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念蜀八零后这样做环保

电影《长调》

不得不承认，看这么一部电影确实很累，可这种累是幸福的，是人性回归和内省的一种痛楚和感动。

中年蒙古歌唱家琪琪格带着对蒙古族文化的热爱、带着发扬蒙古长调的单纯梦想来到北京，同样单纯的是她的爱人，一个蒙古英汉巴图，只为了守护爱的人，却没有考虑太多自己与这个陌生城市之间的文化隔阂。巴图在一个跑马场工作，却因为一匹思乡的蒙古马与老板发生争执，他倔强的蒙古性格和他的单纯无法被任何主流社会的人理解，更不要说其中还夹杂着巴图四年来自己的思乡的痛苦。琪琪格在一群表情漠然的人面前争取到了不知道是真是假的掌声和演唱会的机会，而伴侣巴图的突然离世却使她莫名失声。失去了支撑自己的爱人和寄托着梦想的长调，琪琪格决定选择天堂，然而额吉远在千里之外的召唤却让她着魔一般不顾一切的驱车赶回草原。

路上，她遇到各种各样的人和事情，回想自己在草原上的童年，爱人巴图不断出现在她的身边。额吉的一头小驼羔因为失去了母亲而整日悲鸣，绕着埋在母亲的枯树不肯离去，孤独的徘徊的荒漠上，它在寻找，寻找失去了的对它来讲最重要的东西。琪琪格回归草原的路成了她回归心灵的路，她也在寻找，寻找失去了的爱人和她的长调。

琪琪格和额吉始终没有流过一滴眼泪，而看电影的我却始终在流泪。苍天般的贺兰山，辽阔的荒原，金色的沙漠，枯死的胡杨林，这些熟悉的地方，甚至于我自己亲脚踏到过的地方，在银屏里寻找着自己的灵魂。很多人评论说这是一部悲剧，这种判断却还是站在主流社会的视角。如果说那些在餐馆里吃驼肉的人们，那些哼着流行歌曲的蒙族孩子，那些离开草原奔向城市的蒙族年轻人，的确是一个民族文化沦落的悲剧。可琪琪格自己最终找回了那个她失去的东西，不是爱人，也不是长调，在那达慕骆驼赛上，在村民们与外来投资者的谈判中，在额吉的劝奶歌里，在小驼羔重新找回的奶水里，琪琪格找回了对于民族的归属感，她终于明白，无论是她失去的爱人，还是因失声而失去的长调，都不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她真正的文化情感在草原上，在沙漠里，在驼群中，只有在这里，她的内心才是坚强的、厚重的，她的文化才是有自信的。虽然，琪琪格只是一个人，但真正的蒙族文化是需要靠这样有真感动的人、活在草原的人才能走下去，而不是把她放在金碧辉煌的演出大厅里。也是因此，在影片的结尾，导演并没有让琪琪格的美妙歌声恢复，这可能是多数人不肯接受的结局，但却埋藏了导演最深切与纯真的希望，因为琪琪格已经找到了她要找的东西，那些东西却不再需要演出和展现。所以，这不是一个悲剧，而是一部寻找到文化真谛、充满文化希望的电影。在电影的后半段，我的眼泪已经不在是悲伤，而是感动，一种文化与人性的感动，相信导演自己也将整个灵魂感动于其中。这种感动是充满信心的，如果你相信天上有神灵，相信神灵会钻进一些人的心里，你就会对自己充满信心，我们看到传统文化的召唤确实在改变着我们的社会，只是那个平衡的临界点还没有到来，但总有一天我们都会回归。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未来——新时代的绿色领导力

张  娟  奖学金获奖人  天下溪

张醒生  TNC北亚区总干事长

王  石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长

周瑞金  学者 全国生产力学会副会长  原《人民日报》社副总编辑

　　下面请张娟留步，下面请今天的获奖代表张娟和几位开奖嘉宾做一个简短的论坛，各位请移步这边。我们还是先请获奖代表介绍一下你自己原来做哪方面的环保工作，为什么会申请这个奖学金项目？你对这个奖的培训有什么期待？

　　张娟：回答主持人这些问题之前先说一句谢谢这届生态奖，我想这届生态奖给大家搭建一个互相交流的平台，而这个绿色领导力的奖学金计划是一个更深度的交流和探讨。这届在前两届的基础上增加了媒体报道奖的增加，是从广度上扩大影响的话，这个奖学金计划更深层次地促进了我们的交流合作。我之前一直负责一个(迁徙鹤)项目，是环境教育的项目，我们机构本身也是一个中国本土的草根在关注教育的机构，成立于2003年，岁数也不大，算是小学的水平。之所以会申请这个奖项，首先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自己可能现在开始设计一些机构管理的内容，而这部分之前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就是一直在中国的NGO里长出来的孩子来讲可能并不擅长，而且也期待从这次的培训过程中，能够跟各位有经验的伙伴们一起交流学习，可能具体的期待可能说不上什么太多的。

　　主持人：你最想学到什么？

　　张娟：我想可能有一个比较具体的，就是NGO更多地向媒体，更多向企业学习的整个管理的经验，NGO在这方面还比较年轻。同时还有更多的是关于，我觉得最终落实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人，这些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识的改变，以及这些发现问题的敏锐度以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

　　主持人：刚才张娟总结的很好，我们这个大奖可能是一个最重的项目，然后我们的媒体是一个很广的，培训是很深的，所以重广深都有了。今天我们在座的王总和张总，都是企业家的背景，我想企业可能最重要的就是人，我想你们对人都是有很重要的体会，今天想请你们谈一下为什么SEE和TNC要建立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培训的项目？过去我们在SEE的过程中，在人的问题上看到了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王石：SEE是2004年成立的，当时想还是比较简单一些，100位企业家在一块投一个资金，一个精力，进行生物多样性，针对的对象是在阿拉善的沙漠，防止荒漠化。很快发现它缺少这样的执行团队，而且物色的一些团队，国际NGO在中国培养的一些人，显然觉得培养团队，钱很重要，当然很重要，当然团队，执行团队是更重要的。过去了五年了，觉得还是人才缺乏。通过两年一次的SEE和TNC的奖在民间NGO也发现，在民间开展的积极性也非常高，但是专业方面的培养，这样的人才非常短缺。所以就在这次设计奖项当中专门觉得应该更多地，不仅仅SEE本身的专业团队的培训，更多的是怎么来加速中国民间NGO的健康成长和成熟。

　　改革开放过去30年我们是一个学习的心态，和国际上的跨国组织学习，外国组织学习。那么如何搞NGO呢？也应该是开放的心态，向国际NGO学习，本着这样一个想法，就不仅仅是SEE所建立团队怎么来加速学习，同样对促进中国民间NGO的健康成长，也应该建立这样一个培训中心，更多地形成一个系统的。

　　主持人：我们去年去美国拜访15家美国的NGO组织的基金会，我们一个很深的体会就是人家的管理水平和我们整个中国NGO管理水平有一个很大的差距。我们就想起比如30年前万科刚刚起步，可能你的公司当时也没什么管理，也没有什么有管理水平的人才，但今天成立在全世界都属于一个上游的管理水平。您再往前看30年，您觉得中国NGO人才会是什么样的前景？

　　王石：我曾经说未来30年用不确定概括，但是可以感觉到在不确定当中中国不仅仅在经济上发展，在国际上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且它在国际上扮演的责任的角色也越来越重要。这个角色当然是民间的NGO会扮演非常多角色，我相信再过30年不仅中国成长一批非常成熟的，承担中国本土责任的NGO组织和人员，而且可以在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当中也可以扮演积极的角色。

　　主持人：张总是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经历，在过去国企、外企、大型的企业和中国高科技组织，然后是我们SEE的创始人之一，现在又是TNC的主要领导之一，从您的角度您看国外的NGO的人力资源和培养，与国内NGO有哪些差别？

　　张醒生：首先我觉得我们谈到NGO组织的时候，我们要看到NGO也是和企业组织有一些共性。刚才王总发言的时候，所以每个人听到王总讲话的时候说不定脑海里会印象出一个图象，中国经济改革30年这么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中实际上今天SEE的成员都是中国成功的企业家，中国成功的企业家能够成功，就是在30年中能够把企业成功的要素、人、财、物能够组织的最好，把它完整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获得了成功。

　　王总刚才讲未来30年中国的经济我们是有确定性的，我们知道中国的经济仍然会高速前进。但是中国的环保未来，中国的环境却充满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对未来NGO的领导可能挑战性更大。用一个不好意思的话来说，过去30年可能在座的企业朋友在发展企业的过程中也留下了一些需要改善的东西留给了未来NGO的领导，这样的话未来NGO的领导肩负着比过去经济领导所领导的事业更艰巨的任务。这是我认为未来NGO领导需要的挑战。

　　从跨国NGO的发展之路来讲，也走过了这样的路，像TNC已经走过将近60年，从一批科学家到一批企业商界的朋友，包括我们比尔金的先生，包括我们一大批高层管理，实际上都是从商界退下来进入到NGO，为什么？就是因为商道和NGO发展有共同之道。这次TNC把这个领导力的培训启动，把商界的经验和国际NGO的经验融合在一起，我充满希望能看到从今天张娟你们第一批开始，我们将培养出未来NGO的黄埔军校的成员。

　　主持人：今天是黄埔军校一期。我知道你做投资的时候还会引入一些叫导师，有经验的企业家带一些新创公司。我觉得像这些方面对我们NGO有什么启发？

　　张醒生：我过去几年中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叫导师计划，就是一批有经验的企业领导去充当导师，每个人定点牵头对一个初创企业，从它的人才培养、战略以及管理进行指导，一对一进行指导。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个商道中的经验复制到我们SEE和TNC的环保组织中，尤其是SEE具备中国最有经验的一批企业家，我们今天奖励的NGO组织也遍布中国各个省，我有一个建议和想法，说不定我们SEE这个组织也可以推广一个叫辅导员的这么一个模式，每个省的企业家对口联系一家当地的NGO，进行言传身教，因为今天中国的NGO非常蓬勃发展，但是他们非常弱小。如果我们企业一对一的把这个事带大，甚至我再有一个提议。现在我们在奖励NGO做中国的事，两年之后被对口的NGO反过头来评价导师SEE的这些导师，不给他们钱，给他们戴红花。大家说，好不好？

　　主持人：非常感谢。我刚才说他一定会为20个获奖者感到骄傲。我们非常感谢像嘉吉这样的公司，能够直接在中国资助这样的NGO的团体，我们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国外的企业和国内企业来加入这个平台，来扩大这样一个绿色领导力的基金，然后培养出更多的人才。

　　刚才我们请了两位企业的老总来讲，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了周老，大家知道周老他最著名的就是1992年的以(黄埔平)的名义写出重量级的四篇文章，这个已经写入了中国的历史。我今天非常好奇，周老在对政治改革有这么大的贡献，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环保这样的事情也开始有兴趣的？

　　周老：阿拉善成立SEE生态协会以后两年，就是2006年宋军先生带我们走到了阿拉善月亮湖，我们在(人名)先生，著名的国学大师，在他的指导下进行了一次人工降雨的科学实验，所以从这个开始，我就关注开始关注阿拉善生态协会的工作开展以及他们实际的工作进展。这个是我第一次来参加今天的颁奖仪式，我感到非常高兴和激动，这一次颁奖仪式他们协会刚成立五年，已经搞了第三届了，在第三届和美国的TNC合作举办，有两大奖是新设立了，一个是媒体报道奖，一个是培养绿色领导力的奖。这两个奖非常有意义，刚才张娟她讲到是从广度和深度，我的领会的评价就这两个奖实际上是加强了阿拉善SEE生态协会的，提高它的群众性质和社会性质迈出新的一步。同时在培养绿色领导力又是使这个协会向专业性迈出了新的一步。今天开始设立新的两个奖，将标志着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它的发展进到一个新的层次。

　　主持人：您觉得我们在环保上面，能在我们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里找到什么样的东西？因为今天吴老提到科技的发达使人类自大，这种自大很多是从西方传来的，我们过去20世纪中国人基本上都是，要么是斗争，要么是笼罩在一种斗争的哲学里面，今天我们终于认识到人类不是那么伟大，其实我们中国有很多好的古典的东西，这些年国学也非常热，从您的角度来看，我们中国的文化能给中国的环保带来什么？

　　周老：刚才地球村那个廖晓义女士，一直强调用中国的文化来提高我们环保的水平，要从人的精神领域，从关注生命这样一种更高的，这种生命的意义上领会、推动环保事业，我很赞同。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我们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在现代化、信息化的时代提出来的，它要解决经济的发展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和矛盾，找出新的途径，它是一个新时代背景下的，这是一个特点。

　　第二个，它又是在中国自己的国土上，在推进现代化、信息化过程当中，怎么辆加强环境保护？这是一个新的问题，所以需要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支持，这样子才能够从更新的层面上借鉴世界的环保事业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好的理念，同时又根据中国的文化和特色来把这个环保做好。这个应该相结合。所以我觉得看到未来的，我们未来的环境保护工作具备三个特点，我们应该注意的。

　　第一个特点，环保事业的发展必然和新技术革命是连在一起的，环保技术是在工业化、信息化时代提出来的一个新的事业，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跑在我们前面了，做的比较好了。刚才你讲到吴敬琏教授刚才提到的，他讲自大了，这个并不是人类科技发展的自大，他是从苏联讲起再讲到中国，这反应出我们这个体制上一个对自然的看法，他不代表整个世界环保的潮流。所以我们这个特点一定要记住，因为最近发生金融危机了，美国的专家在庆祝中美建交30年到我们国家，和我们国家领导人进行交流，他提出这次金融危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而是在新技术革命背景下，新经济的基础，进入新经济的时代，也是我们以前讲的知识经济的时代，在信息化，信息技术革命产生我们今天的金融完全脱离了实体经济，所以美国上个世纪开始，70年代开始的现在金融理论的基石是市场的有效性，这次金融危机一来把它动摇了，这个理论不存在了，市场不是有效的，提出一个非常新的理念。他提出来克服这场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新技术，要有一场比信心革命还要新的。

　　主持人：现在很多人说有可能是新能源。

　　周老：对，而且中美两国领导人达成协议，要在新技术革命领域里携手推动。我们未来的环保事业这个是一个大背景，是新技术革命的重要因素。

　　第二个，未来绿色的环保事业又是从改变整个传统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因为按照我们想以美国为主导的先进的工业化国家来看，它是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类高度地享受，形式大家都要开小汽车，都要住洋房，都要吃高级的东西，享受。按照美国这个标准享受的话，你中国和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要20个地球资源也供应不起。所以我们这个人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怎么转变？我们能不能再回到五千年以前？也回不去了。所以我觉得在体现中国传统文化，重视环保，重视生命，重视人类精神价值的同时，我们不是提倡要回到过去的生活，不要用手纸了，用小手卷，是不是行得通？我们要转变的是从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人类生活的享受提高的基础上，来改变更符合环保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任务，是未来30年要做的事情。是随着新技术革命配合起来，你开的可能就是新能源车，不可能那么大了，以后可能是小车了，新能源开动了，这个都会引起一系列的变化。

　　第三个，我觉得未来的绿色环保事业又是同培养一代新人结合在一起。我去年在改革30周年时提出一个观点，过去的30年我们把政治人变为经济人，今年是共和国成立60周年，前面的30年基本上把我们国家的人民培养成了(经济人、政治人)，人人关心政治，投入到阶级斗争，是这么一个经济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从政治人转向经济人，人人关心经济的发展，这个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历史的进步。所以我非常敬重像王石，像SEE一百个企业家，值得我们尊重。未来，我们应该注意经济人带来什么问题呢？我们知道也吸收了西方经济至上的经济主义，享受至上的享受主义，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这个进来以后把我们的经济人变成完全追求钱，这个才是很重要的问题要害。

　　因此我们今后整个人的培养应该向和谐努力，和谐就是马克思讲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自由的人，他是有个性的，他能够发挥自己特长，自己的创造性、智慧，这样一种人。再一个他又是全面发展的，德智体美很高尚的道德，不是完全追求自己的物质享受和金钱，而是关心社会，关心大家，关心人类的生命，关心人类科学发展的前途，是这样一个新人。所以我觉得环保事业这次要培养未来的绿色的领导力，是为我们环保有一个组织上、人力上的保障，提高SEE生态协会的执行力和组织力，更好地发展民间的社会组织，就是NGO的组织带动起来，这样把全社会带动起来，向着未来的，绿色的环保事业这三个环节，能够推动新技术进步，推动我们生产方式和人类生活方式的转变，以及培养一代新的和谐发展的人。这样结合起来去做重要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周老讲的非常好，我们还有很多要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其实很幸运有走在前面的组织，有全世界的环保经验。今天我们绿色领导力的课程培训方之一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本来也想参与，但是因为低碳生活的要求，他们就通过视频给我们讲几句话。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合作——与生态环境的共赢

梅念蜀  项目奖一等奖获奖代表  绿色昆明负责人

杨  欣  绿色江河负责人，第二届SEE·TNC生态奖一等奖获得者

别  涛  环境保护部政法司副司长

杨利川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执行理事  东亚包装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

　　主持人：我本来以为你怎么着也是个老太太，像我们前面的廖晓义女士身经百战。我想请你给我们总结一下你关注这个项目到最后这个项目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作为这个过程你给我们总结一下经验、教训。

　　获奖人：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我们工作方法第一个是我们把自己作为NGO第三方的一个角色，在这个过程当中进行调查和分析，使得我们这些环境污染事件或者是环境破坏事件的当事人，他们的意愿能够更加科学、合理地表达，变成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材料。第二个方法是通过媒体的报道，使得一家人的事情变成大家的事情。第三个方法是我们会去探索或者是学习一些和政府沟通的技巧，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我们会去寻找一些有社会责任感的，这样的人大代表，还有我们的政府的参事，还有一些政府的公务员。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我们会去邀请政府的公务员加入到我们这个协会，就是先让他们做一些志愿服务的活动，让他们认同和了解这个协会。这个时候当出现了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事件需要人说话的时候，他们就会站出来帮我们说话，这大概就是我们的经验。

　　主持人：我们可以看到聂总他们第一个是社会资本网络织的比较好，整个策略用的也不错。你是从什么地方学到这个东西？你过去的职业背景是干什么的？

　　获奖人：环境评价工程师。

　　主持人：你是在环保局工作吗？

　　获奖人：应该来讲是在环境科学研究院。

　　主持人：你的环保组织算是当一个主要工作，还是业余的时候经常发现发现，有什么事挑出来再弄一弄？

　　获奖人：应该是业余了大概三四年，现在是专职做了两年左右。

　　主持人：专职做了两年左右，跟你那个时候工作相比较，现在的工作量比过去大了还是小了？

　　获奖人：比以前大了很多，人很少，所以我觉得不能讲一个算是仨吧，还是一个人要干很多活。

　　主持人：它将成为你未来的终身职业路线，还是作为一个暂时先做做的？

　　获奖人：两种都不是，一种生活方式。

　　主持人：什么叫生活方式？搞环保运动，搞环保斗争变成生活方式？

　　获奖人：因为有些朋友曾经问过我为什么做志愿者做好几年，居然还在这个圈子里？因为我把它当做自己的生活方式，所以很习惯于做环保或者是做民间组织，因此就不存在要坚持的问题，应该会一直做下去。

　　主持人：我们知道在座的，特别是媒体，刚才有很多媒体的朋友，你们对她有什么问题想要问她吗？包括有一些我们在座的有一些NGO的朋友，你们有什么问题想向她讨教的都可以，有没有？举手，给你机会。我们请这位小伙子先来。

　　提问：NGO的资金来源是怎么样的？你们组织最开始做环保运动的时候面临的最大瓶颈是什么？如果是资金的问题，你们是怎样解决这个瓶颈的？

　　主持人：分享分享找钱之道。

　　获奖人：因为我也不是昆明人，所以一开始到这个城市的时候。

　　主持人：哪里人？

　　获奖人：湖北武汉的。所以到这个城市来讲，我觉得做民间组织还是有些困难的，因为没有资源。那我们一开始的活动是靠自己出钱，自己出钱请了一百多个人去参观一个生态农场，完了之后就会发现在这一百多人当中就会出现一些核心成员，对于环保非常有兴趣，所以大家一直坚持走到现在。所以一开始的资金大概有几万块钱，包括07年请一个专职人员是我自己出的钱，我的想法就是可能我们是得先有项目，先有活动，才能够吸引到一些资金来支持吧，所以我们就先做了项目，而不是先找钱。

　　主持人：现在你们这个组织有多少钱了？运营的资金，比如08年的话。

　　获奖人：大概是有，08年有5万还是7万。

　　主持人：我们下面老总听着说，5万，开什么玩笑？明天给你500万玩玩吧。我们还有一位。

　　提问：我跟她好像是同事，我也是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的，我来自与新疆，原来也是在做环境影响评价，但是我感觉因为我们从开始从藏羚羊开始，慢慢接触到环保NGO，我现在也放弃了前面，也是走这个路。你把工作辞掉了准备干这个，还是两边都兼着了？

　　主持人：工作有没有辞掉？

　　获奖人：有辞掉。

　　主持人：我应该向你学习。

　　提问：你自己原来从事这个环保评估的工程师做环保的工作，和现在做NGO做环保的工作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获奖人：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在于做这个工作的动力不一样，可能做环评或者做环境保护，是因为项目需要或者是单边的需要，而做民间组织我觉得很简单，是一种心灵的召唤。我觉得应该这样做，这两者就是这样的区别。

　　杨利川：她原来在武汉是环保局下属的环境单位，办企业的都知道，环保局的章对企业的开办，她的职业非常重要，甚至这里面有很多潜规则，完全是肥差。她自愿跑到昆明。

　　主持人：不是在昆明的时候做环评，环评工作原来在武汉，所以在昆明的时候作为志愿者去的？

　　获奖人：在昆明的话一开始没有NGO要我。

　　主持人：就自己办一个。

　　获奖人：还是找了一个环境公司大概做了两年，做的过程当中一边挣钱养活自己，一边做机构。

　　主持人：谢谢。

　　提问：我首先向你表示敬意，我想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假如昆明没有(人名)，你们会不会取得这样的成绩？昆明市所有的领导都会被封为一个河的河长，(人名)书记本身也是一个河长，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书记在，我们这样的民间组织会不会可以取得这样的成绩？

　　获奖人：这个问题有点难回答，因为有些东西是没有办法预见到的。但是我想作为民间组织来讲，我们是能够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一切，接受我们不能改变的一切，我们会接受这样的现实，我们会在这样的大环境里面尽我们所能做一些推动。对于昆明来讲，我们并不是要跟政府唱对台戏，也可能是因为(邱)政府带领的昆明市政府有一个稍微好一些的接受群众意愿的态度，同时多方面的努力也体现了合作共赢，才共同把这件事促成的。

　　主持人：请教一下杨欣，你也是一个民间的环保人士，从您自己作为一线环保工作的经验和教训来说，您能总结几条开展一个具体的环保方面的行动，应该注意什么或者说你个人的体会中间，什么东西对你是最有触动的？

　　杨欣：说一个具体的，刚才看到这位年轻的工程师感觉是青出於蓝胜於蓝，我做长江做了20多年，特别是可能有些人，认识我的人认为我比较成功的是做青藏铁路这个项目，特别是藏羚羊的迁徙过程当中。做这个项目我们积累了很多年，其中要影响政府，包括利益团体的话，你必须作为自己的话，作为基础的资料要牢牢掌握。比如我们做藏羚羊准确数的调查做了整整两年，你必须要找专家进行合作，这样的话才能完成那种专业的科学调查报告。有这个报告的基础，这个时候你再给政府也好，给青藏铁路公司也好提出建议，这样才容易被他们采纳。所以说不仅仅是发现问题，还要找到调查这个问题，最后找到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这样才能促成双方的共赢。

　　主持人：就是要有解决方案的提议和选择，这点可能也跟她有种相似之处。我想了解一下杨总，杨利川先生，您作为SEE理事，应该实地考察了不少项目，你考察的过程当中，是什么样的收获是你以前对环保的理解或者是你看到的东西比较，以前没有看到的，特别打动你的东西。

　　杨利川：应该说我参加了阿拉善SEE协会之后才对整个全国的环保组织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对基层组织了解比较少。这次到云南有幸考察到这个滇池的治理项目，还有刚才那个野生动物保护的项目，这两个项目对我的触动都是很大的。首先是这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是一种草根的环保理想主义和专业精神的结合，都是大学生，都是非常专业的，在很有权威的学校毕业的。他们的理想主义，像(人名)，当时一边听她的讲解，一边也问，非常感动。从她在武汉在这么好的一个国家机关里的公务员下来到滇池，自己的家庭和个人都投入很多的经费和精力。我想在这，正好有一个小花序给大家介绍一下。

　　主持人：变个魔术？不是。

　　杨利川：这是我在昆明的时候，(人名)给了我一张名片，刚开始我没有在意，今天早晨掏出来忽然发现里面有点蹊跷，我对着光线一看里面怎么有刺？这个纸很薄，就把它翻过来，翻过来这边是英文，一不小心打开了是这样的，这是，你给我讲讲这是什么东西？就是一张好像医院的什么一个化验单，大概作废的，自己打印出来的，是不是？然后把它折叠起来。我拿到手根本没有在意，直到今天早晨才发现，看他们的工作精神，一方面他们很艰苦，一方面也是环保的理念。

　　主持人：所以人要受教育，不仅仅要参加SEE，还要参加SEE项目考察。我知道环保部门，其实我们也跟环境保护的机构有些打交道，您觉得现在我们的环保部对环保的NGO的发展这个方面，跟前几年相比较，从态度和政策管理或者是相互关系之间有没有一些新的政策精神出台？

　　别涛：环保领域，环保部门对于NGO组织的态度、立场或者说期待我们没有变化，环保，中国的NGO或者草根组织，他的生存空间很小，小的是一个人，还有一个卫士也是我的朋友，做的很艰苦，他过去是周口地区的报纸的，当地的党报的记者，因为他揭露当时的问题，不受当地的太喜欢，他索性出去了，这是十多年前。到现在我觉得环保总局到现在环境部，我觉得大家还是值得庆幸。环保领域，环保部门的领导一直在讲，环保领域是一个阶级性色彩不是那么浓郁的领域，是公益性、社会性比较突出的领域，适合有更多人参与。环保部门我们表现的更开明一些，我们更宽容一些，更开明一些，我们为了公众的参与，我们在相关的主管部门我们制订了较多规则，来便利这些NGO组织参与监督，我们也为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规则，我们要求自己公布信息，我们也要求建设单位、企业要公布信息，如果不公布信息，我们也支持马军他们这样的组织公布信息，就是做到一个对那些行为要点名，公开消毒，让他感觉到耻辱和压力，再让他改进。我也感到遗憾，法规并不全面，一个企业被罚一百万，我从来没感觉到那个系统里有谁感到丝毫的耻辱。我们开车违反规则被检查抓住扣了本子，被拘留几天，我们觉得很丢人。被环保罚了那么多没有一点感觉。

　　我们的领导对它是真诚的关注，刚才看到淮河卫士边上的那些臭水，渔民要靠那些水生活，要养家过日子的，他对环境的质量，生活饮水最基本的需求是很强烈的。但是从最高层，中南海到淮河的岸边，这中间的距离非常遥远，中间有一个阻隔层，上面的官阻和下面的要求没有办法沟通。我觉得底层的个人有利益，有兴趣，但是没有能力。有关的部门，有关的包括一些实体利益集团有巨大的能力，但是没有兴趣做这件事，或者有能力大家不做。谁真正有兴趣？她有兴趣，她的能力很有限，马军的能力比较强一些，这些人是有兴趣有一定的能力可以为公益事业做判断。我们要求公布一些信息，提供一些程序的规则，让环保组织发挥更好的作用。

　　今天的谈话话题叫合作共赢，我们的环保组织参与进来对环保部门有支持，我们对他有依靠和期待。

　　主持人：我注意到像有一些国家的环保机构，他可能不仅仅是说给NGO的工作开放一些空间，也不设置阻拦，同时更积极做一些事情，比如有一些政府的资金项目是开放给NGO，大家可以申请。同时可能有一些专门的培训项目支持NGO进行更好的能力建设和这样的工作，我们的环保部门有没有这个方面的举措？如果现在还没有的话，下一步会不会有这样的举措？

　　别涛：我觉得应该要有，现在还没有。今天是地球日，这个日子的起源是因为美国在70年代初期也是老百姓不甘忍受，这个是靠自下而上的，我们现在自上而下，我们这个财税的体制也有一些特点，一些规矩，中央财税和地方财税是分开的，财政部给环保部门的钱，你自己做你自己，不要支持地方的项目，这个钱用到NGO支持可能会有些困难，如果是设计一个课题，支持一下可以。如果招标给你钱搞一个组织，可能比较困难，这是我觉得我们不够开明的地方。早几年我看过哪里扶贫的项目，江西还是哪里，主管部门和机关做这个事效率很差，就公开招标NGO组织承接这个项目来做，做的效果很好。他们用那么有限的经费做那么好的项目，所以我们要信任NGO组织，我们现在做的还不够。

　　主持人：谢谢。

　　获奖人：我觉得今年生态奖所收到的很多项目都是非常优秀的机构所做的非常优秀的项目，绿色昆明之所以能够从这么多项目当中走出来，我觉得不应该说我们做的最好，只能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组织，并且在某些方面我们的资源相对地匮乏，所以才能够得到各位评委老师的支持。所以在这里我要非常地感谢SEE/TNC的组委会，感谢昨天一直工作到半夜的评委老师，谢谢大家。

　　主持人：谢谢大家。其实我们这次表彰的项目，无论是刚才获得大奖的，还有作为入围的优秀节目获奖的项目，他们都只是我们这次很多项目中间的一小部分，所以大家可以从我们这个两侧的展示墙中间，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我们有很多个项目在这个里面，而且有很多虽然没有在我们最后评价中间获奖的这些项目，他们有各自有自己的特色，而且在他们所在的社区，所在的地方也发挥了他们独特的作用。我想对于我们的评委来说，之所以他们要挑灯夜战，他们有一个很困难的选择，就是怎么从这么多项目里不得不做出决定，要选出某些项目作为获奖项目。那么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还是要向所有这些项目，包括那些没有申报的环保项目，那些在环境保护领域孜孜不倦地投入和辛勤工作的环保卫士们，和环保的年轻或者资深的这些环保运动的积极分子们，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谢谢你们，谢谢。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行动——草根环保事业的成长

李  波  项目优秀奖获奖代表 自然之友总干事

杨东平  教育和文化学者  北京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

廖晓义  北京地球村环境文化中心

童书盟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调查秘书长

　　主持人：我想我的第一问题，我要给李波。你自己做环境保护一段时间了，这次好像代表自然之友获奖，这个项目是绿皮书项目，我想自然之友在现在和以往相比较，它是不是工作的内容或者说它进行的项目的形式发生了某些变化？尤其我注意到你好像是新加入自然之友不久的，现在担任干事长的职位，应该说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我希望知道你是不是给自然之友的发展是不是带来一些新的思路或者新的做法？

　　李波：谢谢，首先像您刚才说的我刚加入自然之友，这个项目是几年前就开始了，我是代人领奖，完全这个功劳是在我的同事和过去已经离开的那些领导的身上。这个奖代表了自然之友在思考环境问题，大家可能知道自然之友是15年的一个本土的民间组织，在很长时间里大家也在困惑，自然之友一直在做种树捡垃圾的事情，是不是这些事情已经没有必要做了？我自己的解读是我们一定要做，而且要做得更好。我自己的工作背景来自于农村，我做农村的扶贫和环保项目，我做了15年，最大的感受是中国的环境问题并不在农村，是在我们城市发展的方式和城市生活的方式。自然之友是一个会员制的本土的民间组织，我们特别需要关注城市公民和城市机构的行为，他们在环境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和模范。

　　这个项目代表我们在思考，第一，我们需要继续种树捡垃圾，但是我们需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得更好。另一方面我们开始在环境政策方面思考一些问题，刚才各位说的非常好，我们的环境决策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官员和一些专家，那么他们的意见在呈现给公众的时候有时候是不全面的，而且这些意见呈现的时候很可能并没有代表民众的声音。

　　主持人：所以绿皮书呈现了一些。

　　李波：我们希望绿皮书有一个民众的视角，民间的视角，把那些环境决策当中没有出现的专家的意见表达出来，把那些不便于从机构的视角表达的专业意见表达出来，把那些没有声音的，社区的，受影响的意见表达出来，把环境组织的意见表达出来。

　　主持人：谢谢，我有三个小问题。过去我也知道你在其他的环保组织工作，你现在来做这个自然之友，到这个地方就职，自然之友有什么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吗？

　　李波：我觉得自然之友和过去的我作为环保组织的工作者，有两点吸引我。第一点，这个组织15年的历史承载了中国公众的很多期望，这个期望来源于我个人特别欣赏的就是(梁崇界)先生，他的对家国的关切。另一方面我觉得自然之友是本土的组织，他应该说关心的环境问题总是从中国这个视角出发。

　　主持人：另外一个就是很多人对自然之友的印象是一些老师业余的时候玩玩的东西，玩的比较高尚，这是他们的印象。现在自然之友是依赖什么力量开展环境行动的组织？

　　李波：我觉得自然之友一方面要在很多环境媒体上变得更专业化，我们的会员里很多本身就是专家，我们需要找到更好的方法和他们一起合作，而不是我们自然之友八小时内工作的那一批人自己在开展工作。另外自然之友，我自己感觉自然之友是一个很小的团体，它能解决的环境问题很有限，但是这个会员的组织它能起到的公民教育的作用是非常深远的。刚才前一个环节的同事们，那些朋友们说到，我们的公民教育，我们要理智地知识化地，有参与地至上而下地做很多环境。我相信会员组织有很大的潜力发挥作用。

　　主持人：廖应该是，刚才说自然之友15年，地球村应该有13年了，廖老师也是很资深的环保运动的人士。我想知道的是，廖老师，您现在从事的环保运动或者这项工作的时候，跟以往相比较发生了，是不是会发生一些思路上和工作方式上的调整？当前开展的工作跟以往你做的项目，或者做法相比较，最大的转变是什么？

　　廖晓义：我想是中国式环保，我其实追随西方很多年，纯粹做环境自身的保护。但是我觉得当我回家，在朝着中国文化方向回归的时候，我感觉到中国的生态智慧有很多可以吸收的东西，它还有心灵环保。我们对环境的污染本身是我们的心灵污染和精神荒漠造成的，这个问题不解决，根本问题是解决不了的。

　　主持人：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转去做国学教育那些。

　　廖晓义：我们要建立一个生态文明的生存模式，今天我们到场的参会者有几位是从大坪山来的村民，他们是生态协会的骨干，我想也许他们是今天这个场合唯一的一群来自乡村的村民。

　　主持人：我们请我们这个项目的参会者。

　　廖晓义：他们来自乡村，也来自灾区，他们在我们，包括地球村在内的相关的这些专家们和政府的合力的帮助下，正在探寻一种新的生存模式。因为我认为人类的环境问题要走出困局必须改变现有的生存模式。我们现在做的一个乡村，就是有安居乐业、静心、保健等方面的模式，希望这个模式能够为中国广大的乡村有所借鉴和贡献。我相信来自乡村的骨干们，以及大坪山的村民们能成为引领这个新的生存模式的先驱。这就是地球村这几年的一个大的转型。

　　主持人：听起来你已经成了一个新的治理模式，所以可能就不只是环境本身了，这个外沿已经比较大了。你觉得干这个事中间你觉得最力不从心的事在什么地方？

　　廖晓义：像灾后重建力不从心的是盖房子、修路，这些都是我力不从心的。好在有当地政府的支持，还有生态协会作为骨干，他们愿意选一种新的生存模式，他们要重建房子，盖生态屋，选用了节能型的建筑。他们要做产业的转型，要做自然养生，要做中国式环保的惜物，同时还要静心，最后还要共治。在这几个方面探索一个新的生存模式。所以我想说到这个话题，我想特别地也代表我们大坪村送给主办方一条手卷，叫守望家园，这个手卷也是大坪灾区灾后重建的新的产业。下面还有一家守望家园，村民亲手绣出来的。我借此呼吁一下，我们捡回小手卷，减少使用餐巾纸，加入绿手卷活动。

　　主持人：我们下面请书盟，你的调查中企业在进行社会责任的时候，他的意识中间愿意支持环保方面项目的资源，你感觉第一它是什么样的概念？有多高水平？另外一个从趋势上来说是上升还是下降？

　　童书盟：这个问题跟我刚才准备的问题不是一样的。

　　主持人：对，你准备好的问题我都不问。

　　童书盟：我做CHR的调查有三年时间了，三年之前我也是在做企业的，在做企业之前是做媒体的，这样一个简单的历程。在这三年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调查过程当中，我们采集了大概有1080家企业的样本，从企业的环境责任到它的员工责任，然后它的慈善责任，还有公益责任，这方面大概有八个指标进行了调查。你刚才提到环境责任这方面的问题，在我们所调查的这一千多家企业当中，所占的权重只是其中之一，但是在这个方面，企业不同的行业投入的是不同的。我们调查投入比较大的是消耗比较大的企业，比如说钢铁行业、矿业，还有一些要素能源方面的这些行业，他们对环保的，企业自身的意识，改造这方面，还是蛮大的。那么其他的这些企业，对环保组织的支持不是说除了他企业自身对环保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之外，他拿出钱资助这个部分，比重当中占了不到1/5。因为这些企业首先拿出钱资助的是属于慈善类的扶贫方面、救灾方面、助学方面，扶贫、救灾和助学这三块占的比重最大，其次才是环境保护这一块。我不知道我的问题有没有说清楚。

　　主持人：我知道现在这是危机的时候，从你现在了解的情况来看，因为金融危机从去年到现在，一个总的来说企业在尽社会责任方面，是不是因为有了危机，所以社会责任先缓一缓，会不会出现这种现象？另外一个在环境投入方面有没有下降？很多人现在担心，我们现在振兴的一些产业，不少产业都是传统的老旧产业，本来考虑他们都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项目，因为现在要挽救经济，或者希望振兴经济，会不会在这个方面走一点回头路？会不会在刚刚起步的环境保护的方面有恶化？你会不会看到这样的现象？

　　童书盟：实际上你已经看到了，我简单回答一下，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的发起理事当中就有两家是钢铁行业，钢铁在一轮经济危机当中受到的冲击非常大，不仅仅说应该承诺的资助没有到位，而本身的生存都有很大困难。河北一些由于新一轮的经济复苏的刺激，有一些耗能和污染非常严重的小的钢厂也开始冒烟了，有这种情况。国家的产业政策在这方面调整，我相信各位企业家比我了解的更深，我只是告诉你我看到的和调查到的，得到的这种现象。

　主持人：谢谢。所以我想我们一方面在刺激经济和振兴经济的时候，我们不是一个刺激眼前过三个小时好日子的经济。我们毕竟是要为长治久安考虑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我们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间也要考虑环境的可持续性始终是非常重要的。下面请杨老师，杨老师应该是我们环保运动的资深的支持者，杨老师您参加自然之友和包括参加环境保护的工作这么长时间，您觉得让您去反思一下我们的这个草根环境运动，最应该反思的东西和反省的东西，如果你讲了两条的话，那是什么？

　　杨东平：我想NGO组织，草根组织，它的成长阶段不一样。今天也是我们NGO的大聚会，我估计我们的平均年龄大概是幼儿园大班的年龄，我们自然之友算是少年了，十几岁，大多数都是婴儿和幼儿。所以在成长的趋势首先要获取必要的资源，应该说出身难，没奶粉。到了再大一些的话，可能内部的刺激问题，像自然之友的话，最近花非常大的努力来做战略规划，提高自己的专业性和公信力。

　　主持人：谢谢，我觉得杨老师现在对NGO的治理问题提出来，这个也其实是特别有意义的，NGO也是社会组织，我们对NGO的管理同来没有像企业的管理那样，讲那么多策略，有那么多东西。

　　杨东平：再补充一下，我觉得阿拉善这个协会的加入对我们NGO的生态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过去我们比较多的是知识分子组织的草根NGO，这个是一个企业家组成的，所以它的治理模式，它的工作经验完全不一样，后来居上。所以在很多方面都值得我们学习。

　　主持人：换句话说阿拉善这个协会有很多有头有脸的人搞环境建设，我们一般草根的搞环境的人都是没头没脸的，不是这样吗？

　　童书盟：不是的，我们有一个考察到了淮河流域，也看了水污染地图，我们了解的草根NGO不是像你说的有王石这样的有头有脸的人在，有一些草根的NGO组织他们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像自然之友和地球村不用说了，先说我们考察到的自发的草根的NGO组织，我看到的是一个，由理想的激情已经逐渐走向理性和成熟。我们考察到的野性中国训练营，他本身一开始从中央台辞职，热血沸腾去保护金丝猴。但今天他用手中的摄像机和影像培养了一批一批护林员，让他们拿起摄像机来保护自然。我们看到一个硕士，是野生动物专家，他的专业性和理性体现在草根NGO当中是非常强的。而且他们注意跟政府合作，注意培养自己的团队，注意自己的能力建设，更科学，更理性，当然这是一个趋势，我们还没有达到像西方的NGO组织那样成熟。

　　主持人：谢谢，刚才其实大家都讲到所谓中国式的环境运动。杨老师讲的，您对这个概念是不是同意？如果今天站在推动中国环保的角度来说，我们现在应该特别注意的需求的突破点在什么地方？

　　杨东平：我觉得为中国的环保注入中国的文化的元素，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想说的，环境运动有些基本的，还是有些基本的价值，可能是有共性的。这就是通过公众参与来促进环境保护，这是自然之友今后的主要工作领域，公众参与。

　　廖晓义：我想中国式环保如果再给它一个定义，就是它是中国绿，中国绿是什么绿？是深绿，不仅在物质层面，一定要深入到心理层面。中国绿是全绿，不仅仅一个方面，必须从生活、生产，特别是生活方式，全方位地完成这个转型。第三，中国绿是什么绿？原绿，原生态的绿，中国式环保非常简单，顺应自然而已，看见很多西方这么多国家，连26度空调都不能接受，我满世界呼吁没有回应。可是在中国，你说少用空调拿纸扇子，这种东西传统，有它的土壤。敬天惜物就是最大的环保，所以我们的村民可能是最绿的一群，我们的农人有可能是中国绿最早的唱醒者。谢谢。

　　李波：我觉得我们在座的所有人都是来自城市，可能有少量的朋友是从农村来的，我们城市的人怎么样参与环保？我们作为消费者，作为公民，我们可以说得很远大，但是每天刚才说垃圾，垃圾现在变成我们城市很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我们关注环境的人很少知道我们身边的垃圾都怎么样了。现在我们已经被垃圾包围，而且垃圾的处理方式很可能会让我们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陷入困局。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从自己可以做的地方开始，政府有责任，自己也有责任。我们城市人应该开始关注自己身边的环境问题，不应该只是惋惜熊猫还能不能再活一百年。

　　廖晓义：我们不是说不要西方的环保经验，我们要完成西方和中国的环保的嫁接。西方的好的机制都是我们要吸收的，但是中国的敬天惜物这样一种深层的东西不能丢下去，我们要活下去不可能不捡回这个宝贝。

　　主持人：环境行动本身是人的行动，毕竟可能来自于西方的人和东方的人，作为人他的文化基因有一定的差异，我们也有某些共同的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场的奖都是阿拉善协会和TNC，表明我们是一个互相协作，东西方的互相协作，可以把一些经验互相分享，至少作为地球来说是我们共同的地球，我们造成的污染不仅仅对我们有影响，对其他人也有影响。

2009第三届“SEE-TNC生态奖”颁奖典礼

关注——媒体的环境责任与作用

李虎军  环境报道奖获奖人

吴敬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张洁  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制片人

任志强  SEE监事长/华远集团董事长

 　　主持人：今天我们知道李虎军有一个获奖的报道，叫做一个城市与肺癌的战争，写的是云南个旧市的锡矿污染问题和肺癌，我昨天晚上专门读了您的报道，我想知道您在报道当中遇到的对困难的事情是什么，您是怎么处理这些事情的？有哪些挑战？

　　李虎军：当时做这个报道最主要是因为我想所有的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健康的问题，因为我是科学记者出身，我觉得关注环境问题应该是更多人到现场，所以在现场采访中会出现一些困难，比如我想去关注井下的环境，但是我可能就很难进到私人的环境状况比较糟糕的矿井，我只能见到国有的企业，相对还好一点的矿井。包括想怎么去说服当地的官员，包括企业的人士接受采访，这些都是比较困难的。我觉得相对来说这篇报道对我个人而言难度还不是很大。

　　主持人：最后这篇报道起了哪些作用？

　　李虎军：这个报道出来以后，我们说到环境，包括一些突发的环境污染事件，大家相对关注的比较多。这是一个慢性的污染，慢性病的问题，报道出来以后，也很感谢借助网络媒体的力量，我后来知道是温家宝总理通过一个叫网络舆情，他看到以后做了一个批示，这样给云南省政府下去对这个问题的解决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主持人：谢谢。我们知道央视的新闻调查是最尖锐的节目之一，您作为这个节目的制片人，刚才我听您说环境保护是最常态的报道，已经报道很多这个节目。这么多年对环境的报道，您见过最触目惊心的事情，让您最有感触的是什么事情？

　　张杰：我们1996年开播的时候，就把这个环境污染的目标锁定在淮河，这次我们获奖的河流与村庄就是淮河边上的村庄。我们对淮河的报道去追踪淮河污染治理。在这几年的跟踪当中会发现有这么一种变化，头些年我们可能更关注是哪些河流排放污染，于是去取证，去和这些污染的企业质证，为什么要排放？这样的报道出来以后，但是排放的这样一种势头并没有得到遏制。到2004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村庄，这个村庄的水域设施特别好，就是说他们在当年得益于淮河水域带来的这样的方便。但是自从淮河的水被污染以后，这个村庄就成为一个高癌症的发病村，当时村里有一个统计让我们触目惊心，从1990年到2004年，一共有105名村民死于各种癌症。在这期节目当中，我们请了北京的专家对水中的含量进行分别，它是一个低五类的水质，在水源里有一种叫(硝酸根)的东西，是一个致癌的高发物，所以食道癌、胃癌、肠癌比较多。在采访期间村党委书记带着我们在村庄里面在走，你就经常发现还有那么十几个癌症患者仍然躺在自己的家中。

　　这个节目以后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这个村投入90多万元打了一口深水井。但是发展方式不转变的话，这样的村庄还有很多。所以我们说科学发展刻不容缓。

　　主持人：但是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关切到全社会。作为媒体您觉得这么多报道，什么样的报道是最有效的，能够马上促进当地的政府或者是当地的相关利益机构做出改变的，什么样的报道比较有效？

　　您给年轻的获奖者分析分析。

　　张杰：环保问题跟中国整个的发展有关，所以靠一两个报道就能够有很大变化非常难，有一些个案的话，如果不报道，我觉得如果也有一种可治理的方法和模式提交出来，这样的报道见效容易一些。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科学发展。

　　主持人：谢谢。吴老，您去年、前年提出了增加这个奖，今天我们就颁出了。您今天在这个场合对于他们有什么期望？对于中国的媒体，中国的环境有什么想法？

　　吴敬琏：关于保护生态，保护环境的问题，是我们一个全民的事情，所以一定要让我们的媒体的朋友，担负起这么一个使命来，把全民动员起来。为什么提出这个建议呢？就是因为上一届颁奖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件事情靠我们这么一百位企业家和我们一些支持企业家来做这个事的，到底力量很微薄。我们能够把阿拉善这块地方弄好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我们在上一届颁发这个奖我就想这么个奖，我们用我们这个奖项来使得更多的环境工作者，不管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都来做这件事。那么，影响就要大得多。可是这还不够，这是个全民的事业，而且是在朝的和在野的要共同努力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那么要能够动员全民来做好这个事，就是要树立两个关键，两个意识。一个就是人民的公民意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家园的主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关心，都要来参与这个事业。另外一个意识就是环保意识，环保意识这个事情不是那么容易树立起来的，因为直接的生产结果是马上能看得见的，但是这种生产行为，它对这个环境的影响，要很多年以后才有可能见到它的结果，如果这个时候你再来处理已经来不及了。而树立这个意识，这点是完全没有办法做到的。而我们的传媒的工作者，如果大家都有了这种理念，也有这种知识，大家来做才好。前天我在黄山到绩溪去看了胡氏宗祠，我看人家农耕时代，这种环保的观念就开始从很小的小孩就有了。胡氏宗祠大堂一个小学生念书的，墙上写了(朱子)家训，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这个环保教育好。但是这个比较困难的事情，它就是这个环保的观念，它是随着人们对自然的认识而不断提高的。像我们这样的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就完全是反环保的教育了，我们大学的时候正好是1948年(苏)共中央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要改造自然。和干旱做斗争，叫做伟大的斯大林改造自然计划。

　　前两天我看到我们网站上有些人宣传斯大林大元帅的功绩的时候，还有宣传画，我看那个宣传画，斯大林拿着个烟斗，背后是一个图，把干旱地带开垦，三件事，灌溉，造林，还有一个是抗旱。结果，就造成了20世纪据说是最大的生态灾难，是人类以来最大的生态灾难，就整个死海现在正在消失，正在消失。因为人类呀，对付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强，就变得非常狂妄，加上意识形态，要征服自然，来了这么一套。像这样一些东西，我想直到现在还是影响很(不好)。最近来说这个对抗金融危机，这个措施也可以看到，许多地方被关停掉的项目又来了。所以这个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使得这种观念，环保的观念深入每一个人，而且动员所有的人行动起来，否则的话我们这一代人，也许对我们的下一代就造成了不可弥补的后果。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我记得您去年讲的，破坏活动还大于保护活动，要提高全民意识，要提高全民意识就要仰仗于媒体人的大量的客观的报道。说起客观的在媒体的报道，我想问一下任总，大家知道任总是中国互联网媒体中有名的大炮，他会坚持他认为正确的数据。您认为在媒体上真实报道的重要性是什么？

　　任志强：正像吴老刚才说的，我们接受了吴老的意见以后设立的这样一个媒体奖，就是希望媒体能通过获奖的形式知道他们的义务。其中一个是对政府的监督，对执政党的监督，这需要媒体的社会监督力量做。第二是对公民权利意识的教育，一个是刺激在权利你要知道，你要用法律或者是各种武器维护公民自己的权利。另外一个要让大家知道你身上有很多责任，来承担这个环保。我们SEE组织实际上就是企业家在承担环保责任的一个组织。

　　从这两方面说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要正确和真实地报道事实的真相。比如说这次获奖的很多媒体，就是因为他们真实地报道了当时一些地方的环保受到污染的情况，因此得到政府的支持，得到了社会的支持，最后很多问题得到了解决和纠正。但同时，我们也发现这个媒体可能为了给地方政府的政绩去宣传，掩盖了一些事实，或者说仅仅说好的方面，不说可能造成的损失。比如北京奥运期间就用停开车辆的办法解决污染的问题，事后也在延续这个办法。我们也做了叫停，但是没有一个媒体去报道它可能付出的成本是多少。我们大概要停95万汽车，一年要闲置1300多亿的资产，可能光利息就70亿。实际上我们每吨碳排放量已经到了十万块钱的成本，这可能是不合理的。如何正确地向公民转达这样的信息，也许就是媒体很重要的任务，而不是说领导说好就要报道好，而是要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老百姓我们这儿确实有问题，就要正确解决问题。这样我们才能共同把我们的环境问题解决的比今天更好，让我们先得服从自然规律，然后才能达到人和天的共同和谐。

　　谢谢。

　　主持人：谢谢任总。

　　李虎军：我想补充一句话，刚才主持人问到报道影响力的时候，一开始听到总理批示我很高兴，后来也想到有点悲哀，我觉得如果一个你的报道一定要通过领导的批示也是一种悲哀。我希望我和我的同道，我们的报道能够改善中国的环境和政治形态，不需要领导的批示也能彻底解决。

　　主持人：其实我们每个公民都有权利享受青山白云蓝天绿水，中国的文化有很多环保的基因，我们希望我们的新闻媒体从业人能够更多地报道我们的环境问题，提高我们全民的环保意识，把我们中国美丽的青山绿水还回来。那么我们下面感谢我们今天的开奖嘉宾，感谢各位，谢谢。

2009-04-14

访谈嘉宾：

商务社会责任国际协会（BSR） 中国总监 周卫东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刘克峰

阿拉善SEE生态协会NGO合作部主任 郭  霞

http://green.sohu.com/20090415/n263410448.shtml

绿色选择的根本在于消费者

郭霞：刚才大家在说现在绿色消费时尚潮流，我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一直在影响这些企业家们，你去转变你的想法。包括我们去年带了一个团。我们带了20个会员，包括王石等等这些企业家去美国拜访。我现在再思考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国外，包括中国，现在大家都在做绿色。为什么中国喊的人多，实际上做的人少，做到技术上真正实施的更少。这可能跟我们的消费者的责任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我们现在行业内的人，包括企业的领导者，包括做这个行业的公司也好、NGO也好、媒体也好，这些少数人的概念和理念是走在了大多数人之前的。不是老百姓、公众推着这些人走，而是这些人在推着老百姓走。这个就很难。如果这个老百姓、消费者自己不去较真、不去理性消费，只让这些社会精英们领导这个方向，这是不可持续的。

　　我们到美国，为什么美国的这些大的基金会，比如LEED他们是做全球的建筑节能的认证，为什么他们能做这种水平？因为他们消费者本身是要求他们这样做的，我要绿色产品。还有，他的政策本身规定你必须做到什么样。是整个主流社会在推着这些公司、这些专业的人在走。所以他们不得不去走，不得不去做好。做得更好变成了一种市场竞争，他必须得去做。

　　包括中国，周总在推的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包括去年我们也是联合地产商推绿色节能建筑，我们认为根源反过来是消费者。我们到大的企业里面，其实不是说技术有多难，而是说很多已经成熟的技术怎么在大规模的公司里面贯彻下来，这对公司来说是需要很大的非技术成本的，包括时间管理、整个人员概念的转换，但是这个转换的动力是什么。如果老总说一句话，我要转，三年都转不过来。我跟一个大地产商聊过，我说你们公司里推这个有没有困难？他说困难很大。因为项目公司有业绩的压力，业绩压力是钱、是收入，但是消费者对他们是没有这个节能绿色的要求的。所以我干吗要满足这个？我自己给自己设障碍？但是如果消费者对这个产品有硬性的要求，节能环保的要求，就不用自上而下的控制，还要去内部博弈，他自己就会朝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的根本还是在于消费者。

刘克峰：我们都是自上而下的改，其实现在更应该做的应该是自下而上的。

郭霞：我个人觉得现在中国的社会精英和很多专业人的理念远远走在消费者前面，甚至他们做得比消费者期待得更多。这是很奇怪的现象。所以很多是只说不做的并不奇怪。因为消费者没有实际的需求。跨国公司不得不考虑，跨国公司一喊中国公司也跟着喊。跨国公司是实实在在做，因为他们的消费者有要求。但是我们真实的环境，其实公司至少在理念上，比老百姓、消费者走得要远得多。

刘克峰：但是这也不一定。我觉得下面很多老百姓也有很多很有觉悟、很领先的，志愿者都有。但是星星之火还没有燎原。我看我们公司也有基金会。他们现在在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选了20个社区做生态社区。他们让每一个社区都拨一部分钱，志愿者组织进入社区跟居民来做。发展商做的更多的就是硬件方面，增加投入。但是软件方面很多事情，你有了软件、有了人的思想意识的转变，他就容易购买相关的产品。现在我们也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

需要一个平台推动消费者的环保意识

郭霞：这是很矛盾的死循环。我们希望很多企业推动他们的绿色产品，但是当消费者没有这些需求的时候，企业没有办法做。任何你所有的事情，碳排放计算机，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做。这要投入很大的资本来做。关键是我们怎么推动消费者的意识。

刘克峰：比如说三聚氰氨喝得死了人了，大家才开始意识到这个的重要性。什么事情不要等到造成非常大的危害了再去谈。我们要提前谈。

郭霞：很多消费者可能有这个呼声，但是没有这个平台。媒体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媒体不光是把国家政策、企业做的事传播给公众，现在还是互动的问题。可以把消费者的愿望传递给政府和企业。让企业知道，原来现在的消费者有这些需求，我们才能制订我们企业的策略。如果他们听不到消费者的呼吁，企业自己不会改。

主持人：我们现在特别想做一件事情，就是把典型的做得好的绿色产品呈放在消费者的面前，让消费者自己跟身边的其他产品做一个比较，我们想做一个长期的推动，做一个数据库。比如说你去选择手机，你把它的使用年限、对环境做的贡献等等，都呈现在消费者的面前。

郭霞：有多少消费者关心这个，消费者的态度是什么，能把这些数据再返回给企业。

主持人：问题是我们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样本太少。

周卫东：我也有一个想法，我们希望在国内研究一下“绿色工作”。“绿色工作”是国际劳工组织去年年底联合一些研究机构在全球做的一个调研中提出的。目前来讲也是第一份较权威的报告。关于“绿色工作”我也想有一个规划。现在大家都在谈气侯变化、推广绿色，我们做“绿色工作”的是哪些人？比如说做回收的、做太阳能的、设计者、维修者，还包括搜狐绿色频道做的也可以是“绿色工作”。要发展绿色产业、绿色产品，就要有人才，人才是基础。蓝领工人、专家、服务商等都需要相关的培训。“绿色培训”的市场需求非常大，但现在还没有人真正去做。我们想下半年跟一些基金会、国内外机构合作，也包括绿色频道，我们可以从一些小的调研开始，邀请相关的代表，从他们的角度来宣传。这肯定会涉及很大部分消费者的观点。

主持人：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知识通过不同的层面贯穿普及下去，反过来带动消费者来推动。

周卫东：我们要把整个圈子的气氛活跃起来，把信息传播的渠道打通，这需要一个定期的沟通平台来做。如果搜狐绿色这个平台做好了，别的媒体也会开始关注，包括平面媒体、电视媒体、新媒体等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城云：今天读到林达的这段，网上没有，我就一个字一个字的自己敲出来，似乎身边周围的人还没有深思熟虑过的问题，然而现实中我们一定会碰到，这是关于我们每一个人，而不是平时被我们嗤之以鼻的人。

龙应台告诉我们一些有趣的故事。例如，在她上任后的不久，就遇到一个台北市“议员”的长辈去世。她惊诧地发现，在台湾遇到这样的情况，市长必须带着手下的三十来个行政长官，也包括她龙应台这样的文化局长，去“议员”家集体吊唁鞠躬。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龙应台，这当然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事情的原由，竟也是出于“民主制度”。因为三权分立，市行政分支要提出什么提案，去完成一件实事，就必须得到议会的通过，才能够立法成为法案，行政分支才有合法的执行权。因此，行政分支最怕的就是议会的否决和作梗。所以，“顺理成章”地就推出了行政分支竭力讨好议员的事情。在台湾，传统文化的礼仪保存得尚属完好。婚丧为人生家庭之大事，社会贤达前来致礼乃人之常情。这既表现了非常正面的、维持社会常识常情的一面，又由于其畸变的含义，成为制度运作中的一个病态奇观。

正由于龙应台曾经是一个作家，她虽因进入体制而暂时放弃了批评的笔，却没有丢弃一个作家的灵魂，野火此刻依然燃烧，确实在自己的心里。所以，在别的官员觉得无可选择的时候，她却停下来，觉得这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我想，假如龙应台今天还是一个居于遥远海外的作家，她只需挥笔批判即可。可是她那时不仅是站在体制内，还同时站在父老乡亲们的土地上。她要面对的不仅是含糊其辞表达的陋习，还有重重绵绵、无以言表的世故人情。所以，并不是如在道理上做是非曲直判断那么容易的事情。

结果呢，龙应台还是源于作家的理念，选择了不去。她说，她选择不去，就坚持到底，以后不论哪个“议员”的类似场合，她都不去。那么在下面的结果呢？龙应台说，她觉得自己因此要承受更大的压力。例如，“议员”曾经特地调阅了龙应台全部电话的通话号码记录，以查询她是否“以权谋私”。却不仅查不出问题，还发现龙应台在到任一开始，就交出几个电话号码，关照秘书，这是她的亲友，凡是打往这几个号码的电话，都由她私人付费。也就是说，龙应台觉得，她坚持了自己的理念，就必须更廉洁、更经得起代表民众的立法分支的监督。

听到这里，我也想到，市议员调查龙应台的电话记录，可以说那是龙应台拒绝顺应市行政官员们讨好议员的旧习，因而招来苛求；但也可以说，那是议员在正常行使监督权。只要事情是在他们的正常职责范围，你往往无法责难他们的动机。因此，我也想到，其他的行政官员们仅仅是不愿意承受对个人廉洁要求的额外压力，还是更怕工作中遇到“说不出道不明”的刁难？正如龙应台那天讲到，为了举办“台湾国际诗歌节”，她必须走访一个又一个市“议员”的办公室，一遍遍地向他们说明她的构想的理由，甚至可能还要向一些“议员”说明“什么是诗歌”，“什么是诗歌节”，“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举办诗歌节”，因为，没有议会的批准，天大的好事，她也办不成。

所以，那天听着演讲，我其实很想问一个问题：由于议员对行政分支的工作支持，是有一个上下限的幅度的。只要在这个幅度之内，纵有新闻监督在，都往往奈何不了一些出于私心却冠冕堂皇的阻挠。那么，假如你知道，在当时当地的议员水平下，你特立独行的后果，不仅是个人要承担压力，而且是你建设城市文化构架的理想要因而受挫。也就是说，你支付的将是损害公众利益的代价。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会坚持你的“不随俗”吗？你还有这个信心，相信自己不随俗是道德上正确的吗？

我知道，这是一个几乎两难的问题。在民主社会，这样的难题却也是经常出现的。这其实是“民主制度”经常在支付的代价。民主制度甚至通常是低效的，因为监督程序本身，就是在消损效率。那么，假如一个社会的国民和精英是素质低下的，假如一个社会是习惯于明争暗斗而缺少宽容共存、携手共进的风尚的，假如一个社会的民众是不习惯谦卑自省、也从无敬畏之心的，它所走的道路，就还要艰难得多。因为制度的演进，是和人的演进同步的，制度只是这块土壤自然长成的树木。而在一块正试着要移栽他方树木的土地上，还有改良土壤的工作要做。这种改良，要从孩子们读的童话书做起，从每一个人自己做起。否则，野火易起，活民主之树难矣。

那么，曾经在操作困境中挣扎过来的龙应台，是否就对信念发生动摇了呢？她的一席话让我深为感动。龙应台说，人们经常批评和嘲笑台湾的“议会”里出现的打架、拉头发、丢瓶子。可是，她自己出生在1952年，在她出生的那一年，台湾的报纸上隔三差五地就会出现这样的消息，“今天有三名（或者五名）匪谍伏法”。她曾亲历台湾的专制岁月，看到自己的朋友无端失踪，再过二十年出来，却已经精神失常。因此她认为，无论怎样打架，都比暴政要强。

龙应台还谈到，她从一个作家，突然变成一个文化长官。手里的“权”常常是以“钱”的形式出现的。捏着手里的钱，看到一个卖菜的老太太，她都会想，我手里的钱还有这位老太太的一份税金。假如我不认真考察就建立项目，假如我建立的项目是错的，那么，我决定盖的音乐厅，就可能只是在那里养蚊子，又如何对得起民众交到自己手里的辛苦钱。除了对于钱的谨慎，龙应台也在试着建立一些制度，让企业捐款者和文化项目之间产生契约关系，尽可能使得她曾经介入的地方文化事业，能逐步摆脱个人的人情关系，能够持之以恒地走下去。

龙应台对于“权”的这种惶恐，甚至延续到今天。在她离开“体制”，重返独立作家身份的今天，她说自己仍然会有这样的疑问，手中的“笔”是否就比“权”更轻飘？在你写出什么的时候，你甚至都不知道会带来怎样的结果。假如用笔不当，也可能带来你所看不到的伤害。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龙应台觉得自己要比以前更慎重地对待自己写下的文字。会引出这样的反省，也许是龙应台在“当官”前，所没有想到的吧。

城云 2009/3/19

一支笔

前两天我和三位同事到一个会员企业去跟两个企业家开会，那是个地产企业的办公楼，去年新建成的，坐落在北京CBD最昂贵的地盘之上。会议从三点半持续到五点半，会议内容暂且不说，但一件极小的事情却给了我很大的触动。

就在会议结束后，参会同仁们陆续退场，我和另外三个同事走得最晚，当我们已经出了门口到达电梯前等待的时候，前台的美女追了出来，很客气的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一支笔，并请我们归还。原来在开会中有人没带笔就找前台要了一直普通的水笔，可能是开完会没想就带走了，一支笔嘛，想必谁也不会在乎，却没想到前台美女那么斤斤计较。走出大楼的一瞬间，刚才的一幕突然重现在我的脑袋里，忍不住跟同事说，你看人家企业，一支笔都斤斤计较，这内控做得非常到位，再看看我们自己和我们资助项目里其他NGO报来的项目预算，确实看出我们在管理和成本控制上的差距来了。

艰难的资助谈判

回顾2008年中旬开始的“SEE资助基金”项目，我们已经累计收到过70余份申请，通过层层审核签署的有10个项目。在这个过程中，实际很少有想象中的一个完整项目从申报就能走到签署，到了签资助协议的时候项目几乎都已被动过很大的“手术”了。

一般有几种情况，一种是报来的是一个将近20万元的“大项目”（SEE资助基金对外公布的资助上限是20万元），项目内往往牵涉多种目标和多种手段，例如融科研、环保、扶贫、教育等等于一体，而往往申请方却不是具有足够执行力和所涉及各方面专业能力的机构。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对申报方专长的了解，会建议其将“大项目”分解成各自目标单纯的小项目，将其机构最擅长的一个单一项目来申请资助，以确保资金使用效率和产出可衡量。另一种情况是，目标单纯清晰的项目，但管理费用比例过高或者项目执行手段性价比过低，甚至有将同一笔钱做条目不同的重复预算。例如，能够通过email和电话等联络方式解决的简单事情却设计成舟车劳顿的搞个会议，再例如设计的项目手段与希望通过该活动达到的项目产出明显不匹配，而项目手段本身的成本又很高。而这些问题，都需要在项目申报来到签署协议前一一进行详细的沟通、磨合、修改和妥协，等到签署资助协议的时候，无论是项目活动还是预算，往往都做了很大的修改了。这其中有项目申报时的心态问题，也有机构的管理水平问题，而这个过程又夹杂着资助方意愿、被资助方意愿、能力，甚至于公众参与过程和效率矛盾问题、平等问题、尊重问题等等，使得每个项目的谈判都显得冗长而艰难。有时候，连负责具体项目沟通的项目官员都会迷惑的问我，一个2万元的资助为何要花半年时间修改磨合？是不是这个过程的时间和成本也需要考虑进去呢？而很多资助方的要求是合理还是过分，是否牵扯到不够尊重申请机构等问题，更是常常困扰着做资助工作的项目人员。

NGO催化器

在资助其他NGO的生态环保项目中，SEE的角色实际是很复杂的。一方面，她承担着捐赠人的委托，这是不可忽视的事实，捐赠人的钱捐到一个机构里，并不代表这钱与捐赠人无关了，就像英文里把公益机构的理事叫做trustee（受托管理人）而不是director，就是说他们是接收委托替每一位捐赠人执行意愿，而不是随意使用善款。特别在SEE，每一位捐赠人都享有理事的权益，他们中的多数都很深的参与整个机构的决策和治理，而SEE的这些捐赠人又都是企业管理者，他们对于一个机构或一个项目的管理标准往往要求很高，这种要求的原因也是出于对结果的负责，因为经营企业的经验教训告诉他们管理混乱一定无法确保效果和可持续。而另一方面，中国生态环保领域的多数NGO，因为长期在资源短缺的条件下运营，只能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机构生存和做事本身，相对来说管理上欠缺的比较多，财务和内控意识也不够强。这种情况就像硬币的两面，在人少时可能使得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生态环保事业本身而令保护效率更高，人多了就很可能使得机构或项目缺乏管理而增加了不必要的内耗，而无论是哪种情况，都会导致作为中间体的资助管理机构无法向她的捐赠人明确交代所资助项目的管理信息。因此，SEE在执行对外资助时，制定了对企业来说是最低标准、对多数草根NGO来说是较高标准的一套项目和财务管理流程。这是对SEE来说不得不做的一个妥协，既要将资金在更大范围达到生态环保的目标，又要用捐赠人看得明白的方式维持与他们的沟通和信任。

“妥协”并不是一个无奈的词语，相反，回到整个社会和NGO发展历程里来看，这种妥协则是必然经历的一个过程。中国生态环保NGO经过将近20年的艰难启程，从无到有在“缺衣少粮”的条件下发展至今，已经迎来了更好的发展条件。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积累，有了更多的潜在捐赠人，资本在寻求社会责任承担，环保也成为普通人的热议话题，政府将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确立为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公民有了更多的参与机会和平台，这些现象都预示着中国环保NGO第二次飞跃式发展的来临，有人说NGO已经进入了2.0时代。2.0时代意味着什么？现在的NGO能过得更舒服了？还是迎来更多的挑战？回顾一下近20年的民营经济发展史，我们在看到那些成功完成现代治理和管理变革而赢得巨大财富的企业同时，也看到了死去的乡镇企业和无数倒下去的大大小小的个体户。企业是一个社会单元，NGO也是一个社会单元，谁的发展都逃不开这样的社会规律，与企业发展轨迹类似，NGO2.0时代是实现NGO自身的专业化、职业化、主流化和可持续化的时代。随着政府鼓励生态环保事业社会参与的政策逐渐放开，NGO面对的不但是更多的社会资源，更会是激烈的行业竞争，同样面对社会公共事务，NGO与政府不同，他们需要用自己的能力、效率和沟通去争取更多的捐赠。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更大程度上要依赖国内的捐赠资源来支持，因为是我们自己生存在这片土地上。那么，如何才能更有效的与捐赠人进行沟通，找到愿景一致的捐赠人并且赢得他们的长期信任呢？NGO首先要学会一套语言，捐赠人能听得懂的语言，这在机构和项目来说最基本的就是管理语言。很多NGO喜欢批评政府，可是我们有没有看到，政府也在努力的向纳税人靠近，审计署用的是企业财务人员能够看懂的报表，说的是企业听得懂的技术术语，因为企业是政府的纳税大户。NGO要有可持续发展，未来只能依靠企业和公民的捐赠，而公民中绝大多数也是在企业工作的人。因此，能否跟得上主流社会的规范化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NGO是否能够可持续的生存和发展。而现实是多数草根环保NGO还无法在管理上与主流社会对接。

在这种情况下，SEE的这种妥协是颇具意味的。近20年来，在环保NGO领域，充当很多类似风险投资一样的资助机构扮演了“孵化器”的角色，才孕育了现在众多的民间参与力量。而在NGO2.0时代，不仅需要孵化器，更需要SEE这样的NGO“催化器”，因为“孵化”只意味着出生，并不意味着发展，一个机构在出生之后需要的是更持续的发展，需要自己产生造血功能。在NGO2.0时代初期，需要更多的“催化器”在对接捐赠人和NGO中不断加强他们的沟通、建立信任，NGO则能在这个过程中慢慢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掌握对接资源的能力。这样才能在未来20年中，出现更多的能够自己直接对接社会资源的NGO，随着NGO内部分工的不断专业化，也会出现更多的以募资和资助为专业的基金会，他们将保障社会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因此，SEE这样的资助机构是在资助过程中与被资助的NGO共同成长，是在扮演“催化器”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最终与所有被资助NGO一同达成共同的终极愿景——生态环境保护。

回到那支笔的故事，作为SEE的员工，我在与企业的交往中深深感受到在管理上追赶主流社会的急迫性，NGO实现“四化”的急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了SEE资助工作作为NGO催化器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城云  2009-03-15

    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为同一个问题而纠结，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它更严重的纠结着我，挥之不去。

    从小学的政治课上我知道了我们这片土地上有个人民代表大会，是代表全体国人决定大家的大事，是审批执行这些大事的一个叫做政府的机构的工作计划和预算，并且监督他们好好的执行的。后来在电视上知道了那些代表我们的人每年3月聚在一起开会，几千个人开十天会，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商量和决策的，算了吧，这个不纠结。再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现这些人里面竟然有很多很多在那个政府机构工作的人。每年这个时候，大家都会关注各种各样的话题，三农问题、民生问题、经济危机、立法问题等等，而我却魔障了似的只关注同一个问题——代表里的官员。

    之所以严重纠结，是因为这个问题实在是个严重的常识性的错位问题，是在一切一切人们关心的问题之前的问题，是似乎没有多少人关心的问题，甚至它在60年间一直被人们默认接受。如果这个问题跟我无关，我也没必要纠结，可据说这事情偏偏是代表我个人在内的每个中国人的头等大事，那么出现那么严重的常识性错误的话，岂不是当我是白痴么？

    我不是官员，不是代表，更不是学者，所以手上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在互联网上拼命搜索也没找到我们的代表里面官员的确切比例，官方媒体有个说法是七成，也就是大约70%。而我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规定，一般议题半数通过即可生效，宪法的制定和修改三分之二通过即有效。也就是说最高的决策门槛也只有67.78%的比例，而官员们的人数已经超过这个比例。回顾一下我在中学时政治课上学过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我国的权力机构，是负责公共事务审议、决策、监督机构，而“政府”则是这些决策的执行机构，是被监督的角色，两者都是保障社会公共事务有效展开的机构，连国家机构组成人员的选举、罢免和任免也都是在人大进行的。这就充分说明，人大和政府的关系，用比较通俗的方式说，就是企业里董事会和CEO的关系。企业是私产，尚且有董事会和经营班子的区分，为何在公共事务里却让一堆大小经理和业务员们霸占着董事会里的绝大多数席位？再回归点说，十几亿人把自己的钱交给一小群人花，目的是为自己服务好，他们怕这一小群人花不好，甚至骗大家把钱眯起来，就得把他们看起来，为了降低成本，十几亿人选出了一群代表去决定钱如何花，去盯着花钱的人是不是把钱花得有效率和有效果，是负责给花钱的人压力的。OK，现在倒好，负责决定和监督的人里面70%自己就是负责花钱的人，我都担心他们会不会因为角色错位而搞到自己精神崩溃？这简直就是为难人家嘛，除非在深山里修炼过周伯通的左右互搏术，否则要履行好两边的职责的话，很容易搞得自己走火入魔，轻则武功尽废，重则七窍流血一命呜呼。这样看来，怪不得我们会有那么多官员因为贪污而落马，说到底这不怪他们啊，只能怪这个让人左右互搏的制度安排。

    然而，最让我纠结的还不是这个制度安排，而是这样一个严重偏离常识、甚至会逼人犯罪的制度安排竟然被我们大家、被我们这个土地上的人们（从几亿到十几亿）接受了长达60年，几乎没有人去质疑，没有人觉得奇怪。制度安排本身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都说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回归常识的三十年，那是因为在最早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太疯狂了，抛弃了很多常识。不以挨饿受冻为荣以后，我们的经济发展了，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就是常识带给了我们改变的动力。可是，从人大代表这个制度缺陷里，我们还是能看到在经济以外的最基本的常识尚未回归，看到我们自己还是多么的愚蠢。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己认为错了，毕竟我的常识不一定真的是大家都认为的常识。

    我不是学者，拿不到太多的研究素材，也没有太多的智商做更深入的研究。但据说在这个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群，他们早在几百年前就在自己的基本规则里规定了代表他们决定公共事务的人们不能去做这些事情的执行，这是他们的常识，他们既不想把别人逼疯，也不想让自己的钱打水漂，更不想弄出一堆专治者来剥夺自己应该有的权利。我纠结着，如果这是人类应有的常识，既然其他人类群体早已有了这样的常识，而为何我所生活的这个群体却未能有这些常识呢？这个问题要比那个规则本身更纠结我。难道人类群体之间真的有根本上的不同吗？难道我是个怪胎或者变异人？在这个群体中出生和长大，却不认同这个群体的常识？到底是我有问题，还是终将有一天这群人会回归常识？我不知道，所以我严重纠结。不知道那些更有学问，更有见识和研究的学者们是否能帮我回答这个问题？也不知道我身边其他人是否也有同样的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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