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已故民族学家李绍明先生曾在一次公开演讲中提出中国人类学“华西学派”的概念，而华西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上世纪40年代任华西协和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李安宅教授。偶然机会读到四川大学陈波博士对李安宅教授学术思想的介绍，颇感李教授对中国人类学尤其是华西边疆研究贡献卓著。不仅如此，李教授与其同时代的许多学术大家一样，文笔亦非常优美，其学术著作亦可作优美的散文来阅读，既给人以心智上的启迪，又带给人美好的阅读享受。这里摘录几段与朋友们共享。

    内地需要边疆的充实与洗炼，“边地有似感情充溢，生力奔放的少女，当她高兴时，你可同她得意忘形，沉醉在爱的怀抱里，山河大地，无处不在奏着抑扬的歌曲；当她变脸的时候，你又被她折磨得形销骨立，投降既不可能，逃跑也无门路。只有咬定牙关，立稳脚跟，以不变胜多变，不久就可重新得到她的嫣然一笑。于大千世界，无处不放异彩！这于地理遭遇是如此，人文接触也是如此。然而不管是折磨，还是沉醉，都使你感

水天一色，长桥卧波

古镇在消逝，新镇在长大

寻找古镇的肌理

    一天早晨，在成都街头打的士，上车后即告诉司机说“到黉（hong)门街”，司机不知道是哪儿，于是告诉他“到国学巷”，他马上就清楚了我要到达的地方所在，并纠正我说“哦，是黉门(huang)街嘛。”我表示默许，于是顺利到达目的地。

    于此有几点感想：第一，生活中的许多事，正确的不一定合理，合理的不一定正确。比如，现在的大多数成都人都是把黉(hong)门街念着黉(huang)门街的，这已经是约定俗成的事实。在生活中，如果我们不顾具体的情况，不管说话的对象，非要坚持黉门街的正确读音，就显得有些迂腐了，从而就是对约定俗成的一种破坏，是生活中的一种不合理，也难于达到目的。就像本人的打车遭遇一样，若告诉出租司机到黉（huang）门街，虽然读音是错误的，但却能使司机明白你要到的地方，那就是合理的；若用正确的读音告诉司机，说要去黉（hong）门街，就不能让司机明白你要到的地方，从而也就是一种不合理。

    第二点就是，识字的人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比不识字的人高明。我们

    宋蜀华教授是中国民族学承先启后的一位重要学者，海内外著名的民族学教授，上世纪80年代以后，更是逐渐成为中国民族学的学科带头人，其学术思想对民族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和贡献。

一，主张中国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的紧密结合，倡导民族学研究纵横观。

     宋先生非常重视民族学理论和方法建设对中国民族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继承传统，开拓创新，坚持多民族，多种生态，多样文化的“三多”理念，提出历史与现实相结合的纵横研究方法，在中国民族学学科研究中独树一帜，是中国较早提出民族学研究与历史学研究相结合的学者之一。1981年，宋先生在《中国的民族学研究必须和历史学紧密结合》一文中指出：中国的民族学与西方民族学有一个显著的不同，就是中国“有极为丰富的历史民族志文献资料可作参考，即使没有本民族文字记载，从汉族或与其邻近的民族文献中也可以找到有关史料。这和西方民族学兴起的，主要以亚，非，拉美及大洋洲一些原始土著民族为研究对象，受到历史文献资料的限制而缺乏必要

    日前收到杨筑慧博士新近出版的《宋蜀华评传》，甚为欣喜。该书被列为民族出版社“品读人类学家丛书”，32开平装本，装祯朴素而雅致，这样的风格正符合先生儒雅的风度和谦和的为人处事作风。先生去世已有5年，他的传记由他学生撰写完成并于此时得以出版，可以说是对先生最好的纪念。

    睹物思人，收到先生的评传，仿佛见到先生本人，先生的音容笑貌以及自己和先生交往的点滴细节又浮现眼前。

    1983年，当我进入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读本科的时候，先生已

    8月19日，突然接到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所长的信息称李绍明老师病危，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李老师的身体非常健康，精神很好。就在10多天前，与北京来的两位同学谈到李老师时，我还告诉他们李老师很健康，这既是我对李老师的印象，也是一个晚辈的心愿。其实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见过李老师了，当在事先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接到他老人家病危的消息时，确实令我在情感上难以接受。8月20日凌晨，李老师病逝于华西医院，离开了他的亲人，离开了他的同事和学生，离开了他钟爱一生的民族研究事业。

    李绍明老师，土家族，1933年生，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人，是中国民族学界的著名学者。因李先生与先师宋蜀华教授，吴恒教授乃至交，自己当然地就成了李老师的学生。但由于本人最终没有走上学术的道路，在老师面前总有些自己是不务正业的羞愧，因而常常又不敢以老人家的学生自居，怕有掠美之嫌。虽然如此，李老师对本人的恩泽却是不敢忘怀的。    

    “故土难离”是中国人普遍的一种情结，无论你走得有多远，也无论你走了有多久，心中总有一个地方让你牵挂，那就是故乡。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偏僻而贫穷的小山沟里度过的，如今离开家乡已经30多年了，虽然在这30年里，故乡确确实实地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关于自己的童年和家乡的过去，仍有许多东西地清晰留在记忆里，凉风洞便是留在记忆里的事物之一。   

     凉风洞以不同的形象出现在我的记忆中，首先它是一个洞，一个在中国南方特别是在西南地区较为常见而普通的溶洞。洞口高约四五米，长约三十米，洞口的上方是几十丈高的悬崖，洞口下方有一眼清泉，附近是茂密的竹林。在洞口有一个手工造纸用的麻碾子，离洞口约30米的河坎上有两个茅草屋，那是两个手工造纸作坊。主洞究竟有多深，对我们这些在孩提时代无数次进洞玩耍过的人来说至今仍是一个密，据说可以通到另一个大队的大盖山。但凉风洞在附近的十里八乡

      最近在北京举行了一个名为“第一届新公民儿童文化艺术节”活动，这是一个关注进城农民工的子弟而举办的公益活动，社会反响甚好，本人亦认为这是我们社会的进步。这进步值得肯定，但本人认为，这场活动被冠之以“新公民”的概念，颇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知道，这次活动是针对进城农民工的子弟而举办的，那么从字面上理解，这里的“新公民”，指的就是指进城务工的农民工，“新公民儿童”指的就是农民工的子弟。既然我们把进城的农民工称着“新公民”，有新就有旧，那么这些进城之前的农民或根本就不进城的农民,是否就是所谓的“旧公民”或“老公民”呢？而在本人看来，凡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本就不应该有新旧之分。如果非要分新旧的话，也不应该以城乡界线为划分标准，也许1949年10月1日这一时间界线勉强可作一划分标准，因为这一时间是新中国与旧中国的分界线，新中国的公民称“新公民”，旧中国的公民称“旧公民”，显然这种时间界线的划分比以城乡为界线的划分更科学。其实，“新公民”之称呼，反映的就是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