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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我们往何处去?(2005-11-02 17:19)
(这是一篇2004年底应《明报周刊》邀稿而写的文字。如今已到2005年底,这一年我们走得怎么样?别急,媒体的年底大盘点又快要来了,像赶节一般,一拥而上,令人头昏眼花,不忍卒读。读篇自己的旧文,做好心理准备吧:)
 
其实,这些文字大都价值不大。因为,大多是吊在空中说话,包括我的这篇也不能幸免。
 
今天读了中青冰点的多篇报道,心中佩服他们的记者,佩服大同、跃刚他们的胆识和对专业品质的坚持。用那样平易的文字,那样平实的故事,却可以字字珠玑,触碰到心中对于真相的渴求,是一种很踏实的感觉。
 
而这个时候,读了这些文字之后,你才恍然发现,啊,原来媒体上大部分的文字,虚妄得如此可怕,以致让人的内心都没有了感觉。中国在转型中,那么多值得关注的故事、人、话题、历史症结,媒体是故意在避让,故意在无能!
 
贴出这篇,算是给自己过去写作的一个警示。
 

 
一年有春夏秋冬的季节轮替,到了最寒冷的时候,人的思维却总可以焕然一新。那是因为人发现,这个世界不光是你一个人、他们一群人在左右,世界有自己的斗转星移,自己的运作。人,人的世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不得不承认,这种比照会让人顿时谦卑下来,人也就更澄明。
 
每年的最后一个月,报社都要为年末特刊筹划、讨论,定下了框架,也就各自分头行动。约稿的约稿,采访的采访。我平时编辑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评论板块,所以,自然也就顺延着编辑年末特刊中的相关部分——中国观察,时政、经济、社会、思潮四个部分,分别约请学者梳理一年的进展,总结并展望。当初的设想是,希望这个板块可以为以后的人们回顾历史时,提供一部不偏不倚、又有深刻洞见的编年史。今年是第二次。
 
回望一年,每个人的心态都不同。要想不偏不倚,其实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写下的东西,以后仍有些看的价值,那就得老老实实承认是私家之见。所以,“中国观察”我们请的是一些比较固定的作者。可以坐怀不乱,可以视野一贯。
 
我对香港真是一点也不了解,只做过短暂的访问。本来根本无权说话。但以私家观点来看,我倒觉得,大陆和香港的两次“旋风”,颇可呼应,作为基本的看点,也许会比较有趣。所谓“旋风”,乃是对原有固定秩序根本性的撼动之势。
 
11月明报以罕见的全版刊出龙应台长文《香港,你往哪里去——对香港文化政策与公民社会一点偏颇的观察》,追问西九龙文娱区的问题,检讨香港的中环价值和殖民思维。“龙旋风”曾吹遍台湾,为台湾民主化、公民精神的培育贡献过独特的文化推动力。龙应台对香港公民运动的兴起显然期待有加,这从副题即可看出——“小龙女”的文风何时变得这么“谦虚”?文章立刻引发了激烈的论辨,甚至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也表示密切关注。但是,她告诉我,一年以前,她就逐条研究过西九龙规划条文并撰文呼吁过检讨,却并没有引起足够关注和讨论。
 
香港本身具备比较浓厚的市民自治传统,但要让她检省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念,培植起商业社会之下的人文底蕴和真正凝聚公民社会,却也并非易事。但小小火花,可以燎原。西九龙事件,可能就是这样一个火花。
 
我可以摊开来谈的是大陆今年最引人注目的“郎旋风”。两者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但都事关公众的权益。郎本身的观点存在很大的偏露,批评私企,批评主流经济学家,却滑过了最主要的公共政策制订者——政府的责任。但是,国有企业在管理层收购过程中存在的侵吞国有资产现象,企业转制中职工利益谈判机制严重缺乏,最主要的责任来自政府,来自不受监督的权力。
 
可以肯定的是,在一个缺少法制框架的环境里,权力主导的私有化进程,必定一味追求私有化后效益的提高,急于替国有资产找到所有者就行。而完全忽视私有化过程的合法、合理性,寻租空间扩大,私有化就变成权力与资本的合谋分利。
 
因此,在大陆目前的改革中,政府如何定位自己的利益和角色,显得至关重要。现代政府的基本第一课是,政府一定不能是企业家,既当裁判,又作运动员。所以,当政府官员自身陷入到利益的泥潭中,寻租成为普遍现象时,政府难以维护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也难以尊重公民权利、公平地对待社会中的不同群体。
 
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除了自然力反抗以外,只有法律条文可以规范政府的权力,哪些是政府不能做的,必须有明确而严格的界定。更具体的,法院必须可以追究政府官员行使权力过程中给民众造成损害,政府官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包括给予合理而及时的赔偿。用温家宝总理的话来说就是: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侵权要赔偿。而这正是大陆社会紧缺的法制资源。今年一些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官民对立情绪已经非常严重。
 
依法治国,在大陆已经是一个非常流行、很主流的概念和口号。可是,依法治国,绝对不是以法治民,而主要是依法治官。还用温家宝的话来说,就是“治国者必先受治于法”。中国一直以来奉行的苏联式的法律定义:法律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老早应该丢进垃圾箱。
 
有人曾总结大陆知识界的主导语境:1980年代是美学话语的天下,到了1990年代是经济学的话语普遍流行,而在21世纪的开头,法律和政治学的话语开始抬头,浮出水面。可以在今年找到的证据是,经过郎咸平炮轰主流经济学家,以及他们私有化方案遭到普遍质疑,主流经济学家的声望受到了很大挫伤。而一批法律、政治学学者,代替文史哲的知识分子,与经济学家分庭抗礼,占据主流媒体。
 
2005,往何处去——我希望中国往法制方向走。而它的指标很简单,就是公民在面对权力的霸道时,可以用法律来获得救济。政府如果不去主动推动法制,就会遭遇来势越来越汹涌的合法性危机。然而,使社会得以永继发展的法制,更需要公民的勇气、公民社会的托护,才可能建立起来。
 
所以,报社要编辑给读者写新年寄语,我写的是:让我们重温启蒙运动的口号:Sapere aude!——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敢做聪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