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目前中国的现状来讲，最有保障的莫过于给公家干事了。这从每年火爆的公务员考试就能窥之一斑。一旦有了公差，人前威风吃喝不愁，几乎可以说就是进了上流社会。

　　这种现象绝非偶然。中国是个政治因素大于一切的国家，自古权力就是人人向往的，所以无论是封建王朝或是共和国，那种根深蒂固的东西是难以剔除的，形式变了本质不变。所以无论是发展经济，改革开放之类的举动，大多能看到背后政治大手。当然其他国家也搞政治，不过向中国这么“直白易懂”的还是少见。所以我们近些年来渐渐的听到了些“不和谐”的声音。大多是因为这些公差的“个性”而引发的。不过说白了中国的公差很大程度上还是可以用哇哇噜噜来做为衡量准则的。

　　所谓哇哇，缘由于稳定。既是安逸了，不免成为温床。所以随心所欲的态度造成性格上的“豪放”。哇哇说是能力，哇哇叫是态度。至于噜噜，那是发展之悟性体现。公私之间脑子噜噜，上级面前言辞噜噜。所以看来会哇哇的只是低层，而若要进阶就必须要会噜噜。正所谓一张一弛文武之道

　　自古人们就“显而易见”的明白什么是正义什么是邪恶，于是从古自今的故事里总要有好人歹人之分。而这些好人歹人更是可以由着性子随意设置。比如说国泰民安时，有蛮人多为鸡鸣狗盗之辈，以衬托出平民对“平”之向往。再比如说国破山河在时，有蛮人多为壮士英雄，以满腔热血求得大业。所谓好歹，也无非利益所驱。

　　而做为一国一家，岂能无主？然主为君，君之命，不可违。若要违，也是无奈之举。君之利反，便要清君侧。若非清，则乱之有据。如何？利所使。而国家丧可，人亦为君，大家小家家和万事兴。于是从清君侧能学到的东西不止是那么一点。

　　君侧不清，清的是人。人不得清，清的是人的本性。所以有人强调团队力量大，这也是无可厚非的。世人有自清之能的大多高深莫测。若要以一敌百，必先会自清。而能自清的，人不“完人”。或者说突破了一人的限制，能分裂开来且有条不紊。若要说人生的领悟是场劫数，这自清之能恐怕算的上是一层破劫了。

　　奥运火炬终于传到包头了，据说这东西能给人们带来和平、希望和友谊等等似乎是“难得一见”的“文明现象”。所以看来这体育大会着实是带些意义的，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冒着酷暑都要挤着观看那一根着了火的棒子。

　　于是大街上五步一岗十步一哨甚至是楼房顶上都煞是威武的站着警察，管教、驱赶着那些没有“观看指标”的普通群众，看来这身体文明的盛况并非是人人都有机会现场观瞧的。让人不由得对这般严谨、周密的安全保障工作敬仰。

　　而恰恰此段时间正是包头文明城市再评选的阶段，于是为了迎接这评选小组几天的“临幸”，能在外面涂的挂的表现的人人都做的很到位，那些“临时文明”于是造就了一种“海市蜃楼”。

　　看来这些个“大手笔工作”真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充分体现出了地方对中央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态度，也能从很大程度上反映出中国的一部分现状和处事方式。

    所谓中坚，即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位置。好比说当年抗战的工农红军，现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而在中国大多数人的理想位置还不止于此，是要中坚往上的具有控制权的层面。所以说在某单位里入党的实际缘由大多是为了升官，也所以人们都说现今中国政府是蛮不错的，只是各级地方政府部门在“抹黑”。

    所以说口号上我们中坚是中流砥柱、决定性因素，而实际层面却要深的多。这和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是难以分开的。而那些面子上喊着什么农民工兄弟长短、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人背地里干的又是另外一套。难怪川剧里有特技名为变脸，此番情怀不是凭空捏造的。而越是触了些文化越是见多识广的人这种变脸招数就越为老辣。

    而梳理过后，中坚实则不坚，变脸实则障眼，这也本是有着通性的。于是大凡是些“有志之士”就应该明白“志无招则不励”，刷子人人都能拿出两把，而用刷子的机会

    大凡是觉得自己有些才能的人通常骨子里都是自命不凡的，这种规律千百年来都很难让人“突破”。评书里常说会两下武功的人总想和人伸手，正如懂些文化的怀点才的人总希望有发挥之地一样。所以有人说怀才如怀孕，总要被看出来的，正是因为这种主观愿望的驱使。

    所以自古就有邪不胜正的道理，所以许多自以为正派的人总要对反派嗤之以鼻，这是惯性，也是人的一种思维极限。若真是破了此“劫”，人生看的确是很“无趣”了。

    有话讲留得精华去得糟粕，这本是看来极为正常的事。不过说实话糟粕并不是糟的到底，只是人的限度限不了罢了。而人总是要死的，无论如何都是。若真有人能长生不老，那肯定会有“神的胸怀”的。毕竟有容乃大这词不是人可以掌控的。所以“常”以可以想象为止，“超”以突破极限为止，“限”以尽其所有为止。而这时再看看那诸如怀才、破劫之类的“人生理想”，也不过沧海一粟了。

　　习惯上讲，中国人是喜欢用老子、爷、姑奶奶等来做自己的代名词的。若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这么直爽，那敢情心理也是相当愉快的。 

　　所以我们常听人说老子今天怎样怎样爷今天怎样怎样，从来没听过孙子今天怎样怎样。看来中国人的这种辈份意识向来都是很浓厚的。祖先、长辈仿佛有着特殊的魅力和威望，一旦有机会，我们大多数人还是希望靠近此方向的。

　　于是女人找夫婿大多要“年岁过人”的，民众选领袖大多要“德高望重”的。也于是老子、爷似乎是一种很神气的名词，若是自己能当上一回，也算过了把瘾。

　　那么既是如此，我们就没理由不分层分级。而当了老子或是爷的就应该有相应的控制或类似的行为权力。所以说这些外国人是难懂的，他们管八岁的小孩和八十岁的老汉都称呼为sir，所以外国政府经常用“人权”来评论中国，这也本是文化差异导致的结果。毕竟尊严这东西在中国人心里是头等重要的，打肿脸都要充胖子，可见骨气之深。从另一个角度看

　　咱不得不承认骂人是种功夫，有时为了找些心理平衡，有时却是为了增加对外的“杀伤力”。在这种“内外兼顾”的功夫里，能一针见血且简单直白的招数就不得不属“他妈的”了。老祖宗博大精深的汉字在此又一次崭露了其特有的魅力，而这种“没由来”的“魅力”更是说明了中华语言“强悍”的“可塑力”。

　　若“他妈的”是一种“优雅”的骂人方式的话，那么“不爱了”所体现的含义更是隐晦了。若是常挂“不爱了”于嘴边的人，往往这种口气是给自个儿人为的做了个包装。往往此种圆释只是找些说法或是增加些难度。正好也符合了“内外兼具”的特点。

　　看来想研究点中国文化，还真是需要“九曲一弯”才能见得“光明大道”。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咱们说起这些道道来轻车熟路了，不过若是真的实施落实，却要台下的“十年功”。但这只是“起步阶段”，要维系还尚早。所以说除了内功外功，这持久力也算是一项指标。年轻时咱们又是“他妈的”又是“不爱了

　　中国人多，办事机构也多。而机构再多，无非办的都是“人事儿”。所以若是没办过什么事，当然就不会理解这种“博大精深”，更不会对各种多如牛毛的手续及费用有深刻的体会。

　　很多人都说把复杂的事搞简单是贡献，不过没人敢说把简单的事搞复杂是什么不好的事。相反，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自圆其说和好大喜功成了一种良好能为，所以把简单的事搞复杂那也是细致和认真的体现。于是一个办事点能办的事情要分类分层再分级，一定要精确到每个环节上都要放大化、专人负责、专项管理。所以收钱的时候象打游戏，打完一关还一关，四处为营，“哀鸿”遍野。而出了问题时象踢足球，“选手”间讲究的是“配合”，没人爱“粘球”，最终把这球射飞回自家大门。

　　民众说房子贵，于是相关部门便重税。爱买不买，谁都不吃亏。想买就多扒层皮，不买就拉倒。于是房管局也挤身进了好单位之列，看来“公家”向来都是有“办法”的。一个政策富裕一个部门，到最后恐怕都是“热门”了。而对于一个一般民众来说，无非是要被多扒上一层皮

　　若是说起中国的发展方向，相信很多人会说越来越好。此种不谋而合的想法符合人们正常的思维模式。但越是稳定越是进步，就越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这是年代论不可或缺的影响元素。纵观历史，能从一而终的政权确实少的可怜。

　　所以我们学会了随遇而安，又学会了居安思危。好比有楼越盖越高，到了顶端就越能明显的感觉到“摇晃”的厉害，这种“摇晃”是好事，却也不能“小视”。

　　发展到今天，我们当初认为不可能的在一步步成为可能，我们现在认为不可能的还在努力的尝试改变现状。任何一个伟人只能生存在“断层”上，这种变革虽跳不出模式，却又突破了界限。不是曾有那些个戎马一时的人最后也下马了吗，若是早知道能如此下马，谁还能被人扶上马？所以我们经常能听闻些久经考验的大干部大领导最后因为某某事情而名声扫地，我相信不是考核方法不严谨，也不是这些人本来就是这样的，而是无奈之变。

　　所以商鞅会变法，谭嗣同闹革命。这并不是与生俱来

　　汶川地震最近牵动了所有国人的心，所以若是有些人保持冷静会让旁人觉得不合群不可理喻。似乎旁边所有人都沉痛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符合步调摆哭丧脸，若有例外就容易招千夫指。看来这种幼稚的“臭毛病”几千年都改不掉。

　　沉痛是当然的，没有谁会心理好受。不过沉痛不一定要把“气氛”弄的“死去活来”，以此来表现自己情绪的“正常”。中华民族是个在困难面前不会低头的民族，这个含义不是让人情绪激动的，不低头，是有骨气，战胜困难，是要达到的目的。

　　死者已矣，生者幸存。我们太容易带着情绪做事，尤其是这种危难时刻。真正的勇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为何敢于？在于其冷静处世沉着应对。无论是红脸的白脸的黑脸的，我们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不过处理时手段就会各有差异。

　　危难时刻见真情，同胞的痛，我们心里能感觉到。那些在灾区煎熬的同胞们牵动着我们的神经，一幕幕的场景让人揪心，沉痛没错，但强加沉痛或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