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出生在山西，从初中起，我的记忆里就没怎么见过蓝天，我们家的水要烧开沏很浓的茶才能喝，不然就是苦的。我们家的远房亲戚，每隔一两年，就听说有人在矿下出了事。
十年后，我重回山西，拍摄老窑头村，发现情形比我记忆中的更加糟糕，这里的人们靠雨水为生，这个我所见的有最美的明清时期窑洞的乡村，现在唯一的色彩，是黑灰满天的公路上，暗红色的运煤卡车。昼夜不停。
这个村子有一座每年可以挣上千万的集体煤矿，但人们过得比十年前更贫穷。将近1300人的村庄，年人均收入不到600元。
煤矿归历屇村委会主任承包。村委会主任是村民自己选出来的。只不过选票出现金买。一张2500块钱，在竞选现场，所有的现金就放在大箱子里现场分发。
在场的乡人大的主任说“我管不了，我管，老百姓要打我”
“反正也没有村民代表大会，煤矿的事只是村长一个人住主”老百姓说。“我们就把这选票当作分红”
年青的小伙子都很兴奋,骑着崭新的摩托车在土路上呼喝追赶。
只有一个矮个子老人，扯着我一路爬到山顶上，看他家新盖的房子，墙上全是大缝子，摇摇欲坠，用几根木头
一
有一天，我问我的医生朋友，我感到的窒息感是怎么回事？
“因为情绪影响呼吸系统，使呼吸频率放慢，二氧化碳在体内积聚造成的。”他温和地说。
我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但现在我觉得好多了——因为他作出了解释。
这就是我喜爱的书的标准：人们从各自的角度来解释世界。
比如美国一位医生刘易斯。托马斯写的《最年轻的科学》，是他多年来观察医学的笔记。
最迷人的一部分是他谈到内啡呔。它附着在感知疼痛的细胞表面。是一种类似鸦片的物质。
可以减轻疼痛感。
这种物质为什么存在？它的生物学目的是什么？它怎么进入进化的选择试验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科学家做不出解答。
它并不是人类独有。连蚯蚓这样的环节动物的原始神经里也存在，跟我们一样具有同样解除痛苦的系统。
为什么？
“如果对巨大的痛苦没有防护，一条虫虫每天的生活——被人踩，被鸟啄到，被水流冲走——一定是地狱一样的生活”他试着对这种“生物学上普遍的宽恕怜悯”做出解释。
“如果我是这个大的封闭的生物系统的设计者，
王二好象是73年的。东北人。
大家都拿他的样子嘲噱，他自己也说“早上洗了脸，没带眼镜，一转头看见镜子，差点对着自己喊大爷。”
有天在地铁里，他死盯着一个姑娘看，最后那姑娘终于犹犹豫豫地站起来，要给他让座。
笑得我。
他做过广播，也写过东西。身无分文的时候来作电视策划，刚好又赶上青黄不接的时候，很受了一阵子钱的苦。所以日子过得有点紧。
我见过的他唯一的随身用品是一个中央电视台发的纸袋，里面装着游泳衣。在南院餐厅吃完免费的两餐，游完免费的泳。
然后回家，看5张盗版DVD，睡觉。
日日如此。只不过纸袋子旧了，又领个新的换上。工资都存在建行，他自己说每天坐去地铁路上看到建行的大招牌，都有一种“深沉的幸福感”
但就是这个人，居然有天买了一盆花送我。
是那种国庆以后从天安门撤下来的花。老太太在地铁口拉着板车卖。一块钱一盆。
他奋力拨开人群抢了一盆。
一盆垂头丧气的小黄菊。很贫贱的样子。他还作陶醉状深嗅一下，差点没熏个跟头。
郑重其事地送给了我。我把它放在办公
“我可以对别人说我是艾滋病毒感染者，但不能说自己是同性恋者。”
21岁的大玮对着我们的镜头说。
他说“在感染艾滋的人里头，有血液传播的，吸毒的人，还有嫖娼的，同性恋是最底层的，最被人瞧不起。”
“医生问起你就说是找了小姐。”张北川教授对给要去看病的感染艾滋的同性恋者说，他担心会有麻烦。
他是中国对同性恋研究最早，最有成绩的学者，他的话可一点也不多虑。
我在青岛见到一个男孩子，他从外地来治疗，因为当地医院的医生知道他的同性恋身份后拒绝医治他。
他说那个诊所有很多妓女，医生都治。但就是不给他治“你不嫌丢人啊，你这种人在社会上将来怎么办？”
他在医生面前跪下了。
没有用。
妓女是被人不齿的，但是------同性恋者？更加羞耻。
一个母亲带着一个刚刚20岁的孩子来找张北川，她的孩子是同性恋者，那个母亲说“我早知这样他生下来我就该把他掐死”
不奇怪，这期节目做的时候，身边有人对我说“这节目我看都不要看，恶心。”
所以，他们就这样隐身在我们这个世界之中，将近3000万
一
有人打一个女人，用刀砍她的手，用酒瓶子扎她的的眼睛，用枪抵住她的后背，强暴她，侮辱她的姐妹，扼杀她的孩子。
在中国，他可以这么做，甚至在众人面前这样做，而且不会受到惩罚。
———因为他是她的丈夫。
我们站在安瑞花的家门口，院子里码放着几百只空的酒瓶子，一半埋在肮脏的雪里。
卧室三年没有人住了，像个虚墟。十几年，这曾经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生活最隐密的地方。所有的事情都发生在这儿。
她从不反抗，直到孩子受到威胁。
她杀了他。二十七刀。
到现场的警察说死者眼睛睁得很大，脸上都是“难以相信”的表情。
是风声吧，让空屋子听上去像在尖叫。
二
两年前，我在《东方时空》的时候，一直想做这个题。留着一份法学会的报告，第137页的右下角注解中有一个数字：云南省女子监狱里的暴力杀人的女性重刑犯中，因家庭暴力杀夫的占到60%。
一直没有机会做。
“杀人这种东西是有基因的，跟家庭暴力没什么关系”开论证会的时候小宏说。
王剑锋说，“要是我，他妈的趁
我也不知道“小虎队”这个名字怎么来的。
大概是从去年拍《双城的创伤》的时候，我们四个人——两个从没做过节目的实习编导，其中之一兼录音。加上刚到调查的我。摄像海南也是新人，拿台DV就出发了。出差回到办公室，大家都喊“哟，小虎队回来了。”这个名字就这么叫开了。
就这样一个雏形，居然9‘18改革被扩充为一个组。组里8个人，最大的70年。最小的两个才80年。领导不说什么，我们自己知道轻重，怕负了调查8年的盛名。
调查性报道，以揭开内幕，探寻真相为要义。有无限未知空间可供探索，当然令人兴奋。但节目昂贵风险，成败全看对人对事的认识，考验更大。
小虎队经验不足，一开始只能靠任事之勇。
戒毒所贩卖吸毒女卖淫，或是现任高官洗钱。这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题，但项先中辗转半年去磨这样的题，历尽艰辛不算，为了省经费要求自己花钱出差。前阵子有一天下雨，湿淋淋地来了，问他才知道，连坐公共汽车的钱也没有了。但还带楼下来告状的老人去吃碗饺子，还给买十几张大饼让人家带在路上吃。
我问他为什么？他只说“调查这样的节目，不能做的让人汗颜。”
范铭
一
平衡是什么？
在梅尔文。门彻的《新闻报道与写作》里，给的定义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
非常简单。
温铁军的报社对侨房公司改制的报道，之所以被诉590万，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记者没有采访公司，也没有在文章中体现出对方的观点。
侨房的老总钟威说“我们总觉得，作为新闻媒体来讲，应该有一种职业道德。不能说没有经过调查，事实根据。就这么来报道一件事情。”
我问采写报道的记者：“你为什么不拿着那些你已经核实过的证据，去侨房的公司跟他们有一个面对面的交流？ ”
记者说：“在做这篇文章的时候，大家在说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没有对方当事人的声音的话，我们能不能写这篇文章？后来为什么决定还是写了呢，因为当时我们不写没有把握的和不存在的或者是情绪化的。”
钟威说得非常清楚：“只听了一方的言论，没有另外一方的言论，那怎么可能是一个公正的判断呢？ ”
温铁军是签发报道的总编，我问他“我们做媒体的人总会有一个警戒线在那儿，如果一个报告当中没有对方的声音的话，带来的后果会是很大的风
5月23日 23：20
莫斯科国际机场，一百多人的中国大学展代表团已经在不到五十米的通道里堵了两个小时了。
后面的人一遍遍地问：”怎么回事？”
没人知道。
排在最前面的黑江大学的校长忽然背转身打开箱子，拿出一盒人参。
栗色头发的海关小姐微红着脸笑了，熟练地轻转高脚椅，把东西搁在了下一层的抽屉。
大学校长纷纷打开箱子，队伍开始挪动了。
我们？连一块口香糖也没有。 我的背包里只装了叶利钦的传记，我天真地以为-----或许他也一样：独裁体制结束，一切就变得干净了。……
两个小时后，五百美金换来了一个摄像机上盖着大大的”私人物品”的通行章。
“不要乱走，随时都有危险，护照绝不能离身……”带团的人一遍遍大声喊，声音都哑了。
机场巴士的玻璃是碎的，但是大而明亮，可以清楚地看到沿途建筑物的外墙上疯狂的红色大字。
AMERICAN GO AWAY!
“为什么要仇恨外国人？”我听到后座江南大学的老师低声问。
“没有什么理由，只要没长一张斯拉夫族人的面孔，就可能成为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