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可以说，在大众兴起之后的“媚俗”时代，多关注基层应无不妥；在世风尚雅而尊崇精英的时代，仍不能不以当时社会所重者为研究中心。套用林肯的一段话：对19世纪以前的中国史而言，部分史家长期研究底层或全部史家在一段时间里研究底层皆无不可，若全体史家长期研究底层，绝对会成大问题。具体到中国近代史，前半段仍在尊崇精英的时代，后半段士人的地位开始下降，然余威仍不时可见，故基层社会在整体历史中的地位，尚须
| 民族主义感言 |
| 2004年07月21日10:24 作者：罗志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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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快结束时，当时广受舆论关注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Alfred T. Mahan)曾预言∶二十世纪的世界新格局将是非西方(non-west)、特别是是东亚地区的兴起，因而会出现非西方(或东方)向西方强权的挑战。鉴于这样的发展趋势，美国必须明确其西方认同，并责无旁贷地起而捍卫西方的强势地位。马汉一向认为战争和扩张是一个健康国家(a healthy nation)的标志，一个进步的国家(a progressive nation)必须扩张，而一支强大的海军是实行扩张的基本因素；所以他的\'捍卫\'意味着强烈的进攻性。但战略家马汉也知道更深远的因素是文化的，他指出∶最终能够维护西方强势地位的唯一选择是西方 |
历史学是以经验为主的人文学科，史料的收集耗费了学者的主要精力，国内学者限于种种条件，对方法论的问题，普遍训练不足。该书以国内学者不太熟悉的理论框架，来重新演绎历史，对于扩大历史学界的视野，是很有裨益的。同时，作者也并非停留在大视野的空论上，对个案也作了相当的研究，有所突破。作者有志于“拓宽视野”（第9页），希望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第193页），来诠释思想、学术和知识分子地位的变迁。笔者这一辈因社会和个人的原因视野狭窄的学者，对于作者的志趣理应表示欢迎。笔者本人也常常鼓励年轻人，在方法论上，要有所突破，有所创造。
笔者不反对作者的志趣和方法，对于学派
哈贝马斯的著作翻译成英文后，其关于“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观点迅速为美国中国学界所吸收，并转化为认识中国社会转型的工具。比如罗威廉在他著名的有关汉口的研究中，就移植了“公共领域”的解释框架，罗威廉发现，汉口是在十九世纪崛起的新兴城市，很晚才确立自身的城市边界，所以并不具备韦伯所说的行政城市的特性，同时在汉口的城市人口中移民比例甚高这一性质，也为公共空间的产生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他认为汉口商人市民组织的各种机构如商会、救火队等都具有类似西方公共领域的特征，比如行会组织就具有大宪章式的管理职能，很少受到政府的干预。罗威廉也曾用“精英能动主义”一词来描述汉口近代市民精神的形成，以印证希尔斯所说的“市民的风范”在中国亦有类似的表现。（注：WilliamT.Rowe,HANKOW:ConflictandCommunityinaC
罗威廉的观点曾在美国中国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也遭到了魏斐德、黄宗智等人的批评，比如魏斐德就认为罗威廉所惊喜发现的一些标志中国“公共领域”产生的社会组织，可能不过是旧有社会组织运作的翻版，同时他所着意
1、从文学的'后现代'争辩到史学的'后现代'叙事
从上面的分析可知，中国文学界是借助'东方主义'叙事获得'后现代'话语表述的优先权的。其论说焦点始终定位在如何区分西方对东方民族的'他者化'想象，以及中国思想界如何设计出可以替换此种想象的各式'民族主义想象'。所以文学界发生的各种所谓'后现代'论说，大都关注的是中国与西方在互动过程中的跨文化临界状态，基本上无法回答中国内部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制度挑战这类问题。
中国史学界所涉及的'后现代'问题正好与此相反，其关注点并不聚焦于跨文化意义上的解读，而是把主要精力用来探讨中国历史所应呈现出的某种'前现代'状态。他们的基本判断可以表述为：现有的历史解释基本都受到现代因果关系叙事与线性进化史观的污染，使我们无法知晓历史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本真状态。'后现代'史观的任务就是要割断进化史观人为搭建的前后衔接的连续性解读策略，而是截取某一段历史场景，尽量设身处地般地在那特定的历史脉络中评估其可能造成的影响，如此一来，各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变得只具有某种'阶段性'的意义，而并非扮演着衔接前后相续之历史链条的粘合
谁是庄存与?在接受了魏源和龚自珍代表19世纪中国的改革精神之说法的史学家笔下，他通常会在注脚里被提上一笔。谁是刘逢禄?在历史叙述里，他通常只是魏源和龚自珍的老师。然而，若是细读常州庄家与刘家的历史档案、家谱和手稿，学者自会感到一阵晕眩。庄存与和刘逢禄站在帝国晚期政治世界的舞台中心，相较之下，魏源和龚自珍乃是边缘角色，他们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大部分源自20世纪学者的共识。
要掌握清朝今文经学兴趣的完整意涵，我们必须从研究“康梁”转为研究“庄刘”。一旦观察角度有了改变。一系列新问题就出现了。庄存与转向今文经学的政治脉络是什么?庄家和刘家支持常州的今文经学派的社会作用是什么?如果研究目的只是呈现思想总结于康梁的今文经学的内在演变，那么上述问题并不重要。再者，新观点不会把今文经学的演变化约为中国社会与政治史，但是它的确让我们得以呈显演变开始时的18世纪脉络，我现在要仔细探讨这些议题，以便显示中国思想史超越了中国哲学史的藩篱之后的可能成就。
在16到19世纪间，常州的庄氏宗族发展为一个强大的亲属组织，其势力包括在地方上的
18世纪晚期，清朝的儒家学者章学诚宣称“六经皆史也”。从汉代到清朝的两千年来，这些儒家经典一直被奉为“圣经”，再加上四书，共同构成了儒家教育的基础。此外，科举考试也要求对这套儒家典籍的通熟作为担任官员的知识条件。不过，到了章学诚的时代，这些经典正在失去原有的支配性地位，其势虽缓却已无可挽回。相对地，历史研究的势力逐渐形成气候。章学诚的登高一呼，代表着中国学术界演变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到了20世纪，史学与哲学已经无可逆转地取代了经书，成为现代中国学术的支配性框架。
如果章学诚活在两百年后的今日，他或许会说：“廿五史皆文也”。在我看来，20世纪晚期的世界学术也正面临一个转折点，在最宽广的意义上，这次转变对我们所了解的历史研究构成了严重威胁。当今有许多批评史学家的人，认为
旷新年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思想”股市上，陈寅恪、吴宓、顾准和胡适这些人物在自由主义的“题材”下被炒爆了，他们被戏剧化和轶事化。陈寅恪“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已经成为了流行一时、人云亦云的门面话，这边厢思想家们纷纷出来论证自己第一个发现了顾准或者陈寅恪，正如那边厢文学界的“后主们”为“后新时期”的发明权而挥老拳。然而，谁又真的去读他们的书，谁又真的在乎他们的思想，尤其是他们思想的脉络和语境（context）呢？这些在现代思想和文化史上似乎怎么也走不到一块的歧路一样的人物在死后是怎样被接轨到自由主义的通往天堂的大路上（因为据一位新权威主义的发言人说，所有自由的大路都是通往天堂）就更是我等所不能理解的机密了。正如唐德刚所说的，“以前的娱乐场中有句俗话说，'会看的看门道，不会看的看热闹。’就'看胡适’（Hu Shih watching）这宗娱乐项目来说，它和'看梅兰芳’实在是大同小异”。
胡适是现代中国一位路标性的人物。现代—modern，用30年代上海的俗话说，就是
