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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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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3 12:29)

王达是村里的拖拉机手。自从有一年他开着拖拉机把头破血流的王二旁送去镇卫生院缝合,回来后,他成了村民心目中的救星。只要一出情况,第一个想到要找的人就是王达。“快去叫王达”,这句话总是脱口而出。当时听起来,并没有人觉得它有什么不妥,当然,村民们想,除了找王达,还能找谁呢?但事情过去之后,就会听到有人感叹:“每次都王达,王达,当他是挂在壁顶的一件雨披吗?”

这是在王达的老婆洪玉英面前说的,不过开了豆腐作坊的洪玉英没有心思跟人闲聊,她整天忙忙碌碌,连停下来说几句话的工夫都是掐着时间计算的。她正从家门口的水井边路过,手里提着一只木桶,桶里是浸泡了一个晚上的黄豆。

“好吧,我要去磨豆腐了。”她说,对“当王达是挂在壁顶的一件雨披”这样的说法暂时不作表态。所以,很少有人了解她的真实想法——在王达自觉负起使命,在寒冬腊月的夜晚被人从热被窝里提溜出来的时候,洪玉英是不是毫无怨言。

“救不过来了,你们送迟了。”那天,当王达、周小并和王海把王邦鲁送到镇卫生院,值班的医生摇着头说。这道无情的判决下达的时候,医生的眼睛紧紧盯着王达,在那两个又黑又深的潭子里,除了遗憾,还有一丝责怪的神情。

拖拉机的速度虽然比手推车快,但它还是不能跟汽车比。如果送他去医院的是汽车,也许就有救了,可村里没有汽车呀。这样的假设只会让活着的亲人陷入自责,并沉浸在自责带来的痛苦里。

天哪,除非死去的那个人可以开口说话,他说,不怪你们,我原谅你们——除此之外,还有谁的劝慰能真正减轻那种痛苦呢。

那些天,人们只要聚在一起,难免提到王邦鲁,说起心里的遗憾,眼圈开始发红,这时,王海的老婆张波红说了一句宽心的话,她说:“什么都不要想,谁都不能怪,这是命。”

这一句话仿佛一下子把人给点醒了。他们想:“我们不是神仙啊,正因为不是神仙,世界上才会有那么多的事情,你想做,想把它做好,却发现自己无能为力。”不然都像王包今一样去捡一只大钱包啊。这句话没有说出来,它卡在喉咙里了,就像没有人追问“命”是什么东西一样。

在村里的三岔路口,只要有一个人停下来,随即就会有第二个走近他,两个人开始攀谈的时候,第三个又围上来……所以,路口的情况基本就是,要么一个人都没有,大家都是匆匆经过,要么越聚越多,海阔天空聊上一阵才不甘心地散开,在这些人里面,包括后来考上大学的王里,没有一个可以对“命”作出精准的解释。但他们心里似乎又是清楚的,在淘米和择菜,或者扬起锄头,把它嵌进泥土的一瞬间,答案就从嘴巴里不知不觉冒出来。记不清有多少次,他们突然自言自语,从几乎不由自己控制的流出来的话语中,看清楚事情的真相,从而获得莫大的安慰,或者,屈服于什么。那是生活教给他们的,一种奇怪的直觉,虽然用文字归纳从来都不是他们的强项,但是隐隐约约感觉到什么的能力让他们一代一代在这块土地上繁衍下来。

他们暗暗为张波红叫好,心里想,这个“在行人”——村里人在背后对张波红的称呼,很多时候是暗讽她自作聪明——还真是有点水平的呢,她把原本压得人透不过气的“责任”推给“命”这个虚幻缥缈的东西是最妥当不过的。既然它没法印证,反过来说,也就没法被揭穿。仿佛压在心里的一块石头被人搬走,他们一下子觉得轻松了许多。

当初,村里疯传王包今捡到黑色提包的那一阵,许许多多的村民因为这个消息跌入痛苦的深渊,他们在床上转反侧,整夜失眠。因为遗憾和嫉妒酝酿出的满肚子无名火,张波红的脾气变得十分古怪,她的丈夫王海总是莫名其妙受到她的指责,一次无足轻重的失误常常惹得她暴跳如雷。

而困扰他们的问题无非就是“为什么是王包今,却不是我呢?”

比起王包今,他们在铁道边出现的机会只会更多。夏天的清早,地里的小白菜需要浇水,他们担着水桶跨过铁道,去铁路东面的一个池塘取水,这个池塘因为处在田间而显出一种安静的美,它呈狭长形,四周种满了倒垂的杨柳,在王里的印象中,这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农历二三月间,中午,他们离开学校,回家吃午饭的路上,它总是最早带给小伙伴们春天来了的消息,因为远远就会发现,柳条变绿,柳树发芽了。

傍晚收工,肩上挑着两大箩筐第二天一早将要带去集市叫卖的冬瓜,他们还是会沿着铁路回来,那时,铁道边静悄悄的,夕阳下,紫褐色的碎石嵌填在乌黑的枕木之间,铁轨的下端锈迹斑斑,但是车轮碾过的顶面被磨得又光又亮。隔着一条排水沟,两侧是长满了火辣草的沼泽地,常年积水的土地把两排枫扬和水杉滋养得郁郁葱葱。列车来了,它从身边呼啸而过,一股强劲的风,一阵可怕的噪音似乎要把走在人行道上的人吞没,当然,这个过程非常短暂,车速太快,稍稍回神,它远去了,什么都没有留下,有时他们会发现水杉树下的水坑里多了一只白色的泡沫盒子,有时是半只柚子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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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2 13:22)

自从王满兵在上海的建筑工地立稳脚跟,只要回乡,他都会去邻村看望高满师傅。他已经买了一辆白色桑塔纳轿车,所以每次去师父家骑自行车只需要十分钟的路程,他都会把汽车发动起来,可花在路上的时间并没有缩短多少。好几次,时间反而更长了。倒不是因为汽车的速度不如自行车,而是它没法开快,从家门口出发,开上村口的石拱桥并拐到杭金公路之前的这段路,他的车速用爬行的蚂蚁来形容一点不为过。

好几次王满兵不得不踩住刹车,在人们习惯用来洗菜洗衣的池塘边,一条铺满鹅卵石的陡坡道上,车子停下来。

这是正月,坡道上几个低凹的水洼处积了一层薄冰,左边是一条小溪,溪边摆了一只巨大的烟花盒子,在它附近,散落着一些鞭炮炸开后的碎屑。显然,纸盒内的火药也已经燃尽、放空。这是大年夜兽医王言在他母亲张招妹的门口贺岁时留下的印记。

夏天到来前,这条弯弯曲曲的溪沟里长满了一种叫不出名字的宽叶水草,顶上光秃秃的水杉树枝变得郁郁葱葱,张招妹在树底下、贴近小溪的泥土里埋一些丝瓜和南瓜的种子,没过多久,种子发芽,等瓜秧抽到一米长的样子,她会用桑枝在小溪上搭起一个瓜棚。

坡道右侧是王邦鲁家的两间平房。有一年夏天,晚上八点钟的样子,张招妹在溪边乘凉,跟她一起坐在黑暗里的还有刚上初中的王里和她的母亲刘濒英,油漆匠王海和王包今的老婆出现时差不多八点半了。

王海是从王包今家里出来的,他刚刚替王包今修理好第二天就要用到的抽水泵,天旱得太久,白天,烈日照着,风吹过的泥路上扬起一阵灰尘,田里的水稻已经收割,淤泥上的水分蒸发干了之后,它的表面裂开了一道道口子。

王海站在家门口,那扇尚未涂漆的木门紧闭着,窗缝里没有透出一丝亮光,估计张波红还在王玉家里看电视,这个时间点,村里人集体追看的电视剧、一部金庸原著的武侠片才开始不久。王海迟疑了一下,不远处张招妹用蒲扇在旁边的小凳上扑打了两下,告诉他闷热的空气里这会儿好像有一丝风在吹动了,天还早呢,她说,招呼王海再坐一会儿。他又转身走回去,两分钟后,王包今的老婆来了,她给王海送一块西瓜。

就是在那晚,一个话题结束,静默中,王里看到一只萤火虫在张招妹的头顶飞过,南瓜棚下叽叽咕咕发出的蛙鸣声又一次回到耳畔,突然,耳边传来一声脆响,一只瓷碗或者玻璃杯砸到地上,瞬间碎裂的声音,随后还有另外的动静,他们判断那是从平房的窗口传出来的,当即,他们嗅出了空气里异样的味道:一种不祥的预感。

每隔几年——他们想,也许是村子上空又一次飘过了诡异的云团,或是一颗星(他们具体也说不出那是一颗什么星)的光芒正好照在某户人家的屋顶——就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对此他们太熟悉了,所以没有谁提醒,“不好”,他们说着,身子从凳子上跳起来。

除了王里,其余的人都急急忙忙跑向王亮康家的前院。院子没有装门,只有筑了半米高的石头围墙,留了一个可以进出的缺口,先前还有一块木条钉成的板子挡在缺口处,后来觉得麻烦,索性连这一道简易的屏障都省去了。为了晒谷子,院子的主人专门请来邻村的泥水匠高满师傅,在泥地上铺一层碎石,又浇上一层水泥,代价是砍掉了院子中央的一棵白杨树。这棵白杨树,王亮康小时候,每次当他做错事,或者他在外面闯了祸,比如有一次他偷偷拔了王包今地里的一丛土豆藤,虽然只挖到三颗汤圆大小的土豆——当时才六月,土豆还没到可以挖的时候——王包今老婆抱着一把土豆藤上门告状,父亲倒拿着鸡毛掸子追赶他,他像猴子一样爬到树上,整个童年,他用这种方式躲过的挨打起码不下五次。

大伙走进院子,在平房门口停下来,胆子稍大的直接冲进亮着灯的厨房,穿过光线昏暗的中厅,跨上两级水泥台阶,在空间窄小的卧房里,发现王亮康的父亲王邦鲁刚刚服下一大瓶农药——是敌敌畏,他的女婿周小并从地上的一只空瓶判断出那是一种什么药。他背对着卧房的门蹲在王邦鲁旁边,手里拿着一支筷子,试图给他的老丈人催吐。

几年前周小并的妻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她是王邦鲁的二女儿,七月初,学生高考结束,农忙季开始,跟往年一样,白天在王邦鲁的水田里收割完稻子,晚上吃好饭,一家三口沿着杭金公路走回家,一辆卡车突然失控冲向他们。

周小并很快又结了婚。这件事引得村里人议论纷纷,有人对婚姻这种关系中夫妻之间究竟有没有长久的深沉的感情产生了怀疑。

“像一根蜘蛛吐出的丝,说断就断。”在三岔路口,王二旁一只手的手指夹着香烟,脸仰到天上,嘴里发表着他的高论。跟以往一样,只要有什么大事发生,村里的气氛就活跃起来,村民们仿佛嗅到了年关时节的味道,每个人都没有心思在地里干活了。

不过周小并结婚后,还跟过去一样,隔三差五就会过来看望王邦鲁夫妇,问问他们有什么事情需要搭把手——事情总是有的,有时摆在碗橱边的水缸浅了,有时是挖在猪圈屋里的粪坑满了,那里光线昏暗,每次在周小并揭开粪坑的盖子前,王邦鲁会拉一下门后贴着墙的一根麻线,头顶的灯泡就亮了。

这天晚上王邦鲁的老婆碰巧不在家,她心脏不好,正在县城的大女儿家里休养,所以,周小并说,要不是他地里的小白菜被虫咬,匆匆忙忙来王邦鲁家里取一只喷药水的气枪,事情还不知道会发展成怎样……这是开始说的,他那样说的时候,以为可以救回王邦鲁的命。

“快去叫王达。”这是油漆匠王海的声音,话音刚落,人群里有人冲出门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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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31 10:45)

车厢的过道不应该是畅通无阻的吗?他们说。这帮穿着邋遢的村民的出现让他们愤怒不已。在那个逼仄的处所,充满了小声的抱怨,烦躁的嘀咕,寻到共鸣者后,声音渐渐上扬,终于成功招来了乘务员。

一个高个子中年男人。一张脸让人联想到折叠成的四方形空盒子,他满脸倦容,衬衣领子皱巴巴的,后颈磨出了毛边,但是不妨碍他浑身上下都透出一个乘务员的威严。

“起来,不要挡道。”他说。他讲一口标准普通话,

“好的,我们起来,不过起来了也只能站在这里,或者你给我们找个地方?”张国林说。尽管普通话有些生硬,但是比起同行的人,他已经是说得最流利的一个。

乘务员皱了皱眉。在火车上,他已经不是第一次跟打工者们打交道了。说实话,他不愿意跟他们打交道。跟这种人能讲什么呢?私底下他可能会这样跟同事们说。

他让他们自己找地方。

张国林回头张望了一下。心里希望乘务员的目光也能紧随着他转向那里,这个人就会知道,他对他们的要求太苛刻了。但是乘务员没有那样做,至少,他没有说话。

张国林只好小心翼翼地说:“哪里都挤啊。你说我们该去哪里?”他想说,按照那帮人的标准,也许他们站在哪里都是突兀的,在靠着椅背打盹的乘客看来,他们压根就不该上车。

“还需要我来告诉你吗?当然是去不挡道的地方。起来吧。”那个人大声说。

王满兵站起来,他试图从面前这位陌生男人脸上找到一丝可以“通融”的神色,但是没有,在对方脸上,他只看到了坚决和冷漠。

在村子里,王满兵是泥工师傅,走哪里都受人尊重,但是在火车上,一个泥工师傅又算什么呢,他这样想着,羞辱感随即涌上心头,因为激动,泪水又开始在眼眶里打转。张国林看出了王满兵的尴尬,赶紧给他递眼色,意思是,别管那么多。

等人散了,他们挪到靠边一点的地方,“大家尽量分开站吧”,有人说,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年长一点的,胆子也小,他说,免得乘务员再次过来,过来的时候不至于恼羞成怒。王满兵正好跟张国林站在一起,后者对他说,到了工地上,或者说,到了大上海,第一件要学习的事情就是装聋作哑,你会看到太多的白眼,听到太多的骂声,少留心它们,对你没有坏处。

张国林是带他们出去的泥工老板的小舅子。他比王满兵大一岁,但是已经跟着姐夫在上海闯荡了三年。这三年的经历让他迅速成熟,说出来的话让人听了以后,觉得他比王满兵大的不是一岁,而是十岁。

张国林对王满兵说,那些对穷人抱有成见的人,事实上,他们对有钱人也未必有好感。他们看不惯有钱的乡下人,尤其是他们原先了解的,了解那些人当初还不如自己,或者跟自己相差不多,但是慢慢通过一些途径富起来了,他们看着这些人“蹭”地一下从身边跑过,并且慢慢超过自己,这时,你就能发现从他们眼睛里冒出的鄙夷。

转眼到上海已经三个月了。有一天下班后,张国林带着王满兵和从另一个工地赶过来的王亮康去一条小食街吃饭。他们稍稍修饰了一下,换上干净的衣服,头发梳亮,但依然能让人一眼看出他们的职业和身份。到这时,王满兵才发现,城市就像一个壳子,这个壳子过于巨大,尽管他们身在其中,却摸不到具体的四壁,换句话说,尽管在城市里,跟城市却没有直接的联系,并不像他之前想象的那样,到了城市,就好比是跳进了城市这一大缸清水中,清水能洗去他身上的一些东西——不是的,他发现真相的那一刻,指头被自己捏得嘎吱作响,很有冲出门、在街上跑个两三千米的冲动,如果附近有一座山就好了,他想,那样,他可以爬到山上,在偏僻的小道上对着幽谷叫喊一番,这样也许能排解内心的苦闷。

他们找到了唯一的一张空桌坐下来,这是设在路边的一排露天排档,夏天的晚上,忙碌了一天的人们喜欢坐在这里边吸螺蛳边喝啤酒。王满兵带着王亮康去冰柜拿啤酒,正好老板娘不在旁边,他们等了一会儿,转身时发现张国林在跟另外两个人争吵。三个人都站着,似有肢体冲突。服务员在旁边劝说,但显然无济于事。那两个人穿着花衬衣,脚上趿着凉拖,一眼能看出跟他们是同行——如果不开口说话,人们会以为他们是一帮子——在工地上干了一天,晚上用啤酒犒劳疲惫的身躯。

张国林听出了他们是哪个地方的人。在工地上,那个地方的人素以打架出名:喜欢打架,擅长打架。怎么样擅长,就是下手既快又狠。他们嘴里的普通话是标准的,能正确区分出平翘舌音。

桌子是他们的。他们告诉张国林。

一开始说话还算客气。他们说坐下来的时候,至少有三张桌子都空着,后来他们中的一个去门口等老乡,另一个去了一趟厕所,回来发现自己的位置被人占了。人指的是张国林。

张国林没有立刻起身,他别转脑袋,脸上慢慢绽开一抹笑容。一抹冷笑。他说你们以为我会相信吗?他见得多了,刚来上海的时候他就见识过这一套。但现在的他已经不是当初的那一个了。何况,他知道,他的老乡们正看着自己呢,他们一定想看看他在这个城市究竟混得怎样——扎下的根有多深。是时候给他们看一看了。正是时候。

桌子上刻字了吗?他问他们。

现在刻字也来得及。有个人说。这个人是跟声音一起到达的。是那两个人等待的老乡。穿着一件咖啡色的短袖上衣,因为低着头,分不清他和张国林谁高谁矮。

几乎在同时,王满兵冲上去,他的肩膀比刀子早一秒钟抵达张国林的前胸。

王满兵在上海的一家医院躺了十天,之后回到村里。张国林的姐夫照常给他发工资,每个月的月中,它们从邮局寄过来。你想休息多久就休息多久。他托人把这个话捎给王满兵。

村里的兽医王言坐在王满兵家的院子里喝茶,他转过头问王满兵:你想都不想就那样冲上去了,难道你不怕死吗?

如果有时间想一想的话,肯定会害怕,谁都怕死。王满兵想。一害怕也许就退缩了。但那会儿根本来不及思考,不顾一切冲上去,等清醒过来,他已经替张国林挨了一刀。

要是等清醒之后再来做选择,也许有些东西就不见了,比如机会。

很多年后,王满兵成了泥工老板。他的第一个工程是张国林的姐夫交给他的,除此之外,他还帮王满兵垫了资。那个数目,换了以前,王满兵想都不敢想。

为什么帮王满兵,而不是帮班组里的其他老乡,张国林的姐夫是这样对王满兵说的,他说,在我们心里,你就是张国林。“我们”,必定包括张国林的姐姐和他的父母。

那一年张国林刚刚去世。事故发生时,他踩着竹制的脚手片,正在粉刷五楼的外墙,楼顶突然掉下来一根钢管……这一次,他没能像三年前幸运地躲过刀子那样逃过命运的当头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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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5-23 10:39)

想到马上要去上海这件事,王满兵的双脚像踩在云层上,对他来说,这一切太不真实,他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当一个人实现夙愿的那一刻,通常会有做梦的感觉。他想掐一下自己的胳膊,可马上又意识到,这是真的,他果真就要置身那个幻想中的神奇世界了,到了那里,他想,什么都会变得不同的,乡村生活在他身上打下的烙印会渐渐消退,城市就像一缸清水,它能洗去身上让他自卑、也让他憎恨的一些东西。

在刚过去的这个正月,他跟那些从上海打工回来的小伙伴们一次接一次聚会。他们被王并成叫到家里,王包今的老婆在厨房里忙碌,她个子矮小,烧菜的手艺在村里却是数一数二的,总是让一些人念念不忘。她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其中就有她最拿手的炒成酱油色的萝卜丝饺子,酒桌上,王并成讲了他初到城市时的一些经历,不过蹲在汽车站门口只能捡别人的烟头抽一口的辛酸往事,他故意避开不谈。小伙伴们则七嘴八舌,提到各自工地上的施工员,他们说,人啊,有的天生是好人,有的却坏透了,这是在娘胎里的时候就决定的。

王满兵的脸被酒精烧得通红,他发现自己脑子迟钝,不过,即使他想说话也完全插不上嘴。好几个白天,他们都约着骑车到牌头,外陈,王家井,大唐,在每一条摆着鞭炮和水果箱子的老街上闲逛,当王满兵听到他们说“镇子变小了”,他有些疑惑。

“街道还是原来的街道,它怎么会变小呢?”他想。

那天他们在牌头镇上荡了一圈后决定爬山,山脚有一间上了锁的小木屋,屋里传出狗叫,这是守山的村民值班时住的房子,主人估计回村里背粮食了。他们把自行车拴在屋后的松树上,然后沿着台阶爬斗岩山,坐在龙王殿的石头门槛上歇息时,王满兵想起小学春游时的场景,那时母亲还没有离开他们,他带着一饭盒母亲给他包的清明团子,团子表面裹着一层糯米,里面是雪菜豆腐笋丁馅,那天不知是胃口不好还是不好意思在同学面前吃这些团子,他吃得很少,返家前,他把吃不完的团子偷偷扔进了麦地。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

“时间过得真是飞快,它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过去了,回头看看,竟然没有留下一些什么。”王满兵一哆嗦,风吹干了身上的汗水,棉袄里顿时感觉到丝丝凉意,他的思绪又回到了现实中,望着远处像波涛一样翻动的竹林,心里不由得涌起一阵焦虑。

下山后,他们在红楼村口一家写着“停车吃饭”的小菜馆里喝老酒。在那里,王满兵依然只有倾听的份,不过他刻意少喝了一杯,以便让自己保持清醒,于是他从他们嘴里了解到,大城市的机会多得就像村子里随处可见的石头和茅草,当水道工王亮康说起他们的母亲在家里随手摊成的麦糊烧和圆麦饼都能在大城市叫卖,并能卖到好价钱的时候,王满兵张大嘴巴,恨不得立马插翅飞到那里去。

“只要足够勇敢,我就有能力从命运给我打制的框格里冲出去。”决心下了后,准备动身前,他总是这样鼓励自己。

在工地上,他沉着脸,每天心事重重,就像后来他自己说的那样,在他的同伴们的眼睛紧紧盯着挂在砖墙边的铅锤线、闷着头干活的时候,他的眼睛随时都在寻找机会。

可机会在哪里呢?很快,他感觉到灰心失望,因为他发现对他们这帮打工的人来说,根本没有机会。

他的头发很久没有修理了,上身是一件被灰尘染黄的白底蓝花衬衣,腿上穿一条藏青色喇叭裤,脚上蹬着一双塑料拖鞋。但工地是不允许穿拖鞋的,为此,他没少挨工地管理人员的骂。

不过这些骂声比起当年高满师傅对他的批评,所谓的杀伤力已经微弱到可以忽略不计。因为他渐渐习惯了它们。而这一切归功于一个叫张国林的年轻人。

他是王满兵到上海后结交的新朋友。其实在第一次去上海的车上,他们就认识了。张国林比王满兵矮半个头,在车站集合时,他没有引起王满兵的注意,那天直到火车进站,他们也没有说上一句话。

因为买的是站票,一帮人只能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靠着随带的行李席地而坐,这样就引起了想去锅炉房接一杯开水的乘客的不满。他们都是从起点站上车并买到了座位的城里人,舒舒服服地坐了一路,但是过道上忽然多出的绊脚的箱包和交叉的人腿像蚂蚁爬上了他们的背,心情立刻黯淡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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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17-04-29 16:06)

这个想出门见见世面的念头藏在王满兵心里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在这之前,每年腊月到来,他的同龄人就陆陆续续从打工的大城市归来,他们在家休息一晚,第二天早餐时间一过,不用谁提醒,身体像被人把着方向盘似的,习惯性地就往村中心的三岔路口走去,在那个地方跟久别的老朋友们会合。

如果细心一点,就会发现他们身上的衣服是新买的,藏青或者米黄色的夹克式羽绒服,裤子是城里带回的那只箱子里翻出的最像样的一条,也是料子唯一挺括的一条。他们背靠着王海家的墙壁站定,过一会儿退后一步,跨上贴墙放着的石块,这样上半身就能晒到太阳了。

家里真冷啊。到这时他们才觉出,农村的气温比城里起码要低三到四度。

“如果早两天回来,”他们的母亲说,“山顶就还是白色的。”

当然,现在天晴了。眼前是王包今家的二层平台,这个时节,摆在平台边沿的葱盆里总是留着少许残雪和炮仗炸开后飘下的红纸,太阳刚出来,斜对面王竟奶奶、张招妹的矮屋顶上晾着一圆匾蒸熟的糯米。

这才是老家的味道啊。这样想着,心里一下子踏实了。

他们能看清每一个慢慢走向三岔路口的村民,等对方走近,他们的两只脚从石块上跨下来,朝前走两步,同时听到他们嘴里正叫着一个久违的名字。

城市的经历让他们显得矜持了许多。可能是分开的时间太久,一下子找不到往日里那种熟悉的感觉。不过很快,他们的一双手插进裤子口袋,慢悠悠从里面掏出一盒包装精美的香烟,一支一支分给路过的然后在那里驻足聊天的村民。

什么时候回来的?村民一边接过香烟一边问。

“昨天晚上。”他们说,一双手重新插回兜里。

他们在城市里辛苦吗?具体需要做些什么?工作时又是一个什么状态?几乎没有人抛出这样的问题。对村里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谜。况且,从未出过远门的人能够想象出什么呢,比如王江正在上小学的女儿王里,她个子小巧,却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她能安静地坐在大人堆里听他们讲些什么,适当时候,从她嘴里冒出的一句话会震倒众人。

“当一个结果摆在面前的时候,很多以前发生的事情都可能被当成原因。”她说。很难相信它是从一个五年级的学生嘴里说出来的。

当她接过他们从兜里掏出的大白兔奶糖的一瞬间,心里充满了感激和羡慕,她琢磨过,纳闷眼前的叔叔伯伯们在城市里究竟干的是什么工作,她以为他们在城市里的每时每刻都是穿得这么光鲜的。

正月过完,年轻的打工者们又像提前约定似的,在同一个日子提着铺盖出发回大城市。这不是一个愉快的日子,空气里满是节日收尾时的落寞和淡淡离愁。在三岔路口,他们停下脚步,进县城的汽车隔半个小时就有一班,只要站在村口的石桥上,朝它挥一挥手,车子就会慢慢减速。他们心里想的是,与其在火车站干等,不如留在这里跟村里人多说几句告别的话。这时,准备去外村上工的王满兵恰好也路过三岔路口,他刹住自行车,不管怎样,对他来说,最得体的做法是牺牲一点时间,站在墙角,风吹不到自己,又可以让温暖的太阳照着的地方,一起抽支烟,聊上两句,因为他们都知道,下一次见面又该在一年后了。

但是,谈话的时候,无论是朋友们看着王满兵的眼神,还是话语里透出的深意,都让王满兵觉察到他们的遗憾,他们认为王满兵直到现在还跟着高满师傅挨家挨户干活的做法已经落伍了。

王满兵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感觉。当他在东家的桌子边坐下来吃饭,他有点抬不起头,尤其当他鼓起勇气、从摆在桌子中央的瓷碗内夹起一块红烧肉,那一刻总觉得所有人的目光都聚到了他的筷子上。

刚开始做学徒的时候,高满师傅是不允许他主动夹肉吃的。

“夹点面前的青菜到碗里,吃点芋艿、豆腐就行了。不吃肉又不会死。不要让旁人觉得你不懂规矩。”那时,师傅是这样对他说的。王满兵低着头,脸“刷”地红到耳根,一霎时感觉到的羞耻让他恨不得变成一块生姜埋在肉碗里。

最近一年,他才敢支支吾吾,向高满师傅提出建议,他说,师父,我们为什么不用包工的方式?这是他从打工回来的朋友们嘴里得知的一种承包工程的方式。

他的意思是,事先可以跟东家谈好整个工程的价钱,这样,他们既不用在东家家里吃饭,也不用每天把计工的任务挂在心上,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该完成的工作做完,然后移交给东家就行了。

朋友告诉他的是,别看旁边没有人像东家那样监督你、催促你,但是干活的过程中,你会更主动。事实证明,每一个工程他们都能提前完成,哪怕只是提前一天两天。

高满师傅听了后,从鼻孔里冒出类似“嗤”的声音。他没有听从王满兵的建议。高满师傅说,满兵啊,你还是安耽一点吧,不要成天说着城里怎样怎样,你该清楚你现在是在哪里。在哪里就得说哪里的话!随后他摇着头说,人的可悲之处就是不肯接受教训,身边发生的太多事情证明:想法越多,苦恼越多。

不过当王满兵吞吞吐吐告诉他自己准备去上海的决定时,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即点头答应下来。

“这是你的事。自己的事还得自己拿主意。你怎么想就怎么做吧,只要你父亲不反对。”他对王满兵说。

那天回家的路上,王满兵看到不远处、渠道内侧的麦地里有一株桃树开了花,自行车轮胎碾过的草丛里,苦荬菜开出的一朵小黄花象星星一样耀眼,他兴奋得哼起了歌。这种感觉他已经很久没有体会到了。记得上小学时,每次走出校门,他都会不由自主舒出一口气,浑身说不出的轻松和惬意。

“我要去上海了。我终于要获得自由了。”他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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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19 10:36)

师父扬起手的动作伤了徒弟的心。吃晚饭了,热腾腾的酒菜端上桌,高满师傅把头伸在自来水龙头下,让水冲去头发上的浮尘,又用随身带着的毛巾擦了把脸,之后就在一张刷了紫红色油漆的靠背椅子上坐下来,同时,眼睛在桌面上巡视了一番。

“晚餐这么丰盛,濒英婶太客气了。”高满说。

准备动筷子的时候,白天一直在帮忙递砖的王二旁提起了王满兵,他第一个发现王满兵不在桌子旁边。

“满兵呢?”王江回头问刘濒英,他的眼睛里一半是疑问,一半是责怪。他想,一定是歇工后王满兵回了自己家,但开饭前刘濒英忘记去叫他了。这样就失礼了。他的眼神在向刘濒英传递他的担忧。

王满兵就在门外的走廊里,他面对着墙角,一动不动站着。

“满兵,进来吃饭呀。”看到他的瞬间,刘濒英如释重负。她的一只脚跨过门槛,身子侧着,探出脑袋叫王满兵。王满兵仿佛没有听见似的,一点反应也没有。她只好出去,走近了才明白,他还在生师父的气。王满兵的眼眶里噙着泪水,眼皮明显肿了。

“他是你师父呀。师父说你两句不是太正常的事?孙悟空还常常被唐僧念紧箍咒呢。”刘濒英劝起人来特别在行。她是村里的妇女主任。谁家婆媳不和或者邻居吵架,都会哭哭啼啼找她诉说心里的委屈。但是她太忙了,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有时站在锅台前炒青菜,灶膛里传出噼里啪啦的响声,事先塞在那里的一把干豆萁窜出的火焰把锅子烧得通红,稍不留意,菜叶烤糊了,这时她就需要不停翻炒手中的铲子,因而就不一定能够听清楚她们究竟在说什么,只有在焖煮的间隙,她才能转过脸,跟正在哭诉的人儿重新对上话。

但效果依然是显著的。即使刘濒英没有给出任何建议,她们在她面前尽情诉说了心中的不满,毫无保留地发泄了情绪,像一个鼓胀的气球慢慢放掉多余的空气,然后转身离开的时候,心里的一个“死结”差不多已经得到松动。她们觉得心里好受多了。

在王满兵这里,刘濒英细声细气的劝说却不管用。王满兵用手背抹了一下眼泪,轻声说:“我不吃饭。”同时他的心里冒出一个想法:“我也不稀罕做一个泥水匠。晚上回家我就去跟父亲挑明,我不学这门手艺了。要是继续学下去的话,我也应该换一个师父,总之我要跟他说,我不想做高满的徒弟。”

但是当屋内传出高满师傅沙哑的嗓音,“满兵,进来吃饭”。话音落下,一切就变得不同了。他平静下来,几乎在同时,他心里已经打消刚刚还特别强烈的要跟父亲挑明不再学手艺的念头。他在桌子边坐下来。桌上有一碗他喜欢的笋干炖猪肺,他发现自己饿极了。

就是从那天开始的,只要说起王满兵,高满师傅就开始摇头,脸上现出奇怪的笑容,随后,他叹起气来。他认定王满兵不适合做一个手艺人,因为王满兵太脆弱了。学手艺的人应该有一根坚韧的神经,也就是说,他得有点担当,而不是什么委屈都承受不住。如果不能受半点委屈,将来当他一个人去东家家里干活,怎么面对东家的吹毛求疵呢?在高满看来,不挑剔的东家几乎不存在,万一东家正好又是一个粗鲁的家伙,那你能拿他怎么办,你只是站在走廊上哭鼻子吗?

即使那样想,他也没有对王满兵下逐客令。

“除非他自己提出来要走。”高满师傅说过这句话。在他母亲面前,他说,反正他随时做好准备,等着王满兵走过来,跟他说,师父,我不想学手艺了。

他没有等来这一刻。王满兵出乎意料地坚持了下来。三年后,他的父亲王建生张罗着在家里摆了满师酒。那天的酒桌上除了高满,还有王建生请来的村里的几个能人,王包今的儿子王并成,拖拉机手王达,兽医王言和菜农王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王建生请求高满再带带自己的儿子。听到父亲的话,王满兵有些惊讶,当这一切在他的脸上表现出来的时候,一直在上海工作、已经做了几年木工老板的王并成发话了,他说,满兵,听你父亲的吧,技不嫌精。拖拉机手王达和兽医王言趁机也把自己几十年的生活心得分享给王满兵,他们的意思是认真做事,把一件事情做到“得心应手”的时候,估计就能做出一点名堂来了。王并成是高中毕业生,他问王满兵,你学过《卖油翁》吗?

王满兵又跟了高满两年。师徒两人继续走家串户地干活,附近同一个镇的乡里人慢慢都认识了王满兵,他们客客气气地称他满兵小师傅。

转眼王满兵已经二十二周岁,这年二月底的一天,气温骤降,桃树上的花苞像开了一条缝的门重新闭上,到了下午,一场春雪纷纷扬扬从空中飘落下来。晚上王满兵和父亲王建生难得坐在一起吃饭,他的母亲跟着一个箍桶匠跑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那时王满兵才上小学三年级,空气里飘着热腾腾的糯米团在石臼里翻捣和粽叶煮在水里的香气,冬至到了,他幻想着回家就能吃到一只赤豆粽,他的母亲会事先把它从滚水里捞出来,摆到灶台上,她知道赤豆粽放凉了才最好吃。但是推开门才知道,母亲抛下了他们父子,她不要自己了。那一刻,人们都是这样告诉他的。他的奶奶那会儿还活着,她抿着干瘪的嘴巴说,你的母亲不要你了。

最近几年,他已经很少想起母亲,现在总是要别人提起来,大多数时候都是大伙出于肩负的责任,他们觉得应该提醒他一下,让那桩烦心事每年都到他的心里串一串门,免得时间长了他会忘记自己母亲对他们父子的背叛。这时,他会低下头,一只手握成拳头,脑子里现出母亲笑起来的样子,她的面容开始模糊了,他之所以记得母亲的笑容,因为她的上排左侧的牙齿少了一颗,这才让他记忆深刻。

父子两个坐在小桌旁,就着被前几天的太阳晒得香喷喷的腌肉骨头——排骨蒸葱头——喝了一点老酒,趁着父亲还没有开始唠叨,王满兵向父亲提出请求,说自己不想跟着高满师傅干活了,他想去上海闯一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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