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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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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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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谷溪,笔名谷溪,1941年2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郭家嘴村。
  1962年毕业于延川中学,先后曾任炊事员、通讯员、公社团委书记、县革委会通讯干事、报社记者、《延安文学》编辑、副主编、总编(编审)、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2002年10月退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18卷20册,与人合作)、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1999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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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火记的思想理念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博大情怀

——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随想

曹谷溪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有这样的感觉,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一样,在远离首都的陕北延安,学习《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近距离地跟一位大国领袖对话,走进他丰富而具体的精神世界,探究其历练的足迹和博大的胸怀。

  任何一代领袖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土壤。

  习近平曾坦诚地说,在他的一生中,对他帮助最大的,一是革命老前辈,一是我那陕北的老乡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所触及的内容,不仅是青年习近平感人至深的劳动锻炼过程,更是习近平人生信仰和至高理想的形成过程。通过进一步学习,我们不难发现蕴含在这些感人故事中,在领袖成长过程中的,思想层面的内容。作为本书的受访者之一,我也是在深入学习中,有了新的发现或者新的感悟。

  1974年,时任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年仅21岁的习近平,在陕北的大山中掀起了一场波及陕西全省的沼气革命。为了配合省政府在延川召开的全省沼气推广利用现场会,县里要求写一篇关于习近平先进事迹的新闻报道。县委书记申昜说:谷溪人熟,情况熟,掌握的资料多,这篇重点文章的采访写作任务,由他来独立完成。

  于是,1975920日,《延安通讯》头版头条发表了这篇长篇通讯取火记,报社总编李彬同志亲自为这一文稿撰写了社论。

  几十年后,再次回想当年采写取火记时与习近平的相处,我以为他的不忘初心的崇高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理念,应该早在他的青年时期就已经悄然萌发。

  细心的读者或许还记得取火记开篇的一段话。

  “火,是被人类征服的第一种自然力。从远古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到煤、油、天然气和太阳能的应用,人类为了火的利用、燃料的来源,曾进行了几十万年的艰辛斗争,不断换取人类的文明、进步!(短短76个汉字中,用了三个“人类”)今天,正在进行的推广利用沼气,也是这场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如果说整篇文章记录的是青年习近平在沼气革命中的先进事迹,那么,这段话则体现了一种更具理性,更具思想的信息。现在看来这是一段很平常的话,如果将它回归到全国江山一片红的历史断面上,这段话的意义和价值更值得我们深思。

  在采访过程中,我和习近平住在一个窑洞里,两个人横躺在小土炕上,天南地北闲聊。先拉制服跳蚤的方法。近平说,将六六六粉撒在炕上太呛人;我说,将六六六粉撒在门口,把跳蚤拒之门外。近平说,一扫地不就没了?我说,先用水将门口的地面洒湿,让六六六粉粘在地上,药就渗进土里。撒一次就能管用好几天。

  说到沼气,平时不多言谈的习近平更像是一位满怀激情的能源专家。他说,火,是人类征服的第一种自然力。火的利用,燃料的来源,是人类永远的课题;村子里本来劳力就少,上山砍柴费时费力,特别是到了农忙,还耽误队里的生产。总不能让群众没柴做饭吧?刚来的时候,知青不会砍柴,老拿队里的庄稼秆烧火做饭,群众也有意见……

  当年的陕北,不仅吃粮困难,烧柴也同样困难。其困难的程度,在陕北流传一个烧鞋煮面的故事,令人心痛。七十年代,有位下乡干部到一个农户家吃派饭,女主人把面条下到锅里,柴火没有了。连牛粪、羊粪、驴粪也没有了,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这位妇女赶忙脱下自己的布鞋,投进灶口,紧拉风箱,才将待客的面条煮出来;干旱的气候,瘠薄的土地,落后的耕作方式,加上不切实际的政策,陕北的父老乡亲缺衣、少食、没柴烧。为此,不少人甚至搭上了性命。我五十八岁的父亲就是在捞河柴时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十五里路程才找回他的遗体……

  习近平从办沼气的现实需要,谈到能源发展的历史过程、新能源的发展趋势,以及能源利用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他说:今天,正在进行的推广利用沼气,也是为了(换取人类的文明、进步)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就是这次谈话,将这一则关于办沼气的新闻报道赋予了新的生命,将新能源开发上升到为了人类的文明、进步的高度。习近平的一席话让我联想到古希腊普罗米修斯天庭盗火的神话传说,于是将这篇报道命题为取火记。自然使这篇平常的新闻稿承载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寓意和思想内含。

  取火记如是写道:

  试建沼气池的战斗打响了,参加试建的贫下中农、沼气技术人员干劲十足,日以继夜开石备料,挖坑奠基,干得热火朝天。可是,一些思想保守的同志却在一旁说怪话:“五八年拐峁大队花一千多元办沼气没办成,这回还是劳民伤财”;在梁家河有人当着正忙活着办沼气的习近平说:“好后生哩,别逞能,四川暖,延川冷,沼气在咱这儿办不成!”有人甚至断言:“沼气过不了秦岭”、“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

  一股股冷风,吹不凉每一个试建组同志开辟农村燃料新来源的热心,一个个建池中遇到的困难,挡不住他们大干快建的前进步伐。他们豪迈地说:“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沼气池建成装料,突然发现池子漏水跑气,如不及时清理出水粪,这口池子就有报废的危险。去四川学习过的沼气技术员刘春合和习近平一合计,就连夜用桶往外吊水粪,吊桶上的麻绳子把手勒红了、勒破了,他们全然不顾,突击一天一夜,把四十立方米的水粪全部清理出池子,装过料的池子,池壁沾满粪浆,又脏又臭,在炎热的夏天进池修理,更是憋的人喘不过气来。习近平和刘春合等同志相继跳进池内,用清水洗刷池壁,寻找裂纹,进行修补……

  七月中旬,在两三天内,梁家河、延水关和农场的三个沼气池先后产气点火,终于,粉碎了“沼气不过秦岭”的神话,陕北高原点亮了沼气灯!

  通过几次交流,采写任务便轻松愉快地顺利完成了。这篇文章,虽然遗留一些那个时代的痕迹,但思想立意方面,完全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理性的成分。说实话,这样的行文风格,在当年实属不易。即便现在读来都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文章。正是鉴于这样的共识,我跟习近平的以后的交流也就自然更进一个层次。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题为绥德汉的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文章中说的这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就是当年因采写取火记,在我生命里留下深刻印记的青年习近平。

  2015213日,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回到梁家河村时,他深情地说,我的人生第一课所学到的都是在梁家河。不要小看梁家河,这是有大学问的地方

  众所周知,陕北千沟万壑,干旱少雨,十分苦焦,曾被有些人定义为不适合人类生存。但就是在这个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孕育和成就了共产党人最为辉煌的业绩。当年在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北革命领袖创建的红色土地上,陕北人民像对待亲人一样接纳了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央红军,从此,中国革命一路走向胜利。延安因此被誉为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的圣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陕北人民再一次用同样的方式,接纳了来自北京的两万六千多名知青。也是在陕北的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成长起了一大批得到艰苦锻炼的优秀青年,他们当中,最令人瞩目的优秀代表,就是成为新一代人民领袖的习近平。陕北这块曾经承载了新中国重要历史进程的厚重土地,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热土。

  特定的地域文化造就了陕北人鲜明的人文特质。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充分融合进陕北人最为普通的日常生活当中,他们固执地坚守着祖辈遗留下来的传统礼仪和处事风格。陕北人知礼、宽厚、包容、正义。面对是非曲直,他们有自己的一个衡量尺度和标准,他们即便是在最艰难的生活境遇面前,依旧秉持饱满的生活热情、丰富的思想情感和严谨的道德操守。因此,所有曾在这块土地上生活过的土著陕北人,或者客居陕北的异乡人,无一例外对陕北保有真挚的感激之情。

  少年强则中国强,一个人的人生态度的养成,青年时期至关重要。《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所揭示的不仅仅是青年习近平感人至深的历练过程,更是习近平从一名普通插队知青到优秀共产党员人生信仰和至高理想的形成过程。深刻的道理往往是蕴含在那些极为普通的具体生活当中;强烈的社会责任一定出自与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强烈情感碰撞。只有切身跟最广大,最普通的劳动人民生活在一起,才能真正体会到他们最基本的诉求,感知他们朴素的情感。

  20048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曾接受延安电视台《我是延安人》节目专访。在节目中,习近平回忆了建沼气池的一些细节:第一口池子是颇费功夫。一直看到沼气池两边的水位在涨,但是就不见气出。哎,很奇怪,怎么回事?最后的原因找到了,就是那个导气管堵塞了,最后一捅开溅得我满脸喷粪啊,满脸是粪。但那个气就呼呼往上冒,我们马上就接起管子来,我们的沼气灶上就冒出一尺高的火焰来……”

  这就是一个大国领袖当年的所作所为。沼气建设只是青年习近平在陕北插队期间众多故事中的一例,但对一个青年的成长来说,其意义远远大于事件本身。他是在条件极为有限的条件下,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对改变农村燃料结构的一次革命性的尝试。

  我曾不止一次对身边的青年人说过,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成功的机遇,永远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但是,我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对于领袖人物来说,他们所做的努力,所做的准备,决然不是我们常人可以想象的。为了让乡亲们用上洁净的燃料,他带头跳入臭气逼人的沼气池,查找修补裂缝;为了让农村人改变如厕习惯,他亲自将一个旧厕所改造成男女分开的厕所;为了让城里来的客人午休时避免苍蝇叮咬,他拿一张报纸遮盖在客人的脸上。用高尚的思想、乐观的态度,躬身去做最具体甚至最卑微的事情,体现的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胸怀。能做成小事的人未必能做成大事,但能做成大事的人,一定能做得了小事。今天,再次回想当年习近平阐述人类发展与能源利用的情景,我不禁得出这样的感慨,从陕北农村的大队书记到世界最大政党的当家人,领袖的产生看似在人们预料之外,实则却是历史的必然。

  是时代和人民选择了他!

  2015年,毛泽东主席女儿李讷随丈夫王景清回延安。在饭桌上,谈到党中央推动的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等一系列廉政反腐举措,王景清附在我的耳边低声说:谷溪呀,习近平再一次挽救了中国共产党。其情之真,其意之切,令我感同身受,心潮起伏。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早在1945年黄炎培和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关于历史周期律的警示,在共和国走过半个多世纪的当代中国,依旧值得每一位共产党人借鉴铭记。

  在人类发展的进程中,全世界各民族,都是在自身发展的过程中创造了本民族炫目灿烂的历史和文化,但是曾几何时,这些成果,被外来的势力所中断和打破。中国也不例外,尤其是进入近代,中华民族陷入了内忧外患百年屈辱的民族之殇。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先驱,开创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先河,推翻了帝制,为民族的民主和独立迎来了曙光。但真正让中国人民赢得尊严的是中国共产党,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中,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指引下,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外来侵略,迎来民族解放,建立了全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至此,中华民族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社会历经波折,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在不断进取中,日趋成熟,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就。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一次显示了一个伟大民族,无与伦比的生产创造能力。这一切成绩的取得,无外乎两点,一个是深厚历史和文化浸润的勤劳智慧的民族,一是共产党的正确领导。

  但是,随着社会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特别是随着国内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扩大和紧密,新的问题和矛盾也不断暴露出来,价值观认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最为突出的矛盾焦点。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危机,也再一次成为困扰各国政要和人民的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国内外的难题和挑战,承担起了前所未有的历史重任,习近平无可取代地成为世人瞩目的领袖人物。他不仅为十三亿中国人民勾画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美好蓝图,同时为全球治理贡献出一系列的中国方案。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7317日,联合国安理会2344号决议一致通过,首次将这一理念载入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这一关乎全人类前途命运的伟大思想,其来源不正是中国优秀文化土壤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相结合的东方智慧;其目的不正是共产党人实现理想社会的具体方略和途径?!在多元文化并存的世界,我们为世界贡献我们和而不同中国方案,应该说,是对世界各国人民和睦共处,持续发展的伟大贡献。

  联想在联合国及多种国际场合,习近平总书记面对世界人民发出的中国声音,从一带一路倡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精辟论述,充分体现了历史转折变革关头,中国同世界各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世界情怀和大国担当。也使我不禁再次想起40多年前与习近平相处情景,青年习近平当年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形象跃然眼前。我深深地感到,习近平不仅是人类前途命运的思想者,更是一位坚定的践行者。

  党的十九大的召开,为党的建设注入更为强大的活力和动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一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必将团结带领亿万人民,浓墨重彩地续写大国崛起的辉煌历史;中国人民必将敞开胸怀,与各国人民携手共建一个和平、繁荣、美丽的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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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应胜


“峁 圪垯 ”走向大世界


——对话优秀青年企业家白应胜


曹谷溪 静书


 “人生最大的意义就在于不断地突破自己!假如,把我们放在一个更高更大的平台上,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的企业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的企业家仍然有太多的功课要做。”这就是青年企业家白应胜对自己的定位。

对话白应胜,这位出生在陕北农村,年仅四十出头,拥有延安邦太工贸和峁 圪垯 土特产两家具有相当规模公司的优秀青年企业家,给人的第一映像,你一定不会把他看成一个商人。眼前这位青年,眉目清秀,谈吐文雅,态度谦和,在他的身上,更多显露出一种文人的气质。但是,他的确是一位商人,一位具有鲜明个性的企业家。他的成长经历,不仅体现出大多数企业家感人至深的创业历程,更体现出当代企业家,对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对家乡父老乡亲,对人民、对社会的责任和担当。他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将企业的社会价值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他让他的企业承载了更为丰富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情怀。



1974年,白应胜出生在陕北清涧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此时的中国,正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夜。正如同样出生于生陕北清涧的杰出作家路遥先生在《平凡的世界》中所描述的那样:“黄土高原严寒而漫长的冬天看来就要过去,但那真正温暖的春天还远远地没有到来。”饥饿和贫困像幽灵般困扰着人们的生活。出生在农村的白应胜,就是在极度贫困的陕北农村度过了他的幼年和少年。也正是刻骨铭心的农村记忆,磨炼出白应胜坚韧不屈的性格。

随着年龄的增长,中国的社会变革也在一步步深入。外面的世界对白应胜产生了难于抗拒的诱惑,跳出农村成为他唯一的愿望。十八岁那年,他终于离开家乡来到延安。经过多年的颠沛流离、摸爬滚打,1996年,他将自己职业,定位在了家电销售行业。经过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他的家电销售已经在延安做得风生水起。2006年,白应胜独资组建的延安邦太工贸有限公司正式注册。二十年的过去,这家从最初靠一千元资金,摆地摊起步,卖“锅碗瓢盆”发展而来的公司,已经成长为覆盖延安全境,拥有一百多个营销网点的大型营销公司。其市场份额,占到处于行业领头雁地位以上。

完善的管理带来显著的销售业绩;二十年的不懈努力,为白应胜带来丰厚的财富回报。营销领域取得巨大成功的白应胜,没有满足眼前的成绩,一个大胆的念头使他陷于深深地思考当中。他利用工作之余,到世界各地考察学习,国外严谨的企业管理让他在更深的的层次上对商业,对企业,对自己的人生定位有了一个新的认知。成立一家销售陕北土特农产品的思路在他的视野中逐渐明朗起来。

此时的延安,房地产行业方兴未艾,许多人对他的想法提出异议。劝说他将资金投入到“来钱快”的房地产开发。但生性倔强的白应胜对自己的选择坚定不移。他说:“作为一名当代企业家,不能将财富追求当做自己唯一的目标。企业是推动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企业的生命在于其所承载的产业基础和发展前景。”介于这样的认识,白应胜以“峁 圪垯 ”命名的陕北土特产品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解他的人一点不难理解,为了产自陕北山山峁峁的农产品寻找更好的出路,他要将他的“峁 圪垯 ”打造成一块享誉中外的亮丽品牌。“生财自有道,天心系人心。”“峁 圪垯 ”所包含的陕北故乡情结,不言而喻。



2014年至今,三年过去。白应胜带领他的土特产品公司,从最初的十几个单一产品,发展到目前的延安小米、延安金枣、黄龙核桃及南瓜籽、粉条、苦荞等三十多个大类,一百多种系列产品。销售网点也从本地市场拓展到了西安、北京、成都等外地中心城市;销售方式也从定点销售发展为网上销售。已经在“天猫”、“京东”、“融易购”等网络营销平台安家落户。

为了确保产品质量,公司全面实施“企业+合作社+农户”的一条龙可溯性产品管理模式。从源头上杜绝了潜在的质量隐患。2017年新建优质小米生产基地1210亩;签订适生优质金枣收购合同面积3000亩。同时投资500多万元在延安宝塔区阳光农副产品加工工业园区,兴建面积3千平方米的专用加工厂投入生产。实现了原料生产、产品加工、成品销售三位一体的经营管理模式,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产品质量。为广大农村脱贫致富和推动特色农业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认同和消费者的一致赞誉。“峁 圪垯 ”已成为深入人心的陕北农产品第一品牌。



当前,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需要一大批优秀企业,一大批爱国敬业、遵纪守法、创业创新、回报社会的企业家。

白应胜在潜心经营谋求“邦太”、“峁 圪垯 ”两个核心企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他还积极参与社会文化公益事业,获得多项荣誉,也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我们罗列一下他的头衔即可一目了然:陕西省工商联总商会执委;延安市第四届·第五届政协委员;延安市工商联总商会副会长;延安清涧商会副会长;延安市宝塔区第十三届、第十四届政协委员,宝塔区政协常委;延安市宝塔区工商联总商会副主席;延安市创业创新先锋;政协延安宝塔区区委十三届优秀委员;延安市十大杰出青年企业家延安市文化旅游产业先进个人等十几项荣誉。



他借助各种场合,积极与各界人士共同探讨民营企业发展之路,力求地方民营企业形成合力,共同发展。创新销售模式,不断加大电子商务发展力度,为企业销售搭建新平台,助推农产品销售转型升级。

放眼当今世界,以经济和科技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也体现为各国大企业的竞争。因此,世界各国无不高度重视和支持大企业发展。“对党忠诚、勇于创新、治企有方、兴企有为、清正廉洁”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企业家的要求和希望。白应胜将党组织建设,放到企业管理的突出位置。2015年公司成立了党支部,积极发展优秀青年员工入党,他将员工的政治生活归属于党支部管理。使公司员工丰富多样的学习文化活动,常态化、制度化,组织化。

企业的长远健康发展,除了严密的组织建设,更离不开企业文化的滋养。随着“核心企业”快速稳定成长,2017年白应胜又先后创办了延安峁圪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和延安圪垯垯文创酒业公司。今年6月在市委组织部的协助支持下投资300万成功拍摄延安第一部励志电影《仲夏红光》。圪垯垯酒业各项业务也已全面展开。

时代呼唤一批中国特质、世界水平的企业家,创新品牌是中国企业走向世界的基本条件。商海征战二十多年的白应胜,对于拥有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品牌做了多年的准备。白应胜曾感慨地说:“为了峁 圪垯我愿意付出我的一切,无怨无悔。”作为一个极具生命活力,极附文化内涵的地方特色品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峁圪垯”必将带着陕北人民美好的祝愿,走出黄土地,走向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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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27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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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声地籁扑面来

在曹雪琴古筝艺术座谈会上的谈话

曹谷溪

 



今年夏日,我去福建武夷山,有好友邀我到茶馆品茶温杯,闻香等一连串的功课,令我茫然。对于茶道文化,我知之甚少,天天喝茶,但于我而言,还应属 “牛饮”一类。

跟品茶相类似的还有饮食。一回,北京一位朋友请我去一家高档的海鲜饭店就餐,方显老友相见之热忱。上的是龙虾大餐,大概就像春晚小品上赵本山说的那种。一顿饭让这位朋友破费了不少钱。吃完饭朋友问我,吃好没有?我说:“哎呀,可是吃好了,我还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的菜肴!”回到宾馆,感觉肚子还是不够实在,在街口花三块钱买了一个“天津果子”,这才感到肚子里有了点东西,安然入睡。

和“品茶”,“吃海鲜”一样,对于音乐,我基本上是个门外汉,不识简谱,五音不全。在许多的场合,我常常开玩笑说:“我是说的比唱的好。”

今天,跟这么多的专门家坐在一起谈论音乐,真是“班门弄斧”。可是,领略了曹雪琴极具艺术水准的古筝技艺,禁不住有话想说。

2003年,我随作家代表团到欧洲访问,在意大利走进一家教堂,教堂里回荡着庄严、优美、动人的赞美诗吟唱。歌声、琴声完美地融为一体,那简直就是一种“天声地籁”的震撼。我的呼吸在那一刻静止了,我的心在那一刻好像离西方人所谓的上帝很近。这就是音乐的魅力。

听了曹雪琴女士的演奏,让我不由地再次想到“天声地籁”这个让我在某一时,某一刻,置身于某个宁静、开阔的山涧或峰巅,聆听“高山流水”,触摸蓝天行云。那种感觉恰似:“天生地籁扑面来,行云流水不知处。”

整场音乐会的曲目选择,给人一种跨越时空的多维空间的历史再现。

雁门关的山风

拂动秀延河边的杨柳;

文安古镇,

传来秦驰道上叮咚的驼铃。

清泉淙淙,

在青石间涌动,

晴天朗日,雄鹰掠过白云,

草原上奔驰的马群,

惊飞成群的鸟儿飞向天际……

就在音乐会的过程中,我的思绪,好像一下子回到了远古,我的思维空间立马扩展了许多。由此,我想到了白居易“浔阳江畔的琴韵”,想到了“玉门”城外的金戈铁马。也想到了曹雪琴的大哥我的老搭档曹伯植,以及我曾读书工作过的延川县。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和曹伯植就在延川县合作搞过诗歌配乐朗诵会。曹伯植不仅将我创作的《䦆头歌》配上乐曲,还将我的《送代表》改编成歌舞剧演出。这些记忆在几十年后重提,感觉清晰而亲切。用音乐的话说,我跟伯植的关系,那就是“知音”。



曹雪琴演绎的曲目,无论是演奏难度极高的《十面埋伏》还是陕北人民情感连接最为密切的《兰花花》、《三十里铺》以至于在陕西人生命里根深蒂固的“秦腔”为背景创作的《秦腔主题随想曲》,都将这些贯穿于民族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文化瑰宝近距离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不仅是一次文化大餐,更使人对民族音乐有个更明确和直接的感受。印象中,以本土演奏家举办的专场音乐会,在延安好像尚属首次。还是在刚刚落成投入使用的,延安新区标志性建筑——延安新区大剧院举办。这就使延安人民在感受延安建设成果的同时,也呈现出延安人民在文化建设层面的丰硕成果。这样的荣誉,不仅属于个人,也同时属于延安人民。

在这个新落成的大剧院,举办的这场令人耳目一新的大型音乐盛会,十九大召开在即,以这种积极的,具体的形式迎接这次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在复杂时代背景下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认为这场音乐盛会的举办,恰如其分,恰逢其时。

说曹雪琴不可能绕过曹伯植,作为文化大家庭的家长,曹伯植不仅是其妹曹雪琴艺术上的第一任老师,更是思想生活上的导师。在营造“文化家庭”的长期过程中,曹伯植付出的苦心,最终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厚夫在曹伯植“陕北说书”系列研究丛书研讨会上的评价我认为中肯准确“曹伯植老师是位把传承陕北文化当作自觉的生命行为的有良知、有责任感的文化人,为了事业再苦再累他都心甘情愿。他在此基础上潜心研究,一口气推出了《陕北说书概论》、《陕北说书音乐探究》以及他自己创作的《陕北说书作品选》。

除了个人成果,在他的指导带动下,曹伯植带出来一个庞大的家族艺术团队。为此,这个艺术大家庭被授予全国文明家庭全国最美家庭的荣誉称号,受到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接见。

曹伯植是国家一级编剧,二弟曹伯祯专长是长笛、萨克斯,三弟曹伯涛是国家一级作曲,四弟曹伯炎夫妇均为国家一级演员。作为家庭最小的成员曹雪琴的成绩更令人欣喜。国家一级演奏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古筝学会理事、陕西秦筝学会常务理事、延安大学鲁迅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她还先后赴香港、韩国、奥地利、德国等地交流演出,获得多种奖项。

除此而外,曹雪琴和丈夫姜波还携手创办延安中雅文化有限责任公司,从事面向社会的多种音乐技艺的教学培训,20多年,带出来的学生有七百余人。同时他们还热衷于社会慈善事业,每年都走访慰问农村贫困家庭,资助多名大学生完成学业。他们的善举,得到慈善机构和社会的高度赞许和认可。这些似乎跟音乐专业无关的行为,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折射出曹雪琴及其家庭,对音乐人,对艺术的另外一种诠释。

文化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纽带。优秀的文化是引领一个民族不断走向繁荣,走向文明的重要力量。在新的历史时期,在新一代人民领袖习近平的带领下,中国正以更为宽广的民族胸怀,同世界各国一道,实现一个和平、富裕、幸福的崇高美丽的人类梦想。在一带一路世界经济大融合、大发展的同时,文化建设和交流必将是我们所有文艺工作者所要面对的必修课。总之,世界为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无限广阔的舞台,中国需要更多的艺术家应运而生!

祝愿曹雪琴以及所有的艺术家在今后的艺术生涯中,路越走越宽、越走越远,取得更大的成绩。

 

             20179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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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欣喜  催人奋进

曹谷溪

 

企盼多日的十九大,今日终于拉开了帷幕。这不仅是中国人民的大事,喜事、盛事,同时也是足以引来全世界关注的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重大事件。作为圣地延安的一名有50多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老文艺工作者,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心潮彭拜,无比激动。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社会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巨大变化。无论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从古至今,中国人从来都没有像今天一样,活的富裕,活的自由,活的体面,活的幸福。全国人民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更加关心时政,关注十九大召开。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宏伟蓝图,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中国梦”,励精图治,披荆斩棘,不断深化改革,在推进国内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的同时,洞察人类命运前途和时代发展趋势,在国际舞台,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一带一路”世界经济带建设方略,力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崇高的思想理念,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认可。为世界治理贡献出了中国智慧,展现了中国力量。更体现出了一位大国领袖的博大胸怀和历史担当。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注入了新的动力。

十九大的胜利召开,必将使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以至于全世界各国人民的事业,注入新的活力,展开新的局面,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我坚信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必将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勇往直前、锐意进取,筑造新的更大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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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气中的睿智与悲悯

——序高安侠散文集《从异乡到异乡》

曹谷溪

 



 

“眼力,能看见什么、能看得多细,并且可以用文字把这种眼力传达出来。”这是英国文学评论家詹姆斯·伍德在《小说机杼》里对《绘画原理》作者约翰·罗斯金的评价。

高安侠说:证明我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只能是我写的书。这是对的,文学本身就是在社会共有的经验里,作者对个体生命痕迹的记录。由此,我在她的《从异乡到异乡》里看到了“烟火气”。说明一下,这里的“烟火气”并不是仅指柴米油盐,而是人在世界的真实处境和状态,是一种我们每个人心里有,口里无的东西,无以名状却到处弥漫。

“从异乡到异乡”,取自萧红的一段话。我们共知,萧红在短短一生的颠沛流离中不断发现故乡,看到一个远离的但更加真实的故乡,所以才会有《呼兰河传》《生死场》。故乡是个伤感的词汇,每个人都有故乡,但是故乡与我们之间有着永恒的距离,永远无法抵达。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都是异乡人,故乡对谁来说都是永远回不去的,或者故乡本来就是用来怀念的,在怀念中逼近故乡的内核和体态,看到它对人的灵魂的塑造,我们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高安侠的童年在草原上度过,祁连山下的塔拉草原是亚州最大的草原。有藏族、回族、裕固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汉人杂居。她吃过藏族大妈用酥油茶拌和的糌粑;饮过回族老爹的泡着枸杞的盖碗茶;蒙古包里的小火炉,曾使她的笑脸鲜花般绽开在隆冬的雪原……

如果说草原给了她包容一切的大度与自由的灵魂,那么,正是祁连山脉给了她刚直的秉性和顽强的毅力。以后,她告别草原,又在黄土高原安身立命。当我和高安侠交谈时,她说,一个人的经历,不论好坏成败,不论忧伤还是欢乐,都是一种应该珍惜的生命体验。正因为有那么多真切的生命体验,才有了属于自己的对人生社会的真切感悟。

有时候我们对自己都很难真实,我们的记忆和遗忘总是有所选择,所谓心正意诚也可以理解为散文创作的密钥。不过高安侠就是带着这种发现的能力,对人心的洞察和发现。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情结和心灵世界,阐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在她大量作品中均呈现出对人心幽微世界的奋力开掘,在《大雨倾盆而至》《原谅》中,我们发现了平素容易被忽略被遗忘的心灵世界的细节,然而,这些细节因真实而有力,因直指人心而令我们反思,在我们自以为是的判断中,是否也有不经意粗暴和自认聪明的糊涂?真诚不仅是一种可贵的品格,更是一种写作姿态,心正意诚地面对读者,没有回避那些令我们不愉悦的,甚至伤心的事,这需要一种真正的勇敢。

她在《懦弱》中写道:“懦弱就像山岩上顽强扎根的野草,牢牢占据了我的心灵,在以后的日子里,每当遇见困难,懦弱似一个隐身在黑暗中的幽灵,一有机会便现身。

这就是作者对散文创作所谓的真实理解——本质真实而不是表象真实。文学的真实指的是反映生活本质的真实,而不是表面的真实,哪怕其文本戴着荒诞的面具。《懦弱》其实是在真实地阐明自己与自己的妥协与和解,卑微与强大之间的转换。把自己的性格缺陷“懦弱”记录下来,并展示于人面前,不也是一种勇气吗?

高安侠的这本散文集视野相当开阔,从东北写到江南,从宋代大儒张载写到身边的采油女工,在地域和时代(她选择表达的原初场景)的多重中,她的“故乡”在自身分裂,继而自身弥合,这是她的人生经历过屡屡搬迁的缘故吧。那么,她的灵魂(思维与情绪)何不也是在颠沛流离之中呢。也许正是这样,她的散文写作就像是一次次智性的行走——发现和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文学现实。

以《将进酒》为例,李白的《将进酒》讲饮酒,而她的《将进酒》讲酿酒。如若细叙酿酒,能有许多文本故事。但,高安侠蕴藏在文中的思考,是精神。

“举木杓舀入,感觉酒液似乎有种张力,抗拒侵入,须加点力气在手臂上。木杓潜入酒海深处,涟漪骤起,恰似大水走秋风。”

这是一种心灵的姿势,给我们传递出汉语的气息和灵性。

在这里她不忘追问生的源,命的往,并且给出答案:“酒不是粮食。粮食也不是酒。二者之间有一道天堑,然而,粮食确实是酒的前世,或者说酒是粮食的今生。”作者继而巧妙地以种子、一顿饭这两个意象提供了它承载的意义。还如:“我忽然一下子明白,古代祭祀天地、封禅大典,今天婚丧嫁娶、接风洗尘为什么要饮酒。”


2002年春天谷溪和高安侠在文艺之家门前合影

 

高安侠有关精神的叙述,有时在不动声色的暗示,创造出“战栗”效果,《父亲的战争》就是这么一篇。退休邮递员“给联合国和国家主席写信,呼吁世界和平”从这不可思议的诉求开始,带出中印战争的一个小片段,非常简略的片段。这里写战争不是目的,其意是中国军人的风骨:

“八十岁生日那天,点燃生日蛋糕上的蜡烛,孙子要爷爷闭着眼睛许个愿。末了,又好奇地问爷爷许了个什么愿,父亲忽然有些赧然,看看四周的家人,小声地说,想去西藏祭奠一下老班长。”

喜欢讲车轱辘话的退休邮递员这“小声地说”, 这句说出了生命内在的忧愁和忧患,有惊鸿啸歌令天地颤抖的力量。

悲悯情怀是高安侠创作文本中一以贯之的另一大特点,在她的大量作品中写到死亡,他者的死亡就是我们的死亡,每一个貌似无关的人其实与我们紧紧相连,正因为悲悯情怀而使看似无关的人们彼此有了关联,世界之所以温暖也许凭借人与人的这种关联而得以实现。

是的,散文应该有丰富的样貌,驳杂斑斓的色彩。所谓参差多态,乃是幸福本源。健康的散文创作不应该拒绝多样化的尝试,她是一个来自石油行业的写作者,行业身份使她的创作有了另一种方式和风格,具有浓郁的行业特点,这使得她的创作取材更加广泛,文本别具一格,而在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了一种我们所不熟悉的工业世界,看到了那个世界的人生与命运,坎坷和欢乐。

高安侠写过的人,写过的事,尤其像她所在的石油行业,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的进步也许会改变、甚至会消失,她的作品也许会成为“记忆的守望”,如同活化石。这也是她观察世界、认知社会,进行散文“意义化写作”的文本尝试。

最后,我用一句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时间是个健谈者,它对我们解释一切,你不需要在它发言前先提出问题。

是为序。

2017430


        作者简介:高安侠,中国作协会员,陕西省签约作家,《读者》签约作家。陕西省青年作家协会副会长,鲁迅文学院第八届高研班学员。曾在《散文(海外版)》《美文》《散文》《读者》《延河》《飞天》《草原》《石油文学》《地火》《《黄河文学》《太湖》《花城》《海燕》《西南军事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散文作品被收入多种选本。著有散文集《弱水三千》《辽阔的蓝》《我们身边的空缺》《完美背后》,长篇小说《野百合》等。曾获中华铁人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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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10-03 22:43)




 



 

山魂水魄的吟唱

 

 

 

—— 序江南作家曹阳春散文集《独上齐云》

 

 

 

曹谷溪

 


 

【 一 】

 在我从事文学创作活动50多年中,结交了许多文学前辈和文学朋友。曾在延安生活战斗过的著名作家,如丁玲、艾青、贺敬之、魏巍、柳青等,都是我的导师。路遥、陈忠实、贾平凹、叶广芩,以及知青作家史铁生、叶延滨、陶正等,都是文学朋友。他们,基本属于延安或西北作家。江南的文学朋友,只有一位叫曹阳春的青年后生。

 第一次看见阳春的名字,是在20083月。那个时候,我与他在《黄陵文典》里相识,我的诗歌《在轩辕古柏的浓荫下》,遇见了他的散文《黄陵六城》。读完他的文章,读完那些苍劲、畅快的文字,我形成了两个基本判断:他是陕西本地的文化人,因为对本土历史非常了解;他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因为叙事沉稳、表达老练。后来事实证明,我的两个判断都是错误的。阳春居然是南方人,居然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2013年端阳节谷溪与曹阳春讨论文章(静书 摄)

【 二 】 

   

   2013年端阳节,我到上海审定“轮椅作家”史铁生的铜像。在修正泥稿和铸铜之间,得空儿,专程到扬州去看望了这位同宗同姓却从未谋面的文学朋友。 

  

 他到火车站接我。一见面,站在我跟前的曹阳春,不仅纠正了当年对其臆想的错误;而且,他的英俊、潇洒、热情,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美好的印象。在扬州老街的酒肆、园林,他陪我品尝江南小吃,漫无边际地高谈阔论;在痩西湖畔,他陪我观看大型歌舞演岀《春江花月夜》;在瓜洲古渡的烟雨中,他和我对坐在凉亭里,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的悲壮……

 应该说,我和阳春是两代人,我整整年长他41岁。可是,我们对历史问题、社会现象、文学创作诸多方面的认知与感悟,竟非常默契。在大运河的柳叶桥头,我惊奇地问其缘故,阳春冲着我憨憨一笑:“眼前的运河水,有两千多岁了,我们不是都映照在它的怀中么?”



 

【 三 】

 

文学不分地域和年龄,不同地域和不同年龄都有可能诞生出好的作品。但文学,一定是有张力和厚度之别的。我们这个年代,文学GDP很高,高得惊人,可真正能留存下来的好文却寥寥可数。一个作家的作品,如若没有写出对人生的、社会的、历史的独特感悟和见解,那就是一堆废纸!

 阳春属于特立独行的思想者。他没有随波逐流,他在人生、社会和历史领域,有许多令人惊叹的独特感悟和见解。他对文字的敬畏和执著,我是看得出来的。他对发表、对稿酬、对获奖,似乎全无兴趣,反而对标点、对句子、对立意,有满腔热情。他是打心底热爱文学的,把文学视作生命,把每一篇散文视作自己的孩子。

 前些天,阳春打电话给我,说准备出一本新书,请我写几百字。我当即应允。看完散文集《独上齐云》,我感觉阳春这几年成熟了很多,从他的一字一句里我看见了一个成熟作家的影子。


【 四 】



 读阳春《独上齐云》这本集子的时候,我常常想起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只廖廖数语,便将人在天涯的秋愁,刻画得淋漓尽致。我自然不敢将他的文字与“元曲四大家”中的马老夫子相提并论。然而,他对文字的锤炼,对唯美的追求,应予全力肯定。

 他的语言,有嚼劲,有余味,去掉了一切修饰和装扮,更加朴实、更加凝练、更加干净。他的内容,雪山、沙漠、草原、大海、岛屿、古城样样都有,足迹有多远,文字就有多远,简直就是现代版的霞客游记。他的担当,是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明显比上一本书有了更深刻的人文思索,而且这种思索早已摆脱了小我的禁锢,视野开阔、目光深邃、观点独到。

 

【 五 】

 

阳春是个直爽的人,如同他的散文,篇幅不长,话语不多,他很“吝惜”每一个字。但他相当用情,对一条河流,对一座山峰,对一片森林,对一个他认定交往的人。正因为有无限绵延的自然情怀,有结交海内外朋友的广阔胸襟,有行万里路的丰富阅历,他的文字才能如此大开大合,才能洞穿世事淡淡道来。阳春的散文已经沉淀下来了,仿佛案桌上的镇纸,朝那一压,就是分量。

 以阳春的朋友圈,以他在文艺界的人脉,完全可以请一位更合适的作家或领导来写序。但他偏偏把任务交给了我,或许是对汉唐文化的情有独钟,或许是对陕北大地的美好记忆,或许是他和我“同宗同姓”的缘故吧。个中原因,我没有问阳春,也无须问。他的作品,本来就是我极喜欢的,这本《独上齐云》当然很乐于去推荐。

                                                                 2017426于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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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秘诀”的解读

——致尚春晓大侄函

 

春晓:

你好!

前日,在微信上给你发两句话:“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交好友;第二,读好书。”

用量子物理的观点来解释,友情也是一种物质。它在人的七情六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以惊人的力量,作用于生命的强弱,兴衰。

如实说来,“成功秘诀”这一则经典的人生格言,并非是我的发现;在民间,早有“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之说;前苏维埃文学之父高尔基说得更明白确切:“仅次于选择益友的,就是选择好书”。我只不过换了-种说法。

作家路遥,或者己有许多人,早已用自己的生命对此做了验证。

“先哲们的思想结晶,众多成功者的经验,都写进书里,无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我的另一位取得巨大成功的朋友,年轻时代就不无感慨地说:“只有傻子才不去读书!”

这是他四十年前的说话,像悠悠笛声,从陕北的土窑洞传出、飞过黄土高原,唱响未来世界的“书香中国”!

就此打住               

北山 谷溪

丁酉年八月初凌晨四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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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7 16:20)




一株花的领地

    --唱给门前小花园一角的牵牛花

谷溪诗/静书摄影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从来沒有骡马造访

                   也不曾有鸡犬骚扰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这儿没有尘世的尔虞我诈

                   也没有闹市的浮躁和喧嚣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常常有蜜蜂和蝴蝶光顾

                   在太阳的笑脸下,自由地

                                        唱歌  舞蹈

                                                201777日晨6点观花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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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创造黄土高原文化奇迹

饶翔

 

  山花,是陕北高原常见的一种野花,也叫山丹丹花。《山花》,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县级文艺小报,自1972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45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变成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山花》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这个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罕见的“作家县”。从延川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中,有亲自培育《山花》成长的谷溪,有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声国内外、摘取茅盾文学奖的路遥,有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逍遥之乐》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史铁生、陶正,也有诸多的后起之秀……

一个文化奇迹

  “延川好,宝地不多得,黄水长流入大海,山花浪漫遍全国,人才辈辈多。”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曾赋词赠《山花》。

  地处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文脉充盈、人才辈出。陕北俗语有“人出两川”之说,其中一川就是指延川。19691月,2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县插队。北京知青与当地文青交流、融合,点燃了文艺的激情,形成了热烈的文学群体。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作编就诗集《延安山花》,于1972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受到广泛欢迎,先后累计发行达28.8万册。延川县以诗歌创作一跃成为当时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之一。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们借着《延安山花》的成功东风,一鼓作气,在19729月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这是一张164版、铅字印刷的小报。

  这张文艺小报,主要承担文艺苗圃的功能。据《路遥传》的作者、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介绍,路遥是在《山花》上破土拔苗、崭露头角的典型。他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的。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路遥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平台上积累文学营养,为以后的文学腾飞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有资料统计,由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经过文化交融,共同成长起来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影响的有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厚夫、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认为,延川的文学盛况与《山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对于土地和人民的信念

  “认真研究‘山花现象’,研究延川知青作家群,研究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研究他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当年路遥、史铁生、陶正等本地知青和外来知青,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放飞理想和青春。他们不仅相互切磋,从彼此身上获益良多,也从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获益良多。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们提供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关怀照料,还有精神上的根据地。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李敬泽说,“对于人民的信念,对于我们土地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这代人身上。他们一方面是心怀世界的,饱含着对世界、对人类的整体性关怀和责任。同时,他们也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

  诗人觅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如此翻来覆去,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曹谷溪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诗句,经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从此,觅程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发生在“山花作家群”身上的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曹谷溪回忆,路遥起初发表作品时,还很幼稚,曹谷溪告诉他:“你能超过我。”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投给《山花》的第一首诗,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几句原诗;她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曹谷溪推荐给出版社的。“通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对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曹谷溪说。

  经过45年的风雨历程,《山花》继续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的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地方性文学期刊的首要任务是培植当地的文学新人,推动当地文艺繁荣。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白烨说,“《山花》保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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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地气 心向天空

(艺文观察)

——探析陕西延川“山花文艺”现象

梁向阳  梁爽

 

        前不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联合举办了“‘山花文艺’现象暨北京知青作家学术研讨会”,对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延川县的“山花文艺”现象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40多年前创办的带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所衍生出的“山花文艺”现象,如今已经成为我国丰富、灿烂的地方文艺生动实践的典型,既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认真总结与推广。

    “山花”是陕北地区山丹丹花的别称。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的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地走到一起,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抒怀咏志,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这些文学青年中既有本土青年,也有大量北京知青,还有分配到此地的大学生。他们以“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旋律,自发编辑出版《延安山花》,创办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把根深扎在泥土之中,用文学来照耀前行的人生。从此,《山花》这个县级文艺小报成为该县最重要的“文学苗圃”,先后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延安市延川县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罕见的“作家县”。据不完全统计,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中国作协会员达十几位。其中,有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影响几代人成长的著名作家路遥,有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史铁生,有写出了《逍遥之乐》的知青作家陶正,有著名的“老镢头诗人”谷溪,有以《农民儿子》走红文坛的农民作家海波,还有远村、厚夫、张北雄等更多的后起之秀……可谓一花引来百花香,姹紫嫣红满园春。今日,延川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形成了一个以文学为引领,民间美术、戏曲、音乐等竞相开放的独特的“山花文艺”现象。可以说,“山花文艺”在延川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起到了滋润百姓心灵、推动当地文艺长足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山花》之所以能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破土而出,争奇斗妍,绝不是简单的个案与偶然现象,它的生成与发展有深刻的内在动力。首先,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延川与“文”同史,百姓有着深厚的“尚文重教”传统;其次,“陕甘宁边区时期”走向普通百姓的延安文艺运动,召唤了延川人参与文艺的热情;再者,陕北文化与北京知青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孕育了延川《山花》。毋庸讳言,《山花》创办之始,其组织者与参与者们除了浓厚的文学情结之外,还有中国儒家所追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想通过文学来负载其政治抱负。但是,倘若没有延川百姓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尚文重教”传统,没有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山花文艺”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山花》一创办,自然就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路遥后来回忆道:“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

  事实上,《山花》不仅破土而出,还长开不败,形成旺盛的生命力。它有怎样的内在秘密呢?我们以为有这样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山花文艺”群体继承了“延安文艺”为人民创作的优秀传统。“延安文艺”的传统,是为人民而书写、为人民而抒情的传统,文艺家不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者”的角色。在延川,文学不是贵族与精英的宠儿,而是普通大众激发人生理想的明灯。延川的几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须深扎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拥有者,他们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用接了地气的、沾满露珠的鲜活作品建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像路遥这位从《山花》上扎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这种传统。他始终“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认为自己的创作劳动与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并无二致。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声。

  第二,“效应魅力”刺激了更多的青年人自发地投入到文艺创作中。20世纪80年代,延川的第一代“山花作家”几乎清一色地成为专业创作人员,开始进行更为从容与自由的创作。他们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给当地众多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种“效应魅力”:成功者当如路遥与谷溪,必须付出汗水,在这块丰厚的文学土壤里,文学的种子自然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于是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不懈追求。“山花作家群”还有一个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的良好文艺传统,老一代山花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助年轻一代,经常做松土、施肥与喷洒“绿色灭虫剂”的工作,倾心呵护尚还稚嫩的创作与稚嫩的作品。

  第三,地方政府的适时引导,是“山花文艺”这种地方文艺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繁荣群众文艺,地方党委与政府责无旁贷。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蕴藏的创作能量激发出来,引导人民群众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这应是地方党委与政府引导与组织群众文艺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自《山花》创办到现在,延川县的各级领导都意识到这份文艺小报对于引领当地文化风尚的重要性,所以选派懂业务、有担当的文艺骨干负责编辑工作,又不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随着大量作家、艺术家走向全省、全国后,延川这个不起眼的山区小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县领导也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山花文艺”作为品牌,推动延川文艺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久而久之,延川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全体百姓都成为“山花文艺”的受益者。

  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激励人心的作用愈发突显。我们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宏大文艺,也要重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众文艺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延川山花”这种接了地气、心向天空的文艺现象,确实给时代提供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启示。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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