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市纪委培训中心开展四种文化建设，遵嘱拟写每种文化卷首语
家：
家是天空，被父母满头银发照亮，晴朗光明；家是港湾，是爱人的手臂环抱，安宁温暖；家是花圃，洋溢孩子的笑声，明媚馨香。从家出发，背负期冀，带着祝福，被关切、挚爱的目光牵引，幸福人生从这里启程。
巴：古巴人的石斧洞穿五千年时空，开启大巴山文明的大幕。《巴谣歌》在这里传唱，《巴渝舞》在这里策源，“忠、勇、节、义”的古巴人在这里繁衍生息；米仓古道的风，传颂着巴人将士出兵助武王伐纣、助秦扫六国的美丽传说；南龛摩崖造像彰显盛唐神韵，巴山背二哥演绎一方风情，晏阳初的平民情怀感动世界，一方人文的沃土延续着巴中畅达悠久的历史文脉。
红：
曾经，十二万红军在大巴山掀动一场轰轰烈烈的红色风暴，用热血与生命去书写“赤化全川”的壮美诗篇，四万人鲜血浸染出中国革命耀眼的红色。而今，全国12个重点红色旅游区，川陕苏区位列其中，30条精品红色旅游线路，巴中，榜上有名。
廉：
廉是一面旗帜，将信仰铸成火焰；廉是一种清洁精神，将生命舞成彩练；廉是一种魅力，将品格塑成一座丰碑；廉是一种力量，凛然气节，锐可铄金；廉是一种风骨，如岁寒之梅绽放，暗香浮动；廉是一种选择，以廉立身，秉廉而行，人生的脚步豪迈铿锵！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知名学者
彭邦本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几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当中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这是非常具有世界和全人类意义的。中华文明光辉灿烂、博大精深，用已故著名学者、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的话讲，是多元一体的文明。多元一体的
“元”，同时也可以理解成“来源”的“源”，指构成这一伟大文明的诸多不同组成部分和来源，就是说我们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历来就是多区域，多族群，多源汇聚，多元一体的。我们“巴蜀文化”、“巴文化”就是这个多元复合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来源。在我们中国的各区域文化当中，“巴蜀文化”、“巴蜀文明”是最具特色者之一。这不是我的发明，是我们中国先秦史学会的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所长，现任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亲口对我讲的，他认为中国最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有两处，一是“巴蜀文化”，二是“湖湘文化”。
“巴蜀文化”既然如此富有特色，如此重要，自然就很值得我们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加以弘扬。尤其是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以后，全国都在积极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今天，对“巴蜀文化”的研究和弘扬就具有了更为重要深刻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应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之为我们所用，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和繁荣。
巴蜀文化大致又由巴文化和蜀文化二者有机构成，巴中地区顾名思义，历史上就处于巴文化区域，与巴文化关系非常密切，深入研究和弘扬巴文化，可谓责无旁贷。
关于巴文化，我们还需从它的源头说起。巴文化或者说巴地的历史文化是非常古老的，最早系统的传世文献记载，首推《华阳国志》，这是一本非常著名的著作，是晋朝巴蜀地区大学者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讲得很清楚，说巴蜀地区的文明起源很早，巴蜀之为国，“肇于人皇”；又称“巴国远世则黄帝之支封，在周则宗姬之戚亲”。换句话说，巴人不仅是我们中华人文初祖黄帝之后，而且其历史渊源比炎黄还要早。“人皇”是著名的“三皇”之一，见于我国极为古老的“三皇五帝”历史传说。五帝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距今差不多有四、五千年，在他们之前还有一个传说当中的三皇时期。“三皇”有多种说法，其中比较流行的一种是指“天皇”、“地皇”、“人皇”。可见按照《华阳国志》的记载，我们巴蜀地区的文化史至少也有五、六千年。过去因为缺少考古资料的佐证，人们认为这个说法太悬了，缺少依据，说不清楚，因此好多学者都存而不论。现在看来，对常璩此说，我们不必字字较真死抠，关键是去发现它所反映的实质性历史信息——巴蜀文明或文化的起源非常古老。从这个意义上讲，常璩的说法就并非向壁虚造，而是有所依据的，因为相当一个时期以来的考古发现已经充分证明，巴蜀地区的历史，的确非常古老，其新石器时代的资料已经可以早到距今六七千年以上了。
在四川盆地东部，也就是巴文化集中分布的广大区域，已经发现新时期时代的考古学遗址遗迹有很多处。如果从整个四川盆地来看就更多了，在不少地方都已经找到了旧石器时代的遗址、遗物，其中最早的就是川东巫山县，现在已经划归给重庆了。在巫山发现了距今200多万年的早期人类化石，比它晚的就更多了。之后在距今几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巴蜀地区的文化遗址、遗迹和遗物，更是犹如繁星满天。如在川西岷江流域，就有五、六千年前的著名的茂县“营盘山文化”，和距今四、五千年的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在四川盆地东部嘉陵江流域，已经发现的遗址年代更早，如在与巴中市邻接的广元市，考古工作者已经发现了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铺遗址。在巴中地区则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巴中月亮岩、通江擂鼓寨、南江断渠和阳八台等遗址，这些遗址都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五千年左右。可见巴文化作为区域文化，巴中作为巴文化的一个区域，历史源头确实非常古老。
这里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作为“巴蜀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巴文化当初发源于什么地方？这里需要首先讨论巴文化的创造者或主体——巴人的故里何在。对此学术界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有些学者指出川东泛称巴，古代民族部落凡住在巴的，中原都称之为巴。一些学者则认为，巴人最早是从湖北省西部的恩施地区清江流域起源的，因为当地有著名的巴人“廪君蛮”的传说。另有学者认为陕南汉水上游是巴人的发源地，因而早期巴人主要就活动于汉水上中游一带。还有人认为巴人起源地远在西北，是氐羌的一支后裔。上述观点各有所见，也各有所据。根据各方面的资料，我个人认为，巴人和巴文化应该是在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率先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大巴山北面的汉水流域和大巴山及其以南以西的嘉陵江、渠江流域，是其最早的摇篮。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中地区正是处于摇篮的很关键的部位。换句话说，我们这一带是当之无愧的“巴文化”的发源地，特别是在嘉陵江流域中下游的渠江流域地区。
那么什么是巴文化？为什么称之为巴？在古代文献中同样有多种记载，学术界也有多种解释或说法。
第一种说法：“巴”的本义是蛇。这一说法初见于《山海经》和《说文解字》，其中《山海经•海外南经》还讲了一个“巴蛇吞象”的著名神话传说，并且反映这个神话故事流传的地点远在洞庭湖一带。
第二种说法：巴是一种植物的名称，叫做苴。按前人的解释，“苴”字的读音与“巴”相同，本是一种草木，有人认为就是巴茅草，或者是荆棘一类，可以用来编织房屋的篱笆，与巴地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因而后来又把生长这种植物的地方称为苴。这在《华阳国志》的《蜀志》中有反映，书中讲到先秦时期的末代蜀王，就把他的弟弟分封到了苴这个地方，而且很快与之发生了尖锐的矛盾和战争，因此《史记》也记载“苴、蜀相攻击”，并且进而导致了巴蜀的灭亡。苴的所在地，根据文献记载，就是今天广元市的昭化古镇一带，这里是秦灭巴蜀后最早设县的地方之一，历史上也曾有时候在行政上隶属于汉中。
第三种说法：巴名取自河流的形状，具体说就是位于我们巴中和渠县之间的巴河。这个记载见于三国时期巴蜀大学者谯周的《三巴记》一书。他说巴这一名称得自巴江，因为其河水从“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即此水也”。
谯周的家乡在今天的西充县，他是当时天下闻名、土生土长的大学问家，又是本地人讲本地的事，很有影响，值得重视。
对于什么是巴，现代学者也有若干解释，除了前面提到的泛称川东地区为巴的“地名说”外，还有说“巴”就是“坝”，巴人就是生活在坝子上的人的说法，这是我的老师徐中舒先生的观点。徐先生是一级教授，早年是清华研究院著名导师王国维和梁启超先生的学生。徐先生是大家，他的观点值得重视。我还有一位老师，他根据历史学、地名学、民族学、语言学的方法和资料，经过多方论证以后，提出“巴”就是“鱼”的观点。此外，还有人提出巴是石头、老虎或白色等含义的解释。
以上各种记载或解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依据。不过，依据充分一些的，应属巴为江河峡谷名称的说法。巴人是一个依山滨水的民族，他们生活在大巴山麓、嘉陵江流域，这一水系除嘉陵江干流外，包括渠江和涪江，其中渠江流域与巴和巴人的关系尤其密切。渠江流域的上游就是巴河或巴江，巴中市域内的大通江、小通江、南江，都属于巴河水系，流经巴山峻岭，河道极为曲折。值得注意的是，《三巴志》明确讲到，巴河从“始宁城下”流过，其河流的反复曲折形态犹如古文字中的巴字之形，也如沿江山峡谷地之形，因而得名。需要指出的是，始宁县是南朝梁时将宣汉（治所即后世达县治）县北部分出去设置的，主要就在今天的巴中市范围内，这在《隋书•地理志》等史籍中有清楚记载，前人已经指出其治所在“今巴中县东南一百里”，显然就在今天的通江、平昌之间。我们知道，巴江后来又流入平昌县，再往下就是渠江，渠江再流到合川，就与嘉陵江、涪江形成三江汇合，进而就流入长江了。总之，按照本地人谯周的说法，巴河是从陕南汉中流下来的，这与巴中地区的河流都是从大巴山发源流下来的，其中有些支流的发源地已经在汉中境内的事实很吻合，这些河流再往下走，就经过了我们南江县，又经过了我们通江县，当然还经过我们巴州，再下来又到了平昌。这条最终汇入嘉陵江的著名河流就叫巴江，其下游就是渠江，古称宕渠。这一流域早期的居民叫做板楯蛮，又名賨人，是巴人族群中人口数量和地域面积都非常突出的一支，这是在座的诸位朋友都很熟悉的。据研究，賨的本义，是秦汉时期赋税制度下的一种人头税专名，是因为板楯蛮有功而专门给他们制定的一种很优惠的赋税政策。
“巴”的含义既然如此，那么“巴”的地域大概有多宽多大呢？这个问题也很重要，与巴中关系很密切，需要有所交代。最早对“巴”的地域作出明确记载的仍然是《华阳国志》的《巴志》，原话是这样讲的：“其地东至鱼复，西至僰道，北接汉中，南极黔涪”。鱼复，也有人写作鱼腹，就是传统川东的奉节县，是著名的夔门即瞿塘峡所在地，现在属于重庆市，这是东周时候巴国东边的疆界和东大门。西至僰道，秦汉制度规定，“县有蛮夷曰道”，可见“道”就是当时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区划专名，因此僰道就是僰人聚居的地方。这个地方就在今天川南的宜宾一带，到长江上游了，这是巴国西边的疆界。北接汉中，当时汉中的首府在今天的南郑，与南江县很近，这是巴国的北界，当地也有不少板楯蛮居住。南及黔涪，涪指古代涪水，实际上就是乌江下游，在今天重庆的涪陵汇入长江，因而南及黔涪，就是巴国的南疆已经达到涪陵和贵州部分地方。由上可知，巴国的疆域相当辽阔，北边到了陕南，东边到了奉节，西边抵达宜宾，南边就到了今天渝、鄂、湘、黔交界的地方。
需要指出的是，巴国的地域又是个动态和变化的范围概念，特别是结合考古学资料和文献记载来看，其地盘曾经还要宽些，至少东边就到了湖北省的西部地区，北边到了汉水中游地区甚至河南南部，西边则其辐射力最强盛的时候，又到了今天的涪江流域。而它的文化因素所及，亦即巴文化辐射的范围还要宽得多，以至于巴蛇吞象的传说流传于湖南洞庭湖一带，说明巴人的一支可能后来迁徙到了那里。至于考古学文化因素，我们今天在成都平原上都能够看到。当然“巴文化”的地域和巴国的疆域概念还是有所不同的，但无论在《华阳国志》记载或现代学术研究揭示的范围内，嘉陵江流域，准确的说是嘉陵江中下游地区，包括我们渠江流域，特别是渠江的上中游流域的我们巴中地区，恰好就位于巴的中间这一带，是巴的腹心地区，这样一个情况，不仅和大巴山地区作为巴人的起源地是完全吻合的，而且与东周以后巴国受楚国进逼，疆域缩小后的情形也是相合的。如《华阳国志》说:“巴子时都江州（今重庆市区），或治垫江（今重庆市合川县），或治平都（今重庆市丰都县），后治阆中（今四川省阆中市）。其先王陵墓多在枳（今重庆市涪陵区）。”这是巴人退守四川盆地东部以后，先后的几个都城。较早的都城大概在还要靠东些的长江沿岸，因而巴王陵墓在枳。后来退守江州，当楚人攻占江州、垫江后，最后就退到阆中建都，其主要地域则在渠江流域和嘉陵江中游部分地方（因为阆中以西以北不远就是蜀国的地盘了）。在这个时期，巴中一带无疑仍属于大为缩小后的巴国的腹心地带。
总之，巴人活动、居住的范围，巴文化的范围曾经很宽。在这么宽的地域范围内，先秦时有很多族群和小国。我们川大历史系过去有位史学大师蒙文通先生说过，历史上的巴国实际上是一个联盟，由这些大大小小的诸侯邦国联合而成。巴王是联盟的首领，我把他称为共主。正是因为如此，在他之下，在联盟内部，有枳（今天涪陵一带）之巴，有廪君之巴，有板盾之巴，还有姬姓之巴，还有其他的巴。姬姓之巴是共主，又叫巴王，是周王分封的宗亲，它借助周王的力量因而最强。賨人之巴或者板楯蛮之巴，就是以渠江流域一带为中心，应该是诸巴之中地域最广、人口最多的一个，跨了大巴山及其南北麓。姬姓的巴最早就活动在大巴山北麓的汉水流域，这个巴在《左传》里面记载得非常清楚，当时主要就是在汉水上中游地区活动，并且整合整个大巴山及其周边地区各族群邦国成为其领导下的大型政治联盟。我们知道汉水上中游地区就紧靠着大巴山地，在大巴山以北、以东那边，而大巴山以南、以西就是我们巴中和渠江流域这边，两边通过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谷地通道相互交通。
在巴国联盟稳固的春秋时期，巴人曾相当强大，与当时的一流强国楚国多次交锋，有胜有负。当然从长远看最后还是屈居下风，因为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楚国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强国，在战国晚期秦要统一天下之前，真正能够和秦形成对手的就是楚国，而且楚和秦在川东地区反复拉锯争夺，相互之间的战争非常激烈。在这个过程当中，巴人后来逐渐失去了它在汉水流域的地盘，退到了四川盆地。楚人并不罢休，又沿着长江水道继续西进，就把巴人不断地向四川盆地内部逼压，因此至少是到了战国的中晚期以后，巴的地域相对就比较狭小了。根据文献的记载和考古学的材料，当时楚人已经来到了我们川东地区。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说明这个问题。
第一，靠近三峡的传统川东地区有一个叫做云阳的县，在那里有个地方叫故陵，“故”曾被误写成“固”。传说云阳故陵就是楚国的王陵所在地。过去我们对此都觉得不可信。近年来三峡大坝的修建，集中了几乎全国的考古学力量，包括我们四川大学的考古专业，几十家考古单位云集在峡江地区，搞抢救性发掘。结果发现了大量楚文化的因素，其西界至少已经到了今天忠县一带，因为在那里发现了典型的楚文化墓葬，也就是楚国移民的墓葬，这说明楚国已经占领了三峡以西相当远的地方。我们认为，从文献记载看，其移民范围可能还要往忠县以西，这个问题我们下面再讲。川东长江沿岸这些典型的楚人墓葬很能说明问题，事情非常清楚，就是楚人已到了这个地方，生活在这里，去世以后也就埋在这里了。考古发现的这些资料，和文献当中反映的楚人强大起来以后，不断向西推进、开拓这样一个趋势完全吻合。
第二，我和一些同仁近年来承担了省上的一个重大学术工程叫《巴蜀文化通史》，由此派生了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就是《巴蜀全书》，前不久省委关于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还专门提到《巴蜀全书》。在做相关研究工作的时候，我接触到北宋的《元丰九域志》里的一条材料，说是在今天达县这个地方，有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春申君的故里。春申君在战国时期与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齐国孟尝君合称“战国四公子”，是当时非常有名风云人物。楚国春申君的故里怎么会跑到达县这个地方来呢？乍一看非常奇怪，刚开始我也不相信，觉得这恐怕是前人不留心的一个误记。后来发现一系列的文献当中都有相关或相似的记载或反映，因为《元丰九域志》讲得很清楚，这个记载出自旧时《图经》，就是过去地方志的记载，《图经》顾名思义就是有图有经，应该相当清楚。其后元朝的、明朝的、清朝的官修地方志，都记载这个事情，看来不是偶然的。后来我们进一步发现，在西南地区过去的文献当中，多有楚国向西南地区移民的传说记载。如贵州的苗族地区就有所谓宋家苗和蔡家苗，文献记载得很清楚，就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灭掉了宋国和蔡国以后，把两国的贵族迁徙到了这一带的后裔，他们大量地保持了中原地区贵族的传统。根据清代的文献，他们耕读传家，虽然早已经融入苗区，却文化很高，不仅通汉文，而且出了很多文化人，与其他苗族明显不同。看来，这都是先秦时期楚人向西推进、移民西南地区的记载。
举这上面些例子，主要想说明，尽管楚人西进，巴的地盘大大缩小后，巴中地区仍然在巴国范围内，而且一直处于其腹心地区。对此我们还可以在历史文献中找出一些其他的依据，比如《华阳国志》的《巴志》就明确记载：“江州以东，其人半楚”，而垫江以西，则多为巴人。江州就是今天的重庆；垫江是哪里？不是现在的垫江县，而是今天的合川，它和江州（重庆）恰好在嘉陵江下游干流这样一条南北的纵轴线上。这条纵轴线以东，《巴志》说“其人半楚”，就是有一半的人都来自楚地，说明当时有大量的楚国移民，地点则在达县，处于今天巴中地区的东边。而在巴中地区，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有楚人在这个地方居住和活动的直接记载。看来，巴中地区不仅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长期处于巴国的腹心地区，而且当着巴国的地理范围缩小以后，确实仍然在巴国范围内，因而一直保留了比较原真、原本的巴文化的本底。这样的情况，显然和巴中地理位置有直接的关系，因为楚人向西是逐步推进的，可能还没有来得及推进到巴中一带，秦人就已经把他们灭掉了。因为文献记载反映，楚人攻占江州、垫江一带以后不久，秦国的著名大将白起就大败楚军，把楚国的首都郢都（在今天湖北江陵）攻占了，楚人只好东迁到了今天河南省东部的淮阳，历史上叫陈，离山东不远。后来在秦的进一步紧逼下，楚国都城又南迁到了今天安徽寿春，最后被秦人灭掉了。楚国之所以那么强大最后也被灭亡，重要原因就是制度上落后了。它没有采取像秦人一样比较彻底的改革，所以尽管它几乎具有整个长江流域的中下游，甚至包括一部分长江上游地区，疆域最辽阔，可能人口也是最多的，但是最后在统一战争中失败了。
秦灭巴蜀后，在今天川东一带设立了巴郡，巴中地区属于巴郡。此后到东汉末年，我们四川亦即当时的益州刺史刘璋将巴郡一分为三：巴郡、永宁郡、固陵郡。三者都分别拥有了过去巴国也即其后巴郡的一些地盘，当时汉昌县，就是我们巴中一带原来最早的县名，仍然属于巴郡。几年以后，刘璋又重新在地名上做了调整，把包括今天巴中的原巴郡改称巴西郡；把永宁郡叫做巴郡；再把固陵郡叫做巴东郡，东界在今天奉节。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巴”及其由来，它们都在传统四川的地域内。由此可知，今天湖北省的巴东并不属于历史上“三巴”的巴东郡，但是巴人的活动范围曾经到过今天湖北省巴东县这一带，则是没有问题的。
很显然，无论是从《华阳国志》所讲到的巴国疆域，还是战国中晚期巴国的势力衰弱、地盘缩小以后，渠江流域、特别是巴中地区都一直保留在巴国范围内，处于巴文化的腹心地带。秦汉时期，今天巴中一带一直属于巴郡，其后或属于巴郡，或属于巴西郡，北魏以来一直叫巴州，更足以说明它与巴文化的密切关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中地区过去一直在巴国或巴地范围内，历史上就一直是巴文化的中心地域之一，是巴文化的故里。今天我们提出要研究和大力弘扬巴文化的优秀传统，提出要打造新时代“巴文化中心”这样一个崇高理念和目标，不仅有历史依据，而且从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引领经济社会前进的角度看也非常必要。
巴中与巴文化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彭邦本
更新时间：
2012-1-17
这里对“巴中”一名也略说几句。我们知道今天的“巴中”是一个地级市的名称，早先则是一个县的名称，这是作为行政区划名称的“巴中”，出现于民国初年，当时把巴州改名为巴中。但是为什么要这样改？是有道理的。和它由内在关系、作为区域性地名的“巴中”，在历史文献当中很早就出现了。举个例子，《后汉书》的《巴郡南郡蛮传》就讲到“及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这就是公元前316年秦惠王派司马错、张仪带兵一举把巴和蜀这两个国家都兼并了。很显然，这里说的“巴中”，就不是行政区划概念，而是个地域概念，与“蜀中”、“汉中”、“关中”一样，都是习惯性的地域称谓。再比如，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左思，他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蜀都赋》，赋里提到“东则左绵巴中，百濮所充”。所谓濮人，指当时在南方地区的一个农耕民族，这是一个很大的族群系统，所以左思称之为“百濮”，賨人或者板楯蛮就属于这个系统，后来融入了汉族。至于他说的“巴中”，显然与上面一样，也是作为地域概念的、广义的“巴”，有巴地之中的意思。这就与我们今天的巴中相关了，因为我们上面已经说明，今天的巴中一直就在巴国、巴地和巴文化范围内，处于其中心区域，也就是巴地之中，所以民国初年将巴州更名为巴中，可以说顺理成章，实至名归。
由上可知，历史上巴的地域是有发展变化的，有分有合。三巴分置以后，渠江流域尤其是巴中地区仍然在巴文化核心区域。大家都知道行政区域的变化在古今都经常会发生，比如传统上地属三巴的重庆，前些年就分出去建立了直辖市。直辖以后，重庆有的学者就提出了“巴渝文化”这一概念，不再讲巴蜀文化。其实重庆只是秦汉时期巴郡或汉以后三巴的一部分，一半以上的传统巴地仍然保留在今天四川的范围内。所以我们四川地区仍然要旗帜鲜明、充满信心地研究巴蜀文化。近年来，重庆的学者也开始发生转变，积极与我们合作，一起来做巴蜀文化的研究。我们《巴蜀文化通史》有两卷，就是由重庆的学者承担的。
有关巴中在巴国巴地当中的位置，我们就暂且说到这里。下面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巴文化的精神。
所谓巴文化，就是历史上巴国、特别是巴人或巴地创造的文化。我刚才讲了，巴文化是一个极其具有个性和特点的区域性文化，它富有特质的精神大体上反映在哪几个方面呢？这个问题非常值得研究，我们本地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四个字“忠勇节义”，总结得非常好。当然或许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些，是否可用“忠勇节义、豪放包容”8个字来概括，这里初步提出来供诸位商讨指正。下面我们举例对之做些简要的阐述。
说巴人或巴文化具有“忠勇节义、豪放包容”的精神和宝贵品格，这是有充分的依据的。我们可以举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作为例子来加以诠释。商周之际，武王伐纣，号称有八百诸侯响应参加，基本来自西部尤其西南地区，其中主要有八个盟国：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这在《尚书》里记载得很清楚。周武王的这八个国家或盟邦都在西南地区，其中蜀在川西平原，其余至少庸、彭两国就在大巴山周边。据很多学者研究，巴就是彭。在川东一带，历史上有不少带彭字的地名、水名和器物名。如阆中有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开县、云阳有彭溪，巴中所在的渠江流域板楯蛮也与彭密切相关。我们知道賨人是巴人主要支系，又叫板楯蛮，板楯就是木楯牌，是一种防御性军事装备，又写作楯排、彭排，楯是其本名，板楯是就其材料而言，彭排则是因为是彭人的武器。这是一个英勇善战的族群，并以其用优质坚硬的木头制作的楯牌或彭排著称，因而闻名天下。可见板楯蛮或賨人就是《尚书》中随周武王伐纣灭商的彭，彭人或板楯蛮居住生息的地域很宽，不仅广泛分布于大巴山以南的巴中以至整个渠江流域，而且在大巴山以北的汉中等陕西南部也很多，通过蜀道就可以方便地与关中地区的周人联系结盟，出兵参战。
巴人这次参加武王伐纣立了大功，而且表现极为突出而富有特色。《华阳国志》等史书说：“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可见前歌后舞、英勇豪放的巴人，在气势上完全压倒了殷纣王的军队，迫使其临阵投降，此事因而载入《尚书》这一古代最重要的典籍，彪炳千秋。史书又记载，西汉初年，板楯蛮“亦从高祖定秦有功，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巴渝舞的由来。打战与跳舞，现在看来风马牛不相及，但两者的结合实际上正是古代军礼文化的传统，毫不足怪。打仗要唱歌跳舞，以提振士气，威压敌方，古代就是这样的。古人打仗是很讲礼的，双方一定要站好阵，鸣鼓也就是奏乐才能进军，决不能队都没有排好就进攻。坚守这样一个古代的军礼，这是历史上很多民族的普遍传统，在有的民族中一直流传到近代。如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苏格兰人都要整齐列队吹着风笛，穿着花裙子，敲着鼓去冲锋陷阵。所以巴渝舞实际上就是源于我们賨人的古老的军乐军礼传统。以賨人为先锋的灭商一战打得非常漂亮，史书记载就说，賨人歌舞引领的部队，在甲子那一天上午一仗就把商王朝灭掉了，仗打得很痛快。到了汉高祖时，我们知道秦末汉高祖刘邦是被分封在我们巴蜀汉中的，当时的汉中在地理风俗上都与巴蜀同域。汉高祖以巴蜀为其王业之基，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还定三秦，带领军队悄悄地从故道那边绕过去攻打关中地区，担任前锋部队的又是我们渠江流域的巴人——板楯蛮。仗又打得非常漂亮，汉高祖很兴奋，就下令宫中的乐人，也就是当时从事音乐歌舞方面的专业工作者，专门学习和演出巴渝舞，成为国家的传统节目，影响传袭甚为久远。巴渝舞的史实，实际上反映了巴民族是一个非常优秀而富有文化特色的民族，不仅很勇敢，而且很可爱，很豪放，很有艺术感。这么优秀的文化，老实说，如果我们不去弘扬它，那就真的对不起老祖宗了。巴文化中表现出来的一种充分的忠勇坚强，豪放乐观的精神是非常有感染力的，今天如能将之融入文学艺术作品，一定会非常感染人。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文献当中记载的巴将军蔓子的感人事迹。据说巴国一度曾经出现过内部动乱，就请邻邦楚国派军队来帮助平定，当时就讲好条件，一旦平定以后，巴国就送三座城池给楚国作为酬谢。楚国很强大，很快就把平定动乱的任务完成了，就来要帐了，直接找到责任人巴蔓子将军，巴蔓子明确回答，国家的土地是不容丢失的，我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来酬谢你，但是国家的城池没办法给。说罢就当场自刎，以头谢楚。楚王大为感动，他说，假如我的臣下都这样忠勇爱国，还要人家的城来干吗？！所以马上就命令以上卿之礼，安葬巴蔓子将军的首级，上卿相当于执政大臣，以这样一个崇高的礼节来安葬了巴蔓子，巴国也同样以国葬来葬了巴蔓子。巴蔓子将军表现的，无疑是坚贞爱国、有义有节、大智大勇的精神，实际上是反映了一个族群的精神和崇高的气节，毫无疑问是传统文化当中的精粹，是我们今天该弘扬的。
从“包容”这个角度来看，巴文化也是可圈可点的。巴地和我们整个四川一样，历来就是一个移民进进出出的地方，其文化犹如一个大型水库，水来自四面八方，又流向四面八方，在开放中形成动态的融聚。历史上的四川，曾经有过至少五六次大规模的移民，小的就难以计数了。古代最后的一次大移民就是湖广填四川，这之前，由于明末农民战争，明王朝与清军的战争，后来又是吴三桂的大规模叛乱及清廷的平叛，前后战乱好几十年，四川人口丧失殆尽。据清朝初年政府的统计，当时全川人口总共只有8万多户，省城成都到处断垣残壁，甚至有虎豹出没，省政府不得不搬到阆中去办公长达十几年，所以现在在成都基本上是以后移民的后裔，找不到清朝以前的土著人了。但在成都远郊的龙门山地区，我们还有一批土著。巴中的情况也类似，既有作为人口多数的外来移民，也有一定数量的土著。昨天我来的时候，和巴中文管所的汪所长同路，汪所长说他对此做过调查研究，认为他们汪姓就是土著，我想应该有道理。需要指出的是，在我们巴蜀地区，历来有不排外、兼容并包的精神，这与巴蜀历来就有很多移民的史实和传统相关，这是一种非常可贵的文化品格。因为如果是一个区域是开放的，其人民来自四面八方，又从这里走向四面八方，这个区域一定是充满活力的。从系统论角度说，这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因为按照系统理论，封闭的系统是没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巴蜀文化为什么能够源远流长，充满活力，并形成传统，根本原因就在这里。什么叫传统，传统就是生生不息，传之久远的一个文化系统。这和我们巴蜀文化的品格、特质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们巴文化毫无疑问也是具有这样一种开放和包容的性格。
说到这里，就得提到蜀道，众所周知，我们巴中地区是蜀道系统中非常重要的米仓道的所在地。传世文献反映，米仓道在历史上曾经发挥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据研究，它既是官道，又是商道，更是军事上非常重要的通道，历史上很多重要的战役就是借助这条通道得以拉开雄壮活剧的大幕。至于在米仓道上来来往往的人流、物流和信息流，更是源源不断，对大巴山南北以至整个西部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米仓道的研究工作，尤其是考古方面的工作至今做得很不够，所以我们现在对这条路真还不太容易说得很清楚，不像金牛道。金牛道沿线的考古和文献梳理研究，都做得相当深入，我自己多年来搞巴蜀文化，就写过几篇关于蜀道的研究文章，包括在2009年广元国际蜀道论坛做的大会主题发言，虽然把米仓道纳入了论述，但不够深入。川陕两省政协2010年受全国政协委托，沿着金牛道作了一次考察，我应邀全程参加了这次考察；今年10月，全国政协文史委又亲自出马组织了一次实地考察，都没有走到米仓道来，不过在广元举行了蜀道研讨会，我也提交了一篇2万多字的论文，当中虽也论及米仓道，但仍然因会议所在地和参加考察线路的原因，重点探讨的是金牛道、故道和褒斜道。值得庆幸的是，今年11月，省政协文史委对米仓道作了正式调研考察，国家文物局也批准了对这条古道的考古调查。现在，全国政协正在牵头会同国家文物局等部门，积极准备以蜀道申请世界文化线路遗产。有的学者主张四川这边只包括金牛道，我不赞成，我认为必须将蜀道实事求是地作为一个线路网络来打捆申报，米仓道等重要线路绝不可以遗漏。
但是，米仓道由于地理位置等种种原因，好多研究工作没有开展，基础情况不清。我们国家的考古工作大量都是抢救性的，就是基本建设挖开了，挖出文物古迹来了，考古队才赶紧上来进行抢救性的发掘。由于一个时期以来巴中经济发展相对滞后，考古工作很少开展，所以我们这边基本还是一片处女地，所幸国家文物局已经批了米仓道考古调查项目，市里也很重视支持，省考古研究院很快就会来开展米仓道的考古调查，我们希望能够尽快有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米仓道的真实面目，尤其是起源和早期发展情况。我们本地已有学者对米仓道做了一些研究，提出至迟在秦汉时期已经初步形成的观点，很有道理。其实从整个蜀道的区域上看，如果我们把文献资料和考古学材料综合起来考察，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起源应该是很早的。
历史上山地交通开辟的特点，就是其路线往往沿着河流和山涧谷道展开。这是符合规律的，因为水往低处流，水往平处流，水流的规律和人的交通规律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过去我国西部南北之间的交通，很早就是沿着山间南北流向的河谷这样一些通道来实现的。如果在野外考察迷了路，不要着急，只要找到河流，顺着河流就一定能够走出去。所以，我们巴中地区的这几条发源于大巴山的河流都是当时的通道路线所在，大致顺着河谷往源头走，翻越作为分水岭的大巴山，再顺着源于大巴山北向流往陕南盆地的河流前行，就能到达汉中，进而越过秦岭抵达关中。正因为巴中附近大巴山南北的几条河谷，都是连接巴中和汉中的路线，米仓道也就不是孤立的一条线，而是由复线或者说多线构成的线路网。因为山区作为河流的发源地和上游，支流众多，因而交通的支线也就较多。因为这个缘故，古代的通道有个特点，由于种种原因，无论是自然还是人为的原因，主要通道往往因故因事转移。比如说发生自然灾害，山崩、地震、滑坡、洪水，可能使这条线暂时不通而转移到另外一条路线，以后可能又重新回归原来的主线；或者是由于政治上的动荡、军事上的原因，这条道不通了，又转到另外一条。我们在做南方丝绸之路调查时就发现，一旦有的路线因故几十上百年没有人走，很快就已经林草覆盖，很难看请了，甚至当地的人也忘记了，可是文献上还有记载或反映，使我们得以据之进行调查。
在米仓道路线网络中，从光雾山下来途径南江的路线，是米仓道的一条主线，这没有问题。但是米仓道决不止一条，通江这边也是一条非常重要的交通线，大、小通江流经的地方都是。有人认为还有栈道，如果真的是这样，就非常重要，因为栈道一般来讲应该是一个国家工程，说到底就是要把一条交通线变成一个快速通道，只有国道或官道才有这个条件，因为这需要大量的财力、人力来兴建和常年维护，民间自发形成的路线很难办到。巴蜀地区在秦以前是没有车辆的，而车战是中原地区的主战方式。秦之所以能灭巴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它修通了金牛道，它的战车就可以进来了。《华阳国志》反映，最早的栈道是蜀人自己修的，说是秦人忽悠蜀王，打造了一头石牛，每天在它的尾巴后面丢块金子，就谎称这个牛能够拉金子，专门赠送给蜀王，蜀王高兴得不得了，就从汉中拖了回来，一路拖出了一条平敞的通道，秦国大军顺着这条路就打来，一举灭掉了巴蜀。这个传说无情地奚落了蜀王的贪婪愚昧，实际上反映，至少在秦灭巴蜀的时候，这样一条能够通过战车的大规模快速通道就已经形成。所以在《战国策》和司马迁的《史记》中都提到，秦人据有巴蜀后，“栈道千里，无所不通”。这说明，世称蜀道难，也确实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祖先用自己的智慧、勤劳、勇敢把这个困难克服或大大降低了，所以蜀道虽然难，但是蜀道也是通的，而且通达状况可以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堪称人类交通史上的世界奇观。它连接了南、北丝绸之路，这两条丝路是唐宋以前中国主要的国际通道。唐宋以后，海外丝绸之路才逐渐开通，在这之前主要靠南北丝路，沟通和境外的联系。蜀道恰好就是连通南北丝路的一个战略性通道，所以它的地位非同一般，把我国南北地区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对于我们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巩固，对于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会偏高的重大历史作用。
在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周秦汉唐时期，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都在关中长安，我们知道长安离我们四川尤其是巴中实际并不远，中间虽然有秦巴横亘，但是我们由于开辟修筑了蜀道，已经把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周秦汉唐时期，蜀道总体上是通畅的。到了宋代仍然很通畅，因为关中地区刚刚政治中心迁走，在惯性下还有相当的经济文化实力，特别是宋代四川的经济文化很发达，以强大的动力向外输送大量商品，所以蜀道上物流人流仍然很通畅和旺气。后来由于我国政治中心进一步东北向转移，经济重心也向东南转移，蜀道的重要性下降，国家不再投入巨资来维修，蜀道渐渐衰落，米仓道、荔枝道也面临这样一个情况，进而影响导致了我们这些区域经济文化的逐渐滞后。但在此前，这些地方很多时候并不落后，你看先秦巴人几度跟强大的楚国交锋，有胜有负，学者早已指出，当时的巴国颇为强盛，这是史实。再看巴中南龛、北龛佛教石窟，就会令人强烈感受到盛唐气象，那么精美的雕塑艺术，那么高级的文化，如果没有雄厚的实力做支撑，如果没有经济和文化的相应发展，绝不可能。相关资料揭示，这些足以见证巴中古代辉煌的佛教艺术，就是沿着米仓道由北而南传入的。所以，我们把米仓道等蜀道的发掘、保护、研究工作如果做好了，就整理和挖掘出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个工作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又迎来了大发展的好机会，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交通在迅速改善，当年米仓道的一些线路也开始或已经成为现代化的高等级公路。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一项世界性的经验加教训，就是务必要保护和利用好优秀的传统文化资源，这方面我们有太多的工作要做。我读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来连续出版的《世界文化报告》，书中汇集全球许多国家、地区在文化遗产、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的研究报告，遗憾的是其中没有一篇来自中国或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提示我们应该尽快赶上去。如果说巴中地区在过去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有些滞后，那么在文化资源的拥有和保护利用前景方面，我们与其它地方却共处一条起跑线上，甚至还有自身特色和优势。只要我们切实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关于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决议精神，努力弘扬巴文化的优秀传统，就一定能走出一条文化引领经济社会，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建成新的巴文化中心，再现巴中历史上曾经拥有过的辉煌。
文化就其社会领域的划分来讲，虽然属于精神领域，但又绝不仅仅只是停留在精神领域。换句话说，文化资源又具有经济属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从资源变成资本，形成产业、产品，由此它就成了经济本身，所以文化绝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文化本身就意味着经济。我个人一直从事历史文化的研究，这些年来也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参与了省内外的一些文化产业的规划打造等工作，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化一旦和我们经济社会发展有机结合起来，就可以产生非常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由于专业工作的原因，我到过世界上一些地方，发现在发达国家和地区，一个共同现象就是非常重视文化，而且文化和产业以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结合得很好。比如在欧洲，法国的总统在国际场合讲话，很少提法国的经济，他主要谈法国的文化，他认为他们就是文化立国，因而刻意保护其悠久而独特的文化。可是我们知道，人们到了欧洲，总是想方设法要去法国，尤其是巴黎，因为那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太有吸引力了。既然世界上这么多的人都千方百计要到巴黎去观光体验和消费，试想巴黎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会低吗？反观我们过去，确实有很多教训需要汲取，如在成都老南门锦江上古老的万里桥，是“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一成语典故的诞生地，该成语出自三国时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时的著名对话，如果古桥保留下来，将给多少人一个充分的理由来此一游。可是尽管有许多学者在媒体上强烈呼吁保留，最终还是把它拆了。现在看来，这是把金饭碗砸了，去打造一个随时可能锈蚀的铁饭碗。
现在，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反转使我们能够冷静地汲取先行者留下的深刻经验教训。在巴中地区，源远流长的巴文化，蜀道文化，三国文化，红色文化，还有光雾山等得天独厚的高品质生态，构成了非常优越的资源本底。须要指出的是，当今世界所谓生态，已不仅仅是一个纯自然概念，它早已经进入人们的文化关怀视野，是以人为本的，所以一个世界性的共同提法叫做生态文明。假如生态而不文明，而无文化与之深度融合，其价值是要大打折扣的。
如何用好本土资源发展文化产业，促进经济社会进步？从理论研究到实践运作都还处于初期阶段，这对后发地区倒是提供了相对平等的发展新机遇，这里只是抛砖引玉略谈几句。首先应该转变观念，对文化资源有全方位的认识，尤其要深刻认识它对于一方发展的经济社会价值，并使之从资源有效转化为资本。为此须要组织力量深入发掘、全面梳理本土文化资源，摸清本底，一是从中发掘最具特色的文化元素，以之融入、渗透到各类产品、产业，提升其品质和附加值；二是从本土资源中梳理出富有特色的亮点，作为文化产业尤其是文化创意、文化旅游、文化体育（如山地休闲运动）等产业的生长点，构建和延长产业链，形成特色文态与业态、形态和生态有机结合、四态一体的良性发展格局；三是从本土资源中提炼出底蕴深厚、魅力独特的文化符号体系，赋予城乡环境，寻求实现巴中文化的世界表达，打造城市和区域特色品牌，从而整体提升巴中鲜明的城市形象和知名度，增强综合实力尤其是软实力、核心竞争力，持续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总之，这是一门理论和实践并重、博大精深的学问，需要认真研究，从而达到取精用弘，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目的。
通过研读巴中的地方史志实地考察，深感巴中悠久丰富的历史文化和优良生态，是我们最具特色的资源。很多资源都是一次性的，可是文化资源生生不息，只要会用，越用越多，越用越丰富，越用越值钱。对于巴中这样极其丰厚而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巴人的子孙无疑应责无旁贷地把它保护好。当今社会城市化发展非常快，城市越发展，上述资源就越彰显其珍稀价值。但在许多发展很快的地方，这类资源已经或正在迅速消失，我们作为后发地区，恰好可以把它变成优势。后发地区的发展不宜简单沿袭先发展地区的老路，否则容易陷入努力追赶也总难以自拔的落后地位。一定要紧密结合自身资源，培育自己的唯一性和特点，通过错位或差异性新路径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我认为，现在巴中市提出以特色先进文化建成文化强市，以引领经济社会全面进步的战略新思路，正是如此。
巴中市作家协会于２００4年由市编委批复成立，并于是２００5年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２０１０年市编委出文明确了作协的机构级别、领导职数。六年来，市作协在在市委、市政府及市委宣传部的领导下，在省作家协会的指导下，积极主动工作，组织和团结全市广大文学工作者和文学爱好者，在组织建设、阵地建设、队伍建设、文学创作、活动开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在全省市州文学发展态势中居于前列，为巴中文化事业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现将作协工作的基本情况汇报如下：
一、组织机构
今年来，２００5年首次代表大会产生了市作协第一届领导班子。主席：高隆才（原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广电局长，已退体四年多）；副主席：阳云（市广播电视台副台长、广播电视报社社长）；夏文冰：巴中日报副总编；姚松柏（市救灾办主任）；张中信：（原旅游局副局长，已调成都青羊区）；苗勇：（原通江县常委、工会主席，已调省总工会）。秘书长：阳云（兼）；副秘书长：杨通：（市广播电视台）；张万林（市政协）。市作协所有领导成员均为兼职。隶属宣传部直接管理。
二、文学创作
巴中的文学创作整体情况较好，作者的创作激情高，特别是诗歌写作在全省市州比属于前列，写作人数多，质量整体较高，在《星星》、《诗歌月刊》等省内报刊推出专辑，在国家级刊物常有作品发表，是巴中文学创作的一张名片。散文创作居中，小说较为薄弱，不过今年情况有所改变，以大巴山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相继出版：李国军、苗勇的《曾溪口》、李晓春的《山道》、杨贵华的《红色天骄》、高隆才的《金匣溪》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个人出版专著成为常态，每年最少有20部以上问世。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文学作品比较普遍。有些刊物一期上会有四五个巴中作者的作品同时亮相，成为一道风景。每年的中国年度文学作品选，都有巴中作家作品入选。
二、文学阵地
市作协坚持了机关刊物《巴中文学》的出版发行。自市作协成立几年来，从没有断期，现为季刊，页码逐年增加。最多一期达到２００余页。同时编排印刷上注重了质量，开办特色栏目，如《人文巴中》，重评介、推新人、增加刊物的可读性；编辑了《平昌江口水乡端午诗会》、《中国工农红军石刻文化文学作品集》、《校园诗歌》、《巴中籍外地作家作品专辑》等。
以“巴中网”为平台，开通了小说、散文、诗歌论坛，并进行专人维护、专人管理，其中的诗歌论坛《原点诗歌论坛》在巴中诗人的共同打造下，已成为全国知名网络诗歌论坛之一。原点诗社定期或不定期组织诗社成员交流作品，出版《原点诗选》。《原点2009年诗选》诗集出版后，《中国诗歌》2010年第9期在其中选发了巴中六位诗人的作品。
与市图书馆合作，建立了巴中作家作品专室，收集巴中作家作品进行珍藏和展览。
加强对各县、区文学工作的指导，积极联系各区、县作家作者。通过市作协和各区县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通江县的《通江文艺》、南江县的《光雾山文学》、平昌县的《平昌文艺》和巴州区的《巴州文化》都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按时出刊。
三、文学队伍
一是吸纳有一定创作成绩的作者加入市作协，二是积极向上级作协组织推荐我会创作骨干。现市作协会有近４００人，而申请入会的还比较多。省作协会员有１１０余人，与其他市州比，位居前列。中国作协会员２人。
组织本地作家、作者定期进行文学研讨，市作协不定期组织文学沙龙，邀请作家、诗人及文学爱好者品评作品，畅谈创作感受，激发创作热情。加强与巴中籍外地作家诗人的联系，定期交流文坛信息，促使他们关注、支持巴中文学事业的发展，积极推介巴中地域文化。西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新诗研究所所长蒋登科、原省作协副席王敦贤等对家乡巴中文学创作给予极大的关注；一批巴中籍作家诗人创作势头旺盛，盛名在外；同时巴中这几年有很多创作骨干因为文学原因调出了巴中，如张中信、苗勇、鲜圣、王林先、李清荷等，活跃在文坛。
市作协积极发挥纽带桥梁作用，加强会员联系，整合创作资源，在各个文学体裁中培养了一大批老、中、青创作骨干，使巴中文学蓬勃发展。
四、文学活动
市作协靠组织活动营造创作气氛，激发创作热情。市作协每年都要举办文学采风、文学笔会和作品研讨会。我们先后在成都召开了“熊光林散文集《风吹过的时光》出版座谈会”、“阳云《笔走光雾山》出版发行暨巴中旅游文化发展座谈会”、“三重奏·杨通、王志国、马嘶诗集出版暨巴中诗歌发展座谈会”
等。
先后举办了“平昌江口水乡端午诗会”、“大山的记忆·中国工农石刻文化采风活动”、“追赶跨越、加快发展，巴中作家看南江”、“巴中作家红色通江采风行活动”，并与市林业局联合举办了“绿色巴中·天然氧吧”文艺创作大奖赛征文征稿及深入林区采风活动等。每次报名者积极踊跃。
五、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是组织机构松散。作为主抓文学工作的市作协，无机构，无编制，无场地，工作人员都是业余兼职。
二是经费十分困难。财政对市作协没有预算，前几年每年下半年单独向市政府写报告解决几万元运行费。今年增加了部分，给了８万元，市作协每年实际开支费用要１５万元以上。包括刊物的出版印刷邮寄费、开展活动费用、办公费、出差开会接待、编辑费等。这些年主要是靠四处拉赞助，基本满足了日常运转。
三是文学创作的氛围还没完全形成。由于市作协机构人员均是兼职，活动开展还不经常，对作家、作者的联络、组织、培训及其作品的扶持、提高还不充分。
四是文学活动还不太丰富。由于市作协机构松散、经费紧张，文学活动开展不能形成机制，未能经常性开展文学采风、文学笔会、作品研讨、作品推介等活动。
六、建议
１、抓好换届工作。按市作协章程，五年任期早已满了，而且，班子成员变动大，部分人员已退休或调离巴中，不便于开展工作。
２、市作协应该争取成为独立机构。有机构、有编制、有人员、有经费，才能保障作协的相关工作的正常开展，也才能有条件推动巴中文化的发展。
３、巴中文学工作要积极介入当前巴中的大发展之中，服务大局，服务市委、政府的中心工作，要多开展活动，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以文学传播巴中。
如品功夫茶
地球上有茶树七八千万年历史了，被人们发现和利用，相传起源于神农时代，也有四五千年。“君不可一日无茶”，茶兴于世，自然赋茶、说茶、论茶者蔚然，研究茶经、茶道、茶史者众多，自唐始，便有不少有关茶的专著问世。今人彭从凯先生奉上一部数十万字的《中国古代茶法概述》，茶界治茶学说又添新人，实令我惊奇和感动。
作者自我介绍，喜茶好茶仅十余年时间，业余爱好主要精力还是花在了文学与摄影上，出版了数部书藉，也算小有成就。偶得机缘，一脚踏入茶事门槛，便滋生探究茶事前世今生的热忱，成了研习茶道茶事专业者，初入门便取得不俗成绩。前些年出版的《通江茶事概览》一书，成了中国茶界第一个研究四川东路茶的专著，此书后获得四川省第十三次地方志优秀成果一等奖，肯定了其价值意义。
或许是此书的出版和影响，让作者对茶学探知的激情更炽，视野更宽，再次独辟蹊径，选择了中国古代茶法作为研究对象，作为做学问者，贵在找到前人没有做过的领域，方能体现学术价值。在广义的茶法研究领域中，目前尚无系统的、全面而翔实地研究从唐代至清代的茶法。关涉茶法的专著，已有成果要么只是某个朝代，要么重点又是研究的茶叶商品经济。从凯的茶法研究课题有系统性、完整性，而且拓展了茶法研究的范畴，对茶叶的生产历史、茶文化的发展、茶叶制度、茶叶的国家管理等方面均有涉及。无疑填补了我国茶史研究的又一项空白，对我国目前的茶业发展也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和推动。
治史是一项需要耐得住寂寞的人从事的事业，处当下时代，社会喧嚣躁动，诱惑无处不在，能有心向史而究就理，难能可贵。而作者本人非专业出身，更有如此热情与毅力一头扎下去，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之中，剥茧抽丝，耗费数年时间，搜集大量有关茶法史料，再分析整理，形成了这样一部专著，精神可嘉。同时我想，作者地处偏远，资料查询困难可想而知，特别是古代并无专门茶史，茶叶有关记叙是散落在庞大的其他历史典籍里，而今人有关论述也是分散在文章专著中，要最大限度不遗漏，能搜集采撷其英，达到齐整完善，也是一件难事。
然纵观本书，作者做到了，除研究的基本思路，诸如视角、方法、途径、目的等创新外，其编排体例，深得治史要义，脉络清晰，章节有序完整，其掌握史料丰富，引用的规范也不得不令人佩服。治史者要严谨，治史者犹如矿工在历史幽深的隧道中采掘，发现矿藏，挖掘出论者所需材料，作者完成此书购买——翻阅史籍
——，记录笔记——引用——，做到了一切记载、论述均有权威的准确的出处，保证了书的品质。
最后我要说的是，读从凯《中国古代茶法概述》一书总的感受，如同品一壶功夫茶，要有茶者之修行，细闻其香，静观其色，一小杯小杯慢慢地品咂，才能品出深遂的古朴的味道来。
在某报上看到一篇《通江小吃“水仰绊”》，倏地撞击开我记忆的闸门，一下鲜活亮光了，这个名称似从时光隧道而来，陌生又亲切。这个流传于通南巴平四县区部分区间的词语，似乎早已被遗落了，今天捡起来，就有了乡村古朴拙笨的意味。
什么是“水仰绊”，其实就是“包谷馍馍”，大巴山地区山民千百年来生活的主粮，就是包谷、洋芋，对包谷的吃法花样很多，而其中做包谷馍馍是属于比较高档次的。经过长期的实践，摸索出了多种蒸制“水仰半”方法。素的，菜馅儿的、油煎的，也有烧烤的。人们习惯用嫩南瓜丝、嫩辣椒丝，再放少量的腊猪油做馅儿，并用新鲜柚油或桑树叶裹嫩玉米浆做水仰半。用这样的原料做出来的水仰半，既有树叶的清香，又有鲜玉米的纯甜，还有蔬菜的美味。人们为了改变口味，人们会经常变化花样，有在玉米浆里加白糖的，也有加蜂蜜的。在生活紧张的特殊年份，这就比较奢侈了。更多只能加点糖精呢。用油煎水仰半做起来省事，但费油，少有人做，只是在招待贵客时才会采取这种做法。
玉米是普通食物，世界上粮食总量最高就是属于它了。大巴山地区，除平坝河谷地带能产小麦、水稻，山上主产就是玉米和洋芋。山里人将玉米当主粮，山下山外的人，玉米虽不为主食，但新玉米即将成熟时，人们还是一样要去掰嫩苞谷，尝尝新，其吃法会变化花样，比如煮面疙瘩、蒸“水仰绊”、搅糊糊等。尝过新后，便不再受重用，毕竟它还是没有大米来得滋润滑细。一般都是在尝过新后把玉米拿来当饲料或酿酒了。
不过，这些年人们口味变了，不仅注重口感，还要讲营养和健康，玉米的功效和作用放大并被广为告知，玉米被尊崇到高位，据德国营养保健协会的一项研究表明，在所有主食中，玉米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是最高的。专家研究可预防心脏病和癌症，玉米中的维生素含量非常高，为稻米、小麦的5－10倍，让研究者自己都感到惊奇。另还有降“三高”减肥等等作用呢，高度重视吃玉米是对自己身体健康负责，吃“水仰绊”相当于吃补品了。于是，那不登大雅之堂的“水仰绊”，居然在今天就能裹着一身的乡野气野，堂皇地上了高档酒店的餐桌，再不是灰故娘和丑小鸭了，时常见食客们对桌面上的山珍海味无动于衷，而所谓的“水仰绊”倒是赢得宠幸，尽数揽入腹中，啧啧被人称味道很正。
过去，农村人做“水仰绊”，专门摘那大的桐树叶，象蒲扇，做出来的馍，一个少则半斤大则七八两的，背脊有轮着的手指厚。手上摊着一个“水仰绊”，象拈着砍骨头的砍刀，厚重、瓷实，绵密。乡人做“水仰绊”，一般都是很重大的事，不做则已，要做就会蒸几大锅，放在那里慢慢吃。今天，“水仰绊”进城，也改革了一些装束，做得很秀气，样式虽有变，但基本的做法和味道没变，所以吃起来就有些别样的滋味，既吃出了健康，又吃出了乡土味。
不过，我始终对原本就是个包谷馍馍，怎么就叫成了“水仰绊”纠结着，我问询了许多人，都得不到合意的解释，反正老百姓从来都这么叫，这便是回答。但我左琢磨右揣度，包谷馍馍弄了这样一个很富有动作词性的名称，一定含有寓意。望文生义，仰绊：在大巴山中一般是和扑爬对称的，扑爬是人在走路时绊倒了，向前跌，仰绊则是脚向前滑，屁股后背着地，特别是在雨后泥泞稀路上最容易摔倒成这个样式。那么包谷馍馍一块一个的，不象窝窝头或馒头包子之类可以坐着，它只能在盘子呀碗里仰放着，如此不是仰绊着的吗，并且它只能摆放成这样的姿势，一想就很形象了。水，在巴中的话里是好看，是嫩，我们形容年轻的姑娘，常用的词儿就是水色好，水灵灵的。这样一组合，包谷馍馍叫作“水仰绊”也就不难理解了。我这样解疑，不知可对？
2011．10．7
杨通、马嘶、王志国三位诗人的诗集同时出版，联袂而出以作品呈现，很显著地展示着巴中文学发展状态，是巴中文学界的大事盛事，是巴中文化人的乐事喜事。
政治清明、经济发达、文化繁荣，是一个地方全面发展的标志。政治引领，经济后盾，文化教化，三者相系互动，推动社会前进。建地设市近二十年时间，巴中的诗人作家自觉担当文化重任，在一方土地上默默耕作，坚守心中那份圣洁的人文情怀，潜心写作，挥洒激情，泼墨诗意，一批有影响力的作者亮相全国，一批有份量的作品刊载各大报刊或出版发行。巴中，成为蜀地文学高地，不论自觉与否，巴中作家以文学的方式传播着巴中。
文学的传播不同于新闻传播，以电视、电台、报刊、网络等媒体手段运用来得直接、表现得直观、到达得广泛，文学的方式它是一种间接作用，但更深沉，更久远，更有韵味。李白之于白帝城，陆游之于剑门，孙犁之于白洋淀，贾平凹之于商州等等，古往今来，无数的作家以作家之名或者作品对一个地方进行传播的贡献。
杨通、王志国、马嘶以及更多的巴中作家诗人形成的创作群体，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让巴中形成了一个文学场，营造出浓烈的文学氛围,巴中的诗歌创作群体,成了巴中的文化名片。如同一座森林的存在，郁郁葱葱一片，张显生机和活力，但是仅此还不够，还需要代表人物，似森林中的参天大树，来代表高度，来擎举旗帜，他们三位是具有实力的代表人物，应该说是当之无愧，我期望能涌现更多。
我对执著的写作者始终充满敬意，特别是处在当今社会下，喧哗与骚动，价值多维取向，金钱至上，物欲膨胀，还依旧保持一颗诗心，坚守内心那份理想，不为物质羁绊，不被世俗左右，淡定从容，甘于清贫，用文字构筑想象的空间，将人类健康的情愫弘扬光大，是需要很大勇气和毅力的。写作需要才气，三位写作者才气毕露，但仅有才气不够，还需要一种热爱，对脚下的土地，对斑斓色彩的生活，对大千世界的自然与人倾注极大的人文关怀。同时更需要一种执着，不迷失在多重诱惑里，能够做到不舍不弃。
今天，我们来评价三位诗人的成绩，不是他们个人事，他们的成绩属于巴中，他们用自己的写作，告诉世界，在中国，在四川东北部的巴中，他们有理由自信而骄傲地说：我们在这里，文学在这里，我们用诗歌的形式在行走在大地上，用文人的方式传播着养育我们的土地，表达一份沉甸甸的的爱。于体察里、在感知中，努力向心灵的世界拓展，着力为自然社会抒怀达情。
我一直在思考文学是什么，诗歌有怎样的功用，文化能释放多大的力量。我们承认文学不是GDP，不是城市高楼大厦，不是产业园区，它的贡献不是实体的存在，与吃饭穿衣无甚关联。但文学又总是与我们如影随行，没有了文学，人就成了空心的稻草人。作为精神产品的文学，是文化的核心，是母体艺术，文学的这种地位与价值其实不论是怎样的时代或什么样的人都不能改变的，某种意义上说，人是文化的存在。人靠精神领航，才能浮游在水上，否则将蜕化为四只
脚的动物。于此我们讲发展，经济再强大，如果没有文化的发展，那都是跛脚的发展。
伴随着市委制定的建设“两地两区一中心”发展战略和“追赶跨越，加快发展”总要求，巴中文学有可以大繁荣，诗歌再发展的实现可能。事业兴，关键靠人，巴中的文化人责任感和使命感强烈，有文化的担当意识，有用文学传播巴中的自觉行动，能主动参与融入巴中发展中，人人给力，用笔抒写当代变革传奇，意愿明确。巴中文人的另一优点，能精诚团结，互相提携鼓励，共同发力，将整体优势发挥到极致，推动文学创作竞争发展态势，水平质量不断上扬。
相信文学功用，相信巴中文学能有所作为。巴中文化底蕴深厚，历史、自然、民俗风情等等，都需要作家诗人发掘、整理、呈现、丰富、提升，这里面有宝藏可采，有大文章可做。贴近生活，融入时代，关注心灵，营造巴中的人文环境，为巴中发展助力，文化人也是建设者。
201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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