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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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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谷溪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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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谷溪,笔名谷溪,1941年2月1日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郭家嘴村。
  1962年毕业于延川中学,先后曾任炊事员、通讯员、公社团委书记、县革委会通讯干事、报社记者、《延安文学》编辑、副主编、总编(编审)、延安市首届文联党组成员、常务副主席,2002年10月退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主席团顾问、华西大学路遥文学院院长。著有诗集《延安山花》(与人合作)、《第一万零一次希望》、《我的陕北》,主编《新延安文艺丛书·诗歌卷》、《绥德文库》(18卷20册,与人合作)、纪实文学《追思集》、《高天厚土》、《大山之子》、《奉献树》和《人民记者冯森龄》等。1999年获陕西省人民政府“1949-1999首届炎黄优秀文学编辑奖”和陕西省作家协会“双五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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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成功秘诀”的解读

——致尚春晓大侄函

 

春晓:

你好!

前日,在微信上给你发两句话:“成功的秘诀是什么?第一,交好友;第二,读好书。”

用量子物理的观点来解释,友情也是一种物质。它在人的七情六欲中,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并以惊人的力量,作用于生命的强弱,兴衰。

如实说来,“成功秘诀”这一则经典的人生格言,并非是我的发现;在民间,早有“近墨者黑,近朱者赤”之说;前苏维埃文学之父高尔基说得更明白确切:“仅次于选择益友的,就是选择好书”。我只不过换了-种说法。

作家路遥,或者己有许多人,早已用自己的生命对此做了验证。

“先哲们的思想结晶,众多成功者的经验,都写进书里,无须征得他们的同意,便可以拿来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我的另一位取得巨大成功的朋友,年轻时代就不无感慨地说:“只有傻子才不去读书!”

这是他四十年前的说话,像悠悠笛声,从陕北的土窑洞传出、飞过黄土高原,唱响未来世界的“书香中国”!

就此打住               

北山 谷溪

丁酉年八月初凌晨四点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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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7-07 16:20)




一株花的领地

    --唱给门前小花园一角的牵牛花

谷溪诗/静书摄影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从来沒有骡马造访

                   也不曾有鸡犬骚扰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这儿没有尘世的尔虞我诈

                   也没有闹市的浮躁和喧嚣

 

                   一株花的领地

                   很小,很小

                   常常有蜜蜂和蝴蝶光顾

                   在太阳的笑脸下,自由地

                                        唱歌  舞蹈

                                                201777日晨6点观花即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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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花》创造黄土高原文化奇迹

饶翔

 

  山花,是陕北高原常见的一种野花,也叫山丹丹花。《山花》,是陕西省延安市延川县县级文艺小报,自1972年创办以来,已经走过45年的风雨历程,如今变成一本县级文艺双月刊。《山花》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这个黄土高原的山区小县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罕见的“作家县”。从延川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作家中,有亲自培育《山花》成长的谷溪,有以《人生》《平凡的世界》蜚声国内外、摘取茅盾文学奖的路遥,有分别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和《逍遥之乐》荣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而走红全国的史铁生、陶正,也有诸多的后起之秀……

一个文化奇迹

  “延川好,宝地不多得,黄水长流入大海,山花浪漫遍全国,人才辈辈多。”已故著名作家史铁生生前曾赋词赠《山花》。

  地处黄河西岸的延川县文脉充盈、人才辈出。陕北俗语有“人出两川”之说,其中一川就是指延川。19691月,2000多名北京知青来到延川县插队。北京知青与当地文青交流、融合,点燃了文艺的激情,形成了热烈的文学群体。曹谷溪、白军民、闻频、陶正、路遥等人合作编就诗集《延安山花》,于19725月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30周年前夕正式出版,受到广泛欢迎,先后累计发行达28.8万册。延川县以诗歌创作一跃成为当时陕西省四个文化先进县之一。

  《延安山花》给延川县赢来了声誉。延川县的文艺青年们借着《延安山花》的成功东风,一鼓作气,在19729月创办了县级文艺小报《山花》。这是一张164版、铅字印刷的小报。

  这张文艺小报,主要承担文艺苗圃的功能。据《路遥传》的作者、延安大学教授梁向阳介绍,路遥是在《山花》上破土拔苗、崭露头角的典型。他在延川创作的诗歌、散文、小说等首发阵地均是《山花》。他最初的诗歌《车过南京桥》《塞上柳》《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多年八路延安来》《走进刘家峡》《电焊工》《歌儿伴着车轮飞》《老汉一辈子爱唱歌》等,均刊于《山花》;他的叙事诗《桦树皮书包》、短篇小说《伏胜红旗》《基石》等,也同样首先在《山花》上刊发后才引起外界的注意,并被选入省级文艺刊物的。正因为有最初的文学创作成绩,路遥最终才被推荐到延安大学中文系学习,在大学的平台上积累文学营养,为以后的文学腾飞作了扎实的准备工作。

  有资料统计,由当地青年和北京知青经过文化交融,共同成长起来的延川“山花作家群”,在省内乃至国内产生影响的有路遥、谷溪、史铁生、陶正、闻频、荆竹、史小溪、海波、浏阳河、刘风梅、远村、厚夫、阳波等人。这对于黄土高原一个落后贫穷的山区小县来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陕西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陕西师范大学教授李震认为,延川的文学盛况与《山花》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延川县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影响到各个方面,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延川山花”文化现象,在当代陕西文坛乃至中国文坛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典型标本”。

对于土地和人民的信念

  “认真研究‘山花现象’,研究延川知青作家群,研究他们的生活和创作,研究他们与这片土地的关系,不仅有学术价值,也非常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的认识和理解。”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说。

  当年路遥、史铁生、陶正等本地知青和外来知青,在陕北这片土地上,放飞理想和青春。他们不仅相互切磋,从彼此身上获益良多,也从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获益良多。这片土地的父老乡亲们提供给他们的,不仅是生活上的关怀照料,还有精神上的根据地。

  “‘山花现象’就是作家扎根人民,从人民中汲取力量的例证。”李敬泽说,“对于人民的信念,对于我们土地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这代人身上。他们一方面是心怀世界的,饱含着对世界、对人类的整体性关怀和责任。同时,他们也是有根的,他们的根深深地扎在中国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们身上,片刻不忘对祖国、对人民、对父老乡亲的责任。”

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

  诗人觅程是“山花作家群”中的一员,他曾是延川贺家湾公社刘家河村一个非常贫困的青年农民,写诗没有稿纸,就在过时的日历背面写,如此翻来覆去,时间一长,他将写诗的日历揉成了一个个纸球。曹谷溪从这些纸球中抄出了他慷慨激昂的诗句,经仔细修改,发表在《山花》上。从此,觅程坚定地走上了文学道路。

  发生在“山花作家群”身上的这类事情还有很多。曹谷溪回忆,路遥起初发表作品时,还很幼稚,曹谷溪告诉他:“你能超过我。”女诗人梅绍静当年投给《山花》的第一首诗,被曹谷溪修改得只剩下几句原诗;她的第一本诗集也是曹谷溪推荐给出版社的。“通过办《山花》我认识到对新人的扶持是最有意义的工作。”曹谷溪说。

  经过45年的风雨历程,《山花》继续承担着培育文艺新苗的作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白烨认为,《山花》给其他地方性的文学期刊树立了榜样,地方性文学期刊的首要任务是培植当地的文学新人,推动当地文艺繁荣。

“人民的刊物人民办,人民办的刊物人民看。《山花》一直在践行这样一个理念。”白烨说,“《山花》保有文学的初心,它为文学爱好者搭建平台,抒发声音。文学以本身的感召力和凝聚力,将热爱它的人们团结成一个整体。”

(作者系光明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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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地气 心向天空

(艺文观察)

——探析陕西延川“山花文艺”现象

梁向阳  梁爽

 

        前不久,中国作协创研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等联合举办了“‘山花文艺’现象暨北京知青作家学术研讨会”,对地处陕北黄土高原延川县的“山花文艺”现象展开了热烈的学术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40多年前创办的带有泥土气息的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所衍生出的“山花文艺”现象,如今已经成为我国丰富、灿烂的地方文艺生动实践的典型,既值得深入研究,也值得认真总结与推广。

    “山花”是陕北地区山丹丹花的别称。在上世纪70年代初,陕西省延安地区延川县的一群文学爱好者自发地走到一起,通过“信天游”的方式抒怀咏志,表现崇高的革命理想。这些文学青年中既有本土青年,也有大量北京知青,还有分配到此地的大学生。他们以“工农兵定弦我唱歌”的旋律,自发编辑出版《延安山花》,创办县级文艺小报《山花》,把根深扎在泥土之中,用文学来照耀前行的人生。从此,《山花》这个县级文艺小报成为该县最重要的“文学苗圃”,先后培养了三代20多位作家,使延安市延川县当之无愧地成为我国罕见的“作家县”。据不完全统计,从这块土地上走出的中国作协会员达十几位。其中,有荣获第三届“茅盾文学奖”、以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影响几代人成长的著名作家路遥,有以《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闻名全国的著名作家史铁生,有写出了《逍遥之乐》的知青作家陶正,有著名的“老镢头诗人”谷溪,有以《农民儿子》走红文坛的农民作家海波,还有远村、厚夫、张北雄等更多的后起之秀……可谓一花引来百花香,姹紫嫣红满园春。今日,延川的文学艺术以《山花》为“辐射源”,形成了一个以文学为引领,民间美术、戏曲、音乐等竞相开放的独特的“山花文艺”现象。可以说,“山花文艺”在延川当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地位,起到了滋润百姓心灵、推动当地文艺长足发展的重要作用。

       一种文艺现象与地域文化、时代特征有密切关系。《山花》之所以能在延川这块土地上破土而出,争奇斗妍,绝不是简单的个案与偶然现象,它的生成与发展有深刻的内在动力。首先,独特的人文地理环境,使延川与“文”同史,百姓有着深厚的“尚文重教”传统;其次,“陕甘宁边区时期”走向普通百姓的延安文艺运动,召唤了延川人参与文艺的热情;再者,陕北文化与北京知青文化的相互碰撞与交融,孕育了延川《山花》。毋庸讳言,《山花》创办之始,其组织者与参与者们除了浓厚的文学情结之外,还有中国儒家所追求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想通过文学来负载其政治抱负。但是,倘若没有延川百姓千百年来所形成的“尚文重教”传统,没有外来文化的强烈刺激,“山花文艺”现象也不可能出现;即使出现,也可能只是昙花一现。《山花》一创办,自然就吸引了一批文学爱好者。路遥后来回忆道:“今天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

  事实上,《山花》不仅破土而出,还长开不败,形成旺盛的生命力。它有怎样的内在秘密呢?我们以为有这样几点经验值得总结:

  第一,“山花文艺”群体继承了“延安文艺”为人民创作的优秀传统。“延安文艺”的传统,是为人民而书写、为人民而抒情的传统,文艺家不是把自己放置在一个先知先觉的“启蒙者”的角色。在延川,文学不是贵族与精英的宠儿,而是普通大众激发人生理想的明灯。延川的几代《山花》作者,都是把根须深扎在大地之上的理想拥有者,他们讲述百姓身边的故事,反映群众的喜怒哀乐,用接了地气的、沾满露珠的鲜活作品建构了一个个意趣盎然的艺术世界。像路遥这位从《山花》上扎根成苗的作者,就格外懂得珍惜这种传统。他始终“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认为自己的创作劳动与父亲在土地上的劳动并无二致。他在“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上致辞:“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山花作家群”的共同心声。

  第二,“效应魅力”刺激了更多的青年人自发地投入到文艺创作中。20世纪80年代,延川的第一代“山花作家”几乎清一色地成为专业创作人员,开始进行更为从容与自由的创作。他们的成功,使整个文坛对于延川县这个偏僻小县刮目相看,更重要的是给当地众多的文学青年提供了一种“效应魅力”:成功者当如路遥与谷溪,必须付出汗水,在这块丰厚的文学土壤里,文学的种子自然会破土而出,茁壮成长,于是有了第二代、第三代作家的不懈追求。“山花作家群”还有一个相互扶持、相互激励的良好文艺传统,老一代山花人总是乐此不疲地帮助年轻一代,经常做松土、施肥与喷洒“绿色灭虫剂”的工作,倾心呵护尚还稚嫩的创作与稚嫩的作品。

  第三,地方政府的适时引导,是“山花文艺”这种地方文艺现象形成的重要原因。繁荣群众文艺,地方党委与政府责无旁贷。激发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把人民群众蕴藏的创作能量激发出来,引导人民群众的自我表现、自我教育与自我服务,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参与感、获得感与幸福感,这应是地方党委与政府引导与组织群众文艺的重要工作。事实上,自《山花》创办到现在,延川县的各级领导都意识到这份文艺小报对于引领当地文化风尚的重要性,所以选派懂业务、有担当的文艺骨干负责编辑工作,又不断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随着大量作家、艺术家走向全省、全国后,延川这个不起眼的山区小县在全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县领导也清醒地认识到,可以用“山花文艺”作为品牌,推动延川文艺乃至经济社会的发展。久而久之,延川县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文化生态,全体百姓都成为“山花文艺”的受益者。

  目前,我国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激励人心的作用愈发突显。我们既要重视国家层面的宏大文艺,也要重视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群众文艺的重要作用。事实上,“延川山花”这种接了地气、心向天空的文艺现象,确实给时代提供了诸多实实在在的启示。

  (作者分别为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延安大学文学院院长,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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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6-20 17:09)

诗歌,呼唤崇高


 

——在中国新诗百年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当今中国,能让人激动起来的诗实在太少。使人不难回想起延安时代的诗人。像艾青、柯仲平、田间、光未然、贺敬之等等,用诗歌唤起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在那个时代把他们的诗歌比作号角、鼓手。我个人看来,在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依然可以称作为时代号角。

当年,他们的诗贴在墙头上、大山间的道路旁、战士的枪杆上,回荡在山村的窑洞里、场院上,深植在民众和战士心中。1938年,田间发表的街头诗

假使我们不去打仗,

敌人用刺刀

杀死了我们,

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

看,

这是奴隶!

常唱常新,给人鼓舞,令人振奋的《黄河大合唱》:

风在吼,马在叫,

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至今,在陕北人们的心中记忆犹新。1949年元旦,诗人柯仲平以黄河边一对船夫谈王震兵团战斗的情形,作街头诗

路过龙门想王震

将军原来是工人

工人领兵干革命

功盖大禹凿龙门

在包茂高速公路黄陵与洛川之间的两座大山上篆刻着贺敬之的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把这荡气回肠诗和今天流行的诗做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一些问题。在这里我想谈2010年以来只讲一个问题:


    在多元化和多流派的思想意识纷呈的诗坛,一些诗人提出诗歌是表现人性的、艺术的,要远离政治,以反崇高来达到远离政治的目的。其实,他们并没有远离政治,而是糟践中华民族,亵渎革命英雄,其阴暗心理昭然若揭。我曾在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里读过一首题为《杀狗的过程》的诗作。

这应该是杀狗的

惟一方式。今天早上1025

在金鼎山农贸市场3单元

靠南的最后一个铺面前的空地上

一条狗依偎在主人的脚边,它抬着头

望着繁忙的交易区,偶尔,伸出

长长的舌头,舔一下主人的裤管

主人也用手抚摸着它的头

仿佛在为远行的孩子理顺衣领

可是,这温暖的场景并没有持续多久

主人将它的头揽进怀里

一张长长的刀叶就送进了

它的脖子。它叫着,脖子上

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迅速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它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继续依偎在主人的脚边,身体

有些抖。主人又摸了摸它的头

仿佛为受伤的孩子,清洗疤痕

但是,这也是一瞬而逝的温情

主人的刀,再一次戳进了它的脖子

力道和位置,与前次毫无区别

它叫着,脖子上像插上了

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力不从心地

窜到了店铺旁的柴堆里

主人向他招了招手,它又爬了回来

——如此重复了5次,它才死在

爬向主人的路上。它的血迹

让它体味到了消亡的魔力

  1120分,主人开始叫卖

因为等待,许多围观的人

还在谈论着它一次比一次减少

的抖,和它那痉挛的脊背

说它像一个回家奔丧的游子

这首诗,反复把杀狗细节进行描述,想表现什么?反复对狗的“忠诚”,主人的残忍进行渲染,想反映什么?特别是在诗里边把狗血比作“像系上了一条红领巾”“一杆红颜色的小旗子”。大家都知道“红领巾”是少年先锋队的标志,“红旗”是中国革命的标志,诗人这样做象征,究竟想表达什么?这首获奖作品,它的社会学价值在哪里?其的美学价值又在哪里?

我还读过一首,据说是进入文学史题为《车过黄河》的诗作。

列车正经过黄河

我正在厕所小便

我深知这不该

应该坐在窗前

或站在车门旁边

左手叉腰

右手作眉檐

眺望像个伟人

至少像个诗人

想点河上的事情

或历史的陈账

那时人们都在眺望

我在厕所里

时间很长

现在这时间属于我

我等了一天一夜

只一泡尿的工夫

黄河已经流远

诗人在作品里为什么要给“黄河母亲”撒尿呢,这首诗又怎么能选进文学史,难道我们不应该审视吗?

谈到这里,我就不由得想到,为什么振奋人心的作品不能发表、获奖、入选文学史呢?这个问题今天在这里提出来,就是想给思考诗歌如何发展提出一条思路而已。

                                   
                               2017年6月19日,拜会贺敬之老师

1984年,胡风先生给《延安文学》题词:“首先是人生上的战士,其次才是艺术上的诗人。”我常想:宁愿没有诗人的桂冠,也不敢忘怀一个红军后代的初心,不敢出卖炎黄子孙的良心!

 

                                

                                    2017年6月18日于北京西藏大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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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4-08 21:15)

   


著名画家李师民来访著名诗人

    诗人谷溪酷爱竹子。当年,他曾在延安市场沟的“梧桐园”栽过竹子,2015年又在新住的“虎头园”移植了竹子,没有过冬。

    今年清明节,他第三次到画家李师民的“竹园阁”移植青竹。现在已栽在虎头园“谷溪书舘”门前。

 

                                  


在竹园阁与李师民夫妇合影



 





                                                                                                                                              图/文  静书

                                                                                                                                2017年4月5日于虎头园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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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陕北驿站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

上的发言

 

曹谷溪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就在这个有形,或者无形的世界走来走去,游历,寻觅,探索。我发现。

 

这里的,每一座大山

都活着;这里的

每一条山沟,都流淌着

    奇妙的传说……

 

1953年开始,我就在清涧县石嘴驿上小学。一早一晚常有成群成串的驼队从我们学校的门口走过。那时我才13岁。傻呼呼地不知驿站是什么?直到1983年春天,我才在石嘴驿住了十多天,写了两首诗。“啊,小镇”、“声浪,在大山间滚动” 。在两条小河交汇石崖上镌刻着“石嘴雄镇” 四个大字。

在摩岩石刻下,我禁不住发问:“石嘴驿呀,你几时曾雄?何时才雄?!”

       古人建驿站都要看风水,驿站都建在风水宝地。或迟或早都要出惊世之人。你们想想,石嘴驿出了著名作家路遥;文安驿又出了总书记。
    甘谷驿出谁?陕北高原已竖起惊愕的眼睛, 拭目以待。
  

每每沿“秦驰道”北上榆林,在清涧九里山南麓看见“乐堂堡”三个字的路标,便有一种揪心的疼痛。

文化学者樊高林先生点注的明弘治本《延安府志》有“骆驼铺”的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目睹,这条路上很少有车辆驶过,惟见成队,成串的骆驼在这条路上南来北往,悦耳的驼铃声给这里的人们传递着都市与塞外的信息……

我不曾考证是哪位地方官员,在什么时间将“骆驼铺”的地名,根据方言读音改成了“乐堂堡”?用三个互不关联的汉字,残忍地抹去了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抽掉了它原有的文化内涵。

我猜想,那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方官员,也许并无恶意。但不论怎样的辩解,恐怕也无法改变他无知而专横的遗憾!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地,是城市的气貭,是城市的灵魂”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想,延安陕北驿站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我以为,研究“驿站文化”就是研究陕北文化、黄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连接;宫廷与村野的信息传递;商贸与农牧业生产相互促进;回族、羌族和匈奴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洽。在诸多方面对陕北文化优势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多年前,我曾参加过榆林定边县举办的“边塞文化研究会”,既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承。

最近,市委宣传部组织人编撰一部《梁家河的故事》,我应邀撰写序文“陕北是个大气场”。其中也注意到“文安驿”古镇给这个“气场”所注入的信息。

现在我年龄偏高,本来就学术功底差,现在更力不存心。我祝愿诸位年轻的专家、学者在“驿站文化研究”中取得巨大的收获!

                                2017年3月12日于虎头园小区

 

 

 

附:诗二首

           啊,小镇

 

 ——写在清涧石咀驿

 

这儿,是我思念中的

古老小镇么?

我,默默地蹒跚在

黄土街头……

 

邮差担上晃动的

那流萤般的灯笼呢?

骡马店里,那缀着红缨穗的

叮咚驼铃呢?

我和母亲同骑一头毛驴

走亲戚的小路呢?

 

娘娘庙会,那个卖泥人泥马的

滑稽老头呢?

只有一方:镌刻着你的

光荣和骄傲的石碑,

还镶嵌在两条小河汇流的髙崖,

镶嵌在我久远的

记忆心中……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是一股怎样神奇而强劲的风,

终于,撞碎了你自安其乐的

闭塞和宁静?

电视机那小小的荧光屏

敞开了一个大千世界!

 

三天一集的繁荣和喧闹

悄悄化作店家大嫂的笑容;

戴着老花镜的崔裁缝

正学着裁剪上海服装;

老贺家的“海碗面馆”

再也不是独享盛名……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临街的河堤,是一张

弯着的弓

我的情思,且是一条

颤动的弦——

 

卖猪娃的,那是谁家的

二打流后生?

(明码标价:五元一只)

不哼不哈的苦苦地读着

路遥的《人生》!

 

小石桥头,老书匠还在

自弹自唱《光棍哭妻》,

和《小寡妇上坟》……

 

儿时倾心的古老歌谣啊,

再也招引不来女子家、后生们,

只有几个老汉,抽着旱烟。

眯合着眼睛……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1983年春日于石咀驿


声浪,在大山间滚动

 

冰川时代凝固的

波涛,活了

苏醒的大山

深深地呼吸——

 

在早春寒月,

一个深沉的呼吸,

就是一场:漫卷高原的

轩然大风!

 

这边的风,把山上的黄土

卷下山谷,

那边的风,把峡谷里的枯草

扬上天空……

 

鄂尔多斯草原,奔腾着

受惊的马群;

解冻的黄河,簇拥着

冰凌的洪峰!

 

树木,在摇曳,

石头,在震颤;

一个巨大的声浪,

在大山间滚动——

 

 

该死的,就死去!

该生的,就启生!

 

 

 

        1983年于石咀驿至绥德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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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延安陕北驿站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曹谷溪

大家好!

很高兴参加这个会议,为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

我是在这块土地上出生,在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文化工作者。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就在这个有形,或者无形的世界走来走去,游历,寻觅,探索。我发现。

 

这里的,每一座大山

都活着;这里的

每一条山沟,都流淌着

    奇妙的传说……

 


1953年开始,我就在清涧县石嘴驿上小学。一早一晚常有成群成串的驼队从我们学校的门口走过。那时我才13岁。傻呼呼地不知驿站是什么?直到1983年春天,我才在石嘴驿住了十多天,写了两首诗。“啊,小镇”、“声浪,在大山间滚动” 。在两条小河交汇石崖上镌刻着“石嘴雄镇” 四个大字。

在摩岩石刻下,我禁不住发问:“石嘴驿呀,你几时曾雄?何时才雄?!”

      古人建驿站都要看风水,驿站都建在风水宝地。或迟或早都要出惊世之人。你们想想,石嘴驿出了著名作家路遥;文安驿又出了总书记。
       甘谷驿出谁?陕北高原已竖起惊愕的眼睛, 拭目以待。
 

每每沿“秦驰道”北上榆林,在清涧九里山南麓看见“乐堂堡”三个字的路标,便有一种揪心的疼痛。

文化学者樊高林先生点注的明弘治本《延安府志》有“骆驼铺”的记载;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笔者目睹,这条路上很少有车辆驶过,惟见成队,成串的骆驼在这条路上南来北往,悦耳的驼铃声给这里的人们传递着都市与塞外的信息……

我不曾考证是哪位地方官员,在什么时间将“骆驼铺”的地名,根据方言读音改成了“乐堂堡”?用三个互不关联的汉字,残忍地抹去了这块土地的历史记忆,抽掉了它原有的文化内涵。

我猜想,那位拥有绝对话语权的地方官员,也许并无恶意。但不论怎样的辩解,恐怕也无法改变他无知而专横的遗憾!

习近平总书记说,“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 “城市文化是城市现代化的根基地,是城市的气貭,是城市的灵魂”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要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城市的历史文化遗产。”

我想,延安陕北驿站文化研究的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我以为,研究“驿站文化”就是研究陕北文化、黄土文化、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连接;宫廷与村野的信息传递;商贸与农牧业生产相互促进;回族、羌族和匈奴诸多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的交流融洽。在诸多方面对陕北文化优势的形成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多年前,我曾参加过榆林定边县举办的“边塞文化研究会”,既各有侧重,又一脉相承。

最近,市委宣传部组织人编撰一部《梁家河的故事》,我应邀撰写序文“陕北是个大气场”。其中也注意到“文安驿”古镇给这个“气场”所注入的信息。

现在我年龄偏高,本来就学术功底差,现在更力不存心。我祝愿诸位年轻的专家、学者在“驿站文化研究”中取得巨大的收获!


                                                         2017年3月12日于虎头园小区

 

 

附:诗二首

 啊,小镇!

——写在清涧石咀驿
 

                      这儿,是我思念中的
                          古老小镇么?
                      我,默默地蹒跚在
                          黄土街头……

                      邮差担上晃动的
                          那流萤般的灯笼呢?
                      骡马店里,那缀着红缨穗的
                          叮咚驼铃声呢?
                      我和母亲同骑一头毛驴
                          走亲戚的小路呢?

                      娘娘庙会,那个卖泥人泥马的
                          滑稽老头呢?
                      只有一方:镌刻着你的
                                  光荣和骄傲的石碑,
                      还镶嵌在两条小河汇流的髙崖,
                      镶嵌在我久远的
                          记忆心中……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是一股怎样神奇而强劲的风,
                       终于,撞碎了你自安其乐的
                           闭塞和宁静?
                       电视机那小小的荧光屏
                           敞开了一个大千世界!

                       三天一集的繁荣和喧闹
                       悄悄化作店家大嫂的笑容;
                       戴着老花镜的崔裁缝
                           正学裁剪上海服装;
                       老贺家的“海碗面馆”
                           再也不是独享盛名……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临街的河堤,是一张
                            弯着的弓,
                        我的情思,且是一条
                             颤动的弦——

                                     卖猪娃的,那是谁家的
                                            二打流后生?
                                    (明码标价:五元一只)
                                     不哼不哈的苦苦读着
                                            路遥的《人生》

                                  小石桥头,老书匠还在
                                  自弹自唱《光棍哭妻》
                                        和《小寡妇上坟》……

                                  儿时倾心的古老歌谣啊
                                  再也引不来女子家、后生们,
                                  只有几个老汉,抽着旱烟
                                        眯合着眼睛……

                                 啊,小镇!我的
                                            梦魂萦绕的小镇
                         
 
                                                           1983年春日于石咀驿

声浪,在大山间滚动 

                                          冰川时代凝固的
                                                  波涛,活了!
                                          苏醒的大山
                                                   深深地呼吸——

                                          在早春寒月
                                          一个深沉的呼吸,
                                          就是一场:漫卷高原的
                                                 轩然大风!

                                           这边的风,把山上的黄土
                                                  卷下山谷,
                                           那边的风,把峡谷里的枯草
                                                  扬上天空……

                                           鄂尔多斯草原,奔腾着
                                                  受惊的马群;
                                           解冻的黄河,簇拥着
                                                  冰凌的洪峰!

                                           树木,在摇曳,
                                           石头,在震颤;
                                           一个巨大浪,
                                                  在大山间滚动——

                                          该死的,就死去!
                                          该生的,就启生!

                                                                       1983年于石咀驿至绥德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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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03-04 21:33)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来源:学习时报

§ “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上)

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访 组:本报记者

采访日期:2016123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谷溪书馆

采访组:老师,您好!习近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当年在延川县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也曾提到过他与您和路遥的交往。在您看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知青,为什么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诸位来延安采访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这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插队的经历,是从相对优越的城市到贫困农村的生活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农民的身份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蜕变。一个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来,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势必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磨砺,由此深入了解我们复杂的国情,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于是,他们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兴中华的理想之火,在心灵的土地上点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采访组:作为当时下乡知青中的热血青年,他有什么不同之处?

曹谷溪: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

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

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块,我亲自裁剪、扩印为5cm×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采访组:您说习近平才华初显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请您谈谈他当年在赵家河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曹谷溪:的确,赵家河是习近平初展才华的地方。能去搞路线教育就不是一般知青了,就对所在队的工作有了话语权,对这个大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影响。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以身作则,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榜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习近平在赵家河蹲点搞路线教育时间并不算长,只有八个多月,但业绩非常突出,凸显了他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充分展示了他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精神。他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的整顿和生产队干部的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他坚持与农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

我在赵家河采访时,与村里上年纪的农民聊天。他们说,习近平开会和其他干部不一样,其他干部开会,讲话的时候老百姓在下边抽旱烟的、说闲话的、纳鞋底的,基本上没有人听。每次开会,都是乱哄哄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唯独习近平开会,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静悄悄地听,积极参与讨论。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老汉说:近平一满(陕北方言,从来,全部的意思)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他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他做的,都是我们想做的贴身事。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讲话。

赵家河有个农民叫武刚文,小名叫随娃,和习近平关系很好,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好后生。比如放羊,这个活儿技术含量不高,但他干得就比别人好,他把这些羊训练得非常听话。他放的羊,只吃地上的野草和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豆粒和糜谷穗子,即使赶着羊群从庄稼地旁走过,哪只羊也不敢吃一口庄稼。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样样农活,随娃都是打不下台的好把式(陕北方言,能手、行家)。他一身虎气,参加集体劳动从不耍奸溜滑,拈轻怕重。他有谋略,会计划,又能拢住人(陕北方言,有领导才能),在群众中人气很旺。

六十年代初,十几岁的随娃就当了生产队长,把生产抓得红红火火,深得村里人拥护。1965年春天,县委书记带另外两个干部扛着自行车,从清平川翻山来赵家河视察。不巧,刚进入赵家河村地界,就看到随娃带着社员在开垦一片荒地。在那个年代,生产队干部领着社员集体开荒,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县委书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撂,厉声问:谁是队长?并批评随娃胆大包天,竟敢带头开荒,大搞资本主义!一堆大帽子扣了过来。

随娃性子犟,他根本就不认为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啥也不服气,竟跟县委书记高喉咙粗嗓子地吵了一架。不久,随娃这个队长被公社免掉了。

随娃被免职了,赵家河的粮食产量马上就降下来了,连续多少年都没达到随娃当队长时的水平。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对赵家河村民来说,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但随娃就是个倔脾气,他死牛顶墙,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当生产队长!

1973年,习近平来到赵家河驻队,得知随娃八年前被免职的事,就决定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重新当生产队长。习近平第一天去找他谈,没有说通。第二天习近平又去找他谈,随娃还是摇脑袋。第三天,习近平又把随娃叫到他办公的窑洞,整整谈了一个通宵。他反复对随娃讲:为了多打粮食,是对的,但开荒增产的办法,就违反了政策。因为免职赌气,哪里还像个男子汉!

习近平的耐心与真诚感动了随娃,他终于愉快地说:能成!我同意再当一回生产队长。

当时,村里有人开玩笑说:习近平这后生的火真旺,要不怎能煮熟随娃这颗牛筋圪蛋(陕北方言。牛头,很难煮熟。这里是顽固不化的意思)!

随娃当了生产队长,队上的面貌立竿见影发生了变化。前不久,我去赵家河还拜访了随娃。他现在住的窑洞,还是四十多年前习近平住过的那个老窑洞,也就是与他通宵谈话的那个窑洞。

陶海粟和我既是县革委会政工组的同事,又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朋友。2013年,我曾陪他重访赵家河。我们聊起当年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的往事。他说,有一回他到赵家河去,见习近平正在翻修一个旧厕所。

陶海粟说:近平,这个活儿你干不了。习近平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总得有人修!在陕北,许多农村的厕所不分男女,合用一个厕所。上厕所的人在里面,听见外面有人来了,就咳嗽一声,来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就避开了,很不方便,常常使人遭遇难言的尴尬。习近平不仅把这个年久失修的厕所翻修一新,而且把它建成了赵家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

当年,习近平搞路线教育时住过的窑洞现在成了随娃的家,只是土窑的墙壁被随娃用白灰重新粉刷,后窑掌那根顶梁柱被随娃拆掉了,用柳椽箍条所取代,并增添了冰箱和彩电。习近平和群众一起修筑的大土坝,已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我亲眼看见坝里的玉米长势喜人。他们栽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村民们在林前立了一块知青林的青石碑。遗憾的是那个男女分开的厕所,在拓宽公路时被推土机铲掉了。

习近平搞路线教育工作的业绩受到赵家河村群众的称赞和公社的认可。路线教育结束时,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

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一结束,文安驿公社党委就决定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的大队支书。

陕北黄土高原,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他而言,这既是新的考验,又是提高自己、锻炼自己的新机遇……

采访组:习近平在插队期间一边劳动,一边拼命读书。请您讲讲,他是怎样读书的?都读了哪些书?

曹谷溪:这个问题问得好。习近平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酷爱读书。

在我多年、多地、多人的采访中了解到,习近平几乎视读书如吃饭、饮水一样必不可少,是同样重要的生活内容。干农活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田间地头休息,男人们或聚在一起抽旱烟,或去山洼里砍柴禾、拔猪草。女人们抽空儿纳鞋底、做针线。习近平总是利用这些零碎时间埋头读书。他在山上放羊,把羊赶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就坐在地畔上读书。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

据我了解,当时在知青中,读书最多的就是他。每次他到延川县城来,我见到他总是背着鼓鼓囊囊的一挎包书。他随时随地都在想尽办法找书、看书。他的读书面非常广,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自然科学的……尤其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涉猎的更多。

我有一个大学毕业回乡当了大队支书的朋友,叫鲁北江。他说:“19755月,我参加了延川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看见习近平的挎包里装着许多书,想借一本。他不假思索地给我从书包里抽出一本,是沈括的《梦溪笔谈》。

听说,他为了找到歌德的《浮士德》,跑了三十几里路才借到手。

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不仅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连我和路遥等文学青年创办的《山花》文学报,也列入了他的阅读范围。

我非常赞赏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仅次于选择益友的,就是选择好书!

通过对习近平在延安七年经历的采访和调查研究,观察他的成长历程,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但没有成功的机遇或者成功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成功依然是一句空话。然而,机遇不会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它只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提供。

习近平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在插队期间,面对特殊历史时期的苦难和磨砺,习近平没有抵触,没有怨言,而是迎难而上,努力奋进。他在插队期间刻苦读书,充实知识,提高文化修养。又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改变村庄的面貌。这样的插队经历,使习近平在知识上有了充分储备,实践上有了丰富经验。

《孟子》里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的,没有独善其身,又怎能兼济天下

采访组:您1975年写过一篇通讯《取火记——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见闻》,发表在当年920日《延安通讯》的头版头条。这篇报道真实反映了习近平当年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建设沼气池的事迹。请您谈谈,为什么他当年要在陕北建设沼气池?

曹谷溪:现在说沼气利用,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不用电灯照明?为什么不用天然气或者电磁炉做饭?的确,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习近平当年为什么要大办沼气。

历史上,陕北一直多旱少雨。口耳相传的祈雨歌令人心碎。

大沟小河断流了,山山峁峁着火了,五谷苗子晒焦了……

女人们哭,男人们喊,老汉、娃娃跪下一河滩,龙王爷哟,降甘霖,龙王爷哟,救万民!

多少代,多少年,山民们虔诚祈祷、隆重祭祀都无济于事。春天把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黄土,然而收获的往往是肆虐不羁的秋风……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上世纪60年代,陕北还流传着这样两句顺口溜:

穿得好,走得快,肚子里装些酸白菜……

在习近平插队的年月里,他目睹陕北群众不仅口粮严重不足,连煮饭的柴禾也非常困难。

牛拉屎了,赶快用手一掬,撇在土墙上,晒干当柴烧。每年夏季山洪暴发时,男人们都会挥动一柄两三米长的捞河柴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打捞从山沟里冲来的柴禾。一勺勺捞出来,一筐筐提上河畔,在石板上晒干当柴烧。我五十八岁的父亲就是在捞河柴时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十五里路程才找回他的遗体……

曾任我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和中联部副部长等职的艾平同志,是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与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一山之隔。他在一篇回忆文章写到:印象很深的,吃饭真不容易。那时候,水要到河边井里去挑,到了雨季,井被洪水漫了,多少天吃水都是问题。柴要到山里去砍。砍一天柴烧不了几顿饭。当时村里没有钢磨,用队里的牲口磨面还要排队,排不上队就得人推碾子人转磨盘。

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更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年,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里吃派饭。面条煮进锅里了,突然无柴可烧,连牛粪、羊粪都没有了。那女人赶快脱下自己的布鞋置入灶火口,用力紧拉风箱,终于煮熟了锅中的面条。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延安插队时,是否听说过这个烧鞋煮面的故事,但我深深理解他试办沼气的良苦用心。

我在1975921日的《延安通讯》上发表了《取火记》。报社对这篇通讯很重视,主编李彬同志亲自撰写要大力推广利用沼气的社论,整整拿出两个版面,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梁家河发起的那一场沼气革命。文中写道:

火,是被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从远古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到煤、油、天然气和太阳能的利用,人类为了火的利用,燃料的来源,曾用几十万年的艰辛斗争,不断换取人类的文明、进步!今天,正在陕北黄土高原、黄河之滨展开的沼气推广利用,正是这个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1974118,《人民日报》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思。夜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小油灯下,仔细地阅读着这篇报道,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们这交通不便、少煤缺柴、尚未通电的山区,能够像四川一样利用沼气煮饭、照明该有多好呀!他步行五十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同志,老张呵呵一笑:小习,咱们都谋到一条路上了!

41,县委根据老张等同志的建议,决定派有关部门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经,小习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月初,全体常委听取了赴四川学习办沼气同志们的汇报,根据延川的不同地理情况,选定县农场和梁家河等四个点进行沼气试验。

正在习近平他们破土施工之际,有人说风凉话: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有人甚至断言:沼气过不了秦岭!习近平鼓动他的战友们说: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未完待续)

 

学习时报 2017-01-06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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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北七年是近平一生最宝贵的财富”(上)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

作者:邱然 黄珊 陈思等

来源:学习时报

采访对象:曹谷溪,笔名谷溪。中国作协会员。1941年生于陕西省清涧县农村,曾任延川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山花》文学报和《延安文学》主编、路遥文学院院长。1975年曾采访习近平,写成延川县大办沼气的通讯《取火记》。

访 组:本报记者

采访日期:2016123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安市谷溪书馆

采访组:老师,您好!习近平曾经不止一次地提到他当年在延川县梁家河的插队经历,也曾提到过他与您和路遥的交往。在您看来,以他为代表的这些老知青,为什么对那段岁月念念不忘?

曹谷溪:非常感激诸位来延安采访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先是担任延川县贾家坪公社的团委书记,知青一来,县里让我当知青专干,以后又调任县革委会通讯组组长,与全县插队知青有了更广泛的交往。也正是在那段时间,我与包括习近平在内的许许多多北京知青结下了深厚友谊。

对这一代知识青年而言,插队的经历,是从相对优越的城市到贫困农村的生活转变,从无忧无虑的学生到辛苦劳作的农民的身份转变,这几乎是所有知青始料未及的巨大蜕变。一个个激情澎湃的热血青年,下到农村来,与最底层的农民朝夕相处,了解了农民的生活、愿望、喜怒哀乐和人情世故,势必要经历非常艰难的心理与情感磨砺,由此深入了解我们复杂的国情,了解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根之所系、魂之所在。这段经历,正发生在他们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于是,他们的担当精神、责任意识,在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上萌了芽、扎了根;振兴中华的理想之火,在心灵的土地上点燃。

在和知青的交往中,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看到了人民共和国的未来。

1997年,我曾在《延安文学》第2—3期合刊的一篇文章中,情不自禁地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我不知道亲爱的读者是否曾关注老三届们的命运和成长过程?这是一批特殊历史境遇中造就的一批特殊胆略、特殊气质、特殊品行的人们。他们,经历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继而又成群结队地到农村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以后,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被招工、招干或当兵,一些人被推荐上了大学,还有的到国外留学。总之,该走的都走了,真正当了农民的寥寥无几。

由于历史的原因,这茬人过早的失去了读书的机会。所以,只要他们取得读书的机会,便拼着命往书里钻。有一位当了省委副书记的北京插队知青,在上大学前就三遍通读《资本论》,写了厚厚十八本读书笔记。这一代人,与其父辈们相比:少保守,少教条;与比他们年轻的一代人相比:更具有使命感,多思考,多实干。在社会转型、时代变迁中,这一代人是我们国家、民族的希望,是世纪交替的桥梁!

习近平,就是知青大军中的一员。1969年初,他还不满16岁就来到延川县梁家河村,直到197510月离开这个小山村,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是在陕北艰苦的农村度过的。这段插队经历,虽然使他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但这段人生历练,却是他一生中最宝贵的一笔财富。他念念不忘曾经养育他的黄土地,念念不忘陕北的父老乡亲,说明他既是有情之人,也是有心之人,是黄土地忠诚的儿子。

采访组:作为当时下乡知青中的热血青年,他有什么不同之处?

曹谷溪:那批知青大都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新中国成立后教育出来的第一代青年,普遍有理想有抱负,普遍具有以天下为己任、为了国家兴盛不惜牺牲个人利益的情怀。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都努力拼搏、积极奋进,为改变陕北老百姓生存境遇和生活状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实事和好事。由于受其父亲问题的牵连,他的这些热情最初并未得到支持和肯定,甚至还受到漠视和怀疑。

知青刚进村不久,习近平到下驿村去看一个朋友,有人给知青组长石焕南反映:他是不是来搞什么串联

以后,习近平多次申请入党,却迟迟得不到批准……

彭高习反党集团!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是一把看不见的杀人利剑,谁不害怕?!

在实现人生价值的时候,别人做事从开始,习近平却要从负数开始;别人可以平地建塔,他却还得垫平脚下的坑,夯实基础,才能开始建塔。然而,残酷的现实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形成更为稳重顽强的性格,比同龄人更具有刻苦的学习精神和拼搏奋进的顽强意志。

要说习近平与其他知青不同的地方,我觉得有这么几点:一是生于高干家庭,具有开阔的视野;二是生于革命家庭,具有坚定的政治理想;三是在文革中插队当知青,使他更具有百姓观念、法制意识。在没去赵家河之前,默默做事,不多言传,积极要求进步,刻苦学习,首先要争取一个和别人一样的地位。

习近平和其他知青一样,同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干一样的农活。每一位知青的理想和生活方式不同,对农村生活的适应程度自然不尽相同。最初来到梁家河的时候,对艰苦的农村生活也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但他能够调整自己,很快就在农村扎下根,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融为一体。他在陕北黄土高原留下了自己深深的足迹,同时也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印象。他是真正脚踏实地融入农村的知识青年。

延安人民像当年慷慨接纳那支精疲力竭的红军队伍一样,又慷慨接纳了将近三万名北京知青。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这些知青中有不少人受不了农村的苦,只待了几个月就想尽各种办法离开这里。

有一回,我写了一篇贾家坪公社刘家沟大队二十六朵葵花向阳开的稿子送到县广播站。哪知稿子还没播出,一夜间就有25个知青开了小差,队干部连夜赶到绥德,说了许多好话才接了回来。有的坚持一两年,还是打通各种关系离开了。

1973年,公社和县上都推荐习近平上大学。由于家庭背景的原因,这一年习近平和王汉光都没有被录取。

习近平上大学落了空,在梁家河却非常意外地好事连连。先是公社团委批准他入了团,紧接着又批准他入了党,延川县委抽调他为社会主义路线教育工作队队员。他和团县委书记陶海粟编为一组,分配在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陶海粟也是知青,他是清华附中的高中毕业生,1970年被延川县革委会政工组招收为正式干部,后来担任了团县委书记。他和习近平是来往很多的朋友。

1973年初春的一天,陶海粟、习近平和另外两名知青来找我,让我给他们照相。就在延川县革委会大院二排的一道矮墙前面,我用县里仅有的一台价值180元的上海牌相机给他们拍了照。当时通讯组还有一间暗室,配有一台浦江牌放大机,只我一个人有这间暗室的钥匙。原照片是6cm×6cm的小方块,我亲自裁剪、扩印为5cm×7cm的长方形照片后送给陶海粟。他后来又把这张合影制作成生日卡片,送给习近平。

社教分组名单出来以后,陶海粟对习近平说:我是队长,你是队员;我是挂名,你是常驻;搞下的成绩都是你的,出了什么问题全部由我承担。

其实,习近平的才华初显,不是在他插队落户的梁家河,而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

采访组:您说习近平才华初显是在他搞社教的赵家河,请您谈谈他当年在赵家河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曹谷溪:的确,赵家河是习近平初展才华的地方。能去搞路线教育就不是一般知青了,就对所在队的工作有了话语权,对这个大队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有了影响。他一心扑在工作上,以身作则,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自己首先做到。榜样,产生了巨大的力量。

习近平在赵家河蹲点搞路线教育时间并不算长,只有八个多月,但业绩非常突出,凸显了他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充分展示了他实事求是、真抓实干的工作精神。他不仅负责文件宣讲、大队领导班子的整顿和生产队干部的配备等行政工作,还和群众一起参加生产劳动。他坚持与农民一起修梯田,打土坝,植树造林……

我在赵家河采访时,与村里上年纪的农民聊天。他们说,习近平开会和其他干部不一样,其他干部开会,讲话的时候老百姓在下边抽旱烟的、说闲话的、纳鞋底的,基本上没有人听。每次开会,都是乱哄哄地开始,稀里糊涂地结束。唯独习近平开会,他讲话的时候大家都静悄悄地听,积极参与讨论。

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个老汉说:近平一满(陕北方言,从来,全部的意思)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他说的,都是我们想说的心里话;他做的,都是我们想做的贴身事。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讲话。

赵家河有个农民叫武刚文,小名叫随娃,和习近平关系很好,是一个精明能干的好后生。比如放羊,这个活儿技术含量不高,但他干得就比别人好,他把这些羊训练得非常听话。他放的羊,只吃地上的野草和那些散落在地里的豆粒和糜谷穗子,即使赶着羊群从庄稼地旁走过,哪只羊也不敢吃一口庄稼。春种、夏耘、秋收、冬藏,样样农活,随娃都是打不下台的好把式(陕北方言,能手、行家)。他一身虎气,参加集体劳动从不耍奸溜滑,拈轻怕重。他有谋略,会计划,又能拢住人(陕北方言,有领导才能),在群众中人气很旺。

六十年代初,十几岁的随娃就当了生产队长,把生产抓得红红火火,深得村里人拥护。1965年春天,县委书记带另外两个干部扛着自行车,从清平川翻山来赵家河视察。不巧,刚进入赵家河村地界,就看到随娃带着社员在开垦一片荒地。在那个年代,生产队干部领着社员集体开荒,是违反政策的严重错误。县委书记把自行车往旁边一撂,厉声问:谁是队长?并批评随娃胆大包天,竟敢带头开荒,大搞资本主义!一堆大帽子扣了过来。

随娃性子犟,他根本就不认为开荒种地、多打粮食、吃饱肚子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说啥也不服气,竟跟县委书记高喉咙粗嗓子地吵了一架。不久,随娃这个队长被公社免掉了。

随娃被免职了,赵家河的粮食产量马上就降下来了,连续多少年都没达到随娃当队长时的水平。

在那个以粮为纲的年代,这对赵家河村民来说,是一件不小的事情。但随娃就是个倔脾气,他死牛顶墙,发誓这辈子再也不当生产队长!

1973年,习近平来到赵家河驻队,得知随娃八年前被免职的事,就决定去做他的思想工作,让他重新当生产队长。习近平第一天去找他谈,没有说通。第二天习近平又去找他谈,随娃还是摇脑袋。第三天,习近平又把随娃叫到他办公的窑洞,整整谈了一个通宵。他反复对随娃讲:为了多打粮食,是对的,但开荒增产的办法,就违反了政策。因为免职赌气,哪里还像个男子汉!

习近平的耐心与真诚感动了随娃,他终于愉快地说:能成!我同意再当一回生产队长。

当时,村里有人开玩笑说:习近平这后生的火真旺,要不怎能煮熟随娃这颗牛筋圪蛋(陕北方言。牛头,很难煮熟。这里是顽固不化的意思)!

随娃当了生产队长,队上的面貌立竿见影发生了变化。前不久,我去赵家河还拜访了随娃。他现在住的窑洞,还是四十多年前习近平住过的那个老窑洞,也就是与他通宵谈话的那个窑洞。

陶海粟和我既是县革委会政工组的同事,又是交往三四十年的朋友。2013年,我曾陪他重访赵家河。我们聊起当年习近平在赵家河工作的往事。他说,有一回他到赵家河去,见习近平正在翻修一个旧厕所。

陶海粟说:近平,这个活儿你干不了。习近平说:这个厕所年久失修,总得有人修!在陕北,许多农村的厕所不分男女,合用一个厕所。上厕所的人在里面,听见外面有人来了,就咳嗽一声,来的人知道里面有人,就避开了,很不方便,常常使人遭遇难言的尴尬。习近平不仅把这个年久失修的厕所翻修一新,而且把它建成了赵家河村有史以来第一个男女分开的厕所。

当年,习近平搞路线教育时住过的窑洞现在成了随娃的家,只是土窑的墙壁被随娃用白灰重新粉刷,后窑掌那根顶梁柱被随娃拆掉了,用柳椽箍条所取代,并增添了冰箱和彩电。习近平和群众一起修筑的大土坝,已成了旱涝保收的高产田,我亲眼看见坝里的玉米长势喜人。他们栽的小树苗,已长成参天大树,村民们在林前立了一块知青林的青石碑。遗憾的是那个男女分开的厕所,在拓宽公路时被推土机铲掉了。

习近平搞路线教育工作的业绩受到赵家河村群众的称赞和公社的认可。路线教育结束时,冯家坪公社党委书记赵廷璧要留他在赵家河大队当支书。

文安驿公社党委书记白光星说:你们想得美,我们的人才怎么能给你!社教一结束,文安驿公社党委就决定习近平担任梁家河村的大队支书。

陕北黄土高原,为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对他而言,这既是新的考验,又是提高自己、锻炼自己的新机遇……

采访组:习近平在插队期间一边劳动,一边拼命读书。请您讲讲,他是怎样读书的?都读了哪些书?

曹谷溪:这个问题问得好。习近平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酷爱读书。

在我多年、多地、多人的采访中了解到,习近平几乎视读书如吃饭、饮水一样必不可少,是同样重要的生活内容。干农活休息的时候,大家都在田间地头休息,男人们或聚在一起抽旱烟,或去山洼里砍柴禾、拔猪草。女人们抽空儿纳鞋底、做针线。习近平总是利用这些零碎时间埋头读书。他在山上放羊,把羊赶到山坡上吃草,自己就坐在地畔上读书。每天晚上,他都要在煤油灯下,读书到深夜……

据我了解,当时在知青中,读书最多的就是他。每次他到延川县城来,我见到他总是背着鼓鼓囊囊的一挎包书。他随时随地都在想尽办法找书、看书。他的读书面非常广,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现代的,哲学的、文学的、自然科学的……尤其是政治理论方面的书籍,他涉猎的更多。

我有一个大学毕业回乡当了大队支书的朋友,叫鲁北江。他说:“19755月,我参加了延川县知识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看见习近平的挎包里装着许多书,想借一本。他不假思索地给我从书包里抽出一本,是沈括的《梦溪笔谈》。

听说,他为了找到歌德的《浮士德》,跑了三十几里路才借到手。

更令我惊奇的是,他不仅阅读古今中外经典名著,连我和路遥等文学青年创办的《山花》文学报,也列入了他的阅读范围。

我非常赞赏高尔基说过的一句话:仅次于选择益友的,就是选择好书!

通过对习近平在延安七年经历的采访和调查研究,观察他的成长历程,我悟出这样一个道理:成功,是成功者主体的成功。但没有成功的机遇或者成功必不可少的外部条件,成功依然是一句空话。然而,机遇不会平均分配给每一个人,它只为那些有准备的人提供。

习近平就是一个有准备的人!在插队期间,面对特殊历史时期的苦难和磨砺,习近平没有抵触,没有怨言,而是迎难而上,努力奋进。他在插队期间刻苦读书,充实知识,提高文化修养。又通过身体力行的劳动,担任村干部,带领乡亲们改变村庄的面貌。这样的插队经历,使习近平在知识上有了充分储备,实践上有了丰富经验。

《孟子》里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的,没有独善其身,又怎能兼济天下

采访组:您1975年写过一篇通讯《取火记——延川县人民大办沼气见闻》,发表在当年920日《延安通讯》的头版头条。这篇报道真实反映了习近平当年带领群众克服困难建设沼气池的事迹。请您谈谈,为什么他当年要在陕北建设沼气池?

曹谷溪:现在说沼气利用,年轻人很难理解。为什么不用电灯照明?为什么不用天然气或者电磁炉做饭?的确,现在的年轻人很难理解习近平当年为什么要大办沼气。

历史上,陕北一直多旱少雨。口耳相传的祈雨歌令人心碎。

大沟小河断流了,山山峁峁着火了,五谷苗子晒焦了……

女人们哭,男人们喊,老汉、娃娃跪下一河滩,龙王爷哟,降甘霖,龙王爷哟,救万民!

多少代,多少年,山民们虔诚祈祷、隆重祭祀都无济于事。春天把希望的种子小心翼翼地播进黄土,然而收获的往往是肆虐不羁的秋风……

我清楚地记得,到了上世纪60年代,陕北还流传着这样两句顺口溜:

穿得好,走得快,肚子里装些酸白菜……

在习近平插队的年月里,他目睹陕北群众不仅口粮严重不足,连煮饭的柴禾也非常困难。

牛拉屎了,赶快用手一掬,撇在土墙上,晒干当柴烧。每年夏季山洪暴发时,男人们都会挥动一柄两三米长的捞河柴勺子,冒着生命危险在洪水中打捞从山沟里冲来的柴禾。一勺勺捞出来,一筐筐提上河畔,在石板上晒干当柴烧。我五十八岁的父亲就是在捞河柴时坠身洪流而亡,乡亲们追了十五里路程才找回他的遗体……

曾任我国驻埃塞俄比亚大使和中联部副部长等职的艾平同志,是延川县关庄公社二八甲大队插队的北京知青,与习近平插队的梁家河一山之隔。他在一篇回忆文章写到:印象很深的,吃饭真不容易。那时候,水要到河边井里去挑,到了雨季,井被洪水漫了,多少天吃水都是问题。柴要到山里去砍。砍一天柴烧不了几顿饭。当时村里没有钢磨,用队里的牲口磨面还要排队,排不上队就得人推碾子人转磨盘。

这里,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更令人啼笑皆非!

有一年,一个干部下乡在农民家里吃派饭。面条煮进锅里了,突然无柴可烧,连牛粪、羊粪都没有了。那女人赶快脱下自己的布鞋置入灶火口,用力紧拉风箱,终于煮熟了锅中的面条。我不知道习近平在延安插队时,是否听说过这个烧鞋煮面的故事,但我深深理解他试办沼气的良苦用心。

我在1975921日的《延安通讯》上发表了《取火记》。报社对这篇通讯很重视,主编李彬同志亲自撰写要大力推广利用沼气的社论,整整拿出两个版面,详细介绍了习近平在梁家河发起的那一场沼气革命。文中写道:

火,是被人类征服的第一个自然力。从远古钻木取火的神话传说,到煤、油、天然气和太阳能的利用,人类为了火的利用,燃料的来源,曾用几十万年的艰辛斗争,不断换取人类的文明、进步!今天,正在陕北黄土高原、黄河之滨展开的沼气推广利用,正是这个斗争的一个新的回合……

1974118,《人民日报》介绍四川推广利用沼气的报道,牵动着无数人的心思。夜里,北京插队知识青年、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小油灯下,仔细地阅读着这篇报道,他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入睡。心想:我们这交通不便、少煤缺柴、尚未通电的山区,能够像四川一样利用沼气煮饭、照明该有多好呀!他步行五十多里山路来到延川县城,把自己想到四川学习制取沼气的事告诉了北京支延干部、县委常委、县革委会副主任张之森同志,老张呵呵一笑:小习,咱们都谋到一条路上了!

41,县委根据老张等同志的建议,决定派有关部门的六名同志前往四川取经,小习也是其中的一个。

五月初,全体常委听取了赴四川学习办沼气同志们的汇报,根据延川的不同地理情况,选定县农场和梁家河等四个点进行沼气试验。

正在习近平他们破土施工之际,有人说风凉话:要是沼气能点灯煮饭,除非母鸡叫鸣,公鸡下蛋!有人甚至断言:沼气过不了秦岭!习近平鼓动他的战友们说: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无困难!

建池需要沙子,可是梁家河没有,习近平同志就带领几个青年到十五里外的前马沟去挖。建池的水泥运不进沟,他又带头从十五里外的公社背了回来。没石灰,他们又自己办起烧灰场……

(未完待续)

 

学习时报 2017-01-06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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