支持NGO进行更好的能力建设和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环保部门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举措？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下一步会不会有这样的举措？

　　别涛：我觉得应该要有，现在还没有。今天是地球日，这个日子的起源是因为美国在70年代初期也是老百姓不甘忍受，这个是靠自下而上的，我们现在自上而下，我们这个财税的体制也有一些特点，一些规矩，中央财税和地方财税是分开的，财政部给环保部门的钱，你自己做你自己，不要支持地方的项目，这个钱用到NGO支持可能会有些困难，如果是设计一个课题，支持一下可以。如果招标给你钱搞一个组织，可能比较困难，这是我觉得我们不够开明的地方。早几年我看过哪里扶贫的项目，江西还是哪里，主管部门和机关做这个事效率很差，就公开招标NGO组织承接这个项目来做，做的效果很好。他们用那么有限的经费做那么好的项目，所以我们要信任NGO组织，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

　　主持人：谢谢。

　　获奖人：我觉得今年生态奖所收到的很多项目都是非常优秀的机构所做的非常优秀的项目，绿色昆明之所以能够从这么多项目当中走出来，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们做的最好，只能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并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资源相对地匮乏，所以才能够得到各位评委老师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要非常地感谢SEE/TNC的组委会，感谢昨天一直工作到半夜的评委老师，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其实我们这次表彰的项目，无论是刚才获得大奖的，还有作为入围的优秀节目获奖的项目，他们都只是我们这次很多项目中间的一小部分，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两侧的展示墙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这个里面，而且有很多虽然没有在我们最后评价中间获奖的这些项目，他们有各自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他们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地方也发挥了他们独特的作用。我想对于我们的评委来说，之所以他们要挑灯夜战，他们有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就是怎么从这么多项目里不得不做出决定，要选出某些项目作为获奖项目。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向所有这些项目，包括那些没有申报的环保项目，那些在环境保护领域孜孜不倦地投入和辛勤工作的环保卫士们，和环保的年轻或者资深的这些环保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谢谢。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行动——草根环保事业的成长

李  波  项目优秀奖获奖代表 自然之友总干事

杨东平  教育和文化学者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童书盟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秘书长

　　主持人：我想我的第一问题，我要给李波。你自己做环境保护一段时间了，这次好像代表自然之友获奖，这个项目是绿皮书项目，我想自然之友在现在和以往相比较，它是不是工作的内容或者说它进行的项目的形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尤其我注意到你好像是新加入自然之友不久的，现在担任干事长的职位，应该说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希望知道你是不是给自然之友的发展是不是带来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新的做法？

　　李波：谢谢，首先像您刚才说的我刚加入自然之友，这个项目是几年前就开始了，我是代人领奖，完全这个功劳是在我的同事和过去已经离开的那些领导的身上。这个奖代表了自然之友在思考环境问题，大家可能知道自然之友是15年的一个本土的民间组织，在很长时间里大家也在困惑，自然之友一直在做种树捡垃圾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必要做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们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好。我自己的工作背景来自于农村，我做农村的扶贫和环保项目，我做了1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在农村，是在我们城市发展的方式和城市生活的方式。自然之友是一个会员制的本土的民间组织，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城市公民和城市机构的行为，他们在环境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和模范。

　　这个项目代表我们在思考，第一，我们需要继续种树捡垃圾，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在环境政策方面思考一些问题，刚才各位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环境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员和一些专家，那么他们的意见在呈现给公众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些意见呈现的时候很可能并没有代表民众的声音。

　　主持人：所以绿皮书呈现了一些。

　　李波：我们希望绿皮书有一个民众的视角，民间的视角，把那些环境决策当中没有出现的专家的意见表达出来，把那些不便于从机构的视角表达的专业意见表达出来，把那些没有声音的，社区的，受影响的意见表达出来，把环境组织的意见表达出来。

　　主持人：谢谢，我有三个小问题。过去我也知道你在其他的环保组织工作，你现在来做这个自然之友，到这个地方就职，自然之友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吗？

　　李波：我觉得自然之友和过去的我作为环保组织的工作者，有两点吸引我。第一点，这个组织15年的历史承载了中国公众的很多期望，这个期望来源于我个人特别欣赏的就是(梁崇界)先生，他的对家国的关切。另一方面我觉得自然之友是本土的组织，他应该说关心的环境问题总是从中国这个视角出发。

　　主持人：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对自然之友的印象是一些老师业余的时候玩玩的东西，玩的比较高尚，这是他们的印象。现在自然之友是依赖什么力量开展环境行动的组织？

　　李波：我觉得自然之友一方面要在很多环境媒体上变得更专业化，我们的会员里很多本身就是专家，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和他们一起合作，而不是我们自然之友八小时内工作的那一批人自己在开展工作。另外自然之友，我自己感觉自然之友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它能解决的环境问题很有限，但是这个会员的组织它能起到的公民教育的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刚才前一个环节的同事们，那些朋友们说到，我们的公民教育，我们要理智地知识化地，有参与地至上而下地做很多环境。我相信会员组织有很大的潜力发挥作用。

　　主持人：廖应该是，刚才说自然之友15年，地球村应该有13年了，廖老师也是很资深的环保运动的人士。我想知道的是，廖老师，您现在从事的环保运动或者这项工作的时候，跟以往相比较发生了，是不是会发生一些思路上和工作方式上的调整？当前开展的工作跟以往你做的项目，或者做法相比较，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廖晓义：我想是中国式环保，我其实追随西方很多年，纯粹做环境自身的保护。但是我觉得当我回家，在朝着中国文化方向回归的时候，我感觉到中国的生态智慧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东西，它还有心灵环保。我们对环境的污染本身是我们的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转去做国学教育那些。

　　廖晓义：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文明的生存模式，今天我们到场的参会者有几位是从大坪山来的村民，他们是生态协会的骨干，我想也许他们是今天这个场合唯一的一群来自乡村的村民。

　　主持人：我们请我们这个项目的参会者。

　　廖晓义：他们来自乡村，也来自灾区，他们在我们，包括地球村在内的相关的这些专家们和政府的合力的帮助下，正在探寻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因为我认为人类的环境问题要走出困局必须改变现有的生存模式。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乡村，就是有安居乐业、静心、保健等方面的模式，希望这个模式能够为中国广大的乡村有所借鉴和贡献。我相信来自乡村的骨干们，以及大坪山的村民们能成为引领这个新的生存模式的先驱。这就是地球村这几年的一个大的转型。

　　主持人：听起来你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所以可能就不只是环境本身了，这个外沿已经比较大了。你觉得干这个事中间你觉得最力不从心的事在什么地方？

　　廖晓义：像灾后重建力不从心的是盖房子、修路，这些都是我力不从心的。好在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还有生态协会作为骨干，他们愿意选一种新的生存模式，他们要重建房子，盖生态屋，选用了节能型的建筑。他们要做产业的转型，要做自然养生，要做中国式环保的惜物，同时还要静心，最后还要共治。在这几个方面探索一个新的生存模式。所以我想说到这个话题，我想特别地也代表我们大坪村送给主办方一条手卷，叫守望家园，这个手卷也是大坪灾区灾后重建的新的产业。下面还有一家守望家园，村民亲手绣出来的。我借此呼吁一下，我们捡回小手卷，减少使用餐巾纸，加入绿手卷活动。

　　主持人：我们下面请书盟，你的调查中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意识中间愿意支持环保方面项目的资源，你感觉第一它是什么样的概念？有多高水平？另外一个从趋势上来说是上升还是下降？

　　童书盟：这个问题跟我刚才准备的问题不是一样的。

　　主持人：对，你准备好的问题我都不问。

　　童书盟：我做CHR的调查有三年时间了，三年之前我也是在做企业的，在做企业之前是做媒体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历程。在这三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采集了大概有1080家企业的样本，从企业的环境责任到它的员工责任，然后它的慈善责任，还有公益责任，这方面大概有八个指标进行了调查。你刚才提到环境责任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所调查的这一千多家企业当中，所占的权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这个方面，企业不同的行业投入的是不同的。我们调查投入比较大的是消耗比较大的企业，比如说钢铁行业、矿业，还有一些要素能源方面的这些行业，他们对环保的，企业自身的意识，改造这方面，还是蛮大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企业，对环保组织的支持不是说除了他企业自身对环保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外，他拿出钱资助这个部分，比重当中占了不到1/5。因为这些企业首先拿出钱资助的是属于慈善类的扶贫方面、救灾方面、助学方面，扶贫、救灾和助学这三块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才是环境保护这一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说清楚。

　　主持人：我知道现在这是危机的时候，从你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因为金融危机从去年到现在，一个总的来说企业在尽社会责任方面，是不是因为有了危机，所以社会责任先缓一缓，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一个在环境投入方面有没有下降？很多人现在担心，我们现在振兴的一些产业，不少产业都是传统的老旧产业，本来考虑他们都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项目，因为现在要挽救经济，或者希望振兴经济，会不会在这个方面走一点回头路？会不会在刚刚起步的环境保护的方面有恶化？你会不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童书盟：实际上你已经看到了，我简单回答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发起理事当中就有两家是钢铁行业，钢铁在一轮经济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不仅仅说应该承诺的资助没有到位，而本身的生存都有很大困难。河北一些由于新一轮的经济复苏的刺激，有一些耗能和污染非常严重的小的钢厂也开始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国家的产业政策在这方面调整，我相信各位企业家比我了解的更深，我只是告诉你我看到的和调查到的，得到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谢谢。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在刺激经济和振兴经济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刺激眼前过三个小时好日子的经济。我们毕竟是要为长治久安考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我们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间也要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杨老师，杨老师应该是我们环保运动的资深的支持者，杨老师您参加自然之友和包括参加环境保护的工作这么长时间，您觉得让您去反思一下我们的这个草根环境运动，最应该反思的东西和反省的东西，如果你讲了两条的话，那是什么？

　　杨东平：我想NGO组织，草根组织，它的成长阶段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NGO的大聚会，我估计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幼儿园大班的年龄，我们自然之友算是少年了，十几岁，大多数都是婴儿和幼儿。所以在成长的趋势首先要获取必要的资源，应该说出身难，没奶粉。到了再大一些的话，可能内部的刺激问题，像自然之友的话，最近花非常大的努力来做战略规划，提高自己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主持人：谢谢，我觉得杨老师现在对NGO的治理问题提出来，这个也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NGO也是社会组织，我们对NGO的管理同来没有像企业的管理那样，讲那么多策略，有那么多东西。

　　杨东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阿拉善这个协会的加入对我们NGO的生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知识分子组织的草根NGO，这个是一个企业家组成的，所以它的治理模式，它的工作经验完全不一样，后来居上。所以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换句话说阿拉善这个协会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搞环境建设，我们一般草根的搞环境的人都是没头没脸的，不是这样吗？

　　童书盟：不是的，我们有一个考察到了淮河流域，也看了水污染地图，我们了解的草根NGO不是像你说的有王石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在，有一些草根的NGO组织他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像自然之友和地球村不用说了，先说我们考察到的自发的草根的NGO组织，我看到的是一个，由理想的激情已经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我们考察到的野性中国训练营，他本身一开始从中央台辞职，热血沸腾去保护金丝猴。但今天他用手中的摄像机和影像培养了一批一批护林员，让他们拿起摄像机来保护自然。我们看到一个硕士，是野生动物专家，他的专业性和理性体现在草根NGO当中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注意跟政府合作，注意培养自己的团队，注意自己的能力建设，更科学，更理性，当然这是一个趋势，我们还没有达到像西方的NGO组织那样成熟。

　　主持人：谢谢，刚才其实大家都讲到所谓中国式的环境运动。杨老师讲的，您对这个概念是不是同意？如果今天站在推动中国环保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的需求的突破点在什么地方？

　　杨东平：我觉得为中国的环保注入中国的文化的元素，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想说的，环境运动有些基本的，还是有些基本的价值，可能是有共性的。这就是通过公众参与来促进环境保护，这是自然之友今后的主要工作领域，公众参与。

　　廖晓义：我想中国式环保如果再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中国绿，中国绿是什么绿？是深绿，不仅在物质层面，一定要深入到心理层面。中国绿是全绿，不仅仅一个方面，必须从生活、生产，特别是生活方式，全方位地完成这个转型。第三，中国绿是什么绿？原绿，原生态的绿，中国式环保非常简单，顺应自然而已，看见很多西方这么多国家，连26度空调都不能接受，我满世界呼吁没有回应。可是在中国，你说少用空调拿纸扇子，这种东西传统，有它的土壤。敬天惜物就是最大的环保，所以我们的村民可能是最绿的一群，我们的农人有可能是中国绿最早的唱醒者。谢谢。

　　李波：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来自城市，可能有少量的朋友是从农村来的，我们城市的人怎么样参与环保？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公民，我们可以说得很远大，但是每天刚才说垃圾，垃圾现在变成我们城市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关注环境的人很少知道我们身边的垃圾都怎么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被垃圾包围，而且垃圾的处理方式很可能会让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可以做的地方开始，政府有责任，自己也有责任。我们城市人应该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不应该只是惋惜熊猫还能不能再活一百年。

　　廖晓义：我们不是说不要西方的环保经验，我们要完成西方和中国的环保的嫁接。西方的好的机制都是我们要吸收的，但是中国的敬天惜物这样一种深层的东西不能丢下去，我们要活下去不可能不捡回这个宝贝。

　　主持人：环境行动本身是人的行动，毕竟可能来自于西方的人和东方的人，作为人他的文化基因有一定的差异，我们也有某些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场的奖都是阿拉善协会和TNC，表明我们是一个互相协作，东西方的互相协作，可以把一些经验互相分享，至少作为地球来说是我们共同的地球，我们造成的污染不仅仅对我们有影响，对其他人也有影响。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关注——媒体的环境责任与作用

李虎军  环境报道奖获奖人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任志强  SEE监事长/华远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今天我们知道李虎军有一个获奖的报道，叫做一个城市与肺癌的战争，写的是云南个旧市的锡矿污染问题和肺癌，我昨天晚上专门读了您的报道，我想知道您在报道当中遇到的对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您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有哪些挑战？

　　李虎军：当时做这个报道最主要是因为我想所有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健康的问题，因为我是科学记者出身，我觉得关注环境问题应该是更多人到现场，所以在现场采访中会出现一些困难，比如我想去关注井下的环境，但是我可能就很难进到私人的环境状况比较糟糕的矿井，我只能见到国有的企业，相对还好一点的矿井。包括想怎么去说服当地的官员，包括企业的人士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这篇报道对我个人而言难度还不是很大。

　　主持人：最后这篇报道起了哪些作用？

　　李虎军：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说到环境，包括一些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大家相对关注的比较多。这是一个慢性的污染，慢性病的问题，报道出来以后，也很感谢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我后来知道是温家宝总理通过一个叫网络舆情，他看到以后做了一个批示，这样给云南省政府下去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谢谢。我们知道央视的新闻调查是最尖锐的节目之一，您作为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刚才我听您说环境保护是最常态的报道，已经报道很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对环境的报道，您见过最触目惊心的事情，让您最有感触的是什么事情？

　　张杰：我们1996年开播的时候，就把这个环境污染的目标锁定在淮河，这次我们获奖的河流与村庄就是淮河边上的村庄。我们对淮河的报道去追踪淮河污染治理。在这几年的跟踪当中会发现有这么一种变化，头些年我们可能更关注是哪些河流排放污染，于是去取证，去和这些污染的企业质证，为什么要排放？这样的报道出来以后，但是排放的这样一种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水域设施特别好，就是说他们在当年得益于淮河水域带来的这样的方便。但是自从淮河的水被污染以后，这个村庄就成为一个高癌症的发病村，当时村里有一个统计让我们触目惊心，从1990年到2004年，一共有105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了北京的专家对水中的含量进行分别，它是一个低五类的水质，在水源里有一种叫(硝酸根)的东西，是一个致癌的高发物，所以食道癌、胃癌、肠癌比较多。在采访期间村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在村庄里面在走，你就经常发现还有那么十几个癌症患者仍然躺在自己的家中。

　　这个节目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这个村投入90多万元打了一口深水井。但是发展方式不转变的话，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说科学发展刻不容缓。

　　主持人：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关切到全社会。作为媒体您觉得这么多报道，什么样的报道是最有效的，能够马上促进当地的政府或者是当地的相关利益机构做出改变的，什么样的报道比较有效？

　　您给年轻的获奖者分析分析。

　　张杰：环保问题跟中国整个的发展有关，所以靠一两个报道就能够有很大变化非常难，有一些个案的话，如果不报道，我觉得如果也有一种可治理的方法和模式提交出来，这样的报道见效容易一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

　　主持人：谢谢。吴老，您去年、前年提出了增加这个奖，今天我们就颁出了。您今天在这个场合对于他们有什么期望？对于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环境有什么想法？

　　吴敬琏：关于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媒体的朋友，担负起这么一个使命来，把全民动员起来。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呢？就是因为上一届颁奖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情靠我们这么一百位企业家和我们一些支持企业家来做这个事的，到底力量很微薄。我们能够把阿拉善这块地方弄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上一届颁发这个奖我就想这么个奖，我们用我们这个奖项来使得更多的环境工作者，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来做这件事。那么，影响就要大得多。可是这还不够，这是个全民的事业，而且是在朝的和在野的要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那么要能够动员全民来做好这个事，就是要树立两个关键，两个意识。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家园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关心，都要来参与这个事业。另外一个意识就是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树立起来的，因为直接的生产结果是马上能看得见的，但是这种生产行为，它对这个环境的影响，要很多年以后才有可能见到它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来处理已经来不及了。而树立这个意识，这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而我们的传媒的工作者，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理念，也有这种知识，大家来做才好。前天我在黄山到绩溪去看了胡氏宗祠，我看人家农耕时代，这种环保的观念就开始从很小的小孩就有了。胡氏宗祠大堂一个小学生念书的，墙上写了(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个环保教育好。但是这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它就是这个环保的观念，它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而不断提高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是反环保的教育了，我们大学的时候正好是1948年(苏)共中央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要改造自然。和干旱做斗争，叫做伟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

　　前两天我看到我们网站上有些人宣传斯大林大元帅的功绩的时候，还有宣传画，我看那个宣传画，斯大林拿着个烟斗，背后是一个图，把干旱地带开垦，三件事，灌溉，造林，还有一个是抗旱。结果，就造成了20世纪据说是最大的生态灾难，是人类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就整个死海现在正在消失，正在消失。因为人类呀，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就变得非常狂妄，加上意识形态，要征服自然，来了这么一套。像这样一些东西，我想直到现在还是影响很(不好)。最近来说这个对抗金融危机，这个措施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被关停掉的项目又来了。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使得这种观念，环保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人，而且动员所有的人行动起来，否则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对我们的下一代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记得您去年讲的，破坏活动还大于保护活动，要提高全民意识，要提高全民意识就要仰仗于媒体人的大量的客观的报道。说起客观的在媒体的报道，我想问一下任总，大家知道任总是中国互联网媒体中有名的大炮，他会坚持他认为正确的数据。您认为在媒体上真实报道的重要性是什么？

　　任志强：正像吴老刚才说的，我们接受了吴老的意见以后设立的这样一个媒体奖，就是希望媒体能通过获奖的形式知道他们的义务。其中一个是对政府的监督，对执政党的监督，这需要媒体的社会监督力量做。第二是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教育，一个是刺激在权利你要知道，你要用法律或者是各种武器维护公民自己的权利。另外一个要让大家知道你身上有很多责任，来承担这个环保。我们SEE组织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在承担环保责任的一个组织。

　　从这两方面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正确和真实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比如说这次获奖的很多媒体，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报道了当时一些地方的环保受到污染的情况，因此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最后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和纠正。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媒体可能为了给地方政府的政绩去宣传，掩盖了一些事实，或者说仅仅说好的方面，不说可能造成的损失。比如北京奥运期间就用停开车辆的办法解决污染的问题，事后也在延续这个办法。我们也做了叫停，但是没有一个媒体去报道它可能付出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大概要停95万汽车，一年要闲置1300多亿的资产，可能光利息就70亿。实际上我们每吨碳排放量已经到了十万块钱的成本，这可能是不合理的。如何正确地向公民转达这样的信息，也许就是媒体很重要的任务，而不是说领导说好就要报道好，而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我们这儿确实有问题，就要正确解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把我们的环境问题解决的比今天更好，让我们先得服从自然规律，然后才能达到人和天的共同和谐。

　　谢谢。

　　主持人：谢谢任总。

　　李虎军：我想补充一句话，刚才主持人问到报道影响力的时候，一开始听到总理批示我很高兴，后来也想到有点悲哀，我觉得如果一个你的报道一定要通过领导的批示也是一种悲哀。我希望我和我的同道，我们的报道能够改善中国的环境和政治形态，不需要领导的批示也能彻底解决。

　　主持人：其实我们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青山白云蓝天绿水，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环保的基因，我们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从业人能够更多地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提高我们全民的环保意识，把我们中国美丽的青山绿水还回来。那么我们下面感谢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感谢各位，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