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地永远的孩子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
——艾青
父亲又感冒了。父亲是因为挖一块开荒的地出汗脱衣服受凉而感冒的。咳嗽。流鼻涕。头昏脑胀。吃不下饭……
父亲的感冒往往就像一场马拉松，会哩哩啦啦地搞上十天半个月。父亲的身体就像是一架在土地上运行了七十多年的老机器，虽然主要零部件都还安好，但毕竟磨损了七十多年，土地翻了一茬又一茬，肥活了儿子、孙子，以及孙子的儿子，土地还是那些土地，父亲已不是身强力壮的父亲。土地每长出一茬庄稼就还老还童般年轻一次，焕发出勃勃的生机，父亲在庄稼从年轻走向成熟的优雅中，走向人生的黄昏。
感冒了的父亲一如既往地固执，不管我们怎么好说歹说叫他去看医生，他总以没事为借口一拖再拖，直到实在扛不住了，吃不好，睡不着，整夜整夜的咳嗽，剧烈的咳嗽声穿过夜的帷幕，消弭在大地广阔的怀抱，才去搞点药回来吃，或者由母亲强压着喊来医生给他打点滴，一滴一滴的点滴就像是充满养分的营养液抑或是杀虫灭菌的农药，顺着父亲的筋脉缓缓地流入父亲的身体，要不了多久，父亲的身体就像是追了肥料或者生病打了农药的庄家，重又焕发出生命的生机，顽强茁壮地生长在土地里。
父亲也只有在下地干活的时候才会感冒，下了地的年迈的父亲就像换了一个人一样，精神抖擞，沉浸在土地怀抱里的父亲，就像沉浸在他钟爱的情人的怀抱里一般，脉脉的温情使父亲长久地温暖和幸福。父亲不蓄力气地拼命，在他的十几亩地里好像铺满黄金。谁又说不是呢，黄澄澄的麦浪，黄澄澄的油菜花和黄澄澄的稻谷不就是金子一样金贵吗？甚至有时候比黄金还金贵。辛勤劳作在地里的父亲，就像是不知疲倦的永动机。父亲一茬又一茬的感冒，是献给土地的悲情的歌谣，是一个淳朴的中国农民用生命破译大地的密码，用生命讴歌生命。对于一个老实巴交的年老的种了一辈子地的农民来说，不匍匐在土地上挠一把粮食，又能干什么呢？！是的，离开了土地的父亲，就像是离开了水的鱼，会因为缺氧窒息而死。父亲的感冒是一场绵延起伏的病，固执地埋伏在父亲的身体里，伺机发动攻击，把习惯于埋头于土地劳作的父亲从地里赶上来，短暂地休养生息。
我们不止一次地叮嘱父亲，干活累了，出汗了就歇歇，年纪大了，老胳膊老腿的，千万别随便脱掉衣服，容易着凉。万一有个伤风感冒，得不偿失。不仅自己受罪，还让我们操心。可父亲不顾七十多岁的年纪，依然我行我素，像个执拗任性的孩子，有事没事就窝在仅留的几亩地里，挖地、拔草、施肥……岁月不饶人，毕竟是年过七旬，原本钢打铁铸、机器一样的身体在历经了几十年的运行之后，开始磨损、老化，不怎么听使唤。土地还是那些土地，人已迈入黄昏的门槛。可倔强的父亲依然不服老，他沉静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种麦子，种稻子，种棉花，种花生，种豆子……撒下种子，收获希望。
父亲是去挖陈塘里的一块开荒地受凉感冒的。我们也不太忍心责备他，在我们纷纷离开村庄之后，父亲不得不忍痛割爱把大部分土地丢给别人耕种。新塘底下的大田、小徐塘面子、薄刀地、大方田、当中地……距离家远的都丢给了西明哥，只留下河埂、大白地、黑土地和家前屋后的几块近地，主要种些棉花、玉米、芝麻和豆子。父亲的豆子是为我们种的，因为我们姊妹几个都买了豆浆机，父亲说自家种的豆子更有营养些。事实上，棉花玉米芝麻以及地里所种的一切，都是为我们种的。父母在地里多挠一把，就会为我们分担一份。父母虽然已经年迈，但还是想为我们做一些生活上的分担，哪怕微不足道。大抵天下的父母都是如此。父亲之所有没有把地全部丢掉，是因为他对自己种地的技艺和自己的身体还有信心。重活干不动了，手头活还行，父亲自信满满地说。
陈塘里头那块开荒地，原本是大哥没进城之前撂塘泥垒起来的菜地。大哥全家进城做生意已经好几年了，父亲每年都会在进入冬天后，赶在第一场寒霜打下来之前，一锹一锹地把它翻过来晒晒。那些潜入开荒地里的杂草和野菜，在被父亲翻个底朝天之后，又经历了寒霜的洗礼，在霜和雪的双重打击之下便会一命呜呼。再经历几场雪，几场霜冻，原本板结的大土坷垃便疏松散落开来，就成了种菜或者种粮食的好地。疏松的土地，作物的根须更容易深入进去，汲取大地的滋养。父亲理解母亲一样理解大地的心思。
在村子里，父亲也算是个伺候庄稼的好手。父亲会准确无误地把握节气，恰到好处地翻地、撒种、施肥、除草，直至颗粒归仓，争取让每块土地都产量最大。要不是实在干不动了，父亲是无论如何也舍不得丢掉那些好地的。丢地对于父亲来说，无异于割肉，父亲的割肉和股票市场的割肉不同，土里适合庄稼生长，但不生长欲望，丢掉那些肥沃的土地，父亲就像失去了情人一样，精神失去依靠，心里没有了着落。父亲去挖荒地没少被我们唠叨，大把的好地都丢了，还去挖荒地干嘛，我们说。父亲说，在家闲着也是闲着，种几棵棉花或者大粒黍黍，收一点是一点。家里的几十亩地不仅养活了我们一家人，更源源不断给我们生命给养，给我们走出这片土地注入了生命的力量。
地丢了之后，仅有的几块地搁不住父母收拾。忙碌惯了的母亲一旦闲下来便浑身不自在，就瞒着我们拿着镰刀背着口袋到地里拾穗，还不让左邻右舍在我们回来的时候告诉我们。母亲佝着腰，神情专注地在别人收割过的土地里，用她逐渐老花的眼睛寻找可能藏身麦穗或者稻穗的角落，然后深深地弯腰拾起，每拾起一头麦穗或者稻穗都要弯下一次腰，向大地深深地叩首，感谢大地的恩泽和馈赠。坚强隐忍的母亲，一辈子没有什么艰难险阻让她低头哈腰，唯有面对大地和粮食才会俯首臣服。
母亲不知道叩了多少头，走过了多少块地，捡起了多少遗失的麦穗和稻穗。单单这个秋季，母亲就捡拾了满满四大蛇皮袋稻谷，碾出两百多斤米。母亲捡满一口袋稻穗，背不动，就佝偻着腰，吃力地顺着地面步履蹒跚地拖回来，在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拖痕。那痕迹就像母亲一辈子在土地里摸爬滚打之后遗留下的生命的轨迹。穗子拖回来后，父亲就一棒槌一棒槌地把稻谷捶下来，铺在院子的水泥地上晾晒，晾晒干了积攒起来。
母亲捡粮食，父亲捶打，就像机器流水线一样默契。两百多斤米，按照市场价值五百多块钱，五百多块钱算不了什么，却凝聚了父亲和母亲无数心血。母亲在有一次捡拾稻穗时，被镰刀割伤了手。面对满稻田散落的稻穗，母亲舍不得回家，捡起一个破方便袋撕成条把伤口包扎起来，继续捡拾。后来还是前头大嫂回家给讨了一张创可贴裹上。那一天，母亲捡了两口袋稻穗。后来母亲的手发炎了，一直绵延到深冬还没完全好彻底。直到现在，伤口虽然愈合了，但在早晚的时候冷风一吹，伤口还冻得生疼。
每当吃到母亲捡拾的米煮成的饭时，我都心生感喟，每一粒米里都饱胀着大地沉厚的情怀。如果我们回来不多的话，两百多斤米够父母吃整整一个冬天。我称那些米叫百家米，那些米长的长，圆的圆，参差不齐，但吃到嘴里却异常香甜可口，因为每一粒米里都饱含着父母执手大地的深情。
父母一辈子种地维生，养活一家人。土地早已成为他们的信仰，他们敬畏神灵一样敬畏土地，把一辈子都托付给了大地。面对生活的风风雨雨，父母对土地充满了感恩，虽然土地没能让父母以及我们一家人大富大贵，却让我们走向了全新的幸福的生活。
父母种了一辈子地，似乎依然没有种够，只要得一点空闲，他们就会亲近土地，享受着土地的博大与醇厚。父母对土地的热爱和依恋的感情，是我们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们与土地之间，似乎越来越生疏，越来越没有了父母与土地的那份默契。我们从土地里拔出稚嫩的根须，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城市的怀抱。
时过境迁，当父母依然热爱着他们的热爱匍匐在他们信仰敬畏的土地上时，我们已然悄悄地背叛了他们的信仰，竭尽全力地离开村庄，背叛了这块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被汹涌的大潮推搡进城市，成为新新的一类。对于土地而言我们已经失去了耐心，父母深深植根于土地的情感延续到我们身上便戛然而止，农耕的技艺传到我们身上也已断档，土地和我们彼此生疏，唯一维系我们和土地之间情感的纽带就是依然守候在村庄里的父母，偶尔回去探望父母，我们会过客一般下地短暂地帮父母的忙。在城与乡之间，父母固守着他们挚爱的土地，而我们却诚惶诚恐地站在了城市的阵营，站在了父母生活的对立面。我们像父母面对城市无所适从一样无所适从地面对土地。虽然城市硬冷的水泥路或柏油马路让我们稚嫩的根须生疼且无法深入，我们诚惶诚恐地踌躇其中，和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越走越远。
乡村的土地种植庄稼，城市的土地种植高楼。城市和乡村被现代文明一劈两半，泾渭分明地割裂开来。农耕文明的火种，千百年来，沿着生命的河流，一浪赶着一浪，曲曲折折地涌过来，肥活了我的爷爷的爷爷、我的爷爷、我的父亲、和我，祖祖辈辈，生生不息。而现在，那文明的火种将要从我们的生命里戛然而止，在我们的灵魂深处熄灭。我们的生命将在城市的天空里被点燃，萤火虫一样照见城市的土地。
我不知道父母对我们决绝地离开土地是怎样的一份感受，我只知道我们小的时候父亲对我们上学要求严格，他那么渴望我们走出土地的围困，闯出一片新生活。在父母的眼里，我们稚嫩的肩膀或许承受不起土地的沉重，所以他们决绝地割断连接着我们和土地之前的脐带，让我们过上他们一直渴望但望尘莫及的生活。如今，我们真的抽身出去，离开了土地的滋养和苦难，留下父母守望着村庄和土地，孤独和寂寞就像庄稼一样在土地里疯长，但父母总算是欣慰的，他们在对土地深情的眷恋之中，把我们送上了他们理想之中的我们生活的坦途。可是，不管我们距离土地多远，我们终将随着时间的脉络隐入大地的胸怀，最终化为一抔沉静的泥土，依偎在父母的怀抱，成为大地永远的孩子。
在皖南山区的一个闭塞的小山村，邂逅一个货郎。年迈瘦消的货郎一根韧性十足的扁担挑着两个箩筐，一起一伏就像两只欢快的肥嘟嘟的鸟儿蹁跹起舞。每只箩筐上都放着一只长方体的玻璃箱子，箱子里分门别类地摆放着各式各样的小商品，针线包、剪刀、小孩玩具、气球、小食品……分门别类，应有尽有。玻璃箱子是成列样品的橱窗，下面的箩筐是小小的仓库，一副扁担挑起的俨然就是一个流动的小超市。货郎边走边有节奏地摇着拨浪鼓，清脆的拨浪鼓声像长了翅膀一样，飞翔在宁静的小山村，向村里人传递着特定的信号，吸引他们前来挑选需要的东西。
山村偶遇货郎，就像平静的心湖被谁无意间丢进一颗小石子，荡起涟漪阵阵，勾起童年无限的回忆和遐想。货郎是交通异常闭塞、物品较为缺乏年代的特定产物，随着交通的不断改善，物品的极大丰富，货郎便没有了生存空间，逐渐淡出我们的生活，成为记忆星空里一颗暗淡的小星星，很少能引起人们的注目与挂怀。没想到多年之后，还能见到货郎，从而勾起一段美好的回忆。
小时候，货郎的拨浪鼓一响，我们一帮小孩子不管有钱没钱都会急切都涌过去，把货郎的担子围得水泄不通，眼巴巴地看着有几毛零花钱的伙伴挑选自己心爱的东西，弹子啦，橡皮啦，铅笔啦，搅笔刀啦，五颜六色的小糖豆啦……有时候我们会偷偷地背着大人，隔三差五地从鸡窝里掏出热乎乎的鸡蛋换三五根橡皮筋，积攒起来，等积攒到一定数量，就动手制成一个韧性十足的弹弓，从河边挖来黄泥，搓成弹子大小的泥丸，在窗台上晾干了，满村子打鸟……
记得有一段时间，村里几个大点的孩子不知道从哪里搞来鱼钩，栓上线在村后的河里钓鱼，一个上午能钓上来大半洗脸盆半寸多长的鲫鱼，让我们羡慕不已。那天正好村里来了货郎，我们没有鱼钩的伙伴就一起涌上去，我在混乱中浑水摸鱼，藏了三个歪嘴钩，当时我吓得两腿发软，心怦怦跳个不停，幸好货郎没有发现，家里人问我哪里来的鱼钩，我撒谎说是毛蛋给我的。偷拿了货郎的鱼钩，我心里一直惴惴不安。后来我和大姐一道去上街，大姐给了我两毛钱，货郎再来村里的时候，我涌过去，故意把一毛钱丢在地上，然后捡起来问是不是货郎丢的，货郎问了一圈，都没有人应答，然后就确定是自己丢的，收起了钱，那一刻，我悬嗓子眼的心终于落到肚子里。
我忍不住紧跨几步和货郎攀谈起来，货郎说山里进出不方便，挑着几十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一是为了赚点香烟钱，二是为乡亲们图个方便，老了不中用了，打工没人要，也只能干点这个营生……正聊着，约莫一个四五岁的小男孩，拿着两块钱，天使一般迈着轻盈的脚步，欢快地奔向货郎的担子，用稚嫩的童声向货郎传递着他的需求，一块钱棒棒糖，一块钱气球。小男孩接过气球和棒棒糖，迫不及待地剥掉一只棒棒糖的皮，急急地塞进嘴里，一边吮吸着棒棒糖，一边又拿出一只气球，边走边吹，沉浸在幸福的愉悦里……恍然间，那就是二十几年前的我，吹着吹着气球就长大了，而童年的欢愉则被货郎装入玻璃箱里挑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挂念着乡村，除了年迈的父母以外，其他也没有具体念想的对象，破败不堪的老房子、随风飘荡的炊烟、鸡鸣狗跳、树木村庄、野花杂草，不一而足，似乎没有什么来由，不深不浅地记挂着，就像许多年前的一场暗恋，疼惜里夹杂着纯净的美好，值得长久品啧和回味。
蛰伏在城市，蜗牛一样背负着幸福生活的梦想，彳亍独行。早些年生活在乡村渴望城市的繁华与热烈，这些年守望在城市向往乡村的质朴与宁静。愈来愈发现，城市是呆不下去的城市，乡村是回不去的乡村，于是纠缠往复在两种生活里不能自拔。身在城市，心潜伏在乡村，多少算是一份平衡，或者是一种自我安慰似的补偿。
生活是向前的，选择了一种生活只能勇敢向前，是没回头来过的可能的，纵使有回头的心，未必有回头的路。人总是喜欢对比，拿出原先的生活和当下的生活对比，特别是当下生活不甚满意的时候，对比的想法就愈加强烈。生活在城市和乡村的情怀里徘徊。
生活在城市，一栋楼和一栋楼除了高矮胖瘦的差异之外，基本都长着同样面无表情的面孔，彼此孤寂地浸淫在繁华的炽烈里，沉默不语。被繁华包裹的，往往是一颗无处可归的心，磷火一般，游荡在城市的繁华里。
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乡村生活，时不时如潮水般入侵过来，占据着心房，撩拨着心绪。身在城里，心在乡野，似乎注定一辈子都在重复同一件事情——离开乡村。城市和乡村之间，除了阻隔着一颗无根的心之外，还被一股强大的力量割裂开来，一条鸿沟就像一场沉疴，久难治愈。
回家看望父母的时候，常习惯性地在村子里走走，到村外田野里漫步，让灵魂无限安逸地接近土地的温润与厚重，往往这时候会真切地感受到生命真实的存在，感悟到生命的重量，真真切切，真切到就像一棵树或者一株草，根须深深地伸入大地的内里，汲取葳蕤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养料。生命的沉静与淡然，就像广袤无边的大地，踏实、厚重、沉稳，远离欲望，肥活着一切生命，就像母亲，对待她的每一个孩子一样，无私的付出，而无需任何一点回报。执着于大地的情感，是生命敬畏生命漫溢而出的诚挚的情怀，是心灵叩击大地最澄澈浑厚的回声。
娶妻生子，耽于工作，回乡村的机会越来越少，忙或者以忙为借口。偶尔回去，父母一年比一年苍老，除此之外就是有意无意间记不起了很多动物、植物的名字，就像大街上遇到多年前的同学，熟悉的面孔，却喊不出名字那般尴尬。我不知道那些我忘了名字的物什是否和我一样，同样忘了我不再年轻的面孔。我更不知道如何与时光对抗，打破如此坚硬的隔膜，抚平如此深长的割裂。少时与村庄里的一切的欢愉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淡去，相忘于江湖。若干年后，若父母故我们而去，回乡的这条路会不会像我们出生时医生用锋利的剪刀“咔嚓”一声剪断我们的脐带一样，剪断给我们生命给养的通道，隔断我们的血脉。
有人就有江湖，有江湖就有决绝的相忘。相忘于江湖，我们将随着时间的脉络隐入大地的怀抱，最终化为一抔沉静的泥土。
雨下得不急不缓，坐在大排档里一边吃饭一边漫不经心地打量路上的行人。虽则夏至已至，雨落下来还是有些微凉。撑伞的人大都雨一样不急不缓地各自赶路，无伞的人则抱着头急急忙忙地前行。忽在稀稀拉拉的人流里，瞥见一个瘦高个的男孩，约略十三四岁的样子，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书包，怀里紧紧地抱着一双洁白崭新的球鞋，光着脚，低着头急急匆匆地赶路。男孩的行为招来左右食客友善的笑意，我也不由得会心一笑，仿佛看到了曾经年少的自己。
男孩为了保护自己新买来的白球鞋，不惜光着脚丫走在雨天的大街上，憨态可掬，可爱至极。没有一点做作，自然而松弛。那份对白球鞋怜惜的情怀，内心洁白的柔软，让见着他的路人无不感触有佳。那个光着脚抱着鞋子在雨天走路的“傻傻”的男孩，仿佛就是站在时光缕绺里曾经简单洁白的自己。
想想自己在小时候，多么渴盼着拥有一双回力牌带红边的白球鞋。后来姐姐用她积攒的私房钱给我买来一双，我如获至宝地怜惜它，雨天或者泥泞的时候是万万舍不得穿的，只在天气晴好且是重大节日如开学典礼、走亲访友时，才舍得让它隆重出场，而后便收拾干净，放在通风的窗台上，有事没事就去触抚一下，就像养着宠物一样宠着它。若是穿得有点脏了，则无需家里人支使，便找来鞋刷和香皂，勤勤勉勉地里里外外刷个干净，然后用卫生纸小心翼翼地包裹起来，吸收漫溢出来的汗渍和脏物，以便保持鞋子的洁白如新……
或许，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曾经拥有一双白球鞋一样真纯洁白的空地。那时候的生活，因简单而快乐，因欲求少而幸福，因有所敬畏而灵魂坦然祥和。成熟反而迷失，打着生活的旗号向生活屈服，心中那块原本澄澈洁白的空地逐渐失守，一如烈女失却了自己的贞操。欲望永远比幸福来得更彪悍，更猛烈。灵魂的失守，让我们焦虑彷徨，再也不可能像那个可爱的男孩一样，为了守护一双洁白的鞋子，而抱着它光着脚走在雨天的路上。男孩守护的是鞋子，亦是内心的洁白，简单而纯粹，不含一点杂质。
人，应该有所敬畏，不应一味地占有、征服，而应在内心深处保留一块原生态的处女地给灵魂栖息。欲望越大，占有越多，征服越强，内心的空地就越小。人与人的博弈、与自然的博弈、与环境的博弈的同时，也在和自己的内心博弈。博弈的结果只能是零和的，多占外界一分，其实内心同时也在退让一分，快乐未必增了，幸福未必加了，而虚妄的内心并未因为占有和征服而强大，反而越来越虚妄。灵魂像沙漏，随着时间的流逝、岁月的游走，而一点点遗漏，消弭在生命的长河。
或许，简单点，纯粹点，懂得珍惜，懂得取舍，才能最“廉价”地获得，就像那个抱着洁白的鞋子、光着脚，在雨天走路的可爱的男孩。
14岁时，家里实在没钱供姊妹三个上学，她不得不含泪离开学校，把上大学的梦想深深地埋藏在心灵最偏僻的角落，用稚嫩的肩膀背起行囊，扛起生活的重担，远赴他乡，开始艰辛的打工之旅。
微薄的工资，除了简单的吃喝用度，她舍不得多花一分钱，把省下来的钱邮寄回老家，供弟弟妹妹上学。可惜，她的弟弟妹妹没能如愿考上大学，这让她深藏的梦想之花没能绚烂滴绽放。这让她很迷茫，也很彷徨，多年来的辛苦似乎一下子没了着落。
她不甘心，她想让她所在的那个偏僻的乡村出两个大学生的愿望反而愈加强烈。从此，她的心底便萌生了一个强烈的念头——自己没有机会读书，没能让梦想之花开在最灿烂的青春的枝头，就希望让别人有书读。从此，她便走上了让别人有书读的道路。
2000年至今，她一直在厦门一家足浴城当足底按摩师，俗称“洗脚妹”，月收入3000元。对于这些血汗钱，她这样样分配：500元用来租房和个人消费，剩余2500元，扣除给家里寄的一些，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她资助了老家村里20个贫困大学生。从2006年起，又通过厦门市妇联，在同安一些中小学校展开一对一资助，资助的人数从三五个上升到数十个。加上一次性的资助，她以她微薄的收入，帮助完成了上百个孩子的读书梦。她的事迹在厦门广为流传，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她叫刘丽，来自于一个偏远乡村的打工妹，却以自己的善良和执着获得2010年“感动中国”人物大奖。她是一个瘦弱的姑娘，一副疲惫的肩膀，却托起了无数个孩子读书的梦想，是内心的善良，让她身上有圣洁的光芒。她剪去长发，在风雨里长成南国高大的木棉，红硕的花朵，不是叹息，是不灭的火炬。这生生不息的火炬，就是潜藏在她内心深处不灭的梦想。
2009年7月，做了10年洗脚妹的刘丽与人合伙在厦门开了一家足浴店。她希望通过这个公益平台，为更多的孩子提供资助。另外，她的心中还有一个想法：在自己家乡办一所学校，让家乡的那些孩子们享受到更好的教育资源。她用自己瘦弱的双手，温暖别人的梦想，她用她的善良和刚毅抚慰自己的梦想，那么坚定，那么快乐……
她在最艰难困苦的时候也未曾有过半点懈怠，她用她柔弱的坚强守住了自己含苞欲放的梦想。她在替别人圆梦的同时，也是为自己圆梦。她的梦想之花，绚烂地开在别人的枝头，葳蕤着不熄的圣洁之光。梦想是她前进的动力，是帮助她披荆斩棘的利刃、搏击巨浪的双桨。梦想就像黑暗中的灯塔，为她指引着前进的方向。其实，人人都应守住自己的梦想。守住梦想，就是守住人生的翅膀。守住梦想，就是守住心上的阳光。守住梦想，就是守住不谢的花季。守住梦想，就是守住迷人的远航……
一周前，小姨打发表弟送来些许泥鳅。表弟拿只塑料袋就给提过来了。有四十多只吧，于是我给倒进洗米篮里，想怎么才能美味掉它们。这些生龙活虎的小家伙们，既让我欣喜，有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小姨会送泥鳅来，应该是上次一起吃饭时，无意间提到泥鳅煮面条味道极鲜美，是春天恩赐给馋嘴们的佳品，不想却让小姨记挂在心上。其实我也只是说说，没成想又让小姨费心了！
清明已过，气温一级一级地爬上来，不仅温暖了我们，温暖了鸭子们的脚，也温暖了水中蛰伏的泥鳅们，它们撒着欢啊从稀泥糊里拱出来，翻着滚儿，吹气泡泡，争先恐后地呼吸温暖的春的气息。姨夫则在长长的捉龙虾的网笼里装上香喷喷的芝麻粕，扔进沟塘里，引诱贪吃的龙虾们自投罗网。
那些贪嘴的泥鳅们，闻着香味，抵挡不住诱惑，一个接着一个钻进来，吃饱喝足了，却发现再也回不去了。直到它们被捉上岸，也未必明白，有些路是不能走的，走错了再也回不了头。
疼我的小姨派遣表弟从乡下把捉到的泥鳅送进城历来，让我第一时间尝尝春天的鲜美。泥鳅下面，味道的确鲜美无比，可那都是在乡下时，母亲亲手打理好了泥鳅，煮成鲜香可口的美味之后，我们坐享其成。现在，让我来对付它们，滑滑溜溜，连捉也捉不住，怎么才好？！更何况，它是活生生的小生命！
我这里还在苦思冥想，妻却哗啦一下，把泥鳅们倒进只小盆里，放入清水。妻泰然地说，养着吧，正好给儿子作伴。看，它们游得多欢！我晕，这位帅哥妈妈居然要给泥鳅喂米饭！
从此以后，我们每天下班后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泥鳅，只是我不知道它们的口味，所以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东西喂它们。我试探着说泥鳅应该就是吃泥巴的吧？未曾想差点儿把表弟笑翻天。
这些小精灵们，每当我们一上来打开门，它们在小盆里就闹腾开了，稀里哗啦，不知道是在跳舞，还是被脚步声吓到了，弄得水花四溅。有时候我们不在家，总有那么一两个调皮的会蹦到盆外面，试图打探下外面的世界是否比盆内的更精彩，时间久了就成了干巴巴的一条，有会死的危险。不得已，每次外出之前，我们只好给小盆又加了个盖儿，以防不安分的家伙，拿生命开玩笑。
这几天，妻带着儿子回乡下老家小住，家里静极了，看泥鳅成了我每天回来后最主要的事。房间里除了电脑主机嗡嗡的声响外，就是泥鳅们偶尔在水里闹腾嘻戏的声音了。我喜欢听到它们激水的声音，它们欢欣地闹腾，我也跟着欢欣起来。
中国处于这样一个时期，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以下正文）
一八八七年，莎拉·艾默里出版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在十九世纪美国女性世界，倘若艾米莉·狄金森是最深邃的心灵，那么艾默里则代表着亢奋与愤怒。一直到一八九五年去世前，她是个不停息的讲演者、社会活动家、女权主义者和宣传册作家。狄金森对着自己的内心喃喃自语，艾默里则在中西部的农民中找到了广泛的共鸣。
《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把艾默里推到了影响力的巅峰。它在五年里印刷了三十六万册。倘若考虑到美国只有七千万人，他们分散在如此广阔的疆域，全国性的阅读群体尚未形成，无法计算的盗印，这实在是个惊人的数字。这本书的特性确保了这种成功——它毋需阅读，标题说明了一切。
艾默里把这本书献给了“一个即将死亡的共和国的受奴役的人民”。很多美国人相信自己正是其中之一。南北战争后的美国，迎来了一个镀金年代。开采石油、架设铁轨、钢铁厂的烟囱高高矗立、工业资本主义开始了；纵贯大陆的铁路网，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海底电缆连接了大西洋两岸，从澳大利亚到阿根廷，再到古老的中国、印度、欧洲，它们都是全球市场的一部分，都与一个美国农民的生活牵连到了一起。
一些人在其中发现了无限的机会，他们创造了从未预料的财富，成为了钢铁大王、铁路大王、石油大王、棉花大王；更多的人则感觉到，他们的生活正被扯进了无法理解的动荡中。他们发现自己的收成卖不了原来的好价格，觉得自己辛苦的劳动带不来生活的改善。日后的历史学家会说，那是一八七三年的经济危机的结果，是一场全球性的价格下跌。
日常生活的困顿，因为贫富差距的加大和生活景观的骤然改变，变得更加不适。似乎两个截然不同的美国正在兴起。一个美国是不断的兴起、膨胀的城市，是新的财富与权力的傲慢与炫耀，是传统道德的消蚀，是工业家、金融家、城市人的美国；而另一个美国则是乡村的，是勤勉、节俭、纯真的象征。后一个美国，似乎正残酷的被前者盘剥——南北战争是它的前兆，工业的北方战胜了庄园的南方。
到处酝酿着不满与躁动，昔日稳固的信念也动摇了。这块大陆曾经许诺给每个人以自由与富足，“新边疆”诱惑着一代代人移居此地。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感觉到机会正在减少，生活并非他们设想的那样，他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头脑与双手，建设一个美好家园，他们被一种无形却强大的力量操纵着。
所有的情绪，因为“绿背纸币运动”而汇集到一切。而艾默里为这些所有的不安、焦虑、愤怒、困惑，找到了一个明确的敌人——是华尔街的金钱之王们，操纵了这一切。他们可以通过操纵货币，随自己的意愿来让这个国家的商业升值或贬值，来创造繁荣或者带来萧条。他们拥有着这样的权力，而且总倾向于作恶。她抚慰她那些身心疲惫的读者们，南北战争之前的美国是一个伊甸园，它的堕落正是从华尔街执掌一切开始的。
一些人把莎拉·艾默里的指控，推到了更远的地方。美国陷入了一个欧洲强加的金融系统，另一位小册子作家威廉·哈维在一八九四年写道。这本《硬币的金融学校》比七年前的《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更为畅销，它在十一个月里卖出了四十万册，一位国会议员发现——“报童在每个火车站叫卖它，每个雪茄店都有售……几乎每个人都在读它”。不是华尔街，伦敦的犹太金融家罗斯柴尔德家族才是一切灾难的源头，他们要摧毁整个美国。
很少有人记得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更不会去阅读他们的作品，它们是夸大其词、种种偏见的产物。但倘若你要去理解十九世纪的美国历史，它们则是无法错过的角度。它也为理解人类社会的迷狂与偏执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材料。当一个社会陷入思想上的混乱与内心的焦虑时，简单、武断的结论——不管它多么缺乏理性——往往能掘取住整个社会的想象力。它也是人类社会永恒的诱惑与灾难的源泉。
在美国两百年的历史中，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的阴谋论既不新鲜、也未终结，它们以各种面貌出现。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斯塔德发现，早在建国之初，美国人常常忧虑于来自欧洲的国际阴谋，它正试图摧毁这个年轻的共和国，阴谋主要来自于政治与宗教领域。到了十九世纪末，它变成了金融与经济领域的威胁。而到了二十世纪中期，美国不再忧虑于欧洲，但东方共产主义则笼罩在人们心头。人们不再天真的相信威廉·哈维式的阴谋——连美国总统克利夫兰都不过是犹太银行家的代理人。但这样的谣言却在上空飘荡——约翰·肯尼迪是共产主义的代理人，他的遇刺是因为没能完成苏联共产党交给他的任务，没能在美国迅速实现无产阶级革命。
而在世界范围内，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则从不缺乏呼应者，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刻出现。它可能是十七世纪英国的捉巫行动，是一九二零年代的德国，是犹太人让这个伟大的国家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陷入了屈辱；也可能是一九九零年代的日本，西方的金融家们强迫日本人签订广场协议，洗劫了繁荣的日本经济。最新的例证是二零零七年的中国，一位叫宋鸿兵的业余历史学家用写作了《货币战争》一书。
与《硬币的金融学校》、《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一样，《货币战争》宣称自己发现了历史的秘密。滑铁卢之战，六位美国的死亡，希特勒的崛起，日本经济泡沫的破裂，亚洲金融危机，一位旅居美国的业余历史学家言之凿凿的宣称，这些横跨两个世纪、彼此无关的事件，都缘于一小群国际银行家争夺“货币发行权”，而罗斯柴尔德家族是其中最显赫的角色。
最初，出版方勉强的接受了它，它文笔粗糙，逻辑与事实似乎都不令人信服，至多能卖出一万册。作者也毫无期待，宋鸿兵出生于六十年代末的四川，九十年代初前往美国，做过程序员、分析师种种职业，与大部分美国中产阶级唯一的不同，他还是一位历史爱好者，这本书是个人小小虚荣心的满足。
但在接下来的两年里，它卖出了超过两百万册，盗版则是散落在全国街头的小摊位上，不仅是公众热情的拥抱了它，一些政商两界的重要人物也为之所动。“某些企业的高管最近来问我，这一切似乎确有其事”，一位经济学家说。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在私下里说，一位副总理问他这本书能否作为决策参照。一些政府部门则批量购买，分发学习。而作者则变成了中国身价最高的演讲者，一位大众英雄。他被《商业周刊》评选为影响中国的四十位人物之一，与胡锦涛、王歧山、柳传志、章子怡并肩而立。被意外的成功震惊的业余历史学家变成了时不我待的预言家。两年前他说“我从未想过，这本书会如此畅销，就连高层领导人都会阅读”。两年后，他的名片上印上了“环球财经研究院院长”，出席种种论坛，为公众阐述他的最新理论，他对自己的判断坚信不移。这本书为何如此成功？罗斯柴尔德家族不会引起太多读者的兴趣，即使犹太人能激起中国人特别的感情，它也于阴谋与仇恨相差甚远。中国人赞叹犹太人的金钱控制力，中国最富经商才华的人群，温州、潮州人经常自称“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甚至增加了中国人的自傲，是中国文化将独一无二的犹太文化同化，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上海对大批欧洲犹太难民的慷慨救助。
引人入胜的是阴谋论与及这种阴谋论与中国的关系。“本书的目的，就在于将世界十八世纪以来的重大金融事件背后的黑手曝光出来，回放、观察、体会、对比、总结这些人的战略目的和惯用手法”，作者在序言中写道，“从而预测他们未来对中国打击的主攻方向，以及探讨中国的反制之道。”他相信“战争已经开始，虽然看不见硝烟！”。对手的是明确的，他们是美国的金融官员与银行家，他们是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另一种形态的继承人。倘若罗斯柴尔德要为十九世纪的历史负责，那么这群美国的金融家们则是瓦解苏联、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幕后人物，而中国则可能是下一个目标……
二
与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一样，一九七八年后的中国是另一个“镀金时代”，经济增长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在多年的政治运动与物质匮乏之后，人们什么都想生产，什么都想消费。理想已经破灭，物质代表着最后的自由与希望。欲望催生了惊人的变革，三十年来的中国是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市场化这诸多力量的产物。变化太迅速、太庞杂，最初人们感到由衷的喜悦，他们更自由了，生活的可能性被拓展了，从前的禁锢被打破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期望，则不断的提高。
但大多数人逐渐发现变化并非总符合他们的期待，自己经常不是变化的主人，而是它的俘虏。他们在获得某种自由的同时，新的焦虑也随之而来。你不用忍受单位令人窒息的压抑，你的阶级出身、政治面貌、学历程度都不再重要，却发现金钱正成为新的主宰。生活的一切，都被金钱化了，自由、尊严、爱情、友情、个人价值、生活意义，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更糟糕的是，你发现自己在这个新的系统中，并不一定能成功，即使取得了暂时的成功，也很难保持这种成功。金钱是那么不稳定，数字是那么的赤裸裸与残酷，它给你带来即刻的满足，也令你陷入的无穷的焦虑。你看到一些人正变得如此富有，昔日平等的朋友，如今的生活却是如此不同。一种更可怕的预感是，你开始感觉到富裕之路的坎坷。一九九二年开始的商业热潮，曾经造就了无数的财富英雄，但机会正迅速的减少，财富的分配已然定型。倘若这让你充满无力感，那么一些人的迅速富有，则令你心生愤怒，他们不是凭借个人的勇敢与智慧，依靠的是权力关系。你对他们既羡慕、又愤愤不平。
倘若创业致富的机会日渐渺茫，股票市场像是最后的机会。在几年的时间里，似乎人人都在发财。大盘上升的曲线和上涨的数字，成为了欢乐与幸福的来源，生活变得不仅货币化，甚至变成了抽象的数字。目睹着金钱的迅速的流动，空气里到处是金钱的味道，它挑逗起无穷的欲望，也引发不安。但股票市场却陡然崩溃了，你甚至说不清原因是什么，只是知道自己拥有的东西突然少掉了一半、或者更多，像是一个强大无比、又无形的劫匪突然把你洗劫一空，你觉得命运不在自己的手中。
上涨的股票带来的安慰消退了，而生活的不安全感却不断增加，你不仅买不起房子与汽车，还要忧虑食品有毒，医院的见死不救，孩子怎样上一所重点小学……三十年的经济增长的财富，没转化成社会保障系统，也没建设出足够的公共设施。突然之间，你发现一个小小的家庭，要承担起整个社会失序的后果。你要早晨起来送孩子、陪他做作业到深夜；每天要在令人绝望的交通系统里耗上两个小时；要想办法托各种人情关系，在医院里为父母找一张病床……所有昔日能给你带来暂时安慰的网络，大家庭、朋友、甚至办公室里热心给你张罗对象的大姐，都慢慢消失了。你要在这个庞大的社会竞争场里，孑然一身的战斗或是随波逐流。
电脑屏幕中的虚拟世界可以暂时抚慰你，你可以表达自己的挫败与愤怒。但是，它也给你新的焦虑，世界以前所未有的复杂形态拥挤到面前，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你要了解这么多东西，从水景住宅到磁悬浮铁路，从汉武大帝到股票市场，从流水线管理到Web
2.0，从山寨手机到雷姆·库哈斯的建筑理念，从梁朝伟的眼神到迈克·杰克逊的舞步，从道琼斯的指数到人民币的汇率。你也听到了很多人谈论中国的奇迹，中国不仅被世界影响，也正在影响世界，全球的金钱正涌向中国……一种更强烈的感受也随之而来，你觉得中国越来越富有，身边的一些人越来越富有，自己的生活却越来越艰难，什么都在涨价，自己的收入却没上涨。你觉得生活被一种莫测的力量左右。
倘若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美国农民感觉到“新边疆”的消失，感觉到生活希望的暗淡，他们成为了《奴役美国的七种金融阴谋》的追随者，他们用猜忌、怀疑来对抗失落。中国的中产阶级的乐观气氛，在二零零七年后迅速减弱。这一年的二月二十七日，中国的A股市场在一天内蒸发了接近一万亿。也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逐渐开放金融市场，QFII让外资可以买A股了，QDII可以让中国人投资海外市场，“港股直通车”要到来，股指期货据说也要粉墨登场了。人民币的汇率问题，中国的主权基金问题，在把M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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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输送到全世界之后，中国进入了全球化，最后、或许也最难以理解与控制的过程——金融的全球化。原有的不安全感，随着这一更复杂的进程的到来加剧了。股民们早已谈论了很长时间，海外的热钱如何洗劫股市，如今这种危险似乎变得更清晰了。当然，他们也同样殷切的期望，在一个广阔的资本市场里，自己最终也分到一杯羹。但是这希望与焦灼，都那么模糊。宋鸿兵这本言之凿凿的《货币战争》，能解除他们的焦虑，给他们应对之道吗？无知与猜忌，带来了阴谋论的横行。因为不知道如何理解自己的困境，因为日常生活的不安全感，所有新的事物都可能是危险的。
《货币战争》击中了公众的心，因为他们信息的匮乏，因为他们日常生活的受困。那么这些领导者呢，他们理应掌握着更确切的情况，他们也该有着更长远的判断，如何会被这种拙劣的阴谋论所迷惑？
政治学家白鲁恂曾经感慨中国的政治生活缺乏“现代人”。获取权力的人，不是那些了解现代世界的人，而经常是那些更熟悉中国传统游戏规则的人。中国政治的封闭性，让领导人成为天然的阴谋论的信奉者，他们的每一次升迁，不都是建立在某种意义的阴谋之上吗？形成了一种奇特的现象——中国的领导人有着双重的角色。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他们遵循一套游戏规则，这套规则以权力斗争为核心，察言观色、明哲保身、熟练的运用意识形态为自己辩护、没有原则的个人忠诚，是他们能力的表现。但当中国要进入国际舞台，要谈论全球经济、气候变暖，和其他领导人同台辩论时，他们却不知道如何扮演这一新角色。他们在无穷的政治斗争中历练出过人能力，却对如何运转一个现代国家，理解金融体系，几乎一无所知。当他们内心慌张时，他们就必须用更空洞的概念掩饰无知。于是，经济问题变成了意识形态问题，货币汇率则是民族大义。迫在眉睫的国内问题，变成了一个国际问题，正常的解决方案，必须要服从国家利益。汇率不再是汇率问题，金融也不仅是经济问题，它是另一种战争，而在战争状态下，政府可以动用一切非常规手段。
帝国主义再次回来了。在宋鸿兵迅速兴起时，只有一位经济学家的欢迎度堪与作比。与前者业余历史学家的出身不同，朗咸平接受过最好的经济知识训练，是一位商学院的教授、一名锋利的谈话节目嘉宾。但在过去两年中，他公开宣扬他开始阅读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论著，他的一系列广受欢迎的书有着这样的名字《产业链阴谋》，《新帝国主义在中国》。又一场‘货币战争’开始了，它的敌人更为明确，郎咸平为中国失衡的经济结构、人们普遍的被剥夺感，寻找到一个真实、似乎也是可信的敌人——金融资本主义不正是帝国主义的最高形式吗，它早已经残酷而无形的掠夺了我们。
这是一个官方与公众都乐于接受的解释。它不仅似乎也有道理，更与这个国家多年来的内心感受有关。一个世纪以来，每个人都熟悉这样的论调——近代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帝国主义带来的。倘若你对郎咸平的《新帝国主义在中国》感兴趣，你也可以阅读历史学家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它为近代中国丛生的问题，找到了帝国主义这个便捷与愤慨的答案。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在胜利的前夕，它的主张与理念，令很多人相信——中国所有的问题，都将在新政权到来后迎刃而解。它出版于一九四八年，我有一九五三年的第三版，五三年，是朝鲜战争最后时刻。在很多中国人的印象中，“美帝国主义”取代了“八国联军”，试图扼杀中国的独立与强大。
如今，我们知道了胡绳是一位深陷意识形态的历史学家，而朝鲜战争也并非不可避免，毛泽东对“美帝国主义”的强调，是另一种国内动员的方式——他渴望不断革命，让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输出中国的革命模式。但仅仅用“宣传”来理解胡绳的著作，有失偏颇。他的确触碰了很多中国人的敏感神经。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的屈辱感不断增加。这种屈辱庞杂而暧昧，它来自于战乱、颠簸、死亡，也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贫困、不公。伤害你的可能是长官、警察、投机商人、黑帮、甚至是身边的朋友——在一个物质匮乏、又道德失序的年代，人人彼此争斗。而在所有压迫你的等级中，西方的外来者，似乎占据着最高等级。他们在自己的租借区，过着与那个混乱、贫穷、肮脏的中国截然不同的生活，他们傲慢、高高在上、有时还用大炮轰击我们。似乎没人能触碰他们的特权，平定了太平天国的曾国藩要小心翼翼的处理“天津教案”，这样一个再造帝国的人物，竟然担心得罪洋教士；统治了中国半个世纪的老佛爷，则仓皇离京；不管是僧格林沁的精锐之师还是义和团的刀强不入的神功，都不敌他们的枪炮；帝制推翻了，共和到来了，但是他们的特权没有一丝触动，甚至延伸到更广泛的地区，开办工厂与洋行，到处是洋布、洋火、洋烟、洋油，中国军事强人们，从袁世凯到蒋介石，都必须竭力寻找他们的帮助。与此同时，中国却日渐分崩离析，到处是挫败、愤怒与绝望。
再也没有什么比对“帝国主义”的谴责，更适合释放这种挫败、愤怒与绝望了。它不仅是等级秩序中的最高层、也是一个外来的异端，距离普通人足够遥远。对他们的谴责，既合情合理，更是一种团结自身的驱动力——在一致对外的情绪中，中国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可以暂时忽略。它也是一种“受害者”情结的释放——中国人和中国，都是受害者，他们不应为自己的失败承担责任，帝国主义者要为此负全责。
胡绳的著作暗藏了这样的逻辑——从满清到民国（他只写到一九二四年，否则一定要包含国民党政权），所有的中国政权也都是帝国主义者的工具，他们加深了中国的困境。而只有共产党的到来，中国才可能获得独立，伴随着帝国主义的离去，中国将重获强大与繁荣。
新中国赶走了洋行、查封了他们的财产、驱赶走他们的外交官，并的确出人意料的在朝鲜战场了与美国人打了个平手——尽管中国的伤亡惨重，但对于一个新生国家来说，这却是惊人的成就，倘若再追溯之前的漫长屈辱，它不仅是第一次战胜西方国家，还是最强大的一个。
中国赶走了很多帝国主义者，却投入了另一个帝国主义者的怀抱——苏联，尽管它被称呼为“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这种关系破裂后，中国真的摆脱了所有帝国主义的影响。但伊甸园并没有随之而来。相反的，它是一连串更深的困境。大饥荒造成的死亡，要比之前所有的战乱与入侵还要多。尽管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帝国主义者”，“帝国主义”仍频繁的出现在人们的生活中。人们逐渐形成这样一个印象——它们仍在围困着中国，是它们的封锁与制裁，才使中国陷入如此困境，他们还想实行“和平演变”，彻底推翻中国为之不易的稳定。一种矛盾的心理不仅出现在官方的文件里，也深入人心——一方面，我们对“帝国主义”忧虑重重，它们仍无处不在，“亡我之心不死”，我们要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又仅仅是一只“纸老虎”，它一戳就破，它的脆弱证明我们的强大……但是它现在以金融家的面貌又回来了，它是另一只纸老虎吗？
(二)
人们对于货币战争的焦虑，对于新帝国主义的恐慌，发生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之时，世界惊呼中国的全球并购，对它庞大的外汇储备震惊不已，而它的GDP增长数字则如谜一样令人羡慕。
中国像是在极度的乐观与悲观之间摇摆。一方面，它在自己的辉煌中自得，认定中国世纪已经到来；另一方面，它又觉得自己脆弱不堪，被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包围。
类似的例证不断出现。在2008年7月一次世界范围的民意调查中，中国人在24个国家中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86%的满意度，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澳大利亚的61%，美国人只有23%。一个月后，北京奥运会大获成功，中国不仅创造了震惊世界的开幕式，还赢得了数量第一的金牌。一些北京市民在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他们脱口而出的感受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这真是个黑色幽默，距离毛泽东豪言壮语已经六十年，似乎有人一直阻止我们站起来，或是不承认我们已经站起来。
几个月后，当佳士得准备在巴黎拍卖圆明园散落的鼠首、兔首铜像时，它引起了中国外交部的抗议，称拍卖将“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一个庞大的中国民间律师团，则准备通过法律程序来追讨这些文物。公众情绪狂热，他们将此视为对中国的再次侮辱，法国人不仅在150年前火烧了圆明园，现在又在历史伤疤上撒上新的盐粒。在中国外交部发出抗议那一周的周末，G7会议在罗马举行。当全球最富有的七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聚集到一起、商讨解救世界之道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中国。一份报纸指出：“当世界在经济泥淖中越陷越深，中国的形象从汇率操纵者转变成为消费的推动者”。
在盛赞中国的《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中文版上，编辑特意把这样的句子作为导读：“1800年以后，欧洲经济腾飞不仅采用了一种规避亚洲的方式，而且有时候还综合运用经济和军事手段强制亚洲国家走相同的道路”。在导读旁，是对鸦片战争的描述——中国人相信这场战争把一个强大、富饶的中央帝国，推进了一个接一个的屈辱。这可能是编辑下意识的举动，却流露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的情绪——即使在大声宣扬我们的成功时，仍不忘提醒别人，我们曾是受害者，现在可能依然还是。
甚至对中国的赞叹，也可能是阴谋。《西方热炒"中国模式"疑"捧杀" 日本为前车之鉴》，一份报纸这样宣称。它认为，西方人谈论“中国模式”，是为了让中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让中国按照西方的价值理念出牌；按照“西方方式出牌”则意味着悲剧，日本是“前车之鉴”，正是西方在三十年前对“日本模式”的盛赞，冲昏了日本人的头脑，最终导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陷入衰退。
是什么导致了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 它与中国的固有结构有关。十三亿人口造就了规模上的胜利，也使所有成就变得微小。你可以在数字上看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你也可以体验到人均收入第127名的贫困。制度的失败，加剧了这种失衡感。大城市的繁荣与衰败的乡村，让人感到像是在不同时空穿梭。你也会发现，一个能发射太空飞船、举办奢华奥运会的国家，却无法给婴儿们提供干净的奶粉，无法给年轻人提供开启心灵的教育。在国家力量上它无比强大，但个人的命运却经常脆弱不堪。中国的崛起创造了胜利者，也带来了更多的失败者，他们要承受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失利，也有精神上的失衡，一个错乱的社会系统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无穷的羞辱。
这种激烈的情绪摇摆，更是信息操纵的结果。毛泽东时代，政府封闭了人们的眼睛与耳朵，只按照政治需要来提供信息。尽管从不知美国的模样，每个儿童也会大声谴责“美帝国主义”，指责“苏修分子”，并自以为生活在一个幸福的时代。现在，信息似乎难以钳制，但是官方依旧有力地塑造舆论。在公共空间，人们很难看到、读到关于中国深层困境，以及不同声音的争论。不断被强调的是十三亿集合的成就，个体的悲剧总是被遮蔽。当引述外来者对中国的评价时，人们经常忽略西方社会多元的声音，而是截取片段的信息。有时，中国读者会有一种铺面而来的感受——从美国到非洲，整个世界都在赞扬中国。然而，尤其是中国与美国、日本发生摩擦，以及涉及台湾、西藏问题时，则会出现另一种截取信息的方式——整个西方都要扼制中国，对中国充满敌意。在公众眼中，国家形象经常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幻象中摆动。对于更为复杂的公共议题，不管是金融政策还是外交关系，讨论不仅受限于意识形态，也受限于知识的不足。由于集体性的无知，任何简单的答案都充满了诱惑力。
官方还努力重塑记忆。一些外来的观察者很容易发现，在中国的公共生活中，历史耻辱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新丑条约、中日战争，每个中国人都熟知这些历史事件。近代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被不断瓜分、无比屈辱的历史。“百年国耻”贯穿在中小学的课本里，也出现在博物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电影、报纸、杂志、电视屏幕上。往日的屈辱也为今天的“阴谋论”增加了新的燃料。
记住历史并没有错，但有选择的记忆，则经常是政治操纵的结果。它使“历史幽灵”以奇特的方式出现在现实生活中。你会惊异地发现，这些二十岁、从未受过苦的青年人，总把 “百年国耻”挂在嘴边，每当与外来者发生冲突时，就熟练地用出来。他们也不习惯多元的声音——而是把任何不同的主张，都理解成一种对抗，把任何与自己不一致的行为，都视作一种侮辱。
个人生活中普遍的不安全感，对历史耻辱的强调，对自身和外部世界的无知，公共空间的单一化，反省意识的缺乏，这一切都酝酿了极端的公众情绪。不安全感与屈辱，很容易转化成愤怒、仇恨，甚至进攻性。
二
这只是一个转型时期不可避免的思想与情感混乱吗? 低估这种情绪是危险的，以为它会自然过去，则是一厢情愿。莎拉·艾默里与威廉·哈维激起的焦虑与愤怒，转化成十九世纪末的民粹主义运动，也变成了美国军事扩张的基础。就像理查德·霍夫斯塔德评论的：“人们经常用冒犯来回应挫折，通过威胁他人而缓和自己的焦虑”。1880年代美国的不安情绪，到了90年代则开始变得更具侵略性、更为军事化。美国人从担心“罗斯柴尔德”的英国式阴谋，发展到扬言与英国开战，以洗刷生活在英国阴影下的屈辱。
尽管对手不是英国而是西班牙，美国还是开战了。美国声称，要把古巴和菲律宾从西班牙的腐败控制下解脱出来，让它们获得自由与独立。多种原因驱动了这两场小规模战争，这与美国报人普利策与赫斯特的煽动有关，也是美国精英实现其雄心的手段——他们大谈美国的使命与责任，要通过战争寻求荣誉，把美国从庸俗的资本家手中抢夺回来；这当然也是狂躁的公众情绪释放——人们为了缓解自己内心的恐慌，愿意投身到任何极端行动中，以暂时忘记自己的困境。这种情绪可能演变成一场暴乱，也可能是一场对外战争。野心家们会乐于操纵这种情绪，也有可能被这种情绪所吞噬。总统麦金莱发现，他不得不去发动与西班牙的战争，否则无法应对国内激愤的群情。美国最终从这股社会不安中摆脱出来，但它依靠的不是战争，而是国内的进步运动——它对社会疾病逐渐地加以医治，让美国康复过来。
此刻的中国呢? 你也可以说，这种情绪只是一小部分人的暂时迷狂，《货币战争》、《新帝国主义》不过是一种谈资。同时作为谈资的还有《中国不高兴》与《中国站起来》，它们也象征着心中的恐慌与焦虑，正转化成愤怒与暴力。对“货币战争”的忧虑则升级为“肢解中国”的恐慌——一场与美国的战争即将到来。一位名叫戴旭的军事理论家，像是宋鸿兵与郎咸平的另一个翻版，他说“中国正在陷入C包围圈”。他的语调中充满悲愤与绝望——倘若中国的军事力量不迅速扩充与调整，它不仅是个被剥削的问题，而关系到亡国与否。
一种更为咄咄逼人的情绪，也已明确无误地表达出来：“我们甚至应该以战争动员的方式，组织全民族的力量，为保证这一次崛起的成功而殚精竭虑，誓死拼搏。”摩罗在《中国站起来》里写道。
这或许仅仅是失意文人赢得公众注意的花招。但中国政府的某些行动，似乎正是对这种情绪的响应——它宣判了一位英国籍和一名日本籍的毒贩死刑；在部分庭审不公开的情况下，把力拓三名雇员送进了监狱，其中一位澳大利亚籍人士则被判长达十年的徒刑；它在审查上毫不松动的立场，令谷歌公司撤离中国……这不仅仅是法律条文的结果，更是政治上的需要，中国正显示出更为强硬的排外姿态，这种姿态像是对国内日益高涨的民族情绪的抚慰。
你可以说，西点军校的理论家们日夜不停地谈论与中国的战争，美国记者时常出版《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这样的著作，商业节目的主持人整天在叫喊“中国威胁论”。既然如此，你又何须忧虑中国的类似言论? 但美国是一个充满内部制衡的社会，即使陷入阴谋论的时刻，仍有强大的质疑之声。我不断引用的理查德·霍夫斯塔特，正是在麦卡锡主义汹涌时，写出了影响一时的《美国政治的偏执风格》。 社会难免陷入迷狂，但倘若缺乏对抗性的自省声音，则让迷狂转变成狂躁的破坏力。更重要的是，美国社会的多元价值观，不同取向的社会机构，政治上的制衡与自我纠正，把这些极端性纳入轨道。即使如此，它也曾经历过如此痛苦的转型，是社会运动的风起云涌，是从麦金莱到富兰克林和罗斯福的改革举措，才使美国社会逐渐摆脱了恼人的狂躁。
并非所有的国家都如此幸运，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军国主义的日本都曾滑向另一个极端。阴谋论和屈辱感都曾在它们各自的社会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们无一不认定自己身处一个四面危险的困境，无一不认定世界对自己充满误解，无一不觉得自己受尽屈辱，无一不坚信自己的国家及文化的独特性，无一不压制社会内部的争论，无一不试图让自己的国民确信——个人毫无价值，唯有献身于国家才是崇高的人生……在这样的时期，社会转型的痛苦，历史的屈辱，野心家的煽动，对荣耀的渴望，奇妙地混杂在一起，酿成一杯浓烈、诱人的苦酒。在这杯迷人的苦酒之后，转型的震痛变成了难产。
而中国正处于这样一个时刻，一方面，社会上人们普遍感到挫败及愤怒，人人缺乏归属感；另一方面，大国崛起带来了惊人的幻觉，同时对昔日的屈辱和别人的阴谋念念不忘。政治的封闭压制了自省与质疑的声音，独立的社会组织难以生存。当愤怒和焦虑不能转化成建设力量时，它们也就常常演变成破坏力。它们也加强了民粹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吸引力，因为投身其中可以暂时忘却孤立无援、挫败与困扰，可以享受到片刻的虚荣与权力……但这虚荣与权力，却很可能通向更大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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