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小说集带来了一些好运。有过不算脸红的印数，卖了个厚道的版权，还刚刚获得了中国女性文学奖。

年纪渐老了，经历了险恶，更感谢那些命中的贵人——小说的责编，欣赏我作品的影视合作人，支持鼓励我的同行，朋友……

荣誉是个什么东西呢？她抚慰了我们疲惫的心，并激励我们，继续努力。

小时候，喜欢过冬冰，乐器，画画。
    囿于家境，冬冰的过瘾是哥哥借来他同学40号的大冰鞋，穿在我14岁的脚上。里面塞些棉花，和几个女伴儿，在中学自已浇出的操场兼冰场上，竟也滑飞起来，且一次脚腕都没伤过。
    琴类，也是我的五哥，暑假的时候，借他同学（他同学在学校当音乐老师。到了暑假，琴归他支配。学校有手风琴时，我便玩到手风琴，有提琴时，我便过了提琴的瘾。后来还摸过扬琴，脚踏琴）的琴，暑假的二十多天，能把手风琴的白键摁出《雁南飞》曲调了，归琴的日子也到期了。人家开学了。
    画画，是当过知青的大姐，培养。她当时的偶象是她们知青点，有个小尹，因为会画粉笔画，写大字块标语，便不用下地干活。大姐希望我学一技之长，将来不用干苦力。
    中学上完，因为老师常念我的作文，便渐渐成为喜欢写字的人，更喜欢看那些妙趣横生的文字。一书在手，字里乾坤，精神的世界无比快乐，且能自给自足。

后来，因为会写字儿，得了“挺有才”的名声。在机关里写应用文，年度总结，年度计划，写久了，重新填填数字就可以。几十页的东西，两个小时就能干完。铺开的稿纸，下面压着小说、散文，像小偷一样，要悄悄写作了。
    书记大人郑重地找我谈过话，给我指点方向，劝别写那些文艺的东西，不是正道儿。应该向李部长学习，好好写公文，将来也能进宣传部。
    李部长我认识，她是我哥哥的同事，叫部长，其实才是个科级。人好，没脾气，长年的工作就是给大头目们当瘪三儿，到处去开会，填会场的空儿——那可非我所愿。
    后来，到了艺研所，当编辑，吃职业编辑的饭。签约作家，成绩好了就继续，成绩不好可以歇……回头看，要鞠躬致谢当年仁慈的大人们。
    连续十四年没有掉队，时间是日子里最大的敌人。照顾孩子长大，需要时间；定时上班，需要时间；父亲在时，病在床上几年，也需要时间。在那些与时间拔河的日子里，一直安慰自己：等把这些忙完，就能干自己喜欢的事了。
    前几天给一作家打电话，问询一件事，嘈杂中，他正在买菜。当时是上午十点多，心里一下非常惭愧，因为这些年，爱好写作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他还是后于我入的文学院，但现在，他是我们河北成绩最突出的作家之一。每年有大量中篇小说，且卖了很多版权。他也要照顾孩子，也要买菜做饭，而且现在还是手写，老婆帮助打印——人家的时间，是怎么利用的呢？
    假期，一下子有了近十天的整块时间，孩子又封校未回。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一号的一整天，起早就上了电脑，到了晚上，竟挑战了自己的极限，八集，对自己的劳动成果还算满意。到了晚上，又马不停蹄，洗衣，洗床单洗被罩，擦室内临街永远也擦不完的尘灰，窗明几净，以利于明天再干。
    二号，电脑突然坏了，这是有电脑史上，从未有过的灾难。那可是八集啊，后来好在拷出了盘。
    三号，用笔记本。没有台式打得熟练。十点多，陆续有几个短信，才知道今天是中秋了。忙得自己像陈景润似的。
    晚，去先天下，买了个手链儿，煞是好看。想：等再打球，技术不行我有暗器，一晃眼睛，谁能打得过我？
    回时路上有星星雨，一会儿就停了。云中月很好看，记忆中，还没有这样看过中秋的圆月。

这几天阳光格外好，这应该是寒冷之前最后的暖光了。想开车去远郊放松，想了想还是放弃。好好利用这个难得的整块时间吧，这个剧本，是自己的小说改编。晚上看一眼电视，有个献礼片叫《高兴》，便迅速想是不是老贾那个，再看果然。在鲁院时就听说这个东西卖了75万，还是几家争着买。牵强的解说，生硬的立意，不知谁编剧导演。比小说更糟糕几十倍。想起老司常引的那句话：“钱家大少爷说了，这帮人根本不懂。要是懂，革命早成功了！”
    革命早成功了！想想就发笑。
    不是干错了行儿，革命早成功了！ 

    这个国家要大庆了，到处是红布飘飘。

    崔健的那首摇滚“那天是你用一块红布，蒙住我双眼也蒙住了天……”然后他自问自答，他看见的是幸福。

    在单位，在回家的路上，那首弦律变幻了歌词：“单位上空那块黑布，遮住了头顶也盖住了天”……要问我看到的是什么，当然不是幸福，是权力的卑污和凶残。

    虽然这样，还要化悲痛为力量，因为手头有正在写的东西。跟外地朋友谈起这个剧本，他说你一定要好好的写，全力以赴、全神贯注地写。以咱们多年的写作功夫，完成一个自己的剧本，是有把握的。

    是的，多年的写作，已练就了一值得骄傲的本事：闭着眼睛，一小时在健盘上都能打出五千字。就算单位跨了，凭自己的真才实学，到大型会议中心当个速记员，吃饭应该没问题。而那些混混恶吏呢，离开了屁股底下那把椅子，就是残废。

    深呼吸，甩甩头，像英雄们牺牲前要想雷锋想王杰想董存瑞邱少云那样，我想的不是江姐也不是刘胡兰，是钱钟书，大学者如钱钟书者，当年也没轻被侮辱；易中天在他的学校里，职称是最低的；文坛腕儿王蒙，《大块文章》里说，”活着就看得见！”

   给历史一点时间，小丑自现。

自由的行走与夜晚的谛听

         ——读曹明霞小说

               □杜 霞

在一篇散文里，作家曹明霞谈到了她家附近的一个小广场，她说：“每当夜深人静，我喜欢走向那里……我感到只有在这个时候，城市的子夜时分，人的内心才可以长长地透出一口气”（《人民广场》）。我相信曹明霞小说中的女性要比她更倾心于夜晚。那些受伤的女人，黑夜让她们得以卸下麻木的表情，舒展开疲惫的心魂，她们在黑夜里尽情地啜泣，没有什么，比夜色更能抚慰她们的伤痛。

透过情爱关系透视女性生存的内在缺失一直是曹明霞创作的潜在主题，在她发表于90年代的中篇《再讲个故事骗骗我吧》，痴情女刘小兵那份“古典”的渴望不免令人黯然神伤。她笔下的女性或纯情善良，或聪慧美丽，却无一不焦灼在男人的爱与不爱中，欲望游戏里的虚与委蛇、性别关系中的交换逻辑，一次又一次地挫败了她们的情深意长——恰如作者所言：“为理想而痛苦似乎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看着她终于成为笑谈”。

似乎是为了逃避“成为笑谈”的“可怕”，在其后的《文学青年刘小红》、《星光下的阳台》中，曹明霞赋予了女主人公们一种“豁出去”的无谓和潇洒，让她们义无返顾、匆匆忙忙地沉入了欲望之海，对于作者而言，重要的是这个“沉”下去的姿态，至于是否“沉”得入情入理、水到渠成已并不那么重要。人生需要故事，对于漂亮女人范梨花而言，生活远不如戏台上的故事美仑美奂、异彩纷呈。曹明霞的中篇《这个女人不寻常》为我们勾画出了一幅美人迟暮图，一个曾经“不寻常”的女人，在轮转的风水中渐渐黯淡了颜色，在范梨花身上，我们已看不到“女玩主”式的先锋和叛逆，她隐忍、无奈、小心翼翼、委曲求全，华美的袍子上千疮百孔，即便是可怜的一点欲望，也被生活的烦难挤兑得毫无浪漫可言。在审视和讨伐男性的同时，写作者也将冷静的质询给予了女性：看她们在捆绑男人的同时又如何捆绑了自己。

在民族性、地域性这些概念越来越需要辨析的当下，我们还是很分明地从曹明霞的笔下读出了那种白山黑水间所特产的明朗、热烈、幽默与豁达——一种对女性写作者来说当属稀缺的气质，由此也注定了在曹明霞这里，对女性生存痛楚与匮乏的表达不会是那种张洁式的披肝沥胆、长歌当哭，而是更多了些王朔、徐坤式的戏谑、反讽与自嘲。表达的汪洋恣肆和文字的俏皮机智使她的小说有了御风而行的通透与酣畅，但在语言的快感里，你依然会感觉到一种尖锐的疼痛，一种要把一切虚伪伤痛撕开给我们看的决绝和激烈。

凭借着一个女性、同时也是一个写作者的直觉，曹明霞触摸到了我们现实生存中的疼痛和缺失，在她的笔下，一方面，生存是滞重的，有一种下坠的力量，让我们本已疲惫沉重的肉身愈加不堪重负；另一方面，她也是轻飘的、仓促的，不由分说地裹挟着你，泥沙俱下，一路狂奔。《事业单位》是曹明霞比较重要的一个中篇，单看这个题目，给人的感觉，应该是那种指陈时弊的“官场现形记”或者是“烦恼人生”式的“新写实”。但出乎意料的是，《事业单位》从“欲望”切入，写了一个事业单位的领导老官和三个年轻女性的“准情色”关系。小说采取了一种隐喻式的书写——“隐喻”不仅仅体现在老官、唐诗、宋词、元曲这些极富象征意味的名字上，更体现在欲望关系与权力关系的同构上，“事业单位”不仅是一种特定的行政机构设置，同时也构成了一种特定的生存规范和匡囿，在这个体系里，不仅日常公务呈现出庸常、琐碎、无意义的状态，连欲望也那么苍白无力，更多暴露出了卑琐与荒诞。

张东焱先生有篇评论曹明霞的文章叫做《自由的行走》，我没有读过原文，但我以为这几个字很准确地描画出了曹明霞作为写作者的状态：无羁地游走于当下，自由地出入于纷繁的生活和经验，并敏锐地捕捉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症候。不过，在读过曹明霞的一些文字后，我同时也在想：在风风火火地行进中，是不是也可以偶尔停下脚步，就像子夜时分广场上的驻足与谛听，让那些不断“行动”着的“人”与“事”稍稍放慢节奏，让一些有意味的“细节”从紧锣密鼓的“情节”里凸现出来？而在准确犀利、痛快淋漓之外，是不是还可以多一点犹疑，多一点暧昧，多一点驳杂混乱甚至自我颠覆的“异质”的声音呢？如果那样的话，也许小说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生发出某种新的可能性。

也正基于此，我非常看重《土豆也是马铃薯》这个短篇之于作家的意义。短篇这种节制的文体反而为她的写作提供了更加开敞的空间，在这里，时间终于缓慢地停了下来，停在了冬季，停在了小兴安岭北部的小县城里，于是我们看到了女孩子在暗夜里小草一样抖动；看到了青春、成长、伤痛、复仇……小说的意义甚至是模糊的，但也正是在这种模糊中，一些细节和片断却被放大凸现出来，昭示出生活内部远为复杂的脉络。小说的结构值得称道，如水墨画一般，有着很好的留白，像女孩子冬梅的怀孕、她与李校长间的隐情，这些本来很有“分量”的情节，小说却没有大肆渲染，而是草蛇灰线，影影绰绰，而有限视角的合理调度，让人物内心的呈现更富于层次——这就使得悲剧的最终揭示具有了很强的张力感。写作者似乎已经意识到了：所谓“真相”，是难以穷尽的，没有说出的，永远要比说出的更多，因此，对于生活背后的“秘密”，保持足够的敬畏是必要的。

生活还在继续，女孩子还在一片冰雪的春天里削着土豆皮。这样的一篇小说，不禁会让我想起女作家萧红的《生死场》，那些忙着生，忙着死的人们，在这里，曹明霞与她的故乡前辈在冥冥中获得了某种沟通：

冬梅躺下来，躺在炕沿边上，两只手，摸索着把棉袄襟儿卷起，有半寸；又把棉裤，向下卷了半寸。露出的小肚子，像一块小饼。

李校长双手拿起擀仗，躬着身，小心地，仔细地，在小饼中间，顺着一个扇叶方向，轻轻地，轻轻地，一下一下，擀了起来。

从呼兰河到滹沱河

     ——曹明霞的小说

                                                   张东焱

作家曹明霞出生在呼兰河畔，“那里的冰雪硬得像石头，那里的太阳像患了伤寒病的男人，没有热度”。特异的地域环境，造就了她特殊的写作气质。因此，她的小说在河北属于不好“归类”的品种。要想真正解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长篇小说《良家妇女》，写了一个一心想当良家妇女，却一直戴着“红字”的女人。刘红兵，张丽华，霍志国，李涛……二十万字的篇幅里，虽未直接写“文革”，却将“文革”的阴影和影响揭示得非常深刻。据作者自己所言，这是为完成母亲的遗愿而作，字里行间都洋溢着对家的深情与向往。看得出来，在刘红兵的性格成长中，可以捕捉到作者精神流脉的迹痕。换言之，小说的艺术状态与作者的生命状态是一致的。

曹明霞的小说，最吸引人之处在于那种不疾不徐的叙事技巧，辛辣巧妙的人物语言。在情节的链条上，它随时都在渲染着一种山雨欲来的紧张，造成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个女人不寻常》中的范梨花，《婚姻誓言》中的梁萧，《看交响乐的女人》中的马丽，与她早期的小说相比，语言方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峻冷锋利让位于幽默诙谐和调侃，悲苦伤痛取而代之的是欢笑和温暖。在叙述的语流里，透显出作者内在的温热与宽容——“黄处长知道自己是深爱着家庭的，深爱着孩子的，可一看到那张熟悉的床，就左顾右盼，畏葸不前，打不起一点精神。黄处长非常生自己身体的气：你说说你要吃给吃要喝给喝，好穿好戴，怎么就不争一点气呢！”类似这种反表达，在作品里随处可见。正言若反，皮里阳秋。热嘲中显示了对平庸、无奈生活的一种认同和叹息。让你笑，也令你陷入深思。作者有时还将嘲讽的目标锁定在自身。这时的嘲讽就幻变成自嘲。敢于自嘲的作者既有幽默感又有自信力，其写作心态是放松的，文笔自然显得流畅丰沛。

读曹明霞的小说，使人感到了仿佛是在收看中央台张越主持的《半边天》节目，作者与你平易、从容的对谈时，于缓缓、放松的语流里，不时闪现机智的辉光。看得出，她是用自己的话语形式表达悲悯和同情的情绪，同时于不经意间，也颠覆了虚幻清纯的爱情神话，普通人生活的日常性更为突出了。英国小说理论家伊恩·瓦特认为，一个社会高度重视每个人的价值，深切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并且将其视为严肃文学的合适的主体，而且普通人的信息和行为有足够充分的多样性，对其所作的详细解释应能引起另一些普通人——小说读者的兴趣，这一切是小说兴盛的社会条件。

“深切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的描述中展示人性的多样性，这正是曹明霞小说近作的重要特征之一。中篇小说《花容月貌》和《情人是个保洁工》，写的是普通职员、工人的情欲，她们在平日的生活里，想爱而又无人可爱，比先前的女性想爱而不敢去爱的状态，更显其悲哀。短篇小说《柴米夫妻》和《副处级的三兄长》，前者写物欲，后者写权欲，人物就在这欲海里东突西撞，直到头破血流。王小玉作为女芭蕾舞演员，一直渴望有双水晶鞋，但在现实中，她只能穿一双红舞鞋，白天在日常性的生活刀尖儿上跳舞，夜晚躺在硬梆梆很硌人的木板床上，夫妻之间纵是有无尽的的磨擦和不快，终是有日复一日的亲情做抵押，疲惫而又洋溢温情地生存着。

曹明霞的小说，塑造了众多的人物形象，其中男性形象较此前的小说，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花容月貌》中的林副市长、王警察，《事业单位》中的院长老官等，虽然依然是令女性失望甚至鄙视的对象，但字里行间已经蓄有某种理解和认同。而到了《免费的午餐》《老孙又去读博士》《我们的爱情》等篇，男人不再是女性不幸的罪魁祸首，女性的物质匮乏和精神上的迷失，是与她们自身自信自立自救的能力密切相关的。作为商品时代的金钱、权力的副产品的“情人”，其人身的依附，肯定不是女性自赎的正路。这恐怕是作家打算告诫人们的重要意旨。

理性的植入，使她的小说由女性的激情，逐渐衍化为一种切实的人性自省。“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形成的。”（波伏娃《第二性》）没有两性的合作，当然不会产生真正的社会生活。范梨花和王小曼已经厌倦充当“第三者”的角色，她们突围的欲望正在化为突围的行为，王小玉则一度离家出走，最终还是承担起做母亲的责任。人的社会性，规定着每个人必然的生活在各种社会关系中。有幻想的生活太脆弱，无幻想的生活太平淡。人的日常生活永远是不完满的，因此含着微笑看生活，宽容地对待人和事，乃是曹明霞小说人文关怀的主观基础。首先，她真诚地表现了对各种人生方式的适度尊重和理解，对弱势群体的精神疲惫和物质生活的不如意、不平衡的揭示，真实细腻耐心，既合情又入理。其次，对男性的价值评价，情绪化的成分逐渐为艺术的节制所替代。宽容意识使得作家本人冷静地面对那并非宿命的注定。

曹明霞小说:还有谁能对生活微笑

                          简  明

     每一位小说家都无法回避这样的双重窘境：一个是现实人生，另一个是小说人生；一个是现实自我，另一个是小说自我。在小说家眼里，现实既是日新月异、活脱生动的，同时又是千人一面、平淡无奇的。也正因为如此，小说家才有了自己义不容辞的承担——将那些沉淀在日常生活中的、被忽略的、意味深刻的部分甄选出来，以醒示世俗的人们和平庸的现实。

曹明霞发表在《大家》上的两部中篇小说《我们的爱情》和《这个女人不寻常》,均以女性的视角，讲述当下生活中普通女人的情爱故事。作品中的女主人公虽然结局各不相同，但她们在冰冷的现实中从希望到失望、从奋斗到挣扎，从无奈到听天由命的过程，却是那样的相似。任何一个女人的一生，都是一段情感的历史。曹明霞笔下的女人，无论是《我们的爱情》中的小市民吴越、吴梦、吴楚三姐妹，还是《这个女人不寻常》中唱“花旦”的演员范梨花、姐姐水英、妹妹小露等，婚姻状况都无一例外的存有某种缺憾。白净清秀的二妹吴楚,为了找一处容身之所，糊里糊涂地把自己嫁给了有点斜眼、“小老头一样的男人”；精致玲珑的三妹吴楚，“却找了个猪一样肥壮的江涛”；范梨花“当初为了事业，把丈夫都抛弃了”，以为交管局的老交是她人生的上帝……残缺的人生世相，是蚂蚁一样弱不禁风的女性命运。

在物欲横流，商品主导一切社会活动的今天，中篇小说《我们的爱情》，可以称得上是一面理想的旗帜。虽然小说在文本意义上并没有试图创新，叙述也是以写实、贴近和辛辣的手段，沿袭传统，但曹明霞的贡献在于她精巧地埋藏在小说主线中的命运暗示，随着故事的展开和推进，读者能够强烈感受到吴越、吴梦、吴楚三姐妹命运背后的挣扎呐喊和精神诉求。在小说的开篇，三妹吴楚曾经发问：“姐，你说我的命怎么这么苦？”

三妹的命为什么这么苦，我也不知道。我的命也很苦，命运的问题我一直找不到答案。三妹起码还能问问我，我没有姐姐，也没有妈妈，我只能问上帝。在很多个苍茫的黑夜，我一遍又一遍地请问上帝，但上帝始终沉默。

抓住婚姻稻草死死不放的三妹吴楚，也许真的认为：失去了婚姻，失去了男人，她就失去了幸福，失去了一切。她为此甚至要“在某个夜晚，趁他（江涛）睡熟的时候，一锤子砸死他。”在小说的结尾处，吴楚万念俱散地对吴越说：“我们没有爱情，是吧，一生都快过去了，一厢情愿的爱情都没有过。”

 三妹的问话让我突然热泪涌流，在这冰冷的夜晚，在我们全身的血液都要冰冻凝结的时刻，我的热泪波涛滚滚。是的，我们没有爱情，虽然我们渴望爱情，还经历过婚姻，可是爱情这东西，好像一生都与我们无缘。

可是，我们信仰过爱情。

《我们的爱情》和《这个女人不异常》以关注女性命运来关注女性独立这样一个沉重的命题，也正因为此，使得这两部小说当之无愧地成为脱俗感人的佳作。

《我们的爱情》和《这个女人不异常》在语言上精彩之处颇多。如：比喻三妹吴楚气急败坏又痛不欲生地打电话诉苦，“吴楚的电话声光电”，形象而别具味道。如：“应该说江涛的这份殷勤是把双刃剑，即劳务天下，又坐享其成”；“江涛跟男人动心眼儿，三妹倒没什么意见，可是江涛跟女人征战的裤裆，让三妹操碎了心。”再如：吴楚“时常在江涛的饭里，抖点添加剂，她的目标是把江涛喂成一头猪。”奚落尖刻，直指要害。

            困境中的艰难找寻

                     ——曹明霞小说浅析

                                    窦卫华

在河北文学院签约作家中，曹明霞的小说以鲜活灵动的语言，浓烈的生活气息、独有的诙谐方式引人注目。她以描写城市女性生活形态为主，用挥洒自如的笔触，入木三分地刻划了当代知识界的女人们精神境况的困窘与无奈。

读曹明霞的小说，你会发现作家对于家庭婚姻的思考，是非常深切非常执著的。她笔下的女人，对婚姻家庭充满了美好的憧憬，找一个男人成家，几乎成了女主人公全部的生活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她们务实地进行着努力，然而现实生活的尴尬，让她们一步步看清了社会，看清了男人，也一步步看清了自身。光环退去之后，她成了一个务实的女人，婚姻的目的达到了，但神圣的光环消失了。小说的故事恰恰在这一点上展示了非同一般的艺术张力，使读者掩卷之后，产生超出小说本身的丰富联想。

曹明霞笔下的人物，多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沾满柴米油盐气味的城市少妇。这些人尽管也对感情生活充满幻想，却远未时髦到敢于与社会规则对着干的地步。她们追求情调，但也恪守传统，渴望有所行动，却又囿于现实的羁勒。时尚与前卫，只是作为这些女人的朦胧的向往而存在。在理想与现实的永恒距离之间，他们忽前忽后，忽快忽慢，飘摇而又犹豫不定，似乎总想找一个最佳生活位置却又总难找准。生活中这种处于不确定性的人物，是属于生活困窘的一类，但小说艺术中这样的形象，恰恰因其困窘和生活状态的不确定性，而更使人物形象显得活灵活现，独具了饱满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时代色彩。成就了作品，也成就了做为作家的曹明霞本人。

不必讳言，在当代描写城市妇女生活的小说作品中，能象曹明霞这样，把围绕女人的家长里短甚至鸡毛蒜皮写得这样纤毫毕现，这样一波三折情趣盎然，这样读起来轻松幽默并让你发出会心微笑的并不多见。曹明霞的优势在于语言的生活化，大众化，口语化。好多看似不经意的闲笔，其实经过了千百次的磨练。功夫之深，让人读来如同哼一首轻快的曲子，不知不觉就叫人产生会心的微笑。这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作品与读者大众的距离。有句名言叫做“一切艺术都以逼近音乐为指归”，按这个定理来推断，曹明霞的生活气息浓烈的语言，显然是她小说创作当中非常具有优势的强项。

好友发来手机段子，看后开心。抄录如下，劳累的朋友们也都一笑轻松~~~

        默默奉献等提拔的，

        没有关系想高爬的，

        身体有病不去查的，

        经常加班不觉乏的，

        什么破事儿都管辖的，

        该退不退还挣扎的，

        当众对头儿特肉麻的，

        感情靠酒来表达的，

        不论谁送都敢拿的，

        包了二奶还要娃的，

        高级名表腕上挎的，

        纪检面前抽中华的……

黑白年代的青涩与明媚

——读曹明霞的《黑白年代》

赵向东

在一次文友会上，大家讨论了曹明霞的《黑白年代》。发言者多围绕作品的社会主题展开，诸如女性主义、男权社会、爱情理想、现实困惑、女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等等。我的观点没有这么深刻有力，或许失之偏颇，权作一孔之见。

《黑白年代》的主角并不是人们公认的香芹，而是香芹的妹妹——7岁的香玲。黑白照相作为一种象征和背景，贯穿故事的始终；而香芹的故事，以及围绕香芹展开的所有人物关系和故事脉络，都只是一种铺陈与衬托。作品表现的仅仅是那个黑白年代的一段青涩而明媚的感情。

高大的庞仁喜欢照相，更喜欢漂亮的香芹。香芹的家人权衡利弊，态度各异，而香芹自己却另有所爱。7岁的香玲毫不隐晦地喜欢上了庞大哥，因为庞大哥会照相，照片里的人物和世界比真实的更美更漂亮。跟庞大哥在一起，就能天天给她照相，她要把照片夹在自己的日记本里，拿给全班的同学看。

于是，在大人们的故事温暾展开时，便有了几个半路上杀出的小香玲的细节——合影时捋直小辫子，露出四分之一的牙；让庞大哥给自己独照一张，好看的；陪庞大哥削土豆；姐姐对家人说不愿意嫁给庞仁时，她清脆地插进来：“我愿意！”；独自夜送庞大哥；尤其是结尾处，她拿着庞仁让她转交香芹的电影票代姐赴约，穿了姐姐的高跟鞋，扑了妹妹的爽身粉，披了妈妈的水粉色的线毯，迤迤逶逶走在月光下……

小说的童心视角让整篇作品充满清新与灵动的色彩，而女性写作的敏感与细腻，更让小说的人物与故事充满了质感。这质感除了出色的细节描写，还来自于一个十分重要和不可忽视的环节，那就是小说对于“道具”的出色运用。

道具不是戏剧所独有的，许多出色的小说家也常常利用道具来表现人物个性和展开故事情节，从而获得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在昆德拉的《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中，一本《安娜卡列尼娜》成了特蕾莎和托马斯爱情的通行证；一只沉重的箱子，一次又一次地诠释了特蕾莎出走的决绝。而萨比娜画室中那个一直跟随她的圆顶礼帽，几乎成为这位女画家生命乐章中的动机——它是当过小镇镇长的祖父流传下来的印记；它是父亲的纪念物和她从父亲那里继承的唯一遗产；它是她与托马斯性爱游戏中的小道具；它是她公然培植的个性标志；它是她对于托马斯的感情寄托——当他们在异国他乡相遇时，圆顶礼帽不再是滑稽和刺激的兴奋剂，而是对他们共同经历的过去记忆所作的赞颂，对一个湮没于久远处的并不伤感的故事的感伤回望。

在《黑白年代》中，我们同样看到了这样的匠心尝试——如果说，贯穿小说始终的黑白相机“相当于现在的宝马车，很是风光”，“一摁一闪光”，承载和记录了黑白年代的文明；“一张二寸长的小纸条”（电影票）作为庞仁、香芹和香玲三人关系及故事展开的媒介，举重若轻地省略和替代了许多庸常的叙述与描写；那么，那面“水粉色的，经年的日晒，水粉已变得淡白”的线毯，不仅成为黑白照相的彩色背景，而且成为黑白年代的奢侈向往，值得“香玲妈一会儿回头看一下，一会儿回头看一下”，“心疼毯子挂豁了”；值得香玲“偷偷打开了妈妈的箱子，拿出那条水粉色的线毯，对折披在身上，当披肩使用”；由于“毯子的厚重坠及脚踝，矮小的香玲只有小心地提着，用脚尖着地，像电影上的提裙贵妇……”

小说的结尾是故事的高潮，也是物欲横流的当下社会难得一见的经典之笔。有了这个与开头呼应的结尾，小说便显得超凡脱俗，纯净而唯美，几与大家名篇相媲美。它让我想起孙犁的《山地回忆》：在山草衰败树叶枯黄的季节，我听到了一声还没有飞走的黄鹂的叫唤。还有铁凝的《哦，香雪》：香雪忽然觉得委屈，为自己委屈，也为台儿沟的姐妹们委屈……我知道曹明霞不是荷花淀派，故事的情节与背景也与那两篇不搭界，但这种唯美让我有了这样的联想。

黑白年代，物质文化生活是贫乏的，惟其贫乏，人们的感情也是简单的，纯净的，而7岁的香玲眼里的世界，更是清澈的，明媚的，唯美的。当物欲横流的当下生活让人眼花缭乱又百无聊赖时，这样的打量与关照——用当下打量过往，用黑白解构多彩——更加让人怦然心动，那是一种说不出的心疼。

是黑白年代的贫乏让人心疼，是岁月的沧桑和青春的回忆让人心疼，是香玲的青涩与明媚让人心疼，是这一切的交织与叠加让人心疼……

不是每篇小说都要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更不是每篇小说都要用一种宏大的叙事。它或许只是一种引领，让我们走进一种回味，一种心动，一种忧伤，一种沉醉与思考，一种青涩与明媚；或者仅只是一滴泪，一个会心的微笑……

让爱的阳光照亮幽暗的心灵

——读曹明霞长篇小说《看烟花灿烂》

白丁

　　读曹明霞的长篇小说《烟花灿烂》的时候，我正遇到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挫折，情绪的低落，一时难以排遣心中的郁闷和忧愁。说实话，读完小说，我的心情轻松了，这是拿我和那林氏姐妹以及她们的亲人们比较后的感受，我觉得自己幸运多了，自己的那点苦闷实在算不上什么。可是，掩卷后我又不能释然，另一种痛感又击中了我，虽说林静和林红姐妹于我是陌生的，可是，她们的遭遇又让我不能不让我深感同情和不安。我想到了一个沉重的话题：人靠什么活着？这个问题的提出，实际上是曹明霞通过这部长篇小说向世人提出的质问。读罢小说，你不难找到答案。人活着离不开必要的物质生活，更离不开精神力量的支撑。俗话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就是勇气，或者说是信念。人一旦没有活的勇气和信念了，那他就无法活下去，即便活着，也和行尸走肉无异了。

　　这无疑是一部悲剧。生活中有许多悲剧都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无事的悲剧”，这些不起眼的人与事加在一起，构成了影响命运的要素，对人构成了致命的打击，还让人浑然不觉。鲁迅在谈到悲剧的成因时强调了社会的因素，这是有远见的。在《烟花灿烂》中，作家通过两代人婚姻的悲剧，正是诠释了鲁迅的这一观点。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些婚姻悲剧的背后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尖锐的甚至是无法调和的冲突，我愿意引用评论家谢有顺关于“冲突”的一段论述，他说：“在我认为，小说内部的冲突有两种，一种是情感的冲突，故事的冲突，另一种是存在的冲突。只有后面一种冲突，能够进入某种文化母体的中心，进入时代的内部，从而说出价值谎言的真相和人生的全部危机。”曹明霞在《烟花灿烂》中令人信服地揭示了林家婚姻悲剧的根源，刘香兰和林大山的结合正是这样的悲剧。刘香兰母女逃难到了北方，为了生活，嫁给了林大山，祸根就这样埋下了。林大山原本是林场的职工，可是林场倒闭了，他便失业了。为了家人的生计，他曾因投机倒把被游街，从此便失去了做人的尊严，成了一个借酒浇愁的酒鬼。刘香兰是个有文化的南方姑娘，无法与自暴自弃、粗鲁无礼的丈夫交流，面对身患血友病的儿子，她万念俱灰，在那个贫穷破败的家里，父亲“想用酒解千愁，”母亲却用一死“来了却她的万事休”。林家姐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她们后来的遭遇在父母身上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不仅林大山和刘香兰的婚姻悲剧是存在的冲突带来的结果，林氏姐妹的命运也是这种冲突造成的，她们父母的婚姻悲剧在她们身上得到了延续。林静继承了母亲的优点，有文化，也更传统。林红却无所事事，只好找小香打麻将混日子。存在的冲突或许只能用亲情来缓和，林红对姐姐爱得深刻，为了姐姐她可以不惜一切，姐妹俩的那份亲情感人至深，她们只有相互搀扶，才能在险境中共渡难关。

在长篇小说《烟花灿烂》中，我们可以看到，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母亲苦闷，脆弱，终于选择了死亡，以此逃避灾难、抗争命运；父亲下岗失业，又奢酒如命，后来为了救儿子卖肾；小宝残疾，最后因救人受伤，医治无效死亡，摆脱了生不如死的生活……民警陈铁民妻子远在海外，夫妻关系名存实亡，除了侍奉年迈的父母，还要照顾儿子；还有老贾，修鞋女，驴车老板等等，他们处于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下，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对于这些人的生存状态，作家并没有回避，而是给予了深刻的同情和关爱。在幽暗的心灵世界，总会有明亮的阳光投射进来，给人心以温暖。

读曹明霞的小说，让我想起了纳博科夫这个艺术至上的大师的论断：他声称，他的作品“不含有对社会的评价，不公然提出什么思想含意，它不提升人的精神品质，也不给人类指出一条正当的出路。它比艳丽、庸俗的小说含有少得多的‘思想’……”这是他的艺术观，与他个人的经历密切关联，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原因，但这并不证明我们在纳氏的小说里找不到“意义”和“思想”，实际上恰恰相反。这正好可以让我来解读曹明霞的小说，曹明霞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读她的小说，你会发现她似乎不屑于玩弄什么文字技巧，也并不想在形式上有什么探索，也没有刻意拉开小说和生活的距离，而是抱着直面生活的态度去写作的，与纳博科夫相佐，她就是想借助小说这种形式宣泄她的情感，表达她对社会的认识和生命的理解，这也许正是曹明霞小说的特色或者价值所在。这我这里，我们看到了作家道义的担当，她的写作正是当下这个时代需要的。但是，曹明霞并非不注重技巧，相反，她有自己的路数。读过她的小说的读者都能体会出，她的小说讲究细节，精心安排情节，人物形象富有个性，语言雕琢、锤炼等等。这篇小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叙述的紧凑和语言的硬朗。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能体会到一种透不过气的压迫感，除了对人物命运的关注外，还源于作家的谋篇布局的巧妙。情节环环相扣，引人入胜，母亲的自杀对林红造成强烈的刺激，致使她的精神一度失常，产生了严重的夜游症等等，情节设置自然合理，显示了作家的叙事策略和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