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一所小学的孩子告诉记者,每年过“六一”,都是老师排节目,让我们唱歌、跳舞,我们一点也不喜欢这样的活动。我们就想,“六一”节不许组织开大会,带我们出去玩,最好到郊区农村去,彻底地玩。
孩子们的愿望,闻之让人感叹。有议论说,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也许只有“六一”这一天孩子们才是轻松的。看了《新华日报》这条消息,我们才知道其实未必。这些年来,儿童节似乎承载了太多的内涵而越来越不像儿童的节了。为了表现儿童节的热烈隆重,开庆祝会加上演节目几乎成了各地的惯例。惯例之中,照例是各级领导、各方嘉宾俨然成了主角,而无论是台上表演节目的还是台下坐着的孩子,则仿佛成了配角,或者说白了干脆成了演绎什么叫快乐什么叫幸福的道具。
除了以示庆祝、以示关爱的这些内容,另一个心照不宣的功能,也在近些年被越来越多地把儿童节当成了载体,这就是招生竞争。在许多幼儿园、小学校看来,儿童节活动的组织、孩子们演出的档次乃至请来了什么级别的领导,请来了多少名望的嘉宾,都是自身实力的体现,都关系到自身的形象,而实力与形象又可以变成招生竞争的筹码,最终转化为经济效益。如果说在以示庆祝,以示关
社会保障“全国通”,这个期盼已久的梦想离老百姓更近了。胡锦涛总书记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衔接,推进各类社会保障制度整合,抓紧制定实施全国统一的各种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办法。
许多人曾深受社会保障“划疆而治”之苦——
每年春天,珠三角都有大批农民工排队“退保”。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目前最高只做到省级统筹。一个农民工如果去年在广东参加了养老保险,今年去北京打工,保险无法跟着走,只能把个人账户资金提取出来。
城市职工也常常为工作异地调动带来的保险接续难题而烦恼。一些地方不愿接收临近退休的参保人员,出台种种限制措施,致使不少参保人员无法享受应有的养老待遇。
还有许多随儿女在异地生活的退休老人,看病吃药的费用仍必须回原工作地报销,一年年辛苦奔波,平添许多不必要的麻烦。
社会保障制度常被比作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和百姓生活的“安全网”。但是,我国社会保障迟迟未实现全国统筹、社会保险关系转续始终无法顺利进行,这不仅制约着整个社保体系的完善,也损害了劳动者的基本权利。随着劳动力流动日益频繁,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许多人
去年刚卸任的韩国总统卢武铉,当天爬山时坠入山谷死亡。从其律师和韩警方披露的情况及死者留下的遗书看,卢武铉系自杀无疑。消息传开,举世震惊。
卢武铉,韩国第十六任总统(2003年2月25日–2008年2月24日)。任职前,他曾猛烈抨击当政者“你们是弥漫腐败之风的特权阶层。”任职期间,也曾带给韩国人清廉政治的希望。然而,信誓旦旦的卢武铉也未逃脱“家族腐败”的宿命。他离任后不到一年,韩国制鞋企业泰光实业公司老板朴渊次因涉嫌逃税和行贿被捕,牵出包括卢武铉在内的多名韩国高官。今年4月初,卢武铉承认妻子权良淑2007年收受朴渊次100万美元。卢武铉的侄女婿延哲浩也承认从朴渊次处收受500万美元。一个月前,卢武铉的妻子曾收受某商人数百万美元“资助款”之事东窗事发,卢武铉因此而受到检方调查。近日,韩国检方对卢案的查处升级,压力随之骤升,悲剧由此突降。
二战以来,韩国历届总统都曾惊爆腐败丑闻。1987年后,虽然每任新总统上台前均就廉洁从政信誓旦旦,但结果都不得不就各种腐败丑闻低头向国民谢罪。1988年,韩国第一位民选总统全斗焕“家族腐败”案被揭露,其胞兄、胞弟、堂兄、妻弟等7位皇亲
陕西省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没有普通市民子女的份。该校报名处备有一份名单:“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
市民一投诉,记者来了,该校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铜川市教育局对记者表示,要纠正该校的做法。
大概铜川一中的校长没有看过赵本山的小品《薅羊毛》(薅,hāo,指用手拔草等)。只在一只羊身上薅羊毛,肯定要被生产队发现。聪明的做法是在好几只羊身上薅,就不容易看出来。
据另一则报道,现在正是考试季,大家都想把孩子往名校送,找校长的人太多了,名校校长都躲了起来。
校长们诉苦说:“光各级领导批下来的条子都安排不完,省里的、市里的领导,你一个都得罪不起”。
这些条子不是集中在一所学校,学校都吃不消,要是只给“一只羊”薅羊毛,这只羊还活不活了?
“羊”也有对付的办法。武汉一位名校负责人告诉记者,她弄出一个内部规范:“省领导给一个指标,市政府给一
湖北巴东县官员被女服务员邓玉娇刺死的案件,随着当地警方对案情的通报,细节呈现得越来越多。但关注者发现,他们对案件未来的走向却产生了更加恍惚之感。
之所以产生这样的感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警方的案情通报中:原先报道中的邓玉娇被“按倒”在沙发上被改为“推坐”在沙发上;要求提供“特殊服务”也变成了索要“异性洗浴服务”。而且,重要的当事一方,“杀人疑犯”邓玉娇,警方在调查里称其可能患有抑郁症。于是尽管还未对邓玉娇是否患有精神疾病进行医学鉴定,但她被送到医院后,还是被采取了针对精神病人的“约束性保护”措施——手腕和踝、膝等部位被用布条约束后固定在病床上,活动能力和活动范围均受到限制。自然,她现在的所有言行,也可能被打上精神病人的符号,而变得不可确信。顺便稍作提醒:几乎在所有报道中,均对收治邓玉娇医院的精神病院这个背景进行了模糊。
如此不厌其烦地对相关细节进行还原,目的就是将媒体报道和警方通报这两个“版本”进行对比。对比的结果就是,如果我们完全相信警方的权威,那么不得不承认,根据警方描述的案情,以“故意杀人”为罪名对邓玉娇进行立案侦查,是没有错的。
其实,所有关于邓玉娇是“
高房价问题,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矛盾焦点。近几年房地产调控的重要目标之一便是降房价、稳房价,去年底中央则在相关文件 (“131号文”)中更明确提出,开发商应认清形势,合理定价。
然而,市场似乎并不买账。2004-2007年,一边调控,一边涨价,好不容易盼至2008年8月,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价首次出现环比负增长,可好景不长,今年3月这一指数重新转为正增长,4月增幅扩大,而同比跌幅不过区区1.1%。在楼市春季攻势之下,地产商并不理会政府意愿,纷纷上调房价。
不妨看看大洋彼岸的美国,根据标普公司的房价指数,当前房价已比2006年高点大跌逾三成。中美两国同样经历了2003年之后的房价快速上涨,而且我国房价上涨幅度远超美国,如今美国房价已出现连续近三年的下跌,而我国房价下跌起来却如此扭捏,蜻蜓点水般降了一点便重新拉起。到底是什么在支撑着中国的高房价?
话至此,不得不分析一下高房价的评判标准。房价高低,主要有三个衡量指数。房价收入比是从自住需求出发的,分析房价与居民收入的匹配度;住房空置率是从市场健康程度观察的,论证存货规模、供应压力、企业经营风险、银行信贷风险;租售比是从投资回报的角度考量的,租金水
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出台这样的办法,其精神可嘉,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把好事办好,方法必须对头。硬性下“死任务”,在方法上有欠妥之处。
潍坊不只是个放风筝的地方。媒体报道说,山东潍坊市人事局给全体干部下了“死任务”,每名干部至少为3个高校毕业生落实就业岗位。在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出台这样的办法,其精神可嘉,出发点无疑是好的。但要把好事办好,方法必须对头。硬性下“死任务”,在方法上有欠妥之处。
报道说,今年潍坊预计接收毕业生4.5万人,往年尚未就业的还有5000,总共就是5万了。若只是人事局的全体干部执行“死命令”呢,那实在安排不了几个学生,事情就是一场“关怀秀”;如果全市干部都要执行“死命令”呢,问题就迎刃而解,但不知会有多少人会站在迎刃的位置上被砍出血来。
我能够有把握地说,对如此做法,都会有极少量的人会赞赏,你要说荒唐,他会反问:难道不该帮助毕业生吗?就算作秀,解决一个是一个;就算耍蛮,毕业生都有工作,又有什么不好?这种脑筋的人,可以给潍坊市人事局写歌颂信,没人拦你。
但潍坊市人事局作为一个公共权力部门,下这样的“死命令”,是值得讨论的。当然,为
泰州海陵区泰九路拆迁部门在大街上悬挂标语,称“不上访,争当良民好荣光”、“以通情达理为荣,以胡搅蛮缠为耻”、“以合理补偿为荣,以漫天要价为耻”、“以签约交房为荣,以上访强拆为耻”。
“八荣八耻”到了基层就变味,被“临摹”得面目全非,让人既可气又好笑。不过,转念一想,雷人的政策标语又何止这些?比如,计划生育有“一人超生,全村结扎!”,招商引资有“谁侵犯投资者,谁就是人民的罪人!”,义务教育有“养女不读书,不如养头猪!养儿不读书,就像养头驴!”,农业信贷有“人死债不烂,父债子来还”,税务稽查有“偷税漏税,牢底坐穿”……
这些标语在产生“娱乐”效应之余,也折射出一些地方管理水平的低下,一些基层领导思维的落后。在一些基层干部眼中,依然认为群众都是“愚民”,甚至不合“官意”,就是“刁民”。与其说这是老套的官本位思维,倒不如说是一些领导根本没把依法行政放在眼里,甚至觉得司法也可以被行政管辖。现实中,“公、检、法”的人事任命、财政拨款也的确不独立,很大程度上要看地方领导的脸色。这也是行政干预司法、司法受“领导的领导”的主因。
既然依法行政有可能停留在口号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