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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风行两岸
  《台海》杂志于2006年8月创刊,由厦门日报社主管,台海杂志主办、厦门日报社控股的厦门华亿传媒有限公司出版经营管理。
   《台海》杂志是目前海峡西岸惟一拥有正式刊号、以涉台报道为主要特色、走市场化经营的时尚生活类杂志。2007年4月,《台海》杂志根据市场需要进行全新改版,秉持“精致深入时事生活”的办刊理念,传达厦门时尚生活的最新资讯,宣扬闽台文化的深厚内涵。报道视野涵盖海峡两岸时事、生活、经济、文化、娱乐、体育、军事等众多领域,以两岸时尚生活热点和博大精深的闽南文化为重点,以现代时尚典雅的版式为载体,紧扣海峡两岸尤其是闽南地区时尚人物,努力成为海峡西岸最具影响力的主流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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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文化

很多人问我,一样的表演重复看,如何才能延续按下快门的热情?

我的答案很简单,对象不变则自己变,拍摄的过程可以用各种角度去诠释表演,不论是用观众、编舞家或表演者,诠释方法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以自己为例,如果第一次拍摄我会用导演的角度看戏,用镜头去思考导演想表达什么?想分享什么讯息给观众?当拍过一次、两次,我就会跳脱宣传的角度,换作观众的身分记录舞台,不同的思考方式往往会造就影像本质的差异,再加上许多表演不是一次就能掌握,所以重复拍摄既是乐趣也是机会,我从中熟悉舞作、从中取决拍与不拍,最后累积出丰富的表现手法,锻炼我对舞台的洞察与应变能力。



 

刘振祥:对象不变则自己变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刘振祥

 刘振祥,这个摄影圈里不陌生的名字,许多人知道他是因为他把云门之美通过平面的方式展现给大家,透过他的镜头,人们看到舞者在舞台上舞出人间百态。常年穿梭各大剧场,于他而言,有光的地方是剧情,不管是传统戏曲、音乐、舞蹈,或是科技展演,他总是敏锐地找到独特的摄影切入点,留下一张张禁得起时间纵深考验的照片,让观众自行去体察自己的感情。

很多人问他,一样的表演重复看,如何才能延续按下快门的热情?他的答案很简单,对象不变则自己变,用各种角度去诠释表演,不论是用观众、编舞家或表演者,诠释方法不同就会带来不同的感受。

选择的眼光是美学的真正考验。为此,他常常建议大家从积淀艺术涵养开始,再来才是熟练相机,不要用看摄影的角度学摄影,试着从美学的角度,从画作、文学字里行间去延伸影像的关联性。他鼓励身边的年轻人要多参加比赛,这样摄影才有动力,记者反问他是否也需要动力?他笑着说,自己是每天被追着跑。经常被追着跑的他,常会驾着车,带着两百公斤以上的器材奔赴目的地,但请不要误会他是器材控,摄影本质和相机好坏终究是无关的,他只是严谨地对待拍摄,因为不晓得会遇到什么现场环境。其慎重的态度值得学习。

 今年5月,他受邀来厦门担任第六届台赛评委,这是他第二次来厦门,而大陆其他城市,他大多去过,其中贵州是他最经常去的地方。为什么?这得要问发出邀请的单位。早年,他经常受邀参加大陆著名摄影家王苗组织的24小时主题拍摄,抽签是他最喜欢的环节,抽签的有趣就在于不确定性,抽到哪里就到哪里拍摄,他形容说,这是一段奇异的冒险。

本次台赛评选也有采风环节,去的地方有他熟悉的乡音,健谈的他一边观察细微,一边用闽南语跟对方交流,热络的乡音互动,让被摄对像与他多了互动,以致当地居民误以为他是当地人。我们的访谈是在午饭后前往机场的路上进行的,他说,因为要送小朋友上学缘故,每天都是6点半起床,晚上12点前会休息。

 

不用摄影的角度去学摄影

《台海》:听说您原来学雕塑?

刘振祥:学雕塑,也画画。毕业后,因为喜爱上摄影,就一直拍照,就没有时间画画或是做雕塑。我是在高中毕业的时候开始接触到摄影,台湾很有名的谢春德老师找我去他工作室,跟他一起工作。这个机会太难得了,我刚对摄影产生兴趣,又有一个这样的老师愿意带你,二话不说就跑他工作室,跟了2年时间,有点像学徒制。

《台海》:当时的摄影是比较偏向于纪实摄影?

刘振祥:一开始比较偏向于纪实摄影,想要用图片说故事。那时,谢老师在做《时报周刊》报道摄影,我常跟着他到各地跑,延伸扩大视觉地图。用镜头延伸一些视觉和观念,把一般读者没机会或是不知道、不了解的东西,拍回来,呈现在杂志上,既增长见闻,也把感受的东西传达给读者,那种感觉很棒。

表演艺术这东西,又是很迷人的,舞台上呈现的都是最美的东西,一开始接触,你就会马上喜爱它。当有机会接触到表演艺术,你当然会很想去尝试。上世纪80年代的台湾,拍这一块的人很少,它的少是因为没有什么活动可以拍。我的老师辈很多都跟云门舞集合作过,我后来是退伍后才真正有机会跟云门合作。那也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林怀民老师还在北艺大(台北艺术大学)当舞蹈系的系主任,我又刚好帮舞蹈系拍年度演出作品,在这个过程中,林老师看到我的作品,透过照片认识我,“云门有演出的时候,可以来帮忙拍。”当然好呀,这是所有摄影师梦寐以求的东西,都很想去拍。没想到,这样一拍,拍到今年是30年。

《台海》:美学素养造成的眼光差异让您的作品又美又耐人寻味,在美学或艺术方面,有受哪些熏陶?

刘振祥:在学校学画时,一开始画素描,素描就是把所有东西都变成黑白,留下的就只有光线和造型,受过这样的美学训练,再来从事摄影工作,拿起相机时就会去顾虑到用什么样的角度可以把它表现得更好,而不是拿起来就按,你要去重新调整,用你的观点重新转化、沉淀它,让它变得更突出。我常常鼓励年轻的摄影爱好者,不要用摄影的角度学摄影,拍照时如果太着重于技术或构图美的表现,就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会变成“哦,就是美。”容易流于通俗,看过就忘了,试着从美学的角度,从画作、文学字里行间去延伸影像的关联性。


01>1992年,云门舞集《涅槃》 。
02>1993年,云门舞集《九歌》 。
03>2013年,云门舞集《稻禾》 。

 

与舞者同呼吸

《台海》:您多年来与云门密切合作。不只拍摄舞台上的云门,也定格了排练、休憩中的舞者。舞者要怎样拍才美?

刘振祥:其实是要抓到舞蹈的感觉,很多时候,你跟舞者的呼吸节奏要在同一节拍。通常拍舞蹈,你从观景窗里看到的其实那个已经太慢了,你必须跟他是同步的,当他准备要跳跃,在他还没跳的时候,你就必须先把快门启动,不然,等你从观景窗看到再按下快门时,那已经是下一秒的事情。

一个舞可能30分钟或者40分钟一段,比较短的大概也有十几分钟,在这十几分钟,你怎么去选择一个画面代表这支作品,这就充分考验摄影者诠释的能力,他如果在这十几二十分钟里头,可以选出一张照片,人家一看,这时某个人的作品的某一个段落,如果没有这样的掌握能力,就是所有东西拿出来,好像都似曾相识,但没有办法说出到底是谁的作品。比如,你拍一张风景照,大家都是同样的角度,你也不知道到底是谁拍的,舞蹈这种东西也是一样,如果没有把自己的观点跟风格放进去,好像谁拍都一样。

每次拍一支新的作品时,我会边拍边找边试。在试的过程中,我会思考编舞家编这支作品时他内心的想法:他为什么会叫舞者这样做,为什么这个时候是独舞,或者两人舞,三人舞,群舞,他到底是如何安排这些舞者。一开始,我们没有办法有很长的时间跟编舞家沟通得这么清楚,而且拍的当下有很多时候是编舞家自己也还不知道作品会呈现出什么样子,它只是一个简单的想法。

明年的演出,今天要拍海报,舞者都还没有练到那个部分,怎么办?我只有一张的表现机会,你就必须介入,必须抓到一些点从里面发展出一些肢体动作,那些肢体动作可能就是要编舞家慢慢调整跟形塑出来的,你要很敏感地抓到这个点,把它的元素尽快地整合在一起,拿来作为一个主视觉的宣传,不然的话,作品的辨识度可能就不高。

《台海》:拍台上演员正式演出,您一般会站在哪个位置?

刘振祥:第一次我一定会站在中间的位置,用编舞家、导演的角度看。通常彩排时,编舞家大概会站在10排左右,我可能会在七八排,用相同的角度看他的作品。如果再有机会的话,才会再调整不同的角度。不然的话,第一次通常是用编舞家的角度来看。

《台海》:剧场拍摄中,户外的难度比室内更高,拍户外,要特别注意什么?

刘振祥:云门舞集每年有四五场户外演出。在室内剧场,演员所在地没那么重要,以演出的作品为主;在户外,最重要的图片不是演员在舞台上演得有多卖力,必须表现出所在环境、演员、观众三者之间的关系链接,三者必须全部涵盖进来。

《台海》:拍户外时,您一般会提前多久到现场考察?

刘振祥:大概提前一天吧。池上那一次拍了三天,第一天彩排,后面两天演出。事实上,知道云门舞集准备到池上量身编舞后,为了完全地呈现云门舞集为何选择在池上演出,我提前一年,先把池上的风土民情、春夏秋冬拍一遍。

《台海》:您提前一年了解池上四季的风土民情,跟那两天的表演能结合的有多少?

刘振祥:作品里就是在呈现池上的四季,演出当天同步发行了一套明信片跟一本月历介绍池上。看过池上四季的变化,你再看舞蹈作品,就可以完全了解舞台上舞者做的动作,“哦,原来他是在表现稻米生长的周期”。

《台海》:当时怎么会想到有这个创意?

刘振祥:这是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的。林怀民说他先去池上,对池上有很深的感觉,他想在这边编一个舞作,所以他就邀我过去一起创作,他用舞蹈,我用影像。

 

1990年,台北立法机构,民众反对军人身份的行政机构负责人而与警察爆发冲突。民众流血送医后留下面具。

1992年,台北工运团体到“劳工委员会”抗议,在地上留下人影。

离开报社是为了拍照

《台海》:有些报道做您访谈时,经常会放一张面具的照片。这张是您个人比较满意的?

刘振祥:那是蛮有代表性的图腾与符号。“戒严”时期,国民党设定了很多黑名单,将一些在海外的人划为思想犯,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偷偷跑回来,其中有一个回台公开露面演讲。在这之前,警察一直抓不到他,他们心想,“这次你应该跑不掉了,因为你就在台上。”主办单位很厉害,进场时给每个人发一个面具,演讲者一讲完,主办单位就把灯关了,请大家戴上面具,等灯再次亮起来时,警察傻眼,根本不知道谁是谁。

这个事件结束一段事件后,在另一个抗争场合里,参加的民众跟警察产生很大的冲突,其中一个人戴着前面提到的那个面具,对方被警察打到送医,现场遗留下这一面具。我拍下了这张照片。解严后,台湾社会运动的过程很复杂,我不想直接地采用人直接面对镜头的画面,于是,选择用一个面具来说明这件事。这个面具在那个时代有它的意义。

《台海》:除了这张,还有其他代表性的图腾作品吗?

刘振祥:有啊,大部分新闻摄影记者会拍比较冲突性的画面,比较少跳出来看整个事件,太投入在不同观点上的碰撞,这意味着画面需要的张力和震撼也比较大,会令人太直接联想到事件本身。

我整理出来的图片比较不是直接冲突的场面,希望借此让人们看到那个时代、那个过程中的一些印象。这是我整理那时期台湾运动图片时秉持的概念。如果事件本身太清楚的话,人们就直接联想到事件,而不是那段历史。

《台海》:您当时是摄影记者,提交这样的照片给主管,主管是什么态度?

刘振祥:当时当然还是以工作为优先,每一类的图片都有拍,只是后来挑选一些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时,不会去选那些比较冲突性的新闻性图片。

《台海》:您早期是一名摄影记者,后来为什么离开报社?

刘振祥:我在30岁时就决心离开报社。我在媒体呆了7年,第3年就当主管,带报社的整个摄影组,不用出去拍照,但那个不是我规划的目标,那样不好玩,我要去拍照,所以我就离开报社。一个喜爱摄影的人,不会整天拿着手机通知别人去拍照片,晚上再跟编辑一起讨论图片,那太无聊了。出来,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可以去到很多想都想不到的地方,可以探讨很多东西。

 

嘉义新港乡是心灵的故乡

《台海》:台湾您应该都走透透了,哪个地方是您内心最喜欢的?

刘振祥:我最常去的地方应该是嘉义新港乡,那是林怀民老师的故乡,我用镜头持续记录了30年。我会去那边,起初也是因为林怀民找我去。他说,他回故乡后发现民风有很大的变化,由香港的大家乐衍生过来的赌博游戏在当地开始流行。林怀民老师觉得这样子不行,在当地当医生的叔叔告诉他,应号召乡人在这里成立一个文教基金会,用基金会的力量来改变这里的民风。我去的那一年刚好是大甲妈祖首次绕境到新港,以往都是绕到北港,那时新港文教基金会还没有成立,我便先把风土民情了解一遍,等到行销基金会时就可以派上用场。

《台海》:最近一次去新港是什么时候?

刘振祥:这个五月初刚好又去拍了一遍,现在拍的主要是因为基金会而成立的一些团体,或者因为基金会而改变的一些人。我刚拍完一批承租基金会地种植的农民,他们每个人有一块地,一半种植基金会规划的农作(都是有机的农业,基金会派专人负责收),另一半农民自行决定种植什么,最终,他们的种植收入一半给基金会,一半留给他们自己。

新港文教基金会常常会想出很特别的理念跟做法,让当地的人愿意全心全意地参与,真心地付出。我虽然不是在这边长大,但因为认识、了解,这里变成我心灵的故乡,很多时候,每当我有新的想法,我的心就回到新港,反倒不是回到自己出生成长的阳明山老家。我每月会选择一个假日或者礼拜日下去,事先规划好想拍什么东西,然后请基金会帮我联络,一般呆两三天时间。

《台海》:拍的都是当地的农民?

刘振祥:对的。去年,当地成立了一个社区,把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组织起来,老人们年轻时结婚的嫁衣都还在,当然现在都穿不下了,她们把嫁衣拿出来,以嫁服为主题,每一个人叙述她嫁到这个地方来的故事跟过程,看到这个报道,我觉得很有意思,就从台北下去新港,请她们把嫁衣拿出来,跟她们一起拍照。在我眼中那些嫁服是情感的传承,不应该只是拿着衣服随手拍,所以我决定用拍摄肖像方式慎重地留下她们和嫁服的合影。那是岁月长河累积出来的底蕴。


 

若好玩给一块钱也拍

《台海》:摄影对您意味着什么?

刘振祥:这是一种生活。我算是蛮幸运的,我喜爱的兴趣跟工作可以做一个结合,我不需要为了钱,为了养家活口,而必须把整个工作顾好,每次人家委托我,是因为要我提供我的专长去完成他们想要的东西。常常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会一直在拍剧场这种非常艺术的东西?”我说,这是非常幸运的工作,在剧场里,为尊重演出的创作权益,观众不能录音不能录影不能拍照,对很多喜爱摄影的人来说,看到舞台上那么美的画面时,大家肯定很想拍照,可是,他们不能拍。我是所有人给我拍,我常常在底下拍的时候,旁边没有任何观众。

《台海》:想想好幸福。

刘振祥:对啊,所以我说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工作。

《台海》:您的相机也是专门调成无音?

刘振祥:这也是到这两年才有的机器,以前也没有,拍的时候就很痛苦。

《台海》:为什么痛苦?

刘振祥:万一现场有观众,你就会干扰人家看现场表演。有了无声相机,现在比较有多的机会,可以在有观众的状态下拍照。不然,以前只有内部的技术彩排的时候,你才能拍。

《台海》:您也非常擅长拍电影剧照,分享下这方面的创作。

刘振祥:电影这块也是很好玩。我最早跟侯孝贤、杨德昌导演在1986年的时候合作了一段时间,刚好也是台湾新电影转型的时候,后来我进入媒体,没有时间再拍电影。因为跟拍电影要花很多时间,要跟着剧组一起活动,所以,我大概有21年没有再接触电影,只是偶尔帮忙拍个海报。

拍广告的时候,我认识了钟孟宏导演,他说,自己要拍剧情片,邀我帮他拍剧照,我二话不说就答应了,因为他本身很喜欢平面摄影,对平面影像很了解,希望我在拍剧照时,能够有不同的诠释角度。这个也是我比较喜欢的一点,一方面给我很大的自由,好像我拍什么都可以。另外,他第一部片子主要场景都在台北,且都是晚上,这对我白天工作完全没有影响。结果一拍,今年已经是第五部。

《台海》:导演给您很大的自由度,您会不会觉得压力大?

刘振祥:不会,因为那就是我擅长的。我就喜欢在片场乱拍,他给我的自由度,包括到我不必跟着剧组一起活动,那是一般剧照师没有办法得到的待遇,我什么时候要到,什么时候离开,完全自己做主,这样的一个自由度,让我连续跟他合作这么多年。

我们彼此互相欣赏,有些导演会强加你一定要拍出什么东西,那样的话,你压力会很大。我现在拍这个很有经验,他们能够想象的、他们所需要的,我应该都能提供给他们。比较难的是我必须找到自己的观点,然后去诠释这个脚本,这个比较有挑战性,也是我比较喜欢的。现在再接剧照case,工作报酬是另外一回事,自由度跟好不好玩比较重要。你要找我拍的话,给一块钱我也会帮你拍。

《台海》:跟拍电影很好玩吗?

刘振祥:很好玩,你有很多时间可以思考,因为电影就是等待,每转换一个场景,每变化一个镜头,就需要很多人去调整。拍电影的时光虽然辛苦,但是都蛮好玩蛮有趣的。

 


你把摄影当兴趣就好

《台海》:利用泡水的底片进行再创作应该也是很好玩的事情?

刘振祥:每次泡水都跟台风有关。第一次,我家屋顶被台风扎了一个洞,漏水漏到暗房的位置。经过一两个月后,发现的时候,几百卷的底片都已经发霉了。第二次,好像是2001年,那一次也是淹水很严重,我的工作室刚好在地下室,大批的底片泡水了,我一直整理,整理到最后,很多底片又发霉了,前后两次整合起来,就有一批发霉的照片。后来发现里面还有一些不错的影像,反而因祸得福。

底片不是定影完就没事,它还是一个有机的东西,不断地变化,我就利用后来拍的一些东西进暗房做一些破坏性的处理,最终呈现的画面就没有那么写实,有点像画,又有点像照片,把二者结合在一起,呈现了《生命风景》系列。

《台海》:您是第二次才想到进行这方面的创作?

刘振祥:对,第二次以后。在整理过程中,因为在暗房里头,没有办法控制,可能就看老天爷让那些霉菌爬到哪里,造成了怎样的效果和结果。接下来,就变成在我可以控制的范围里重新去破坏它,让它变到我想要的一个结果。

《台海》:利用被霉菌感染的二次创作在台湾流行吗?

刘振祥:不流行,有些人会这样做,可是效果并没有很好,故意去做这样的破坏,跟因为时间累积而发酵所自然做出来的,会有一些差异。

《台海》:您经常受邀参加演讲,尤其是到高校,听众比较困惑的、需要您帮忙指点迷津的是什么?

刘振祥:很多人喜爱上摄影后,都很想将摄影当作职业。其实,职业摄影师很辛苦,尤其在台湾,职业摄影师没有那么受尊重,没有很好的收入,除非你可以拍明星(明星代言通常有指定熟悉的摄影师来拍,收入会比较好)。如果去媒体,生活都还蛮辛苦的,工作拍照的辛苦是另一回事,报社或杂志社能够付的薪水真的太少。以正常的开销来讲,那是不够的,如果又结婚又有小孩,在这方面会很辛苦。所以,我基本上是鼓励人家当兴趣就好,有第二个专长比专职摄影来得更好。

《台海》:现在台湾的新闻摄影记者跑现场时,又要拍照又要录影,挺辛苦的。

     刘振祥:新闻摄影这样的发展趋势,真的是让人很头痛。一张照片并不是用所谓的几分之几秒拍出来,而是经过你人生阅历的浓缩累积后按下快门所呈现出来的。可是现在,你要变成一只八爪鱼,看到什么马上就得要转化,对真的喜爱摄影的人来讲,那是一个非常痛苦的工作,你很难同时一心二用,录影和拍照是完全不同的观念。



刘振祥

台赛评委

 

台北草山人。二十岁举办第一次展览后,职涯就跟摄影画上等号,曾任职于媒体,后开设工作室,孜孜于拍摄报导、表演艺术,长期与云门舞集等表演团体合作,偶尔拍拍广告、电影剧照,镜头涉猎几及所有题材,摄影界前辈张照堂先生曾以“八眼蜘蛛”形容他的摄影风格。2010 年获“吴三连奖艺术奖──摄影类”奖项,评审肯定其摄影作品“见证台湾社会与文化的时代变迁与脉动,并成功捕捉舞者瞬间美妙的舞姿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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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

台赛

林永昌

分类: 文化


方寸的框架裏,總有著海闊天空的無限想像:有情感,故事,意境,意思!

掌鏡的職業生涯裏,期許自己像座時間沙漏,當歲月一點一滴悄悄流失時,生命相對的一層一層築底厚度。




   
 >>2016年,加拿大,一對遊客正站在服務台窗口詢問資訊,他們飼養的狗伸著長長的身體好奇地觀望。

 



林永昌:非風景的進行視


/《臺海》雜誌記者 劉舒萍 圖/林永昌

“人生若以百歲計算里程,前五十歲,從無到有是成長,往後五十歲,由繁入簡叫歸零。生命像棵樹,可以結葉繁枝地張牙舞爪,也可以盤根扎實地藏底蘊。”這是林永昌50歲生日那天的心情感言,配圖是兩張雲門舞集2005年在希臘表演《流浪者之歌》的照片。耐人尋味的照片和感性的文字交織在一起,貫穿了林永昌個人社交網站上的全部內容,並構成了他本人風格的主要特點,記者暗暗給他貼了一個“文青”的標籤。

熟悉林永昌的人都知道,他分享的照片都不是當下拍的,一般照片拍回來,他不急著去看,直到它沉澱到可以裝載自己的情感,再親自一點點勾勒當下那個明暗層次的心情。風格如天性,在畫面裏自然而然地流露。林永昌的攝影作品讓觀者充滿想像,透露出一種“我有話要告訴你”的意思,我們姑且稱之為“一種氛圍”好了。

五年前,他到佛光大學人文藝術學研究所進修,被東方的禪學狠狠擊中,埋頭研究攝影中空間和時間的跨度問題,形成了非風景的進行視。所謂非風景的進行視,簡而言之即不想拍得像明信片那樣制式俗美,心中自有一個心情和觀點。林永昌說,攝影是沒有框架的,攝影的精神是以無法為法。

上了研究所後,林永昌發覺自己更喜歡街拍和旅行,他說,有時,旅行的目的不是為了拍到一張好照片,而只是在尋找一個單純的心情寫照,他篤行,即便是一張配圖,也要有很強烈的個人意識。真正的街拍,依林永昌所言,就是忠實於自己的視覺,看取的是心中的風景。心中風景的能量源泉來自於閱讀。

林永昌的家裏整面牆壁都是書,他每個月會花三四千元(單位新台幣,下同)買書,同照片一樣,他的書買回來不會馬上看,在書架擺上一段時間,才會重新回頭看。在他看來,文學、電影充滿畫面感,為此,他常常盯著文學、電影,讓日子隨著黑夜自然流逝,在平面想像中融匯攝影一切的技巧和想法,久而久之,用視覺思考成為了一個反射動作。用東方的禪學來剖析這個反射動作,是先在心上擁有了,在按下快門的瞬間,經歷一番複雜的運算轉化,然後再拍出來。

從學習管道來講,書籍一直是林永昌最大方的老師。林永昌不是攝影科班出身,懵懂時期,因為堂哥們選擇了理工科,他也跟著去學,成為一名電機工程科系學生,很快他就後悔了,他發現自己對此興味索然。因為思鄉,他加入了攝影社,結識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七人中現有四人從事攝影工作。

彼時,臺灣還沒有設立專門的攝影學院,想要學攝影要麼是學徒制,要麼是無師自通,林永昌以書本為錦囊,自己拍照,自己推算,一步一步地探索屬於自己的影像風格,以這種方式讓自己進步。林永昌告訴記者,羅伯·卡帕、亨利·卡提爾·布列松、安瑟·亞當斯三位攝影大師深深影響了他的攝影思想與態度。卡帕的拍照哲學讓他明白,攝影必須身臨其境,感同身受,心靈距離才是關鍵;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讓他對周圍的人事物永遠保持警覺與興趣;亞當斯的分區曝光法讓他體認到豐富細膩的光線變化原來可以這樣動人。

攝影於他而言,是讓人可以呐喊內心情感的武器,它如同心理醫師的沙發,溫暖的吻,按下快門的那一刻,內心投影有了忘我的境界。作為一個攝影工作者,他篤信自己如同一個行者,每一聲快門,都是真實力行,活在當下。

他開心又執拗地一路拍下來,人到中年又不得不面對職業生涯中或許最為重要的一次突圍,為了跟上平面媒體在網路時代的生存轉變,他不得不跨域學習DV的拍攝,DV也曾感動他,所以他下功夫去做,而當手中握的器材,不再只是決定瞬間的一聲快門,成為直播的工具,叫做什麼就做什麼,攝影的判斷、美感、厚度稀釋成人人皆可取代的普羅價值時,他曾痛心地問自己:繼續走在攝影這條道路上的信念是什麼?

他有過急流勇退的感慨,品咂之中的甘苦鹹澀,他找到了一個安放的位置:“在理想的領域裏,割讓一大塊給現實,然後在現實的領域裏,記住還有一小塊理想,這一小塊就是初心!”值得一說的是,林永昌學攝影的初衷是為了抒發鄉愁,牽系兩地的想念,這個離鄉背井多年的遊子內心一直有個聲音輕輕地說:回到家鄉,用攝影找回兒時的記憶。

林永昌在臺北羅斯福路有一個工作室,空間不大,可容納十幾個人,在採訪的那個星期五晚上,這裏剛舉行了一場分享會,紅白酒、點心,一群熱愛藝術的朋友相聚、閒聊發問,林永昌分享的是今年參加威尼斯雙年展期間,他在威尼斯停留兩周街拍的照片。記者原以為,這個分享會最多晚上11點可以結束,於是,我們約好分享會結束後進行訪談,萬萬沒想到,這個訪談會是在淩晨一點半開始,不知是酒精的作用,抑或聊的是他熱愛的攝影,直到淩晨四點多,我們的對話才進入尾聲。

最後,記者請他推薦幾本書,他開出的書單裏有這五本書:《歸零》、《植田正治小傳記》、《攝影大師對話錄》、《另一種影像敘事》、《這就是當代》。



 

>>2017年,威尼斯,旅人的自拍照。


把周圍的遊客清空是不真實的

《臺海》:這次去威尼斯,拍到了什麼有趣的畫面呢?

林永昌:每天要坐船,船上有一個照後鏡,我對著照後鏡拍了很多照片,等於搞自拍,我不是真的要自拍。照後鏡裏所有觀光客都帶著墨鏡,我旁邊還是兩個長得很不錯的外國女生,她們也酷酷的,我一直在抓一種有點戲劇感的畫面,我拍了20張照片,從中選了一張照片,前景是很模糊的海,焦點則是照後鏡裏的這些人。

旅行照片常常是人站得一板一眼的,希望後面遊客最好都消失,然後數“三二一”拍下來,這樣的照片其實很不真實,你原本可以讓它更融入一點。我拍旅行足跡,後面有多少人、他們的走動是都被定格的,他們讓我更清楚知道我是在一個什麼樣的空間與哪些人,一起拍了一張到此一遊的照片。

我做分享不是為了告訴各位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大部分時間是在講一個心情,講作為旅人,如何打破自己跟當下這個環境的對應關係,我會採用各種方式,比如鏡子的反射、地上的影子,或是旁邊有一個很有趣的人,跟我自己一起拍進去。

《臺海》:現在獲得一張美照的門檻變得很低,競爭也很激烈,於是,有專業攝影師鼓勵年輕人把攝影當興趣就好,那您呢?

林永昌:現在這個年代,我可能會鼓勵你不要再投入這個工作。如果這個年代如同我當初進報社的那個年代,我會告訴你們,我很慶倖,我可以把攝影跟工作結合在一起,天底下沒有比這更幸福的了。每天工作再怎麼累,因為我手上握的是我興趣的相機,所以忍耐度、韌性就變強了。我們那個年代對於影像能不能賺錢當飯吃,其實是很存疑的。臺灣“報禁”開放後,攝影記者需求量變大,我這個非科班出身的,因為對攝影的興趣,立志成為攝影記者,所以,我在念書期間和金門當兵期間閱讀了大量新聞攝影方面的書,我也拍照去投稿,累積了這樣的經驗,我才有機會進入這個領域。

《臺海》:臺灣攝影記者進報社考試的門檻就是準備一本作品,您當時準備了什麼作品?

林永昌:我當時在高雄念書,稿件大部分都投在高雄的報刊雜誌,我拍過《球場上的女哪吒》,講的是坐在輪椅上的殘障人士,她們推著輪椅在籃球場打球,那輪椅讓我想到三太子哪吒腳底下的風火輪,我就拍了一組照片,寫了一篇報導,然後發去投稿。類似這樣,我累積了一些投稿量,當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雜誌,一張照片的稿費是100元美金,等於我拿到了3000多塊台幣,在1986年,那算是蠻大的一筆錢,所以我第一份工作的敲門磚就是這些在學生時期投稿的作品。

 

        >>沉浸在山林裏的歡喜。(李光裕2007年銅雕塑作品《拇指與我》)

 

尊重此時此刻的感受

《臺海》:看您社交網站上的分享,同其他人一樣,很感慨您那麼會拍,還那麼會寫。

林永昌:攝影是最容易傳遞你內心的話,文字部分代表心情,有時候這個心情並不是拍照時的。照片拍回來,我的習慣是不急著去看,讓它沉澱一段時間,重新審視這張照片還值不值得分享出去,等它沉澱到某個時刻,等它可以裝載我的情感。今天某一件事讓我有感而發,我會想到曾經在哪邊拍到哪張照片,我直覺那張照片可以代表我當下的心情,於是找出這張照片,用現在的心情去提煉文字。

照片太過圓滿、太無懈可擊,這不是好的事情,我不喜歡那種看起來像仙境一樣的照片,不管是拍靜物,還是拍風景,尤其拍人時,照片應該接近“人”這個味道,即便畫面裏沒有人,也要有“人”的溫度在。再一個,時間是我拍照時在意的另一個重要因素,畫面的空間裏可能裝載了一個“時間”。很多時候你看到某張照片,感覺故事好像剛發生過,未來好像還有很多問號,它並沒有隨著快門的凍結就靜止了,我喜歡這種沒有單一答案的畫面。

《臺海》:您後來到佛光大學進修人文藝術學,也是因為攝影的緣故?

林永昌:我當時有兩個選擇,另一個學校是臺藝大,決定選佛光大學是因為攝影很西方,很多理論、美學基礎都是以西方為主,我希望能學到一點東方的美學,用東方的思維思考,看看能不能蹦出一個新東西出來。

我們學新聞攝影的都會講到布列松的“決定性瞬間”,我一直在探討這一瞬間到底是怎麼形成的。於是,我上了研究所,跟老師學禪。我們常講要活在當下,“當下”有一個對應關係,不管對的是人、事、物,都會讓你產生一種感觸,或一次共鳴,我們必須尊重當下的那個瞬間的感受。那個瞬間,並不是科學裏講的幾分之幾的秒,而是一種對立,是能不能產生按下快門的動機,它可能很快,快到你根本無法思考,這個看似簡單的動作,背後必須要有很多很多的養成。

支撐它的不只是對攝影的熱愛,還需要具備更多的人文與理論,它們在你腦海裏內化後,攪在一起變成一種判斷,按快門時你很清楚地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沒有“也許”或“猶豫”,每次的“這就對了”都是正向的肯定與自信,請尊重此時此刻的感受,保留當下的領悟。

《臺海》:讀了研究所,對所從事攝影工作有幫助嗎? 給您帶來哪些變化?

林永昌:我大概在五年前去進修,這個進修對我的工作沒有太大幫助,但對我重新面對攝影、面對藝術有非常大的受益。以前我覺得,攝影記者是一個躲在觀景窗後面按快門的沉默者,作為一位現代攝影工作者,我期許自己能拍、能寫、又能講,所以我必須彌補不足的那一塊,我希望我的攝影多一點學術理論。

這門課比較偏向東方的藝術,會談到東方的禪,我個人也許比較喜歡東方的哲學與意境,所以,我的作品就會往這個方向去走。念了研究所後,我這幾年更喜歡拍街拍,我喜歡在旅行裏碰觸一些不期而遇的題材,讓我眼睛為之一亮;我更篤行,即便是一張配圖,也要有很強烈的個人意識在裏頭。

 

    >>1985年,澎湖嵵里,牵罟体验渔人生活。


  >>2017年冬季,澎湖外垵,黃昏的海岸。 

  >>2000年,澎湖,我請媽媽換上年輕時外出工作的打扮,從孩時記憶中顯影這張澎湖女人肖像。

 


澎湖是心中最美的風景

《臺海》:您似乎沒有拍什麼專題。

林永昌:說來慚愧,沒有,我要拍的家鄉也很遙遠,始終沒有做成專題。我曾經向一位拍了很多專題的前輩請教,他在60歲時開始整理自己的攝影作品。前輩跟我說:你一直拿相機,從不間斷,等到你到我這個年紀,開始回頭整理那些照片,你就發現你拍了專題。他要跟我講的是,當你產量到一個程度的時候,你重新再審視你的照片,你會發現它是有脈絡的。

《臺海》:您拍了很多澎湖的照片,澎湖是您的最愛吧?

林永昌:澎湖當然是我的最愛,那是我的家鄉,也是我拍照的起源。初中畢業離開家,到外地念書(澎湖跟臺灣隔著一片大海,得坐飛機),到了學期末才能夠回家,我曾經想用文筆去抒發鄉愁,但攝影的表達來得更快一點,因此,學生時期,我的相機就對準我的家鄉。

我思念家鄉,始終有一個無法釋懷的情感,只要有機會都會拍澎湖。長年累月在外地工作,回澎湖的時間很短,你看到的影像跟我想要去表達的是差很多的,未來,我終究還是會把相機對準自己的家鄉,因為我跟它有一個很強的連結,它有很多畫面在我的腦海裏。

《臺海》:一般性感的地方都在鄉下,澎湖的特色文化是什麼?

林永昌:澎湖走到哪都有海,都有廟有半年刮很強烈的東北季風,澎湖的秋冬只有一種顏色,生存環境比較惡劣, 你會看到很多島民,像我的媽媽,她們以前外出工作會包成蒙面女郎,武裝到只剩下兩只眼睛,我曾經試著去拍我的媽媽,請她包成我小時候印象中的樣子。

如果我現在離開媒體,最想做的事情是回到澎湖,我不會用很純粹的新聞攝影或者紀實攝影的手法,我可能會用肖像的方式,即擺拍的方式,挖選不同職業不同面貌的代表性人物,他可能是漁夫、流氓、民代或者老漁民,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具備一個臉部的張力,通過拍那張久經歷練後的臉,從而凸顯什麼叫澎湖人。

宮廟的小法(編者注:“小法”通常為在宮廟中學法的孩童,但畢竟是孩童法師,於是給了這一較為謙卑的稱呼。)也是澎湖特有的文化,我的同學讀小學時被甄選進去學小法,之後要到廟裏訓練,訓練過程有時候很神秘,他們要學符咒,要跳七星步,這個內容我也很想去記錄,它有著很濃郁的人文。

《臺海》:您講了很多記憶中的澎湖,現在的澎湖應該變化很大吧?

林永昌:其實蠻大的,我記憶中的澎湖有四樣東西很重要:蒙面女郎、軍人、廟宇、海。老實講,回到澎湖,我反而有一種近鄉情怯,看不清楚自己到底要拍澎湖的什麼,感覺每樣都可以拍,所到之處都是題材,甚至連澎湖的石頭也可以拍一組,感覺只要把鏡頭對準我的家鄉就對了。

 


    >>2001年,納莉颱風嚴重侵襲臺灣,造成臺北多處捷運站地下樓層淹水瞬間成為水庫,平時作為市民運動休閒的河濱公園,經過洪水患難後,原本的籃球場被蓋上一層厚厚的污泥,乍看如一幅水墨畫。


跟電影與文學學視覺思考

《臺海》:您喜歡看展,您有些東西也不錯,您為什麼不開展?

林永昌:我很喜歡看展覽,也曾經看了展之後,很沮喪,反而心情很不好。展覽指是你去分享一件事情,讓觀者有所反省或學習,可是我常常看展看了很失望,了無新意,內容又重複。現在攝影的門檻這麼低,大家取得這樣的管道也很容易,今天弄了幾張照片,就出一個攝影集,開個展。我個人覺得,分享的內容自己要先把關,要達到一種水準,如果你太自我感覺良好就分享出去,其實對來看展的人而言是一種傷害,有時候就是浪費時間。我是這樣鞭策自己的。

我總覺得自己沒有條件開展,首先是,我沒有做過比較確切的專題性,當然很多照片重新整理後,一定會有一個系統,可是就我現在的媒體工作,沒有辦法很全心全意地去做整理,也許跟我的前輩一樣,要等到60歲。我喜歡拍公路,每條公路都很有故事,也許將來,我會以這個為主題,出一本書,或是開一個展。

《臺海》:您是夜貓子,平時晚上一般是看書嗎?

林永昌:大部分看書或者看別人的作品,禮拜五晚上,我會看影片。很多電影可以讓我吸收到影像的表達,我常常會去想像:假如自己是一個平面或變成導演時,該用什麼方式去呈現。我看電影不是在看劇情,而是看一種表現方式。

我會看一些比較攝影理論的書,最近買了一本《另一種影像敘事》,講的是觀看的方式。以前下班後會去誠品,在那邊呆兩三個小時,涉獵的大多是跟設計、藝術有關,有時是在看這些出版品的編輯、版面,不然就是去看排行榜中的翻譯小說,裏面文學性的語言可以讓自己多一點影像的畫面。我也喜歡看一些世界史、藝術論,比較硬邦邦,我希望我的攝影有更好、更寬廣的學問支撐。

 

>>2011年,穿梭在希臘聖托裏尼島上的大街小巷,階梯就是最好的嚮導,隨意的轉角處都可能驚遇不一樣的愛琴海。



 

   >>2016年,加拿大,兩條相隨的平行線是旅人的軌跡,交集在起點和終點。





林永昌

1965年生

臺灣資深攝影工作者

臺灣吳舜文新聞攝影獎、曾虛白新聞攝影獎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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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赛

吴芳

摄影师

分类: 文化

于普通人而言,曾经路过,却未必看得见,但对吴芳而言,路过,看见了,还要记下来。吴芳擅长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主体与周边的关系,他的镜头下,没有绚丽的风景,没有奇妙的画面,有的只是真实生活,或悲或喜,或痛或伤,他从不为给别人留下印象而拍摄照片,它们只是他在路上拾起的一个个真实的碎片。

 

2007年2月29日,合肥火车站,一个女孩在同伴的帮助下爬窗而入。

2007年2月22日,合肥火车站绿皮车上焦急呼唤同伴的乘客。


2006年1月18日,上海至阜阳5008次列车卧铺车厢的一位乘客在熟睡,外面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

《12年春运回家路》
       美国《财富》杂志多年前曾经描述中国春运:“春节前后不足六周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流动高达24亿人次,接近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可称为全球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中国大陆铁路经历过6次大提速,春运人口也呈现几何增长,2015年28亿,如今高铁、动车已经加入春运,但回家依然不容易。从2005年以来,摄影师12年跟随春运,照片已经成为历史,但春运依然火爆。

 

 

吴芳:最幸运的是以摄影度过一生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受访者提供

 

 

从事摄影记者14年,这期间,吴芳在党报和都市报工作过,分别供职过三家媒体,几乎经历了都市报从起步、鼎盛、衰落,在这个巨变的时代,不变的是他对纪实摄影的坚守,纪实摄影之于他,是一种令他近乎着魔的情感。他经常带着一部相机,像猫一样静静观察自己的周围,以一双明确的、充满亲情的眼睛来看这世界,专注而又放松。在他看来,把自己想拍的东西记录下来,通过这个照片来反映出他对这个现状或当下这个时代、这座城市的思考就行啦。

吴芳感叹说,作为一个摄影记者,谁都向往参加重大事件的报道,随着媒体生态的改变,这几年他参加过的重大报道并不多,更多的是把镜头面对现实,面向身边的小人物,“在这些报道中与其说自己是在拍片,更多的却是充当一个新闻策划者的角色。”

身边的小人物是个弱话题,因为被讨论得太多,但同时又是个强话题,比如他最近几年拍摄的《面具男孩杨伟豪》、《毁容少女周岩》、《城中村里的白血病患儿》和《水泡娃娃》等全部是身边的人和事情,在这之中,吴芳平静展示看到的现场场景,在平静中引导读者联想画面之后的故事。他的作品简约,画面干净,但情感的、人文的、见证的力量,一点不亚于视觉冲击强烈的东西。

回顾2016年的作品,吴芳感慨图片没能很好整理,匆忙中,他分享了《暮光》作品: 2016418日,夜幕降临,安徽合肥十里店路附近的废品回收站里,几个来自阜阳农村的孩子通过父母的手机看动画片。这些孩子随父母迁徙到城市,成为城市中的一部分,但却难以融入城市。他说,“合肥地处中部,是一座幸福城市,我作为一个外来人,希望和这些孩子一样尽快融入这座城市,分享幸福。”

纪实摄影反映的对象就是这个社会,它无时无刻不在变化,而这个变化不是一句简单的“旧貌换新颜”可以概括的。长期生活在合肥,吴芳用相机智取,闷着的时候就是在积蓄能量的时候,看上去不动声色,但脑子不停地动,很多的动静在内心,拿起照相机时,很多东西一下子涌进脑子,把平常思考的东西串联在一起。他认为,无论干什么只要专注、认真,并且持之以恒,都能干出点分量来。处女座的他,对照片品质的要求一直很高,希望多年之后自己所记录的东西体现出价值来,至少包含有一些历史价值、社会学意义。

吴芳是一位获奖专业户,七次获华赛奖项,摄影作品多次被《》、《卫报》、《泰晤士报》、《华盛顿邮报》和《时代》等报刊选用,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吴芳不是科班出身,最初转换跑道学的还是风光摄影,之后他明确要走纪实摄影,其中最直接的学习之道是多看别人的作品,在互联网还不是很发达的年代,他“热衷”于参加荷赛,目的是获得一本当届获奖画册,“我从2002年开始就投稿参加荷赛,我知道是获不了奖的,当时参赛者会有一本荷赛画册,现在没有了,大概2009年开始组委会不再寄送画册。”因为兴趣,所以很投入,吴芳一边阅读经典作品,一边心里和他们较劲,学习获奖者的眼光、对事件的判断和拍摄。

吴芳说,生命中最幸运的是选择了用摄影度过一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纪实摄影师,这是他快乐的理由。

 


《水泡娃娃》

 

2014年7月25日,安徽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新生儿科病房里,水泡娃娃小乖躺在摇篮里微笑。小乖因患先天性大疱性表皮松懈症,一出生就被父母遗弃到医院。这是一种染色体异常导致的皮肤病,全身起水泡,几乎无法根治。但在医院14个月的时光里,新生儿治疗中心的31个护士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担当起妈妈的角色,给孩子以关爱。



纪实摄影不是用来欣赏的

《台海》:您的镜头经常对准身边小人物,为何一直青睐这一类题材?

吴芳:每个摄影师的作品都与他的经历有关,不是说我看问题比别人深一点,但是我的经历至少比别人丰富。我在村里、乡里、县里都呆过,我会做木工,锯子、刨子都会用。我会做漆匠,会缝纫,还做过小买卖,做茶叶、木炭生意,再加上教师经历,行政机关的经历,会比一般人了解得多一点。另外,突发性事件可遇不可求,于是,这么些年就把镜头转向身边的人,讲述身边小人物的故事,这也是新闻摄影的一个方向。

《台海》:什么时候开始系统的拍照?

吴芳:2000年开始涉足新闻摄影,经常以通讯员的身份给人民日报社华东分社主办的《华东新闻》投一些稿件,最多的一年,发了80多张照片,因为对新闻摄影感兴趣,2003年到媒体当记者,就这样正儿八经走上这条路。

《台海》:这样算,您入行时间有14年了,14年间获奖硕果累累,仅华赛就获过七次。您是一开始就决定走纪实摄影这条路?

吴芳:最初是从事风光摄影。风光这东西,百年之后,除了气候不一样,其他变化不大,但如果用镜头来记录身边的一些变化,这个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比如,春运,我从2005年开始参与春运报道,春运是每年春节前的新闻热点,报纸都会做这样的新闻,配图或者图片故事。也正是这个原因,我每年都会去拍,一直拍到现在。从当时的绿皮车到现在的高铁,从蛇皮口袋到拉杆箱,包括衣服、发型都发生了变化,12年春运回家路变化非常大,作为记录者,关于春运的记忆都掺杂着孩子的哭闹声与男人的咒骂声,也掺杂着汗臭味和香水味。在我看来,纪实摄影更能够记录时代的一些符号,这是促使我从风光摄影转向搞纪实摄影的一个重要原因。

《台海》:您大概是哪一个时期要做纪实摄影?

吴芳:应该是自己决定做媒体记者,想留下一点东西,哪怕照片是不成功的,哪怕影像构图不是很好,但总归记录了这段历史。重大事件也好,汶川地震也好,缅甸果敢战乱也好,我参与了,我去拍了,也算是对自己负责、对这个社会负责、对这段历史负责,这样讲有点大,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摄影家就应该肩负起这个责任。

纪实摄影不是用来欣赏的,它除了具有记录功能外,还应起到警示、感动或者帮助他人的力量。

《台海》:有些网民认为,您传播的大多不是合肥这个地方很正能量的东西,您怎么看?

吴芳:新闻摄影是多元化的,我一直朝着这个方向去走。网民的一些态度跟现在的阅读习惯有一点关系,比如说苦大仇深的一些题材,在网络上容易传播,关注度特别高,我关注的东西可能这方面比较多一点,但也有一些趣味性的选题,不过,在网上没有很高的阅读量,这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

《台海》:现在关注纪实摄影的人逐渐多了起来,有些人拍得很随意,信手抓取,就觉得这就是纪实摄影。您对纪实摄影的理解是什么?

吴芳:前几天我在网上发了一组照片,六旬失独母亲生双胞胎,七年以后还在为着孩子的生存打拼,她已经67岁了。我做了一个专题,从这个母亲生孩子,一直拍到现在。我发到自媒体后,在我们的一个群里,一个群友就公开说(倒不是批评他),“这个是很多年前拍的新闻,为什么还要再拿出来发?”认为我的定位有问题。他这种说法也不是没有道理,但他可能对纪实摄影本身不是很了解。

六旬失独母亲生孩子本身就是一个新闻,作为纪实摄影师关注这个事件,我们不能仅看到她生孩子这个过程,生完以后孩子怎么养育,怎么培养他,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记录的,我一直和她家保持着联系,我要记录这个妈妈把两双胞胎抚养成人,上大学,甚至结婚,这样子才是正儿八经去关注一个新闻事件。

单张照片也是可以,也是纪实摄影的一部分,但是我所理解的正儿八经的纪实摄影,是除了单张经典作品以外,它背后还有一个长期跟拍的过程,包含有一些历史价值、社会学意义。当然,我不是说你花了两小时拍的作品不是纪实摄影,我是比较讨厌那种花半个小时,左一张,右一张,前前后后画面都差不多的,然后组成一组照片。一张照片就能说明问题,为什么非要用很多照片去呈现。



《菲菲追美记》

 

2014年9月1日,安徽合肥一整形医院,21岁的菲菲在接受隆胸手术。短短的半个小时里,菲菲的胸部和术前有了明显的变化。据数据统计,在继美国和巴西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排列第三的整容大国,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通过整形带来自信。




《60岁母亲失独重生记》

 2010年,已经60岁的成琳在唯一的女儿死去后,痛不欲生,最后冒险选择用试管婴儿手术,并成功生下双胞胎女儿,希望借此安抚失独后的创伤。2013年两个女儿已经5岁。但抚养两个孩子需要很多费用,不得已,退休后的成琳依然在忙着打工挣钱。


对阅读量的困惑

《台海》:在作品中,我发现您很注重一些细节的呈现。

吴芳:我给路透社供稿十年,他们注重细节的风格对我可能有一些影响,另外,我总觉得照片是自己拍的,一旦署名,就必须对自己的产品质量负责,对读者负责。拍照片的时候,我都尽可能去找好的角度,习惯把画面拍得简洁、干净、更突出,尽可能从中找一些细节,细节是最能打动人的,也是从众多照片中能够剥离出来的关键所在。在同一现场,你观察得越仔细,越能发现细节,你的照片就越有希望成为新闻事件中的独家。

你看贺延光老师的《两党一小步民族一大步》,那么多记者在现场,为什么他抓的就是最佳的?这还是在于他前期有观察,有思考,且成功拍下来。这个就是他在事件当中的独家画面。

《台海》:在按下快门之前,您最在意的是什么?

吴芳:我很少去干预拍摄对象,一直在观察,预见对方可能的下一个动作,事件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什么时候是一个高潮,然后按下一张不需要后期裁剪的画面,我习惯一次性把这张照片拍好。当然在现场也会碰到干扰,拍到画面不是很干净。

《台海》:如何跟采访对象沟通,是不少年轻摄影记者困惑的一个事情。您分享下这方面的经验。

吴芳:如果长期记录一个人物故事,情况可能会稍微好一点,困难的是第一次,第二次以后就逐渐熟悉。

比如,你到一个工棚里,“我给你拍几张照片。”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在面前、拿着一个本子说要采访自己的陌生人,对方本能地觉得紧张,“我说的每一句话,记者都会记下来!”

录音笔也是这样子,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拿录音笔,或者笔记本去记,我只是记这个人的年龄、姓名,一些必要的东西我会事后或者在拍的过程中悄悄录下来了,现在相机有录音功能。在过程中,最重要的还是敞开心扉聊天。

一开始,我不会说我是来拍照片的,我只会跟对方聊天,聊家常,聊他的孩子、他的生活、他的家庭,这样子,他才不会觉得你是记者,时间长了以后,你们的距离就非常近,这时候,你提出来拍几张照片,再说一下原因,人家就会接受你的拍摄。如果你第一次没拍好,你可以把第一次当作铺垫,第二次再去,这时候就不一样,比第一次要容易得多。

去年,我曾经写了一篇文章,关注的是新媒体时代,新闻摄影迎来一个新春天。但是,我不妨又说,应该警惕全媒体时代的传播方式,它是新闻摄影的一次大倒退。

为什么这么说?都市报的采访节奏很快,今天采访了,晚上就要上版编辑,考核方式在于版面有多大,而不是时间跨度有多大,一般摄影记者为了完成任务,花两个小时拍一个专题,一摆一拍,差不多有那么七八张照片,就OK了。

一个星期拍的作品和两三个小时拍的,呈现的版面一样大。自媒体时代也是如此,相同的画面放上去,照样有很高的阅读量。大家关注的是这个事件,而不是影像质量的好坏。有的照片很烂,甚至是从电脑上截图,它的阅读量有好几百万。这是我很困惑的事情。

《台海》:听起来让人挺无力感的。您经营的公众号“乙图”阅读量很不错,有一个月份是从39万作者中脱颖而出,一跃成为自媒体新星。有的选题在八小时阅读率破万,最终阅读量超过十万加。

吴芳:现在记者也面临转型,一些记者在叫“纸媒不行了”,与其去叫,不如自己动手去做,走在前面总比走到后面要好一点,公众号这块我们已经错过了2014年的红利期,现在如果我们再不去做,又要错过。

 



 《粉尘阴影下的生死路》

  上世纪90年代,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的3万多人口中,每年到海南金矿打工的有2000多人,从2000年以后,陆续有人检查出有矽肺病。最早有几十个人,2005年有52例,到2010年已达234例。2011年,裕安区已确诊矽肺病患者323人,在六安市人民医院经过鉴定但未出报告的有269人,另有1000余人尚在观察之中……西河口乡是发病最多的地方之一,我常常会接到他们的电话,有时是他们缺点药、有时是他们中有人离世……每当电话铃响起,看到是西河口乡矽肺病患者的电话,我都有一些害怕,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但每每担心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所幸在知晓矽肺病危害后,现在从事金矿打工的人逐渐减少。

01>2003年安徽芜湖长江货运码头,搬运工人在搬运水泥,扬起的粉尘将他们淹没。

02>2013年1月7日,田维文出殡,老田的儿子扶着棺木,陪着父亲走完最后一段路。  

03>2004年4月,叶义根的母亲说起刚刚死去的儿子,老泪众横。矽肺病患者的逐个离去,给他们家庭带来巨大的伤痛。



他们的事件总会让我触动

《台海》:众多专题中,您认为哪一个专题最难拍?

吴芳:矽肺病专题。安徽六安西河口村曾经是打工致富的典范,但金钱却引来了死神。上千名青壮年患上矽肺病,前脚接后脚地撒手人寰,村庄上空常年回荡着哀乐。这些朴实的农民不过是想赚些活命钱,却不知这正是夺命的深渊。这个专题,我从2003年开始跟拍,后来因为纸媒工作关系,没有时间沉下来多待一会,常常是去了,又匆匆赶回来,有些东西拍得不是特别细腻,特别深。我觉得还是有一点遗憾吧。

《台海》:听说拍到后面,电话铃声一响起来,您在接起来前有一点点害怕,害怕听到不好的消息。

吴芳:是这样子,当你开始关注某一个群体后,对方也把你当成朋友,信任你;长期关注他们,他们的事件总会让你有些触动,我对他们也很牵挂。再比如第五届台赛获奖的《病房里的爱情故事》,通过媒体报道,我帮他们筹到30万元的治病费,遗憾的是,主人公刘永梅最后在武汉去世,那一刻,她的男朋友潘鹏飞还奔波在求医的路上。尽管事情已经过去这么长时间,但我还有一些遗憾。

《台海》:矽肺病专题还会继续拍下去吗?

吴芳:我们还是保持着联系,但应该不会继续拍下去了,一些病重的人陆续去世,现在存活下来的病不是很重,基本上能够维持生活,经过几年维权与报道,他们的医疗保险、低保等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后来大家知道了这个病危害后,做着这一行人就少了。

《台海》:现在延续跟拍的是什么专题?

吴芳:春运、失独妈妈、整形这三块我还想跟一下,看看会不会有一些变化。

《台海》:最后要用一段话形容摄影对你的意义。

吴芳:我很喜欢摄影,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当成事业来做,并做到极致,这是一件挺好挺开心的事情。我相信,只要付出,必定有些收获,也希望让自己更多的作品能够温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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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行工

海西画廊

分类: 文化





事无巨细往往事与愿违

走进沈行工的诗意世界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身在江南,必游春色。从古至今,江南的风光不知被多少文人墨客反复描摹赞叹。也许在很多人看来,江南题材比较适合水墨画,但在看过沈行工的作品后,不少人会不由感叹,“原来,油画也很合适呀。”

沈行工,生于浙江宁波,16岁时进入南京艺术学院附中就读,而后便一直生活在南京。早期,他用一种较为朴素的写实主义手法,画了不少以江南乡镇风情为题材的作品。不过,在2000年以后,已看不到这类风格的作品。记者问他,为什么不继续画下去?他说,“生活当中看不到这类的场景,如果再画,缺少那种真切感。”大致是在1990年前后,沈行工关注点发生改变,更重视油画的本体语言,试图以一种更为注重画面形式感和表现性的画法来作画,从而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

历经多次地审视和探索,沈行工确立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诗意性油画,他自如地运用色彩语言表达江南的意蕴和情调,他笔下的江南是一种有人间烟火味的风景。著名美术理论家邵大箴点评说,“他采用笔到意到甚至笔不到意到的意象手法,强化意境的表达,不少作品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显示出大家风范。”看了这样的江南,这样的春色,无论是谁都会不自觉反问一句:能不忆江南?

今年3月初,沈行工的江南春早来到了厦门,吸引许多观众前往中华儿女美术馆感受“油彩江南”的别番滋味。展览的开幕式也很特别,选择在天竺山森林公园,邀请孩子们一起跟着沈行工把春天装进画框里。写生现场,小朋友们很喜欢这位气质儒雅的沈爷爷,画到一半画不下去了,就跑来搬救兵,请他支招;画好了,主动请他点评一下。沈行工有求必应,时常乐呵呵地弯着腰跟小朋友对话,不时冒出“好玩”、“画得真好”、 “孩子画画的优点就是自信。”站在一旁的沈夫人小声地告诉记者,“他很喜欢看小孩子画画,他认为小孩子就是大师。”

 

经常看孩子的画

《台海》:听说四五岁的孩子拿起画笔,会画得更好,更有想象力。

沈行工:学龄前的儿童没有成年人固定的框框,他会更加用自己的心灵去感受,去表达,更加自由,更加随性。往往让我们有一种意外的惊喜。我有一个孙女,四五岁时的作品让我们很惊讶,画面很生动,想象力特别丰富。作为一个成年人,有时候很难理解她怎么会这样想,为什么会这样画,给我们这些所谓成熟的人带来很多启示。我也经常看孩子的画。

之前有一个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书《大师的画》,里面全都是儿童的画,画得真是很可爱,对我们很有启发。如果艺术都变成了一种比较刻板的表达方式,它就很难真正的打动人心了。而儿童,特别是幼儿,他的心灵是纯净的,在他们的眼里,自然总是美好的,我们有时候真的反而受他所感染。

在生活中,我们不宜过多地用成年的绘画标准去衡量孩子的作品。首先是要培养他的兴趣,鼓励他面对自然,用画笔纪录下感受,至于艺术技巧或者艺术规律,他还没有掌握的部分,其实都是以后的事情,不宜在初学阶段对他提过多的要求。初学的阶段,过多的要求,反而会束缚了他们自由想象的空间。鼓励他的想象力,鼓励他的独创性是最重要的。这样他将来就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

孩子画画的优点就是自信,相信自己的主观感受,怎么想就怎么画,其实,他是用自己具有很强主观性的眼光去观察,这点值得我们成人学习。

《台海》:小孩子大了,接触的东西多了,顾虑多了,他可能就不自觉改变了,变拘谨了。

沈行工:画家有时候也是如此,我也会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太拘泥于规则和经验,让自己的作品过于完整,以至于失去了某种生动性。在艺术探索的道路上,一方面要不断地提升基本功,一方面又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掉感悟自然的那颗初心。

《台海》:所以您很鼓励一定要到外面去写生?

沈行工:当然是这样,尤其是油画家,要有一定的写生能力,现在的孩子们能够这样出来,对着自然直接写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活动。我们所面对的真实的自然,是非常丰富又非常繁杂的,这就非常考验我们的艺术概括能力,必须要删繁就简。

直接面对真实的世界,所带来的不仅仅是让你亲近自然、贴近自然、感悟自然,而且也能提升你的艺术概括能力,所以我们很提倡面对自然写生。当然,艺术作品的完成方式有多种,有的是在写生过程中直接完成,但很多的作品,特别是大画还是要在工作室完成,可能要依靠素材进行创作。这个无所谓。其实,越是大幅作品,越能看出这位画家的艺术概括、艺术处理能力。

《台海》:您如何看待小孩子临摹名家名作这一行为?

沈行工:临摹也是一种学习方式,通过临摹,孩童可更深入地领会大师作品里的一些奥秘。猛地一看,他可能会淡忘,通过临摹,他往往会记得很深,在临摹的过程中,也会接触到一些很具体的元素在绘画中的运用,比如,构图、造型、明暗关系、色调。但这不能代替所有,不能代替直接面对自然。一个人的学习状态应该是积极、主动、自觉。

 


从重客观再现转向重主观表现

《台海》:您曾说过,能否在创作上取得成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作者对于自己作品的题材和风格的选择。

沈行工:是这样。一个正确、恰当的判断,对画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位艺术家都有自己的长项和不足,他必须要做出判断和选择,要如何更好地扬长避短,必须要有取有舍,在这个过程中,舍比取更为重要,更为困难。我是属于比较典型的学院培养的,从附中开始读美术,然后读本科、研究生(中间有过一段时间工作),我的体会是不要试图五项全能,否则往往事与愿违。

《台海》:您是何时决定走写意派路子,而不是写实派?

沈行工:我是学院培养出来的,基础也比较全面扎实,当开始创作,我很自然地采用一种较为朴素的写实主义手法,画了一些江南题材的作品,现在回过头来,这些作品很宝贵,因为也是我真实感情的表达。但,我在画的过程中,包括事后,我始终有一种不满足感,想用一种带有更多个人印记的手法去表达,希望借此更好地表达出自己内心所特有的、对于绘画的审美追求。

在这之后,我逐步尝试使用主观创作的表达方式,希望能够更多地把自己的关注点,集中到绘画艺术的本体语言上,让人们通过作品感受到这位画家特殊的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同时能感受到另一种美感。这是我很希望努力做到的。

《台海》:这是不是说,虽说画的还是油画,但中国人的骨子里天然还是写意的?

沈行工:真是有这种情况存在,也许我身上也有,但我没有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我少时也看过很多中国画,上附中时也画过中国画,后来,我逐步意识到中西文化间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中国文人画里有写意精神,西方现代主义绘画里有很强的表现性,这种写意性和表现性,实际上是共同的。画家往往不满足于客观再现,而是试图用更为主观的表现方式创作作品。从重客观再现转向重主观表现,我本人非常赞同这一转表,我也很试图通过作品体现内心表现的愿望。

《台海》:所以,您在2003年创作了《蓝色的江南风景》,对您来说是一件划开一个时期的具有象征性的作品。这是您60岁的一个代表作。

沈行工:是的,说起来也是很有意思。很多画家朋友或者是学生问我,“沈老师,您这张画画的是哪里?”“江南风景啊。”“具体在什么地方?”我说没有具体的地点。实际上,这是一幅凭记忆和想象完成的创作,我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地点,那样的山,那样的河川,那样的树木,那样的房屋,都是我最熟悉的、曾经画过无数遍的江南风景,是我这些年来对江南风景的一种印象。

这张画的主观想象成分比较大。一开始,我画了一个小的铅笔草图,再用油画棒画了一张A4大小的色彩稿,然后我就直接去画大画。画大画时,我其实有一度失去信心,因为不容易完成,碰到很多困难,她(妻子)很鼓励我。现在的原作上看不到它的修改过程,里面曾经有过很大的改动,比如,山和河的位置,往上移了大概10公分,这意味着要把所有的结构全部改掉。这也就油画能办到,油画颜料的遮盖力很强。有时候你们看某些报道,说通过现代科技可以看到某个油画家的作品下面还有另外一张画,这不奇怪,前面这张画没画好,又在上面重新画了一张了。

 


借题发挥,借景抒情

《台海》:绿色是不是您最喜欢的一抹颜色?

沈行工:红和绿,一块玉。所有的颜色都很美。

一般人觉得绿色很难画,如果你善于去观察,善于处理,绿色也可以画得很丰富多彩,画得很新颖,色调的处理在于色调的把控能力。除了画风景,我也画很多静物。画静物主动性更强,色彩的处理可以更自由一些,可以运用一些我们在风景画上不大容易遇到的色调。

《台海》:你前面提到,创作过程要有所取舍,要删繁就简,要做减法。在写意油画中,什么是不能减掉的?

沈行工:有利于你抒情的,就是重要的、突出的、鲜明的,无益于更好表达的,就要对它进行删减,才能凸显更为重要的部分。巨细无遗,就什么都不突出了。说到底,画家也是借题发挥,借景抒情,不管画江南还是画闽南,我们并不是去为了画地域的风貌而去画这张作品,我们是为了借这个地域、借这个风貌去表达自己的一份情感。我们创造一个美好的画面,它是哪里,其实并不重要,它所表达的情感,所创作出来的这份美好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都在借题发挥,借景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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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麻糍

分类: 特别策划


          叶氏麻糍是摊位最小的中华老字号,但名气却很大,图为正在忙碌的二代继承人叶建佳。


叶氏麻糍:摆摊叫卖的中华老字号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台海》杂志特约记者 王火炎

 一粒小小的麻糍,一个手推车式的摊位,却迎来络绎不绝的客人。作为厦门思明区鼓浪屿上唯一合法占道经营的摊贩,叶氏麻糍久负盛名,至今近百年历史,已到了第三代传人,在大多数人看来,百年的发展仍停留在一个手推车式的摊位似乎不可思议,但小本生意就一直这么经营了下来,卖着黑白分明的麻糍,每天只做千余个,把一个小小的麻糍摊弄成了“中华老字号”、“中国名点”,并演化成“鼓浪屿的一道风景线”。

每天在鼓浪屿龙头路口的拐角,总有那么多人排着队,等着摊主做的麻糍,只见他麻利地将糯米团拉平,包上芝麻末、花生末、白糖后,在芝麻糊里滚上几滚,一个麻糍就做成了。叶氏麻糍的创始人姓叶,叶家人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品质,用游客的话说是有“家乡的味道”,还有“品尝的乐趣”。

按理说,麻糍这种东西再柔韧香甜,也很难成为人人排队购买的名小吃,对此,现在在街上经营的叶氏麻糍第二代继承人、叶成屋的三子叶建佳表示,除了自己做的麻糍好吃外,也离不开政府的扶持,“也因为政府的扶持,我们坚持十多年来麻糍的售价一分都没提高过。”他笑谈,“我们是全国最小的‘中华老字号’,也是唯一摆摊经营的‘中华老字号’。”

 


小推车承载三代人的坚守

一团柔韧甜香麻糍,佐以一杯浓浓的热茶,是厦门独特的传统风味甜点,也是老鹭江道上风味绵绵的下午茶。随着厦门思明区旅游事业的兴旺,叶氏麻糍亦成了外地游客喜爱的风味小吃。每一回经过鼓浪屿龙头路,总会见到市民、游客正在排队购买叶氏麻糍。国内外游客游览名胜古迹之外,同时也希望品尝到具有地方特色的风味小吃,叶氏麻糍正是迎合了游客的心理,一粒一元,一份十粒,好吃又便宜。对厦门市民而言,叶氏麻糍是小时候的记忆,许多小时候吃过叶氏麻糍,一到鼓浪屿总是忘不了来到摊前,买上几份。

要弄清叶氏麻糍的魅力,销售现场是最佳观察点,观察的这一天,叶建佳的老伴正好外出,小小的摊位后空出一个位置,为此,叶建佳邀请记者一起边卖麻糍边聊家族往事。麻糍现做现卖现吃,包麻糍的人手要保持干净,为此收钱时,叶建佳便用筷子夹或由助手收找,以保证食品卫生。

给叶建佳打下手的时候,记者再次深深地体会到,麻糍的受欢迎程度,许多人拿着手机拍照,记录下这一刻的等待与美味。有人说,“真是好不容易才找到,麻糍看起来不大,一口绝对可以吞下一两个。”有人一开口就买了7份,“给朋友带的,我40多岁了,从小吃到现在还没吃腻,多少年都没涨价,真的是不容易,支持涨价。”有人吃完就立在一旁等候,“大爷,我是从青岛来的,您有考虑做加盟吗?”

记者也问他,真的从没有考虑做加盟店,或者弄个铺面,把生意做大?叶建佳摇摇头,“现在租金多贵呀,店面成本太高,不适合我们小本生意。如果把生意做大,麻糍就不是现在这个价格了。现在这样很好,无论是岛上居民还是四方游客,也都已接受了这种传统经营方式,小车就是活招牌。”

采访中,叶建佳一直强调口碑比什么都重要,叶建胜的侄子、三代继承人叶伟荣后来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他们也没有赚大钱的野心,“爷爷生前最看重家族的名声。每次来摊位时,都要将‘中华老字号’、‘中华名点’的牌匾一一挂好,告诉我们,要好好做人,钱赚多赚少倒是另一回事。”

一根筋的叶家人认为,市面上鱼龙混杂,不是自己人做,可能会砸了招牌。毕竟叶氏麻糍是从过去靠挑着麻糍担在鼓浪屿岛上叫卖,到1981年起在龙头街扎下根来,到如今的家喻户晓,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小小麻糍多多故事

“当时,爷爷挑着担子,一头是麻糍,另一头是井水,边喊‘麻糍’边走街串巷。就着清凉的井水吃甜糯的麻糍,成了一代又一代鼓浪屿人美好的童年记忆。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华侨回鼓浪屿,一定不忘买麻糍吃。”在叶成屋的孙子叶伟荣记忆中,爷爷的形象是淳朴善良、吃苦耐劳的,和当年的许多手工艺人一样,他的爷爷喜欢为他人着想,爷爷的麻糍担有一样特殊的物品:粗糠壳——这是为码头工人准备的。码头工人干活冒汗,气喘吁吁,如果一口气喝下冰凉的井水,会刺激肠胃,爷爷就在碗内加些米糠,码头工人喝时得先把米糠吹开,这样就能舒气。

叶伟荣的爷爷叶成屋,祖籍安溪,1934年,12岁的他跟着大他3岁的哥哥,从安溪来鼓浪屿做工,这两个孤儿3岁没了母亲,12岁没了父亲,一直是由三婶抚养长大。多年以后,叶成屋成了8个孩子的父亲,他的麻糍成了鼓浪屿一大名点。可是当初是怎样创出这个麻糍来的呢?

 据叶家人介绍,一开始兄弟俩在饭店打杂,几年后开始学做茯苓糕、碗糕、麻糍等几十种厦门小吃,后来手巧的他结合从祖父辈那里祖传的做糯米小吃的手艺,创出了这个叶氏麻糍。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他和哥哥便挑着担子,在鼓浪屿沿街叫卖。彼时,物质条件艰苦,手工操作,耗时费事,每天只能做几十粒或上百粒,但这纯手工制作的麻糍是很多人的心头爱,渐渐地,叶成屋已小有名气,被当地人称之为“屋仔麻糍”、“叶氏麻糍”,当然那时吃得起麻糍的人大多还是岛上华侨。

叶成屋育有4子4女,为了养家糊口,他经常白天挑担叫卖,晚上连夜磨米备料,睡眠严重不足,实在熬不住时,他会往额头上拍些井水,之后又打起精神劳作。1958年公私合营,叶氏麻糍并入鼓浪屿食品厂,叶成屋进了工厂做豆干、豆腐、面条,一直到1980年退休。此后20年间,鼓浪屿再没有高调出现过“叶氏”的叫卖声。

 那么多孩子要养,靠几个工资哪里够。在那些不能做个体户的年头,叶成屋还是偷偷做麻糍,在这段时间,初中毕业的叶建佳也开始模仿父亲偷着做麻糍。改革开放后,个体经济有了发展的大好时机。1978年,叶建佳和弟弟叶建胜(也是叶伟荣的父亲)重操父业做起了麻糍生意。叶建佳负责麻糍生意的运营,长年驻守在鼓浪屿龙头路的麻糍摊点,叶建胜专在内厝澳家中负责麻糍的所有准备工序:糯米糍和馅料的陪给。

叶氏麻糍的很多外部事务主要靠叶建胜打点,包括那年吵得沸沸扬扬的香港商标抢注事件。最后以“叶氏”的胜诉告终,叶建佳去给“叶氏”注册,注册人用弟弟叶建胜的名字。很多人说他这行为比较傻,但叶家就是因为这样的家人组合才能顺稳走到今天。有意思的是,叶家的几个媳妇都是因为喜欢吃麻糍“爱屋及乌”地喜欢上叶家四兄弟。

 

耐心磨细心揉用心轧小心包

80后的叶伟荣是叶家第三代中惟一的男孩子,许是有些受所谓“传男不传女”观念影响,叶成屋让四子负责麻糍的前期准备工作,毕竟麻糍好吃,关键在于食客根本无缘看见的麻糍前期制作工艺中。叶伟荣高中毕业后,便跟着爷爷、三伯父、父亲做起家传的手艺。刚开始他只是跟着三伯卖麻糍,慢慢地转到幕后。

叶伟荣告诉记者,不管是糯米磨制加工或者麻糍里的馅均要“耐心磨、细心揉、用心轧、小心包”。麻糍坯的做法,早年是用泰国的糯米饭在大石臼里反复舂出来的,质地柔韧;后来改用石磨或电磨磨出生糯米浆,压干后蒸熟,再反复揉搓,做成的麻糍坯,细腻柔韧。这时候必须再趁热用手挤捏出一个个小团依次摆好,此过程看似简单但最考验耐性,因糯米糍温度高,制作者的手长期处在高温作业,手指尖会烫磨起泡。

至于馅料的制作也并不轻松,馅料是用黑芝麻末、花生末、白砂糖粉,按一定比例掺和而成,芝麻花生得洗净晒干,之后慢火炒香再轧成粉还不能出油要保持松散的状态;白糖是要把成品糖买来熔化搅出丝来再磨碎,吃起来口感会冰冰的,绵绵的。这一套工序做下来往往需要耗上半天多的时间。这种手工做出来的味道满嘴又绵又糯,沙沙的白糖夹着香香的芝麻、花生,不用嚼,它会顺着食道直往下钻,是现代机器工业所无法比拟的。

 近年来,市面上供应的中西糕点不仅品种繁多,而且味美可口,卖麻糍的小摊子更是比比皆是,在这种竞争情况下,叶氏麻糍却盛销不衰,叶伟荣说,这白如玉的麻糍团选料地道实在,才得以维持叶氏麻糍近百年的口碑。叶建佳表示,三代传承,如今叶氏麻糍不能简单地以经济效益来衡量,而是从“中华老字号”的角度来看它产生的社会效益,这也是他坚持一粒麻糍仍卖1元钱的缘故,他认为,自己的定价对于全厦门的麻糍业是风向标,他没涨别人就不敢涨。

对不涨价一事,叶伟荣内心则有不同的想法,他说,因为纯手工制作,很费时费力,目前的利润太低了,只能挣到一点工钱而已,盼望着有一天可以有较大的改观,但“涨价会涨得有理由,例如,提升包装、服务等。”叶伟荣对营销极感兴趣,也特地到外地取经,不过,两代人间有不同的见解,为此,叶伟荣表示,眼下还是要尊重老一辈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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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

老字号

香港

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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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图/《台海》杂志特约记者 王火炎

 

 

在过去,“老字号”这块金字招牌,主要依赖的是口口相传,最终成为象征性符号,而现在,“老字号”的认证与保护是一道不低的门槛,按商务部最早的认定要求,所谓的“中华老字号”是指在长期(截止到1956年创办)的生产经营活动中,沿袭和继承了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和历史痕迹,具有独特的工艺和经营特色的产品、技艺或服务,取得了社会广泛认同,赢得了良好商业信誉的企业名称、产品品牌。

国家商务部于2006年和2011年分别组织评选过两次“中华老字号”,厦门有12家入选,其中9家在思明区。如果再仔细考究厦门老字号的起家发源地,它们的人文原点多在厦门思明区。《台海》杂志记者穿梭老市区,寻找那些“老厦门”眼中的老字号店铺,它们有的最初只是街头小摊,小本经营,靠着勤奋,渐渐发家致富;有的承袭祖传秘方,凭藉独特的制作技艺,名闻遐迩,历百年而弥兴;有的涅槃重生,在“墙里”开花更在“墙外”香。

 

01>正和配制的六味地黄丸具有300多年历史,曾经远销东南亚一带,老厦门人的药柜里少不了它。图选自洪卜仁、陈茂盛主编的《厦门老报刊广告》
02>上世纪40年代,永康成、南泰成是厦门的两大百货商场。图选自洪卜仁、陈茂盛主编的《厦门老报刊广告》


商人云集时,老字号也云集思明

繁华的鹭江道和中山路上是游客云集之处,走在街头,各种老字号招牌鳞次栉比,在消费市场讲究品牌人文底蕴的今天,商家搜肠刮肚寻找祖宗,产品努力嫁接挂靠名流,好多店家都打出了老字号的招牌,但是该如何辨别到底谁真谁假?

厦门文史专家洪卜仁告诉《台海》杂志记者,上世纪30年代初,厦门出版过2本书,一本是1930年的《厦门指南》,一本是1932的《厦门工商业大观》,里面的商号1956年以前还在的话,那就是老字号。广为老厦门人熟悉的有黄则和的花生汤、好清香的烧肉粽、新南轩酒家的小吃、庆兰斋的馅饼、黄金香的肉松、陈有香的沙茶酱、慎昌的钟表店、大元路的景华轩理发店、鼓浪屿的美张照相馆、正和的六味地黄丸、怀德居及回春药店的老药铺、三堂(万全堂、春生堂、松筠堂)的药酒等等,也有的则因为战争或店主迁移外地经营,比如张顺发的将军祠米粉、会文堂文德堂的书店、留春阁的松茸行……在过去的百年间,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老字号,留下脍炙人口的演变故事,更令老厦门人自豪的是,这些老字号都是在厦门思明区辖区起家、为人们所喜爱。   

“厦门有很多老字号,有待于全面梳理。”洪卜仁语重心长地表示,老字号是过去年代的一帧商贸景观,1956年公私合营,不少赫赫有名的老字号并入到国企,但是这里面又有一种情况,有些字号还保留,依旧对外出口,如并入厦门酒厂的三堂药酒,并入厦门中药厂且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正和六味地黄丸,至今仍销往海外;有的字号本来就有一两百年历史,因为抗战的关系,搬离厦门,到香港、澳门、新加波等地发展。

 想要系统了解厦门老字号的历史沿革,非常有必要回顾厦门的历史。厦门的发展形成于明末清初,至晚清时逐渐成熟,以水仙宫与洪本部为例,这里是早年厦门最繁忙的水路联运码头,明末清初已是对外贸易口岸,这时厦门最繁荣的地方叫寮仔后(今天的水仙路)、港仔后(今天的镇邦路)。1840年代,厦门开埠,作为近代中国最早被迫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城市之一,成为外国资本进驻中国的主要据点。沦为公共租界的鼓浪屿与老思明因为便利的地理因素,发展成老字号的发祥地。

厦庇五洲客,门纳万顷涛。也正得益于这个开放的港口,这里商人云集。商人云集意味着是老字号云集,五湖四海的商人带来了五湖四海的产品、五湖四海的生活习惯,孕育出了五湖四海改造后的老字号,黄则和创始人便是这时候从邻近的海澄挑着担子来到厦门。

1851年,英国人强占厦门岛从岛美路头(今中山路与番仔街交会处附近)到新路头(今鹭江道厦门海关后,新路街大同路交会处附近)一片临海的滩地,以“租借”的名义,在这里开设洋行、栈房。也因为如此,厦门岛靠近今鹭江道码头的地方,成为了人气潮涌的街市,沿着鹭江道到浮屿角,以码头为节点,餐馆酒楼林立,小摊食担成行。

“租界里头有很多老字号、老品牌,但是它主要是为洋人服务,完全走市场的老字号、老品牌在老思明。”厦门老字号协会秘书长杨毅表示,因为历史的关系,思明区云集老品牌老店铺是理所当然,形成了洋行、南北郊行、百货、珠宝、绸布、参茸、五金、钟表、茶叶等零售批发商号聚集的业态,“到了1930年代,厦门工商志的资料显示当年厦门约有16000多家商铺,其中绝大部分都在思明区。”

在大同路上,一间走过101年头的别墅里存有一块具有142年历史的商号牌匾,牌匾上写着“锦源”二字。商勋别墅的主人、68岁的苏宜仲告诉《台海》杂志记者,“锦源号”商行是曾祖父苏敬庭于1875年创立的,主营纸业兼其他贸易,同时也经营侨批汇兑业务,鼎盛时期在厦门及东南亚13个港埠设有分行。因“锦源号”经营出色,苏敬庭捐了一笔钱给清政府,后被清政府授予五品勋商六品顶戴,别墅也因此得名。苏宜仲一边展示牌匾,一边自豪地告诉记者,“这块匾额代表着厦门商号的源头。”

由于靠近多座码头、货栈,毗邻海关,人货进出方便,商勋别墅所在的大同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闽南地区的购物天堂,造就了盛极一时的商业中心。

1930年《厦门指南》刊载,这时的大同路路口已有豪华的大千旅社,往里是同英布店、瑞芳西参行、光大参行三足鼎立,中段是南泰成、永康成等大型百货店相邻相对,还有大同戏院。曾经辉煌走过,如今老字号寥寥无几,剩下的多为散落在附近的餐饮类老字号,如1940年代问世的好清香、扁食嫂、陈有香沙茶酱等,老厦门人想起这,总不免唏嘘几声,曾经口耳相传的恭安中药铺、新合美钢铁厂也早已化作历史中的一个背影。

 



思念老字号,恢复老字号

厦门作为一个旅游城市,广为游客朋友熟悉的老字号伴手礼是馅饼。其中,厦门馅饼又以庆兰斋最为著名。厦门老字号“庆兰饼家”始创于19世纪后期,一百多年前,创立人邓氏夫妇在他们初次踏上厦门的码头附近的“磁街”(今天的厦门邮电局附近)开设一家饼店,专门焙制馅饼,创办伊始雇请了擅长制饼的诏安师傅。那时,庆兰斋店门口常有市民排队等候购买刚出炉的馅饼,其馅饼不但畅销厦门,在港澳、新加坡、菲律宾等地口碑也很好,华侨出洋从厦门码头带上几盒甚至装箱托运回去馈送亲友是常见的事件。

1956年公私合营时,庆兰斋一部分迁移至香港经营,一部分并入厦门糖酒公司所属的厦门糕点厂,以后又归入厦门食杂公司。此时,仍以“庆兰斋饼家”的名义继续生产馅饼,直到“文革”期间停产。上世纪80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庆兰斋馅饼又与市民重逢,在中山路重新挂起招牌,除生产庆兰馅饼外,还有各式糕点几十余种。著名书法家罗丹为其书写了店招。2004年,庆兰饼家商标从厦门糖酒公司手中转到厦门夏商旅游集团。2014年在厦门夏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老品牌再生的计划中,庆兰饼家以首个再生项目亮相了。这个承载着诸多回忆的老字号,在几经变迁后,再次回到人们的视线。

同庆兰饼家一样,新南轩酒家也是一个几经兴废却总是一脉相承的名字。对老厦门人而言,新南轩酒家可谓如雷贯耳,创办于1911年间,原名叫南轩酒家,地址设在水仙宫码头附近。当时的老板、师傅、伙计全部来自福州,是一家福州风味菜馆。后来,南轩酒家面临倒闭,十几个伙计便在现在的思明南路合作另立锅灶,并在“南轩”店号之前加一个“新”字。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生意颇为兴隆。1956年公私合营后又改为国营,生意蒸蒸日上,已从原来一间店面发展成十间店面,四层楼餐厅,可同时容纳700多位食客就餐。

厦门辟为特区之后,新南轩酒家经过几番装修改造,增设空调雅座,进口了冰激凌机,增辟了冰厅,经营的冷饮品就有几十种之多。菜肴品种也不断推陈出新,既保留和继承福州菜风味,也吸取了闽南、厦门、汕头、广州等地方风味,仅名菜就有几十种,成为一家综合性菜馆,既能承办高档筵席,又有中档盘菜,同时兼有厦门大众化的各种名点小吃、面点及面包、蛋糕和各式糕点。

然而2000年初,随着旧城改造,新南轩所在的骑楼被拆除,酒家也随之而去,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2004年,鹭江道瑞颐大酒店的业主因从小在厦门长大,对厦门这片土地很有感情。为了不让新南轩这一本土老字号商标流到外地,以高价购入“新南轩”商标,随着酒店的建成,新南轩最终还是被引进酒店,转型高档中餐厅,延续着一家老字号经典的味道。

 



港台百年老字号的思明血统

在开禾路竹树堂旁边有一栋朴实无华的老建筑,顶楼有两个八角亭,天气晴朗时,有一位老人会打出“王家茶庄”的旗号,在家门口卖茶叶。所谓“王家茶庄”实际上指的是荛阳茶行。关于荛阳茶行的故事可追溯到1842年,王家第一代王择臣跨海赴台,在鹿港靠卖安溪铁观音起家;清末,王家第二代回安溪开设峣阳茶场,1917年,第三代王淑景离开安溪,来到舟船云集的厦门商港,在厦门洪本部开了一间茶行。

1921年,修建开元路时,茶行所在地刚好在拆迁范围内,王淑景考虑到厦门港口对茶叶外销极为有利,便搬到现在的开禾路123号,修建了今天的这栋三层半茶楼,据说,这是十九世纪初厦门最高的建筑之一,可直接眺望厦门港,顶楼天台上建有两座凉亭和一座家祠,假山、花坛、喷泉俱全。王淑景的孙子、今年60多岁的王守忠告诉《台海》杂志记者,香港的家中存有一张全家福,看背景就是在家祠前拍摄的。这张全家福中没有他,在香港出生的他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首次回到祖宅。

王守忠的父亲王文斗是王淑景的三儿子,“1938年,我爸爸从厦门来到香港,开设茶叶分行,不是现在的店址,街道是同一个街道,以前在18号,现在70号。”王守忠告诉记者,抗战时期,叔叔和伯父从香港去了台湾,茶行经营据点也因此从香港延伸至台湾,台湾茶行没有沿用“荛”字,而是改成“峣”,现在台湾峣阳茶行的经营者是他的侄子王端铠。

台湾朋友告诉记者,峣阳茶行在台湾相当有名,在台北101、新光三越信义新天地A4馆、新竹大远百、台中大远百都设有专柜,其产品是台湾人喜爱的伴手礼之一,也是多年来各项比赛的金奖得主,在台北举行的第二次“陈江会”上,江丙坤就曾以此茶送给陈云林。

同台湾的不同,香港的荛阳主要做批发生意,卖的还是福建安溪的铁观音和武夷山的岩茶。“台湾主要做台湾的茶,注重送礼包装,我们比较平实,没有什么花样,业务很稳定,有很多老顾客。”世界华人健康饮食协会荣誉主席蔡澜便是店里的常客,曾撰文推介荛阳茶行。十多年,香港荛阳茶行在上海开了一个分店。

王守忠说,不少家族往事都是听父亲和在厦门出生的姐姐讲的,姐姐之前也经营茶行。鲜为人知的是,王灿云1988年,捧着姐弟几个人的200万港币捐给厦门市政府,以祖父和父亲的名誉设立“王淑景、王文斗奖学基金”,这也开创了厦门市筹募教育基金之先河。

“淘化大同是一家食品制造厂,淘大食品在香港各大超市有售,算是名牌吧,连续20年获得10大酱油品牌,市民喜欢,我家也一直有在用。”中新社香港分社新闻摄影部主管洪少葵口中的淘大是一家发源于厦门、留存至今的近代民族工业品牌,一家开枝散叶但仍保留厦门英文旧称“Amoy”的百年老字号。1908年,华侨杨格非与本地商人陈天恩等收购英人在鼓浪屿所办的慈化酱油厂,创办淘化公司,经营酱料罐头。

登录香港淘化大同的官网,真的是随处可见到厦门的元素,网址、商标皆标注着Amoy字眼,公司的发展历程中,也仔细记载着自1908年在厦门鼓浪屿创办以来如何一步步迁往香港、辐射海内外。

 

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千亿产业链

“当年老思明是一个万国城,可说是一带一路上国家云集的城区,我们现在一直鼓励当地的老字号走出去,更重要的是,沿着一带一路的方向,走向海内外。”厦门老字号协会秘书长杨毅表示,中华老字号应该成为一带一路的先行军,通过商业文化的推行,推动着整个商业经济的海外流。他举例说,厦门的老字号有一些是华侨回归后创建的,如陈有香是印尼马来亚华侨上世纪40年代回流到厦门而创建的,为厦门人们所喜爱,成为了中华老字号,现在陈有香又已经迈向海外。

杨毅认为厦门老字号大有文章可做,有望通过一带一路走出千亿产业链,让资本和发展理念进行链接,“海外的华人一半以上来自闽南,而早期海禁时,只有厦门是可以往外走的,从福州走的不多,所以我们华侨的脑海中一直记着厦门。我们到海外去找福建会馆,一问都是叫厦门会馆。我们认为厦门具备这种能力和特点。”

杨毅告诉记者,协会到杭州河坊街、南京的秦淮河、广州的北京路等地考察过,发现这些地方同中山路和整个思明片区都很相像,为此,一直在动员、 策划厦门老字号一条街。让杨毅感到高兴的是,经过协会推动,2016年12月2日,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表决批准《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这是福建省第一部关于老字号保护的立法,也是中国大陆的第一部。《厦门老字号保护发展办法》将于2017年5月1日上路。杨毅说,立法的出台与实施为老字号协会的发展与传承提供了有利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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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0 2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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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明老品牌故事

分类: 特别策划






一甲子的坚守

厦门思明老品牌的精神底色

 

策划/本刊编辑部  责编/刘舒萍

思明区是厦门的中心城区,集中了厦门80%的旅游资源,也集中了厦门75%的中华老字号品牌。2006年与2011年,国家商务部先后批准的中华老字号,厦门全市共12家,思明区就拥有9家,其中不乏有一甲子历史的老品牌。

《台海》杂志记者深入思明巷弄,在时光隧道里,发现了思明区作为现代文明城市的另一面,在全球化的趋势下,思明因其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以一种带有尊严而自信的神情,注视日新月异,内心却坚持精雕细琢。因此,在思明,我们得以品味着历久弥新、熠熠生辉的思明老品牌,其中有些品牌甚至超过百年历史,并获得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殊荣。

如果说思明是一座美丽的华冠,那些从思明起家的老品牌,或许可以说是缀在华冠上的宝石,因坚持传统并用心创新,故虽经时光流逝,精神底色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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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山寺

分类: 特别策划



从泉州安海龙山寺到台北艋舺龙山寺

香火随着安平商贾的足迹传播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台北市西侧的万华地区(旧称艋舺)虽然市容较为老旧,但作为台北最早开发的商业聚落,拥有许多古老建筑与蓬勃的民间信仰活动,其中规模最大,香火最鼎盛的当属艋舺龙山寺。艋舺龙山寺内雕有一副楹联:“分南海支流派接安平普渡慈航超万劫,占东瀛胜地灵钟文甲重修宝刹辟三摩”,晋江安海古名“湾海”,明朝改称“安平镇”,清朝复称“安海”,可见该寺分灵于晋江,是安海龙山寺的支流。

据考证,艋舺龙山寺乃清代渡海来台的泉州先人,为求心灵寄托与凝聚团结力量,从家乡福建泉州带来奉祀的神明,并于乾隆年间在艋舺建起的供奉保佑一方的观音寺院。建筑自清乾隆三年(1738年)兴工,至乾隆五年(1740年)完工,龙山寺自此成为艋舺地区泉州人的信仰中心,也是目前所知艋舺最古老的庙宇。同艋舺龙山寺一样,台南龙山寺、凤山龙山寺、鹿港龙山寺等都是清代时期从泉州安海龙山寺分灵到台湾的。

 

春节前夕,艋舺龙山寺香火旺。

艋舺龙山寺每天固定的早晚课都会有许多信众前来唱诵。图/台赛摄影师 温庆强。 

艋舺龙山寺热抢药师灯

现在游人或者香客到艋舺龙山寺,就是从龙虎门进出。带领记者造访艋舺龙山寺的台北前辈特意提醒记者,按照台湾民间习俗,寺庙中门是让神明走的,一般人只能走在右侧门,龙山寺仍保持这样的规矩。因此,进庙时,要走右手边的龙门,出庙走左手边虎门,象征着“登龙门、出虎口”的吉祥含意。

进入寺内,香烟缭绕,人潮络绎不绝,除了人来人往的香客与游人,还有许多穿着海青、念经修行的修行者,诵经声不绝于耳,记者看了手表,时值下午三四点左右,乃修行者晚课时间,早课时间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农历春节的缘故,寺里的香客和游客比平日增多不少,庙旁场地更是排满了队,人龙几乎占了半条街,就怕抢不到热门的“药师灯”。

每年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龙山寺提供的点光明灯服务,其中穿平安总灯和财神灯灯脚是艋舺龙山寺行之有年的活动。平安总灯和财神灯是过年期间设置在三川殿前方庙埕的两盏大型花灯,总是吸引许多民众排队、鱼贯地穿过灯脚下,祈求一年的顺遂与财运的旺盛。一般民众会先穿平安总灯,再绕过去穿财神灯。点灯活动会延烧到农历2月19日,也就是到佛祖圣诞日才会卸灯。

艋舺龙山寺寺务组长张雪玲告诉记者,龙山寺点光明灯大排长龙的景象每年都会重演,药师灯、财神灯是许多信众首选,其中药师灯更是一天左右就被抢光。信众沈大毅连续两三年抢到“头香”,他的儿子四年前罹癌,自己开始到龙山寺点灯,点完之后儿子觉得“满顺的”,现在身体恢复得差不多了,因此全家每年排队点灯。

到了除夕当晚九时,庙里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点灯仪式,由数十人组成的诵经团在寺庙师父带领之下,绕行寺内,徐徐亮起上万盏平安灯、光明灯。到了子时,击钟重头戏登场,三位师傅(钟楼两位,鼓楼一位)登上钟鼓楼,击钟108下。值得一提的是,钟鼓楼的大钟大鼓平日里是不击打的。击钟完毕后,接着是轮到中殿的磬登场,然后才是诵经。每年除夕,艋舺龙山寺皆以此传统形式迎接新年,在全年当中,也仅有当晚是不关寺门的。

到了农历正月十五日,艋舺龙山寺整个外围墙都竖立起整片的灯笼,宣告着元宵花灯节的到来。在台湾日据时期,龙山寺得到日本人特许,每年举办盛大的灯会,是台湾三大元宵灯会之一。近年来,龙山寺的灯会规模就比往年小下来,但仍为台北市有特色的灯会活动。

 

泉州民间信仰登上台湾

漫步艋舺龙山寺,可以直观地捕捉到龙山寺具有不少典型的闽南建筑风格,如中殿前方左右两侧,各有一座高耸的楼阁,这是龙山寺的钟鼓楼,这让记者不禁联想起艋舺龙山寺的祖庙——泉州安海龙山寺,安海龙山寺的正前方也设有两座钟鼓楼。此外,泉州承天寺、泉州崇福寺、泉州天后宫、厦门南普陀寺等,也都设有独立的钟鼓楼,可见闽南沿海地区的寺庙,都很重视钟鼓楼的设置。

  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由福建泉州晋江、惠安、南安及同安人共同组成的“陈赖章垦号”,取得第一张清朝官方许可的集体开垦证,进入台北盆地开垦,这是汉人有组织开垦台北的起点。三百多年前,台北还是一个沼泽之地,在整个大台北地区,虽然位于淡水河西岸的新庄,是汉人最早聚焦的贸易港,却因为港口逐渐淤塞而没落。淡水河东岸的艋舺地区,便逐渐取而代之,发展出新兴的商业聚落,成为台北地区的货物集散中心。台湾俚语“一府二鹿三艋舺”,描述的便是台湾清治时期全岛三大港市的盛况。

艋舺龙山寺寺务组长张雪玲告诉《台海》杂志记者,龙山寺的创建过程颇具有传奇色彩。传说在清乾隆年间,有一位商人经过今日龙山寺附近时突然内急,担心带着随身携带的香袋进竹林小解会不敬,为此,便把香袋解下来挂在树上,再行小解,方便后商人却匆匆离去,忘记取走香火袋。之后这个香袋在黑暗中发出亮光,引起了附近居民的注意,这才发现挂在树上的香袋上有金字写着“龙山寺观音佛祖”,于是民众对此香袋祈愿,结果颇为灵验,便认定是观音菩萨显灵,遂从泉州安海龙山寺恭迎观音佛祖来台,并在发现香袋之处兴建了艋舺龙山寺。

据考证,清代由泉州安海龙山寺分灵到台湾的,除了艋舺龙山寺外,还有台南龙山寺、凤山龙山寺、鹿港龙山寺等。而经由艋舺龙山寺分灵出去的寺庙,著名的有台北剑潭寺、林口竹林山观音寺、淡水龙山寺等,另外还有一些分灵并未建庙,而是由神明会或观音会组织轮流祭祀。

由于创建的资金主要来自当时港口及腹地的行郊商,艋舺龙山寺也自然成为这些郊商集会的场所,并在日常诸多事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艋舺地方人士一旦发生纠纷或有疑难杂症无法解决时,也会求助于龙山寺。“这时龙山寺又俨然成为大家公认的、可以排难解纷的地方,不光是信仰中心,其社会地位也不言而喻,不单纯只是一个寺庙。”张雪玲告诉记者,日据时期,龙山寺部分空间被占用作为学校、军营以及临时办公处所。

此外,1896年台北市的祭孔大典,由于原有的孔庙遭到日本军队占用,改在龙山寺进行。另外,由台湾实业家所组成的坤商协会,也在龙山寺成立。从这些故事,可以看出龙山寺当时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以及在地方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

 


泉州名匠主导改建工程

台湾属于海岛型气候,天气多潮湿,寺庙的梁柱易遭受虫蚁的侵蚀,故艋舺龙山寺自从建庙后历经三次比较大的整修,一直到1919年,台北龙山寺遭火,加上龙山寺住持福智师傅见到龙山寺老旧破损,空间被充为公用,便与乡绅进行募款改建。

龙山寺于1920年展开改建,并特意从福建泉州请来大师。“这次大改建还是一样聘请泉州的匠师,主导的这位比较特别,是泉州溪底派大木匠师王益顺。”张雪玲介绍说,随王益顺到台湾的还有石雕、木雕、剪黏与交趾陶等匠师,也都是泉州的名匠,从而让艋胛龙山寺脱胎换骨,成为台湾第一名刹,也奠定了今日龙山寺样貌的基础。龙山寺改建完成后,这些泉州匠师有部分在台湾落地生根、开枝散叶,为台湾庙宇注入了新活力。

王益顺来自福建惠安溪底村,这里是自古以来著名的木匠之乡,龙山寺遇到火灾前,王益顺已经驰誉泉州与厦门。至于是谁邀请王益顺来台负责改建,说法有两个,一说是绅士黄培祥举荐;二说是绅士辜显荣邀请。据说当辜显荣到厦门时,遇到正在建造黄培松大宅的王益顺,辜显荣见其技艺精湛,便邀请他来台湾主持龙山寺改建工作。也有人说,是二人共同举荐。

1924年,艋舺龙山寺改建落成,艋舺龙山寺便以其雄伟壮丽闻名全台湾,成为台湾八大名景之一,甚至有“台湾第一梵宇”的称号,比当时日本设置统治台湾的机构“台湾总督府”还华美。“此次改建,将龙山寺由原来的寺庙建筑提升到宫殿式建筑,这样的建筑在当时的台湾乃为首建,后面很多台湾寺庙的建筑都以龙山寺建筑风格为典范。”张雪玲告诉记者,在台湾建筑史上,此次改建对台湾寺庙具有里程碑意义。

龙山寺主祀的观音菩萨位于中殿,中殿高耸矗立于龙山寺的中庭内,又称“观音殿”或者“圆通宝殿”,是寺内平面规格最大、最高,地位最重要的一座殿堂。整间龙山寺,从年代上来看,中殿却是最“新”的。1945年,中殿遭美军轰炸焚毁,让台湾信众啧啧称奇的是,整个圆通宝殿均遭到毁坏,只有中央神龛内的观音佛祖仍端坐在殿内,仅表面熏黑而已。

由于战后台湾经济还处于百废待兴,经费有限,故中殿一直到1955年才又再度重建。此时龙山寺设计者王益顺与其侄子王树发都已过世,最后由王树发之子王世南绘制设计图,按照原始设计略为修改之后,进行重修。玩味的是,在1920年改建时,中殿内部采用台湾首见的“螺旋藻井”,此时的螺旋藻井按照逆时针设计,到了王世南手上,不知何故,他将螺旋藻井改成了顺时针设计。若想要看王益顺设计的逆时针螺旋藻井,得到台北孔庙大成殿中一睹真容。

张雪玲告诉记者,三川殿是艋舺龙山寺最精彩的建筑, 王益顺主导改建事宜时,花了很多了巧思和技法,如压低龙虎门的屋顶从而衬托三川殿的气势非凡。值得一提的是,三川殿前有一对全台湾唯一的铜铸龙柱,龙柱造型颇为简练,龙身盘于圆柱之上,并以《封神榜》人物与许多云朵作陪衬。据说,这对龙柱的制作,是由福建交趾陶大师洪坤福打坯,再由台北铁工厂的李禄星制作出成品。洪坤福在20世纪初从厦门到台湾,并且在台湾传徒多人,对台湾寺庙的剪花艺术发展有非常大的影响。

当记者带着艋舺龙山寺的记忆,造访福建泉州晋江安海龙山寺时,记者更加深刻地体会到,龙山寺创建和大改建,无论是选材、手艺,还是建筑风格,大多扎根福建本土风格,并展现深厚的文化底蕴。

 


四百多座龙山寺遍布台湾

来到晋江安海型厝村北,进入一条不宽而喧闹的小巷,至尽头抬头一看,便能见着一门眉顶嵌横写楷书“极乐国土”石刻,走近门回看,只见门内顶上方书有“大千世界”。这道门便是龙山寺的外围门。

安海龙山寺,古称“天竺寺”,又名“普现殿”,俗称“观音殿”,因地理位置位于安海镇的龙山之麓,故名为龙山寺,是泉南著名的千年古刹。1983年,安海龙山寺被列入大陆汉传重点佛教寺院,在泉州市仅开元寺和龙山寺两座。客堂的能空师傅告诉记者,从寺中碑记联文及有关历史记述,安海龙山寺始建于东汉年间。唐宋以来,“海上丝绸之路”的兴发,安海龙三寺的香火便随着安平商贾的足迹,远渡重洋,传播海外,在东南亚、台湾等地尤为突出,其中台湾就有四百多座龙山寺,与安海龙山寺的关系最密切的是台北艋舺龙山寺和鹿港龙山寺。

安海龙山寺的圆通宝殿中间悬挂着一块明代书法家张瑞图题“通身手眼”的匾额,艋胛龙山寺内也有一块同样的匾额。关于这块匾额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早期晋江移民渡海往台创建艋胛龙山寺后,专程请人回家乡复拓该匾额内容,制作了一块一模一样的匾额。安海龙山寺的匾额因“文革”遭受损毁,寺方仿照先人,特意请人去台北艋胛龙山寺复拓一块“通身手眼”匾额。

能空师傅充满感慨地向记者讲起这块匾额背后的故事,艋胛龙山寺的张雪玲组长告诉记者,之前她接待过安海龙山寺老住持,老住持看到艋胛龙山寺的匾额后,也讲起了这个故事。这块匾额在不知不觉中拉进了两地龙山人及两地龙山寺的距离。

圆通宝殿前有一对蟠龙石柱,是镇寺之物,也是大陆古刹四大龙柱之一。能空师傅说,安海龙山寺圆通宝殿的蟠龙石柱,在台湾的鹿港龙山寺也有,据说是泉州工匠雕刻的,但他对柱子工艺要求高,只做出了三根,“两根立在安海龙山寺,另外一根就在鹿港龙山寺。” 有趣的是,鹿港龙山寺平面布局为坐东向西,以地形看并未按常理背山面水而建,据说之所以选择这样的朝向,为的是面向泉州的祖庭——安海龙山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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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隍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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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春节前夕,台北霞海城隍庙张灯结彩迎新春。


从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到台北霞海城隍庙

做两岸城市的守护神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台北大稻埕上的迪化街,是一条蓄满年货味的古街,每年农历春节前夕,迪化街上便会搭建摊位,扩展成规模盛大的台北年货大街,这条古街白天晚上都开放,每年均吸引十数万人次的人潮。今年1月13日至1月26日,年货大街再次火热来袭,许多台湾民众一起来到大稻埕穿越巷弄找年味,点灯送门神、做个起家(鸡)碗、体验鸡年积木送乐高包、打卡送年味版画……其中“点灯送门神”的活动内容来自台北霞海城隍庙。

走在街头,画家王平绘制的台北霞海城隍庙全景漫画给记者留下了直观的印象,在随后的采访中,记者始得知,台北霞海城隍庙每年均协办年货大街活动,每年霞海城隍庙在年货大街期间,皆供应平安茶给来往办年货的人潮,数量皆达十余万杯之谱,这些平安茶的材料大多来自平日求姻缘拜月老的香客所进献的供品,在寒冬中逛年货之余,喝杯平安茶确实让来往的行人能感受到一丝温暖。

台北霞海城隍庙位于台北市迪化街一段61号,追本溯源,它的建立与福建泉州府同安族群在大稻埕开发有密切的关系,从1859年落成迄今,已有近一百六十年历史。

 


城隍金身随陈氏族人落地台北

“城隍就是城市的守护神。在北京,城隍爷叫做都城隍;而霞海城隍是1821年从福建霞城远渡重洋来到台湾而得其名,尔后在此地落地生根,成为台北城的守护神。”陈文文女士是台北霞海城隍庙的第六代管理人,就是她的祖先将城隍爷金身从福建带到台湾。

1821年,福建泉州府同安宗亲陈金绒等人奉请泉州府霞城(现为集美)城隍爷金身,一起东渡台湾,起初城隍庙在淡水落脚,两三年后迁至艋舺八甲庄同安人聚落。1853年,泉州三邑人(晋江、惠安、南安)与同安人发生了顶郊与下郊械斗事件,被打败的同安人带着他们信奉的霞海城隍爷离开,移至大稻埕地区发展。起初,城隍爷金身安奉在陈金绒之子陈浩然所经营的糕饼铺中。1856,陈姓族人和地方善信开始筹建城隍庙,并于1859年落成,因怀念故乡霞城和临海门,取名“霞海”。

1859年落成迄今,在这一个多世纪里,时间奠定了这间庙不可撼动的地理位置。考究历史,台湾最早的城隍庙,是1669年创建的东宁府城隍庙,1684年,台湾正式纳入大清帝国版图,东宁府城隍庙改名为台湾府城隍庙,即今天台南市青年路上的府城隍庙。其后,全台各地均有建立城隍庙,到1934年末,全台的城隍庙总数达二十九座。其中,多数为清代官方所建的城隍庙,这些清代官方祀典的城隍庙在政权转移之后失去了官方的支持,转由民间崇祀,一些城隍庙的维持因此而中落。然而原本就由民间建立崇祀的城隍庙,则未因政权交替而衰微,反而随着地方经济上的繁荣而更加香火鼎盛,台北霞海城隍庙即是其中的代表。

大稻埕是老台北发展很重要的一个地区,商人开新店,官员刚上任,都要来跟城隍爷打招呼,随着大稻埕商业发展,到清末、日据时期,台北霞海城隍庙已成为台湾香火最旺的庙宇之一,而每年的霞海城隍出巡绕境活动,更是与北港的妈祖绕境活动齐名,并列成为台岛两大宗教活动,在日据时期则有“北港迎妈祖、台北迎城隍”的誉赞。

在台北霞海城隍庙中,除了拜城隍爷之外,最吸引游客的,莫过于拜月老。台北霞海城隍庙的月下老人,是1971年就开始供奉了。记者赴台时,台湾友人就告诉记者,既然来到迪化街,就去霞海城隍庙拜拜月老,这是有名的求姻缘的庙,并祝福记者早日脱单。

“平均每年有超过6000对的佳偶来庙里还愿,刘若英、林心如、徐若瑄都来这里求过,刘若英后面还带着先生一起过来亲自答谢神明。”台北霞海城隍庙公关组组长吴孟寰如是说道。记者查看新闻资料,2008年时,刘若英在演唱会前特意来到城隍庙拜拜,刘若英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因为她的演唱会上唱的几乎都是情歌,因此她希望听她唱情歌的人都可以有情人终成眷属,所以特别来城隍庙帮大家求姻缘。

许多大陆民众赴台游时,也特意前来拜月老。庙方做过初步的统计,祈求月老的比例大约女生占七成,男生三成。“以我的经验,如果男女来祈求月老的比例平衡,也许就不需拜月下老人了,光靠你自身就可以寻找到理想的伴侣。”陈文文认为,拜月老只是增加自己的信心,追根究底还是自己要勇敢,还是靠自己去找寻。

 


管理人一直由陈氏家族子孙出任

尽管四周高楼包围了台北霞海城隍庙,但大家还是知道迪化街里面有间小小的仅仅四十六坪的庙,知道这间小庙有着鼎盛的香火,农历过年前到农历正月期间,大量信众涌进霞海城隍庙。公关组组长吴孟寰告诉《台海》杂志记者,每年年前,庙里会通过写春联、送年历、奉平安茶、印赠明信片等方式答谢在地人,今年送给信众和游客的门神是由当地画家刘家正亲自绘制而成的,“我们也准备了500个新台币100元的发财金,只要来拜拜就有机会获得。”

 在一年初始之际,到寺庙点上一盏光明灯为自己与家人祈福,是民间长久以来的习俗。台北霞海城隍庙祈福点灯的项目包括平安灯(阖家平安,婚姻早成)、光明灯 (学业进步,升等录取)、财利灯(事业顺遂,财源广进)、元辰灯(身体健康,愈老弥坚)。

台北霞海城隍庙很小,还没怎么转就逛完了。为何名闻全台的台北霞海城隍庙一直守着四十六坪的庙地并未扩建,根据汉人的习惯,大凡香火鼎盛的寺庙,在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多会将其庙宇建筑加以改建扩大。面对记者的疑问,吴孟寰先是笑着给自家庙宇点个赞,“我们最大的特色是小,今年是鸡年,城隍庙所在地是风水上的鸡母穴,鸡母穴有如母鸡保护小鸡般,百年来大稻埕的士农工商都承蒙霞海城隍爷的保佑,生意兴隆、财源广进,事事平安顺利,可说是庙愈小则愈发。”

最初固然受地方财力所限导致,后因所在地是风水上的鸡母穴,假如轻易翻动,就会破坏巢穴,使地方不安,所以信徒都不敢随意翻修。加上,在近年被列入古迹之后,所以无法扩建。然而庙不在大,有神则灵。在历代管理人的勠力经营之下,霞海城隍庙依然是台北市香火最旺的庙宇之一。

在庙宇管理方面,与台湾其他香火鼎盛的庙宇相较而言,台北霞海城隍庙最大的特色是自创建以来,一直维持“管理人”制的特色,不像其他庙宇多为管理委员制或成立财团法人。霞海城隍庙的管理人,自第一代以来,一直由福建泉州府同安移民海内派珍山陈氏家族子孙出任,如今是由陈氏第六代子孙管理。

 

     城隍爷祈安日,厦门集美后溪盛大的祭拜场面。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捐资600多万元人民币重建祖庙

1990年代初期,陈氏第六代子孙、台北霞海城隍庙的前任管理人陈国汀,根据霞海城隍庙的庙谱及文献记载,在那个两岸交流还未见频繁的时代,就多次派人前往大陆寻访“祖庙”。“1991年来到后溪时,祖庙已被拆光,当时是通过一块‘临海门’的牌匾,以及在当地的实地考证,非常确定这个(福建厦门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就是我们的祖庙。”吴孟寰告诉记者,为了信仰继续传承下去,台北霞海城隍庙宗亲决定在原址上重建祖庙,让香火永继。

记者在集美后溪采访时得知,后溪霞城城隍庙是清政府为了围困郑成功而建成的,迄今已经有350多年历史了。

城内社居民吴铭智老先生介绍说,清朝康熙元年(1662年),郑成功收复台湾,清政府为抵御他的进攻,命福建总兵李率泰、同安总兵施琅在今日的集美后溪督造霞城,命其城为“城内”,又称“霞城”。霞城平面呈椭圆形,以黄冈岩条石干砌而成,设城门四座。按照古代风俗传统,建城需要有神来守护,故四处城门各设有一座庙,东门设观音佛祖庙,南门设城隍庙,西门为池府王爷庙,北门为玄天上帝庙。

在造霞城的同时,清政府在这里实行“迁界”政策,沿海居民以霞城城墙为界,30里外不得居住,因此,这里也成为了从大陆出海赴台的玄关要地。清朝时期,城内城外曾是一片汪洋,每遇涨潮,海水会涌到城隍庙前,南门与海相对,故又名为“临海门”。出海远渡台湾的人都纷纷到城隍庙来祭拜城隍爷,希望保佑其平安抵达。

1958年,“破四旧”期间,城内四门的门庙,也成了要被推翻打倒的对象,只保留了北城门“拱辰门”的断垣残壁与南城门“临海门”的门额石匾等少数遗迹、文物,霞城城隍庙也被拆建为仓库。不成想到,那块幸存下来的“临海门”古石匾,有朝一日成为与台湾霞美城隍庙“认亲”的关键所在,见证了两岸同胞的深远情谊。

陈国汀在职期间,募得新台币1300万,并在1991年6月7日亲自为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的复建奠基动土,但不久后因多年奔走,忙于两岸庙务,积劳成疾而辞世,胞妹陈文文继任管理人一职,继续集资修建完成了霞城城隍庙。最终,台胞宗亲先后捐资600多万元人民币,完成了祖庙的重建。这段筚路蓝缕重建祖庙的过程也被刻在了集美后溪霞城城隍庙的墙面上,你若仔细辨认走廊上的青铜钟和龙柱,你会发现,它们是台湾朋友敬献的。墙壁上部分的庙文篆刻和书法题字,则出自陈文文和时任台中市长胡志强之手。事实上,自1994年起,台北霞海城隍庙每年皆组团回祖庙拜拜。

 

01>古月港的海澄城隍庙是台湾众多城隍庙的祖庙,现今海澄城隍庙的主殿左侧密密麻挂着不少知名的台湾政要的题字。图/《台海》杂志特约记者 王火炎
02>台北霞海城隍庙是从厦门集美霞城城隍庙分灵出去的,集美霞城城隍庙内的“临海门”古石匾是彼此“认亲”的关键所在。图/《台海》杂志特约记者 王火炎

溯源至古月港的海澄城隍庙

现在,每年都有许多台湾友人前来霞城城隍庙进香,尤其是每年的农历十一月二十一日,台湾等地的城隍庙主事和信众均会组织前来进香朝拜,展示血脉、信仰、传承的力量。祈安日这一天,也汇集了两岸三地精彩的阵头文化:宋江阵、八家将、公背婆、十二婆姐、电音三太子……热闹非凡。

“每年农历11月21日,是祖庙的祈安日,我们都会在这个日子回去谒祖。”吴孟寰曾三次前来祖庙交流,“漳州的海澄也有去过,如果以辈分来讲,祖庙就像我们的父亲,海澄就像我们的祖父,所以我们也都有去拜访。”

据《海澄县志》记载,海澄城隍庙始建于明隆庆五年 1571年),至今已有446年的历史。记者走访漳州海澄城隍庙,主殿左侧密密麻挂着不少知名的台湾政要的题字,如马英九、连战、吴伯雄等人;庙内现尚存有清代石碑6件,根据碑文,在台湾就有城隍庙达上百座之多,其中不少便是海澄城隍庙的分灵。

“近几年来,台湾同胞来海澄城隍庙拜谒进香的越来越多,约有数十上百人,我们这里已名副其实地发展成为海峡两岸城隍信仰的重要交流地。”龙海市海澄城隍庙管委会主任施水道笑着介绍说,从明代保留至今的海澄城隍文化,让两岸民间文化交流非常热络。

城隍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文化信仰。每逢农历九月二十六日至十月初十,海澄都城隍庙都会举办盛大的城隍庙会。近年来,全台城隍联谊会每年都组织台湾各地城隍庙信众上百人前来参加祖庙祭祀活动。例如,去年10月28日,龙海市海澄都城隍庙再次举行“海澄都城隍文化祭”,两岸各地城隍庙分别派出队伍参与此次活动,来自台湾的队伍共10支,以及来自泰国、马来西亚的队伍,共计40多支队伍900多人参加本次迎城隍绕境活动。

海澄城隍庙首次举办“两岸城隍文化祭”是在2011年,时逢海澄城隍庙开基四百四十周年,全台城隍庙联谊会23个城隍庙组团,携台湾电音三太子艺术团和金门十二婆姊表演团等一行167人参会。“两岸城隍文化祭”包括两岸城隍共祭、城隍文化祭开幕式民俗表演、两岸城隍巡境及戏曲演出四部分。其中,城隍巡境活动,乃是台湾城隍神尊首次组团在大陆巡境。在民俗表演部分,来自金门十二婆姊和台湾电音三太子,以及龙海当地的戏钹、大鼓凉伞、跳车鼓、拍胸舞等特色民俗踩街表演,粉墨登场,相互“逗阵”。

值得一提的是,海澄城隍系列文化活动在2014年被列为国台办对台交流重点项目,两岸城隍文化盛会规格升至国家级。正如施水道说所言,“现在两岸的城隍文化交流一年比一年频繁,城隍文化也越走越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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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特别策划

从莆田湄洲岛到新港奉天宫大甲镇澜宫

和平女神踏波两岸

 

/《台海》杂志记者  刘舒萍

 

   妈祖祖庙颇似一座海上布达拉宫。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妈祖会保佑我们的。”这句话对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来说,再熟悉不过了。每一年,数百万的信众,从世界各地,像倔强的候鸟一样,千里迢迢来到湄洲,来到他们魂牵梦萦的圣地——妈祖神庙。每一次,他们带着虔诚,带着崇拜,带着钦敬,献上真诚的心愿,归途时,他们带走一帧珍贵的留影,带走一个吉祥的香袋,带走一尊神圣的分灵妈祖,也带走了一份永世难忘的妈祖情结。

福建省莆田市湄洲岛的湄洲妈祖庙有“海上布达拉宫”之称,是世界上35个国家和地区近万座妈祖庙的“祖庙”,海内外近3亿妈祖信众的朝圣中心,尤其是在台湾地区,妈祖信仰为民间的主流信仰,有3000多座妈祖庙,妈祖信众占台湾总人口的75%以上。

每一个妈祖的诞生日和羽化日,人们如湄洲的潮水奔涌而至,对很多人来说,已说不清多少趟游湄洲岛,记不清多少回瞻仰妈祖庙,也记不清多少次登临祖庙山。但是,每一趟朝圣,都有崭新的感受。

 

01>2009年,两岸同拜妈祖。图/台赛摄影师 林世泽
02>两岸信众不远千里而来,只为祭拜妈祖。图/台赛摄影师 王亭川

妈祖像前台湾信众泪潸潸

“除了祖庙,湄洲岛上还有15间宫庙,到了春节期间,这里可热闹了,有妈祖金身绕境巡安布福习俗。”2017年农历春节前夕,《台海》杂志记者踏上了湄洲岛,岛上的出租车司机热情地邀请记者,春节元宵期间再来一趟,在这期间,祖庙都要举行以祈年、祈安为内容的民俗活动,其中又以妈祖神驾巡境保平安为主要项目。

每年正月初三,湄洲妈祖祖庙都会举行祈年典礼,到了正月初十,西北角东蔡村的上林宫和上英宫在每年春节初十至十四期间,会将祖庙正殿妈祖金身请回去绕境巡安布福,信男信女手捧长香顶礼膜拜,游行所经过的路线上挤满围观人潮。每到这时,东蔡村人特骄傲,参与度极高,因为这是岛上其他各宫所不具有的无上权力与荣耀,其他13间宫庙只能是请香,请不到妈祖金身。

祖庙山脚下第一道进门大牌坊前,有两尊台湾信众敬赠的负碑赑屃(赑屃是古代汉族神话传说中龙之九子之一,形似龟,好负重,长年累月地驮载着石碑。),上面分别题刻着“春草微忱永昭屃赑”、“湄洲妈祖灵通华夏”,随后循着湄洲妈祖庙的参道阶梯一路往上,记者便不断邂逅“台味”:大甲镇澜宫捐建的仪门、东石笨港口港口宫捐建的山门、新港奉天宫捐建的梳妆楼、苑里慈和宫捐建的观音殿、鹿港天后宫捐建的朝天阁、松山慈祐宫捐建的香客山庄、北港朝天宫捐建的和平女神妈祖石雕,等等,台湾信众对祖庙的热情和虔诚可见一斑。此外,现在祖庙的祭典礼仪是湄洲妈祖庙董事会找专家学者依古籍资料重建,民俗阵头、祭拜方式、妈祖海宴的摆菜均有向台湾学一部分。对于湄洲妈祖庙,不论是资金或祭典科仪,台湾信众都有不小的贡献。

记者抵达的当天恰逢农历十五,祖庙前鼓乐声热闹地响起来,金碧辉煌的妈祖像前人头攒动,其中有不少人是一大早就从泉州南安、晋江等地各自组团赶来的,望着他们十指合拢、眼睛紧闭、口中念念有词,看得出他们对妈祖的敬畏与虔诚,这让记者不禁想到一张摄影作品《妈祖像前台湾信众泪潸潸》:2009年5月15日首届海峡论坛期间,350名台胞自台中市从海上直航湄洲岛参加谒祖进香活动(这是两岸首次开辟从台中到湄洲岛海上客运直航)。当天,有几名首次来莆田进香的台湾信众在看到妈祖神像时,神情很激动,像是见到久别的亲人,不禁潸然泪下,双手合十的他们一直用闽南语喊着“祖啊,祖啊”。他们嘴里的“祖啊”指的是“海上女神”妈祖。2009年首届台赛台海生活民俗新闻类金奖作品定格的便是这一瞬间。

  

拦不住的湄洲进香热

春节期间,不少游客和信众如湄洲的潮水奔涌而至。在爬楼梯朝圣的路上,记者偶遇了湄洲妈祖祖庙董事会顾问薛金燕,薛金燕告诉记者,祖庙每年主要节庆活动有六个,一是农历正月初三,祈年典礼;二是元宵期间,妈祖巡游活动;三是农历三月“天下妈祖回娘家”活动,农历三月廿三,妈祖诞辰纪念活动;四是五六月份的海峡论坛·妈祖文化活动周;五是农历九月初九,海峡两岸海上祭祀妈祖大典;六是十一月的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

“那个队伍是浩浩荡荡,人多得不得了。以妈祖诞辰日为例,人太多了,所以,不少人提前过来。”薛金燕感慨地告诉记者,一开始是农历3月22日,后面逐步扩展提前到20日、18日、15日,到现在2月底,人就很多了。

两岸妈祖信仰交流,带给湄洲人很大的感触。曾经,他们希望借活动向外推广妈祖文化,更期待这个静谧的美丽小岛能为更多人所知,从而吸引更多旅游团过来,如今这一切早已变成现实。去年春节黄金周,湄洲岛接待游客24万人次,门票收入1153.1万元。其中,湄洲妈祖文化影视园总是络绎不绝。

说起湄洲妈祖文化影视园,绕不开大型神话电视剧《妈祖》,该剧由刘涛、刘德凯、林心如、严宽等两岸大牌倾力加盟,2012年底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推出了这部开年大戏,以平均百分之四的收视率创下当年该频道的新高。为保护好《妈祖》电视剧拍摄地的建筑风格和剧中所用道具及精彩花絮,展示古湄洲渔村民俗文化,湄洲妈祖庙董事会斥资六千万人民币开发建设了湄洲妈祖文化影视园,吸引大量游客参观。

莆田湄洲岛湄洲国际大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年活动期间,酒店就要接待不少远道而来的台湾客人,妈祖牵线,让两岸民众越走越近。近几年来,妈祖信仰的热潮随着台湾民众掀起的溯古寻根热而更加高涨,信仰、供奉、崇拜妈祖的善男信女的人数越来越多。每年都有近千个台湾宫庙、十数万名台湾妈祖信众回到湄洲谒祖进香。

千里寻根谒妈祖,只缘湄洲是故乡。

 

每年大甲妈回銮会香,可说是万人空巷。图/台赛摄影师 王国明

1987年大甲镇澜宫抢先“神通”

薛金燕在岛上呆了43年,目睹了两岸妈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让他印象最深的是1987年的那次神通。“当时两岸还没有‘三通’。官不通,民不通,怎么办?来一个神通!由妈祖来通。他们从台湾出发,先绕经日本,再到大陆、到岛上来。”薛金燕口中与祖庙抢先“神通”的是台中的大甲镇澜宫。大甲镇澜宫副董事长郑铭坤接受《台海》杂志记者采访的时候,亦证实了此事。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呢?

大甲镇澜宫选择在1987年10月10日拔得头筹,抢先往福建莆田湄洲岛进香,主要是基于三个考虑,一是,想要澄清大甲镇澜宫是从湄洲分灵而非从台湾北港,因为该宫每年都往北港进香,大家误会它是从北港分灵出去的。二是,希望借湄洲进香使该宫香火更盛,提高镇澜宫在全台妈祖庙中的地位;三是,宫里也刚好获悉,据传1986年部分庙宇计划向政府争取往湄洲进香。

由于湄洲之行情况不明,是否能顺利不可预料。为谨慎起见,进香团不敢请镇澜宫开基妈祖前往湄洲祖庙进香,决定通过掷筊的方式,从平常供奉的妈祖神像中选出具体由哪尊妈祖担任湄洲进香重任,结果选定由“三妈”回娘家谒祖。

一切准备就绪,由大甲镇澜宫十七名董监事和总干事组成的进香团,10月21日出发,先到日本中转,再由大坂飞上海,经福州、泉州,进香团终于10月31日抵达湄洲妈祖祖庙。

为了大甲妈祖在湄洲祖庙过夜才算符合“回娘家”习俗,进香团设法恭请“三妈”于10月30日先入湄洲祖庙的天后宫供奉过夜。进香团隔天凌晨3时,才从泉州搭车赶往莆田,一行人来不及吃早餐就赶往文甲码头,搭船前往湄洲岛。

镇澜宫董监事抵达湄洲岛的日子,当时恰逢农历九月九日,湄洲岛正在进行妈祖升天千年庆典,这是两岸阻隔近40年后台湾同胞首次来祖祠朝拜。进香团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并迎回湄洲妈祖神像一尊,一个古香炉及一颗玉印,后被视为三宝,供奉珍藏。

回程也有一个小有波折的故事。一样是绕道日本,进香团为如何护送湄洲妈祖回台大伤脑筋,他们担心通不了关而前功尽弃。湄洲妈祖是否随进香团回台,还是先暂寄送旅日华裔家里,真是左右为难。

进香团在难下决定之下,最终决定掷筊请示妈祖,结果得到“允杯”,才决定湄洲妈祖如期和进香团返回台湾。为免通关时节外生枝,有一妈祖化装入境的小插曲。进香团将台湾“三妈”的袍冠加在湄洲妈祖神像上,体现“湄洲妈祖”元素的文字用符纸贴封,使湄洲妈祖成为台湾模样。

“2000年我们带了四千多人回到湄洲进香;2006年,我们也去了四千多人,2009年,我们带了近百家台湾宫庙,共一万两千多人回到湄洲。现在镇澜宫每年农历3月的妈祖绕境活动,大陆各省乡亲也将近有三千多人参加。”郑铭坤说道。

  

01>台湾奉天宫素有“开台妈祖”之称,其所供奉的妈祖为明天启二年(1622年)开台王颜思齐率众来台,船民自湄州请来的。
02>新港奉天宫供奉的金虎爷是全台唯一御赐金花供奉桌上的状元虎。图为嘉义县新港奉天宫董事长何达煌与金虎爷合影。图/台赛摄影师 王国明


开台妈祖供奉于新港奉天宫

据不完全统计,即使在1987年11月至1992年底这段两岸交通还十分不便的情况下,台湾就有70余万信徒到妈祖的故乡朝拜,并“请回”妈祖神像10万余尊;台湾各地以“天后庙”名义集体组团到湄洲谒祖的也有近千团次,台湾北港的“朝天宫”还与湄洲祖庙结成了“至亲庙”。而到两岸实现三通后的最近这些年,台湾信众回湄洲谒祖的人数与次数就多得难计其数了。

1989年台湾的“南天宫”组织了一个200多人的进香团,不顾当局不准直接通航的禁令,分乘19艘渔船直航湄洲,护送妈祖“归宁”——即回娘家,并“请回”100多尊妈祖神像返台。据当时台湾《中国时报》报道:“当这一船队到达龟山屿海面时,当地民众即开出上百艘大小各式的船前往‘接驾’,并在海面上不断鸣放鞭炮。岸上人山人海,人手一炷香,其庆典盛况为南方澳建港以来所未见。”

探源台湾妈祖信仰的嬗变史,有台湾“四大妈祖”之称的彰化鹿港天后宫、台南大天后宫、云林北港朝天宫、嘉义新港奉天宫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首开先河回湄洲谒祖的大甲镇澜宫,相传是清雍正八年(1730年)湄洲人林永兴携带家眷到大甲定居,兴建小祠供奉妈祖,因为十分灵验,香火鼎盛,不断扩建,始称为镇澜宫。从“镇澜宫”的字义看,应该是指“镇住海浪,以保海上往来人船平安”的意思。如今台湾民众所信奉的妈祖,也早已从最初的海上女神,转变成无所不能的地方守护神。举凡考试、就业、生育、发财、消灾、平安等最基本的现实需要,虔诚的信徒都会祈求妈祖庇佑。

“过年期间,每年都超过20万的人涌进到大甲镇澜宫,超过百万人来这里点光明灯,请妈祖保佑他们在鸡年家庭平安,事事如意,年轻人会替父母亲点上一盏长寿灯,让长辈身体健康。”郑铭坤告诉记者,为了营造过年喜庆的氛围,镇澜宫今天特意从广东佛山定制了很多花灯,“这十几年来,我们都有定制大陆的花灯,早期是请福建泉州的师傅。每年大年初一到元宵节,信徒来镇澜宫参拜,可以看到两岸文化的融合,这也都还蛮不错的。”

每年的抢头香都非常火爆,为了答谢信众对庙方的支持,大甲镇澜宫今年特别设了一尊金妈祖给有机会抢到头香的人,抢到第二名也不要紧,有机会获得一尊金鸡,第三名的奖品则是一只小一点的金鸡。值得一提的是,每年农历三月的大甲妈祖绕境的日子,就是在当年的元宵节由本宫董事长掷筊决定进香出发的日期与时辰。

 大甲镇澜宫与北港朝天宫因为名份之争交恶后,现在,大甲镇澜宫的妈祖出巡转以新港奉天宫为绕境目标,每年上万名信众陪同妈祖神轿从台中大甲镇澜宫出发,到嘉义新港的奉天宫进香。奉天宫素有“开台妈祖”之称,其所供奉的妈祖为明天启2年(1622年)开台王颜思齐率众来台,船民自湄州请来的,以祈平安。每年大甲妈回銮会香,可说是万人空巷。

由于大甲妈祖的粉丝实在太多了,绕境队伍浩浩荡荡,人潮与阵头挤在一起,周边道路挤得水泄不通,场面极为壮观。湄洲岛的妈祖神像也曾受邀参与绕境,于是,有人说妈祖是两岸的超级女神,如此的亲近,如此的自然。妈祖信仰、妈祖崇拜已经成了联系两岸民众共同认可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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