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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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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朱鸿,是在少陵原上长大的。好读书,自谓读书是灵魂旅游,旅游是身体读书,并乐于夜读与独旅。写作不谋食,也不谋权,弘道并养心而已。出版散文集十余部,主要著作有《西楼红叶》《关中踏梦》《药叫黄连》《夹缝中的历史》和《西部心情》。作品入选百种版本及中学语文教科书和高职语文教科书,是首届冰心散文奖和第二届老舍散文奖获得者。愿将爱与智融于文,以文会友。兴之所至,致力于秦汉瓦当、高古玉和文化大革命史料的收藏,自信好戏在后。现执教于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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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2017-06-05 11:45)

中学时候,有老师借社会之势给我的一种自然行为加罪。尽管知道自己无辜,可惜年幼,难探深浅,遂咬牙承受。由此我也发愿,要当一个作家,揭露人心之危,创造人性之美。此乃一件肃穆的工作,至今我还没有成功。

我曾经告诉学生:“一个人在30岁成功,那是天才。一个人在40岁成功,那是峻才。一个人在50岁成功,那是宏才。一个人在60岁成功,也很光美。一个人终其一生而成功,也是成功,因为世间永远是少数人成功,多数人不成功。所以要给自己的潜能以长远的规划,不可得了小利,失了重名,临死悲凉。”

依我的观点,虽然自己还没有成功,不过仍存在着成功的空间。这由于我一直都在劳动,活越干越顺,何况我也丝毫感觉不到人生的谢幕之日。我自信,好戏在后头。

我所读书的中学在少陵原上,初中先有五个班,后调为四个班,到高中只有两个班。一个小小的中学,学生都是相邻几个农村的。想当一个作家,让天下人知道你的故事,几近做梦。幸而我遇到了机会,竟上了大学。

1977年,中国电闪雷鸣般地恢复了高考,并争分夺秒地从几百万上千万青年之中打捞渐渐沉溺的学子,以补充社会建设的急需之材。吾侪就是遇到了这样一个机会,真是天赐。我意识到当作家不上大学比较渺茫,不上大学平台太窄,视野太短。我也意识到上大学可以改变命运,起码会脱离农村。农村固然有希望的田野,不过在我的印象之中,城市高贵,农村贫贱,所以城市里的流氓分子,思想反动分子,刑满释放分子,总是谪遣农村。农村的胃宽厚且坚硬,似乎有菌有毒之物也能消化。然而我要逃亡,弃农村而去。没有门,唯一的路径是参加高考。

但这却极其艰难,因为中学不是学工,就是学农,还要批判林彪,批判孔子,批判邓小平,批判资产阶级,所给知识甚少,空空如也,怎么会为大学所录取呢?我深恶那个老师,就是由于他指控我是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此帽子在当年会把人压倒,当年我只有14岁。

尽管艰难,我也决意参加高考,而且一定要上大学,否则如何当一个优秀作家呢?世皆称行行出状元,实际上在中国也只有上大学才可能出头。对社会底层之人,尤其如此。怎么办?除排一切干扰,包括家庭的,亲戚的,朋友的,同学的,甚至生理的干扰,从而保持一种定力。悠悠万事,考高为要。

一旦进入志在必得的状态,便仿佛立足顶峰,群山咸小,不但学习有了秩序,而且效果速高。凡俗排斥,唯在知识之海畅游。神聚气清,脑子灵光。重点在握,难点也必须一个一个克服。能感受到,我像一块磁体,知识之铁吸附而来,我像一个容器,知识之水汇流而来。我分门别类,点石成金。我还用思想之线,把知识之珠串在一起,从而构成了开合自如的项链。如此学习,乐在其中矣!

方法也十分重要。我往往是在语文之后演数学,数学之后务历史,历史之后弄英语,英语之后背政治。从头到尾,自尾而头,循环往复。总之,两个学科之距越远,越能产生兴奋。学习一小时,锻炼十分钟,动静结合,便保持了兴奋。窍道更见效,这要自己寻找。以历史而论,我制作了历史年表,贴之墙壁,俯仰皆能看。历史年表以时间连事件,以事件连人物,以人物连精神,收获颇丰。实际上各人有各人的方法与窍道,只要钻进去,方法自呈,窍道自现,不用谁教的。然而你钻不进去,即使大师教你,也无办法和窍道。

在高考之前的几天,我让自己慢慢放松。一张一弛,意在发挥,发挥当然是在考场。既然我已经努力学习了,我怕什么。早一点进考场固然可以镇定,不过迟一点进考场也可以镇定。胸有成竹,不怕竹不生动。考卷来了,便让目光从容地落在考题上,不能紧张,因为慌乱随紧张而生,差错随慌乱而生。达观高考,虽然它在人生之中至关重要,不过它毕竟只是人生的一个环节,所以我更不怕了。我也拒绝父母陪伴。我希望他们忙他们的,只等我的消息就行了。

我的消息是:大学录取了。于是我就有了一个高亢的平台,一个宽阔的眼界,当一个学者化和思想者化的作家就有了的可能。尽管天命的作品我现在还没有拿出来,人心之危和人性之美仍处孕育之中,不过我也并非碌碌无为,相反,我一直走在成功之途。凝目思之,如果不是我胜了高考,那么这一切皆为子虚。感谢高考,就因为这个机会让我脱胎换骨。

我的高考早就进入了历史,不过我知道每年都有几百万青年在为高考奋斗,每年都有人喜过龙门,也有人悲落榜下。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戳破并能洞察它,这就是:高考只是成才的一个步骤,虽然它非常重要。这样想,便会发现人生愿景广袤无垠,从而自己会获得一种纵深的谋略,一种超强的状态,高考就不可怕了。既然不可怕,你的高考便已经赢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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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执政,继续经营西域,以畅丝绸之路。这个时代的有功之臣是郑吉,会稽人,当在今之江苏与浙江一带。

郑吉以从军任侍郎,几度赴西域,也熟悉西域诸国的情况,品质强执,立有三功。

一功:屯田渠黎。

渠黎当然在西域,其国族虽小,大约以西北与东南斜线,居轮台与尉犁之间,地广而水饶,在今之新疆库尔勒以西。

20151024日夜至库尔勒,兴奋至极,遂站楼兰宾馆顶层向西寻觅渠黎,以感知汉军屯田之远。星辰繁列,天地浩渺,难见其木。

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渠黎便派使者至长安朝献。于斯屯田起于汉武帝时代,就是开荒务农,以打粮食。不过干活的并非农民,是吏士与负罪免刑之徒。

渠黎近车师,汉昭帝即位之际,匈奴控制了车师,并干扰汉在渠黎的屯田。重要的是,匈奴以车师为把柄,阻挠丝绸之路的贸易。

汉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遣郑吉和司马憙驻渠黎屯田,郑为侍郎,司马为校尉。在此屯田,固然是要存粟藏谷,以供使者之用,不过深层的目的是为攻车师。

二功:破车师。

车师不大,以匈奴染指,久为顽疾。匈奴介和王降汉以后,汉武帝封其为开陵侯。汉武帝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开陵侯率楼兰兵击车师。以匈奴重兵救援,开陵侯不得不作罢。汉武帝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重合侯马通领兵伐匈奴。汉军气势雄壮,过车师以北地界。近在箭镞之间,不打不是错失良机吗?开陵侯便率包括楼兰兵在内的西域六国兵猛攻车师。车师降汉,遂臣属之。

然而事有反复。一旦汉武帝崩,汉昭帝登基,匈奴竟派4000骑兵占领,车师遂为匈奴所掌。至汉宣帝本始二年,公元前72年,上遣汉将军五位:田广明、赵充国、田顺、范明友、韩增,率兵共讨匈奴。匈奴见势不妙,数千骑兵畏惧而去。车师遂又通汉,臣属之。

不过事又有反复。匈奴对汉掌车师十分恼怒,遂纳车师太子军宿为质,进行牵制。军宿不愿意为质,便亡焉耆,因为他是焉耆王的外孙。军宿出走,车师便更立乌贵为太子。乌贵即位做了车师王,竟娶匈奴女为妻,结为婚姻,于是车师就又依附匈奴了。汉使者赴乌孙,匈奴辄在车师一带拦而掠之,所以不治此顽疾是不行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郑吉和司马憙屯田渠黎,虽意在扼守丝绸之路,也剑指车师,以彻底控制丝绸之路。到秋天收割谷子之际,郑与司马便兴师破其交河城。车师王乌贵躲进石城,灭之遇阻。汉军以食尽,遂卷旗返渠黎。至粮食归仓,郑与司马使再兴师以攻石城。车师王乌贵闻风而逃,求助于匈奴,然而匈奴未助他。车师王乌贵沮丧而还,终于降汉。

匈奴气急败坏,便调头打车师。郑吉和司马憙非常明白保护车师的重要,遂带兵怒迎。见汉军严阵以待,匈奴遂退。郑与司马安排部分吏士留下守卫车师,估计是安全的,便率队伍凯旋渠黎。

车师王乌贵害怕,逃乌孙以保命。郑吉和司马憙为备匈奴作坏,便接车师王乌贵的妻子至渠黎。妥善安排以后,送他们诣长安。

车师有沃土,郑吉组织了300吏士赴之屯田,以多打粮食。然而匈奴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车师的。其发兵攻汉吏士,争夺车师之地,战斗极为惨烈。郑吉与司马憙便从渠黎调兵驰援车师,岂料匈奴也在增兵。遗憾汉兵少,匈奴兵多,汉兵只能据城抵挡。匈奴隔墙扬言,车师之地,匈奴必要,汉吏士不可屯田。匈奴忽隐忽现,再三扰汉。

郑吉请求汉政府扩充屯田之吏士,以伐匈奴。汉政府认为道远耗繁,当以搁置车师的屯田为妥。令达车师,郑吉照办。为让郑吉顺利撤离车师,汉宣帝便遣长罗侯常惠率张掖兵与酒泉兵在车师以北耀武扬威,以佐郑吉。匈奴不知道真相,感到恐慌,便夹尾而亡。郑吉乃出车师,归渠黎以屯田。

车师王乌贵遁匿乌孙,汉帝国当然知道,也同意乌孙留他。那么谁做车师王呢?车师太子军宿仍亡焉耆,汉帝国便召他,立军宿为车师王。经商量,汉便迁车师之民至渠黎生活。车师王军宿到渠黎来,显然是会亲汉的,于是车师与匈奴的关系就断了。

车师就是姑师。以汉军所伐,卒分车师前王国和车师后王国。

郑吉以破车师,由侍郎晋升为卫司马。

三功:接收匈奴日逐王降汉。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内乱,有日逐王先贤掸颇感危机,起意降汉,便传语于郑吉。

郑吉以渠黎为基地,动员西域诸国五万兵欢迎。日逐王率一万二千余兵民杂沓而至,随郑吉到了河曲。不知道什么缘故,突然有匈奴兵民转身而逃。郑吉疾声纵马,追而斩之。其机智勇敢,保证了日逐王顺利降汉,并带其赴长安。为给日逐王以鼓舞,汉帝国封其为归德侯。

郑吉三功的意义是,既保障了丝绸之路鄯善以西的南道安全,又保障了车师以西的北道安全,谓之都护。都护之置,起于郑吉。其指有汉以来,甚至中国有史以来,西域所设的第一个行政机构是西域都护府,郑吉为第一任都护。治所在乌垒城,今之新疆轮台的野云沟附近,处于西域诸国的中部。郑吉威震四海,且镇且抚。汉宣帝嘉其功,封为安远侯,食邑千户。

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郑吉的贡献并不亚于张骞的贡献,是因为郑吉任都护,便把汉帝国对西域的治理以都护府的形式实现了军事化与行政化的统一。

班固赞曰:“汉之号令班西域矣,始自张骞而成于郑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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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28 22:35)

    西域并非一通百通,可以永逸矣!

实际上匈奴尽管栖身漠北,不过其一直派使者在西域诸国活动,尤以威胁利诱之法,拉拢楼兰和龟兹,企图消耗并毁掉汉对丝绸之路贸易的主导。

虽然楼兰与汉存在交情,不过其阳奉阴违,抢劫汉使者,甚至遮杀汉使者。安息和大宛的使者到长安来,楼兰也寇之。龟兹一向亲匈奴,疏汉,总是给匈奴使者提供方便。显然,丝绸之路沿线的形势是不稳的。

汉昭帝年幼,霍光辅佐,遂遣傅介子平定西域。

傅介子分别至楼兰和龟兹,批评他们没有透露匈奴使者在这一带的流窜。他们态度尚好,愿意反省并改过。楼兰还勉强提供了一个情报:匈奴使者将经龟兹至乌孙。

谋成于胸,傅介子想消灭匈奴使者,也知道机会难得。于是他就按计划赴大宛。事毕,遂径奔龟兹。恰恰匈奴使者已经从乌孙返龟兹,他便当机立断,率壮士斩了匈奴使者。

几年以后,傅介子刺楼兰。

楼兰虽然小国,然而其踞丝绸之路要冲,作梗我汉。赵破奴将军虏楼兰王之后,楼兰便在匈奴和汉各质一子,以保持平衡,不过仍偏向匈奴。汉武帝征和元年,公元前97年,楼兰王死,其使者至长安,请质于汉的儿子归去,欲立之为王。可惜此儿子在长安犯法,受了宫刑,无法还楼兰,楼兰便立别的儿子为王。新的楼兰王也在匈奴和汉各质一子,然而未几,新的楼兰王又死了。匈奴得到消息,顷送质于匈奴的儿子还楼兰,立之为王。新的楼兰王当然会听令于匈奴,汉遂间距而被动。汉昭帝登基,便诏新的楼兰王往长安来晋见,还特告天子会有丰厚之赏,这也是正常的对外关系,是一种礼。然而新的楼兰王竟借口政局不静,希望以后朝献。汉帝国感到了一种冷遇!

傅介子曾经以斩匈奴使者立功,汉昭帝拜他为中郎,旋擢平乐监。凭他对西域诸国的了解,认为一个楼兰,一个龟兹,不诛将无法使其明白什么是汉之罚,并警戒他们及西域诸国。

汉昭帝元凤四年,公元前77年的一天,傅介子向大司马霍光提出,欲刺龟兹王。他说:“楼兰、龟兹数反复而不诛,无所惩艾。介子过龟兹时,其王近就人,易得也,愿往刺之,以威示诸国。”此乃几年之前,斩匈奴使者之际对龟兹的观察。不过霍光建议他可以在楼兰试一下,因为龟兹道远,楼兰道近。刺楼兰之计就这样决定了。

傅介子是北地人,今之甘肃宁县一带人,以未留下生卒年,我不清楚斩楼兰王的时候他多少岁。也许他很年轻,也许他已经年老,不过那个时代立功求名是不设岁数的。霍去病24岁就以功拜为大司马,骠骑将军,李广60余岁仍驰骋沙场,挥刀杀敌,以得大功。

遵霍光之示,傅介子率壮士,携黄金及锦繍出长安城而去。至楼兰,其王对傅介子一行竟不以为意,当然也无会晤之心。傅介子就扬言将天子所赐财物送其他西域诸国,辞楼兰而佯进。抵楼兰西界,傅介子又悄然对翻译说:“汉使者持黄金锦繍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掏出灿烂的黄金让翻译看。

翻译知道利在咫尺,遂迅速见楼兰王汇报情况。楼兰王获悉汉使者携有黄金和锦繍,贪而求之,遂接待傅介子一行。傅介子与楼兰王坐下来对饮,并展示财物。楼兰王大喜,喝着喝着就醉了。傅介子对楼兰王说:“天子使我私报王。”便以目光延引楼兰王随他去。傅介子站起来,带楼兰王入帐篷,并挡住其他侍从,以独语于楼兰王。两个壮士猛地执刀从背刺王,刀交叉于胸,血也出之,王顷死。

突然的变故吓傻了楼兰王的左右,惊如鸟散。傅介子拦住他们说:“王负汉罪,天子遣我诛王,当更立王弟尉屠耆在汉者。汉兵方至,毋敢动,自令灭国矣!”其无不服从。

傅介子便提着楼兰王的头凯旋长安,挂之于北阙。汉昭帝奖励傅介子说:“平乐监傅介子持节使诛斩楼兰王安归首,悬之北阙,以直抱怨,不烦师众。其封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士刺王者皆补侍郎。”楼兰王之弟尉屠耆,降汉有日,自居长安。汉帝国便改楼兰为鄯善,立尉屠耆为王,给他刻了印,选宫女做了他的夫人,尽备所用,以车骑运之。汉丞相率百官送尉屠耆出了长安城的横门,表示支持他。

遗憾尉屠耆知道前王有儿子,势力甚大,自己孤单且弱,极为危险。他便奏请汉昭帝,指出楼兰——鄯善有伊循城,土地肥沃,盼汉军在此屯田,广积粮食,以使他渐重威德。汉帝国遂遣司马1人,吏士40人,屯田并镇守伊循城。以后在此设了都尉,楼兰——鄯善设汉官就是由这里开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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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1-08 2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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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

走很远的路,穿过很多的遮蔽,才会发现生活在长安是一种幸运。考古学家如此,历史学家如此,作家也如此。

大约从1989年开始,我意识到散文创作的突破,当由写身边生活转向写纵深的精神领域,就以长安为材了。可惜那时候,囿于长安县这一行政概念的影响,我对长安的理解还非常浅薄,也颇为模糊,遂把目光投放在了关中。

我是从关中进入长安的。现在想一想,选择此路完全正确。娄敬和张良建议刘邦建都长安,主要在关中地理、资源和传统的优势。当然,他们考虑的出发点和归结点,都是刘家江山的安全和帝业之永续,难免有军事的估量。这也符合历史的逻辑,很是正常。

多年以来,我结合神话与文献,怀着一种深沉的敬畏和爱,走遍了长安的黄土、山、原、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及大学。当然,我也一再赴萧关、武关、散关和潼关,以感受长安之四塞。

为什么想到长安诵到长安,就会拨动心灵深处的琴弦,并让一代又一代的人倾听,而且使之共鸣?因为长安就是神话,就是原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反复出现的意象。它是一个地理概念,也是一个历史概念,一个文化概念。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行政辖区的概念,不过它终为中国人的一个向往,一个理想,甚至是一种价值追求。

李白说:“长相思,在长安。”我也是。

关于长安,我成书三种:一是商务版的《关中:长安文化的沉积》,一是三联版的《长安是中国的心》,一是即将出版的《长安:丝绸之路的起点》。

 

                              二〇一七一月一日,窄门堡

                                  

                                  朱按:此文应三秦都市报记者夏明勤之约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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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12-20 20:33)

读书之乐

                                            鸿

读书的重要性谁不知道呢?可惜中国的人均读书量不高,读书的自觉性也疲软不强,低迷不扬。

实际上读书不但重要,而且固有其乐。

读书之苦当然也是存在的。我计读书之苦,共有七类。其一,想,很是羡慕,唯缺乏天赋,恨不得抛头碰墙以启慧,读书苦。其一,具材质,无兴趣,读书苦。其一,聪明也够聪明,兴趣也来兴趣,遗憾卓越之著受查封,遭禁毁,只余务农、种树和治病之篇,读书苦。其一,考试所逼,目的在分数,读书苦。其一,遵命所为,是分派的任务,还要出产一些豪壮的体会,读书苦。其一,不得不为文成序,给平庸的甚至拙劣之作以评论,读书苦。其一,钢琴或麻将之声穿窗入耳,思不专注,虑不凝聚,读书苦。

不过读书之事从来是好的。自古及今,读书的中国人真是像江河一样源远流长,浩浩荡荡,挤破了社会进步的大道和小径,是因为读书有益。遍地的乡村,其门楣曾经多会镌刻二字曰耕读,既含物质,又含精神,构成了几千年避免失衡的文明。为了励学,有的皇帝竟直接指出读书的功利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总之,中国的传统是读书可敬,读书为上,读书可以进其身,光耀其祖先,繁荣其子孙。

读书之有益,仅仅是这些看起来渗沁色而结包浆的骨董吗?不!读书之有益也是变化的,完全可以适应并支持人的生存和发展。显然,读书还能辨恶识善,远伪近真,减愚增智,祛俗养雅;使富者慈悲,贫者坚毅,给美者锦上添花,丑者雪中送炭;见贤闻圣,是求索者的通天路,驱鬼迎神,是苦难者的避难所。

读书不但有益,而且有乐。从消遣到享受,什么口味都会满足的。读书之乐多矣!

读文学之乐,在于激潜情,荡沉感,兴以愉悦,虽然久隔数千年,遥距几万里,可以触怀通灵,发生共鸣。“东临碣石,以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曹操之气何壮!“今日天气佳,清吹与鸣弹。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欢!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良已殚。”陶潜之胸何旷?“自断此生休问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将移往南山边。短衣匹马随李广,看射猛虎终残年。”杜甫对唐玄宗失望至极,对自己的命运也无可奈何,其膺何愤!

读文学之乐,也在于发现人性的复杂性,人世的可能性。曹雪芹之深奥,托尔斯泰之崇高,马尔克斯之酣畅,无不令人喜而喟叹!青春期读爱情小说,申冤中读复仇小说,深夜里读悬疑小说,也颇为刺激!

读历史之乐,在于破获巨大的秘密,其陶然若勘探得矿,出土得物。

春秋战国,风云际会,从而中原之上,江河之滨,制度的文明或野蛮得以水落石出,鼓息剑挥,其影响远矣。窃以为,楚国的失败,秦国的胜利,平多极,立一极,是杜牧所发现的天下人不敢言之始。楚国的失败,是以臣子费无忌把一枚病毒输进了楚国之躯所肇。让楚平王娶太子的妻,遂使骨肉相恨,君臣相仇,此乃费无忌的病毒,它终于催生了伍子胥挖墓鞭尸的凶兆。小人往往是不幸之种,费无忌实为小人。秦国的胜利,显示了暴力的能量,然而暴力并非万全。尽管秦得了天下,可惜秦的气量窄小,不足以包容九州,遂经营15年而崩溃。明之灭,是以官之腐败,民之颓废,而清之灭,则因为它不能进行有效的社会动员和改革,以理顺内愤,防御外侵。俄罗斯之痛,缘起机关枪扫射了尼古拉二世一家。不过迹象表明,东正教似乎正在慢慢安抚北极熊的创伤。美国之减色,之声坏,是以克林顿发韧的。他和莱温斯基在号令之地干了龌龊的勾当,也就玷污了构筑美国的理念。

读历史之乐,还在于知道兴亡有数,盛衰必转,尤其是肉食者或统治者结局难料。秦子婴乘白车,穿白衫,缴出了玉玺。汉孺子婴任王莽摆设,死于混战,葬于不明之土。晋愍帝出降,竟坐羊车,赤身,口衔一璧。法国激进者或革命者,丹东杀国王,罗伯斯庇尔又杀丹东,断头台又杀罗伯斯庇尔。

读历史之乐,乐极生恐,也生悲。然而不必怕,不要却步,因为乐是主要的。

读哲学之乐,在于以短暂之生涯考察永恒之宇宙,并研究人和宇宙如何相处,人与人如何相处,是智者之所为。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还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很重要,也很玄奥,遂想得道。然而道究竟是什么?谁知道呢?赫拉克利特说:“我们既踏进又不踏进同一条河流;我们既存在又不存在。”琢之磨之,似乎意味深长,俄而又似乎柳暗花明。柏拉图推崇善,说:“善不是本质,而且在尊严和威力上要远远高出于本质之上。”亚里士多德也推崇善,认为善就是幸福,是灵魂的一种活动。康德注意到自由的宝贵,说:“再没有任何事情会比人的行为要服从他人的意志更可怕了。”黑格尔的观点是诡谲的,其肯定性与颠覆性是交织的,有糖衣药丸之感,颇具鼓舞的作用,他说:“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叔本华,一个令人郁闷的家伙,他说:“生活中值得嫉妒的人寥若晨星,但命运悲惨的人却比比皆是。”基于此,他感到先生或女士这种称谓方式并不准确。他认为恰当的称谓应该是:“我苦难的同胞!”叔本华也够歹了!

对于一个只知道赚钱,赚钱之后只知道满足食欲和发泄性欲的人,哲学完全无用。然而我必须告诉这些可怜的人:哲学会使人耽于一种宏大问题的思考之中,使人如神游一般,它所导出的欣慰是干净的,恬静的,肃穆的,甚至是豪华的,若太阳升起,玫瑰绽放!

神话之乐,在乎它是原始性的创造,创造性的幻想,幻想性的经典,蕴含着一个民族的价值取向和追求。地理之乐,在乎它显示这样一种现象:地理决定生活,生活孕育文化,文化反哺其民或反拘其民。其提醒着:人啊!要选择环境,要把羊领到水草丰茂的地方去!逻辑之乐,在乎它能有序推理,有力论证,并对荒谬的推理和论证做出非常有效地识别、揭露和反驳,从而使真理大白于天下,是一种使思维严谨和精密的方法。读人类学,读社会学,读心理学,读伦理学,读生物学或动物学、解剖学,读数学,读物理学,读化学,应该各有其乐。书如瀚海和群山,无乐不备,无乐不秘,无乐不藏。凡读书之人,谁都能发现属于自己的一种独特之乐。实际上一种乐就是万种乐,足以使人沉醉其中。

读书之乐,唯纸质书才有。纸质书由草木所制,是生命之物。灵魂以处纸质书而安,呼吸也为之得畅。纸质书是宁和的,也是清雅的,温馨的,即使看一看它,摸一摸它,也觉得舒服。它的书脊、封面和封底,无不让人亲近,甚至仅仅一瞥,也怦然而应,使人留步,倾身,随之举手开卷。读纸质书,动容以吟,悟而首肯,是一种久传的风雅。读纸质书,如居推轩见竹之屋,如穿布衣或丝裳,如以紫砂壶饮茶,是一种不争自高的品味。所费不多,就可以读纸质书,何乐而不为呢!


二〇一六年五月二十九日,窄门堡

                      

                         朱按:此文发20161111日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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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7-25 12:45)

我的故乡久有历史,方志具名,是少陵原上的蕉村。

这里并不算富饶,然而天空日月星辰,地面春夏秋冬,足赖繁衍子孙,昌盛家族。

小时候,我读了一点书,顿然心野,发愿离开故乡。至19岁,我步入大学,闯进了自已向往的故乡之外的世界。

故乡固然路小,墙由土打,房是瓦苫,做饭洗衣的水从井里用辘轳一桶一桶地绞。然而羁旅江湖,还是想家。城市很热闹,很炫幻,也可以建功立业,可惜我总感到自己是城市的客。即使户口落此,工作于斯,买了房子,也不过是在几个楼板之间寄居而已。一旦蒙冤受伤,更是想家。

我曾经频频从城市返蕉村探视父母,以解牵挂。有时候回故乡,也是因为疲倦至极,需要呼吸,以壮精神。登上少陵原,看到蕉村的一片绿树,我便觉得踏实,轻松,愉快。羊在沟坎上撅草,麻雀在麦秸上聒噪,老者相语,幼者相戏,夕阳收敛,炊烟飘散,这一切不仅仅是亲切,它尤其给人以安慰,并有精神的治疗之效。

2011年,蕉村消失了。少陵原上,地球上,也许永远没有蕉村了。拆迁的时候,母亲对我说:“我咋不想走!”妇女几乎都在流泪,有的竟号啕大哭。母亲虽然未哭,不过她也十分难过。母亲难过, 我也难过。

有一个73岁的老人,租住在樊川一带,由于不习惯异地,很是痛苦。他想自己的院子,遂经常揣着馍,登上少陵原,选一个荒丘坐下来,远眺着蕉村。蕉村已经夷平了,但它的废墟上却长出了一簇一簇的高楼。他颇感陌生,不过他仍远眺着蕉村,想自己的院子。

我在城市的日子从来是混混沌沌,浑浑噩噩的,因为日夜扩张的高楼遮掩了天边和地平线,尤其是女士的裙子,四季皆穿,四季不清。人居城市,若陷隧道,不知道美的窗口在何处。

但我的故乡却有自然秩序和社会秩序的统一。正月初一过年,是家庭的欢聚,遂长以祝福,少以施礼,整个故乡都沉浸在喜庆与安谧的气氛之中。正月初二以后,亲戚朋友开始往来。那时候,残雪正在小麦之间融化,故乡的小道上,三五成群,提篮子,执灯笼,无不穿新衣,戴新帽,尤其轻狂的是孩子。清明节,上坟扫墓,烧纸祭祖。端午节女走娘家,舅看外甥,贫富都会送一把艾蒿,斜插在门上,以驱虫子。小麦黄了,割小麦了,种玉米和谷子了。此间农民悉在田野忙着,故乡出现了一岁一次的紧张状态。忙罢就要过会,无非是在一个约定的日子,所有的亲戚朋友都来做客,夸丰收,聊墒情,祈祷未来。中秋节虽然没有喧闹,不过凡母亲都会烙一个大团圆饼和几十个小团圆饼。如果讲究,那么晚上还会把柿子、石榴一类的水果献给月亮。十月初一,阳间渐冷,想到阴间也会渐冷,遂上坟焚纸衣,焚纸裤,以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悲悯和追思。冬天到了,春天也在冬天之中孕育了,遂在腊月的最后一个晚上除夕迎新。

一个人之所以有文化,并非仅仅读几本书而成。一个人只要他受过乡约和乡俗的影响,见过乡贤,懂得如何对待乡党,他就有了文化。儒家就是这样的,中国的历史几乎就是这样的。

故乡就是安放祖灵的地方,是父亲娶妻以生子的地方。我时时想念故乡。尽管蕉村没有了,然而不管我在山南还是在海北,我都可以为自已的故乡定位。

怅望故乡,我的眼睛常常含满泪水。

 

二〇一六年六月二十日,窄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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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4-30 16:57)

朱按:本想让陈老师活着看到此文,不料他突然就走了。虽然它变成了悼念的第一文,不过我还是愿意陈老师能在生前看到它。若如此,那么好啊!

 

 

 

陈忠实先生

                                            鸿

 

陈忠实先生有宝石一般的品质,群贤相集,众士相会,一旦论及先生,凡男女老少,总是交口称颂,完全由衷。

我从未看到谁指责过陈忠实,或表达过其菲薄的。先生也非圣者,脾气发作,难免怒形于色,不过他瑾瑜灭瑕,深具内在的温润。

1986年春夏之交,他至出版社向李佩芝交稿,是关于泰国的一组散文,我初见先生。他头发略分,郎朗笑着,露出了一个灞河汉子的白牙。不胖,然而脸上还是有肉的。一部厚重的可以立身安命的小说完成以后,先生脸上就只剩下皱纹满布的皮了。2016323日下午356分我和他通电话,觉得先生的声音十分柔瓤,不禁临窗辛酸。岁月不饶人,也不饶先生啊!

我和他没有机会共谋其事,同理其事,往来并非最多,不过淡然处之,也许还能导向最亲,因为心贴就是最亲了。2014年以来,先生约我吃饭数次,除了司机,就是我和他。总以为先生有什么事,然而直到放箸付款,离开餐桌,他也只是问了问我的情况,不言其他。他常常会沉浸在自己的思想之中,沉默着,无意之中惆怅一声,终于无语。先生有他的特点,从不贬人,从不骂人,此贵于吾辈矣。我和他吃饭,每每是先生掏钱。我望着他提取了口袋里的一叠人民币,步出包间,过一会儿,又望着他步入包间,坐下来吸几口雪茄,说:“走。”我怎么不懂由我结账才是礼呢!然而经验告诉我,我掏钱他真会急的。从命吧,这也是尊敬。

先生一直善待我,我是有感动的。求字送客,我懂尊重其劳动,然而尚未探价,他便说:“你来,你来,来就行了。”敲门入室,略作招呼,先生遂递我一个书袋说:“这是一幅,你送客。”又递我一个书袋说:“这一幅,也给你,你不嫌就留下。”淡然笑着,使我如享熏风。刘茵编辑我的散文,需要一篇评论配发,我开口请先生之作,他说:“好!你什么时候要?”在约定之日,我登堂取其文章。他先给了我一份复印件,后又持一份自己的钢笔件说:“这也给你吧!”出乎意料的惊喜,仿佛天窗悠启,阳光旋照,一片明亮。先生鼓励我参加鲁迅文学奖评选,遗憾铁幕难破,我遂一耸二毛,扬声告别了。先生说:“情况我也知道一点。既然这样,不参加也罢。”此乃理解,也是安慰,若空谷幽兰,旷野素菊,足矣!我有感动,先生一直善待我。

我不能想起自己为陈忠实先生做过什么。只记得拂逆他,一而再,再而三,可恶至极。

1996年,我编辑了他的文集五部,行世在即,打算举办一个新闻发布会。出版社不愿意有花销,就把负担转嫁给先生了。幸而一家企业慷慨资助,问题得以解决。企业欲通过新闻发布会腾声三秦,这也很是正常,遂提出由其老板主持。先生约我见面,茶饮之间,悦然相告企业支持之事。获悉新闻发布会要由企业老板主持,我劈头盖脸地说:“这不行!版权是出版社的,必须由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一愣,又说:“我已经答应了。”我说:“陈老师,答应了也不行啊!可以给老板增加一些节目,主持必须交出版社领导主持。”先生骤然发火,冲冲宣示新闻发布会作罢。不料形势如此,我遂婉转校正。经过反复协商,新闻发布会归出版社领导主持,然而程序多有空间,以让企业老板亮相,事遂顺利且圆满。先生轻松愉快,竟向领导夸我厉害,可以重用。实际上我根本不满意领导,也不为出版社争什么。我只是遵循一个道理和规矩,而且坚持这一点。

还有一次,我邀三五朋友小聚,先生说:“某某几次要见我,干脆喊他也来,就算见了。”窃以为某某不纯,便没有允诺,也没有通知。那天晤飨,先生注意到某某不在,就问我:“某某没有来?”我恬然且怡然地看着他,没有正面回答。先生略有色作,说:“不就是加一双筷子的事么!”我蔼然不语,恭候他之平静。俄顷启宴举杯,先生遂开颜而乐。半年以后,某某便以其莽撞之举彻底得罪了先生。相信先生的明白,我也没有再解释什么。

还有一次,我做得非常糟糕。时在2008年,春节期间,先生作东请客,十余人也咸为朋友。我和庞进有龙之辩,影响广泛,以至席间诸君仍发所议。庞进并不在场,不过先生似乎倾向庞进,是扬龙的,并以二月二,龙抬头这样的民俗论证。我的观点是:龙的文化属性十分复杂,然而其要害在于,龙是皇权的象征。基于此,龙极易为专制思想所利用,所以选其角度抑龙,贬龙,责龙,应该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觉悟和承担。可惜出于对先生的敬重,我既不能径言,也不能大言,遂他一句,我一句,一句杠一句,气氛渐渐凝固,终于紧张到诸君无不噤声。先生也搁下筷子,背靠椅圈,仰起头吸烟。菜一盘一盘地上来了,我转至先生面前,说:“陈老师,搛菜!”先生悠着气息说:“你先用,我抽几口烟!”不知道怎么缓和为安的,总之,尚未炸裂,以礼而散。我的沮丧涨满了全身所有的细胞,是方英文陪我从小寨走到了明德门。三公里,王顾左右而言他,不能提龙。

我的认真,我的偏执的认真,不含糊的认真,不得体的认真,不领情的认真,不蹈孔门的认真,不会圆融的认真,一而再,再而三,顶撞着先生,一个兄长,一个前辈,一个文学事业辉煌的人,一个社会声望甚盛的人,一个道德律极高的人,一个尊严感颇强的人,一个性格坚硬的人,一个谨防冒犯的人。然而先生一次两次三次地理解了我,宽容了我,原谅了我。他对我没有丝毫的疏远,没有任何的讨厌,没有微茫的旁敲和侧击,反之,他待我越来越好,越来越信任,甚至越来越喜欢。这个春天,为什么我总是伤感?为什么我常常落泪?我想看一次先生,然而不便,不成!

记得2007年,文学院有意成立一个写作中心,委托我邀先生做主任,他欣然响应,然而拒绝报酬。我再见他,告知文学院领导的意思:主任怎么能白做呢!所以不确认报酬是多少并接受所付报酬,写作中心成立的程序便不能向前走了。先生转过脸,睁大眼睛,目光直视,声情并茂地说:“你看:我有工资,有版税,字也有一点润格,还在别的大学做一些事,这就够了。担任写作中心主任,我能做什么就会做什么,只是我不能再拿报酬了。我很清楚人与社会之间的利益关系:要合适,不能过。我不能过!”我知道了先生的所想。此肺腑之言,给了我难得的启示,文学院领导也啧啧赞之。

先生是一个久经儒家文化浸润和陶冶的人,其动心凝虑,举手投足,皆有仁义礼智信的约束。孔子在20世纪一败再败,儒家文化也持续衰落,至21世纪,究竟几人还以君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呢?

秦岭嶂峦,东西横贯。天街犹在,南北纵穿。一日照空,万木尽繁。先生之正,馨必飘远。

               

0一六年四月十五日,窄门堡

                                 此文原载新民晚报.夜光杯2016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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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17 20:59)

李若冰先生是一个官员,但他过去到底担任过什么职务,我并不清楚;他是一位作家,但他的散文究竟有多少篇目,我也不清楚;他生于何日,逝于何地,我还是不清楚。窃以为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常常会想起斯人。在不定的瞬间,不定的境况,无意之中,先生的形象会蓦地闪现脑海,我不禁喟然赞叹说:“君子啊!”

先生总是微笑着,唇动欲言,终于又沉默了,不过仍微笑着。先生背头,白发,额亮颐丰,敦实而稳健,是可以信靠的。先生重而威,威而不猛,温而厉,厉而不苛,恭而安,安而不固。先生恂恂如也,侃侃如也

我是实实在在的晚辈,不与共学,何论适道,更何论同坚守,同经略。然而在我出乎大学与入乎社会之际,以路遥的引荐,荣幸地认识了先生,遂能旁观和侧闻他的高风亮节。

推贤进士是先生最可贵最可敬的品质。20世纪80年代,那也是一个晴空万里的历史阶段,凤鸣青山,木发黄壤,他如唐荆州长史韩朝宗一样,陕西文化界公认先生为风雅之司命,俊杰之权衡,一经提携,必可建功立业,扬眉吐气。三秦的青年,凡有志者,有技者,谁不盼投奔先生,博得先生的激赏,从而有一个平台,以振翅远飞。

他给了路遥巨大的帮助和保护,否则路遥将麻烦缠身,怎么会安然写其小说。他支持在陕西人民出版社创办一家大型刊物,并举散文家刘成章为文学家杂志的主编。他支持陕西省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进行改革,从而32岁的白描当了延河杂志的主编。他支持导演吴天明做厂长,西安电影制片厂遂脱颖而出,誉满天下。先生的甄拔与调度,奠定了陕西文学、艺术、电影和出版的格局,尤其是给陕西文化界注入了强劲的朝气、生气和清气。

先生之爱才,也难免爱到有趣的程度。秦岭南坡有一个青年,好文学,欲有所发展,便进城见先生。先生觉得此青年的文章屡屡出彩,遂让单位给其置了一张桌子坐下来创作。此青年是农民,不得发工资。写了一个月小说,无钱吃饭,此青年就又叩门见先生诉苦。先生不忍其可怜,便指示财务部门要发工资。上达先生说:“不在编,无法发呀!”先生说:“让人事部门打报告,我批,入册不就行了。创作呢,还能不发工资!”多年以后,朋友相聚,每每会乐道此事,且无不莞尔颂之。

2002 年的一天,在常宁宫举行陈忠实从事文学创作纪念活动,先生受邀,欣然岀席。这年是陈忠实发表文学作品45 周年的庆典,那天也是陈忠实60 周岁生日的祝贺。先生敏于行,并慷慨褒显。有以小事大的,有以大事小的,皆为古道。先生长而老,陈忠实少而壮,先生之举,当属以大事小了。

先生是一位散文作家,著作甚丰,影响颇大,并孜孜促进陕西的散文创作。他对散文作家倾注着热情,只要发现有特点的作品,便不惜口舌,见了同道就夸。他夸过刘成章的作品,夸过李天芳、李佩芝的作品,也夸过匡燮与和谷的作品,当然也夸过贾平凹的作品。先生是散文的妙手,风格清峻,意境明澈,论中国散文少不了李若冰这一家,然而他从不夸自己。大约在1987年前后,先生提议成立陕西省散文学会,并亲自召集诸作家研究其机构和配位。我年轻,便由我通知开会的时间和地点。刘成章、贾平凹、和谷、汪炎,还有张国俊吧,应该都参加过讨论。他和诸作家反复酝酿,拟定了会长和副会长名单,以投票取之,严正产生。会长是第一重要的,那么谁当会长呢?他认为贾平凹合适,提议由贾平凹当会长。那年贾平凹才35岁,不过成就斐然,先生支持他。

自古至今,凡智士往往相轻。一旦荣誉与利益杂糅,竟无所不用其极地争座次,夺奖项,狼烟滚滚,冲锋陷阵,真是德之有亏,丑莫大焉。李若冰先生深具领袖风范,一向忘己立人且达人,素能不偏向,不伐异,不嫉妒,不毁钟,不鸣瓦,弃谗拒佞,凌是非之上,近乎于仁,岂非吾曹的一个景仰吗?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窄门堡

             原载2016年3月17日陕西日报秦岭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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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1-02 22:08)

   我在平利有三日之行,我印象最深的是太阳坪,我以为太阳坪颇具一种特独的美,不过我甚为忧虑的也是太阳坪。

   平利县以平利川得名,取吉祥之意吧。事发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一个盛世渐渐降临。然而平利这一带,早就是有人类活动的。我在此地看到了石凿、石斧和石棒,证明新石器时代人类便于斯生存。我要问的是,大约7000年前后开始在这一带活动的人类究竟是谁?他们是否能繁衍不断,进化不息?如果他们是强大的并幸运的,那么谁为其子孙?平利的女士多很生动,男士多很稳重,我观察其脸,探究其色,想找出遗传的蛛丝马迹,然而这是徒然的。

   从长安出发,穿越秦岭,进入大巴山,我的视线之中便重峦叠嶂,茂林修竹。平利藏在大巴山北麓,为陕西安康所辖。位于僻壤野外,它的归属注定是无常的。

大禹定九州,这一带归梁。商属庸国,周也随之。春秋战国以来,天下动荡,这一带先属巴国,后属楚国,终于归了秦国。秦始皇远追大禹,把天下分为36郡,这一带辖于汉中郡,汉也随之。秦汉以后,平利的归属渐渐明晰,但它命定处于省之边际却是不变的。

当然,它的优势也寓于自己的区域:左右逢源,前后都是出路。现在的平利县,一边邻湖北竹溪,一边邻重庆城口,这显然会赋予平利人以开放和交流的天才。

   平利的山水以势所趋,皆向西北。秋山,药妇山,西岱顶和平头山,嵯峨,盘踞,不过它的夹缝自有清流,凡坝河,黄洋河,岚河,吉河,无不投入汉江。山水之间,盆地出焉。盆地往往横卧山之跟,水之旁,小者几十亩,大者数百亩,甚至上千亩。平利人多聚盆地而居,因为这里避风承暖,肥壤沃土,宜种粮,也宜种茶。也有住在山腰或山角的,遂显孤独。树掩屋檐,鸡鸣犬吠,不知道为何要离群而居?不知道有什么故事发生?化龙山是平利诸山之冠,我也略有攀登。林壑深秀,云开天蓝,足以悦目陶情。女娲山有其神话,马盘山有其遗址,可惜我未观之。

实际上我对平利人颇感兴趣。资料显示,今之平利人,其祖先足有90%是移民。那么谁是土著呢?土著是新石器时代那些打制石凿、石斧和石棒的人类的子孙吗?我明白这是奇思异想,然而我之所问也有它的逻辑。但我之所问却必然随风而飘,无影无踪了。

移民发生在清康熙十八年,公元1679年。当时以战乱、灾荒和瘟疫,平利一带的人口已经寥寥无几。虽然山耸水游,不过男失女亡,遂一片空寂,于是清政府就动员并鼓励移民。到平利来落户的,计有今之湖北人,湖南人,江西人,广东人,安徽人,四川人,河南人,陕西的关中人。移民初至,插草为标,任其开田,而且有永不加赋的政策,所以发展甚快。

三百年之后,这些移民的子孙在平利搞过土地改革,搞过阶级斗争,现在努力搞经济。我觉得平利人安静,机警,聪颖,既勤勤恳恳,忙忙碌碌,又自在悠闲,甚至有桃源在此之感。平利人的性格似乎是鄂人与蜀人性格的交融。我以为此乃平利人性格的主体。移民文化使平利人彼此磨合,互相影响,终于提炼出适者生存的一套法则。平利人不苦。

然而我印象最深的仍是太阳坪。我抵达太阳坪的时候是20157141026分,天光透明,云彩淡薄,风悠悠而吹,清爽极了。海拔2358米,冬天遂多有积雪,但日照却甚长,龙洞河村的农民便呼其为太阳坪。

这里没有一棵树,是因为树难生,也难长。这里也从来没有谁开过田,种过地。草甸一望无垠,遇沟随沟,遇坡随坡,颇具原始气象。沟也不深,坡也不陡,遂能望得很远。风轻轻地拂过草甸,紫的黄的红的粉的白的花,星星点点,或稀落,或丛密,无不凌虚摇曳,毕呈高洁弃俗无尘之姿。我意识到它的隐匿,它的沉睡,它的原始气象。我唯恐失礼地打扰它,侵犯了它。它美得像从来没有谁的手能触之摸之的肌肤!

是汽车把我辈送上太阳坪的。我也知道太阳坪是平利人执呈给我辈欣赏的一件精金润玉般的宝贝。遗憾汽车的轮胎之下是一条盘环而上的水泥路,新修的。当我发现沿途没有粮田和茶园的时候,也没有农民的屋舍的时候,当我发现太阳坪仅仅是一望无垠的草甸的时候,我顿悟这条新修的水泥路就是为汽车轮胎的缓缓旋滚而筑的,因为太阳坪的消费者没有汽车是上不来的。徘徊在水泥路上,我郁闷沉重。我非常清晰的观点是:这条水泥路是太阳坪的创伤,是大巴山北麓一处静谧的只有草甸的深山和老山的一道创伤。草甸的基调和大巴山北麓的基调是绿的,是软的,唯弯曲而升的水泥路是灰白的,是硬的。修筑水泥路难免挖高填低,遂多有裸露的黄壤,有的剖面高过人头。

草甸是一种以多年生中生草本为主体的植被类型,它需要的生存环境是适中的土壤、水分和比较湿润的气候。生态是极其敏感的,也是极其脆弱的。我不清楚把水泥路建到太阳坪是否有科学的评估?水泥路这种事物是否对草甸有渐进的损害甚至恶性的损毁?我更不知道太阳坪的消费者是否有环境与生态的保护意识,我只知道中国人走到何处就会把垃圾带到何处,而且我看到在水泥路的两边和草甸上,已经撒落了垃圾。如此之美的太阳坪草甸,大约需要把消费者培训一个世纪才配执呈给消费者,包括我吧!

我忧虑的是:太阳坪草甸是否会经受反复的踩踏,或坐或卧的重压,是否可以放风筝,扎帐篷?一旦草甸损毁,是否能够补救?倘若发生损毁,出现了一片两片根死叶枯的地方,它不但不可愈合反而要传染漫延,这怎么办呢?它是否会在久长的岁月之中把它的损毁带到广袤的大巴山?

我还有一个问题:太阳坪草甸既是当代人的,也是属于子孙后代的,既是平利人的,也是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所以动用开发它的权力,一定要非常慎重,因为这涉及敏感且脆弱的生态!不是这样吗?

不表达我的意见,我甚为压抑,然而亮出我的观点我也犹豫,因为平利的朋友陪我吃,陪我逛,我怎么可以违背其期待呢?

苏轼认为有意见表达会产生一种矛盾,不过他会坚持表达。他说:“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予。以谓宁逆人,故卒吐之。”苏子是我所喜欢的,吾从之。为了提一点意见,我也遍搜平利之美而颂之,以使我的心理与平利人的心理都得到平衡。当然,对真理的追求,也无法让我蔽了良知。

我的愧悔是,我也踩踏了太阳坪草甸!它真的太美了,我缺乏坚强的力量抵挡它的诱惑!

                      0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窄门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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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11-28 20:32)

叶舒宪在陕西师范大学读中国文学专业的时候,我于斯读政治教育专业,可以引为同学,不过我低他两级。他留校执教,当了老师,我仍在求学,遂有师生关系的元素。这是我现在的溯想,实际上那时候我还不认识他。

认识他是在1984年以后,我毕业工作了。略熟是在2002年以后,我和他共同参加了北京一个朋友拍摄的一部以关中文化为内容的电视片。比较了解他,是在2004年以后,我狂热地采集瓦当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他开始研究并收藏古玉,另辟蹊径,得以借物交流,从而倍感亲切。几年以后,瓦当骤少,我遂转入玉器收藏。听玉叙事,缘玉求道,使我和叶舒宪有了一致之雅好。一旦他返西安省母或在此讲学,便有二三子跟他同行,往古玩市场去觅玉,辨玉,真是大有意趣。

很久以来,我称呼叶舒宪总是含糊其辞。称老师,我饶舌,直呼其名,他逆耳,遂噢噢寒暄,实为不敬。现在相唔,不叫舒宪兄不敢开口,因为在治学成就上,治学精神上,治学方法上,尤其是为人处事的风度上,他悉为吾兄。虽然以一种习惯,我把老师之音压在舌根,不过在我心里他就是一位绰绰有余的老师。自负是我的重病,我也没有办法。

叶舒宪是北京人,小时候随家迁西安,于一家机械厂尝工作数年。1977年念大学,接着在陕西师范大学执教。12年以后,至海南大学文学院吐纳热带的风和雨,评为教授。5年以后荣归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文学人类学与神话学研究,凡15年。现在多居沪上,任上海交通大学致远讲席教授。此间,他还常常以访问教授的身份游学天下,或做客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阿德莱德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英国学术院、牛津大学、爱丁堡大学、伯明翰大学、伦敦大学、剑桥大学,荷兰皇家学院,韩国道教学院、梨花女子大学,他统统去过。他也去过在台湾的中央研究院、清华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

没有一会叶舒宪的人,完全可以凭其经历想见他的气象。一面之交,当然也能感知他的丰富。他的朋友尤其了解他宽阔的文化视野,古今贯通的文史修养,东西参照的知识结构,及其致力于思想创造的快乐。他素朴无饰,然而有豪华的才情。他谦虚,然而蓄积有新意暴发的张力。他著作等身,闻达四海,然而总是洋溢着春风化雨一般的微笑。他是一个智者,然而他向往褐衣怀玉的贤者之境。

叶舒宪的学术生涯发踪于比较文学。他反对国学的作茧自缚,希望在方法上进行探寻。他从闻一多、郑振铎和茅盾的治学经验得到启示,有意借鉴西方理论,以作实事之研究。1984年的一天,他在北京图书馆阅览,英国学者弗雷泽的人类学像闪电一样给了他灵感。大约以此激荡,他的学术展开了跨文化和跨时空之求索。那时候,他不足30岁,是陕西师范大学年轻的讲师,不过他的新颖与博雅使他从衮衮儒林脱颖而出,诚如李商隐所形容的:“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学生都喜欢他,云集其课堂。有大胆的女生甚至会把自己的信叠成蝴蝶状,夹在作业里呈给他。丈夫未必寡情,不过叶舒宪骥蹄在动,志向远行,鹏羽必振,心怀高空。

他有英语的功底,遂一边著述,一边翻译。由他主编翻译的关于神话批评的文论集,在1987年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销行,持久不衰,卒为经典。他认为神话学不仅是比较文学之根,也是一切艺术之源,甚至是人类文明之源,遂一发而尽力翻译。弗雷泽、弗莱、列维——斯特劳斯、科恩、利奇、普洛普、皮亚杰、金芭塔丝、梅列金斯基、列特尔顿、伊藤清司、吉田敦彦,凡神话学专家的大著,他倾情网罗,一一介绍。多年以来,不管是在阳光下走出飞机,还是在细雨中走下火车,他总是双肩挎着一个大包,一副收获在握的神情。了解他的人,都知道大包里装的是他买到的英文书或日文书。他仿佛一个盗火之士,要把国际学术界神话学的发现传播至国学研究的领域,使幽暗的地亩亮起来。作译结合,以作兴译,以译助作,当是叶舒宪在20世纪80年代的治学特点。

叶舒宪好用周诗表达他援引西方理论以治国学的观念,其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翻译种种神话学大著,目的在玉成自己的神话哲学,并对中国的经典进行价值重估。老子、庄子、高唐神女、神秘数字、诗三百首及其鬼神与阉割,悉在他的解析之中。20世纪90年代,他聚精全意地进行神话学与国学的对接与裂变。灼见层出,影响波震。这一段他发表论文30 余篇,出版著作近20部,昂然而为杰出的文学人类学专家。除了出席国际学术会议,他还频频现身国内各类大学论坛,为各类学生传道解惑。以叶舒宪的学术业绩,他担任中国文学人类学研究学会会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各级各地学术机构何其之繁,林林总总,万万千千,遗憾多是一建即废,一兴即灭,或有活动,乏学术,或变学术活动为关系联络,以刊文评奖,钻营项目。学术观点在哪里?学术思想在哪里?学术流派又在哪里?俗学问,浅学问,死学问,假学问,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以我察之,叶舒宪是罕见的做真学问的一个教授。所谓做真学问,就是一心一意,使命在身,乐在其中,破学科,破文体,从实事出发,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卒以成其学术观点,学术思想,学术流派。他以学术机构为平台,也无非是吸引同仁,推动同仁,携手并肩做其学问。入以比较文学,立以文学人类学,大约便是他在20世纪以前的学术轨迹和学术贡献。

跨世纪是一个令人寻味的瞬间和节点,凡是从事精神劳动的人,无不受其刺激,埋头反思,举目规划。我注意到叶舒宪的学术研究,随着21世纪的降临,出现了一种由螺旋式上升的渐变到火箭式飞跃的突变。他也增岁至五十而知天命之年,孔子的论语似乎有一种暗示,遂抖擞五体,以整合自己的知识、潜能和立言之方向。我要穿插一点:士一旦立言,立德便在其中了,因为有德必有言。恰恰这时候,国家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之后,又启动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他眼睛大睁,问:为什么不可以从神话学的角度推进中华文明的探源呢?叶舒宪头圆额硕,发退纹出,灵感之际往往会目击远方,眼睛放光。窃以为,他把自己的学问做到中华文明探源之方向是有神助。我暗叹:功成矣!

经过充分准备,这包括发表神话学论文80余篇,出版神话学著作10余部,以叶舒宪领衔,在2009年申请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显然,从神话学角度作中华文明探源之研究,实为开风气之先。

叶舒宪必须解决神话学研究中华文明探源的理论支持问题,不仅如此,他还要解决方法论问题,解决信息载体问题。这三个问题不解决,神话学将无以孵化出中华文明探源之正果。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此乃一种普世敬告。叶舒宪知道此敬告,他胸有成竹。

他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大传统。在叶舒宪看来,文字是一个标志,文字及其所书之历史属于小传统,文字产生之前的历史属于大传统。大传统贯穿于整个新石器时代,并延伸至国家体制的形成。在此漫长的阶段,人类思维是神话思维,人类的意识形态往往通过仪式和图像表达。仪式变成了神话文本,图像沉睡在实物之上,是神话实物。人类文明之起源蕴含于大传统之中,中华文明之起源也蕴含在大传统之中。求索大传统之中的文明起源,神话学是有效的途径。日本的吉田敦彦,美国的金芭塔丝和德国的瓦尔特伯克特,都是国际学术界著名的神话学家,他们深入大传统,对文明起源皆有高论。可惜中华文明的探源,尚未从神话学之途径动手,叶舒宪觉得这是巨大的遗憾。他也要深入大传统之中。

他有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四重证据法。所谓一重证据法,指所有的传世文献,这在中国显然卷帙浩繁,即使皓首也未必穷经。所谓二重证据法,指出土文献,考古发现的甲骨文,金文,竹简、木简和帛书都是的,玉版也是。二重证据法由王国维提出,1899年河南安阳殷墟有甲骨文出土,王取之以考殷史,谓之二重证据法。所谓三重证据法,指民间口述和民族学考察的活态文化材料,郑振铎和闻一多在这方面有所专攻,并具著作。所谓四重证据法,指有图像的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四重证据法是叶舒宪提出的,意义甚重。我不揣冒昧,把有图像的传世文物和出土文物呼之为神话实物,以别于神话文本。国学之园,学者多以神话文本治学,叶舒宪也并不弃神话文本,然而他能多以神话实物治学。走不同的道路,得不同的见识,这也是普世之理。

他瞄准了一种重要的信息载器:玉器。中国玉器八千年,一以流布。玉器尤其在新石器时代,至夏,至商,乃至周,中华文明的发生期,属于关键的神话实物。大传统的意识形态,常常以玉器表达出来,他要听玉叙事。除了玉器,叶舒宪也不弃陶器和青铜器这样的信息载体。                                        

三个问题全解决了,基于此,叶舒宪相信自己能让神话学孵化出中华文明探源之正果:重建从炎黄到尧舜禹至汤文武的谱系,并绘以中华文明发生期之图画。

2002年,我返陕西师范大学任教。我的朋友唐金海是上海复旦大学博士生导师,久治现当代文学,业绩赫然,声振江南。他闻讯我当了老师,遂招手喊我至沪上读他的博士,说:“大学是要看这一点的。”在由衷地感谢他之后,我选择不读博士,唯一的原因是怕绕了路,浪费时间,荒了写作。我便推荐王敏芝赴沪上读唐的博士,王冲冲准备,不过她终于读了李震的博士。我有愧唐先生,遂埋头而为,以增朋友之理解。在大学是要上课的,没有知识和灼见是难登讲台的,我便选神话批评为课业。此乃我的兴趣,窃以为它也可以有助于我的写作。于是叶舒宪主编翻译的关于神话批评的文论集就成了我备课的启蒙教材和延伸书单,我和他也就建立了一种我所知道的学问之联系。获悉有他的报告,便也挤进学生之中听讲。中国的博士多像中国的奶制品,生产的程序是有的,然而喝起来不是其味。叶舒宪当之无愧,他的知识是活的,尤其他能创造知识,使之增加价值。

当了老师,我也有做一点学问的念头,遂选择瓦当和文化大革命资料收藏,窃以为瓦当上的词汇和纹饰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毛泽东语录和宣传画相通,都是意识形态的反映。我频频跑古玩市场,于斯常常碰到叶舒宪。他返西安,一定会淘他之宝。于是我和他就相约而行,有时候也呼别的朋友,图一个热闹。我采集我的所需,他采集他的所需,他的所需是古玉。

只有我知道我所经历的那些精彩的瓦当故事,不过我也多少知道叶舒宪与玉器的故事。西安的古玩市场甚盛,八仙庵一个,朱雀路一个,小东门一个,叶舒宪几乎翻遍了店主的铺子。以后有新兴的市场,分置大唐西市、大雁塔和大兴善寺,他也无不到其铺子去翻。有一度他大搜上古之猫头鹰,并说:“我要荡去猫头鹰的恶名。”几年以后,他发表文章论证猫头鹰曾经是中国人的崇拜之鸟,凤取代猫头鹰发生在周更替商以后。有一度他又大搜上古之熊,随之论证熊如何尝受中国人之崇奉,并声斥:“怎么会是狼图腾呢?问题很大!”

我和他共往,欣赏过陈绪万的收藏。陈自20世纪90年代便采集玉器,有相当丰富的经验,叶舒宪的姿态是请教的。他在玉器铺子往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不耻下问。店主见他诚心诚意,也视之为朋友,买则不欺,不买则透露生坑货贱,墓如何发,货假反而贵,伪如何辨。叶舒宪每事问之状,使我想到孔子。

我收藏的兴趣也渐渐转型,玉器成了我的狂热。这有一个背景:一方面,大开发和大建设已经把瓦当掏尽,古玩市场上的瓦当日益零落,长期断物,一方面,我意识到新石器时代以来中国人生存的信息载体,最早是玉器,其次是陶器,其次是青铜器,虽然纹饰通用,不过玉器为冠。还有一点,新石器时代至今,玉器无穷无尽,且具永续之势。这样我和叶舒宪便缘玉而乐了!

然而我只算兴趣,仅仅是兴趣,但叶舒宪却是做中华文明探源之工程。在中国,凡是考古发现有玉器的地方,他哪里没有考察过呢?红山文化,他去过兴隆洼和牛河梁。河姆渡文化,他去过余姚。良渚文化,他去过瑶山和反山。大汶口文化,他去过泰安、临沂和日照。龙山文化,他去过城子崖。齐家文化,他去过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甘肃武威皇娘娘台、广和齐家坪、静宁、榆中、会宁、定西、天水、永靖和渭源。他还去过秦安大地湾和临洮马家窑,以作陶器的田野调查。他似乎对陇右河西一带甚感神秘,共有5次甘肃之行。西玉东输让他产生百度之思,有一年他还沿周穆王会西王母的路线走了一次。他上陕西榆林石峁,过黄河登山西兴县玉梁山,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以搞清楚不产玉的地方何以出土大量的玉器。读书穷理,格物致知。是的,他东奔西跑,行南旅北,徘徊于中,一直在思考中华文明发生期所出现的一种拜玉情景。这恰恰是被小传统挤压掉的大传统的一种文化态。听玉叙事,以求达观!

舒宪兄,你先封顶你的工程以为功吧!大传统是一个魅力甚大的领域,难免是要吸引我的。我发愿要收藏老玉器755件,并写一部有趣味的关于玉器的著作,以成唱和!可惜你不能久居西安,使我的请教不便。你为什么要离开西安呢?有一次我不禁走过去问一位领导,怎么放叶舒宪走了?领导若有所思,其言含蓄。想象你在洪荒浩渺空旷肃穆的大传统中匆匆来匆匆去的背影,我一再想到耶稣的慨叹:凡是先知,几乎没有谁是能为本地所悦纳的。这大约属于普世之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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