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点击、链接、多多支持：

www.sx-wx.cn

    看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看了《门萨的娼妓》，看了《有人喜欢冷冰冰》，我都没有记住孙仲旭这个人。直到《从街角数起的第二棵树》。我迷上了怀特的文字。差不多是看第二遍了。头一回买的几册，圈了又画，还迫不及待送给一个朋友。这回再读，仍然喜欢。

    今天，应该是昨晚八点，无意中点开了孙仲旭的博客，才发现，原来他是个多么能读书的人啊。对于博学的人，我总是特别佩服。而且还那么认真，每出一本新书，都会校改一遍。有老辈学人的风范。这让我想起单位从前的某个老师，每出新书都会马上搞个订正本。随手记录。伟大的习惯。

    顺便跟着读了点英语，在我基本上放弃了英语的时候，发现偶尔看看英文，对于考职称也不无好处啊。

    嗯，这个翻译家值得期待。他的口味不错，译笔也好。

http://lukesun.blogcn.com/index.shtml#page=1

看完电影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起什么。倒是今天跟他聊天时，他又说到了许多不靠谱的人，谈什么人生和哲理，我说推荐你看部电影吧，入殓师。里面有句话感化了我，一个人得知道自己能力的极限。“要是早一点发现自己才能的极限就好了。”这是电影里大提琴演奏师小林在乐团解散后明白过来的一句话。他在卖掉大提琴时，突然觉得一身轻松，好像没了束缚。换成中文，就是人贵有自知之明。但我又不能和他说得太直接，只能这样委婉地告诉他。但我知道，我所说的一切，于他，都不过是废话。他该怎么想，仍然会怎样。原因很简单，他患有精神分裂。

也是在和他争论的时候，我好像慢慢明白了些东西。包括舍得。有段时间，自己何尝不焦虑，也是心高气傲，舍我其谁的意思。只是在碰到了那么多人，遭遇到那么多事，之后，才理解，感同身受。整个电影，我是当人生哲理看的。在看那样一部片子时，似乎自己的未来也逐渐明晰起来。

对于人的死，我向来漫不经心。在他和我唠叨生活压力大无法阅读写作的时候，我还开玩笑，说人这一辈子，能怎样呢，到时两眼一闭，两腿一蹬，结局都大同小异吧。这些决绝的想法，也跟我二十多年的自私和无情有关。

在记忆中，我清楚记得的亲人离开，只有姥爷。而姥爷的死，渐渐都成了一桩离奇的故事。去年回家时，奶奶和母亲说到小姨远走广东十年未回时，还谈起过姥爷的死。母亲虽然也伤心，但也能很平静地面对了。她说姥爷之前就和小姨夫关系不好，有回钱被偷了，姥爷竟然像得了癔症，双腿跪地，走来走去，直说天王老子附身了，要把那个强盗弄死。此后没过多久，姥爷的房子被烧，连副棺木都没剩下。唯一抢救出来的一头猪半个月后又在他的葬礼上被吃掉了。姥爷死时，正值七月，那天我在河里洗澡。母亲撕天抢地，哭得死去活来，镇上来的大姨怎么抱都抱不住。那个夜晚，在临时搭起的简易棚子里，举办了一场不像样的法事。所有的丧事程序都从简了。十九岁的我，竟然没有守灵，而是在临近的人家里打了一夜牌。有关那晚的事，我只记得自己的狂热，周围的人面目不清，母亲的哭声尖锐，撕破我无数失眠的夜晚。我怎么都想不通，一个七天前还和我抵足而眠的老人，一个说要陪我去河里捞鱼的老头，一个说法就结巴的老头，一个老实巴交的老头，怎么说没就没了？

我无法忘怀姥爷的死。在许多虚构的文字里，我也曾拐弯抹角地提及。只是，面对那个家庭的悲哀，我做不到清醒和理智的对待。我和我母亲一样，对于害死姥爷的人，心存偏见，认为小姨夫的做法不可思议，说来说去都是无尽的诅咒。

应该是去年吧，她经常提起她姥姥的死。也是从她对她姥姥的讲述中，我明白了人的亲情是很具体的。具体到衰老的褶皱，干净的笑容，甚至是走路的步态，明亮的声音。我曾见过她姥姥做的女红，精致的手工，小小的碎花布极贴切地缝合成一块小垫子。

想起这些纯粹是因为《入殓师》。那个名叫小林的年轻男子，性格柔软。既害怕妻子发现自己做这样一份工作，又被人指责在赚死人的钱。只是在他温柔地对待死者，认真地给死者梳洗化妆穿衣时，失去亲人的人们，才知道他们把自己最爱的人托付给了值得信赖的人。“重新化妆，让死者重新焕发生机。”看着小林面目端庄精心做着这一切时，我是被感化着的。我想起，在我们活着的时候曾遭遇的粗暴和不耐烦，我想起自己对待他人时的生硬和敷衍，那些投机取巧的做法让我羞耻。而我过去竟然曾恬不知耻地宣称，那是我人生的追求。

人们都说这个社会像极了魔幻，众多难以想象的东西，都可以在这个国家肆意上演。我们都习惯了指责别人，却从没认真想过怎样善意相处，虔诚相待。所以，我们的文字有的是浮滑，我们的画面缺的就不是卑琐。对于阴暗的东西，我们无师自通，甚至丧心病狂，令人发指。在一个连活人都不能善良相待的世界里，又怎么能指望会去给死者送上最后温情的旅程呢？(我的愤激和缺乏宽容仍然显见了我的浅薄。说实话，面对这一切，我自己既无能无力，也做不到心平气和。同某些人一样，我习惯了站着说话不腰疼。)

因为想起，又看了一遍，最初还当他是电影，但到最后，却身陷其中，忍不住感慨。在这个充满误会和偏见的社会里，就像水木丁说的那样：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http://blog.sina.com.cn/s/blog_55d4fc830100cck3.html）

“作为一个内心深处的自毁者，我活在一个人人互相粗暴相待的世界中，我从来不曾奢求我自己可以死得其所，我可以对自己很无情，可是在我不曾被温柔对待过的此生里，仍然有我内心最柔软的部分，长在我爱的人的身体里。我深爱过的人，我是多么希望你们能够被这个世界温柔的对待，哪怕是在你们离去的时候，能够有一双手，温柔相握。”

书是读了任晓雯的文字后买的，但买了也一直没看。那个时候一心想读点深奥的东西，也不管自己有没有兴趣，反正是把那些大部头买回来了，比如卡内蒂的《群众与权力》。然而，让我苦恼。我总是担心读不完。妈的，都有强迫症了。要是这些书都有《狂热分子》好读就好了，

阅读卡内蒂是种挑战。他的文字风格和我喜好的类型相去甚远，但鬼使神差，我竟然花去一个来月的功夫将他的自传三部曲和《群众与权力》都看完了。基本上随读随忘，我不知道到底是记性太差，没有读进去，还是他本身的行文过于正经消磨了我玩味的注意力。看到最后，对他唯一的印象就是，敏感，自以为是，而且文字是如此一本正经，现在说两句荒诞不经的玩笑感觉都是一种罪过。这从他年轻时候刚写完长篇小说《迷惘》后对别人的注意就能看出一二，他非常自信，但又苦于得不到别人的证明，于是在朗诵时看到穆齐尔和乔伊斯来了他都会激动非常。这个时候的他已经三十岁，然而还没有一本著作出版。我不知道三十岁的男人激动起来是个什么样子，但我知道要是自己碰到喜欢的对象，可能也会浑身发颤。不过，这仅仅是一种比喻，时间粉碎了那么多，大众媒体转移了更多的注意力，这远非一个文学青年撒娇发嗲的时代，我只能把我的非份之想转移到暗中，争取发酵成一场春梦。

从《获救之舌》，到《耳中火炬》，再到《眼睛游戏》，厚厚的三大本自传，但截取的却只是他八十九年生命中的前半部分，这其中光童年的回忆就占据了一本。其它的不过是浮光掠影的散记，称得上泛泛而谈。虽然对交往的人与物并没有清晰地刻画细节，但仍能时时感受到卡内蒂处在生活困境中的遭遇，典型的自我感觉良好，然而又怀才不遇。对于那些攀附的生活，他进行了不留情面的讽刺。和众多拥有理想的青年一样，他也渴望被承认。无边的焦灼和不安一直伴随着他的选择与行动。尽管童年的部分在我看来显得相当幽深，但是它扩展的潜力有限，认知的范围也有限，相较而言，我更能理解他成年后在成名之前所碰到的冷壁。

    先是看了半夜《越狱》，横生的枝节太多。我就只想看看迈克尔和女医生最后怎么样了。然而，太长。和多年前念高中时跟同学看通宵的感觉差不多，完了是无尽的空虚。空虚啊。然后天亮了，怎么也睡不着了。看着天色一点点变亮，明晃晃的太阳，从三月的天空照进这个模糊的小窗。我开始读书了。每回都是这样，因为无聊才读书，真正像从前那么纯粹的抱着一本书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的时候越来越少了。

   这回拿起的是奥康纳的短篇小说选。天晓得我怎么一下子就翻到了《唐璜的诱惑》。嗯，很过瘾。一看到别人那么立场坚定(又红又专的词啊)地表述自己的想法，就忍不住开心。那是些什么样的话啊，原来小说可以写得那么肆无忌惮。喜欢。喜欢死了。

   “我们这些可怜的婊子无力抵抗有权有势的格西雷纳德家族。那些狗娘养的，没一个好东西，我们不喜欢他们，甚至也不相信他们的鬼话。不过他们的鬼话我们还是得听一听，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经历都是有限的。从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能理解自己的妻子、女友和女狗；她们发脾气，我们能容忍；她们有什么愿望，我们愿意去考虑。但是有时候我们意识到那个油头粉面的大胖子流氓格西对女人的理解之透彻简直让我们不得不承认自己永远达不到那种境界，仿佛那些女人在脱衣服的时候也把自己最基本的人性全抛弃了，然后到一个隐形的世界里去漫游，而在这个世界里只有像格西那样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才看得见她们。我们惟一能感到聊以自慰的是，这些女人也遇到了诱惑——至少她们是这么说的。这些狗娘养的！即使这样的话你也不能全信。”

    过去，一直在学习那种克己复礼的调调，说什么要隐忍，现在才发现，小说还可以这么表述。他才不管你怎么想呢。奥康纳当头就是一气棒喝，真的是酣畅淋漓啊。我对那些宣讲爱赞扬美的东东实在是厌倦了。我是说，那些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东的家伙，动不动就把自己搞成了善良的人，自以为是救世主。天，我是说，写小说，我是小说写小说的时候可不可以来得果敢有力的，而不是绕来绕去绕弯子。在小说方面玩什么迷宫游戏，我实在是烦躁啊，就像看《越狱》时脑子的弦绷得太紧一样，那是毒药，损伤神经。唉，我可怜而脆弱的身体。

    不可否认自己的阴暗心理。其实，在奥康纳的小说中有的是宏大的东西啊，只是那些宏大的东西都在故事里头。读他的小说，稀里哗啦，有快感是事实，更多的却是平静，那些发生在小镇的人和事，那些陈年往事，个个都是那么纯粹，看不到油滑和委琐。这应该源自其骨子里的纯正。

    之前读过奥康纳的零星短篇，一直以为是个女人。那天看到这本书时还以为就是从前看到的那个奥康纳。一冲动就买了。没想到不是。我这回看的是爱尔兰的弗兰克奥康纳，而从前读的那个是美国的弗兰纳里·奥康纳。弗兰纳里·奥康纳的小说集有《好人难寻》《上升的一切必然汇合》《慧血》《强暴的人夺走了它》。弗兰克奥康纳虽然后半生也在哈佛等校度过，但却不是美国人，而且其所写的主题多以爱尔兰的乡镇为背景，而这个弗兰纳里奥康纳呢，却是被誉为继福克纳之后写美国南方较有名的作家，说是其作品有不同凡响的象征和隐喻。唉，这就像某人训斥我的那样，闲聊差不多成了光顾着炫耀力不多，如今读书也成了得瑟作者和书名了。一日不如一日，我渐渐理解了他们。我们差不多是同路货色。

    阴错阳错，看到了好书。嗯，更喜欢男奥康纳。没办法，他写的更好懂，对我而言，就是如此。接受的信息量越来越多，我对书的标准也越来越低了，好看是一方面，词达也是一方面。什么智力技巧？我其实挺反感这一套的。这跟自己的智力水平有关啊。真是没办法。我既讨厌说教，也不喜欢把文字折腾成毫无意义的华丽毛皮。嗯，简单。不简单。

早就听说作家聂尔不光散文写得好，围棋下得也不错，一个人数个领域都有所成，没法儿让人不嫉妒。这次拿到他的新著《最后一班地铁》，心里就隐含着羞于提及的阴暗心思，他写上一篇两篇好东西也就罢了，我就不信篇篇都是如此。起初是这样想的，但等到真的看下去，却完全忘了先前的不纯动机。我说的是，我真的被聂尔的文字吸引住了。那些澄澈而安静的心思，那种洞见一切了然于胸的自信，都氤氲在简练的文字中。他把散文摆布得如此恰当，全无废话，通篇都是真性情。他绷紧的心思中，对流于庸俗和大而不当的东西，提不起丝毫兴趣。

在我不多的阅读经验中，有的靠宏大和深沉来搅乱读者的阅读期待，有的靠东拉西扯言不及义来敷衍文字，但在聂耳的笔下，一切都如小溪潺潺，是直面庸常，是坐怀不乱，他掌握了文字的歌喉，却又没有信口开河。我听到了文字最为率真的音色，像金属，分量十足，也像风声，莫可名状.

这种泛泛的感动根本就不能概括聂尔的全部。最深的印象是，他的坦率和直接，他不会和你虚与委蛇。对于自身的疾病和疼痛不加遮掩。就是写到死去的亲人，也毫无为尊者讳的俗套，但从这种朴素的呈现中，反倒见出他对亲人怀念的刻骨铭心。他写自己的恋爱和成长，写父亲的死，写多病的小姨夫，写姐姐，写想象中的儿子，对于至亲的回忆，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就事论事上，总会插入一些闲笔，比如《奶奶》一文中对文革细节的谈论，《小姨夫》中对村会计之类人物的描写，这些无疑拓宽了其散文的视野，在简短的篇幅内达到了斑斓开阔的宽度。

当然，贯穿始终的都是对不公正的思考，从自身的经历，到素不相识的人的遭遇。对于身体的小儿麻痹，他坦然接受，对于社会的缺陷，他却不依不饶。这样笼统地概括，似乎都有把聂尔先生拔高为斗士的嫌疑。我相信，作为一位作家，聂尔的志向并不在此，他挚爱的是文字，就像他在《道路》里声称的那样，是渴望写出像卡夫卡那样“柴禾一般能够直立的句子”。

我还是把我当时看书时信手写下的一点读后感，录在这里，以兹证明我的虚心和好学态度。

“《我的恋爱》一开始就不是欢快的调子，但中间确有初恋的欢喜。一个青年对于命运的反抗，都有了。只是他对恋情的终结语焉不详。二十多年后再次看到她，‘我’的是对生死的感慨，但主要的是对活人的怀恋。一个女人的一生，就这样跃然而出，让人想起鲁迅某篇小说里的情景。”

“《奶奶》同样是篇感人至深的悼文。以我对奶奶的美好印象开始，中间穿插了奶奶在文革中表现出的恐惧，让我开始反思，我们对人的认识的偏差常会为情感所遮蔽。它的深度不仅在于恢复了常人的本来面目，还以另外一个层面道出了文革等历史事件对普通百姓的非人折磨。当然，控诉灾难并非作者要强调的方向。他的目的，只是企图还原真相，只是为了祝福，为了祈祷，那种生死两重天的亲情。”

“《父亲》主要是去魅。在很多写父亲的文字中，都因为所谓的忠孝，刻意拔高父亲的形象。而聂尔的《父亲》，对父亲的一生只是作了简洁的交代。文字高速行进，却并非单薄的简单。它叙述的智慧看似心不在焉，其实都被情感的主线牵扯，支撑着。他以理智的文字把那个为人所羡慕的干部，还原成‘平常而纯朴’的个体。他的笔调是简省的，但却做到了言简意赅。里面有一句话，可以做一个很好的小说细节。就是在父亲出殡时，写到了村里人的赞叹：‘人家那么大的干部还哭得那么痛……’这意味无穷的话，比所有矫揉造作的虚构更有力量。”

《小姨夫》中只有两处旁批，一处是在写到我问及多病的小姨夫时，小姨总是把话题引到别的方面，她更关心在城里做官的那些亲戚。“女人的伟大处。对生活的痛击毫不低头，对活着、活下去的描蓦看似漫不经心，其实却动人心魄。”也是在这篇文字中，作家聂尔对于自己打探他人隐私的做法表示了愧疚。他意识到自己猎奇的职业惯性，剖析了自己的冷漠和残忍。他文字最憾人的力量就在这里，对自己，他把姿态放得很低，他总是力求做到心灵的中正和道德的纯粹。

“《父亲坐在大椅子上》这个题目让我想起杰罗姆·魏德曼那个精致的短篇《父亲坐在黑暗中》。那篇小说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我是说他没有出人意料的地方，但读来仍然令人激动。同样是写父亲的侧影，聂尔的这篇更加楔入人心，因为它的叙述更直截，笔墨更简省，连铺排含蓄的意思都没有。父亲坐在大椅子上的威严形象不言而喻。在孩子的心底，父亲的一切都有股威慑的力量。这是常见的父亲形象，但聂尔却用一个片断生动再现了亲情的力量。有时候，对于父亲的惶恐，某种程度上规训了我们，得心存敬畏，知道世上仍有不可逾越的规矩。”

“《道路》一文好长。这是聂尔的肉身成长道路，也是一位作家的心灵史。他说，‘因为我相信命运，所以我坦然承受，毫无怨言。’至此，方了然，他的文字为何如此宽容。说宽容并不是他原囿一切，对于邪恶的事物，他仍然会心直口快地去揭露。喜欢他面对生活的这种心态。因为坦然，其文字就有了一种闪耀的光。虽所写不离身边点滴，但思考早已超越俗常。自有一股夺人心魄的端庄肃穆之美。也是在这篇文字中，作家说他唯一的绝望之处，就是自己的句子像腐败的苹果。事实上，这个比喻只是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但因为先天的疾病限制了他的自由，后天的受挫包括高考的限制使得他的生活无法产生质的突变，他只能认命，但却不是以一个病人的身份来追问。他消极抵抗的姿态有种令人颤栗的恐慌。在我肤浅看法中，认为顶好的散文是那种健康的散漫闲谈，如道家常，且不乏快乐和俏皮。只是现在，我读到还有另外一种质地完全不同的散文，它同样能达致心灵的最深处。他的叙述是安静的，喧嚣和浮躁统统消隐，只是以冷静的笔墨诠释他所见证的一切。因为成熟，他远离了愤怒，他有的是真诚，他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不是去挑衅，更不是去战斗，他只是感到困惑，并且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意愿和洞见。他的不甘心也因而汇聚成了动人的力量。他的句子直捣黄龙，毋庸置疑，虽非直立的柴禾，却自有其不可复制的形象。”

前十篇作为一个小辑，我想读得尽量慢些，所以分析，并且随手写下了些言不及义的读后感受。然而，越到后面，读到越急切，就像一个饕餮之徒，恨不得一口气吃完所有的好东西。整体的印象是，读到后来，又差不多又改变了先前对聂尔文字的印象，他并没有把视野局限于身体疼痛的范围，他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人世。EB怀特的一句话，可以言明作家聂尔的创作态度：面对复杂，保持欢喜。聂尔的文字自有其宁静的气度。但靠冗长文字的铺排来复制杂乱的生活似乎不合聂尔的胃口，这一点，在他所写下的十六万字里，在那些篇幅的长短中，就可以见出。我最为感佩的地方也正是在这里，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从不信口胡说，就是说了，也是直接杵在心底，让人无法经受得了那些文字的诱惑。

2009-3-26

http://catnap.blog.sohu.com/

她有很多漂亮的文字，尤喜她的八卦。见她写约翰契弗的文字，想起两年前模仿他的时光。那篇《现在让我们来赞美愚蠢的女人吧》现在读来仍然觉得温暖。可惜太原的郊区与纽约的不可同日而语。还有我手头现在有两本约翰契弗小说选哈。一本被我划得惨不忍睹，某人却说我留下的痕迹蛮有意味，却不知那是我在认真学习啦。对于美好的事物，再肉麻的奉承都不过分。这是为她写的。我想了半天只想到这两句，再想想。

一

“伟大的事物出现之前必然有非同凡响的征兆。”

我的爷爷喜欢带着一副自命不凡地口气和人说话，那种自以为是的样子给人感觉好像他就是主宰人世的命运之神。然而，我们都知道，他其实平凡无奇，就是一个乡下道士。我出生的那年，人们肚子饿得咕咕叫，山里的蕨根都让人们挖光了，但我爷爷却说他的孙子选择这样一个时机来到了世上定会凡人。我妈觉得我爷爷的话大有道理，当天夜里还在床上和我爸感慨了半天，说是嫁到朱家这么多年，终于听到了一句像样的人话。我爸对我妈功成名就的骚动不安不以为然，他哼唧了一声，又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企图安然入睡。然而，我心安理得的哭声搞得这两个结婚不久的年轻人手足无措，怒火翻腾。还是我奶奶凭着过来人的经验，端了半碗糖水进来，才止住我撕心裂肺的叫喊。我看着我奶奶手中的美孚煤油灯，满是泪花的眼里乾坤朗朗，日月清明，小小的心里欢喜异常。从此之后的每个夜晚，父母的房间总是灯火通明，就是饿了，我也不声不响。我瞪着那小小的灯光，柔弱的灯光，一眨不眨，生怕一睡着就再也看不到光明了。人们都说我是奇怪的家伙，我妈更是担心自己生了一个傻子，但我爷爷却固执己见，他说皇历书上说写得明明白白，这一年这一天这个时辰出生的人，总是与众不同。我的爷爷虽然一贯胡说八道，但在阴阳八卦上却是有口皆碑。他也因此成为我们渔川为数不多的几个文化人，我的孩子会说话后，老得稀里糊涂的他，还要做一些字谜游戏来为难他的重孙。不过，这回，我的爷爷似乎错了，事实上，我长相普通，除了一对惹人非议的招风耳外，打从出生之日起就不怎么爱说话，人们都说我像个哑巴。一个哑巴能有什么本事呢？我觉得装聋作哑也没什么不好，至少可以省掉很多没必要的麻烦。我无声无息地存在着，如同一个空空荡荡的影子。一想到自己是和影子为伍，又觉得爷爷的话似乎不无道理。

我爷爷喜欢吹牛，也许他不是吹牛，他只是习惯常常鼓捣出一些异想天开的话题。他曾经说我们渔川的下面有九根龙柱，总有一天这里会被洪水淹没，但他的预言从来没有实现。人们对于洪水早就见惯不怪了。一直到一九九八年的夏天，昔日温顺的山里突然变得险恶异常，滔天的恶浪挟着巨石席卷而来，才又有人想起他的话来。然而也有人反驳，说这根本就是两码事，因为洪水是从山上冲下来的。然而，人们顾不上争论这些陈年往事。人人都在忙着在下游水流平缓的地方打捞干柴、门板和猪羊。我爷爷长叹一声，说，完了，一切都完了。忘了说，我爷爷还是一个忠诚的教徒。他对于人间末日的说法坚信不疑。那个时候，他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等待着主的召唤。我奶奶喊他去喂猪他都没听见。他躺在那里，把自己的饭都给狗吃了。狗不懂得礼节，大口大口地吞咽，鱼刺卡住了它的喉咙，我爷爷还骂了半天，说，你个狗日的，又没有人和你抢，你就不能慢点吃？万一呛死了哪个来帮我守屋？我奶奶说，你真是老糊涂了，你个老不死的，不去喂猪，和狗吵什么吵？你就不能帮我提一下猪食桶啊。那个时候，渔川的老家就只剩下这两个老年人了。他们执意不走，说是死也要死在自己的屋里。这两个八十来岁的老人，一心想着面子和尊严，死活不听我爸和我叔叔的劝，非得自己动手，种点玉米和药材。那一年，洪水冲走了靠河岸的许多人家，棺材都借到了山上我爷爷的家里。我奶奶生怕自己老去时也要找别人借个白皮棺材，一生好强的她，督促着我爷爷去桑植找木匠，尽快给自己打造一副棺木。我的奶奶坐在阳光底下叹气连连，她说她挤了半天手指甲，怎么也找不到血脉了。她伤心地说：

“朱方业，我就要死到你的前头了。”

我奶奶对我爷爷那么着急漆棺材心怀不满，木匠不紧不慢的敲打声弄得她心烦意乱。她见我爷爷毫无反应，又说了一句：

“你不是会算卦吗？你算一算，我死的时候儿孙们能不能都来给我送终？”

我爷爷慢条斯理地说：

“时候没到，你急也没用。”

我爷爷上了年纪后，对于天象的观察更加精进。他半夜睡不着的时候就会爬起来，要么去地里转悠，要么就躺在山上看着星云变幻。他说那些从天划过的慧星是灾象即将到来的异兆。

“那地方不是要死人，就是有屋要被烧了。”

我爷爷并不是一个迷信的人，他只是对于迷信的事情也抱着虔诚。这种说话方式我奶奶一时还不大适应，她活了大半辈子，还是头一回听到男人如此坦率，没有故作高深。

我说过，我爷爷年轻的时候喜欢卖弄学问。他经常讲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当然也能唬住一些无知的人。那些拐弯抹角的话，无一例外，都是在暗示他正在从事某项伟大的事业。他总是对现状心怀不满，暗示人们看到的他，以及他在走街串巷时的样子，只是他人格魅力的局部，或者是一种伪装，而他真正的人格将会在他即将弄出的事端中大放异彩。有一段时间，他保持着沉默，看样子好像是为了掩饰内心的某种痛苦。但他那冷峻的样子仍显出他要干大事业的派头。

忘了说，我的奶奶对我爷爷的油嘴滑舌恨之入骨，因为他常常在逞口舌之快的时候忘了去做工夫。我的奶奶膀圆体粗，尽管她早年，按照我爷爷的讲述，也是一个绝色女子，但从她现在的身上就已经很难找到丝毫和美丽相关的东西了。我的奶奶性格火爆，力大如牛，经常像打铁一样揍她那一窝调皮捣蛋的子女。我爷爷可能也曾经饱受皮肉之苦，要不然他至今留给人们的就不是一副见到老婆就缩肩弯背的糟糕印象。说到打铁，我奶奶在大炼钢铁时还获得了“无敌红大娘”的荣誉，尽管证书只是公社颁发的，但在我爷爷的脑中却留下了风光无限的记忆，好像那段要死要活的时光真的让人干劲十足。

说起来，我爷爷也是一个聪明人。自从大伯参军当上了国家干部，而我爹又不和他合心之后，这么多年，我爷爷就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到了我的叔叔身上，他觉得这个日渐成熟的男子即便挣不下金砖，至少也会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不用他操心后半辈子的事情。我叔叔的帅气和伶俐家喻户晓，而且在我奶奶看来，就凭着她那样一穷二白的家境，居然娶了一个如此光鲜可人的媳妇，就足以证明我叔叔的非凡魅力。正是因为这一点，让我妈成天满腹牢骚。我妈觉得一个乡下女人长得好看有什么用呢，长得好看又不能当饭吃。不能完全把我妈的抱怨当成是简单的嫉妒，说到底我妈鄙视的话中还是有几分真理在里头，她凭着女人的天性一眼看透了我婶婶的本来面目。

起初两年还好，我的婶婶规规矩矩，一鼓作气生下了两个活蹦乱跳的孩子，还带着把儿，这可把我爷爷奶奶高兴坏了。我奶奶逢人就忍不住向人炫耀，好像那两个屁也不懂的小家伙才是她真正的孙子。我爷爷也摸着他那几根焦黄的胡子频频点头，好像非得做出个连连啄米的鸡公样才能平息他内心的激动。我婶婶心安理得地享受着我奶奶的伺候，走起路来还做出一副柔弱无力的架势，我奶奶天天都在那里念叨，说什么真是苦了我的小媳妇了，吃的东西那么少，连奶水都补不够，怎么得了。这一切跟我当初降临人世的情形形成了剧烈的反差。我妈实在想不通当年对她夸赞有加的人，怎么突然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别人身上了。连她提都不提，至少也得平起平坐啊。倍感失落的我妈，对这一切看在眼里，一声不吭，扛着挖锄就去薅草了。

这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所记得的一些场景，妯娌之间，话里话外都是含沙射影，夹枪带棒，一句话，我妈看不惯这个后进朱家大门的婆娘凭什么就能吃香的喝辣的。我爸夹在中间，里外不是人，只能时时忍受着我妈的蹂躏，我常常从半夜醒来，要么是因为我妈的钝声哭泣，要么是因为我爸的厉声尖叫。

我想，忍受这一切苦恼的并非我独自一人。我爷爷算得上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要不是他娶了那样一个老婆，并生下了这样一堆儿女，这世上就不会有那么多没完没了的麻烦。所以年纪越大，他的废话也就越多，除了天天吹嘘自己从前做过的业迹，就是不停地说起那个我从没见过两面的大伯朱中堂。

五岁左右的我，实在理解不了我大伯的那些事儿有什么好说的。我想也许是我爷爷心里害怕，才唠叨个不停，大凡心理素质不好的人，似乎都免不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毛病。我的大伯朱中堂是个骗子，但在我出生的那两年，他却是作为我们老家的一个近乎伟人的大人物而存在。人人都知道朱家出了个大人物，“在北京呢！”我从不知道我大伯朱中堂在北京干些什么名堂，但北京在我们的概念中俨然就是天堂的代名词了。我觉得他和我屁关系也没有，也不知道人们说起他时干吗那么津津有味。但是，事情慢慢起了变化，有一年，他从北京寄回来了一堆东西，都是好东西，我从来没吃过的好东西，你无法用准确及物的语言概括的好东西。这让我对他顿时心生好感。过去一说下地就脚抽筋的我爷爷，这回背着几十斤重的包袱从镇上回来时，连口气都没歇。他害怕别人从他沉重的背笼里看出异常的情况来，走路时还故意装作气定神闲的样子。他把我爹我娘我叔我婶神神秘秘地叫到了偏房，欢天喜地地说：

“这下我们不怕了。”

我就是吃着那些甜得人肠子都发抖的糖果时想起我大伯朱中堂的。后来我才知道，我大伯突然手脚大方起来，并不是因为他在北京混得如鱼得水了，而是他背弃了祖训，开始了骗子的生涯。这回他胆子也忒大了，居然骗到了中央的鼻子底下。这件事对我并没有什么影响，但我那受了牵连的爷爷却一辈子耿耿于怀，认为朱中堂根本就不像是朱家的子孙。

“朱家的人就是有小偷小摸的习惯，可他胆子再大也大不到敢明火执仗地和毛主席作对啊。我怎么会有那样的种？”

在我爷爷的眼里，所谓的中央其实也就是毛主席。我们觉得我爷爷说的话好像不对，可又找不出有力的理由去辩驳到底是哪里不对。反正我奶奶是生气了，我奶奶把碗往地下一墩就准备嚎啕大哭了。这让我无比纳闷，我过去一直听说的是，我奶奶动不动就揍我爷爷，没想到亲眼所见的却是，我奶奶如此耍赖撒泼，完全没个女人的样子。我开始对人们所说的一切心怀警惕。

据说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为了在全世界推行毛泽东主义，就得花钱搞定那些穷巴巴的第三世界。穷人们只对什么眼睛发亮呢？当然是钱。那会儿，全国上下的人民都勒紧了裤腰带，准备再咬咬牙大干几年跑步跃进到共产主义，对于好不容易攒下的一点油星都供献到中央去了也毫无怨言。没想到毛主席出手太大方，送钱送粮根本没个底。那会儿，我大伯刚转业到外贸部，他听说，中国对外经济联络总局每天干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到处送钱。差不多都是有求必应了。为了对外宣传的需要，一张便条就可从银行取走大笔现金。我大伯觉得与其把钱拿去救助那些连句好话都听不到的外国人，还不如先帮自己一把。我说过，我的爷爷脑子聪明，我的大伯也不到哪里去。一九六0年三月，我大伯伪造了一张假冒周恩来批示的便条，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取走了二十万元现金。便条上写道：“总理：主席办公室来电话告称：今晚九时西藏活佛举行讲经会，有中外记者参加拍纪录影片。主席嘱拨一些款子做修缮寺庙用。这样可以表明我们对少数民族和宗教自由的政策。”周恩来用毛笔批示：“请人民银行立即拨出现款二十万元。”另有小字批道：“为避免资本主义国家记者造谣，一、要市场流通旧票；二、十元票，每捆要包装好看一点。七时务必送到民族饭店朱中堂收。”

就这么一张纸，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就把两大麻袋二十万元现金交到民族饭店大堂一个自称朱中堂的人手里。大家都没当一回事，只是在银行打电话问周恩来办公室这笔钱如何下账时，才发现条子是假冒的。

这是毛主席执政以来最大的诈骗案。破案在天罗地网一般的北京不消说是轻而易举。自作聪明的我大伯以为没人知道他玩的把戏。那段时间他根本就没担心自己有可能要遭受几十年的牢狱之灾，而是忙着怎么把那二十万花出去。公安人员去逮捕我大伯朱中堂时，最先见到的是四个惊恐哭泣的小孩子，大的才十一岁。我大伯弄钱本来是为了让他们吃饱饭，没想到从此不光把自己无限的仕途给断送了，还把孩子们的饭碗也给砸碎了。这本来是杀十回头都不够解气的，但奇怪的是，我大伯几年后又被放了出来，理由是，实在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罪名。杀不杀头无所谓，重要的是坐了几年牢太冤枉，我大伯不服气，希望能平反。可是能平什么反呢？政府不平反，妻子也和他离了婚，他穿着一身中山装，气急败坏地回到了我们渔川。他说，等形势稍微好点后，还要继续告下去。我爷爷对我大伯的回来表现得相当理智，他问大伯：

“要是逃跑回来的，你最好还是主动去自首。要是是因为在北京活不下去了，我会再帮你修一座屋。”

我大伯对我爷爷的话不置不可否。我爸说，爹你不要管，老大做事自有他的考虑，你瞎担心个什么？我爷爷没想到自己的话居然会遭到儿子的抵触，而且还是那个最其貌扬的家伙。我爷爷说，怎么说也不能和政府作对，就是和政府作对了，也不能和毛主席作对啊。我爸说，你就只晓得个毛主席，你屁也不懂，还自作聪明，当年老大寄东西回来你怎么没有这么高的觉悟啊。我爸一通连珠炮焖得我爷爷脸上红一道白一道，直翻白眼。我爷爷对我奶奶吼道：

“一家人好不容易可以吃个团圆饭了，你哭什么哭，老子还没死呢。赶快去借两斤肉吧。”

吃饭的时候我一直瞪着我大伯。我大伯窝着个背坐在那里像个小老头。我实在想不出这么一个人怎么敢做下那么恐怖的事情。我从小只记得我大伯犯了政治错误被抓起来了，直到后来他亲自告我是因为骗了毛主席，我才对他恢复了好感。一个人敢和毛主席开玩笑怎么说也得需要一点胆量，何况从大伯那里我听到了许多闻所未闻的新观点。比方说，毛主席爱看戏，有回在公共场合看《白蛇传》，他哭出了声，毫无顾忌地擤鼻涕，高潮时还一跃而起，裤子都掉了下来。原来卫士为了他看得舒服，在他坐下后帮他松了裤腰带。大伯说起这些时眉毛色舞，我们也听得津津有味，觉得这个毛主席也是凡人嘛，他活吃得那么好，可照样还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丢人现眼。重要的不是大伯给我们说了什么好笑的故事，而是他的话改变了我们的许多陈旧观念。比方说谈到叶群为什么会参与政治时，我大伯是这样解释的。

“充满活力的叶群性欲旺盛，但从林彪那里她既得不到性满足，又得不到爱情。林彪对她冷冰冰的，让她觉得像小媳妇受气，生不如死。一肚子火无处发泄，还得对林彪装出一副顺从温顺的样子。性生活无法解决，叶群就只好偷人了。但又害怕林彪发现，性情就变得乖僻反常，不光毒打女儿，还逼得女儿自杀了好几次。在长期压抑的环境里，叶群变得跟江青一样歇斯底里，不可理喻，正好，搞政治阴谋和政治迫害的运动到来了，恰到好处地释放了她们变态的欲望。”

这简直太不可思议了，我们以为像林彪这样的肯定是不会女人乱搞的，他的老婆当然也不应该到处勾三搭四。没想到他老婆不光不正经，照我大伯的话说是，还性欲旺盛。真是令人震惊。我们想象的极限就是男女趴在一起交欢，没想到国家副主席的老婆竟然过起了“性生活”。我们吃都吃不饱，他们竟然闲极无聊把这档子事当成了要命的大事情。大伯说，饱暖思淫欲，这帮家伙离我们老百姓的面目越来越远了。

“狗日的，狗日的。”

我们连连发出惊天动地的感叹。我们实在找不到得体的话表达我们的震惊了。呆在京城的人见识就是不一样。我大伯就是这样开启了我对世界的真正认知。尽管对他把文革的事情归咎到几个女人的身上让我觉得不太靠谱，可他毕竟消息灵通，听起来似乎也有点道理。可惜和他呆在一起的时间太短了。没过多久，他就回京城去了，说是革命形势变好了，他要找人去平反。我天天在村子里给人宣讲我大伯说过的话，人们被我狂妄的言论吓得要死。他们实在想不通，过去三棍子打不出一个闷屁的家伙，怎么会突然变得如此胆大包天，喋喋不休。

十四五岁的我，终于有了理想，不再认为我大伯是个混蛋了，尽管因为他，我们一家人没少吃过苦头。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候，白天我跟在我爸的屁股后头，陪着地质勘探队的人到处考察，晚上就做着想入非非的美梦，指望着能像我大伯那样干出几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情。我对那些瓶瓶罐罐产生了兴趣，老实说，是不理解，那些烂泥巴碎石头能证明什么呢？可是我爸不这么想。我爸认为有人来到我们渔川搞调查，说明上面的人已经开始重视这个地方了。我不知道我爸的想法有没有一个准确的消息来源，毕竟几十年后我们渔川才真正享受到开山采矿的好处。然而有一点毋庸置疑，我爸天天挑着这些沉重的泥巴和石头，不光没有怨言，还兴高采烈。后来才听说，就因为这一档子买卖，我爸不光得到了公社的奖赏，还赚了上百块钱。我爸从来没有看到过那么多钱，我也没看到过。那段时间，我妈不再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和我婶婶争吵，她走起路来目不斜视，嘴里还哼着温柔的歌声。

我爷爷希望我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可是我妈却认为跟着搞地质勘探的学门技术更有出息。我爸对于我的将来并不怎么关心，反正只要不花他的钱，我做什么都行。跟着爷爷学道士先生也不错，有机会还可以跟年轻的媳妇打情骂俏，说不定还能拐走别人家的姑娘。这样的事我爷爷就曾经肆无忌惮地干过，到现在我奶奶火气一上来都还会忍不住把过去的事抖出来过上一遍瘾。但我却认为我妈的想法更适合铺张排比的想象力。毕竟对我来说，出门就能雇个人帮着自己挑东西更有吸引力。我爸说没钱。我妈说，没钱可以找你大哥想办法啊。我妈一门心思认为，我大伯心急火燎地回北京只有一个原因，那就是看他攒下的钱还在不在原来那里。我爸认为我妈说的话也有道理，也就跟着打起了我大伯的注意。可惜拍往北京的电报太慢，不像后来渔川的姑娘给老家的姐妹拍电报那么方便，一句“人傻钱多速来”就带动了一方经济。北京那边迟迟没有消息，我妈开始说道起朱家的人来了。她说她真的看通了，朱家的人就没有一个好货色。一点良心都没有，在这里吃得比世人都好照顾得比世人都周到，回到北京就翻脸不认人了，生怕我们去找他借碗米要瓢糠了。我爸对我妈动不动就把怨气上升到朱家祖宗八代的高度不怎么满意。因为我的事，家里的鸡狗也跟着遭殃，我也火得不行。我对我爸说，要不把我分开一个过算了。我的话提醒了我爸，他认为渔川的人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来的，有文化有出息的能有几个？早点结婚成家立业才是个正经。按他的打算，结了婚，不光省了他们的钱，家里还能多上一个劳动力。

我十六岁那年，父亲给我说下了一门亲事，姑娘长得还行，虽然个子不高，但胸脯挺大，屁股蛮翘，照我妈的说法，是个会哺崽的料。在我看来，能不能生儿育女意思不大，重要的是，从今而后，我再也不用在暗夜里思谋着别人的老婆了。人一得意，就难免做出些常人难以预料的举动。在给丈母娘拜年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抱着那未过门的媳妇狂啃了一通。没想到被丈母娘迎头撞了个正着。她看不惯我热情似火的浪荡德性。她对我爸说，把她的女儿嫁给我这样一个轻浮的人实在是不放心。我爸不问青红皂白，抓起扁担对我就是一顿狂揍。我当然没有傻到呆在那里让他打个尽兴，扁担挟着风横扫过来，我就跳起脚走人了。

和这样的爹住在一个屋檐下活一辈子有什么意思？我落荒而逃的样子在外人看来更像是无法无天的挑衅。我就那样气冲冲地向山外跑去，毫不犹豫。多年后，人们还记得我行走的模样，说是快得像风，就像影子，一晃就过去了。我就那样走啊，走啊，走到集镇上，看到街上有人在卖花花绿绿的衣服，数不清的日用杂货，青翠欲滴的水果，人们的脸上堆满了笑容，笑得皮都快炸开了。听人说，这是在改革开放了。我头一回看到人们忙着数钱的样子如此幸福，数着数着，就把手往嘴里抹一下，好像非得要尝尝钱是什么味道才过瘾似的。他们唾沫横飞的样子，那种心花怒放的开心劲儿，真是让人羡慕极了。我终于明白我大伯为什么急着往北京赶了。这才在小镇上就让人如此眼花缭乱了，大北京指不定是怎样的一个花花世界呢。我找了个僻静的地方搓了搓裤脚上的泥巴，然后一身轻松地走到了太阳底下。

 毕飞宇

2009年01月04日 10:46  中华读书报

　　阅读是必须的，但我不想读太多的书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这年头的书太多。读得快，忘得更快，这样的游戏还有什么意思？我调整了一下我的心态，决定回头，再一次做学生。——我的意思是，用“做学生”的心态去面对自己想读的书。大概从前年开始，我每年只读有限的几本书，慢慢地读，尽我的可能把它读透。我不想自夸，但我还是要说，在读小说方面，我已经是一个相当有能力的读者了。利用《推拿》做宣传的机会，我对记者说出了这样的话：“一本书，四十岁之前读和四十岁之后读是不一样的，它几乎就不是同一本书。”话说到这里也许就明白了，这几年我一直在读旧书，也就是文学史上所公认的那些经典。那些书我在年轻的时候读过。——我热爱年轻，年轻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不靠谱，那就是读小说。

　　我在年轻的时候无限痴迷小说里的一件事，那就是小说里的爱情，主要是性。既然痴迷于爱情与性，我读小说的时候就只能跳着读，我猜想我的阅读方式和刘翔先生的奔跑动作有点类似，跑几步就要做一次大幅度的跳跃。正如青蛙知道哪里有虫子——蛇知道哪里有青蛙——獴知道哪里有蛇——狼知道哪里有獴一样，年轻人知道哪里有爱情。我们的古人说，“书中自有颜如玉”，它概括的就是年轻人的阅读。回过头来看，我在年轻时读过的那些书到底能不能算作“读过”，骨子里是可疑的。每一部小说都是一座迷宫，迷宫里必然有许多交叉的小径，即使迷路，年轻人也会选择最为香艳的那一条：哪里有花蕊吐芳，哪里有蝴蝶翻飞，年轻人就往哪里跑，然后，自豪地告诉朋友们，——我从某某迷宫里出来啦！

　　出来了么？未必。他只是把书扔了，他只是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德伯家的苔丝》是我年轻时最喜爱的作品之一，严格地说，小说只写了三个人物，一个天使，克莱尔；一个魔鬼，没落的公子哥德伯维尔；在天使与魔鬼之间，夹杂着一个美丽的、却又是无知的女子，苔丝。这个构架足以吸引人了，它拥有了小说的一切可能。我们可以把《德伯家的苔丝》理解成英国版的、或者说资产阶级版的《白毛女》：克莱尔、德伯维尔、苔丝就是大春、黄世仁和喜儿。故事的脉络似乎只能是这样：喜儿爱恋着大春，但黄世仁却霸占了喜儿，大春出走(参军)，喜儿变成了白毛女，黄世仁被杀，白毛女重新回到了喜儿。——后来的批评家们是这样概括《白毛女》的：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这个概括好，它不仅抓住了故事的全部，也使故事上升到了激动人心的“高度”。

　　多么激动人心啊，旧社会使人变成鬼，新社会使鬼变成人。我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看到了重新做人的喜儿，她绷直了双腿，在半空中一连劈了好几个叉，那是心花怒放的姿态，感人至深。然后呢？然后当然是“剧终”。

　　但是，“高度”是多么地令人遗憾，有一个“八卦”的、婆婆妈妈的、却又是必然的问题《白毛女》轻而易举地回避了：喜儿和大春最后怎么了？他们到底好了没有？喜儿还能不能在大春的面前劈叉？大春面对喜儿劈叉的大腿，究竟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

　　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是“人”就必然会有“人”的问题，这个问题不在“高处”，不在天上，它在地上。关于“人”的问题，有的人会选择回避，有的人却选择面对。

　　《德伯家的苔丝》之所以不是英国版的、资产阶级版的《白毛女》，说白了，哈代选择了面对。哈代不肯把小说当做魔术：它没有让人变成鬼，也没有让鬼变成人，——它一上来就抓住了人的“问题”，从头到尾。人的什么问题？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

　　我要说，仅仅是人的忠诚、人的罪恶、人的宽恕依然是浅表的，人的忠诚、罪恶和宽恕如果不涉及生存的压力，它仅仅就是一个“高级”的问题，而不是一个“低级”的问题。对艺术家来说，只有“低级”的问题才是大问题，道理很简单，“高级”的问题是留给伟人的，伟人很少。“低级”的问题则属于我们“芸芸众生”，它是普世的，我们的每一个人都无法绕过去，这里头甚至也包括伟人。

　　苔丝的压力是钱。和喜儿一样，和刘姥姥一样，和拉斯蒂尼一样，和德米特里一样。为了钱，苔丝要走亲戚，故事开始了，由此不可收拾。

　　苔丝在出场的时候其实就是《红楼梦》里的刘姥姥，这个美丽的、单纯的、“闷骚”的“刘姥姥”到荣国府“打抽丰”去了。“打抽丰”向来不容易。我现在就要说到《红楼梦》里去了，我认为我们的“红学家”对刘姥姥这个人的关注是不够的，我以为刘姥姥这个形象是《红楼梦》最成功的形象之一。“黄学家”可以忽视她，“绿学家”也可以忽视她，但是，“红学家”不应该。刘姥姥是一个智者，除了对“大秤砣”这样的高科技产品有所隔阂，她一直是一个明白人，所谓明白人，就是她了解一切人情世故。刘姥姥不只是一个明白人，她还是一个有尊严的人，——《红楼梦》里反反复复地写她老人家拽板儿衣服的“下摆”，强调的正是她老人家的体面。就是这样一个明白人和体面人，为了把钱弄到手，她唯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是糟践自己。她在太太小姐们(其实是一帮孩子)面前全力以赴地装疯卖傻，为了什么？为了让太太小姐们一乐。只有孩子们乐了，她的钱才能到手。因为有了“刘姥姥初进荣国府”，我想说，曹雪芹这个破落的文人就比许许多多的“柿油党”拥有更加广博的人民心。

　　刘姥姥的傻是装出来的，是演戏，苔丝的傻——我们在这里叫单纯——是真的。刘姥姥的装傻令人心酸；而苔丝的真傻则叫人心疼。现在的问题是，这个真傻的、年轻版的刘姥姥“失贞”了。对比一下苔丝和喜儿的“失贞”，我们立即可以得出这样的判断：喜儿的“失贞”是阶级问题，作者要说的重点不是喜儿，而是黄世仁，也就是黄世仁的“坏”；苔丝的“失贞”却是一个个人的问题，作者要考察的是苔丝的命运。这个命运我们可以用苔丝的一句话来做总结：“我原谅了你，你(克莱尔，也失贞了)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

　　是啊，都是“人”，都是上帝的“孩子”，“我”原谅了“你”，“你”为什么就不能原谅“我”？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上帝那里，还是性别那里？性格那里，还是心地那里？在哪里呢？我想说的是，“人”的丰富性、复杂性、可阅读性，或者说生活的丰富性、复杂性、可阅读性，在这里一下子就拓宽了。

2008年5月10日，我完成了《推拿》。三天之后，也就是5月12日，汶川地震。因为地震，《推拿》的出版必须推迟，七月，我用了十多天的时间做了《推拿》的三稿。七月下旬，我拿起了《德伯家的苔丝》，天天读。即使在北京奥运会的日子里，我也没有放下它。我认准了我是第一次读它，我没有看刘翔先生跨栏，小说里的每一个字我都不肯放过。谢天谢地，我觉得我能够理解哈代了。在无数的深夜，我只有眼睛睁不开了才会放下《德伯家的苔丝》。我迷上了它。我迷上了苔丝，迷上了德伯维尔，迷上了克莱尔。

事实上，克莱尔最终“宽恕”了苔丝。他为什么要“宽恕”苔丝，老实说，哈代在这里让我失望。哈代让克莱尔说了这样的一句话：“这几年我吃了许多苦。”这能说明什么呢？“吃苦”可以使人宽容么？这是书生气的。如果说，《德伯家的苔丝》有什么软肋的话，这里就是了吧。如果是我来写，我怎么办？老实说，我不知道。我的直觉是，克莱尔在“吃苦”的同时还会“做些”什么。他的内心不只是出了“物理”上的转换，而是有了“化学”上的反应。

——在现有的文本里，我一直觉得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而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我希望看到的是，杀死德伯维尔的不是苔丝背后的克莱尔，直接就是苔丝！

我说过，《德伯家的苔丝》写了三件事，忠诚、罪恶与宽恕。请给我一次狂妄的机会，我想说，要表达这三样东西其实并不困难，真的不难。我可以打赌，一个普通的传教士或大学教授可以把这几个问题谈得比哈代还要好。但是，小说家终究不是可有可无的，他的困难在于，小说家必须把传教士的每一句话还原成“一个又一个日子”，足以让每一个读者去“过”——设身处地，或推己及人。这才是艺术的分内事，或者说，义务，或者干脆就是责任。

在忠诚、罪恶和宽恕这几个问题面前，哈代的重点放在了宽恕上。这是一项知难而上的举动，这同时还是勇敢的举动和感人至深的举动。常识告诉我，无论是生活本身还是艺术上的展现，宽恕都是极其困难的。

我们可以做一个逆向的追寻：克莱尔的宽恕(虽然有遗憾)为什么那么感人？原因在于克莱尔不肯宽恕；克莱尔为什么不肯宽恕？原因在于克莱尔受到了太重的伤害；克莱尔为什么会受到太重的伤害？原因在于他对苔丝爱得太深；克莱尔为什么对苔丝爱得那么深？原因在于苔丝太迷人；苔丝怎么个太迷人呢？问题到了这里就进入了死胡同，唯一的解释是：哈代的能力太出色，他“写得”太好。

如果你有足够的耐心，你从《德伯家的苔丝》的第十六章开始读起，一直读到第三十三章，差不多是《德伯家的苔丝》三分之一的篇幅。——这里所描绘的是英国中部的乡下，也就是奶场。就在这十七章里头，我们将看到哈代——作为一个伟大小说家——的全部秘密，这么说吧，在我阅读这个部分的过程中，我的书房里始终洋溢着干草、新鲜牛粪和新鲜牛奶的气味。哈代事无巨细，他耐着性子，一样一样地写，苔丝如何去挤奶，苔丝如何把她的面庞贴在奶牛的腹部，苔丝如何笨拙、如何怀春、如何闷骚、如何不知所措。如此这般，苔丝的形象伴随着她的劳动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了。

我想说的是，塑造人物其实是容易的，它有一个前提，你必须有能力写出与他/她的身份相匹配的劳动。——为什么我们当下的小说人物有问题，空洞，不可信，说到底，不是作家不会写人，而是作家写不了人物的劳动。不能描写驾驶你就写不好司机；不能描写潜规则你就写不好导演，不能描写嫖娼你就写不好足球运动员，就这样。

哈代能写好奶场，哈代能写好奶牛，哈代能写好挤奶，哈代能写好做奶酪。谁在奶场？谁和奶牛在一起？谁在挤奶？谁在做奶酪？苔丝。这一来，闪闪发光的还能是谁呢？只能是苔丝。苔丝是一个动词，一个“及物动词”，而不是一个“不及物动词”。所有的秘诀就在这里。我见到了苔丝，我闻到了她馥郁的体气，我知道她的心，我爱上了她，“想”她。毕飞宇深深地爱上了苔丝，克莱尔为什么不？这就是小说的“逻辑”。

要厚重，要广博，要大气，要深邃，要有历史感，要见到文化底蕴，要思想，——你可以像一个三十岁的少妇那样不停地喊“要”，但是，如果你的小说不能在生活的层面“自然而然”地推进过去，你只有用你的手指去自慰。

《德伯家的苔丝》之大是从小处来的。哈代要做的事情不是卯足了劲，不是把他的指头握成拳头，再托在下巴底下，目光凝视着四十五度的左前方，不是。哈代要做的事情仅仅是克制，按部就班。

必须承认，经历过现代主义的洗礼，我现在迷恋的是古典主义的那一套。现代主义在意的是“有意味的形式”，古典主义讲究的则是“可以感知的形式”。

2008年12月24日，平安夜，这个物质颠狂的时刻，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意味”，我多么地在意“可以感知的形式”。窗外没有大雪，可我渴望得到一只红袜子，红袜子里头有我渴望的东西：一双鞋垫——纯粹的、古典主义的手工品。它的一针一线都联动着劳动者的呼吸，我能看见面料上的汗渍、泪痕、牙齿印以及风干了的唾沫星。(如果)我得到了它，我一定心满意足；我会在心底喟叹：古典主义实在是货真价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