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王于斯，下王何在？秦岭南屏，滈河北带。白露为霜，黄壤似塞。日自出而自入，光流逝而有怠。花自开而自落，香寂寞而无奈。农家乐兮兴起，都市客兮骤来。窗瓖玻璃透明兮张贴剪纸，墙以关中为基兮略加徽派。俊男潇洒革履亮兮，进门首选草丛之兔崽。淑女窈窕罗裙香兮，围桌偏食山坡之野菜。荠荠味古，薇薇色特，嫽哉妙哉，广受青睐。手巧兮，精而快。盘满兮，慷而慨。民风朴兮讷其言，大道存兮诚其怀。一餐兮，久徘徊。三茹兮，焕神采。君不见：旷空兮苍苍，茂木兮蔼蔼。春绿遍地，波动小麦。夏夜风冽，星灿可摘。秋虫合鸣，凄音蟋蟀。冬日雪厚，禽栖无猜。君宜观：社火大耍，高跷烈赛。上巳祓禊，意在除害。清明雨渺，追思致哀。端午粽子，诸味并哙。七夕望汉，鹊桥渡爱。中秋月好，圆饼为戴。重阳菊黄，登峰强魄。腊八之后，桃符心裁。君应知：翠微宫兮，频幻其玄，净业寺兮，久延其脉。上林苑之故地，汉武帝尝猎豺。魏阙废矣，流云犹白。农民不易，勿欺少宰。山河更重，敬近乎拜。天撩霞而下望，祖呼风而递泰。祝兮盼兮：长生长足，长乐未央，大富大贵，大福未艾。
                     二○○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于窄门堡

      大学毕业，工作一年以后，我得到一次组稿的机会，地点是北京和天津。我与孙商山并往，不过杂志社的领导私下交代，这一路由孙商山负责，我听他的。
    有十二位作家要见。他们是北京的王蒙、刘心武、李国文、张承志、梁晓声、郑万隆、刘绍棠、陶正、张洁，天津的孙犁、冯骥才、蒋子龙。领导给这十二位作家每人写了一封信，铺满了桌子。他先一封一封地拣起来，拿在手上，是厚厚的一叠，微笑着点点头说：“都是一流的！”后一封一封地递过去，于是孙商山的手上就是厚厚的一叠了。能见这些一流作家，非常难得，我真是窃喜，高兴极了。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对文学抱有热望的青年，我想，即使一面之交，他们的智慧与风度也会给我以启示和影响。我遂作了充分的心理准备。
    以我所接受的教育，北京何等神圣，我早就心向往之。当天晚上，我便兴奋地到天安门广场倘佯去了。孙商山有一点旅行之倦，还要为明天的工作进行筹措，所以我是一个人。很好，在这样的地方最宜一个人，若有幽情，那么也可以尽兴而发。
    一九八五年仲夏夜的风在天安门广场悠扬地漂流着，它多少舒缓了我的心律。灯光晕黄，有朦胧之调，建筑之轮，建筑之奂，都生出一种岛立海面似的坚定。可以看到一些人，他们像点一样在远方散落和移动。我也是一个点，并按我的轨道运行着，似无所想，又似有所思。我过去走在故乡少陵原上，总有渺小之感，不过天安门广场给我的渺小显然还甚于故乡少陵原上给我的渺小。在这个世界上，人应该谦逊一点才对！
    远方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起一伏的噪音。我很是好奇，便赶过去。小小的事情，也几近平息了。是一伙青年，看起来他们像日本学生或韩国学生，因为普通话不好，向执法者辩解得疙疙瘩瘩的。也没有什么，无非是聚在一起唱歌跳舞，击打腰鼓。如此而已，不过执法者禁止这样做。实际上他们是一群朝鲜族学生，从吉林省蛟河县来的，属于师范学校的一个毕业班，先在北京参观，再往天津，之后返回。
    明白了事情的缘由和经过，我便向执法者抗议了一声，完全是出于同情和道义。还好，执法者晓之以理，待之以礼，免去了我的任何麻烦。但我平常的一举，却赢得了这些学生的敬意，他们热烈欢迎我到他们的住所去，因为明天他们就要离开北京了。我的血一向是热的，只要一燃，便会沸腾起来，当然随他们走了。
    他们二十一位男女学生，只有张梅花的普通话流利。在天安门广场，是她给我介绍了争执的情况，在路上，又是她介绍了这一批学生的职业方向，到了他们所租的院落，还是她向我介绍了朝鲜族的风俗与习惯。那天晚上，他们一点也没有把我目为异客。女生换上了裙子，广袖轻摇，高调低回，尽显风流品质，而男生则豪迈奔放，甚至借酒达意。我是一个内敛的人，又深受儒家文化的浸润，总是有所约束，然而那天晚上，我竟羞涩一弃，唱且跳，疯狂了一次。当然，张梅花活泼而亲近的指点，也是我融入快乐歌舞的关键因素。不知不觉，东方既白。张梅花把她家乡的地址留下来，送我一程，握手作别。
    我在北京的晨曦之中有一点醉意，醉之意，不在酒。我一直想着张梅花的形容。她的样子颇像一个日本演员，短头发，清瘦脸，不大不小的一双眼睛，笑的时候，丰厚的嘴唇一启，会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张梅花像山口百惠，酷似其人。不过她比山口百惠素净一些，肌肤与灵魂也有一种温暖。
    娶她作妻子怎么样？在北京，我忽然如是想，想得十分有胆。我一直认为，北京是一个让人大胆的地方，这种感受便是从要娶张梅花作妻子产生的。也并不荒诞，因为我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尤其我不能像一头拙劣的雄鹿，由于害怕折断自己的角就不敢搏斗。我应该是优秀的雄鹿，即使粉碎其角也要冲上去争取一下。
    我在沙滩的中国作家协会地下室找到孙商山，见我回来，他迷迷糊糊地叮咛了一声，便继续入眠。我上床躺下，然而望着由防空洞改建成旅馆的椭圆的屋顶，睡意是没有的。我内而省之，严格地审察自己。我要知道自己究竟是何种状态，是否对张梅花产生了爱？如果是，那么这种感情是否将在骤起波澜之后渐渐复原，并归于寂灭。不是，我发现自己的情感显然趋向惊涛骇浪，难以对付。
    那时候，北京的胡同有卖煎饼的，小车，小炉，小锅，把面粉用水一和，再把鸡蛋一搅，打进去，摊开烙一烙，便是一片又黄又脆的煎饼。早晨我吃了两个煎饼，喝了一碗稀饭，转身进入地下室。孙商山看了看我，定着神情安排工作：今天见张洁，向张洁组稿。他以为我会十分兴奋，张洁又有才，又漂亮，名震天下，文学青年谁不求一见呢？然而我一五一十，坦率告之：我喜欢上了一个朝鲜族姑娘，今天我要乘火车到吉林省蛟河县去。我补充说：我决定了。
    孙商山眼睛一睁，嘴唇便会撮小，这是他的习惯。他发紫的嘴唇紧缩了一分钟之后急速张开，当然不同意。不过对他的态度我当时理解，现在仍能理解。
    他说：“张洁是重要作家呀！”
    我说：“她没有爱重要！”
    他说：“一批重要作家啊！王蒙、孙犁，你都不见了？”
    我说：“他们都没有我的爱重要！”
    他低沉地说：“你会后悔的！”
    我平静地说：“不见朝鲜族那个姑娘，我才会后悔！”
    他说：“总得有组织纪律吧！”
    我说：“组织纪律也比不上我的爱！”
    他说：“领导分派的任务怎么完成啊！”
    我说：“你一个人完全可以组稿，你就一个人跑吧！我走的事情，你还得担当，不敢让领导知道。请多多包涵！”
    他的态度明显软化了，并承诺不会让领导知道。须臾之后，他忽然又发现了新的问题：“不行！万一你出了什么差错，单位向我要人怎么办？你父亲向我要人怎么办？”
    我坚定地说：“不让你负责！”
    我便掏出笔，在一张信纸上留言，大意是：我某日从北京外出，赶几日之前回来，并随孙商山结束所有组稿工作，同返西安。若不能赶几日之前回到北京，那么孙商山可以一个人走。我离开北京以后，发生任何问题，由我负责。我不能随孙商山同返西安，由此产生的擅离工作的问题，也都由我负责。
    我把这个多少像遗书的信纸交给孙商山，他一下笑了，说：“现在的年轻人，真厉害，真厉害！”我也笑了，并向他提出了一个新的要求：“如果事情不成，那么在我结婚并有孩子之前，一定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曾经到东北去追求过一个朝鲜族姑娘。”
    孙商山答应了，而且在久长的岁月，我从来未发现有谁旁敲侧击我的东北之行，我很安宁，证明他遵守了承诺。人到中年，偶尔才有朋友笑着询问这件事情，甚至陈忠实先生也获悉了，并把斯案作为素材融入了他的一篇关于我的文章之中。陈忠实先生还专门向我核实它，我告诉他：真的。显然，这是孙商山传播的，不过孙商山是通过斯案分析我的个性，并无别意。
    达成协议以后，我便跟孙商山告别。我在王府井北京百货商场买了一件织着梅花的白色衣衫作为礼物，我想，我已经有工作了，不能空手见面。北京并没有直达蛟河县的火车，我先坐汽车到天津，再从天津坐火车直达。我是下午三点买到票的，但火车却是在晚上七点出发，将有四个小时轮空，我就坐在候车室里等候。嘈杂，孤独，蒸得一身一身的大汗，没有把握的惆怅，这些固然干扰着我，然而它们一点也不能损害我的希望，我只盼赶快检票。检了票，上了火车，找到了靠窗的我的38号的硬座，长长地吁了一口气。我想，幸福之旅开始了。
    我注意到火车上有朝鲜族人，便向他们了解其风俗与习惯，称长辈男人怎么称，呼长辈妇女怎么呼，吃饭注意什么，睡觉注意什么，有什么特别的禁忌。我还悄悄询问，汉族人与朝鲜族人可以通婚吗？一个瘦削的男人很是慈祥，他说：“朝鲜族小伙可以把汉族姑娘娶过来，汉族小伙不可以把朝鲜族姑娘娶过去。”坐在他身边的一个阿妈妮点点头说：“朝鲜族姑娘一般不嫁出去的。”这多少是一个打击，起码是一瓢凉水，然而我已经执迷于自己的情感，不到黄河是不死心的。两位精明的朝鲜族老人注意着我的神色，不明白我为何对他们的风俗习惯产生了兴趣，岂不知来者自有目的。不过交流也只能悠然而止，因为我一向善于保密，既使无关的人，也不会轻易向他透露正在进行的一些事情。
    车厢里的黑夜还不太热，一宿之后，白天便难熬了。所有的车站都上人，人越来越多，坐不下，也立不下，遂不得不挤进卫生间。太热，既无洗脸的凉水，又无止渴的开水。一九八五年七月五日下午一时我竟在火车上向列车长追究责任了。列车长是一个高大的青年，他从我38号的硬座经过，我霍地站起来，质问天如此之热，人如此之多，为什么凉水开水都没有，你是怎么向乘客负责的！列车长举起手，上下作揖似的摇了摇，作为道歉。不过道歉是不够的，乘客需要的是服务。不知道我的勇气从何而来，我站到硬座上，向乘客呐喊：在每一张火车票里，已经含有为乘客提供凉水和开水的钱了，既然交了钱，就不能没有水！乘客醒悟过来，纷纷要求列车长解释。车厢里的义愤有膨胀之感，列车长面有怯色，连连检讨，并提出马上把所有乘务员和他的水提出来让大家用。为了扭转忽然而至的强风乌云，我提议大家鼓掌，向列车长的态度与措施致敬。一阵热烈的掌声之后，车厢里出现了一种胜利之后的和谐。
    爱就是欲，欲源于性，性属于一种生殖的能量。爱可以表现为创造力，也可以表现为破坏力。在达.芬奇的绘画背后，在贝多芬的音乐背后，都隐藏着神秘的爱。拿破仑的战争，希特勒的屠杀，也许都可以从扭曲的爱而发现诡谲之源。流畅的爱甚至会导致一种民主和宽容的制度，而郁结且肿痛的爱则会导致一种专制和苛刻的制度。爱是重要的，不管对个人还是对社会，它都非常重要。把爱的问题处理妥当，世界就会安宁，所以有歌唱道：“让世界充满爱！”可惜爱是艰难的，爱总是碰到麻烦！
    一片晚霞与我几乎同时落在蛟河县的街道，不过我无意欣赏。我立即掏出联络图，扶清凉之风寻找张梅花留下的门牌，任凭晚霞在辽阔的天空展示其美。我在她家所处的一条落着细微煤灰的小巷恰恰碰到她弟弟，一经介绍，他就转身呼唤她的姐姐与母亲。她们是跑出来的，手足之间充盈着只有朝鲜族妇女才有的热情，但我却是十足的不速之客。她们能否知道我日夜兼程，匆匆而来，意在何为呢？
    张梅花有哥哥，在长春一所大学读书，还没有放假。弟弟是小学三年级学生，下课在玩。母亲在制帽厂工作，有难得一见的慈善面目。父亲是一位老师，晚餐之前才回来，也是祥和之人，不过极具主见。
    遗憾张梅花拘谨多了，显然把我在北京所看到的那种活泼与亲近收藏起来了。她变成了淑女，乖乖女。当然，她要帮助母亲做饭，晚餐又是宾主共进，之后大家坐在一起聊天，交流基本情况。我和她独处的机会在当天没有了，于是在一个欢乐的空隙，我就取出那件白色衣衫作为礼物递上去，她和母亲同时笑着接住了。张梅花略带羞涩，一副向母亲依偎并收敛的姿态。
    我在社会上已经打磨了一年，尽管不可能世故，但比我当学生却是增加了一点老练。见张梅花，我开始就打算像亲戚或朋友一样在其家住宿下来，当然要不失尊严和体面。爱之求，尽管属于风雅之事，美妙之事，正大之事，不过求总是求啊！夜深了，张梅花的母亲安排我的下榻。实际上这个家只有一间屋子，临窗一个大炕，墙角一张床，床是张梅花哥哥的，他未在家，就是我的了。大炕是张梅花他们所有人的，依次是：张梅花，阿妈妮，弟弟，张梅花的父亲。
    这家人既会普通话，又会朝鲜族话。他们与我交流，用普通话，他们之间偶尔会用朝鲜族话，我以为这很正常，就像我偶尔会用方言一样。那天晚上，熄灯之后，张梅花的父亲与母亲说话，说朝鲜族话，这使我忽然感到一种文化的差别。他们所涉及的，显然是我，起码有我，但我却由于语言有阻，处于信息之外，我不得参与，无法参与。他们气氛冲淡，腔调平和，似乎惟恐我生疑以影响我的情绪，不过我还是感到一种隔阂。当然，他们的忠厚是绝对的，我相信。
    我竟休息得出奇地踏实。我醒来睁开眼睛一看，发现他们的大炕上空空如也。我也不以为怪，更无愧疚，起床便自己洗漱，等待早餐。我清楚自己的毛病，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所以不想在张梅花家装样子。
    朝鲜族素以狗肉招待贵客，那天有一道菜便是闷狗肉。在大炕上放了一张方桌，张梅花的父亲和弟弟坐一边，我坐一边。张梅花和阿妈妮挤在我和弟弟之间，管我们用饭，但她们却不动筷子。大约三个男子吃了十分钟之后，张梅花的父亲说：“好，好，好，一齐吃饭吧！”张梅花和阿妈妮才愉快地操起筷子。在男子提箸吃饭一会儿之后，女子才动筷子，这也是朝鲜族的一种文化。
    我和张梅花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可以独处。也不是完全独处，因为弟弟跟着。那天黄昏，她带弟弟到蛟河去洗衣服，我也去了。大地苍茫，水有白浪，多少使张梅花的精神放松了。她坐在石头上揉搓着衣服，我坐在一边的石头上看着她。她的弟弟呢？越走越远地抓蟋蟀去了。她的一双手灵巧地在石头、衣服和水之间翻转着，偶尔抬起头一笑，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
    我问：“你怎么变成淑女，乖乖女了？”
    她说：“本就是呀！”
    我说：“在北京你大方多了。”
    她说：“蛟河与北京是两个地方啊！谁敢在家乡放肆呢！”
    我说：“我是来见你的！”
    她说：“知道！”
    我爽快地说：“见你是表达对你的感情的。爱一个人才会这样。”
    她红着两腮说：“看得出来。”
    接着说什么话真是让我为难！似乎不宜用常规的语言表达我的意思，但准确而得体的语言我一时却想不出来，遂久久望着她的手在翻来转去，直到她笑起来。
    我问她：“朝鲜族姑娘嫁人有什么要求？”她稍有沉默，说：“问我母亲吧！”我又问她：“你的意见呢？”她抬起头望着我轻轻地说：“先问母亲啊！”成功的可能，似乎已经提升到百分之一以上了，我暗喜。我们便交流别的，她的同学，老师，她的工作，她的唱歌和跳舞，她的哥哥和弟弟，越扯越开。不过我也知道慎重，不想有所犯忌。
    谜底难白，前途不明，我只能继续进行。爱总是使人渐陷渐深，自己无法让自己停止。即使勒马，也要到悬崖边上。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我得以帮助阿妈妮拣豆子，遂问她：“朝鲜族姑娘只嫁朝鲜族小伙，是有这样的规矩吗？”
    阿妈妮说：“有这样的规矩，是祖先传下来的。”
    我问：“有嫁给汉族人的吧？”
    阿妈妮说：“几乎没有。没有的吧。把姑娘嫁给汉族人，就像把水泼出去了，这姑娘永远就不能回家了。”
    我问：“为什么是这样？”
    阿妈妮说：“朝鲜族人少，所以只允许朝鲜族小伙娶汉族姑娘。把朝鲜族姑娘嫁到外边，朝鲜族人将会越来越少。这是传下来的道理！”
    阿妈妮从竹筐里抓起一把豆子，掬到手心，但她却不拣，抬起头看着我。她的眼睛慈善，她的神情仿佛一部历史。我点了点头，心里湿得像漏雨，又沉得像一个秤砣。。
    我没有立即打道回府。一经婉拒，就背身而去，未免有失风度了吧！我仍像亲戚或朋友一样在张梅花家里，他们也像对亲戚或朋友一样待我，特别是张梅花的弟弟，一闲便找我拉皮筋，蹦弹球。阿妈妮除了做冷面等等朝鲜族饭以外，还炒菜，煮汤，蒸馍。张梅花的父亲喜欢喝酒，每一次他都会给我斟一杯，我不会喝，所以这一杯每一次还是由他喝了。气氛宜人，然而一旦说话，说朝鲜族话，我便成了他者。
    有一天晚上，也是天刚刚黑的样子，我到街上去，买了一个西瓜，准备提回去切而食之。付了钱，一回头，竟狂风大作，随之乌云蔽星，沙尘迷天，街上一个人都不见了，甚至才卖我西瓜的老头也顿失踪影。我一下愣了，不知道归路怎么走。忽然有人急切地呼唤我，摇身便看到张梅花，阿妈妮，她的父亲和弟弟，他们跑着，打着伞接我来了。一股暖流猝然涌动，泪水就要出来了，然而我还是约束了自己，甚至连谢意也没有表示。我只默默地说：归去来兮！归去来兮！
    不过张梅花露出两颗玉白的虎牙说：“你追上我，我就嫁你！”我惊喜地说：“真的？”拔腿便追，但张梅花却像插了翅膀一样跑得飞快。在一望无际的湖冰上，就我们两个。我咬着牙，拼命地追着。仿佛死神随在身后，我们两个都在飞快地跑着，不过我更猛。一瞬之间，我几乎要追上她了。我伸长胳膊，手指已经触摸到我送她的白色衣衫了。不料我脚下蓦地一响，裂开一个冰洞，顿跌我于湖中。我惊呼一声，梦醒了。非常难堪，我害怕吵醒了张梅花他们，但他们却似乎没有反应。我还躺着，只是不敢入眠，以免有梦找我。我便一直睁着眼睛，直到窗子透光。
    张梅花送了我一张他们家的合影，我发现她哥哥非常帅。这张合影我现在还保存着。当年我把它夹在了我所用的一个橙色封皮通讯录里，后便一直夹着，虽然通讯录早就旧了，损了，姓名满了，不能用了，但我却始终留着它。我也没有把那张合影取出来，专门放在什么地方，然而我珍视它。也有几次，在快乐与苦涩兼容的日子，无意之中就把这张黑白照片翻检出来，一一看着他们的脸，问：不知道他们怎么样？
    那天是张梅花携其弟弟送我上火车的。她穿着我从王府井北京百货商场买给她的白色衣衫，亭亭玉立，绝版的淑女，绝版的乖乖女。她的弟弟穿着米色T恤，一副灵慧而顽皮之态。火车启动了，他们向我举起手，左右摇着。我忽然感到不能控制自己，泪水潸然而下。 
    尽管我知道孙商山在等我，但我却并不想直达北京，从而变换角色，一个一个见作家，进行什么组稿。不想，根本不想。反正我已经给孙商山留言，甚至我赋予了它以遗书的效力，遂了无牵挂。我心里空空荡荡，有一种浪迹天涯的冲动。于是我就去了牡丹江，又去了长白山，再进入大连。我需要充分的时间在大地上走动，以沉淀感情，并让其结晶。我需要有一个过程才能清爽精神。
    然而我无法禁止，总是想哭。那年流行着一首张行所唱的歌，其到处都在唱，词曰：
        你到我身边，带着微笑，带来了我的烦恼。我的心中，

    早已有个她，她比你先到！
    只要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停下来，噙着泪水，静静地体味着。我一路而去，或在绿树下，或在芳草旁，或在河岸，或在海边，或在陌生的男女之中，很是伤感的听着它，仿佛这首歌能给我以安慰似的！问题是她是谁？她在哪里？她和我究竟有什么关系？她和张梅花又有什么关系呢？ 
                                    二00七年八月九日于窄门堡
                                    

    命中注定，我只有一所大学，陕西师范大学。
    我生长在乡下，小学为邻，中学离村子也不出三里，但大学却很是遥远，因为它当时中止了录生工作，上大学是要推荐的，其当然遥远而且渺茫。
    中学的班主任是一个活跃的人，有一天，他得意地决定，要率自己的几十个乡下孩子见识一下大学，便是陕西师范大学。步行几十里，进入一个幽美的园，穿梭花木之间，仰望图书馆爬着青藤的红窗，踏了踏又明亮又宽大的教室的台阶，竟对斯大学产生了深度喜欢，并暗中向往。
    几个春秋以后，乾坤扭转，大学之门骤然打开，似乎到处都在招手。不过陕西师范大学古雅的图书馆及其周边的垂柳昂杉，曲槐直松，反复挠我的心。别无所念，惟思斯校，从而毅然择之。
    我一直不敢骄傲地认为此乃缘分，因为缘分便把我和我的大学对等了。我有种种理由证明，当它的学生属于我的幸运。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此帐我还是清楚的。
   哲学是我的专业，但作家却是我的理想，要兼顾显然不易。然而在斯校数年，我不但收获了一种哲学思维，而且还得以发表作品，真是有福了。其气氛宽松，老师也能积极给予，确实是求智得智，求道得道。阎景翰老师，刘路老师，刘明琪老师，指导过我的写作。循循善诱，诲而不倦。曹冷泉老师和畅广元老师，评点过我的文章。所圈所批，久而弥新。他们的故事，我曾经一再叙述，因为扬其善就是扬斯校之美，就是颂斯校之风。他们无一是我所修专业的老师，不过他们待我无一不是喜悦的，扶我以诚的，对我有启示的，甚至给我以肩膀让我站立的。
    毕业之后，我在社会上闯荡，难免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但陕西师范大学却始终是我的后盾和平台。出版了一点著作，产生了一点影响，我的大学都注意到了，并给以鼓励。我的作品的第一个讨论会，是母校的学生自发组织的，我的关于文学的第一个讲座，是母校的张国俊老师邀请的。2002年春日，陕西省作家协会主持讨论我的一部散文集，裴亚莉老师发言说：“朱鸿虽然是一家文艺出版社的编辑，不过我觉得他一直就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人。”我和裴老师是第一次见面，我觉得她透露的是一种信息，它使我感到了母校的仁爱和温暖。
    忽然有意回到我的大学来执教，便投书时任校长的赵世超先生。之前我并不认识他，我之举显然是冒昧的，不料赵校长的支持坚决而慷慨，于是我就成了斯校的一位老师。教学自有其秩序，作为新手，我确实还有种种陌生的细节，鲍海波老师和王敏芝老师便帮助我，甚至代我做计量和填表之类的琐碎工作。想从新闻与传播学院转到文学院去，李西建院长和付功振老师便设法接收，使我归位于文学岗位。张宗涛老师所安排的课，为我留下了游刃有余的空间，以方便写作。
   从1999年起，我便收集陕西的文化大革命的资料，包括一些历史人物的资料，艰难之极，又不清楚怎么筹措经费，遂在外地调查之际，总是寻找朋友，希望旅馆能够打折，难免尴尬，甚至狼狈。回到斯校以后，我仍在悄悄做这件事情。主管人才引进的张建祥副校长发现了我的窘境，立即通知我使用科研启动费，河水便奔流了。我尤其感动的是，现任校长房喻先生在百忙之中还专门约我，认为我的资料收集是抢救工作，有意义，建议我申请科研经费，并说：“出门在外，也不能太艰苦，不能住的太差！”我不知道房喻先生是从谁那里获悉了我的状况的，然而我知道有一次，他到文学院去考察，还提到学术要包容，要尊重个性，给了我准备之中的研究以肯定。
    也许有人以为我是在发布感恩榜。有这样的意思，我不会掩饰。在世间，即使给我一臂之力，我对他的谢忱也永无止境。一张感恩榜根本不能尽我之意。
    有时候我会问自己，我究竟凭什么得到这所大学如此之久且重的支持呢？我究竟给它做了什么呢？我何德之有，何功之有，何言之有？遂感到十分渐愧和歉疚。有时候便安慰自己，认为斯校固有其厚德载物之品质，人文主义之蕴含，所以凡是它的学生，对谁都是支持的。然而我仍觉得自己幸运之极，它给我的多，我报它的少。
    我偶尔会想应该以什么方式给我的大学一些贡献。我有瓦当收藏的兴趣，也收藏了几个好的瓦当，我愿意在合适的时候捐出来，充实斯校的博物馆，以表达我的感情。然而大学如此久且重的支持，显然不是为了得到几个瓦当，而且瓦当也担不起，遂觉得自己的所想有一点荒诞和可笑。
    也许这所大学支持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要求，它仅仅是按照斯校固有的原则行动。只要它的学生有追求正义和真理的意志，它对谁都是支持的，这是它的传统。人一旦在斯校浸染，斯校的传统便要渗进他的血液。我以为，感恩榜上的那些人，都是斯校传统的担当者和发扬者。不过我还是一直在提醒自己，必须加紧努力，争取有大的文章，否则就辜负了我的大学。
    希腊英雄珀耳修斯是冒险才取得女妖墨杜萨之头的。把墨杜萨之头对准谁，谁就会变成石头，珀耳修斯当然伟大。我以什么成果完成我的精神冒险呢？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也是舒服的，不过他们吃了禁果，从而辨别善恶，懂得羞耻，遂有文明，亚当和夏娃当然伟大。我以为在艺术上和思想要超越一点，就应该像珀耳修斯学习，像亚当和夏娃学习。苟且偷安是不行的。
    我只有一所大学，但它的激励却是强劲的，这就够了。我喜欢我的大学。

    这几天李辉和文怀沙之间发生了一点争辩。李辉认为文怀沙出生日期有伪，入狱原因有诈，国学大师有虚，文怀沙机巧回应，在柔和的太极拳招式里暗藏反戈。李和文都是闻达之士，一时之间风带云来，蛟冲浪起，顿生哗然之议。
    为长者讳，是中国文化所久弄的，所以即使文怀沙行迹不洁，也可以让其含混过去，毕竟文怀沙高寿了。然而李辉是学者，实事求是，以获真相，属于他的职责，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比之为长者讳，真相之探似乎更具积极意义，也更道德。研究问题不避长者，也不避亲者和尊者，需要勇者无惧，智者无惑，并非容易。这样的人从来鲜见，于今仍少。李辉之道是大道，应该鼓励。李辉质疑的权利也为天赋，而且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任何人都可以反驳李辉，然而动用诉讼的方式欠妥，并会失败的。
    无论如何，文怀沙属于学者，非等闲之辈，更非引车卖浆之流，李辉之质疑也是一个著名作家对一个著名学者的质疑。当然，学者是分级的。在一个领域有造诣不易，有建树极难，建树比造诣高。我观文怀沙，其研究以楚辞为主，涉及国学。他在楚辞方面也是下过一定功夫的，具专业知识，然而多是一些今译著作，学术价值难有份量，传播便狭而不广。著作本就不丰，又因为见解平庸，遂言而不立。固然主编有浩瀚古籍，但主编之图书并非真正的学术著作。所谓主编，也常常会主而未编或主而少编的。即使文怀沙是真正的主编，那些古籍的传世也是因为其自身固有的魅力，不是文怀沙为其输入了魅力，何况传世的古籍一直都在传世，文怀沙只不过换了它的封面以适应这个时代的审美趣味而已。文怀沙有劳，不过二百卷古籍之中没有他一个语词。文怀沙的问题主要出在头小帽大，撑不起学术皇冠，遂以所谓的百岁年龄垫之，以反对江青的英雄主义填之。他还在一些学术论坛上残论学术，辄论美人，显得不正，不清，不和，从而污染学风，误导学子，以大师之派头损国学之华严。李辉把其高帽从谢顶上揭下来，难免使文怀沙尴尬，然而此举的积极意义在于警戒整个学术界，甚至整个文化界。
    文怀沙的回应很是苍白，遂消音不成，净化无果。中国人嘴硬，是因为好面子。实际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其过一旦白于天下，妥善的办法是承认它，以便给他人一个交待。这不但会为他人所理解，而且会获得尊严，反之，好面子往往要丧失尊严。谁想做公众之师，谁就要为公众的推崇有所担当，明星也不可以让公众浪费感情之投资。当然，承认错误十分艰险，也许十年经营，一朝倾倒。
   还有一种高尚的境界为忏悔。基督徒会向自己的神忏悔，临终的忏悔，尤其彻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不过有忏悔，才会有善言。信仰释迦牟尼的人也是会忏悔的，可惜文怀沙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基督徒，遂只有哀鸣。
    中国缺乏忏悔的传统，但中国却具反省的习惯，曾子就养成了一天反省三次的功夫。反省几近于忏悔。反省是一种默然的检讨，把所检讨的表达出来，便是忏悔了。从反省跨入忏悔，变化颇大，做到颇艰。窃以为文怀沙对李辉的质疑是会反省的，往事多少将在他的脑海回放，然而贵在忏悔。忏悔了自己轻松，社会也将笑而了之，文怀沙基本上还是文怀沙，甚至对他还将有新的发现。文怀沙一再得意于自己的正清和。闻过则喜为正，见素抱朴为清，同舟共济为和，盼高寿的他能为后生做一个正清和的榜样。
    人会犯错误，制造罪孽，人的联合体也会犯错误，也会制造罪孽，如德国法西斯主义之与犹太人，如日本军国主义之与中国人和其他亚洲人，所以反省必要，忏悔必要。基于此，人也便有追索与批评其错误并罪孽的自由。时代的进步大约就在于斯。
    谨祝二位先生愉快！
                        二ΟΟ九年二月二十三日于窄门堡

附录一

                文怀沙的真实年龄及其他
                                          李 辉
１,三个疑点
    这些年，特别是进入新千年之后，文怀沙先生频繁亮相于电视、报纸、网络各种媒体，故事越讲越生动，名头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响了。
    在各媒体发表的自述或专访中，此公生平的耀眼传奇引人注目者，主要有三点：一，自称出生于1910年，故今年已被媒体称作“百岁老人”；二，自述“文革”经历，系因被打成“反革命”而锒铛入狱，同时，又因写藏锋诗“反江青”而被视为“英雄”。三，被誉为“国学大师”、“文史大家”、“楚辞泰斗”。
    事实果真如此吗？
２, １９１０年出生，还是１９２1年出生？
    近些年，在接受记者采访或演讲中，文怀沙都自称为九旬老翁，年表中所写出生时间为1910年1月。但我所了解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自五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退休，文怀沙工作过的单位与呆过的地方主要有三处：１，１９５３年前，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担任编辑；２，约１９５３年调至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现与中央实验话剧院合并为中国国家话剧院）任剧本编辑；３，１９６３年底入狱劳教至１９８０年释放回原单位，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离休。
    据查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年代初的第一本花名册，文怀沙的出生时间填为“1922年”；据中国国家话剧院记录，其出生时间填得更为具体：１９２１年１月１５日；　1963年１２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３岁”，推算一下，出生时间也在１９２１年初。三处记录的出生时间虽略有差异，但相差不到一年。
     因此，有一点可以明确，即：在２００９年的今天，所谓“百岁”老人，真实年龄应是８８岁左右。
    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突出的一个光环是：文怀沙多次自述中称章太炎是其老师，故与鲁迅是前后弟子。
    据查，１９３４年秋天，６７岁的章太炎由上海迁居苏州，创办“章氏国学讲习会”。１９３６年６月１４日，病逝于苏州。但在１９６３年文怀沙的劳教记录中明确写到，他是“1941年上海太炎文学院肄业”。如果他出生于１９２１年，１９３６年才１５岁。另外，章太炎去世之后，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是否继续办，文怀沙“肄业”的“上海太炎文学院”与之是什么关系，是否为同一学校？也有待考证。即便是同一所学校，也应是在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由苏州迁至“孤岛”上海。按此时间推算，当文怀沙入学时，章太炎早已去世。　
    由于年龄提前了近１２岁，抗战期间的经历也就容易丰富得光芒四射了。如，其年表所记：“一九三八年二十八岁秋，于重庆作《听雨》诗：‘滴滴更丝丝，江楼听雨时。一灯红豆小，此夕最相思。’柳亚子评曰‘诗出王摩诘而胜之。’”实际上，此时他还在上海念书，只有１７岁，如何在重庆与柳亚子交往，得柳亚子如此嘉评？
    年近九旬之翁，美髯飘动，步履轻盈，思路敏捷，皮肤滑润，已相当了不起，足可夸耀，大可不必多说一轮十二年。虚拟年龄，于天，于父母，似均为不敬。如果仅仅限于自家庭院，别说虚增十二岁，就是自称二百岁、五百岁，也是个人之事，不必较真。但是，如果以　“百岁”之假，行大做商业广告之实，对消费者无疑有误导和欺骗之嫌。一旦进入文化史范畴，人际交往与学术轨迹就非一己私事，那就更有必要细加订正，予以澄清。
３，到底为何入狱？
　　文怀沙的“文革”经历，特别是多年牢狱之灾，受他的自述影响，媒体的不同版本大同小异，故事神奇，绘声绘色，被渲染为英雄般的壮举。
    关于其入狱原因，一篇报道说：“文怀沙曾经在1966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老右派’，因为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鄙视江青的话，于是被抓到秦城监狱，之后又被流配到西北。” 另有一处报道称：“在1974年，文老曾被扣上‘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
    这些叙述都不符合史实。
    首先，文怀沙不仅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分子”，相反，在批判“右派分子”时表现得十分积极与激烈，吴祖光先生在生前曾多次对人(包括我在内)说过， “反右”时他最不能原谅的人之一就是文怀沙。剧作家杜高先生，五十年代与文怀沙同在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作为“吴祖光小家族”中的主要成员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他回忆说：“在１９５７年批判吴祖光和我的大会上，文怀沙表现得非常积极，慷慨激昂。他指着吴祖光的鼻子说：‘你就是现代的西门庆，专门玩戏子。’他这是拿吴祖光与新凤霞的结婚说事。当时把我们气死了。”（２００９年２月１０日与李辉的谈话）
    其次，所谓“１９６６年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１９７４年因‘反毛泽东思想’罪名入狱”的说法，同样不成立。
   在北京文化界，知情者都清楚，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１９６３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其它原因。据知情者回忆，逮捕文怀沙的宣判大会，１９６３年年底在东单的青艺剧场（９０年代因修建东方广场而拆除）举行，青年艺术剧院的不少人都参加了那次大会。查阅史料，他的罪名定为“诈骗、流氓罪”（其罪详情为：自五十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１９６４年５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劳教号码：23900。他从来没有关押在秦城监狱，直至１９８０年４月解除劳改。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但他的年表如今却写为：“1978年，在胡耀邦的亲自过问下被释放。”
    由此可见，“文革”期间文怀沙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入狱，也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关于文怀沙在“文革”中的经历，叙述得最生动的莫过于写藏锋诗“反对江青”的勇敢之举。　
    正好梁效写作班子缺人手，一个朋友想要搭救他，就让文怀沙给江青写一封信，表示悔改和感恩，若能成功，这个朋友将会帮助文老结束监禁和劳改生涯，并且可以进入梁效写作班子，生活待遇也相当优厚。……文老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实在看不上眼，忍不住写下这样一首诗“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其中每句第六字连起来读乃是“龟主江青”。当时江青看后随手就把这首诗扔到了沙发上，可能觉得没什么，这一点却被王洪文看出来了。　
    故事实在太生动了！无法考证其真实性。让人生疑的是，按照当时他的处境，即便真有此诗，又如何能到达江青之手？他又如何知道江青将之“扔到了沙发上”，她没有看出这是一首“藏锋诗”，王洪文反倒看出来了？
    关于这一“英雄”般的吟诗行动，徐晋如先生在其博客《士林见闻录》中有云：“又谓其在狱中拒入梁效，且报以诗云……此诗每句第六字连读，则为‘龟主江青’也。据云至今悬于文家书房。然此事纯系文氏自造，卽古史辨学派所谓层累之历史也。”
    我赞同徐先生的判断。
    层累历史固然可以为编造者增添光环，但我们如何告慰那些在“文革”中真正受到迫害的英雄们的在天之灵？
４，是国学大师、楚辞泰斗吗？
    一个人是否为国学大师或文史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似不必过于较真。
    将文怀沙称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的主要依据，是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整理出版过《屈原集》以及随后陆续出版的《九歌今释》等。但是，有知情者就此发表过不同看法。
    五十年代初，舒芜先生与文怀沙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共事，一同参与了整理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的工作。据舒芜在《老吾老》（载《万象》2008年第10期）一文中回忆，当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的冯雪峰先生，安排编辑部同人各选一种古典名著自任整理，探索“以马列主义指导古典文学整理出版”，其主要工作是校注。舒芜指出：“包括《屈原集》整理者文先生在内的顾、汪、张、文、李、舒、黄几位整理者，都不是作为专家被聘请来，而是作为本社编辑人员被交派下编辑任务。从时间顺序来说，他们每一个都可以说是新中国整理某书的第一人，但这个‘第一’完全不包含价值意义，不是开辟者、创始者、奠基者的意思。”他还说：“ 这几本书陆续出版，除四部长篇小说外，其实都只是薄薄一本，注释完全是简单通俗式的，那时讲究普及，谈不上什么学术性。”即便如此，文注《屈原集》问世后，随即受到过其他专家的批评，而“文先生一出手就这样砸了锅，随即调离人民文学出版社”。
　　关于《九歌今释》等书，柳白先生在其博客上发表“:红尘过眼录之十”《文怀沙、“文革”中恐怖的“西纠”、聂绀弩、江青》，其中写道：虽然，沙之白髯飘飘，仙风道骨之貌，极易“醉”倒某些人，但是学界知其底数的人则都明白，文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
    仅以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其《屈原九歌今绎》（以下简称《今绎》）为例，即遭到诸多学者质疑。在作家出版社1957年版《楚辞研究论文集》中，李一氓和黎汝清先生对文怀沙的《今绎》提出批评。
     李一氓说文的“译文非常不连贯，仅是有一句译一句，前后句无照应，甚至一句中的兮字上下脱节。有些地方译者更是没有深刻的了解原文”。
     而黎汝清的文章则对沙的《今译》有如下批评：“还必须指出的是，有的文法也欠通……”
    上面二人所谈，均依据史实，且有当年黑白文字为证，当不谬也。
    最近，我请汤序波先生编选其祖父汤炳正的书信集以备出版。汤炳正先生是真正见过章太炎受其亲授的弟子，通信集中即有写给章太炎的夫人的一批信。汤先生是学界公认的楚辞专家，曾任中国屈原学会第一任会长。汤炳正生前在１９８８年致汤序波的信中写道：“从报刊上看，不少人的学术成就并不大，却由于大事宣扬，名气很高。我一向反对这一套，现在看来，应当注意。你所提到的‘沙翁’，大概是指‘文怀沙’，此人学术水平不高，仅仅翻译了几篇屈赋，怎能与郭（沫若），游（国恩）二公并称呢？”汤先生所言，与舒芜、柳白先生所述，可以帮助我们解开疑窦。    

    如今，口述实录盛行于各媒体报道及出版物，为历史研究、传记写作等提供了许多重要素材。但是，鱼目混珠，良莠不齐，同样让人感到忧虑。在此情形下，人们特别是媒体中人特别需要认真甄别，严肃对待，警惕一切可能的编造并以此混淆视听。
    于是，草就此文，求教于文怀沙先生，求教于读者和各媒体同仁。并希望抛砖引玉，使时间脉络渐趋清晰，历史尽可能接近于真相。
　　　　　　　　　　　完稿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2日，北京
附录二
                    文怀沙启事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
　　我诞生于忧患频连之己酉腊月初五，即阳历一九一○年一月十五日，其它歧说，俱不足信。后世史家当以此为据，无劳辨析，此哀言也；亦善言也。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废。堪留赠后贤及我不认识之子孙，已公开刊布者有：“正清和”三十三字真经及《四部文明》二百卷（约近一亿四千万言）。知我，罪我，有书为证，乌足道？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如是而已。
　                         二○○九年二月二十日
　　                                    燕堂文怀沙

     刘亚丽素具诗名，最近几年也写散文，其结集便是《一地花影》。春节之前有朋友推荐这本书，当时忙，来不及读，春节之后得闲，读而慨然。
    刘在选材上真是出奇制胜。文士骚客，尤其老手，选材皆极力免俗，以显其高。春花秋月，巫山云雨，松柏竹柳，雁鱼蛐蝶，往往是触景生情的雅物，充斥了天下作品。然而刘一反套路，超脱传统，多拣俗物：棉花，厨房，纸，粪，手帕，香烟画片，沙发，胸罩，回形针，都进入了她的散文。读之一则以惊，一则以喜，惊的是刘竟敢以俗物为题材，喜的是刘在俗物上发现了审美元素，把俗物变成了诗。
    刘的散文，闪烁着一种化俗为雅的艺术之光。在《棉花！棉花》中，她吟唱棉花与人朝夕相处，对人体贴入微，因为冬穿棉衣，夏着棉衫，还有棉帽与棉裙之属。她认为冰天雪地的夜晚，就会通向温柔之乡，其出于小时候的一种经验：“我们几个冻得彤红青紫的孩子从外面进到家里，三把两把脱掉棉衣棉裤，嬉笑打闹着快速钻进各自的被窝，火炕和棉花的热力早已把被窝焐得软绵绵暖烘烘的，暖意从脚底漫延上来，漫过头顶，所有的毛细血管都舒展开来，感受着棉花湿润绵密的体贴和抚摸。你见过温柔之乡吗？你享受过温柔之乡吗？你没有见过也没有享受过，让我来告诉你，它就在陕北冰天雪地的窑洞里，在窑洞火炕上铺成筒状的棉被窝里。”她说：“水仙是少女，牡丹是贵妇人，菊花是老人，棉花是中年妇女。”棉花普通，但刘却给了它纵情的颂扬，并以把自己的凝脂和润泽献给了生活的中年妇女喻之。体味起来，有长歌当哭之感。在《我爱厨房》中，她指出水龙头和煤气灶之美，说：“那么多的管道里分别住着最危险又最安全的清水、火焰和闪电。”她对厨房之爱，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一天，死神找到了我，我愿意在厨房里结束我的生命，那会是世界上最美的死亡。”如斯感受，颇有波德莱尔的风度。在《纸的惦念》中，她深情表达对麻纸和粉连纸的喜欢，抚摸这些纸，不只是光滑和湿润，还有植物的精华和灵气。她说：“纸是我一个人的图腾。”一种平凡的物质，由此升华，进入了又辽阔又深邃的意境。读《我的拾粪生涯》，开始有一点紧张。它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个字，溜出目光，抬头望着窗外，这时候我才放心，因为这是非常难以驾驭的题材，搞不好便泄出一股污浊，我当然为之提心。不过刘有造诣，她竟把羊粪和鸡粪也锤炼得可以欣赏，甚至能让人嗅到大地草木的味道。俗物是敦厚和坚固的，它的根须连接着人类的命运，凝结有人类的悲哀与喜悦。俗物并非没有诗，关键是要长一双明亮的眼睛，否则不能看到，更不会欣赏。灵魂之中生长着诗的人，才能看到俗物上的诗。刘的灵魂显然生长着诗。刘化俗为雅的艺术，也得之于一种训练和修养。
    我也注意到，刘所写的俗物，多是旧物，是她小时候所使的种种用品。人类是一个时代一个时代走过来的，作家或其他艺术家，通过他们的作品，一再回溯人类的来路，重温往昔的生活，实际上是在提纯一种精神，以抵制自己所在时代出现的病态和畸形。这种可贵的工作，刘是通过二十世纪的一些旧物完成的。刘把俗物变成了雅物，也给旧物注入了一种人性。人性便是现代性，因为它是反神的，也是反神一般的科学技术和金钱的。
    由写诗转为写散文，刘亚丽不是始作。论者曾经给诗人的散文以慷慨的评价，无非是诗人的散文感觉明锐，能跳跃，语言飞扬，像铜镜上的光。不过我早就发现诗人的散文叙事不足，抒情有余，时间稍久，其香便消。读这种有香的散文，一瞬之间是曼妙的，奇幻的，然而时过境迁，所思流转，便感觉其香殆尽，从而显出一些空洞。诗人的散文也容易形成自己的定式，这种定式源于诗人的心理结构。诗人比之其他作家，也许心理的能量与势力更大，甚至它要强硬地控制诗人，使诗人按着它所规定的调子而弄。偶尔读一篇诗人的散文与静坐下来读一叠诗人的散文，便会察觉问题在哪里。这些感受我一直守口如瓶，不让它随便传播，是不想挨文人相轻的骂。我也等待着，希望能看到诗人所写的叙事与抒情兼容的散文，以矫正我的偏见。现在一吐为快，是我终于发现作为诗人的刘亚丽，她的散文既没有浮华，也没有定式。她的作品，在诗人的散文之中显然是一个突破，在别的作家包括散文作家的散文之中，也是金色的收获。
    附记：《一地花影》，刘亚丽著，太白文艺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定价35元。
                              二ΟΟ九年二月十日于窄门堡
                           

                2009年1月14日于窄门堡

给世间某一个地方名之以长安，真是有心啊！属于造化，并具神意。

想到长安，我总觉得它是一种愿望，也是一个存在，是一段历史，也是一个现实。我以为一个中国人，凡是受过基本的教育，都当知道长安，即使一个西方人，凡是有一点东方意识的，也当知道长安。

早在秦就有长安了吧！史上说：“长安，本秦杜县之长安乡。”方志也说：“长安，秦乡名。”我从司马迁的著作获悉，秦王赢政之弟赢成蟜做过长安君，我还发现一条信息，楚怀王封项羽作长安侯，这都为长安是秦的行政辖域提供了证明。元人骆天骧认为，长安就在丰镐之间。

设长安县并作国都，是刘邦的决定。这个人尽管不学无术，但他却能接受凡夫俗子的意见，似乎还有虚怀。在关中建立国都，便是士兵娄敬的建议。当然，斯建议也得到了张良的赞同，而刘邦则是佩服子房的。萧何主持国都的建设，作长乐宫，又造未央宫，并择日奉迎汉高祖从栎阳迁到长安。长安一旦为汉之国都，便为天下所知。

沿袭刘邦的选择，之后还有十二个王朝以长安为国都，这都增加着长安的份量。不过把长安之美留在中国人心里的，只有唐长安。                           

卢照邻惊叹：

                   玉辇纵横过主第，

  金鞭络绎向侯家。

王维有其亲历：

九天阊阖开宫殿，

万国衣冠拜冕旒。

韩愈的印象是：

               天街小雨润如酥，

               草色遥看近却无。

唐长安之美，固然体现在其城的宏伟与壮丽，不过也并不仅仅在于里坊连天，殿堂拔地，甚至也并不仅仅由于它诗存万首。唐长安之美，完全是因为它大气，能够包围，给人了自由。信仰难免有某一种仪式，多少有组织的感觉，唐长安不忌讳，信上帝的景教可以来，信释迦牟尼的佛教可以立，信黄帝与李耳的道教可以行。骚客好发牢骚，总想讽喻国君，影响朝政，遂有杜甫酒肉之臭，死骨之冻，甚至白居易敢采李隆基与杨玉环为材，作长恨之歌！李白大笑西行，尽管仕途艰难，让他失望，不过得赐金离开京师之后，他还是很念长安的。他这样表达自己一种强烈的感情：“长相思，摧心肝！”

 李白反复吟诵：

长相思，在长安。

然而长安在哪里？长安在哪里呢？我寻找过秦长安，渭河沿岸，村荒路短，西风残照，只有几个古墓沉默。也寻找过汉长安，虽然大风起兮，云还在荡，不过瓦碎墙颓，蟋蟀凄凉，羊在半坡嚼草，不禁怅然。我是经常寻找唐长安的，遗憾所见总是古刹，斜塔，帝陵，觉得兴庆宫俗，会在大明宫止步。幸而收藏有半身唐仕女俑，苦闷之日，聊成我梦。长安在哪里？长安在哪里呢？

宇宙有数，遂使星旋斗转，苍海桑田，而且不为人的意志所决定。有一年，鹿离长安，于是国都就从秦岭与渭河之间的关中迁徙了。凤去城空，白云悠悠，显得一片空洞。天门不开，魏阙无存，是非常寂寞的。权力转移，长安不作国都，国都不在长安，它的地位便下降。有不肖子孙，竟不惜在过去的国都界面层层造屋，累累作舍，以显自己的功德与荣华。一人带头，十人效仿，几百年一千年下来，以致处处流行的装玻璃并贴瓷片的建筑就密密麻麻，滚滚而来，几乎覆盖了过去的国都。原貌大失，遂古风减，余韵损，几乎沦为新进或新兴城市之群。完全可以辟新址，建新城，从而既使古风留，余韵丰，又使伟绩大业现于时，可惜规划者与主导者除旧立新，只是新难久，旧易失，格调杂糅，难免让我摇头并叹息！

然而山高河长，长安仍在。省比市大，市比区大，今之长安已经演化为区，属于一级行政辖域。其东连蓝田县，西接户县，南列秦岭数十峰，北大约抵曲江池上游一带，面积不足1600平方公里。所谓存在的长安和现实的长安，就是这样一个长安吧！它在地图上有，是谁都可以看得到的。虽然小于市，更小于省，不过世间毕竟还有一个地方名之以长安，多少也是安慰！

我观长安，其文化遗产无不具中国的意义。秦岭盘踞于长安，是中国地理的南北分界线，是长江水系与黄河水系的分水岭。南方的温暖，是因为它把从西伯利亚冲过来的寒风和冷气拦挡在了自己的脚下！秦岭之谓秦岭，也标志着中国社会在春秋战国时代的一种进步，这便是周去秦来，周衰秦兴。从秦岭流出的沣河，滈河，洨河，潏河，氵皂河，浐河，潺潺溪溪，随物赋形，以种种角度汇入渭水。滈河与洨河所冲，遂有御宿川。杨雄说：“武帝开上林，东南至御宿川。”当年刘彻到秦岭去游猎，便经常夜寝御宿川。由潏河与氵皂河所造之樊川，先归周之樊国，后为汉功臣樊哙之食邑。这里唐有韦族居韦曲，杜族居杜曲，楼台馆榭，花芳草绿，引一代骚客为之折腰，并留下豪华文章。崔护的人面桃花，就是在樊川发现的。樊川还分布着八大寺院，其中兴教寺葬有玄奘的遗骨，华严寺是华严宗的发源之地。沣河沿岸，有周文王丰邑，周武王镐京，砖瓦车轩，足以见证一世文明。神禾原耸立滈河与潏河之间，斯地尝生重达六斤的一个谷穗，轰动朝野，天下惊奇，而且秦有皇戚葬焉，唐有僧钟荡焉。少陵原为浐河与潏河所环，地势高亢，厥土黄壤，承钟南山而挽曲江池，为九州独绝。其初在周杜伯国，继为秦杜县，汉宣帝陵在这里的甘寨村一带，汉宣帝之妻许皇后陵在这里的司马村一带，卜者素以为风水极好。明之藩王有九位入土少陵原，形成了磊磊九井十八寨，墓立石像，有马有羊，有虎有狮，也有文武大臣，无不高大奇伟，尤显雕刻艺术。少陵原夏日金黄小麦万亩，秋日碧绿谷物满目，农耕传统久有几千年。李白登上少陵原，北望汉家坟茔与寝阙，兴之所至，赋诗曰：“秋水明落日，流光灭远山。”

长安固然有密集的文化遗产，不过这个长安毕竟处于唐长安的边缘，它也只是历史的长安的一个部分。历史的长安，显然有更多的文化遗产，如果它们仍可以展露，那么其气象一定森然而震撼，吸引天下人乘兴而来，赞叹而去，可惜它们渐渐湮灭着。这种结局总让我产生一种隐痛似的折磨。好在世间还有一个长安，像一个梦，多少是一种安慰！

非常荣幸，我是长安人，就出生在少陵原上。我的村子并不大，不过北有庙堂，南有戏楼，东西各有一涝池，妇女一般都在涝池洗衣服。村子还有堡门，一条泥土白硬狭路向里延伸，两边房高门厚，以砖为墙，是地主的宅第。我形单影只，经常在肮脏的巷子窜游。长大以后，我离开了村子。我有一个感觉，尽管村子有父母之居，祖先的灵魂也在这里，然而不离开斯地，我会非常痛苦的，而且注定事不成，功不取。卑微若我，尽管未能远走高飞，不过也曾经铿锵奔突，抑扬激荡，以努力进取，无愧于长安。我是清醒的，多年以前我就知道自己没有漂洋过海的机会了，甚至连在京沪一带坐一把椅子吟诗著书的可能也渺若烟云，当然，即使有神助让我脱胎换骨，汗毛变成鹤毛，能够振翅以翔，我的故乡还是长安，而且永远也是长安。

某年月日，我得以在长安区工作，真是诚恐诚惶。偶尔到乡村或街道去，见公路纵横穿插山川河谷原坂之间，树沿途载，草在埂种，瓦房辞旧，高楼迎新，人皆匆忙，以努力改变生活!故乡处在急剧的变迁之中，我要献上自己的敬意！不过我心中的忧虑也忽聚忽散，而且无可奈何！

究竟是谁在调控，长安在天下忽大忽小，其中心也移来移去？然而不管怎么幻化，自从世间有了长安之后，它就没有断绝过。我以为这有神之意。站在此长安的任何一个点上，或是站在彼长安的任何一个面上，我都难免有所思。我不知道历史的长安是现实之长安的原型，还是现实的长安属于历史之长安的一种纪念，我不知道历史的长安是现实之长安的理念, 还是现实的长安属于历史之长安的影子。我经常把现实的长安与历史的长安融合一体，甚至会给存在的长安涂抹愿望的长安的斑斓。我往往把今之长安与古之长安重叠起来，甚至把小长安当作大长安，把真长安目为虚长安。我望着秦长安，呼着汉长安，牵着唐长安，想象秋风吹渭水，万户捣衣声。长安的意象，我挥之不去，触之即飞！有时候所思如幻，有时候很是踌躇。

如果我强调长安是中国唯一的，那么我必然遭人白眼，并问我中国何处不是唯一的！是的，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是唯一的，不过长安不但是过去的国都，而且国都永远寓于长安之中。虽然过去的国都在其它地方也有，而且也多有诸朝，不过只有长安使人有浓郁的故园之念，醇厚的故国之情，并生千千之结，给人一种安定灵魂的淡淡而悠远的哀伤。这是中国文化培养出来的，我有什么办法呢！长安无生土，长安无野草。长安是中国唯一的。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一个问题：到底是谁给世间某一个地方名之以长安的？内涵是什么？到底是什么背景使他把一个行政辖域唤作长安？一种流行的解释是长治久安，而且竟成公论，不过我再三推敲，不以为然。这种解释，只不过是过去垄断中国社会资源的少数人的观念而已，它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对付多数人的，是保证一种用以维护少数人安全和利益的秩序的。刘邦设长安县，以长安为国都，显然有让他的统治长治久安的愿望，可惜他的愿望未能实现，甚至连他自己的朝廷和后宫也乏治安，甚至他尸骨未寒，其妻吕皇后就残忍地处理了他亲爱的戚夫人，有什么长治久安的呢？

我不能知道是谁名之以长安的，不过我可以想象他。我总觉得这个人是一位智者，他读书也多，阅世也多。他用知识与经验见证了战争的残酷，遂祈祷和平永在，并祈祷强不凌弱，财以济穷，幼有所长，老有所依，矜寡孤独残疾无不有所养。他给一个行政辖域名之以长安，目的在给天下一个启示。

然而仅仅如是并不够，长安必须有它的现代意义。既然是长安，那么这里就要非常宜于人生活。它的环境应该是追求生态的，空气清洁，水无污染。它的制度应该在于能促使人获得富裕和尊严，并有充分地自由表达和自由信仰的权利。

给某一个地方名之以长安的智者，显然不会见闻什么现代意义，不过把以人为本的元素注入长安的内涵，似乎并没有违背他的设计吧！

在希腊今之雅典西南一带，有一些残断的建筑，白石苍苍，芳草萋萋，便是雅典卫城。这些足有三千年的建筑，以雅典娜神庙为主体，是希腊人过去祭祀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的。希腊人一直视其为文化遗产，并为之修建了卫城博物馆。希腊人始终把这里当作圣地，因为它是希腊文明的象征，甚至是国家的象征。耶路撒冷当然是圣地了，其中有一段哭墙，早就变成了犹太人信仰与团结的象征。罗马帝国有一度占领了耶路撒冷，犹太人四散而逃，然而不管多么危脸，一直有犹太人返回这里，望着哭墙，抚摸着哭墙，泪水涟涟，以表达失国之痛，并祈祷上帝保佑犹太人。即使现在也还有犹太人纷纷到哭墙去诉求对故园的所盼。显然，耶路撒冷及其哭墙，使犹太人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向心之气势。什么是文化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的力量！

中国人在过去也是有故园之敬的，而且形成了典礼。秦始皇平定四海，便先回了一趟陇西与北地，登崆峒山，又在雍城作拜，其后才浩荡巡游并封禅。周人从豳发展到岐，发展到丰邑，又发展到镐京，至周武王消灭殷纣王，成为天下之主，是积十数代努力而成功的，所以在殷墟处理了政务之后，他便返豳，登上一个高台以告祖宗之灵，并祭祀岐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孙保之！”殷人箕子，原是殷纣王的大臣，事君极忠，然而殷纣王无道，荒淫奢侈，拒谏害良，他便披发佯狂，以保其身。殷纣王以为箕子真疯，便抓他进了监狱。周武王克殷，解放了他，向他请教治理天下的方略，并派他在一方执政。几年之后，箕子有事情经过殷过去的国都，见宫倒垣塌，寂寞荒凉，草和谷物竞长。他想到殷纣王败坏朝政而丧山河，又愤慨，又悲伤，他大哭，不宜，他暗泣，也不宜，因为暗泣像妇女，随作歌以慷慨其意，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

遗憾今之中国人重于向前看，忽略向后看，不注意自己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根在何处，其宗何态。这也不奇怪，二十世纪一浪汹于一浪的批判运动，横扫了中国的精神文化，甚至极尽亵渎，竭力摧毁，以把彻底清洗。随之社会转型，中国人一夜之间便进入了发财致富的高速公路，并在全球化之中城市化，从而有了理由让层层数以千百年之帝王的或民间的中国的物质文化退避而去，以便建大厦，修大宅，焕然为新。悲哀啊！先是精神的文化即文化的软件公然遭到戕害，接着是物质的文化即文化的硬件变相遭到铲除。悲哀啊！中国文化何以载之？什么时候中国文化才能终止衰落？什么时候中国文化才可以巍然而灿然，受天下人敬仰？

我一直有一个请求。我也怀疑我的请求会有什么反应，我更知道我的请求已经晚了，几乎没有什么用了，不过我还是要请求，而且呐喊：不要让挖掘机的爪子轻率地在悠久并伟大的长安乱创，不要简单地拆卸它的石头和砖瓦，不要随便动土，因为长安是一个母系氏族留下了陶罐的圣地，是藏着周人青铜器的圣地，是老子遗存真言的圣地，是孔子只能梦见而没有身临的圣地，是埋着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的棺椁的圣地，是为中国开拓了疆域的汉武帝拜天的圣地，是有唐一代为中国创造了辉煌文化的英雄活动过和诗人歌颂过的圣地，是日本军队在1937年至1945年之间千方百计企图进入而怎么也不能进入的圣地，是神一直关注着的有云飞扬的天作之府。

    长相思，在长安!

                                 二OO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于窄门堡

了解陈忠实不易。先生总体上是一个深刻的人，体验复杂，恰如其面。我难免想，先生对他的一些论者包括我在内，也许会窃笑，甚至要暗问：你究竟懂什么呢？

乡村

陈忠实有一次自谑道：柳青在长安乡村从头至尾才十四年便传为风雅，我在灞桥乡村生活工作了五十年竟无人在乎！

这也是一个问题。当然情况有异，几近两类性质。不过乡村对陈忠实的意义是远远大于乡村对柳青的意义的。

古也罢，今也罢，在自己的家门口成事的人从来寥若晨星，因为羁绊太多，坠力太大。耶稣在拿撒勒传道不顺，遂往别处，孔子也周游列国十有余岁。柳青的家门口在吴堡，所以长安算是柳青的异乡，但灞桥却是陈忠实的故乡。陈忠实是在家门口取得功名的，由斯察之，陈忠实便有雄杰资质。

陈忠实1942年出生在西蒋村的时候，是无知无觉的，但他的父亲却有意让儿子离开乡村，到西安或别处去某一份体面的职业。父亲尽其所能，通常是变卖粮食和树木供给陈忠实和他的哥哥读书。很是艰难，不过终于读到了高中。毕业之前，陈忠实谨慎地为自己谋划着，当然，已经二十岁，他也能够这样做了。他的打算是：上上在大学深造，其次当兵，其次回乡村。遗憾当年大学招生名额锐减，他坦然落榜，军营也对他关了门。前进不成，在什么地方栖息一下或游移一下也不能。他有乡村，便只得归去。这种下下结局对父亲是希望的破灭，对陈忠实当然也是希望的破灭，不过这对陈忠实还是一次意义重大的失败。时在1962年，到处都很困难，他和父亲也无可奈何。

当一个完全的农民，显然不会让陈忠实由衷接受，这是因为他对文学兴趣强烈。在乡村，几乎什么事情都难干，但只要你长着一根对文学产生兴趣的神经，文学却是可以干的。缘于如斯道理，陈忠实变得沉静起来。水深了才能沉静，而且沉静之中也许还潜藏着波澜大惊。

他在乡村当过教师，当过公社干部，这都让他顺利地获得了文章的材料。多年之后，他所听所见的，所经历的，都生动地进入了他的作品。然而乡村给他的不仅仅是这些。

世界上所有经典作品，特别是小说，无不由于地界各异而有独特的文化气息，甚至一国之内也会南有南味，北有北味。风土是会影响作家的，而且会把这种影响渗透在他的文章之中。尼采强调忠于地，周作人研究方域与文学的关系，大约便源于斯。

西蒋村在行政地理上为西安所辖，不过在历史地理上，它归关中，处于白鹿原北坡，灞河之滨。灞河源出秦岭，绕白鹿原而流，曲曲折折，悄然入渭。史书上所谓沛公军灞上，意为刘邦让其部队驻扎于白鹿原，灞上指的就是白鹿原。这里地势崛起，白云任游，可以仗山握水，居高临下，眺望四野而无余。有一天，王昌龄发现斯地很是美妙，便愉悦地隐居了一度。

到陈忠实这一辈，陈家起码有三代生活在西蒋家村。他小时候所玩耍，长大所读书，写作，以至迎妻抚子的庭院，当然是祖居老屋了。有五十年，陈忠实走出家门，在乡村，或到白鹿原和灞河周边的地方去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小麦一黄，便种谷物，谷物一收，便是秋风和冬雪。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家而族，族而宗，宗而祖，早就形成了一套秩序，陈忠实开始目染，以后便帮助料理，渐为主持。乡村的这一切，都哺育了他的一种趣味和一种审美。乡村激烈的社会变革，尤其是阶级斗争，人与人的斗争，也让他获得了一种智慧。

乡村有一个人，也许他对陈忠实的影响比风土对陈忠实的影响更具力量，他便是陈忠实的父亲。父亲的权威在乡村是自然的，不过到十六岁，陈忠实才真正发现了父亲的含义。那年，父亲陪他到学校去，经过一段没有人烟的地带。小路荒滩，寂然如灭，蓦地草丛一动，父亲说：“狼！”只见一只狼瞪着绿睛，还有一只狼也瞪着绿睛。父亲镇定，从容，不慌不迫，当然影响了他，这使他连一丝一毫的恐惧也没有生出。当然，他对父亲的敬畏特别在于一种道德气场。陈忠实闯荡世界，回家总能感到父亲独具风采的一种目光。陈忠实对这种目光的理解是：不管你做什么，成与败，反正不能把龌龊带到祖居的老屋来。

在中国乡村，父亲显然是一种活的风土，甚至父亲就是大地的印章。陈忠实的父亲大约是一个修身长脸的人，高眉骨，大眼睛，总是岸然而立，神有肃穆，情含豪壮。陈忠实对李遇春说：“我对我的父亲很虔城。”他透露，自己对父亲一直有负疚之感。

不过乡村毕竟只是世界的一面，这个世界还有一面为城市，这也是陈忠实所明白的。他对都市并不拒绝。在工作地址上和户籍登记上，他也早就是城市的一员了。他从自己所在的城市出发到北京或上海去，或到美国去，到罗马去，天下任行，但流淌在他的血液的却一直是乡村所赋于的一种质朴和善良的品质。城市改变不了他。

性格

作家这类人，性格往往以两种为极端，一如李白的狂傲，拒绝做蓬蒿之徒，仰天大笑，阔 步见君，一如卡夫卡的害羞，交际有阻，甚至临阵脱逃，一再解除婚约。

陈忠实的性格一般表现得很是谨重，有礼有节，呈君子风度。一旦高兴了，也会阳光灿烂，爽朗透明。平常对他开一点群众性或流行性的玩笑也无妨，然而要注意分寸。涉及到严肃问题，他是非常认真的，若有冒犯，那么会目睁神凝，声高调粗，据理以辩。这些都是历经沧桑之后所养成的文化形态。

陈忠实在小时候大约是内秀的，也是内敛的。有一件事情，似乎就透露了这种心理特点。初中阶段，由于经济拮据，他不得不休学。教务处一位年轻女老师同情他，觉得他一向成绩优异，休学是浪费时光，便背着他向校长争取中止休学，不果。女老师为他办理了手续，很是不舍，便送他离开学校。分手之际，女老师嘱咐他妥善保护休学证，并安慰他休学一年是不要紧的。不知道什么原因，女老师忽然泪水盈眶。陈忠实见其情形，感染融化，竟要嚎啕起来，不过他决不可以哭，遂赶紧低下头，牙咬嘴唇，强迫泪水倒灌到咽喉里去。不内秀，便无以察觉女老师之心，不内敛就会以哭或泣回应女老师的泪水。若是这样，那么瓷瓶香酿就冒气了。

高中毕业以后，陈忠实在乡村当教师，这是别无选择的一种结果，悲哀弥漫，不过毕竟可以写作，也便多少抵消了一点痛苦。有一次，他把一篇散文投给一家日报社，有编辑让他修改，修改之后再投之，再修改再投之，就没有新的消息了。期待颇高，等得让他焦灼。终于难以忍耐，便想到日报社文艺部一问，但他在日报社的门口却踌躇徘徊，反复考虑见了人怎么说，说什么。硬着头皮走进编辑部，也是草草地向坐在门边的编辑问了一声便出来了，因为他不敢乱瞅，更不敢仔细向别的编辑了解情况。当年他21岁，显然有一些自卑。这种心理现象，为他所意识，自己也承认。

陈忠实声音沙哑，骨骼成梭，尤其皱纹网面，有强烈的阳刚之气。不过他也有脆弱的时候，甚至不禁而哭。1979年一个短篇小说发表，得到肯定，并感到了社会的一种信任，他流泪。1992年接人民文学出版社高贤均信，得知长篇小说即将出版，并有高度之议，他流泪。邹志安四十二岁病逝，陈忠实见邹母，邀请她到家去跟自己的母亲聊天以排遣忧愁，邹母说：你母亲有你在，我的儿子在哪里呢？他流泪。2001年春天，陈忠实重返已经离开近乎十年的祖居老屋准备久住，想到自己毛60岁了还要这样独处，难免伤感，有一天早晨忽然听到一阵禽鸣，爬在窗口一看，发现一对斑鸠在树上手舞足蹈，你唱我和，遂觉生命之美，他流泪。不过陈忠实之哭，多是眼睛模糊一下便结束，大约是不愿意把属于女性专长的有脆弱因素的样子展示出来吧！

陈忠实的坚硬，应该是其性格的主流。他有一次对朋友表白：“我趴下不趴下全在我。”其意是指他不可能碰到挫折便趴下。小时候，他这种心理特点就有足够的展现。初中一次语文作业，他交的是一首很得意的诗，原以为车老师会表扬他，不料不但没有评点他的诗，反倒给了一个让他受辱的批语：“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这显然是怀疑他抄袭了，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下课以后，他便追到车老师宿舍去，再三问他的批语是什么意思，一怒之下竟自己撕下诗，撕下批语，几乎要扔出去。之后车老师用推荐陈忠实散文给杂志的方式，婉转示歉，陈忠实才原谅了车老师。高中毕业之前，他渴望入伍，并在学校报名，但检查身体那天，他却发现班主任程老师没有通知他，只带着别的几个学生走了。他不清楚这里有什么名堂，恼而且急，要见程老师。他直奔办公室，不在，又赶往远达数公里之外的医院，还不在，又跑到程老师陪着妻子悦然购物的商店，一再问程老师为什么没有通知他检查身体，凌厉躁动，难以回避。

大约在1990年，陈忠实有一个可能离开陕西省作家协会，调他到别处去当作家的遭遇。省上某领导赫然指示，他必须认真对待。然而他意见明确，不愿意调出，遂不动。之后某领导了解进展，并催促办理手续，他还是不愿意调出，而且强调什么都可以放弃，只要在这里当作家。悬空缠绕之际，他干脆径往某领导办公室，直面而问：请你告诉，我要坚持在作家协会工作，不到别处去，组织会不会开除我的党籍？结果是，某领导当然不会以开除党籍强迫陈忠实调动工作。

坚硬，甚至火爆，不过陈忠实并不会丧失理性。他的情感即使惊涛骇浪，汹涌澎湃，然而终于是能够控制自己的，不致造成水患。有一个边界，他不跨越。有一个原则，他不违背。他不做无法无天，不可收拾的事情。在乡村，他的边界是父亲的权威，到这里他必然止步。

几年之前，有朋友提醒我对陈忠实要尊而尽礼，敬而不狎。我素非随便戏耍之人，也不会对谁过分亲昵以致轻佻，所以不重之举不会发生。然而常异想，好争论，并坚持己见，也就难免冲撞陈忠实了，甚至有一次为龙的问题竟惹得他罢箸止食，只吸雪茄，出粗气而且出长气。请谅。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