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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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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朱鸿,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好读书,自谓读书是灵魂旅游,旅游是身体读书,并乐于夜读与独旅。写作不谋食,也不谋权,弘道并养心而已。出版散文集十余部,主要著作有《西楼红叶》《关中踏梦》《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和《西部心情》。作品入选百种版本及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是首届冰心散文奖和第二届老舍散文奖获得者。愿将爱与智融于文,以文会友。兴之所至,致力于秦汉瓦当、高古玉和文化大革命史料的收藏,自信好戏在后。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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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13 00:15)
分类: 纪事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我得到一次组稿的机会,地点是北京和天津。我与孙商山并往,不过杂志社的领导私下交代,这一路由孙商山负责,我听他的。

       有十二位作家要见。他们是北京的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张承志、梁晓声、郑万隆、刘绍棠、陶正、张洁,天津的孙犁、冯骥才、蒋子龙。领导给这十二位作家每人写了一封信,铺满了桌子。他先一封一封地拣起来,拿在手上,是厚厚的一叠,微笑着点点头说:“都是一流的!”后一封一封地递过去,于是孙商山的手上就是厚厚的一叠了。能见这些一流作家,非常难得,我真是窃喜,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对文学抱有热望的青年,我想,即使一面之交,他们的智慧与风度也会给我以启示和影响。我遂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以我所接受的教育,北京何等神圣,我早就心向往之。当天晚上,我便兴奋地到天安门广场倘佯去了。孙商山有一点旅行之倦,还要为明天的工作进行筹措,所以我是一个人。很好,在这样的地方最宜一个人,若有幽情,那么也可以尽兴而发。

       一九八五年仲夏夜的风在天安门广场悠扬地漂流着,它多少舒缓了我的心律。灯光晕黄,有朦胧之调,建筑之轮,建筑之奂,都生出一种岛立海面似的坚定。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像点一样在远方散落和移动。我也是一个点,并按我的轨道运行着,似无所想,又似有所思。我过去走在故乡少陵原上,总有渺小之感,不过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渺小显然还甚于故乡少陵原上给我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人应该谦逊一点才对!

       远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起一伏的噪音。我很是好奇,便赶过去。小小的事情,也几近平息了。是一伙青年,看起来他们像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因为普通话不好,向执法者辩解得疙疙瘩瘩的。也没有什么,无非是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击打腰鼓。如此而已,不过执法者禁止这样做。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朝鲜族学生,从吉林省蛟河县来的,属于师范学校的一个毕业班,先在北京参观,再往天津,之后返回。

       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和经过,我便向执法者抗议了一声,完全是出于同情和道义。还好,执法者晓之以理,待之以礼,免去了我的任何麻烦。但我平常的一举,却赢得了这些学生的敬意,他们热烈欢迎我到他们的住所去,因为明天他们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的血一向是热的,只要一燃,便会沸腾起来,当然随他们走了。

       他们二十一位男女学生,只有张梅花的普通话流利。在天安门广场,是她给我介绍了争执的情况,在路上,又是她介绍了这一批学生的职业方向,到了他们所租的院落,还是她向我介绍了朝鲜族的风俗与习惯。那天晚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目为异客。女生换上了裙子,广袖轻摇,高调低回,尽显风流品质,而男生则豪迈奔放,甚至借酒达意。我是一个内敛的人,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总是有所约束,然而那天晚上,我竟羞涩一弃,唱且跳,疯狂了一次。当然,张梅花活泼而亲近的指点,也是我融入快乐歌舞的关键因素。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张梅花把她家乡的地址留下来,送我一程,握手作别。

       我在北京的晨曦之中有一点醉意,醉之意,不在酒。我一直想着张梅花的形容。她的样子颇像一个日本演员,短头发,清瘦脸,不大不小的一双眼睛,笑的时候,丰厚的嘴唇一启,会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张梅花像山口百惠,酷似其人。不过她比山口百惠素净一些,肌肤与灵魂也有一种温暖。

       娶她作妻子怎么样?在北京,我忽然如是想,想得十分有胆。我一直认为,北京是一个让人大胆的地方,这种感受便是从要娶张梅花作妻子产生的。也并不荒诞,因为我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尤其我不能像一头拙劣的雄鹿,由于害怕折断自己的角就不敢搏斗。我应该是优秀的雄鹿,即使粉碎其角也要冲上去争取一下。

       我在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地下室找到孙商山,见我回来,他迷迷糊糊地叮咛了一声,便继续入眠。我上床躺下,然而望着由防空洞改建成旅馆的椭圆的屋顶,睡意是没有的。我内而省之,严格地审察自己。我要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状态,是否对张梅花产生了爱?如果是,那么这种感情是否将在骤起波澜之后渐渐复原,并归于寂灭。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显然趋向惊涛骇浪,难以对付。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卖煎饼的,小车,小炉,小锅,把面粉用水一和,再把鸡蛋一搅,打进去,摊开烙一烙,便是一片又黄又脆的煎饼。早晨我吃了两个煎饼,喝了一碗稀饭,转身进入地下室。孙商山看了看我,定着神情安排工作:今天见张洁,向张洁组稿。他以为我会十分兴奋,张洁又有才,又漂亮,名震天下,文学青年谁不求一见呢?然而我一五一十,坦率告之:我喜欢上了一个朝鲜族姑娘,今天我要乘火车到吉林省蛟河县去。我补充说:我决定了。

       孙商山眼睛一睁,嘴唇便会撮小,这是他的习惯。他发紫的嘴唇紧缩了一分钟之后急速张开,当然不同意。不过对他的态度我当时理解,现在仍能理解。

       他说:“张洁是重要作家呀!”

       我说:“她没有爱重要!”

       他说:“一批重要作家啊!王蒙、孙犁,你都不见了?”

       我说:“他们都没有我的爱重要!”

       他低沉地说:“你会后悔的!”

       我平静地说:“不见朝鲜族那个姑娘,我才会后悔!”

       他说:“总得有组织纪律吧!”

       我说:“组织纪律也比不上我的爱!”

       他说:“领导分派的任务怎么完成啊!”

       我说:“你一个人完全可以组稿,你就一个人跑吧!我走的事情,你还得担当,不敢让领导知道。请多多包涵!”

       他的态度明显软化了,并承诺不会让领导知道。须臾之后,他忽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行!万一你出了什么差错,单位向我要人怎么办?你父亲向我要人怎么办?”

       我坚定地说:“不让你负责!”

       我便掏出笔,在一张信纸上留言,大意是:我某日从北京外出,赶几日之前回来,并随孙商山结束所有组稿工作,同返西安。若不能赶几日之前回到北京,那么孙商山可以一个人走。我离开北京以后,发生任何问题,由我负责。我不能随孙商山同返西安,由此产生的擅离工作的问题,也都由我负责。

       我把这个多少像遗书的信纸交给孙商山,他一下笑了,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厉害,真厉害!”我也笑了,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如果事情不成,那么在我结婚并有孩子之前,一定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到东北去追求过一个朝鲜族姑娘。”

       孙商山答应了,而且在久长的岁月,我从来未发现有谁旁敲侧击我的东北之行,我很安宁,证明他遵守了承诺。人到中年,偶尔才有朋友笑着询问这件事情,甚至陈忠实先生也获悉了,并把斯案作为素材融入了他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之中。陈忠实先生还专门向我核实它,我告诉他:真的。显然,这是孙商山传播的,不过孙商山是通过斯案分析我的个性,并无别意。

       达成协议以后,我便跟孙商山告别。我在王府井北京百货商场买了一件织着梅花的白色衣衫作为礼物,我想,我已经有工作了,不能空手见面。北京并没有直达蛟河县的火车,我先坐汽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直达。我是下午三点买到票的,但火车却是在晚上七点出发,将有四个小时轮空,我就坐在候车室里等候。嘈杂,孤独,蒸得一身一身的大汗,没有把握的惆怅,这些固然干扰着我,然而它们一点也不能损害我的希望,我只盼赶快检票。检了票,上了火车,找到了靠窗的我的38号的硬座,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想,幸福之旅开始了。

       我注意到火车上有朝鲜族人,便向他们了解其风俗与习惯,称长辈男人怎么称,呼长辈妇女怎么呼,吃饭注意什么,睡觉注意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我还悄悄询问,汉族人与朝鲜族人可以通婚吗?一个瘦削的男人很是慈祥,他说:“朝鲜族小伙可以把汉族姑娘娶过来,汉族小伙不可以把朝鲜族姑娘娶过去。”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阿妈妮点点头说:“朝鲜族姑娘一般不嫁出去的。”这多少是一个打击,起码是一瓢凉水,然而我已经执迷于自己的情感,不到黄河是不死心的。两位精明的朝鲜族老人注意着我的神色,不明白我为何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兴趣,岂不知来者自有目的。不过交流也只能悠然而止,因为我一向善于保密,既使无关的人,也不会轻易向他透露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车厢里的黑夜还不太热,一宿之后,白天便难熬了。所有的车站都上人,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也立不下,遂不得不挤进卫生间。太热,既无洗脸的凉水,又无止渴的开水。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下午一时我竟在火车上向列车长追究责任了。列车长是一个高大的青年,他从我38号的硬座经过,我霍地站起来,质问天如此之热,人如此之多,为什么凉水开水都没有,你是怎么向乘客负责的!列车长举起手,上下作揖似的摇了摇,作为道歉。不过道歉是不够的,乘客需要的是服务。不知道我的勇气从何而来,我站到硬座上,向乘客呐喊:在每一张火车票里,已经含有为乘客提供凉水和开水的钱了,既然交了钱,就不能没有水!乘客醒悟过来,纷纷要求列车长解释。车厢里的义愤有膨胀之感,列车长面有怯色,连连检讨,并提出马上把所有乘务员和他的水提出来让大家用。为了扭转忽然而至的强风乌云,我提议大家鼓掌,向列车长的态度与措施致敬。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车厢里出现了一种胜利之后的和谐。

       爱就是欲,欲源于性,性属于一种生殖的能量。爱可以表现为创造力,也可以表现为破坏力。在达.芬奇的绘画背后,在贝多芬的音乐背后,都隐藏着神秘的爱。拿破仑的战争,希特勒的屠杀,也许都可以从扭曲的爱而发现诡谲之源。流畅的爱甚至会导致一种民主和宽容的制度,而郁结且肿痛的爱则会导致一种专制和苛刻的制度。爱是重要的,不管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它都非常重要。把爱的问题处理妥当,世界就会安宁,所以有歌唱道:“让世界充满爱!”可惜爱是艰难的,爱总是碰到麻烦!

       一片晚霞与我几乎同时落在蛟河县的街道,不过我无意欣赏。我立即掏出联络图,扶清凉之风寻找张梅花留下的门牌,任凭晚霞在辽阔的天空展示其美。我在她家所处的一条落着细微煤灰的小巷恰恰碰到她弟弟,一经介绍,他就转身呼唤她的姐姐与母亲。她们是跑出来的,手足之间充盈着只有朝鲜族妇女才有的热情,但我却是十足的不速之客。她们能否知道我日夜兼程,匆匆而来,意在何为呢?

       张梅花有哥哥,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还没有放假。弟弟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下课在玩。母亲在制帽厂工作,有难得一见的慈善面目。父亲是一位老师,晚餐之前才回来,也是祥和之人,不过极具主见。

       遗憾张梅花拘谨多了,显然把我在北京所看到的那种活泼与亲近收藏起来了。她变成了淑女,乖乖女。当然,她要帮助母亲做饭,晚餐又是宾主共进,之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交流基本情况。我和她独处的机会在当天没有了,于是在一个欢乐的空隙,我就取出那件白色衣衫作为礼物递上去,她和母亲同时笑着接住了。张梅花略带羞涩,一副向母亲依偎并收敛的姿态。

       我在社会上已经打磨了一年,尽管不可能世故,但比我当学生却是增加了一点老练。见张梅花,我开始就打算像亲戚或朋友一样在其家住宿下来,当然要不失尊严和体面。爱之求,尽管属于风雅之事,美妙之事,正大之事,不过求总是求啊!夜深了,张梅花的母亲安排我的下榻。实际上这个家只有一间屋子,临窗一个大炕,墙角一张床,床是张梅花哥哥的,他未在家,就是我的了。大炕是张梅花他们所有人的,依次是:张梅花,阿妈妮,弟弟,张梅花的父亲。

       这家人既会普通话,又会朝鲜族话。他们与我交流,用普通话,他们之间偶尔会用朝鲜族话,我以为这很正常,就像我偶尔会用方言一样。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张梅花的父亲与母亲说话,说朝鲜族话,这使我忽然感到一种文化的差别。他们所涉及的,显然是我,起码有我,但我却由于语言有阻,处于信息之外,我不得参与,无法参与。他们气氛冲淡,腔调平和,似乎惟恐我生疑以影响我的情绪,不过我还是感到一种隔阂。当然,他们的忠厚是绝对的,我相信。

       我竟休息得出奇地踏实。我醒来睁开眼睛一看,发现他们的大炕上空空如也。我也不以为怪,更无愧疚,起床便自己洗漱,等待早餐。我清楚自己的毛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不想在张梅花家装样子。

       朝鲜族素以狗肉招待贵客,那天有一道菜便是闷狗肉。在大炕上放了一张方桌,张梅花的父亲和弟弟坐一边,我坐一边。张梅花和阿妈妮挤在我和弟弟之间,管我们用饭,但她们却不动筷子。大约三个男子吃了十分钟之后,张梅花的父亲说:“好,好,好,一齐吃饭吧!”张梅花和阿妈妮才愉快地操起筷子。在男子提箸吃饭一会儿之后,女子才动筷子,这也是朝鲜族的一种文化。

       我和张梅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独处。也不是完全独处,因为弟弟跟着。那天黄昏,她带弟弟到蛟河去洗衣服,我也去了。大地苍茫,水有白浪,多少使张梅花的精神放松了。她坐在石头上揉搓着衣服,我坐在一边的石头上看着她。她的弟弟呢?越走越远地抓蟋蟀去了。她的一双手灵巧地在石头、衣服和水之间翻转着,偶尔抬起头一笑,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

       我问:“你怎么变成淑女,乖乖女了?”

       她说:“本就是呀!”

       我说:“在北京你大方多了。”

       她说:“蛟河与北京是两个地方啊!谁敢在家乡放肆呢!”

       我说:“我是来见你的!”

       她说:“知道!”

       我爽快地说:“见你是表达对你的感情的。爱一个人才会这样。”

       她红着两腮说:“看得出来。”

       接着说什么话真是让我为难!似乎不宜用常规的语言表达我的意思,但准确而得体的语言我一时却想不出来,遂久久望着她的手在翻来转去,直到她笑起来。

       我问她:“朝鲜族姑娘嫁人有什么要求?”她稍有沉默,说:“问我母亲吧!”我又问她:“你的意见呢?”她抬起头望着我轻轻地说:“先问母亲啊!”成功的可能,似乎已经提升到百分之一以上了,我暗喜。我们便交流别的,她的同学,老师,她的工作,她的唱歌和跳舞,她的哥哥和弟弟,越扯越开。不过我也知道慎重,不想有所犯忌。

       谜底难白,前途不明,我只能继续进行。爱总是使人渐陷渐深,自己无法让自己停止。即使勒马,也要到悬崖边上。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得以帮助阿妈妮拣豆子,遂问她:“朝鲜族姑娘只嫁朝鲜族小伙,是有这样的规矩吗?”

       阿妈妮说:“有这样的规矩,是祖先传下来的。”

       我问:“有嫁给汉族人的吧?”

       阿妈妮说:“几乎没有。没有的吧。把姑娘嫁给汉族人,就像把水泼出去了,这姑娘永远就不能回家了。”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

       阿妈妮说:“朝鲜族人少,所以只允许朝鲜族小伙娶汉族姑娘。把朝鲜族姑娘嫁到外边,朝鲜族人将会越来越少。这是传下来的道理!”

       阿妈妮从竹筐里抓起一把豆子,掬到手心,但她却不拣,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慈善,她的神情仿佛一部历史。我点了点头,心里湿得像漏雨,又沉得像一个秤砣。

       我没有立即打道回府。一经婉拒,就背身而去,未免有失风度了吧!我仍像亲戚或朋友一样在张梅花家里,他们也像对亲戚或朋友一样待我,特别是张梅花的弟弟,一闲便找我拉皮筋,蹦弹球。阿妈妮除了做冷面等等朝鲜族饭以外,还炒菜,煮汤,蒸馍。张梅花的父亲喜欢喝酒,每一次他都会给我斟一杯,我不会喝,所以这一杯每一次还是由他喝了。气氛宜人,然而一旦说话,说朝鲜族话,我便成了他者。

       有一天晚上,也是天刚刚黑的样子,我到街上去,买了一个西瓜,准备提回去切而食之。付了钱,一回头,竟狂风大作,随之乌云蔽星,沙尘迷天,街上一个人都不见了,甚至才卖我西瓜的老头也顿失踪影。我一下愣了,不知道归路怎么走。忽然有人急切地呼唤我,摇身便看到张梅花,阿妈妮,她的父亲和弟弟,他们跑着,打着伞接我来了。一股暖流猝然涌动,泪水就要出来了,然而我还是约束了自己,甚至连谢意也没有表示。我只默默地说: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不过张梅花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说:“你追上我,我就嫁你!”我惊喜地说:“真的?”拔腿便追,但张梅花却像插了翅膀一样跑得飞快。在一望无际的湖冰上,就我们两个。我咬着牙,拼命地追着。仿佛死神随在身后,我们两个都在飞快地跑着,不过我更猛。一瞬之间,我几乎要追上她了。我伸长胳膊,手指已经触摸到我送她的白色衣衫了。不料我脚下蓦地一响,裂开一个冰洞,顿跌我于湖中。我惊呼一声,梦醒了。非常难堪,我害怕吵醒了张梅花他们,但他们却似乎没有反应。我还躺着,只是不敢入眠,以免有梦找我。我便一直睁着眼睛,直到窗子透光。

       张梅花送了我一张他们家的合影,我发现她哥哥非常帅。这张合影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我把它夹在了我所用的一个橙色封皮通讯录里,后便一直夹着,虽然通讯录早就旧了,损了,姓名满了,不能用了,但我却始终留着它。我也没有把那张合影取出来,专门放在什么地方,然而我珍视它。也有几次,在快乐与苦涩兼容的日子,无意之中就把这张黑白照片翻检出来,一一看着他们的脸,问: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那天是张梅花携其弟弟送我上火车的。她穿着我从王府井北京百货商场买给她的白色衣衫,亭亭玉立,绝版的淑女,绝版的乖乖女。她的弟弟穿着米色T恤,一副灵慧而顽皮之态。火车启动了,他们向我举起手,左右摇着。我忽然感到不能控制自己,泪水潸然而下。

       尽管我知道孙商山在等我,但我却并不想直达北京,从而变换角色,一个一个见作家,进行什么组稿。不想,根本不想。反正我已经给孙商山留言,甚至我赋予了它以遗书的效力,遂了无牵挂。我心里空空荡荡,有一种浪迹天涯的冲动。于是我就去了牡丹江,又去了长白山,再进入大连。我需要充分的时间在大地上走动,以沉淀感情,并让其结晶。我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清爽精神。

       然而我无法禁止,总是想哭。那年流行着一首张行所唱的歌,其到处都在唱,词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

早已有个她,她比你先到!

   

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停下来,噙着泪水,静静地体味着。我一路而去,或在绿树下,或在芳草旁,或在河岸,或在海边,或在陌生的男女之中,很是伤感的听着它,仿佛这首歌能给我以安慰似的!问题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她和张梅花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〇〇七年八月九日于窄门堡

原载北京文学.20094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1月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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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8-03 00:16)
分类: 纪事


 

如果我生长在唐代,并有幸及第为进士,那么,曲江流饮我一定是会参加的。那是一个发达的季节,也是一个风流的季节,真是让人向往。

可惜我所见的曲江,已经不美了。我曾经几次到过曲江,它位于我的故乡少陵原东北方向,处在西安东南,到这里来总是方便的。曲江并没有水,它仅仅是一带低洼的田野,一条蜿蜒的小路穿过这里,人与车辆来来往往,黄色的灰尘如烟如雾,向人扑去,人走了,它就沾染到白杨的枝叶上。一旦灰尘起来了,它似乎就不愿意回归地面。

秋天不要到曲江去,曲江的秋天多么寂寥,人在这里会伤感的。天空是宁静的,淡淡的云漂染了天空,天空的颜色很混合。黄昏,西边的天空才出现一抹蓝,那是晚霞断裂之后露出的,仿佛撩开窗帘现出的一双忧郁的眼睛。晚霞并不热烈,鱼鳞似的,一片压着一片整齐的排列着。大雁塔的顶尖,仿佛插进了晚霞之中,泡桐和白杨到处都是。潮湿的土地,满是绿色的阴影。玉米的杆子密密地聚在一起,鹅黄的颖花开放着,并默默地孕育着粗壮的穗子。闲地保持着乌黑的墒,那是准备播种小麦的,乘虚而入的野草,竟在闲地漫延了,于是农民就把羊放牧在那里。路边的坝上的羊,将野草嚼得脆响,但在田野觅食的羊却没有声音,田野在遥远的地方。曲江的废墟并不小,它的两边都有村子,不过村子无声无息,唯有树木在那里笼罩。泥径两边,长着大豆和小豆,有叶子波浪似的翻卷着,我以为是一个硕大的老鼠,钻出叶子才知道是相互追逐的鸡。天空晴朗,然而刚刚下了雨,树叶草叶的露珠闪闪发光,一阵风吹,就滚滚而下。曲江是黄土的塌陷形成的,它的西南就是我的故乡少陵原。少陵原奔流着风,是秋天的风。风从它起伏的边沿穿过,有形而无声。

我所想象的曲江完全不是这样。它应该是一个天然的湖泊,汉武泉咕咕地冒着清水,泉水滋养着茂密的修竹和滑动的游鱼,鸟像云一样在树林起落。为了使曲江更广阔更繁华,唐代开通了黄渠,它一头在秦岭的大峪,一头在曲江。黄渠引来了秦岭的水。黄渠像一条明亮的飘带,逶迤在苍茫的原野。曲江的水涨满在高原的褶皱,起伏错落的江岸,合成曲江蜿蜒的框架。在曲江周围所有的高岗,都建筑了宫殿和亭台,紫云楼和彩霞亭尤其光耀。皇帝与嫔妃,王公与大臣,经常游乐于斯,春暖花开的三月三,秋高气爽的九月九,这里简直热闹非凡。“倾国妖姬云鬓重,薄徒公子雪衫轻。”这是诗人林宽的所见。杜甫对到曲江去玩的美人认真观察,并作准确的描绘,他说:“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尽管杜甫是在讽刺贵妃姐妹的嚣张,但他所透露的,却是曲江的狂欢。在曲江,皇帝偶尔会从高处将钱币撒下,让群臣争抢而欢。皇帝设宴招待群臣的时候尤其热闹,他们举杯祝福,呼喊万岁。附近的农民也竞相豪华,绸缎悬挂,珠宝陈列,乐队演奏,舟楫荡漾。曲江上下,到处是人。那些及第进士,当然兴奋不已,成群结队到曲江去高兴。他们大摆其宴,频频畅饮,得意而忘形。及第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很多人终生努力,都不能成为进士,一些人老态龙钟才及第,那种大喜是可以理解的。他们要释放自己长期积累起来的的沉重,曲江显然是理想的轻松之地,这里有风景,有美人,美人走在风景之中。他们一边嬉着流水,一边饮着好酒,人人乐而忘忧。某些时候,皇帝高兴了,会赐其宴给进士,这是难得的荣耀,那些进士到了曲江往往会神魂颠倒,醉如烂泥。

关于进士在曲江出丑的故事是很多的。史记,曹松七十四岁那年考取了进士,曲江流饮,只有他白发苍苍,步履蹒跚,然而,他对其宴流连忘返,几乎死矣。卢彖及第之后,急着回到洛阳,已经请假了,不过看到其他进士在那里豪饮,便激动得身穿便服,津津欣赏。他顾的车上,还坐着一位歌妓,结果为巡查的所抓。他当然要被抓的,到曲江去的人,必须斯文而儒雅,连一些态度傲慢和举止轻浮的人都不准进入,何况卢彖。维持秩序的人对他提出警告,并追究他,其判词是:“紫陌寻春,便隔同年之命;青云得路,可知异日之心。”

曲江之美,历史悠久,大约在秦代,它便是一片可以游乐的风景。到了汉朝,它已经是绝妙的园林。隋朝的皇帝很是迷信,认为曲江之地高于皇宫之地,是犯忌,就派大批劳力挖掘曲江,使之低于皇宫的基石,这样便不会威胁王者之气了,随之在曲江两岸种植了接天连日的芙蓉供人养目。曲江之美的顶峰,当然是在唐代。唐代的曲江是自然和人工的结合,而且构建了一种立体的美。曲江周围有杏园,有大雁塔,它们既独立于曲江,又延伸了曲江。安史之乱使修建在曲江周围的宫殿和台亭几乎全遭毁灭,曲江一片衰败。多愁善感的杜甫,曾经在这里徘徊,看到草木翠绿而人影杳然,他不禁失声而哭。杜甫享受过曲江的热闹,体验过曲江的寂寞,世事的变迁使其感慨系之。安史之乱平息不久,唐文宗要恢复曲江之盛,对紫云楼和彩云亭作了维护,并告示富商之人,可以在曲江修建馆舍,并动员三千劳力疏通曲江,使水流畅。然而,失去的永远难以恢复。随着唐代的消亡,野草覆盖了曲江。明代之后,这里便逐渐变成陆地和农田,直到现在。

……

路在我脚下延伸,脚下的路筑在昔日的曲江之上。我慢慢地走着,浓重的潮气升腾而起,那些杨树、桐树和玉米,都湿湿的,仿佛刚刚淋了雨。潮气在这里是有重量的,我的头发就摩擦着潮气。它们从曲江渗出,并使天空都滋润了。悠长的历史之梦破灭了。奔驰的汽车和颠簸的马车,一辆一辆从我身旁越过,噪音干扰着皇都林苑的宁静。皇都已经废弃,它的宁静显得凄惨和荒凉。唯有生气的,还是那些潮气,它是被埋没的曲江的灵魂。消亡的曲江,到了一个阴暗的地方,在那里,它的压抑和沉闷显然难以忍受,就从土壤的缝隙钻出来,希望看一看阳光照耀的人物。滚滚尘埃依然撒在黄昏的树枝上,唐朝的尘埃就曾经这样飞扬,不过那是欣赏曲江的人践踏的,但现在的尘埃却不是。

在村边的白杨树下,有两个老人,老婆坐在藤椅上,白发飘拂,病身软弱,老头蹲在她的旁边,给她做伴。他们茫然地望着曲江,望着雾霭之中的庄稼。鸡和狗在附近游走着,他们背后的房院,似乎有孩子在热闹。炊烟绵绵地在天空流逝,我感觉它是那么悠然。

我走近两个老人,蹲在地上,像老头那样蹲着,我问:“你们在这里休息呢?”

老头说:“休息么!”

“你面前就是过去的曲江吧?”

“就是。我蹲着的地方,也是过去的曲江。”

老头黝黑的脸上,纵横交错的全是皱纹,嘴角的皱纹尤其深刻,下巴的胡子粗硬而黑白相杂,眼睛细小如缝,微弱的光明闪烁其中。不过,他是一个头脑清晰的老头,对此,我当然很是高兴,我问:“你的家是迁移到这里的吧?”

老头说:“迁移到这里的。在明末清初迁移到这里的。家原在曲江的北面,那里地势高,是一个原。”

“那时候曲江的水已经干涸了吧?”

“水少了,不过没有干涸。那里长满了芦苇,冬天都不会结冰。水不多,水缓缓地流着。”

“这是什么时候的情况?”

“我小时候的情况啊!”

“现在没有水了?”

“没有了。”

“它什么时候干涸的?”

1939年关中大旱,这里的水就没有了。”

“这里的水是河水还是泉水?”

“泉水。”

1939年关中大旱,泉水没有了?”

“没有了。”

“它不冒了。”

“不冒了。太阳晒得土地都起了皮。”

老头抚摩着他的下巴,那胡子嚓嚓地响着。老婆默默地望着他。晚霞燃烧得剩下了灰烬,天空青色如铁,曲江一片萧瑟。

我问:“庄稼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播种的?”

老头说:“曲江一直都荒着,满是野草,人开始只是在这里放羊放马。”

“什么时候有了庄稼?”

“曲江地势很低,它是凹陷下去的一处沟壕。水干涸了几十年之后,地下的水有一天忽然就渗出来了。”

“哪年啊?”

1964年吧。”

“水汪汪地向北流着,冬天都不结冰。”

“是这样啊!”

“村子的人给这里种了稻子,种了四年,还养了鱼……我的儿子就是抓鱼淹死的。从那时候起,老婆就成了一个病身。”

“水深得能淹死人?”

“他是我最小的儿子。大约十年以后,大约是1974年吧,它的水彻底干涸了。”

“什么原因?”

“周围到处打井,水泵抽走了地下的水,曲江就干涸了。接着是造田,用土把曲江垫成了现在的样子。”

老头慢慢告诉了我关于曲江的变化,似乎为他能知道这么多的情况而得意。他盼某年某月,曲江的水能够再现,或者是从秦岭引水,或者地下涌水,以使曲江名符其实。如果这样,那么他重新迁移都很愿意。

告别了两个老人,我独自走着,凄凉的曲江像长卷的画一样在我身边滑过。我心里一片失落。我想,自然是有秩序的,人可以改造它,然而不要打乱它的秩序,否则它就要报复人,使你得不偿失。

我便这样想着,离开了曲江。

华灯照亮了我的眼睛,我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端履门,五光十色的风景在这里喧哗。

背后是曲江,我能感到,有无数的秋虫在那里鸣叫着。


 选自《长安是中国的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12月北京第1版。


原载《关中踏梦》,四川文艺出版社,1994年4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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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30 23:34)
分类: 纪事

尧头镇                                            


尧头镇在渭河北岸,处于陕西澄城的辖区。

早晨的阳光倾泻而下,朋友指着茫然的大地说:“遗址遍野啊!沟壑之中还有老窑30余座,分别属于元明清三朝及民国的。”

旋目四望,只见黄土深厚,梁横峁立,偶尔有一垅或一片绿色闪现在一个平面上,不知道是小麦还是蔬菜。凡斜坡,多是瓷片和炭渣所壅,那30余座老窑大约就散落在交错起伏的沟底壑间吧!

尧头镇以烧制陶瓷而立,它的中心在尧头村。这一带富含煤,更是富含高岭土,其具可塑性和耐火性,遂久有陶瓷作坊。是否汉就开始制陶了,难考,不过唐起烧瓷是可能的。尧头窑遗址位于尧头村以西,其文化层平均56米,有几处瓷片的堆积高达20余米。资料显示,这里的黑瓷兴于宋,而黑瓷之盛则在元明清。民国也烧制黑瓷,唯以工业渐旺而骤然趋衰。

朋友带我进入一座几近完整的老窑,见炉壁椭圆,红锈斑斑。虽然宋时烈火清时焰已经熄灭,不过在我的想象中,它的温度仍在上升。我还随朋友浏览了一座残毁的老窑,元的,瓷片发白,随意陈列。

围绕着尧头窑聚族为村,随之又有了一家接一家的祠堂,并建成东岳庙、西岳庙、龙王庙、观音庙和华佗庙。烧制很难,黑瓷几乎是十窑九不成,遂要到窑神庙去虔诚地礼拜,以求保佑。窑神庙香火甚盛,过去如此,今天有作坊的人仍会礼拜!

尧头窑非官窑,其产品包括缸、盆、罐、瓶、碗、盏、托,无不紧系民生。我在一个作坊看到了正用双手盘杯的师傅,朋友说:“他是尧头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他儿子也是一个继承人。”我买了一把茶壶,两只杯子,算是一个致敬吧!


   云盖寺镇


云盖寺镇曾经只有一条街,居民夹杂陕西籍、湖北籍和河南籍,也许还有四川籍,都是贸易的结果。多年以后,大兴土木,又筑了一条街。新街为后街,老街便是前街了。

环街一河而万山,青峰竞耸,翠壑深藏。异地来人,不管是城里的还是乡间的,无不慨叹云闲水清,屋装板门,更设阁楼,遂想宿一晚两晚,以获难得的体验。

云盖寺镇在秦岭以南,为陕西镇安所治。这条路应该是猎人发现的,之后由商人踩出。它是商道,也是官道,遂作驿站。从长安至巴蜀,至河南,至湖北,或至陕西安康,都可以走这条路。明清以来,这里是各地土产与奇货的供销地和集散地,生意颇为兴旺。不过凡事有盛有衰,其盛随机,其衰逢时,非人所能求也!

贾岛有诗曰:“一山末了一山迎,百里都无半里平。宜是老禅遥指处,只堪图画不堪行。”不知道贾岛从何处来,向何处去?是否在云盖寺住过?

唐僧妙达在这一带的茂林之中建庙修行。此举不奇,奇的是建庙过程,有云汇集过来,庇覆如伞,遮掩如帐,数年不散。庙成,遂呼其为云盖寺,而云盖寺镇则以此得名。

2018417日受命到云盖寺镇来调查,以了解当地对此文化遗产在保护和利用方面有何经验。随镇长临河望山,走后街,走前街,看戏楼,看财神庙,进院入舍,见老幼自在自乐,不胜欣喜!

     

           蜀河镇                                     


在汉江支持航运的那些年,蜀河与汉江交汇之处便渐成一个码头。其久矣,足有千年矣!

这里的居民自古对赚钱置业很淡然,不过好吃,大享其口福。洪水不时泛滥,死是经常的,遂十分豁达,也反能长寿。

蜀河镇完全是此码头孕育的,明清以来甚为繁荣。

清真寺是一个16世纪的建筑,依岩而作,老树犹茂。穿过弯曲的小巷,我找到了这个清真寺。看起来它得到了周密的保护,凡梁、柱、门、窗及砖瓦,都属于原型和本色。它显然也一直在使用之中,教民无日不来此礼拜。

黄州馆始作于18世纪,是黄州商户的聚会之所。建筑左右对称,设拜殿、正殿,还造了戏楼,颇具宫室的格局。凡重檐翘角,浮雕彩绘,皆呈楚之风韵。它的色彩也很艳丽。我在墙角觅得一通石刻,碑文显示,当时捐资的商户近乎二百,足见声势之壮。

杨泗庙应该也是18世纪的建筑。沿着石砌的台阶一步一步走上来,逍遥环顾,深感有妙。庭院敞朗,云浮于天。杨泗神化了,以其斩蛟龙,平水患,大有英雄气概,遂为长江中下游一带众生所信仰。明清两朝,随着湖广人的迁徙,把杨泗的奇功向四方传播,从而也在蜀河镇掀起了对他的崇拜。杨泗庙为船帮所营,大小艄公在此求他的保佑,也在此议事、息讼和娱乐。这里青石铺地,白石为栏,自有其豪华。办会,演剧,场子容纳千人是不成问题的。

蜀河镇人的房子多建在清真寺、黄州馆和杨泗庙之间。也许民居高高低低,也许本就是围绕着这三个建筑而展开的吧!曲曲折折的小巷勾连着千门万户,可惜门户多是关闭的,我不得入内。锁是生锈的铁锁,墙是灰皮脱落的砖墙。有一条路,幽暗起伏,全由石头所垒,既有沁色,又有包浆,坑坑凹凹,光光滑滑,是骡马踏成的,人谓骡马道。骡马道出城堡西门,顺水沿山,悠然而去。一位蜀河镇的文史专家说:“到哪里去呢?到关中去,到长安去,再到山西去。南北土物和作坊产品,通过骡马道得以互通!”

蜀河镇为陕西旬阳所管。它总体坐落在一面缓缓的斜坡上,所临是汉江,所瞰是蜀河。杨泗庙的位置尤其特殊,竟依偎着一个爬满青藤的峭壁,其门正对着蜀河与汉江交汇所激起的一层白浪。不过蜀河镇的地理大势是北倚秦岭,南傍巴山,从而既封闭,又神秘。

 

                原载光明日报2018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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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纪事


                                       

这是2012年的一天,微风细雨,澄然起见草堂寺之心,遂发轫而去。做伴的,朋友周博学,学生郝彦丰。走西安至太平峪公路,30公里,不紧不慢的言语之间也就到了。

有一年的隆冬,我独探草堂寺。坐长途汽车至户县,再坐三轮车至草堂镇,到这里以积雪封路,三轮车不驰,我便步行。地平野旷,乡村荒径,尽是白色。我不顾一切地向前,血液里充满奋发之力。当时留下的纪录,显然透露了一种清明的信息。

 

1992年一场大雪之后,我瞻仰了草堂寺。尽管天气晴

朗,阳光明亮,但秦岭的圭峰之下却冰滑霜脆,茫茫一片。

草堂寺的红墙燃烧在阴冷的田野之中,挺拔的古木伸向宁

静的天空,远远地圭峰凝然而寒冷,所有的雪都落在了岗

峦和峡谷,草木一律染成了白色。草堂寺的红门紧紧关着,

连一个缝隙也没有。我敲门呐喊,并反复呐喊敲门,才有

僧拉开了红门。一个中年和尚,身披灰袍,拿着佛书,

缩着脖子,似乎不悦,但他却终于敌不过我的诚意,便放

我进去。和尚随手推关了红门,那红门发出的悠悠的响声,

划破了这里的静谧。一方小小的佛院,晶莹而剔透,松,

柏,槐,杨,颜色黯淡,悄然立于甬道两旁的空地,根部

都壅着雪。甬路狭窄,仅能移步,不过笔直而四通八达,路

面的雪已经扫得干干净净,只是我不见行人。

 

我看到的草堂寺仍是红墙,不过隔公路而筑的,是一排经商的平房,镶嵌着白色的磁片,既张灯笼,又扬旌旗,如在御内常有的范式。可惜它恰恰阻断了视线,不见秦岭,何有圭峰。红门面山,也还紧紧关着,然而旁有柴扉,可以进庙。投身跨槛,便闻老声要求买票。循讯而盼,见数平米的小屋,媪坐窗里,手伸窗外。一张票20元人民币,付讫便速去。

我想以过去的印象套合今之景物,然而不行,它总是出现差异。

对着红门的是天王殿,两边各有偏房。右边的格子门,格子窗,尽涂朱色,檐下铺麻石,左边的正在修葺,门窗皆木,呈为白色,檐下的台阶由混凝土所铸。此处显然是一个单元,庭院所覆都是机器切成的青石,咸备这个时代的特点:没有灵魂,呆头呆脑。

向北,过天王殿,左钟楼,右鼓楼,俱为三层,廊回角翘。在钟楼和鼓楼一带,刻石嶙嶙,其中有一尊纪录清世宗雍正皇帝敕封大智园正圣僧禅师之碑,反映了草堂寺在清帝国的演化。遗憾的是,此碑在1979年搬运之际,倒地震裂,分为数块。现在所见之碑,是经修复的,残痕焉在。

向北,上七个台阶,为大雄宝殿。目击一瞬,我便感觉它是新的建筑。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建筑,不过此宝殿的十楹尽由混凝土所制,圆形,多显斑驳,有的漆皮剥落。这里供奉三佛,中是释迦牟尼佛,左是东方琉璃世界的药师佛,右是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两侧是十八罗汉。中堂正大,蜡烛静照,遂闻远方鸟鸣嘤嘤。蓦地有僧入中堂,其穿灰袍,穿灰鞋,悄然擦拭条案上的香灰,旋即而去。我自问他是不是那个隆冬给我开门的和尚,不等自答,我便摇头否定了,说:怎么可能呢?

向北,过大雄宝殿,又是一个单元,仍为庭院,大且朗然。这里有大悲殿,供奉观音。其东是客堂,西是服务中心,都锁着门。

向北,过大悲殿,又是一个单元,仍为庭院,顿感宽敞。其东为地藏殿,西为三圣殿,中间立了一尊佛陀诞辰图刻石。刻石下端流水如瀑,刻石背后是法堂。这里供奉清净法身毗卢遮那佛,金碧辉煌,颇为森严。

向北,是一个正营造的建筑。我问席地而坐的三个工人,他们说:“这是马上竣工的藏经楼。”藏经楼背后,天空虚无,云雾濛濛。

我的感觉是草堂寺扩充了,阔气了,是这个时代的庙了。它也冲淡了当年的草堂寺:那时候的草堂寺像一个四合头庭院,大雄宝殿的东西各有几间配室,外为绿树拱围之红墙。现在它真是巨变了,如果有人指出这是别的什么庙,那么我认为是的,因为它与别的什么庙在格局上确实相像。

不过我觉得草堂寺的大树仍很亲切,也多能辨识。踏进红门,便见皮上青苔成堆的国槐,椿,泡桐,柏,它们粗且高,有的根歪干斜,透露着自己艰难的成长过程。附近的一排棕榈,叶硕而怠,又积尘埃,不清不明的。在钟楼与鼓楼之间,柏老而坚,集聚成列,呈一种让人振作的气象。只可惜以青石覆地,总感到大树仿佛是从青石上冒出来的。环法堂之数柏,显然更老,都挂着牌子,以示受到保护。苍劲刚健,质如巉岩。

那么鸠摩罗什舍利塔在何处呢?一个年轻的和尚指着此庙西边的幽林说:“法师舍利塔在古木之间。”草堂寺显然经过了一番新的规划和调整,当年比较疏散,大树杂列于大雄宝殿与舍利塔之间,今之建筑尽沿红门一线幢幢而起,把西边归为沉思与遐想之境,这也好!我便遵示向舍利塔而去。

曲径砖砌,悠然伸入一派修竹。雨润青苔,必须脚作扒状,以防滑倒。环境改变人,在这里是不能趾高气扬的。此地固然竹多,密布成片,不过也有大树拔萃于修竹之上,它们是国槐,梧桐,泡桐,柿,柳,统统本土化,家常化,亲切之极,也森然蓊郁,遂使凉意染肌。俄有一个六角亭耸然拦路,审视之,目贴玻璃窗定睛辨识,到了,是鸠摩罗什舍利塔藏于斯。

此塔高2.33米,共8面,12层,以大理石所雕。大理石之色呈青,呈白,呈黄,有镶之为美的意思。其塔之下,是基座和云台,饰以花草。龛之上有盖,若屋脊,为珠顶。其盖之下是阴刻佛像,工艺甚精。仔细读之,所题字是:姚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之舍利塔。

鸠摩炎是一个印度人,颇具慧根。有一天顿悟,便弃相位,毅然出家,翻越葱岭,往龟兹国去,今之新疆库车一带传播佛教,并升为国师,娶了龟兹国公主为妻。他们所生的一个儿子就是鸠摩罗什。其7岁随母亲出家,学习佛教小乖,领会超群。12岁转而学习佛教大乖,入庙求师,遂知识奥博,腾声西域,驰名长安。大约20岁受戒,发愿向东方布法,以普度众生。

前秦王苻坚,氐人,在长安获悉鸠摩罗什之法大,推崇之至,派大将吕光破龟兹国,得到了法师。可惜公元385年苻坚被杀,吕光无所归附,便经营凉州,立后凉国,享皇帝之尊凡17年。吕光粗卑,不知道鸠摩罗什的价值,任其自流。法师并未蹉跎,不定之间掌握了汉语。

后秦王姚兴,羌人,在晋安帝隆安5年,后秦姚兴弘始3年,公元401年,遣兵消灭后凉国。十分惊喜的是,在姑臧,今之甘肃武威,发现了鸠摩罗什,姚兴便迎之到长安来。姚兴信仰佛教,遂以国师之礼相待。得到姚兴的支持,鸠摩罗什便按计划工作。大约公元401年到公元405年,鸠摩罗什多在逍遥园进行佛经汉译,大约公元406年至公元413年,鸠摩罗什多在长安大寺进行佛经汉译。法师共译佛经74部,384卷。

姚兴似乎是一个狂热的佛教徒,其组织了3000余人的团队以辅佐鸠摩罗什,这些人当然也是法师的弟子。姚兴还收集了过去的佛经版本,让法师参考。尤其奇怪的是,根据美国作家比尔•波特提供的考证,姚兴认为鸠摩罗什智慧甚高,要保护此智慧,便选了10个宫女,送其入室,要她们与法师生儿育女。比尔•波特分析,鸠摩罗什默受了。大约70岁,法师逝世,其火化而舌不坏。

我曾经认为草堂寺出于逍遥园。实际上草堂寺是出于长安大寺的。长安大寺似乎在公元4世纪中叶就有了,鸠摩罗什迁于斯,以蒿苫顶作棚,谓之草堂。在此,他佛经汉译,并授其弟子,之后发展为草堂寺。大约北周明帝时,公元557年至公元560年,草堂寺便出现在笔记之中。当此之际,印度高僧阇那崛多在长安,便居草堂寺。

草堂寺在历史上屡有演变。唐改为栖禅寺,五代改为逍遥寺,宋改为清凉建福禅院,清改为圣恩寺。它们皆为别名,此庙之大名永为草堂寺。

所谓三论宗,指以印度佛教大乖学者龙树和提婆的三部经论为立宗根据的佛教流派。三论宗认为,思维和语言具分别有无及是非的特点,但它却并不能反映独立于意识之外的本体。它有三种法义:其一,破邪显正。破邪就是破有所得之念,显正就是显无所得之念。其二,真谛和俗谛。真谛和俗谛皆是假名,是一种教化上的方便,并不能达到对绝对真理的认识,从而不必执著,不必过分在乎得失。不过佛之言教,圣贤之高论,众生之见解,也都有一定的真理的元素。其三,八不即是中道。一切事物皆因缘聚散,遂不生也不灭,不常也不断,不一也不异,不来也不去,总之,本体不可知也。如是追究,让人纯粹而高尚,脱离低级趣味。

三论宗的发端在鸠摩罗什。龙树和提婆的著作都是梵文,是鸠摩罗什作了汉译,并向弟子孜孜授业,点铁成金。其弟子甚众,对三论宗弘扬有功的弟子是僧肇,僧睿,昙影,僧导,尤以僧肇为杰出。还有一个僧朗,先在关中学习三论宗,后往江南去推广,尝受南朝梁武帝赏识。僧朗有弟子僧诠,僧诠有弟子法朗,都是三论宗的专家。他们誉满江南,并使三论宗成为南朝陈的官方哲学。法朗有弟子25哲,尤以吉藏为峰。吉藏,安息人,尝在会稽嘉祥寺研究法义10年,深受隋炀帝器重,遂在大兴城为吉藏建日严寺让其居,并组织论坛,使其宣法。吉藏也是唐的大德,尝住实际寺,定水寺,延兴寺,公元623年逝世。吉藏集三论宗法义之大成,卒在长安创立了三论宗。若要指出三论宗在中国的传承,那么它当是:鸠摩罗什—僧肇—僧朗—僧诠—法朗—吉藏。

草堂寺之所以是三论宗的祖庭,是因为鸠摩罗什及其弟子汉译龙树及提婆之三论,始于斯,终于斯,他也圆寂于斯。鸠摩罗什及其弟子的努力,显然为三论立宗奠定了基础。吉藏对三论宗法义之大成,就是以鸠摩罗什及其弟子之观点为发轫的,继之并升之,终于完成了对三论宗的创立。

唐之诗人,其多好佛,遂有体验草堂寺之作。白居易,贾岛,温庭筠,都曾经赴此庙拜佛。我喜欢温庭筠的诗,其曰:“山近觉寒早,草堂雾气晴。树凋窗有日,池满水无声。果落见猿过,叶干闻鹿行。素琴机虑静,空伴夜全清。”难得这样一种生态啊!

一千余年,在草堂寺归西之僧究竟有多少?不可知。资料显示,圆寂以后,他们一般都会葬兴福塔院。其广40亩,在草堂寺以南。这里尝有茔塔近50座,圭峰禅师的茔塔也在此。遗憾20世纪有一度农业向大寨学习,整田种粮,便毁其茔塔,夷平了兴福塔院。

离开草堂寺,雨随我行,越下越大了。

 

 

        选自朱鸿散文 集《唐长安的信仰》西安出版社, 2018年4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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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16 22:53)
分类: 随笔


                                         

法门寺的影响在于其地宫藏有佛骨,谓之佛指舍利,为释迦牟尼圆寂以后,火化所留的结晶,是佛教徒崇拜之圣物。

佛骨初由印度八王均分,诸国皆起塔供奉。以后有阿育王在印度执政,他要广传佛法,遂掘诸国之塔,取出佛骨,分为84千份,远送天下,一一建塔以纪念。阿育王唯没有取出蓝莫国所藏的佛骨,因为这里有龙喷水,挖塔不得。

法门寺的佛骨源于阿育王所分,法门寺也当随之所置。阿育王统治的时代在公元前273年至公元前232年,相当于战国晚期。也许已经到秦,可惜断之颇艰。也有观点认为法门寺营于东汉,或是北魏、西魏,甚至是北周的。想象起来,还是阿育王所分佛骨之际作塔显得合情且伟大,它也对应着战国的风云变幻。我赞同这样的分析:是阿育王派使者赠佛骨到中国来了。

实际上法门寺在隋为成实道场,在隋之前为阿育王寺,塔为阿育王塔。至公元618年,唐高祖李渊才改成实道场为法门寺,并升格为皇家寺院,它遂有了一番辉煌的经历。

有唐一代的皇帝,相信佛教界所传之言,舍利塔过30年开封展示,可以生善,从而国泰民安,社会富裕,自己也能得福以寿。既然可以生善,遂启舍利塔,大行瞻礼。

公元631年,唐太宗在位,佛骨面世。没有迎至长安,只是在法门寺供览。僧俗之人,成千上万,汹涌争相围观。这是第一次。

公元659年,遵唐高宗之令,有僧智琮和慧辩,及给使王长信,携上所赐钱5000及绢3500匹往法门寺去,以迎佛骨。天下风闻,从长安至凤翔数百里,人来人往,无不激动。佛骨先到长安,再到洛阳,完全是循规。武则天赐物甚多,并以金银为佛骨制棺作椁。至公元662年,送佛骨回法门寺。这是第二次。

公元704年,女皇帝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韦并僧法藏和纲律师一行迎佛骨。作法数日,谨然发其地宫,以得佛骨。人从四方云集,遂成一时之盛。到了除夕这一天,佛骨至长安,置崇福寺。有在长安的留守会稽王率官属,以种种方式表达尊意。异花之香,上下漂浮,鼓乐之妙,遐迩以赏。过了年,佛骨又至洛阳,武则天遂命王公以降及洛阳一带僧俗投体以迎。置佛骨于明堂,武则天认真祈祷,伏身叩首。武则天登极的理论基础为佛教,佛骨之迎遂特别隆重。不久,女皇帝退位,旋即逝世,遂由唐中宗执政。权力转手,上有数年之忙,佛骨便一直存洛阳。到了公元708年,上得闲暇,才为法门寺题以大圣真身宝塔,并令法藏造白石灵帐一铺,送佛骨归法门寺。唐中宗和韦皇后显然也十分虔诚,他们率子女剪头发放之地宫。这是第三次。

公元760年,唐肃宗敕中使宋合礼、府尹崔光远及僧法澄迎佛骨,置之于长安内道场。虽然尚在消灭安史之乱的残余,宇内还未稳定,不过上仍亲临大位,以表虔诚之心。两月以后,佛骨还法门寺。上所赐甚为丰厚,有瑟瑟像一铺,瑟瑟数珠一索,金袈裟一副,还有金银之具和沉檀之香。这是第四次。

公元790年,唐德宗令迎佛骨至长安,置之于禁中,又诏由长安诸寺轮流张设。长安万众竞瞻,施舍累累。历二月,佛骨返法门寺。这是第五次。

公元819年,唐宪宗迎佛骨至长安,留禁中三天,送之于长安诸寺。王公贡献,士庶奔走,佛骨所至,人山人海,有的竟焚顶烧指,解衣散财,自晨而暮,城沸坊腾,百姓多有停业。刑部侍郎韩愈为儒家,见佛教如此之热,慨然上疏,反对上迎佛骨。由于心切,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敬佛求福,反倒得祸,敬佛祝寿,反倒短命。上震怒,要以死罪治之。大臣裴度和崔群赶紧恳请上以宽大为怀,因为韩愈毕竟是出于忠君。上颇感委曲,对大臣说:“愈言我奉佛太过,犹可容;至谓东汉奉佛以后,天子咸夭促,言何乖刺邪?愈人臣,狂妄敢尔,固不可赦。”虽然态度强硬,不过上还是听了劝,遂贬韩愈至潮州。仪式全然结束,佛骨还法门寺。这是第六次。

公元873年,唐懿宗令迎佛骨。有大臣极谏,甚至暗示唐宪宗是迎佛骨而驾崩的,然而上曰:“朕生得见之,死亦无恨。”从长安到法门寺,数百里之间皆由禁军兵杖引导,车马轰鸣,梵音连绵。皇室专门制作了敬佛之物,凡浮图、宝帐、香舆、幡、幢、盖,皆饰以金玉、锦绣和珠翠,各立各位,十分华丽。上亲临安福楼致礼,迎佛骨至内道场。魂有所感,上竟泣下沾衣。见皇帝这样信靠,有僧就用火点燃一把艾放在自己头上,谓之炼顶。灼烧剧痛,僧便倒地扭曲,纵声号哭。三天之中,内道场设金花帐,摆温情床,用龙鳞之席和凤毛之褥,焚玉髓之芳,荐琼膏之乳,玄幻至极。三天以后,送佛骨至安国寺,又至崇化寺。宰相以降,百官竞相施舍,不甘于薄。所经之地,长安人无不聚众以歌,夹道而呼。在迎佛骨掀起一浪高于一浪的崇拜之中,唐懿宗卒,真是事有难料之忧。于是唐僖宗就匆匆登极。到了十二月的一个吉日,唐僖宗诏佛骨回法门寺。凡皇帝、皇后、王公大臣,皆有珍宝相赐。至公元874年,择正月初四之日,以密宗的方式,把佛骨并供养之物统统装进地宫,紧关石门而封之。这是第七次。

七为盛,所以这也是最后一次仰佛骨。

足有1113个春秋,再也没有开启法门寺地宫。直到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考古,才得以让佛指舍利及数千件供养之物出土见天。供养之物既有唐僖宗所赐,也有之前的唐皇帝所赐,不过以唐僖宗所赐为繁。数千件供养之物,包括金银、玻璃、水晶、玉器、琥珀、秘色瓷、铜、玳瑁及丝绸,体现了唐的文明程度。

出于一种精神探索,我曾经一再往法门寺去,感受其神秘,也体验周原的沧桑。周原荒凉,不失旷野之美。法门寺寂静,不失朴素之美。把旅游和佛教联系起来,以带动消费,发展经济,思路没有问题。然而法门寺对世界的吸引,关键在于这里有大德,有神灵,使福寿心理得到满足。遗憾的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在真身宝塔的一侧,营造了空洞的广场和怪诞的屋宇,毫无庄严之态,慈悲之蕴。如果以为把法门寺扩大一些,再扩大一些,就会让万邦兴奋,万众向往,那么确实是想错了。我现在至法门寺,是会规避某种建筑的,以免受到恶性刺激。只有这个时代才会产生畸形的策划,它当然也孕育着改变!

               选自朱鸿散文 集《唐长安的信仰》 西安出版社, 2018年4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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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7-02 21:41)
分类: 纪事


 

     命中注定,我只有一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我生长在乡下,小学为邻,中学离村子也不出三里,但大学却很是遥远,因为它当时中止了录生工作,上大学是要推荐的,其当然遥远而且渺茫。

 

     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个活跃的人,有一天,他得意地决定,要率自己的几十个乡下孩子见识一下大学,便是陕西师范大学。步行几十里,进入一个幽美的园,穿梭花木之间,仰望图书馆爬着青藤的红窗,踏了踏又明亮又宽大的教室的台阶,竟对斯大学产生了深度喜欢,并暗中向往。

 

     几个春秋以后,乾坤扭转,大学之门骤然打开,似乎到处都在招手。不过陕西师范大学古雅的图书馆及其周边的垂柳昂杉,曲槐直松,反复挠我的心。别无所念,惟思斯校,从而毅然择之。

 

     我一直不敢骄傲地认为此乃缘分,因为缘分便把我和我的大学对等了。我有种种理由证明,当它的学生属于我的幸运。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此帐我还是清楚的。

 

     哲学是我的专业,但作家却是我的理想,要兼顾显然不易。然而在斯校数年,我不但收获了一种哲学思维,而且还得以发表作品,真是有福了。其气氛宽松,老师也能积极给予,确实是求智得智,求道得道。阎景翰老师,刘路老师,刘明琪老师,指导过我的写作。循循善诱,诲而不倦。曹冷泉老师和畅广元老师,评点过我的文章。所圈所批,久而弥新。他们的故事,我曾经一再叙述,因为扬其善就是扬斯校之美,就是颂斯校之风。他们无一是我所修专业的老师,不过他们待我无一不是喜悦的,扶我以诚的,对我有启示的,甚至给我以肩膀让我站立的。

 

     毕业之后,我在社会上闯荡,难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陕西师范大学却始终是我的后盾和平台。出版了一点著作,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大学都注意到了,并给以鼓励。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母校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我的关于文学的第一个讲座,是母校的张国俊老师邀请的。2002年春日,陕西省作家协会主持讨论我的一部散文集,裴亚莉老师发言说:“朱鸿虽然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不过我觉得他一直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人。”我和裴老师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她透露的是一种信息,它使我感到了母校的仁爱和温暖。

 

      忽然有意回到我的大学来执教,便投书时任校长的赵世超先生。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之举显然是冒昧的,不料赵校长的支持坚决而慷慨,于是我就成了斯校的一位老师。教学自有其秩序,作为新手,我确实还有种种陌生的细节,鲍海波老师和王敏芝老师便帮助我,甚至代我做计量和填表之类的琐碎工作。想从新闻与传播学院转到文学院去,李西建院长和付功振老师便设法接收,使我归位于文学岗位。张宗涛老师所安排的课,为我留下了游刃有余的空间,以方便写作。

 

     1999年起,我便收集陕西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资料,艰难之极,又不清楚怎么筹措经费,遂在外地调查之际,总是寻找朋友,希望旅馆能够打折,难免尴尬,甚至狼狈。回到斯校以后,我仍在悄悄做这件事情。主管人才引进的张建祥副校长发现了我的窘境,立即通知我使用科研启动费,河水便奔流了。我尤其感动的是,现任校长房喻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约我,认为我的资料收集是抢救工作,有意义,建议我申请科研经费,并说:“出门在外,也不能太艰苦,不能住的太差!”我不知道房喻先生是从谁那里获悉了我的状况的,然而我知道有一次,他到文学院去考察,还提到学术要包容,要尊重个性,给了我准备之中的研究以肯定。

 

      也许有人以为我是在发布感恩榜。有这样的意思,我不会掩饰。在世间,即使给我一臂之力,我对他的谢忱也永无止境。一张感恩榜根本不能尽我之意。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究竟凭什么得到这所大学如此之久且重的支持呢?我究竟给它做了什么呢?我何德之有,何功之有,何言之有?遂感到十分渐愧和歉疚。有时候便安慰自己,认为斯校固有其厚德载物之品质,人文主义之蕴含,所以凡是它的学生,对谁都是支持的。然而我仍觉得自己幸运之极,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

 

     我偶尔会想应该以什么方式给我的大学一些贡献。我有瓦当收藏的兴趣,也收藏了几个好的瓦当,我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捐出来,充实斯校的博物馆,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大学如此久且重的支持,显然不是为了得到几个瓦当,而且瓦当也担不起,遂觉得自己的所想有一点荒诞和可笑。

 

     也许这所大学支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求,它仅仅是按照斯校固有的原则行动。只要它的学生有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它对谁都是支持的,这是它的传统。人一旦在斯校浸染,斯校的传统便要渗进他的血液。我以为,感恩榜上的那些人,都是斯校传统的担当者和发扬者。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有大的文章,否则就辜负了我的大学。

 

     希腊英雄珀耳修斯是冒险才取得女妖墨杜萨之头的。把墨杜萨之头对准谁,谁就会变成石头,珀耳修斯当然伟大。我以什么成果完成我的精神冒险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舒服的,不过他们吃了禁果,从而辨别善恶,懂得羞耻,遂有文明,亚当和夏娃当然伟大。我以为在艺术上和思想要超越一点,就应该像珀耳修斯学习,像亚当和夏娃学习。苟且偷安是不行的。

 

     我只有一所大学,但它的激励却是强劲的,这就够了。我喜欢我的大学。

 

 

 

原载光明日报.2008125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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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纪事


                                                                                                        

2007817日,我随一些老师赴陕西彬县,以观大佛寺。进山门,再进殿门,我看到了端坐的阿弥陀佛之造像。崖面巨大,延伸400余米,造像众多,计有1980余尊,不过主尊为此佛。阿弥陀佛的造像显然上了新的颜色,眼睛很亮。

我在1992年就看过大佛寺。那时候,我在西安玉祥门乘长途汽车,几近于朝发夕至。先到彬县,再坐三轮车到大佛寺。虽然已经奔驰了半天,也不敢吃饭,是怕大佛寺的职员下班。

大佛寺所有的造像皆在露天,然而有石窟庇护,风化,雨蚀,以至摧残,从而尽显沧桑。312国道便在石窟之下,北边就是泾河。

这里没有什么人,只是我在石窟转来转去。自己觉得读够了,便匆匆跑至国道边的一棵柳树旁,等待从此经过的甘肃的长途汽车,带我返西安。不感到辛苦,即使深夜到西安也可以。

大佛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了,所以上了新的颜色,还筑了宫室。不过我以为我在25年前所见的大佛寺更具气氛,更触灵魂,也让我求索一个问题:在南北朝到唐,信仰究竟会产生多少精神的力量,以使人完成如此艰险的工作?

1992年,我不仅走了大佛寺,还走了关中其他九个宗教场所。我四处云游,并在每一个宗教场所久久徘徊,有所思考。

这种田野考察的习惯,一直坚持到现在,以使我得以在史迹上寻找唐长安的信仰。当然,我的田野考察也不唯唐长安的信仰。不过唐长安及其这里所具的信仰,的确是一个有意味的问题。

唐长安处于盛世的日子,人口足有百万。那时候,巴黎在哪里呢?柏林在哪里呢?伦敦又在哪里呢?纽约和东京又在哪里呢?罗马帝国很大,然而它在公元476年便残破了,尽管它的永恒之城还在,不过它有百万人口吗?拂菻,或拜占庭,或君士坦丁堡,它有百万人口吗?

唐长安不仅人口多,而且充满了宗教场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只靠饮食并不够。在进化过程中,人类也发明了对天命的敬畏,对神的崇拜。也许人类之所以会征服其他动物,成为地球的主宰,就是因为它有信仰。

唐长安的百万人口,各有信仰。

有的信仰佛教,便进寺院。佛教的中国化,又使佛教分为数宗,而其中六宗的祖庭则在唐长安。寻找佛教的信仰,我一一走了草堂寺、华严寺、大慈恩寺、净业寺、香积寺和大兴善寺。法门寺属于唐长安最早的寺院,还没有谁能断它一个准确的修建岁月。不过它素为皇家所重,我三走五走,反复体验。广仁寺并非唐长安的产物,然而它坐落于唐长安的基墟上,又是这里唯一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我也要走一走。其它寺院,只要有特点,似乎也不能漏掉不走。

有的信仰道教,便进楼观。隋文帝至此有礼,唐高祖更是至此归亲,我也是频频而走。玄都观在唐长安也有威望,刘禹锡借此桃花讽刺当朝权贵,个性颇强。我也想走一走,可惜玄都观湮灭了。

有的信仰基督教,便进大秦寺。大秦寺是唐太宗敕营,在唐长安显然是有国家背景的。其自起至毁,曾经有蒸蒸日上的表现,足见唐长安对它的一种接受。大秦寺的设立,是基督教文化在中国的交流,更是希伯来文化在中国的交流。我也希望走一走,然而它没有了。

有信仰拜火教的人,便进祆祠。唐长安有祆祠五所,主要是波斯人和粟特人通过一定的仪式,表达对琐罗亚斯德的尊崇。祆祠大兴,可能源于波斯王子在唐长安的流寓,这也是国家利益所系。走一走吧,不过它也没有了。

有的信仰摩尼教,便进大云光明寺。大云光明寺是唐代宗所敕作,也具国家背景。到这里来致敬的主要是回纥人和粟特人。我愿意走一走,然而它也没有了。

有的信仰伊斯兰教,便进清真大寺。它也造于唐长安,而且现在仍为伊斯兰教徒所用。走一走,很方便。1992年我初往,之后还往几次,感到这里的建筑和花木保存得很是齐整。

翻山越岭,过街入巷,我到处走。或荒凉衰败,人迹罕至,或繁华喧闹,人流滚滚,我别无选择,当走就走。在史迹上走来走去,无非是在寻找唐长安的信仰,以感受人的精神现象。越是寻找,我越感到唐长安的伟大。我体会最深的,我认识最深的,是唐长安的一种宽容。它的伟大,也在于宽容。

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力量使人放弃了日常的欢乐,甚至不惜财富,不惜生命,终其春秋地传播自己的宗教。

25年前,我望着大佛寺的石窟便感慨万千。当我一次又一次地在史迹上寻找唐长安的信仰,我仍是喟叹连连。我只能想,在历史上,在现实中,有一种人是靠精神的力量生存和发展的。

                                         

                                       二〇一七年八月二十九日,窄门堡

                       选自朱鸿散文 集《唐长安的信仰》 西安出版社, 2018年4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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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6-12 23:41)
分类: 性灵散文


  

自从唯物论流行以后,人就变得狂了,胡常青、成克杰、陈良宇,显然都是这种背景之下的产物,然而张什么呢?长安谚曰:人张无好事,狗张一堆死。实际上唯物论的发明者也未必狂,狂的多是浅薄之徒,没有什么文化的,这是我的体会。我也算一个学习了唯物论的人,皮囊一团,藏有一点胆,但我却常常提醒自己,要谨慎,不要张狂,甚至我是充满敬畏的。阎景翰先生今年八十岁,就连这样的长命也让我敬畏,因为日子并不是好过的,日子几乎是苦涩的,日子是熬出来的。陶渊明就曾经感慨道:“人生实难,死如之何!”仁者寿,所以我不但敬畏,而且高山仰止。

    认识先生缘于文学,当时我20岁。早就有了作家的梦,一旦碰见教授写作的老师,当然激动,何况仿佛有一把疱丁的刀,分析文章能分析到艺术的细微之处,尤其神态萧条,似乎是忧郁的化身,遂呈上自己的文章请先生指点。那时候我很是积极,嘤嘤其鸣,求其友声,不管是大学里的文学青年,还是社会上的文学青年,我都结交。多年以后,文学之友,十分寥落,几乎为零,但先生却孜孜写作,时有大著,而且在艺术上炉火纯青,为识者所推崇。人各有志,当时的文学之友,由于种种际遇告别了文学,我也完全理解,然而先生居陋室,食粗饭,作艺术的创造一以贯之,让我由衷钦佩。尽管先生的文章鸟奖不多,鬼市不隆,然而源流清正,性灵汪洋,是属于大雅的,从而不失知音,并还会在历史上遇到知音。

    我与先生的交往细水流淌,竟有二十余年,这让我也觉得诧异。先生没有权杖抡转,乏势可借,也没有闻达天下,缺光可沾,先生不以财富傲世,分不得他的蛋糕,也不以思想称雄,用不成他的概念,然而先生自有其魅力。先生不易,我也不易,彼此的手便紧握一起,从而相互取暖,聊以解寒。先生难,也便能倾听我之难,并安慰人生之艰。当然,先生并没有因为久处困顿而放弃,恰恰相反,虽然清贫,但先生却不坠凌云之志。先生隐忍,坚毅,抱朴守静,枯木独立。先生仁慈,善良,不念旧恶,畏天悯人。先生沉缓,文弱,然而牙口刚强,也具锋芒。先生是幽默的,趣味横生的,感应了就会欣然朗笑的。先生老而不朽。也许这便是君子之风,国士之风,是吸引我的一种古之余韵。

    先生一再嬉称其生活于楼谷之中。楼谷有树,有花,也有蟋蟀之吟与蝴蝶之影,并有先生出进之小径,写作之书斋,所以我想呼阎先生为楼谷之主人。晚辈冒昧,请谅。

                              

00八年四月十五日于窄门堡

原载西安晚报. 2008430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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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8 10:35)


 

从岚皋返长安,顿陷冗务之中。一事套一事,几无闲暇。不过我还是会闪念岚皋,想岚皋。岚皋的种种情景,烁烁明灭,意味深长。

岚皋在大巴山北麓,隶属陕西安康。过去不了解这里,读文献才知道,此地设过路盘问一类的治理机构才三百余年,置县才一百余年。 幽林荫,也可以生存。可惜山高皇帝远,久处自然状态,到现在还很贫困。

跟县领导走了几个村,总的印象是岭峻溪清,云白天蓝,空气特别甜,居民多住岸上或坝上,经济除了土产,就是餐饮和客栈了。

四季镇天坪村有养蜂的,其方法极为别致。在我的经验里,养蜂人往往是由南到北赶花,在河边或路旁摆一些方块蜂箱,放蜂采集田野的花以酿蜜。然而这里的养蜂人是用木板或竹片箍桶,把桶固定在悬崖上以放蜂。在零星的雨中,蓦地发现峭壁上高低错落的有几个桶,十几个桶,甚为困惑。获悉这是酿蜜,真是惊喜。

我还在一个作坊看到有铁匠打制工具。作坊低矮,只有几平方米,仅可容身。工匠曾经在企业上班,以破产回家,办了这个作坊。他烧红铁件,放在铁毡上抡起铁锤砸着,三番五次,就是一把铁铲了。在墙角摆着一堆成型的工具,都是他打制的铁铲、铁锄、铁刀、铁锨和铁簸箕。炉火熊熊,他的工具一片蓝光。我问:儿子会跟你学吗?铁匠说:不感兴趣,不学。法国作家左拉神经衰弱,导致失眠,遂离开巴黎,在大地上游来游去,到黄昏便随意投宿到一个作坊。这里的父子都是铁匠,其父为主,其子为副,彼此配合得十分默契。其父既强健,又开朗,让左拉高兴,竟长期住此,从而治愈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毛病。大巴山的铁匠始终站在暗中,似乎很腼腆,很忧郁。

我至岚皋,是进行文化扶助的。受陕西省作家协会的安排,我在岚皋中学做了一场关于散文创作的报告。我按时进会议厅,只见300余学生、语文老师和青年作家已经正襟危坐,安安静静的。顷感文学的神圣,便以肺腑之言交流。报告结束,是答问。答问结束,是局长的总结。这时候,有一个学生跑上来签名,一个引来几十个,蜂拥成阵,于是局长的总结就中断了。

我并不以为自己怎么样。诚挚的感受是,在大巴山北麓的岚皋,不仅文学依然神圣,而且这些拘于僻壤的童男童女,充满了对文明的向往。除了签名,也有学生让我写一行励志之语的。我一一照办,不敢怠慢,因为这些学生太纯洁,太恳切了。最后一个女生,羞怯地嘱我为自己的爷爷写一句祝福之辞。最后是一个带着眼镜的男生,要我为他的妹妹写一句鼓舞之言,便胳膊微抖着,声音微抖着说:老师,岚皋的南宫山非常美,盼你有机会看一看。我说:好的,好的。他一鞠躬,悄然离开了会议厅。

这是岚皋唯一的高中,老师多是安康辖区的,省级或国家级大学的老师难以久留。有免费师范生应该回岚皋中学执教,然而他们常常毁约。今年当有6位免费师范生返岚皋中学,遗憾他们尽飞四方。王校长很是焦虑,怕几年以后,十余位老师退休了,谁将到这里补充!

一场报告,竟使我有几天不得安宁。窃以为教育资源的不均,是亏损了岚皋的学生。同年而生,岚皋的学生要考入北京、上海或广东的大学,只能是偶尔降临的天才了。

实际上像岚皋这样的僻壤之地,在中国也还有吧!然而我与岚皋有了往来,便当为岚皋的学生而鸣。我是否要上呈一个提案,以加强免费师范生的践约责任?或是调整自己的生活,为边远的学生尽我微薄之力?

在长安,思岚皋。

 

0一七年五月二十二日,窄门堡

原载安康日报.2017615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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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5-28 10:29)
分类: 性灵散文


中学时候,有老师借社会之势给我的一种自然行为加罪。尽管知道自己无辜,可惜年幼,难探深浅,遂咬牙承受。由此我也发愿,要当一个作家,揭露人心之危,创造人性之美。此乃一件肃穆的工作,至今我还没有成功。

我曾经告诉学生:“一个人在30岁成功,那是天才。一个人在40岁成功,那是峻才。一个人在50岁成功,那是宏才。一个人在60岁成功,也很光美。一个人终其一生而成功,也是成功,因为世间永远是少数人成功,多数人不成功。所以要给自己的潜能以长远的规划,不可得了小利,失了重名,临死悲凉。”

依我的观点,虽然自己还没有成功,不过仍存在着成功的空间。这由于我一直都在劳动,活越干越顺,何况我也丝毫感觉不到人生的谢幕之日。我自信,好戏在后头。

我所读书的中学在少陵原上,初中先有五个班,后调为四个班,到高中只有两个班。一个小小的中学,学生都是相邻几个农村的。想当一个作家,让天下人知道你的故事,几近做梦。幸而我遇到了机会,竟上了大学。

1977年,中国电闪雷鸣般地恢复了高考,并争分夺秒地从几百万上千万青年之中打捞渐渐沉溺的学子,以补充社会建设的急需之材。吾侪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真是天赐。我意识到当作家不上大学比较渺茫,不上大学平台太窄,视野太短。我也意识到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起码会脱离农村。农村固然有希望的田野,不过在我的印象之中,城市高贵,农村贫贱,所以城市里的流氓分子,思想反动分子,刑满释放分子,总是谪遣农村。农村的胃宽厚且坚硬,似乎有菌有毒之物也能消化。然而我要逃亡,弃农村而去。没有门,唯一的路径是参加高考。

但这却极其艰难,因为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还要批判林彪,批判孔子,批判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所给知识甚少,空空如也,怎么会为大学所录取呢?我深恶那个老师,就是由于他指控我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此帽子在当年会把人压倒,当年我只有14岁。

尽管艰难,我也决意参加高考,而且一定要上大学,否则如何当一个优秀作家呢?世皆称行行出状元,实际上在中国也只有上大学才可能出头。对社会底层之人,尤其如此。怎么办?除排一切干扰,包括家庭的,亲戚的,朋友的,同学的,甚至生理的干扰,从而保持一种定力。悠悠万事,考高为要。

一旦进入志在必得的状态,便仿佛立足顶峰,群山咸小,不但学习有了秩序,而且效果速高。凡俗排斥,唯在知识之海畅游。神聚气清,脑子灵光。重点在握,难点也必须一个一个克服。能感受到,我像一块磁体,知识之铁吸附而来,我像一个容器,知识之水汇流而来。我分门别类,点石成金。我还用思想之线,把知识之珠串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开合自如的项链。如此学习,乐在其中矣!

方法也十分重要。我往往是在语文之后演数学,数学之后务历史,历史之后弄英语,英语之后背政治。从头到尾,自尾而头,循环往复。总之,两个学科之距越远,越能产生兴奋。学习一小时,锻炼十分钟,动静结合,便保持了兴奋。窍道更见效,这要自己寻找。以历史而论,我制作了历史年表,贴之墙壁,俯仰皆能看。历史年表以时间连事件,以事件连人物,以人物连精神,收获颇丰。实际上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与窍道,只要钻进去,方法自呈,窍道自现,不用谁教的。然而你钻不进去,即使大师教你,也无办法和窍道。

在高考之前的几天,我让自己慢慢放松。一张一弛,意在发挥,发挥当然是在考场。既然我已经努力学习了,我怕什么。早一点进考场固然可以镇定,不过迟一点进考场也可以镇定。胸有成竹,不怕竹不生动。考卷来了,便让目光从容地落在考题上,不能紧张,因为慌乱随紧张而生,差错随慌乱而生。达观高考,虽然它在人生之中至关重要,不过它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所以我更不怕了。我也拒绝父母陪伴。我希望他们忙他们的,只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我的消息是:大学录取了。于是我就有了一个高亢的平台,一个宽阔的眼界,当一个学者化和思想者化的作家就有了的可能。尽管天命的作品我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人心之危和人性之美仍处孕育之中,不过我也并非碌碌无为,相反,我一直走在成功之途。凝目思之,如果不是我胜了高考,那么这一切皆为子虚。感谢高考,就因为这个机会让我脱胎换骨。

我的高考早就进入了历史,不过我知道每年都有几百万青年在为高考奋斗,每年都有人喜过龙门,也有人悲落榜下。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戳破并能洞察它,这就是:高考只是成才的一个步骤,虽然它非常重要。这样想,便会发现人生愿景广袤无垠,从而自己会获得一种纵深的谋略,一种超强的状态,高考就不可怕了。既然不可怕,你的高考便已经赢了一半。

 

0一三年十一月七日于窄门堡

原载高校招生.20143

选自朱鸿散文集《退出》,2018年1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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